沈旭暉、陳智遠﹕後現代智庫的三個面向
2006年3月6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Roundtable
無論董建華、曾蔭權還是彭定康，都說過要「加強政策研究」。這樣的承諾令從事所謂「智庫」行業的人無數次興奮，也無數次失望，但卻還是接受不了香港難以培養傳統智庫的現實。接受了這現實的人，卻會立刻否定智庫存在的任何空間，結果白白浪費新智庫為社會聚積的潛能。當我們了解智庫在西方的社會功能，就會明白他們何以在香港難以發揮、明白香港需要什麼的智庫，才能夠從上述悖論得到解脫。
外腦 旋轉門 孵化箱
雖然有學者認為智庫早在19世紀出現，但一般都以1950年代成立的美國蘭德公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研究與發展(R-AN-D)公司」——為現代智庫先驅。綜合不同研究，西方對智庫的定義主要有四項﹕
1. 獨立自主，也就是財政不能單靠政府或財團，多少也要有民間集資成分﹔
2. 非牟利，也就是智庫負責人不能直接分紅，雖然他們通常收取巨額薪金，並有大量附帶收入﹔
3. 進行政策研究，也就是進行走出學院象牙塔、但同時具備學術嚴謹、向社會提供政策建議的研究報告﹔
4. 進行上述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影響施政，過程牽涉公共溝通、內部游說、人才培訓等高度專業化的技術。
符合上述要求的智庫，對公民社會有什麼價值﹖最輝煌的智庫集中在美國華盛頓K街，它們飾演溝通全國上下層、溝通學院和政府內外層的中介角色。對政府而言，一些智庫被稱為「外腦」，承擔政府部門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工作，有點像內地盛行的所謂「槓杆(GONGO, Government-organized NGO)」組織。
但更重要的是智庫的「旋轉門」功能，讓學界、商界和政府人才得到溝通的支點，總統退休可以到智庫，學者從政可以到智庫，商人「貢獻社會」也可以投資智庫。只要「旋轉門」功能確立，智庫自然會吸引新一代人才，成為「孵化箱」，培育政府一直強調香港缺乏的政治人才。不少智庫領袖都由免費summer intern做起，所以智庫又承擔類似Ba叔的經理人角色。
正因為智庫有這些社會功能，它們必定是公民社會的重要一員，研究報告才能點石成金。在《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y﹕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一書，Weaver與McGann指出，雖然智庫不像政黨、壓力團體般直接介入政治，卻藉這些角色，為政策過程築起網絡與交換訊息渠道，匯聚各方智慧，釋放思維能量，逐步扭轉建制中人思維，並將意念具體化成政策。J A Smith在《The Idea Brokers》指智庫其實從事「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不是衝鋒陷陣，而是慢性滲透，逐步影響官員、輿論、政客的政治想法與政策取態。
香港智庫的先天失調
作為前智庫領導人，邵善波那句「香港智庫沒有『智』，也沒有『庫』」的slip of the tongue，卻真的側面反映了香港智庫發展的先天失調。「政策研究」在香港從來是最難籌款的項目，捐款人除非是進行政治投資，否則極少願意資助——何不直接捐助大學，起碼能得到更漂亮的命名權﹖和國外資金關係良好的智庫，又每每被批評為「勾結外國勢力」。
結果資助香港政策研究的主要還是政府，中央政策組也確實批出不少研究合同。問題是這類研究不是「外腦」，而是「外肢」，合同批出一般都按投標人的立場取向決定，中標後的收入只能夠聘請研究員從事相關研究，研究報告對社會完全不公開——並非因為有什麼機密，而是所謂的「研究」毫無公開價值。現在政府信奉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一切外批團體承包，智庫一度以為這是莫大「商機」，後來才發現自己淪為政府部門的廉價低層技術官僚，整天「研究」公廁人流、公屋梯級距離對不同住戶的影響，這些都是連政府官僚也不願承擔、卻不得不做的項目。真正的「外腦」思考，在香港不值一文﹕歸根到底，連特區政府也沒有全盤扭轉施政方向的權力，遑論智庫﹖
有能力的人少有以從事香港智庫為己任，這道「旋轉門」就算吸引了一級人才，都要面臨「有將無兵」的嚴峻問題——現時智庫始終缺乏調動免費研究專家的能力。美國智庫的成功，在於專家學者都義務出錢出力撰寫報告，上行下效，新一代也走進「孵化箱」。香港學者為智庫掛名卻不是賣交情，就是為分帳﹔願意參與研究的學生，立刻發現成為被刻薄的免費勞工，情願到那邊廂高度商業化的民調中心要外快。
當香港智庫希望影響施政時，社會一方面將它們政黨化，另一方面真正的政黨卻沒有當它們是盟友。就算當，也提供不了西方政黨能提供的具體支援。如此同時，香港缺乏執政的概念，無論學者學棍政客政棍提出什麼訴求，經常被認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於是出現了一個吊詭﹕每當智庫提出action plan，就會立刻被歸邊，公信力不升反跌，因為它們實在沒有獨自行動的能力。但單一議題卻難以令智庫持續生存，例如我們可以成立反領匯關注組，但反領匯智庫卻沒有可持續發展空間。
公民社會潛能釋放的機器
按目前香港智庫條件，不可能吸引真正的人才長期全職工作。政府把智庫「外肢化」、社會對智庫缺乏資助、學者在智庫找不到前景、智庫缺乏推動獨立議題能力，務實地說，這些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但香港實在需要「一些東西」，承擔「旋轉門」、「孵化箱」、「外腦」的功能，否則香港的公民社會永遠都是劉兆佳所說的「低度整合」，99%的人都不願／不敢／不希望直接參與社會，剩下那1%卻分成99派天天自瀆。
我們看不見政黨有這樣的思考能力，例證為不同政黨高層均說，與其搞政策研究，不如多辦蛇宴實際。我們看不見大學會承擔這樣的角色，只因大學撥款委員會沒有這樣的欄目，相關研究跟國際學刊亦沾不上邊，更不獲政府重視。
另一邊廂，卻有不少年輕人才，對社會有一定關心，卻害怕政黨、社運人士的二元思維﹔有高度學術能力，但是厭倦參加學術期刊的嚼蠟遊戲﹔本身從事商業活動，但是不願意以「撈格」終結一生。這樣的潛能，是特區政府從來未能發掘的，也是所有現存組織難以掌握的。能夠加以聚集這種潛能的，只可能是智庫——一種符合香港實際情的「後現代」智庫。
這裏說的「後現代」不是無聊的學術話語，而是指港式智庫的唯一空間，在於「聚集潛能，再讓社會釋放能量」的公式﹕
1. 香港智庫不應效法政黨那樣以單一立場為宗旨，它們的宗旨反而應該是推動破立的過程，教導社會零和遊戲的不智，並以身作則成立立場不同的研究小組。智庫的行政機器應該提供跨學科整合的指引，讓成員對其他專業範疇有基本的掌握，做出大學忽略的研究項目。智庫不能靠直接影響政府施政為生，相對優勢只能是通過大眾媒體下放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並相對超然於利益政治。
2. 有了這樣的momentum，智庫可以承包大學沒有考慮的研究。這些研究應該由會員主動建議，而不是按政府招聘或智庫領袖的意旨決定。可能有九個研究都是垃圾，但一個會成為社會新議題的設定，智庫這樣才可以逐步掌握應有的agenda-setting capability。學術水平有限的研究和其他項目，卻可以幫助智庫營運，讓智庫中人通過建立「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方式，讓公利和私利得到重疊，社會對智庫財源非奸即盜的成見，才可能被逐步打破，人才才可以大量湧現。
3. 上述公式必須同時進行，「後現代」智庫必須將社會需要的「孵化箱」、「旋轉門」、「外腦」一併製造、結合起來。參與其中的人，未必明白整個智庫的全部社會功能，但最終亦會明白，這是社會未開發的潛能，而且需要合乎21世紀管理模式的方法來釋放——這就是告別「強政勵治」的paradigm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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