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鄉綠色生活社

生活達人﹕辦區報建設鄉郊
明報 2013-07-21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鮋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覑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鱓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鰠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懐賄選咩？佢懐係賄選鮁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鮁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懐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鱓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鮁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鮋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覑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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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北新發展區寮屋居民關注組

關注組舉報東北發展涉貪
蘋果日報 2013-03-04

【本報訊】政府懶理反對聲音，發展新界東北，滅村迫遷，引發官商勾結的質疑。粉嶺北新發展區寮屋居民關注組指，政府在2007至2008年間正式提出發展計劃，但多間地產商卻有如「先知」，近十多年早着先機在區內囤地。巧合地，地產商收購的農地，均被政府考慮規劃作住宅用途。關注組昨天到廉政公署舉報，疑有人在發展計劃中涉貪，促廉署介入調查。

關注組由粉嶺區6條非原居民村落的寮屋居民組成。關注組指，上任特首曾蔭權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正式提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但是多間發展商早於十多年前，已經積極在區內收購農地。

關注組參考政府諮詢文件所列的初步發展大綱圖，發展商持有的地皮，巧合地全數獲規劃為住宅用地。至於無人收購的地皮，則全被劃為政府設施和公園用途。

規劃資料疑外洩

關注組指，發展商似乎早已知悉政府發展規劃，針對性收購有望轉為住宅用途的地皮，質疑負責規劃工作的政府人員，曾將規劃資料外洩，讓發展商早着先機。關注組促廉署介入調查，並為土地發展制訂防貪指引。

新界社團聯會

新社聯冀年增2萬會員
【明報專訊】新界社團聯會近年迅速冒起，會長梁志祥透露，聯會將在今年國慶前後舉行籌款晚宴，目標籌得400萬至500萬元，用於加強地區服務基礎。新社聯現時已有約21萬會員，梁志祥說，仍希望會員數目能以每年2萬名的速度增長，惟梁否認新社聯籌款是要用於選舉，又說該會暫無計劃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和民建聯分拆名單參選。

盼籌款500萬 加強地區服務

新社聯在新界9個分區均有屬會會員，梁志祥稱，去年該會有不少劇團、文藝團體加入，令會員人數增加，惟現時會方每個分區每年只能撥出2萬元，供每個地區舉辦日常活動，資源未能應付需要，因此聯會計劃在9月至10月期間舉行籌款晚宴，加強地區服務基礎。

暫無意與民建聯拆伙選立會

梁指該會在去年選舉已派出130多人參選，部分和民建聯合組名單，至於只以該會名義出選的則沒有統計。早前有傳該會正部署在下屆立法會選舉，獨立以新社聯名義出選，梁志祥稱，民建聯對新界議題未必熟悉，而新社聯派獨立名單參選，亦可能影響民建聯票源，因此暫時沒有分拆名單的計劃。

身兼元朗區議會主席的梁志祥又說，冀在元朗劇院門外空地辦本地農產品墟市，每周兩次，惟計劃仍需再在區議會討論及與元朗劇院商討，亦需向地政總署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他說目前有機農莊亦要面對客源不夠的問題，盼墟市能吸引更多顧客。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

環團促支援本地農業
蘋果日報 2013年1月28日

【本報訊】有環保團體發現，過去20年內地菜的批發價，平均比本地菜高出三成，天氣惡劣時更會扯高蔬菜價格，菜心批發價相差八倍，惟本地蔬菜供應已萎縮至只佔全港2.3%，如內地天氣反覆，市民就要捱貴菜，促請政府推出措施鼓勵本地農業發展，提高本地菜比例，舒緩菜價波動情況。

菜心批發價相差八倍

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菜聯社）綜合蔬菜統營處數據，發現1990至2000年，內地菜批發價比本地菜貴41.2%，2000至2010年就貴20.2%，打破多年來「內地菜平過本地菜」的想法；如果內地天氣惡劣、影響輸港菜量，本港菜價即時暴升，如去年3月，蔬菜統營處的菜心批發價最高達每斤20.9元，4月已回落至2.3元，價錢相差八倍。菜聯社行政經理喬建欣解釋，內地菜場規模比香港小農大得多，有充足設施、人手為蔬菜預冷保鮮，按大小規格分裝，令賣相合乎市場預期，故可賣更高價錢。

據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本港有5,900公頃用地可用作耕種，惟當中半數已經棄耕。喬建欣估計，如棄耕土地恢復耕作，本地菜市場佔有率可回升至超過一成，希望政府參考其他地區，推出豁免稅項、修橋築路等優惠政策和措施，支援本地農業發展。

香港沃土發展社

香港沃土發展社

我們的信念

我們致力改善中國內地及世界落後農村的人民，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空間和能力。 我們同時致力向所有人推廣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觀念。
我們的發展工作，建基於對人的價值和潛能的信任。我們深信發展支援的工作，並不是施予和贈送， 而是傳遞一份更重要的信息 — 尊重與關懷。我們相信通過參與我們的工作， 可以更體會到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願望是不受客觀環境所限制，是人與生俱來的價值， 令我們自己也深受鼓舞和激勵。
我們深信免於貧困、接受教育、享用醫療衛生服務、發展自我與土地的能力，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 只有相互肯定和支持所有人的這些權利，人類才能夠共同締造一個持續發展的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的信念包括

• 助人的同時，我們也在肯定和鼓勵自己美好理想和善良的願望。這是世界每一處都最需要的進步。
• 每一個人的潛能和價值都應該得到重視和尊重。
• 助人發揮潛能和價值，是對他們最大的重視和尊重。
• 互助互愛的力量才能補充和制約私利的不足。
• 我們相信、倡導，並致力使自己和他人有一個可信任和有效率的平台，去實踐這些信念。

請用地理來說服我

請用地理來說服我
Sunday Workshop--生活達人

認識陳劍青以來，幾乎每次見面或通電，他都會有新發現的「規劃陰謀」告訴我，「政府而家講緊個×××項目，第日其實會變成咁咁咁的。」

如果時間或場合許可，順手就找出一堆圖表文件給我看，哪裏將要建鐵路、拆樓房、毁生態、割地賣港……早在地圖、設計圖、上千頁的環評報告和官方文件之間隱藏蛛絲馬迹。09年反高鐵是起點，之後陸續揭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香港被規劃事件、汽車及遊艇自駕遊、新界東北「深港富豪雙非城」等中港融合黑箱規劃；以學術研究的力量，解構政客和利益集團的大話連篇。「現代政府的管治方式，就是用理性幌子去包裝利益和權力意志」，不斷以公眾利益為由，說一切為你好、解決房屋需要、為香港未來長遠發展、創造就業，「挑戰這種政治操作，關乎真相與謊言的角力，你要用數字、理據，清楚講出那套說辭的荒謬，背後包裝着什麼。揭開問題本質、講出真相，就是一個研究者在社會裏的介入位。」

文：林茵
圖：劉焌陶

地理是， 地方的道理

揭穿謊言之餘，身體力行組織反對運動，後果是成為政府眼中釘；月前劍青主力協助村民抗議新界東北被規劃，被左派報章封為「癱瘓新東發展幕後黑手」，大肆批鬥，「佢拗唔贏才會抹黑你，代表佢驚你。佢抹黑，就確認我講中問題核心，應該繼續去」。

在成為「幕後黑手」之前，陳劍青其實是個地理學研究員。在社運組織者或媒體評論時政的熟悉臉孔中，很易找到讀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經濟學出身的人，地理學系則少見。

「好多人以為讀地理就是學石頭、氣候。大學year 1 時有個地理學者跟我們說，咩係地理？就是地方的道理。去睇各地方如何運作，當中有無道理可言？他這樣定義地理學科的關懷。當一個地方無咗道理，新界鄉郊可以比原居民亂來、邊境可以被黑箱規劃，就是地理學介入的時候，重提這些改造城市空間、破壞土地行為的不公義在哪裏。」

地理學無處不在

要判斷一個地方有無道理，涉及法律、人權和眾多其他學科的知識，「從空間角度提問，基本上在地理學之前加個形容詞，就可成為一獨立科目。例如犯罪地理學，研究犯罪與空間的關係、地區分佈或犯罪空間的特色。剛寫了篇文關於動物地理學，講動物的空間行為，人認為門口是一間屋的邊界，對我隻貓來說，只要門開着，牠會走到門外樓梯對落三層的地方才不再前進；我們認為窗邊是屋的盡頭，懸崖一樣，貓卻企得好安詳，不認為窗框是邊界，這就是貓的地理，跟人的理解不一樣。還可以講城市建築跟動物的關係、動物的空間權益等。其他如暴力地理學、性別地理學、倫理地理學、死亡地理學，都以空間角度豐富對問題的理解，地理學無處不在，可以介入所有議題。」

「咁闊一個學科，但你好少在主流傳媒見到地理學者去comment 各種事情，導致香港人好似完全唔認識這城市。為何香港人會到2012年才開始問「政府其實有幾多地？」這本身不應該是所有市民的地理常識？咁大家學的地理去晒邊？一係你畀人洗腦，「香港地少人多」，二是真正掌握這些知識的地理學者，無出來講清楚件事畀公眾聽。」

本土地理學與社會脫節他形容，現時本土地理學界跟社會的接觸完全失效。七十年代的香港地理學家大部分都研究香港問題；近十幾年卻追隨國際學術界的「中國熱」，為了論文容易發表、學術資金充裕，逾七成學者都以內地為研究對象。

「但這一方面也是個迷思，你們是否真的不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研究香港的paper 一樣有學術期刊登，為何完全忽視香港本身的內涵對整個學術討論的重要性？在後殖民、城市和區域範圍裏，香港都是個好豐富的研究對象，日日咁多事發生、咁多爭議。」

學術研究無法介入本地爭議，理論與當下社會現實脫節，令香港人長期缺乏土地問題和空間政治的意識。

「從前社會運動以政運、工運較多，也有抗拆運動，提出居住權、安置賠償等問題，都從人出發的關懷為主，強調村民、居民的感情，理念上例如人民規劃，道德上批評佢假諮詢等。但諮詢永遠都是假的嘛，所以你也只可以不斷咁批評佢，政府亦好純熟地回應。」城市地理學關心以上這些，但同時還包括整個城市發展的邏輯、城市空間如何被形塑、社區發展的脈絡、土地如何分配的問題。

「比如新界東北這次，你見到研究的力量，真正在社會爭議的過程中打開了土地問題，原來「土地供應不足」呃了香港人幾十年。其實是土地分配失衡，佔人口一半的公屋居民，只住在兩成已建屋土地上，丁屋人口卻用了逾四成的建屋土地。」知識和數據拆穿新界東北發展的謊言，學術研究有效地支援社會運動。

港人空間意識崛起

土地和城市空間成為市民關心的主題，只是近年的事。

「我04、05 年讀大學，那時研究院的師姐說，香港最關鍵的就是土地問題，其實我聽唔明的。土地？在城市生活，你住緊一幢「樓」、見到重建影響一群「居民」，你見不到什麼土地，空間這些詞彙很抽象。」從前人們對土地的理解，大概限於業權、買賣等商業行為，隔鄰樓宇重建，就算影響自己都覺得無權干涉，因為「塊地是人家的」。

「03、04 年的紅灣半島是一個轉捩點，按從前思維，人家有地權、有審批、鍾意拆咗幢樓再起過，關你咩事？但那次竟然有香港人關心起隔鄰的地方來，會問人點解要拆樓。其實唔係好影響佢哋，可能起咗私樓，第日附近樓價仲好。但佢哋關心。這是港人空間意識的崛起，這種關心會由你想了解、發表意見、去到想參與決策，一步步提升。」

對抗和戳穿規劃的謊言

及至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空間論述開始進入主流媒體；事件中，空間除了是爭取保留的目標，也作為社運策略，「保衛皇后碼頭時一個組織者講得清楚，不止要動員人們來這空間，在將這裏變成大家會進入、聚集、舉辦活動豐富它意義的過程中，我們要透過皇后碼頭這空間來組織群眾」。以理論家HenriLefebvre 的「三元空間論」（production of space）來說，現代社會空間的其中一種叫「呈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 ofspace），例如規劃師、技術官僚畫的設計圖，有房屋、有商業、有綠化地帶，營造一個抽象、概念化的空間，一切都很有秩序，彷彿對市民有一種全面的關懷、為令人相信這規劃是合理和中立的，但這種「呈現的空間」抽空了地方本來存在的日常生活、發展脈絡。要對抗和戳穿它的謊言，須透過「空間的呈現」（spaces of representation），重提在該真實空間裏人們的生活模式、曾有的歷史、各種互動的空間實踐、人們是如何運用這地方，以證明這空間的性質跟「呈現的空間」不一樣、政府專家企圖展現的是一幅假象。例如市區重建的規劃構想圖往往只有被重建區的一塊，彷彿它跟現存的生活及重建區周邊的空間都沒有關係；或如最近的蓮塘口岸，政府將其呈現為單一、自存的口岸工程，一塊獨立的空間，要說出這工程的問題，研究者或社運組織者便需要告訴群眾，蓮塘口岸一旦開通，跟新界東北發展成豪宅區的關係、而這區變成內地富豪居住的地方，又跟全港的整體發展有何關係，以帶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黑箱規劃港人失地

近一兩年港人對城市空間和土地的關注大增，卻同時跟中港族群矛盾相互交纏——痛恨自由行入侵港人生活、大陸資本炒貴住屋、商舖，新界東北淪陷為「雙非城」。劍青認為，港人關心自家土地，不必然要牽連上族群對立，「問題根源自深港兩地政府的黑箱規劃，由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到新界東北、洪水橋、東涌三個新發展區，還有一簽多行、自駕遊等措施，佢哋暗裏有一幅深港同城、中港融合的藍圖，你從各項政策文件會睇得出整套思維和發展方向是這樣，但他不告訴你，更不讓你參與決策和討論，你問佢會不斷否認，話一切係為香港好，係「香港人的新市鎮」，高鐵、自由行製造幾多就業和經濟效益。其實根本係國家落order要做，為國家發展服務。」深港同城族群矛盾「自由行從來不是一個旅遊概念，他們來是買奶粉的，這是個生活概念來的。03 年好似順理成章，香港經濟差，中央送大禮。但你睇返文件，其實SARS 之前，親中智庫一直已諗緊自由行，為的是未來深港同城化，只欠一個時機推出。於是03 年經濟上給些「甜頭」你，然後變成一簽多行，畀大陸人來香港生活、探親、生仔、讀書，建立粵港一小時生活圈。」

「族群衝突好大部分源自生活經驗。我自己都試過，搭東鐵往上水，明明架車已滿，水貨客一嘢飛個篋入來撞你對腳，你縮個空位出來，佢個人就攝埋上車。如果你真的住那地方，日日咁畀人撞，你一定有情緒。族群衝突是從這些經驗出發的一種關心。但如何令佢哋明白，這其實是一個黑箱決策導致的？知識分子和社運應該帶出來一個清晰的說法。」

劍青認為，在兩地政府的思維裏，一簽多行、然後變免簽證，逐步令關口消失，深圳居民來香港買貨根本是計劃之內的正常事，不是什麼「打擊水貨客不力」；但市民不知情下，日日見水貨客搬來搬去，就會覺得水貨客本身是問題，看不到這是有政府官員私自為香港定下深港同城發展方向所導致。

「我覺得行動上要講清楚，如果只睇到具象，去光復上水站趕走佢哋，但繼續一簽多行，唔會解決問題。甚至梁振英可以話，「唔想見到水貨客？我哋去北區搵塊地專做佢生意、隔離佢哋， 唔影響香港人生活了」，相信好多人會收貨，但咁佢咪成功更改香港條邊界囉。」

那些都是港人無法參與

一簽多行、自駕遊、宜居灣區等中港規劃，香港人完全無法參與，甚至不被知會。「法改委話諮詢過香港，原來是諮詢過港區人大！但我哋唔想要喎。」爭取區域規劃民主化是關鍵。

「成個未來設計佈局是好黑箱的，無人會睇大陸的簡體字文件，也未能講清成個脈絡和論述。新界已經被定位為國家戰略發展土地，如果不說清楚成件事是去到這個層次，大家只會繼續討論「香港人的新市鎮」應該點設計，或者只能將矛頭指向政策下的一些表徵，例如水貨客和雙非。」

儘管不希望事件落入族群矛盾和衝突，但劍青認為，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上，市民開始有「香港人的地方，為何要畀大陸人來住」等質疑，也算是意識上的進步。

「以前講土地，永遠用一種技術語言去討論，例如賣地收益有幾多、如此地積比有無浪費、成本化唔化算，所以應該或唔應該起；但唔會質疑背後整個政治經濟的邏輯，土地開發為誰、為何而做。現在香港人不會再覺得，土地拎去賣好正常，而會問，這規劃背後有咩政治目標、服務哪些人、對我們的城市有何好處？土地應該如何分配？我覺得意義上是進步了的，變成全民都可以參與的討論。

在這時機下，將焦點引導向要求規劃和決策權的層次，逼政府交出一套城鄉發展和整全的土地策略，是民間應該爭取的方向。」

研究力量介入社運

地方變得沒道理，就是地理學者介入的時候。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等保育運動劍青都有參加，但並非組織和決策者。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研究， 「只不過係個讀書人，對規劃、空間批判和城市理論有興趣；但實地考察得多就發現，香港情况真的好差。09 年第一個令我落手跟進的個案，是新界東北天平山村，有塊田畀貨櫃場圍堵，如果我唔幫個村民手，三個月後佢就會被貨櫃場吞併，彷彿從沒存在過一樣。理論如果唔實踐，研究可以永遠繼續做，這些事也會繼續發生。」

睇文件要睇得快過高鐵

其時反高鐵運動醞釀中，劍青和數名朋友組成調查小組，幫手研究整個基建項目的成千上萬頁的資料文件，發現這不止是拆一條菜園村的事，沿線村落會被抽走地下水無法耕作、大角嘴舊區會沉降有塌樓危機，功能組別有利益輸送嫌疑，令抗爭運動帶上高峰，「那時我們有個口號，『睇文件要睇得快過高鐵』才可以砌冧佢」。雖然撥款仍通過了，劍青至今仍協助沿線受工程影響的村民。其後新界東北、豐樂圍、南生圍、西貢鄉郊，丙崗村等發展項目，還有其他中港融合政策措施， 「十幾廿個issue，這一兩年來無停過」。除了看文件、跟個案，還寫文章，網上宣傳，帶記者考察採訪，最近新界東北進入關鍵時刻，索性辭工，靠積蓄全職搞社運。「反高鐵後成立『本土研究社』，現時約有十個核心成員幫忙，大家都看到研究的力量，希望孕育本土知識、做本土研究和支援社區運動，也是個鼓勵知識生產、靠捐款計劃嘗試養起研究者和社運組織者的實驗。

鄉土學社SoIL

鄉土學社SoIL (Society for Indigenous Learning) 於2012年盛夏成立，位於上水梧桐河畔華山村旁。致力推動鄉土教育，從農耕、歷史、文化、地理、自然等範疇向土地學習，重新認識生活。


| 鄉土教育 |

再思鄉土
一個人的生活空間，就是鄉土。那個空間可以是我們出生、成長的地方，也可以是我們定居以後，產生熟悉感、親切感，對自己生命有意義的地方。但在城市不斷失衡發展下，鄉土正在一點一滴被抺去。保育鄉土，就是保存社群及個人的根。

再思教育
主流教育以考試為本，偏重知性發展，限制了學生發掘生活空間的多元和豐富。鄉土教育，就是透過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和識覺，認識我們生活的空間，使社群成員認識和欣賞鄉土歷史、地理、自然、環境和文化的獨特性，認同生命的尊嚴，尊重差異和不同的生活選擇，促進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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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農業 |

耕種是學習鄉土文化的重要一環，同時我們以生產模式進行耕作，親身加入農業市場，與本地農夫站在同一陣線，支持本地農業。

鄉土學社的實習農夫都曾於馬寶寶社區農場學習永續農業耕種或Permaculture自然永衡法，我們都一致地認同當中的永續理念：

- 不施化學物品於農田，保護土地以及四周環境
- 遵從自然規律，不時不植
- 循環再用社區資源，回收廚餘、收集乾草造堆肥
- 本地生產及銷售
- 農產質素由社區認證，非「有機認證」。設立認證是因為買賣雙方不信任，靠認證來保護雙方。在「社區認證」的概念下，消費者能直接接觸農夫和農田，親身了解農產的種植環境和方法，從而建立信任，不靠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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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網絡 |

廚餘回收
我們每天到上水石湖墟的食肆和店鋪收集廚餘，拿到田裡造堆肥。廚餘種類主要為未經煮熟的菜尾果皮、豆渣、咖啡渣、藥材渣，這些原本被標籤為「垃圾」的資源能延續其未完的生命，既減輕埋填區的負擔及運輸消秏，亦能物盡其用，成為肥料滋養土地。

學社依靠與社區的合作來養育土地，也讓區內居民認識在梧桐河邊一小片田野上的鄉土情懷和與自然共生的概念，重構鄰里關係，建立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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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 |
地址：上水華山村DD51 LOT503&4 （近梧桐河及舊華山村公立學校）
電話：9807 8327 (沈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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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Info
Founded 2012
Contact Info
Website http://soilhk.wordpress.com

農村貧富差距擴大

農村面臨貧富差距擴大隱憂 (19:35)
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國際警戒線。

這份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發表的《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對6000多戶農村居民過去三年的現金收入進行了抽樣調查。

調查發現，收入最高的20%樣本農戶與收入最低的20%樣本農戶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區域來看，西部地區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為8.81:1，東部次之為7.71:1，中部為7.16:1。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鄧大才在發布會上指出，務工與務農收入差距是導致農村收入擴大的重要因素，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是中國社會工農差距、城鄉差距在農村的集中體現。

報告顯示，最高收入的20%樣本農戶中，務工農戶佔比88.9%，務農農戶佔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樣本農戶中，務工農戶佔比17.5%，務農農戶佔比82.5%。

2011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3191.87元，與2009年調查數據相比增長15.09%，對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0.98%，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及轉移性收入對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不足三成。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自2006年啟動百村觀察計劃，目前已覆蓋258個村、4000個農戶、103個社區，一直秉持獨立調查的原則。調查報告的所有數據都來自一線實地調研。

這次調研採用的現金收入數據均為調研人員入戶調查獲得，由於研究院沒有對國內通脹指標進行獨立測算，所以本次基尼系數的測算並未剔除物價因素。

研究院院長徐勇說，對中國來說，未來的改革重點就是要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破除體制和法律上的束縛，盤活人財物，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來確保務農收入不低於城市務工收入，這樣中國的農業就不必為接班人發愁！（新華社）

團體質疑坪輋發展

坪輋發展拆村落保貨場
團體質疑為省賠償 逼遷非原居民
【明報專訊】涉及上水、粉嶺及坪輋打鼓嶺3區村民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第三期諮詢本月底結束。數百戶居於坪輋逾半世紀的村民上月才知家園將受影響，打造171公頃「優質產業區」。本報翻查圖則，發現圍繞發展區一帶有逾124公頃「露天貯物」用地未被納入發展範圍。有團體質疑，政府發展「特殊工業」犧牲本地農業，並拆遷可賠償較少的非原居民村落，沒仔細因應土地用途作規劃，是嚴重破壞新界面貌。

前特首曾蔭權在2007年施政報告內，曾提出發展新界東北，把粉嶺北、古洞北和坪輋打鼓嶺3個區域打造成新市鎮，2009年完成第二階段諮詢後，至今年6月恢復第三階段諮詢，並更改發展模式。自出生已居於坪輋昇平村的李葆恆，上月底才得知坪輋將屬新發展區一部分，遂自發組成保衛家園聯盟，通知受影響村民有關資訊。

調查：九成村民反對遷出

村民與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朱凱迪研究和統計發現，他們接觸的600多戶村民，近九成反對遷出，在171公頃發展規劃下，坪輋約有三分之一（50多公頃）農地會受影響。朱凱迪指出，若發展計劃落實，50多公頃農地將會「被消失」，換來只有6公頃的「綠化地帶」，而村民的原居住地更會發展成36公頃未必有實際需要的「特殊工業」用地。

本報翻查資料，發現現時位於發展計劃東南邊，有至少124公頃「露天貯物」用地，儲存建築材料、貨櫃場等，並有數公頃工業用地，全部未有納入今次發展計劃，意即日後的住宅和特殊工業，將有可能被大量貨倉包圍。從衛星圖片所看，只見相關土地滿佈貨倉，住屋較少。

政府曾指收地首選臨時倉庫

城規會曾指出，工業用地（丁類）涉及對環境不利的工廠，應鼓勵逐步重建，而在去年施政報告提出覓地建屋時，政府亦表明會首選研究北區的工業用地、臨時倉庫及荒廢農地作房屋發展。村民代表李葆恆表示，不明白在新界東北發展中，政府要集中徵收有村民居住的地帶，而不考慮重新規劃周邊貨倉地，而政府指要發展「特殊工業」，卻犧牲本地農業，解釋牽強。

村民：為工業犧牲農業 解釋牽強

朱凱迪亦批評，近年政府發展新界地方，經常力打擊非原居民，質疑政府是否因為貨倉地可能屬原居民所擁有，涉及巨額賠償和遷置費。

明報記者 鄭穎瑩

八鄉綠色生活社

八鄉綠色生活社與浸大合作推廣有機農業
八鄉綠色生活社與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教授陳允中合作，成功向浸大「知識轉移合作項目」申請十萬元種籽基金，落實「八鄉錦田地區有機農業推廣計劃」。計劃將於九月份開始，一連六個月進行，項目包括本區農場產業調查、「本地產‧本地銷」地區運銷網絡，以及居民農業工作坊等等。

陳允中表示，計劃有三個目標，包括：

1)將有機耕種及休閒農業發展成八鄉錦田的首要產業，促進農夫之間的知識交流，並根據累積的經驗，推動香港農業政策改革；

2)以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為方法，串連農民、居民和鄉事代表，建立重視本區農業及農地保育的新共識；

3)發展以農業為核心的社會企業，包括導賞、農業學校、飲食、民宿等，為鄉民增加本區就業的機會，通過社會企業的模式，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八鄉綠色生活社」主席馮汝竹表示，很高興得到浸大資助計劃，將會在九月前在社區內公布詳情，讓更多居民和農友能參與其中，一起為發展本區的有機耕種產業努力。

(轉自：好消息：八鄉綠色生活社與浸大合作推廣有機農業)

世銀1億美元支持黃山農村

世銀1億美元支持黃山農村 (10:06)
世界銀行擬以1億美元貸款支持安徽省黃山市建設新農村。

這將是中國首個以新農村整體建設為主題的世行貸款項目。

世界銀行考察團已於日前專程到黃山市考察並對世行貸款新農村建設項目預鑑別。

據了解，該項目總投資約2億美元，其中申請借用世行貸款1億美元、黃山市配套1億美元，項目計劃今年底前後實施，實施內容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古民居保護、軟環境建設及技術援助，建設周期為5年。

據初步測算，該項目將覆蓋黃山市所轄三區四縣，可提供4萬個就業崗位，直接受益農民達10萬人，間接受益人口超過50萬人。

（新華社）

內地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

內地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 (13:03)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末，中國內地城鎮人口比重達51.27%，數量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2011年主要宏觀經濟數據。數據顯示，中國內地2011年總人口13億4735萬人，比2010年底增加644萬人，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統計局官網顯示，從城鄉結構看，內地2011年城鎮人口已達6億9079萬人，比2010年增加2100萬人；鄉村人口6億5656萬人，比2010年末減少1456萬人。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另外，2011年內地出生1604萬人，出生率為千分之11.93；死亡960萬人，死亡率千分之7.14；人口成長率為千分之4.79。

從性別結構看，內地男性6億9068萬人，女性6億5667萬人，性別比為105.18（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7.78，比2010年末下降0.16。

從年齡結構看，60歲及以上人口1億8499萬人，佔總人口的13.7%；65歲及以上人口1億2288萬人，佔9.1%；15-64歲人口10億283萬人，佔74.4%比例，比2010年底微降0.1個百分點。

中國內地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不包括港澳地區及海外華僑人數。

（綜合）

烏坎改寫抗爭史

烏坎改寫抗爭史
【明報專訊】先是若干次小規模上訪和示威，政府除了一如既往派出警察圍堵之外，沒有打開更多的溝通渠道，終於釀成一次大規模示威活動。

規模雖然盛大，但秩序井然，理性克制，在高呼「反對獨裁」、「還我人權」、「懲治腐敗」的同時，也打出「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由於仍然只有盾牌，警棍和催淚彈代表政府，衝突勢在必然。

一直躲閃的政府突然冒了出來，不無亢奮地為這次示威活動定性，稱其僅有少數人參與，動機雖然良好，但被別有用心的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同時，宣布民眾自己成立的自治組織為非法組織，對為首者進行抓捕。事關切身利益，能夠獨立思考，發自內心請願的民眾，深感訴求被忽視，人格被羞辱，同時看到了「秋後算帳」的伏筆，於是爆發更大規模和更長時間的示威遊行。

宣布非法更受擁戴

代表政府工作的機構陷入癱瘓狀態。自治組織被宣布非法之後，更加受到民眾擁戴和珍惜，能夠高效組織抗議活動，而且成功倡導理性克制，自治範圍之內，社會秩序良好，不僅沒有動亂，連小偷都改邪歸正。同時，為了保護自治，他們與警察形成對峙，僵持數月之久。

在此期間，民眾代表一直呼籲與政府對話，期待更高層領導出來傾聽呼聲，體察下情。境內外媒體從不同立場廣泛報道，種種傳言帶給他們希望。這些傳言包括﹕最高層受到欺騙，尚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後也意見分歧，正在權鬥之中，只要我們堅持和平請願，最終會有好的結果。

這不是在描述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是眼下發生在廣東陸豐烏坎村的抗爭運動。但是它們如此相似，恍若時光倒流。烏坎村勇敢的「非法組織」，激情澎湃的遊行和靜坐，四處飄揚的旗幟和標語，都會讓二十二年前的青年錯把村委會當做天安門。同時，大批軍警的武裝待命，政府基層的癱瘓，高層的沉默，都讓人深感不安，解決之道似曾相識。

聯想起天安門事件

事實上也並非烏坎抗爭和天安門事件之間有什麼特別的聯繫，它不過是中國社會民間抗議的一個普通範例。極權之下，大多和平克制的抗議活動都與此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只是在或多或少地重複。六年之前，汕尾就發生過相似的農民抗爭運動，以軍警的無情鎮壓收場。

我仍然努力去發現變化，從中窺伺結局改變的可能。首先看到的，卻是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政府採取偽裝和欺騙手段，抓捕了村民代表薛錦波等人。村民們再次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放人，政府卻通知薛家前去認領屍體。政府宣布薛錦波被秘密抓捕兩天之後，發生心源性猝死，卻牢牢控制住屍體。薛家在僅有一次的目睹親人遺體之後，看見其滿身傷痕，相信他是遭受酷刑而死。

同時傳出政府願意出一千萬元買斷薛錦波遺體處置權的消息。不經過任何監督程序，政府隨意動員納稅人的錢來買納稅人的命，這種荒謬的事情，是經濟發展之後的一個新趨勢。

無論薛錦波的死因如何，通過近年來野蠻的房屋強制拆遷，非人的上訪者黑監獄等事情，民眾早已了解，至少基層政府在對待民眾抗議時，比二十二年前更加胡作非為。放在一個較長時期來看，這些作為都是高層縱容甚至授意的結果。但在具體的事件中，它讓高層的沉默更多地顯出其冷漠和失職，而不是對希望的幻想。隨覑屍體的一天天腐爛，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也愈來愈少。

權利意識更多覺醒

另一方面，烏坎村的自治組織和抗爭運動，也與二十二年前以學生為主體的天安門事件有了很大的不同。村民們有覑停止土地盜賣，公開村務帳目，懲治貪污腐敗等具體利益訴求，通過簡單的全民普選，選舉出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還成立了婦女聯合代表會，而且以熱血青年為先鋒，以宗族老人的傳統道義為後盾。既有舊式的血淚呼喊，也有最新的網絡媒體宣傳。透過媒體報道，可以看見民眾普遍的權利意識有了更多的覺醒。

同時，由於維穩體系的利益複雜化，村民自治組織不僅先前得到政府認可，代表們從政府領到每月上千元的薪水，而且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之後，仍然與政府官員保持覑頻繁的溝通。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新的解決之道的可能性。

正如六年前的汕尾農民悲劇一樣，這二十多年來發生的種種抗爭活動，歷史都有可能完全或部分重演。但烏坎的故事讓人相信，政府的鎮壓將會付出更多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烏坎人已經改寫了歷史。

註﹕作者為資深時評人，《陽光時務》總編輯

文 長平

中國發表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中國發表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6)
中國周四發表未來十年(2011至202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提高扶貧標準。

這份未來十年中國扶貧開發事業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中國將提高扶貧標準，加大投入力度，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主戰場，把穩定解決扶貧對象溫飽、盡快實現脫貧致富作為首要任務。

這是中國政府歷史上第三次針對扶貧制訂的國家級規劃。此前，中國相繼在1994年和2000年公佈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和《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

1978年時中國尚有2.5億貧困人口，經過多年努力，到2010年底，按1274元的扶貧標準計算，全國貧困人口數量下降到2688萬人，並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

(新華社)

《中國農民狀發展報告》

逾半農民感「低人一等」
【明報專訊】中國農民不僅「沒錢」，也「沒面子」，首份《中國農民狀發展報告》前日在北京發布，逾半受訪農民認為自己「低人一等」，沒有尊嚴，而收入較高者則相對覺得較有尊嚴。此外，報告還揭露農村民主參與程度低，但對國家前途有信心。

《南方日報》報道，該報告由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調查了31個省區直轄市的270個村莊、4794戶農戶，現已呈送中央。報告指出，農民自認是社會弱勢群體，在與有錢人、政府官員、醫護等專業人員交往中，感覺低人一等。其中年長者的尊嚴感優於年輕人，收入較高者亦優於收入較低者。

此外，農民對村和鄉鎮2級幹部的滿意率分別為57.8%和43.9%，並認為村官選舉中賄選、爭權奪利現象時有發生，農民政治參與度低。不過，89.7%的受訪農民對國家發展「很有信心」和「比較有信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鄧大才說，中國的主體是農村，中國人的主體是農民，現在農民的心態還比較理性，但如果今後貧富差距拉大、損害農民的權益等問題不能解決，心態就會變化。

扶貧範圍擴大 窮人破億

扶貧範圍擴大 窮人破億
胡總提目標﹕2020年不愁吃穿
【明報專訊】中國昨宣布大幅擴大扶貧範圍，將貧困線上調至接近世界銀行2008年時「每天1美元」的標準，令貧困人口從現時的2688萬人急增至1.28億人，接近全國人口一成，相當於日本總人口。國家主席胡錦濤說，到2020年要令貧困人口不愁吃穿、並有醫療教育和住房保障。有專家認為標準仍然偏低，應保障受助者能公平獲益。

新華社報道，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昨在北京開幕，宣布扶貧標準線從2010年的農民人均年純收入1274元升至2300元（人民幣，下同），上升80.5%，令貧困人口由2010年的2688萬人增至1.28億人，相當於原貧困人口的5.57倍，佔農村總人口13.4%。

與3年前國際標準相若

經過今次調整，中國貧困標準線大致相當於世界銀行2008年以前的「每天消費1美元」國際標準，但世界銀行現已將國際貧困標準提高至每天1.25美元。根據中國的農村低保政策，貧困人士每月救濟金額為扶貧標準與其實際收入的差額，即令每人年收入都達到2300元，對於家中有老人、小孩或殘疾人者，補助金額會略為提高。

中國連續3年調整扶貧線，2008年是1067元，2009年升至1196元，2010年再升至1274元，以今次的調整幅度最大。與此同時，城市的低保（綜援）標準亦在不斷提升。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扶貧會議中指出，到2020年的扶貧目標是：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令貧困農民收入增幅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以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新華社：距富國標準甚遠

不過有分析指出，在1985年時中國貧困線為200元，是當時農民全年人均純收入的50%，但2010年的標準僅相當於人均收入的38%，貧富差距實質上是在擴大。新華社亦稱，1.28億貧困人口意味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距離富裕國家的標準仍然甚遠。

「騙低保」頻仍 學者促增透明度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年收入2300元只能夠購買最基本的糧油維持生活，仍然非常貧困。不過，現時基層農村有村官「騙低保」（呃綜援），他認為要保證真正貧困者公平地享有低保，實行公開透明的救助制度更加重要。

沒有補貼 農民還有路嗎？

沒有補貼 農民還有路嗎？
(2011年06月29日)

C觀點 - 施永青

與內地的農村工作者到台灣考察，他們都十分羨慕台灣農民有這麼多的政策優惠，很想把台灣的那套移植去大陸。我對此卻有點保留。

大陸不是沒有補貼農業與扶助農民的政策，只是經過官僚系統層層抽水之後，落到農村時已大打折扣。如果要內地學台灣這樣，讓農民自行組織農會，代行中央的農業政策，那就等同奪走了現有官僚系統的抽取油水的機會，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可以預期，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反對在內地建立類似台灣農會的組織。

即使有開明的中央領導人堅持要這樣做，他們也會把農會掌控在中共的黨組織手裡(這是最開明的中央領導人也不便反對的) 。結果，農會也會被融合成官僚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成了滋生貪腐問題的溫床。

即使在台灣，農會有時亦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把持，不但被人中飽私囊，甚至用作政治工具。因此，內地應該先搞好法治，在解決貪腐問題之後，方有條件引進台灣的經驗。

此外，我亦不太認同以增加補貼作為解決內地三農問題的主要方法。太多的優惠政策，只會令農民熱衷於尋租活動，鑽政策的空子去謀取私利，反而忽略了真正去發展自己的產業，變成愈來愈依賴政府的扶助政策。

現時，全球先進國家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扶助農業政策，以至農民日漸覺得，改善生活的最快捷方法，是透過政治活動，去促使政府增加政策上的優惠。他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增加收購他們的產品，提升收購價格，並對外來的農產品徵收關稅，甚至限制它們入口。他們除了會資助政客去替他們向政府遊說外，還會走上街頭搞抗爭，韓農的抗爭手法就名聞世界。

我並無反對農民爭取自己權益的意思。我擔心的，是農民一旦習慣了依賴政策補貼，就失去了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為自己謀求更美好的生活。這樣，農民還算有自己的將來嗎？農民的前景豈不是受限於政策予以的優惠，並操控在政客的手裡。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發展。

但弔詭的是，農業生產技術愈是提升得快，農產品的價格就愈是無法提升。豐年價賤是無法逆轉的規律。增加農業生產力只對人類有利，對農民本身不一定有利。經濟發達的地方，農業佔GDP的比重都十分低，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不斷地在減少。台灣農民的年齡就不斷地在老化，年輕人都不肯務農。

台灣政府對農業與農民的資助，令擁有農地的人都不願出售自己土地，因為擁有農地才能加入農會，才能分享政府的資助。結果，從事農業的人雖然已大幅減少，但政府給予農民的資助都無法減少，令社會資源落在假農民手裡。這並非社會資源最有效的分配模式。

然而，農業的增值能力一定比不上工業，令政府不得不對農業進行補貼。但補貼卻引發尋租活動，導至依賴，令農民失去真正屬於自己的前途。今次台灣考察，未能令我對這個問題釋疑。

台灣農業全靠政府援助

台灣農業全靠政府援助
(2011年06月28日)

C觀點 - 施永青

香港有一批有心人，很想香港的農地有人復耕，令香港的市郊可以恢復有點農村風貌，並令市民可以吃到本地生產的糧食與蔬果。他們覺得：農業是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人類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與自然建立起緊密的關係，讓人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促使人認識了更多的自然規律，在人類的成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們很希望香港能保留一定的農業，起碼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切身體會一下農業與人類的關係，這對學生們的成長一定比唸多幾條標準答案更有好處。

他們中有些人，辭去高薪厚職，在新界租地復耕，但不時遇到阻滯。地主寧把地租給貨櫃場也不租給新農民。因為，從農民身上根本沒法收取太多的租金，所以他們常給業主逼遷。

今次有機會隨農夫之家去台灣考察，才知道原來台灣政府對農業有這麼多的資助，令台灣的農業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在日治時代，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發展工業，但在台灣則只發展農業，所以在台灣光復之前，台灣差不多是一個全農業的地區，但時至今日，農業只佔台灣GDP的1.6%，在經濟上已毫不重要。但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政策，仍能保持5.3%的農業人口，即便在大城市的近郊，也可以看到大量綠油油的農田。如果沒有政策上的傾斜，台灣的農村很難保持今天這樣的狀況。

台灣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主要是透過對農會信用部的利息補貼。台灣農會的信用部辦得如銀行一樣，可以收存款，辦借貸，代匯款，受保險等。農民發展本業，可獲低息貸款。譬如：市面一般的貸款利率為五厘，但農會卻可以用一厘半的利率貸款給農業發展，因為政府會有三厘半的息差補貼。農會貸出的錢愈多，收到的補貼也就愈多。所以台灣的農業發展不愁沒有資金來源。台灣農業的現代化與專業化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由於有政府的利息補貼，台灣農會的信用部賺錢比銀行還容易。農會有盈利就有條件搞各類農村建設活動，範圍十分全面，包括水利建設、植樹護林、技術推廣、醫療福利、防災救災、代運代儲、委託經營、統籌銷購、調解糾紛，以至文娛活動等。它既是民間組織，又代行政府政策。台灣有這樣功能全面的農會，台灣的農業才沒有被工業發展擠垮。

台灣政府肯這樣做，當然不是經濟上的考慮，而是為了國家安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考慮，因此不能期望香港也有這樣的農業政策，香港復耕推動者任是怎樣努力，也只能是小眾的愛好。即便將來成功爭取到政府資助，最多也只能搞幾個實驗農場，供市民假日去體會(消閒) 一下罷了。要真正恢復有生產功能的農業，談何容易！

施永青: 台灣土地改革為何成功？

台灣土地改革為何成功？
(2011年06月27日)

C觀點 - 施永青

隨內地的農村組織到台灣考察，發覺台灣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地主比佃農還要多；而台灣的農會，則基本上是地主組織，叫它做地主會也不為過。

在舊中國，土地經過長期的轉讓兼併，會落在少數大地主手裏，大部分農民都是佃農，靠租地主的田才有得耕種。台灣曾經亦是這樣的情況，至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才進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令農村出現了新面貌。

國民黨坐鎮大陸的時候，當然懶理偏遠的海島。一個上海市，人口已超過台灣的兩倍，生產力更是台灣的幾十倍。國民黨在大陸也是只顧城市，少顧農村。結果給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自己也得落難台灣農村。這個教訓令國民黨到台灣後十分重視農村的工作，以免歷史重演。

再者，台灣原先人口不多，國民黨在1949年一次過帶來了二百萬政府機關人員與軍人，人口突然增加了四成，單是吃飯問題已不容易解決。因此，國民黨必須認真做好農村工作，以種出更多的糧食。

為增加農民的積極性，國民黨不惜犧牲地主的利益，先是實行「三七五減租」，其理論是：農穫中，種子、肥料等成本約佔25%的價值，餘下的75%應由地主與佃農平分，每邊各佔37.5%。因此，農民只需把農穫的37.5%交地租。實質上等同全面減租，結果有三十萬農戶受惠，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

國民黨繼而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把二戰後從日本手上收回來的公地賣給農民，作價為年穫的2.5倍，可以分十年繳交，以租代價。此外，國民黨又限制原有地主可合法擁有的土地數量─水田3甲、旱地6甲(一甲等如14.5畝)，超出者一律由政府收購，作價亦是年穫的2.5倍。政府徵得土地後，就賣給農民。這樣，台灣的佃農大部分都變了小地主，「耕者有其田」，自食其力，又不用交租，生活自然得以改善。

土地改革的成功，令國民黨解決了糧食生產不足的問題，又緩和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令國民黨在台灣的管治地位得以鞏固。

國民黨在台灣推行的土地改革雖帶有強制性，地主不願意也得賣，而且不得討價還價；但相比大陸的土地改革已十分溫和。大陸是先把地主揪出來批鬥，民憤大的甚至會被槍斃；然後把地主的地充公，分給農民。台灣雖然也犧牲了地主的利益，但基本上是透過立法進行，手法比較文明，人民內部矛盾不至於被激化。

在「耕者有其田」之後，國民黨不是任由農民作個體生產，自生自滅算了，而是協助他們組織農會，以集體的力量搞信貸、做科研、統籌運輸、採購、銷售，把農業生產也社會化。台灣農村社會主義化的程度，遠勝過大陸。很多內地官員到台灣考察後，也有同感。

施永青: 中國農村需要合作社

中國農村需要合作社
(2011年06月24日)

C觀點 - 施永青

我名下的基金，剛為內地的農村工作者，搞了一次台灣農會的參觀交流團。我的基金其實只是出資贊助者，真的組織者是北京農禾之家諮詢中心——一個以促進內地農村合作社功能為使命的民間組織。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農村已不搞人民公社，而是分田給農民進行個體生產。除了需要交稅外（溫家寶當總理後，已免去農業稅），收穫全歸農民，不再屬於公社。

這種改革大大地增加個體農戶的生產積極性，令生產力大增，農民的生活在短期裡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個體生產亦有弊端，農民皆自己顧自己，沒法再如人民公社年代那樣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為農村搞基建。內地的水庫、引水道等水利建設，大部分都是人民公社年代建的。改革開放後，基本上沒有甚麼新的水利建設，大家都在吃老本。引水道漏水，也不容易集資維修。

農民進行個體生產，自己買肥料，自己買農械，不容易拿到好折扣，運輸費也比較高。至出產出來的農產品，亦要自己找買家，不能利用集體力量，統一銷售，常給收購商壓價。

這種情況，令農民的生活，除了在革命開放的初期有較大的改善外，之後又停滯不前。究其原因，就是過度依賴個體生產，沒有把農民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力量去維護共同利益。

其實世上有很多非社會主義國家，農村皆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合作社，以色列、荷蘭、南韓、台灣等，在這方面都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反觀中國，雖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的農村，已沒有甚麼社會主義味道。這種發展，不利於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亦不利於中國農民生活的進一步發展。

因此，我一直希望為促進中國農村重建有效的合作社做點事。去年，我基金在內地工作的同事，接觸到農禾之家聯盟，發覺他們也有共同的理念，所以資助他們成立了一個農禾之家諮詢中心，為有意在農村組織合作社的團體提供諮詢服務。

諮詢中心的理事長楊團，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她對台灣的農會甚有研究，曾多次訪問台灣，及長時間留下來考察，在台灣有很好的人脈關係。她覺得，台灣農會有很多值得借鏡的地方，希望我的基金能出資贊助中國的農村工作者去台灣參觀研習。我覺得這項工作很有意義，所以鼎力支持，並隨團一起去了解情況。

參加今次考察團的，有些是NGO的成員，也有一些是農村工作幹部，亦有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我們先在台灣政治大學聽了一天課，再花七天時間訪問了苗栗、南投、彰化、雲林、嘉義等地方的農會；參觀了他們的果菜市場、產銷社、信貸中心等；得益不少，有機會再向讀者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