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30, 2012

中港矛盾激化

香港年終回顧: 中港矛盾激化
湯惠芸 香港 29.12.2012
(美國之音 link)

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15周年,但中港矛盾不斷激化,大陸「雙非孕婦」湧港產子、水貨客推高物價等問題,令港人生活大受影響;多次遊行都有示威者高舉港英殖民時期的「龍獅旗」,令北京懷疑「港獨」抬頭。有學者認為,中港矛盾源於一國兩制變質。

​​由2011年底開始,中港兩地民眾磨擦的事件接連發生。今年1月初,九龍尖沙咀一間經常有大陸遊客光顧的名店保安員,阻止香港人在行人路拍攝櫥窗,激起港人不滿;1月中,大陸遊客在港鐵車廂吃點心麵,被港人乘客阻止,雙方對罵短片在互聯網上熱播;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針對陸客吃麵事件,罵港人是狗;2月初,有港人在報章刊登「反蝗」廣告,針對大陸「雙非孕婦」,即父母均非港人,湧港產子,令香港孕婦分娩床位短缺等問題表達不滿。

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統計顯示,自2003年實施大陸遊客赴港自由行後,大陸自由行遊客赴港人數不斷上升,而2009年深圳宣佈戶籍居民「一簽多行」,即是一年內可無限次到香港,同年大陸赴港自由行遊客突破1千萬人。今年首3季,大陸赴港遊客超過2,530萬人次,其中超過66%是自由行,全年預計超過2,000萬大陸自由行旅客赴港,深圳「一簽多行」今年首3季有接近700萬人次,較去年增加接近60%。

​​香港民間團體「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今年8月底與多位立法會選舉新界東地區直選候選人,在上水火車站召開記者會表示,2009年深圳戶籍居民實施「一簽多行」赴港自由行以來,有大量水貨客到最接近羅湖口岸的新界上水購物,運返深圳轉售圖利,估計每天有超過1千名水貨客在上水火車站不同出口集結,情況非常混亂,上水火車站經常需要實施人潮管制,令上水居民生活大受影響。譚凱邦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大陸進一步放寬自由行旅客赴港,將會令中港矛盾加深。

譚凱邦說:當香港人的生活受到影響、生活空間越來越小,只會對大陸來的人更加厭惡,中港的矛盾只會越來越激烈。所以在未解決水貨問題的時候,未解決香港人厭惡(大陸)自由行的時候,是應該要減少不是再放寬。

​​在新界上水居住30年的黃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上水是郊區,以往的生活很寧靜,近年由於大陸放寬自由行,大陸自由行遊客及水貨客到上水購物越來越多,令上水居民生活大受影響。

黃女士說:現在人越來越多,搞得我們的衛生不好,物價又搶貴了,想買的東西買不到,被人全部搶光拿回大陸,我們買東西要出九龍買了。

面對反對聲音,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8月31日宣佈,暫停開放原本在翌日實施的非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措施。不過,水貨客問題仍未解決,數十名香港網民於9月中發起多次「光復上水」行動,到上水火車站驅趕大陸赴港水貨客,有示威者高舉港英殖民時期的「龍獅旗」,甚至舉起「中國人滾回中國」的標語,事件引起北京高度關注,懷疑有「港獨」勢力抬頭。

今年7月底成立的社交網站群組「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至12月底有超過25,000人讚好。這個群組的成員有參與「光復上水」的反水貨客行動,今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號召數十名網民,手持港英殖民時代的「龍獅旗」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示威,要求北京當局除了國防及外交,不要介入香港事務,尊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群組發起人陳梓進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高舉港英旗幟示威,達到預期效果。

​​​​​陳梓進說:令到更多人討論,例如較早前陳佐洱、魯平先生都走出來說,我們是一群搞獨立的份子,我在很多媒體都說過,我們不是搞一個獨立的宣傳,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告訴我們,做這些示威是有用的,因為中共是會看的,其實我覺得我們某程度上是成功了,但當然不是完全的勝利,是某程度我們知道執政者、當權者是會留意這一群人在做甚麼,希望他們從而理解到我們的信息,改善施政。

問到會否擔心造成反效果,令北京當局收緊香港的自由、民主等政策。陳梓進表示,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需要用激烈的示威方式刺激當權者注意,他認為,無論有沒有高舉港英旗幟示威,北京當局都會收緊香港的自由、民主進程。

陳梓進說:我們走出來只是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叫醒一些香港人,其實中共是一直收緊香港的自由。

​​另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2月底公佈最新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香港人」認同感更升至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新高,由今年6月的8.11分升至8.43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認同感增幅則最少,由上次的6.12分微升至6.39分。

陳梓進表示,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上升最快,主要是由於近年赴港的大陸自由行旅客很多不文明的舉動,例如不守秩序、小孩隨處大小便等,激化港人對中國的排斥。陳梓進又認為,中共建國之後,「中國人」這個身份被政治化,自認中國人等如認同中共政權,所以他的群組稱為「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但他不會否認自己的血緣、地緣與中國大陸這片土地的聯繫。

陳梓進說:你可以說我是華人、說我是唐人,但你絕對不可以說我是中國人。

另一個社交網站群組「香港自治運動」顧問、學者陳雲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15周年,中港矛盾卻不斷激化,主要是由於北京部署很多中港融合的政策,例如不斷開放自由行,以致在教育方面企圖推行國民教育,抹殺港英殖民時期的歷史及制度,令很多香港人感到一國兩制變質。

​​陳雲說:她(北京)會將以前殖民政府留下的文明,或者殖民政府保存到一些華廈文化,例如廣東話的漢音及正體字,以及好的、文雅的公共用語、公共的中文或者英文,這些慢慢會當是前朝歷史,或者當作殖民地餘孽來掃除。甚至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人權法這些由殖民政府引入香港的現代東西,都會被當作外來的殖民霸權,慢慢淡忘,承接中國的蘇維埃或者共產黨的體制。

​陳雲並表示,中共立國63年一直維持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他認為,北京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會漸漸走向一國一制。

陳雲說:如果香港人不反抗,國際社會不監察的話,是會走向一國一制,即是走向非法的中國殖民統治,這個要看香港人能否覺醒及反抗,爭取普選及抗拒一切違反《基本法》的、中共的干預,因為香港的《基本法》寫得很明確,也算是相當好的一部小憲法、鬥爭或者抗爭的基礎其實是存在的。

陳雲並表示,中共不會容許香港擁有高度自治,影響中國的高度集權制,預期未來中港矛盾將會激化。

哈維、空間公義與城市烏托邦

哈維、空間公義與城市烏托邦
阮耀啟

載於《墟.冚城市——本土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

過去十年間,香港的社會運動可説是一浪接一浪,在中港經濟融合、地產霸權及金融資本的權力結構底下,很多時運動的焦點都落在城市空間的運用及對「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抗爭,坊間很多論述都以「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及「城市空間運動」等視角,嘗試了解及分析這些牽涉「空間政治」的社會行動與實踐。

如我們更細緻的分類,這些與城市空間相關的社會運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民間社會的力量反對「城市權」被掠奪,抗衡區域發展及市區重建的士紳化,盡力保衛一些經由市民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城市生活空間,免受國家及壟斷資本入侵,如保育喜帖街、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反高鐵運動、尖碼之聲保育運動、以至最近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等抗爭。

若然第一類型的抗爭,是要保衛一些舊有城市空間及市民現有的生活方式免受破壞,第二類「城市空間運動」要做到的,更是要打破目前由壟斷資本所塑造的城市空間,對市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尋找及開拓大商場及連鎖店以外的「另類經濟」的實踐空間。一個為人熟悉的例子,就是由龐一鳴所發起的「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以及與該行動相關連的良心消費運動。而其他例子就包括反領滙撐小店運動、支持小販及排檔的運動、本地農業運動,及以提升團結合作為目標的合作社運動及公平貿易運動等等。

在本質上,兩類型的空間運動一破一立,前者對抗壟斷資本及其他外來力量侵佔市民的城市權,以行動直接打擾及破壞政商聯盟,永無休止要加強操控城市空間的圖謀;後者則要求運動的參與者,重新檢視本身作為「城市共同體」(the urban commons)一份子的責任,以個人的日常生活為本位,重新建立富公義的消費習慣及經濟生活模式。當然持久的城市空間運動是需要兩者兼備的,一方面以最大力度保衛現有的城市生活空間,另一方面透過各式各樣的另類經濟實踐,改變城市生活的面貌及內涵,並持續不斷與其他市民一起共創(co-create)富空間公義的城市生活環境。

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

在資本與政權「勾結合謀」的權力結構底下,港式城市發展大都以便利資本流動,以及協助資本累積為主要目標,無論是區域發展及市區重建,都只是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所言的「奪取式資本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代名詞。當香港市民的城市權不斷被掠奪,要對抗壟斷資本在城市生活中任意進行剝削,單單去保衞現有的城市生活空間也只能是消極的抵抗,要重奪屬於廣大市民的城市權,並實踐空間公義,我們就必須以更積極及更具創意的方法,重新「佔領」目前已被各大地產商,以及領滙霸權所操控的城市生活空間。

這說法對很多人而言,可能是有點異想天開,但以另類的經濟實踐回應城市權被剝奪,其實只是很多弱勢群體的自救行為。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受到重大打擊,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尤大,特區政府的回應是削減綜緩及於社福界改行整筆撥款制度,以減低政府的財赤壓力;不同的弱勢群體為求自救,在前綫組織者的協助下,他們紛紛在不同的社區及城市空間,開展了為數不少的社區經濟項目,這些另類經濟的實踐經驗,最後被樂施會輯錄成《不是烏托邦——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一書,該書成為回歸以來,記錄社會經濟「佔領運動」的重要著作。

社會經濟(或稱為「團結式經濟」或「社區經濟」),是指一些在主流市場以外的另類經濟實踐,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通過自我提升,以達致經濟生活模式改變的社會運動。社會經濟的實踐五花百門,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社會企業、社區貨幣、良心消費、集體購買、社區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等等。簡單而言,社會經濟的目標,是要重建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社會關係,反對放任資本主義只著眼於狹隘個人利益和利潤的追求。每一個社會經濟的實踐,本身都是城市生活空間的抗爭,都挑戰著主流市塲資本運作的邏輯,所以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要面對主流市塲的打壓。

對社會經濟的參與者而言,他們都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但在地產資本的操控下,這些另類經濟的「異托邦」(heterotopia),能否持續生存於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空間,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它們會否變成保守、與社會脫節而只有極少數人參與的「自留地」運動?它們會否輕易的被主流市塲所吸納,變成壟斷資本重塑城市空間的方便藉口?縱使我們的行動者極力反對,喜帖街的抗爭運動最終並未能扭轉社區被毀滅的命運,換來的只是市建局在原址重建一個以「姻緣」為題的購物商場,結果是方便資本家謀取更大的商業利益!

社會經濟實踐的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發展成具規模的城市運動,廣納市民參與,運動的組織者就要回應: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否真實可信」這個疑問。面對主流市場,它是否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想像?若然所有社會經濟的「異托邦」,最終的命運都只會是被排擠或被吸納,我們是否仍要秉持烏托邦的理想,還是我們應接受烏托邦是不可能實現的詛咒?

哈維:「城市共同體」與「城市烏托邦」

哈維在他不同的著作中,都有關於烏托邦想像的討論,其2000年的舊作《希望的空間》(Harvey, 2000)重點探索「城市烏托邦」(urban utopianism)的可能性,提出「辯證式烏托邦」(dialectical utopianism)的實踐,是追求城市烏托邦的唯一出路,而他為回應「佔領華爾街」運動而編著的新作《反叛城市》(Harvey, 2012),當中對「城市共同體」的描述,就更加充實了他在《希望的空間》一書中對城市烏托邦的討論。

無論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又或是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其目標都是改變目前主流經濟體系的面貌。數年前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全球超過八十個國家接近100個城市相繼出現佔領運動,挑戰全球金融資本霸權;整個以城市為軸心的佔領運動有極高的象徵意義:示威者佔據金融區的城市空間,以「城市權」作為和平抗爭的武器。佔領運動其後被各地政府所取締,可説是意料中事,但運動提出了「我們是99%」的口號,成功讓全球的民眾醒覺放任資本主義的不可行及不公義,開拓了一個極大的「構想空間」(conceived space),讓更多人開始想像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同樣以城市為軸心對抗在地的地產霸權,但與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同,它要開拓的不是一個「構想空間」,而是一個在地而又真實可行的「實踐空間」(lived space),這個空間能夠讓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全面投入進另類經濟的實踐之中,達到自我改變及自我提升,並逐步驅動社群經濟生活模式的改變。

作為一批判地理學家,哈維對城市空間的理解及想像,絕不限於純物質性的「經驗空間」(experienced space),他認同法國哲學及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見解,認為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應保持著動態的辯證關係,而只有當我們的空間認同能超越(transcend)這三個空間領域,我們才有可能邁向真實的城市烏托邦。

在《反叛城市》一書中,哈維用其中一個章節描述背景各有不同、為數眾多的城市居住者如何一起建設城市共同體,其中心思想就是城市居住者,是通過生活實踐一點一滴的去共同塑造城市的空間景觀,而城市空間的形成,則反過來影響城市居住者的日常生活習慣及經濟模式,以及他們對城市空間的建構所可能出現的構想。這有關城市共同體的討論,就隱含著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的辨證關係,而這亦是哈維所指出能引領我們走向城市烏托邦的唯一進路。

「想像」與「實踐」的辯證成長

金融海嘯之後,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的自由市塲烏托邦想像已全然破滅,滴漏效應的神話不再,我們不禁要問,我們還需要烏托邦的想像嗎?哈維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寫作《希望的空間》一書的目的,就是要我們不要放棄希望。

目前,社會經濟運動所面對的挑戰亦是與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息息相關:在地產霸權底下,另類經濟實踐當然要對應高租金高地價,及公共空間被建制權力限制使用的困局,但同樣窒礙運動發展的並不單是物理性的城市空間。目前由國家與資本共同塑造出來的城市空間,正緊緊控制著市民的日常生活,令大部份人對城市空間的構想都變得茫然,而只有少數的人會認為,另類的經濟模式是有可行的實踐空間。只有當我們能做到將經驗、構想及實踐互相結合,我們才有可能保持運動的進步性,並引領不同的另類經濟實踐,都能持續不斷在批判中成長。


鄒崇銘、許寶強、黃洪編(2003).《不是烏托邦: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在香港》。香港:樂施會。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vey, D. (2009).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墟.冚城市》

《墟.冚城市——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
主編:鄒崇銘.王慧麟.周嘉慧

出版社:在地生活、印象文字等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活在今日香港,反對福利、市場至上、財團壟斷、政府管制等經濟邏輯似乎規範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為,可有想過重新去定義我們的社區、工作和生活﹖《墟冚城市》就希望探索另一種可能,它討論外國理論所提供的另種方案,與及近年來相關的新議題如「公平貿易」,還有討論香港近幾年來政府管理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與及香港社區經濟的一些實踐。由於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市場壟斷型社會,所以討論社區經濟實在有點不可思議(比如我們曾經熟悉的辦館,都被領匯給趕走或規管了)。但這些社會規管和壟斷經濟的結果只會扼殺我們的想像力和社區凝聚力,在聲討全球化及城管化甚囂塵上的今天,我們或會思考《墟冚城市》帶給我們的一點訊息,即使這些訊息是多麼微弱。

世界在看甚麼?
《墟冚城市: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
主編:鄒崇銘、王慧麟、周嘉慧

為了抗衡壟斷資本在城市的任意剝削,有人起來抗衡重建士紳化,保衛市民長年建立的生活空間,也有人嘗試實踐另類經濟,從消費生活模式入手改變城市內涵。要讓城市空間運動持續,兩者都是需要的。此書由一班推動自主經濟、良心消費、社企運動等非主流經濟的有心人編寫,記錄了不少公民抗命的本土案例,嘗試將個人消費行為聯繫宏觀社會體制,討論責任採購、公平貿易城市、公共空間運用等議題。本書從多個範疇入手,帶讀者看見消費者運動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可能性,值得支持。

小拔萃謝師宴每位1700元

拔小天價謝師宴 每位1700元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30日

【本報訊】養兒育女供書教學開支不菲,連小學的謝師宴亦要講「派頭」,家長擔子越來越重。九龍塘拔萃小學,計劃明年到馬會會所舉行謝師宴,每位索價高達1,700元,引起家長譁然,「津小學生都食咁豪」。據悉,奢華謝師宴由該校家長教師會策劃,家教會又要求家長記名捐款,有不甘就範的家長準備向校方投訴。

有網民在討論區不具名透露,其姪女就讀的一間九龍塘津小,家教會建議明年到馬會舉行每位收費1,700元的天價謝師宴,該網民大呻家教會更要家長記名捐款,派發寫有學生姓名的信封,要家長捐出300元至1,000元不等款項。網民紛紛質疑是否有人「獅子開大口」,亦有家長表示,子女在尖沙嘴五星級酒店設謝師宴,連同回贈禮物,費用亦不過約500元。

家教會籌辦家長不滿

據悉擬舉行奢華謝師宴的是九龍塘拔萃小學,校方曾表示反對謝師宴收費太高,但未阻止家教會續籌辦。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小六生家長表示,多名家長已準備在學校假期結束後,約見校長反映不滿,「要搞清楚係邊個意思」,並要求家教會諮詢其他家長意見,才決定是否辦奢華謝師宴。本報昨未能接觸校方回應。

根據馬會資料,跑馬地及沙田馬場會所均有提供謝師宴服務,以自助餐形式進行,最少50人起,人數越多價錢越平,若超過125人,每人收費338元,亦可另加費用點選更高級食物,包括最貴4,000元一份的燒安格斯牛肉。有籌辦謝師宴經驗的九龍城區家教會聯會副會長陳鳳雯表示,謝師宴每位收費1,700元過高,估計費用可能包括抽獎及攝影等開支,以小學生謝師宴而言,「350元已經好合理」,捐款應屬自願性質。

油尖旺區家教會聯會會長劉李偲嫣指出,拔萃小學的學生並非全部來自富貴家庭,加上設謝師宴的意義是感謝老師,並非「越豪越好」,否則會令學生有豪花的錯誤價值觀,若價錢不合理地高,需先諮詢家長意見。

露宿者行動委員會

露宿者免費飯堂 除夕關閉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30日

【記者梁琬珊、黃偉民報道】明天是2012年的最後一天,除夕寒夜,街邊巷尾天橋底,一群露宿者仍要為未來三餐一宿而徬徨。露宿者人數突破1,500人(社區組織協會數字),支援他們的慈善機構卻買少見少。其中成立27載、全港唯一開放會址讓露宿者免費享用飯餐的慈善團體──露宿者行動委員會,便定於明晚解散,有義工坦言決定讓人心痛,擔心無數受助露宿者失去依靠。

斑腩飯雞湯絕不馬虎

位於油麻地砵蘭街的露宿者行動委員會,周一至五都會開放會址,予露宿者免費享用午餐和晚飯。約千呎中心可容納50多人,提供的飯餸絕不馬虎,「每日由廚師去街市買,噚日有豆腐斑腩飯同椰子煲雞湯,仲有生果,單係成本都要20幾蚊一個人」。義工擔心中心一旦關閉,露宿者想喝啖熱湯都難。

據知委員會董事間出現糾紛,成員不欲「家醜外傳」,大多婉拒採訪,記者只能在會址外觀察。職員和義工們每天如常早上10時和下午3時,開始準備飯餐和清潔地方。

早上11時半,以及黃昏5時正,數十名「老友記」便魚貫走入單位吃飯。他們先在門口登記身份,再到廚房領取飯菜,「今日有南瓜蒸排骨同番茄薯仔湯」。記者見廚師為露宿者盛上一大碟白飯,他們接過飯菜後,便到大廳坐下吃飯。大廳裏有數張圓桌,廳的中央有一台電視機,他們都喜歡電視撈飯。

職員傳教惹董事分歧

其實只要有需要的,都可到中心吃飯;但已領綜援的人,便要用六元買飯票。住套房的嫦姐大讚抵食:「6蚊咁平,平時只夠買個麵包!」雖然中心即將關閉,但來吃飯的陳生仍蒙在鼓裏,他知道噩耗後,不禁擔憂︰「唔知點算,以後唔知仲有冇飯食……」租住籠屋的黃先生則興嘆:「冇辦法,見步行步。」

有「露宿者契媽」之稱的曹德雪是委員會董事之一,她稱成員間有矛盾,導致不歡而散,「好心痛,但呢個係集體決定,我無言以對」。她指,三年前成功獲政府以一元象徵式租金租借上址,並獲利希慎基金每年贊助30多萬膳食費,「呢啲都要付諸流水」。委員會主席容聞達只無奈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每樣嘢都有個完結。」

知情人士透露,委員會五名董事均為義工,各有正職,故聘請兩名全職員工打理中心,本來一直相安無事。自從年前請了一名有宗教背景的職員後,有人於工作期間不斷向老友記傳教,又不斷找來教會人士當義工,「將中心變成自己地頭,連董事意見都唔聽」。有董事反對中心宗教化,成員間爭執驟增,談不攏下最終一拍兩散。

據社署數字顯示,2012年露宿者登記人數為525人,但根據社區組織協會的最新數字,全港有超過1,500名露宿者,當中有專業人士和年輕人。

Friday, December 28, 2012

鄭宏泰:龔如心與遺囑

從「龔如心遺囑案」看中國女性的繼承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 21-12-2012 | 鄭宏泰

2012年12月17日,「龔如心遺囑案」再次成為社會焦點,高等法院應律政司要求,就龔如心2002年遺囑的條文如何詮釋作出聆訊,決定華懋慈善 基金到底是「擁有」龔如心的遺產,還是只屬信託人身份。對於王龔兩家千億遺產案一再在法庭上演,市民除了在旁「看熱鬧」外,似乎沒什麼可做,但遺囑傳遞的 道德和價值觀問題,則值得大家深思。

無論從思考血脈延續的角度,或是從檢視婦女繼承財產、領導企業的角度,甚至從理解遺囑如何左右繼承大局的角度看,發生在龔如心及其家族種種令人感覺謎一般而難以置信的故事中,顯然可以提供不少難能可貴的研究題材,尤其可讓大家對上述三個問題有更深入的體會和認識。

女性不享繼承權

在俟後的章節中,筆者先會粗略介紹中國家族傳統的繼承和核心價值,然後略述龔如心的人生點滴;接着將集中討論她與丈夫王德輝在確定沒法生育、血脈可能斷絕後 的應對,並剖析夫婦二人遺囑安排的考慮因素和矛盾之處;最後則會從社會學的視野談談當中某些理性與感性、傳統與現代,乃至中國與西方文化和價值的誤區,從 而加深大家對華人家族企業和婦女繼承等問題的了解和掌握。【註一】

在古代的父系社會裏,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和文化等有形無形的制度、規 章和價值均以父權或男性為中心,根本沒有所謂婦女的繼承問題;當時社會的核心,除了社會組織以男性為中心外,還強調父系延續、父系繼承等。由是之故,女性 雖然在生兒育女和延續血裔方面承擔着無可替代的位置,但在繼承方面【註二】,很多時卻遭排除在外。舉例說,唐朝《律令》清楚列明:「子婦無私貨,無私畜, 無私器」。

血脈紐帶最重要

說得直接一點,在古代父系社會,婦女最大的「作用」只在於延續香燈,確保宗祧後繼有 人,而這正是婦女地位和身份能否取得突破的關鍵所在。簡單而言,女人若嫁為人妻而無所出,則是「犯」了「不孝」之罪,可能要面對休離或丈夫另娶的命運,在 家族中的地位和身份岌岌可危;若然丈夫沒有休妻或納妾,或證實無後的問題出於丈夫一方,為了確保香燈不滅、年老時有子孫養生送死,也多會選擇過繼以續宗 祧。

值得指出的是,就算確定過繼或收養【註三】,挑選條件亦不能隨便,血脈紐帶仍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簡單來說,在古代社會,過繼一般是「須令同宗昭穆相當之侄承繼,先盡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

由此可見,古代父系社會,無論是婚姻或是過繼的安排,核心所在是確保延續香燈。可見,延續血脈的核心問題,會放到中國文化一個極為神聖的位置,就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言:「中國人在血緣關係裏獲得永生」。

女性事業可傳誰

穿過歷史的時光隧道,由古代來到今天的香港,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壓榨女性的規章制度,已先後給人拋進歷史的垃圾桶。現代的香港女性,無論婚姻、教育、工作、政治參與等,已經獲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對待,亦能一展所長。

不過,對於繼承問題,現代香港女性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擺脫傳統的窠臼?在父系社會,男女之間的繼承問題明顯存在巨大差異,對於男性而言,個人財產、功業可由兒 子繼承和發展,反映男性建立事功的背後,帶有代代相傳、不斷延續的內在價值;但對於女性而言,卻有一定的矛盾和不協調。

女性努力建立的「王國」,最後可以傳給誰?傳給兒子?他是跟從父親姓氏、彰顯父親成就的。傳給女兒?她最終會出嫁,跟從夫姓,轉到另一家族。正因如此,女性的繼承問題便陷入 一種延續上的吊詭和矛盾,個人努力的成果、建立的事功,不可以像男性藉着姓氏代表,綿延不絕地流傳下去,反而會在自己身故後銷聲匿迹。這種制度無疑令不少 女性感到沮喪,相信這也是她們不願看到的結局。

如何面對血脈斷絕

同樣值得玩味的研究課題是,古代社會強調血脈延續、注重香燈不滅,這觀念在現代社會裏,人們是否已不當作是一回事?在面對血脈可能斷絕的情況下,夫婦是否同樣可以豁達面對?

這 種情況發生在尋常百姓家裏,由於本身資源不多、選擇有限,只能逆來順受;但若發生在富家大族、尤其擁有龐大企業的家族,由於家財豐、人脈廣、企業牽連面 闊,如果沒有恰當的繼承安排,所產生的家族和社會問題將明顯更為巨大,他們會否如尋常人家般無奈面對?或者像當今不少西方富豪般把財富悉數捐出,成立慈善 基金遺愛人間?【註四】

繼承方法頗有不同

另一值得注意的理論問題是繼承方法。在古代中國社會,財富家業父死子繼、代代相傳的傳統依據的是血脈關係,即由後嗣(男性子孫)繼承,然後才到配偶或其他親屬,這種方法類似今天社會的無遺囑繼承(intestate succession,亦稱法定繼承)。

不 過,今天香港社會則以遺囑繼承(testate succession)為主。一個人去世前,若按本身意願立下遺囑,遺囑將於該人去世後生效;當一個人去世前沒有立下遺囑,才會以無遺囑的繼承方法處理, 受益人的優先次序,則以配偶為先,其次為後嗣(子女同等),再次則為其他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等親屬。

這種安排,與古代社會以親生兒子為優先的做法頗有不同(婦女,包括配偶和女兒沒繼承權;除非沒有兒子,就連過繼兒子也沒有,才會把部分財產傳給配偶和女兒)。

到底,當年王德輝和龔如心面對不育無後時,是如何處理龐大家業的繼承問題?他們的選擇與人生經歷有何關連?若他們的意願偏離常理人倫,又會帶來什麼紛爭?這些問題,下文將會一一探討。

龔如心與遺囑.五之一.明天續

「龔如心遺囑案」有餘波
自終審法院去年駁回商人陳振聰上訴,並確立龔如心2002年的遺囑有效,千億遺產爭奪案看似塵埃落定。

不過,律政司今年5月以遺產守護人身份入稟法院,要求法庭解釋遺囑條文,以釐清華懋慈善基金的角色,當中包括確認基金是受益人還是信託人;案件排期今年12月17日一連三天在高等法院開審。


註一:筆者沒曾接觸王德輝或龔如心的任何家族成員,亦沒曾訪問華懋集團的員工。手上資料均來自對報章、雜誌、書本、專題論著和法庭公開文件的耙梳、鈎沉;所作的分析,純粹是一種社會學的學術觀察和推測,全屬個人觀點的表達而已,目的是藉此提出一些婦女與繼承的理論問題。

註二:傳統上,繼承包括繼嗣(即繼承血脈)、繼祀(即繼承宗祧)、繼業(即繼承財產)三個層面;前兩者幾乎「傳男不傳女」,後者在某些情況下部份可傳給婦女。

註三:在傳統文化中,過繼子或養子跟誼子(俗稱契仔)的身份和地位不同,過繼子或養子有延續香燈、養生送死的責任,同時亦享有繼承財產等權利;誼子則屬擬親屬化的社會關係,較多用於「拉關係」,毋須承擔延續香燈、養生送死的責任,亦不享有繼承財產等權利。

註四:較著名例子是全球首富蓋茨(Bill Gates),他與妻子捐出名下財產,成立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屬全球性的推動保健、扶貧、興教的慈善機構。


龔如心生前生後的三個「兩次」
信報財經新聞 | 2012-12-22 | 鄭宏泰

龔如心世紀爭產案的法庭戰,自1997 年王廷歆入稟高院、要求法庭確認他為唯一受益人開始。這場世紀爭產之戰,開展又豈會無因!如果先回顧一下龔如心與王德輝的人生點滴,或許能夠找到燎原烽火的起燃點。

龔如心,1936 年生於上海,年輕時曾在上海師範大學求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1955 年下嫁青梅竹馬的王德輝,人生從此進入新階段;王德輝,生於1934 年,祖籍浙江溫州,據說乃「商賈世家」,其父王廷歆早年在上海經營染料和麵粉等生意,頗有規模,並曾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大陸解放前夕,王廷歆舉家遷港,香港的分公司反而成了發展主力。

1951 年,王德輝高中尚未畢業,便進入華懋公司協助父親打理業務。由於經營得法,父親遂把華懋交由王德輝主理,自己則退居幕後【註一】。在王德輝的努力下,公司業務蒸蒸日上,其中又以地產投資表現最突出,例如在六七暴動時,王德輝覷準時機,以極低價格購入大批地皮,待暴動平息後,物業市道反彈,華懋也因而賺個「盤滿缽滿」,建立起龐大的地產王國,成為香港地產界的一株奇葩。

丈夫兩遭綁架

婚後,龔如心生活無憂,雖曾參與華懋的工作,但只屬玩票性質。1983 年4 月,王德輝上班途中遭人綁架,勒索龔如心1 億美元。繳付贖金後,王氏獲釋,匪徒則先後落網,繩之於法。不料七年後(1990 年4 月),王德輝再次被綁架, 這次勒索的金額高達6600 萬美元。在繳付部分贖金時,警方逮捕了數名綁匪,但餘匪與龔如心的聯絡立即終斷,王德輝自此下落不明。

王德輝失蹤後,龔如心倉卒間披甲上陣,管理企業規模不小的華懋公司。最初,她覺得壓力頗大,還曾經這樣說: 「如果我做得好,人家便說是老公剩落的,倘若我做得不好,他們便彈(批評)我摧毀老公的基業。」可是,她沒有墨守家業,表現較丈夫積極進取,她先後收購上市公司亞洲證券和博富臨兩成多股權,又入股英美生物科技公司。

顯然,龔如心本身也具有敏銳的投資目光和進取精神;至於華懋集團的投資,則在龔如心的連番努力下進一步多元化。

華懋業務保持增長而龔如心財富不斷膨脹之際,本港兩份報章1997 年5 月22 日刊登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尋人啟事: 「尋人:王廷歆尋兒子王德輝(原華懋集團主席)。自你於1990 年4 月10 日失蹤後,不知所終,了無音訊,各方人等知其下落者,請即與本人代表律師書面聯絡。1997 年7 月22 日」。

家翁兩番勝訴

啟事引來不少社會人士的關注,有報章察覺到山雨欲來,已爭相報道事件。評論多認為蟄伏多年的王廷歆將有所動作。啟事刊登四天後,王廷歆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法院頒令王德輝已死,並向法院申請確認他手上持有王德輝1968 年3月15 日所立的遺囑有效,他是遺產唯一受益人。

龔如心對家翁的挑戰,明顯不敢怠慢。一方面,她堅稱丈夫尚在人世,另一方面則拒絕承認家翁乃丈夫財產的受益人,更指自己所持有的1990 年遺囑,才是丈夫生前訂立的最後遺囑,自己才是唯一受益人。由於雙方立場南轅北轍,態度強硬,背後代表着巨大利益,一場稱為「世紀爭產案」的官司戰終於展開。

審訊期間,一如所料地揭露了不少家族內部鮮為人知的恩怨情仇、感情轇轕(詳見另文)。2002 年7 月, 「世紀爭產案」尚未有結果,龔如心亦立下遺囑,把名下財產留給華懋慈善基金。同年11 月,審訊期長達172 日的「官司戰」終於有第一回合的裁決:王廷歆一方獲判勝訴,龔如心敗訴,她所持遺囑被裁定偽造。

對法院的判決,龔如心當然不服,並於2003 年9 月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經過一輪審議之後,再次判龔如心敗訴;龔如心再次表示不服,並於2005 年7 月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終審法院經過一輪聆訊後,於2005 年9 月16 日作出「終極裁決」,其結果則是峰迴路轉地判龔如心勝訴。

終審法院戲劇性的判決,不但一錘定音地宣布龔如心乃王德輝約400 億港元遺產的唯一受益人,亦意味困擾龔如心長達八年多的「官司戰」終於可以劃上句號,而龔如心亦毋須再面對偽造遺囑的刑事檢控。年多後,坊間傳出龔如心身患不治之症的消息, 龔如心亦於2007 年4 月3 日因癌病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遺囑兩鬧「雙胞」

龔如心雖然去世,但她留下的巨大遺產卻引發另一場更為戲劇性的爭產案,核心問題又與遺囑鬧出「雙胞胎」有關。龔如心身患重病消息傳出時,社會已十分關注她將如何分配遺產,到她逝世約半個月後的2007 年4 月20 日,一名叫陳振聰的商人透過律師樓公開表示,自己是龔如心遺產的「唯一受益人」,並向記者出示一張龔如心與陳振聰約在九十年代初(即王德輝遭綁架失蹤後不久)的合照,暗示兩人關係匪淺,他的聲明、與龔如心的點滴立即成為中外媒體搶先報道的焦點。

像早前王廷歆對龔如心的爭產官司一樣,由於華懋慈善基金與陳振聰各執一詞,連串私下和解方案也沒法達成【註二】,雙方只好對簿公堂。

經過連串法律程序和手續,另一場舉世矚目的爭產「官司戰」於2009 年5月11日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上演。

一如所料,雙方強勁的律師團隊在法院上展開唇槍舌劍、雄辯滔滔。

聆訊期間亦如上一次「官司戰」般揭露出不少鮮為人知的秘聞,成為城中熱話,而最牽動中外社會無數人神經的,當然是「千億遺產」到底花落誰家。

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先後判陳振聰敗訴,並指其所持屬偽造遺囑,顯示陳振聰除無緣染指龔如心千億遺產外,更要承擔巨額訴訟費用,以及面對警方的刑事調查【註三】。對於有關裁決,陳振聰曾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的申請,但因理據不足而不獲接納。

不過,這宗擾攘多年的爭產官司,至此仍未劃上句號。除陳振聰偽造遺囑案仍未完結外,華懋慈善基金對千億遺產到底有多大的控制權等爭議,同樣仍未落幕(華懋慈善基金現由主席龔仁心及龔如心兩位妹妹龔因心和龔中心任監管人),千億遺產案最終何去何從,市民將拭目以待。

龔如心與遺囑.五之二.下周一續

法律爭辯的啟示
龔如心一生傳奇,可以看到她接掌華懋雖然帶有「逼於無奈」之下才扛起擔子的意味,但她披甲上陣後,可以帶領企業不斷發展,令公司規模、財富不斷上升,反映她的管治能力、生意觸覺等方面,均巾幗不讓鬚眉;側面也反映出一個不爭的事實:只要給予機會和條件,婦女同樣可以叱咤商界,在不同層面上指點江山、盡領風騷。

不過,若從繼承問題上思考,則會發現各方律師的爭辯,以及最後判決的考慮要點,只着眼於與遺囑有關的法律條文和法律程序的詮釋和理解,對於父系社會的繼承邏輯,以及背後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則着墨不多。

這樣的爭辯和結局,除了可為那些家財萬貫的富翁上了寶貴一課,告訴他們如果不想子孫後代和親朋友好在自己死後為其遺產「爭餐死」,最好還是在有生之年把財產分配好之外,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社會如何考慮延續的問題,以及其行為模式、思想脈絡背後的社會道德和文化價值制約,似乎沒有什麼幫助。


註一:公司註冊處的資料顯示,華懋置業有限公司(Chinachem Investment Co. Ltd.)於1960 年9 月7日註冊,主要董事為王廷歆和王德輝。1961 年的股份分配名單則顯示,在總數達380股的股份中,王德輝佔最多,達171股,王廷歆、龔如心和葉理光各佔38 股,其仍在求學的弟妹王德淼、王德栽、王德嫻和王德華,則分別佔29 股、28 股、19 股及19股。

註二:資料顯示,陳振聰與華懋慈善基金之間在2007 年年中曾經幾乎達成和解協議,條件是陳振聰歸還龔如心生前總值達26.8 億港元的餽贈、給予龔如心三名弟妹每人各一億美元,並向包括王廷歆及其家人、華懋忠實僱員、雙方律師及大律師等支付應得款項,以及支付遺產稅和相關費用。至於所剩餘款,則按35:65 的比例、即陳振聰得35%、華懋慈善基金得65%的方式分配。由於和解協議須獲律政司同意才能生效,但律政司則以慈善基金屬公眾利益,協議有可能與此牴觸為由,拒絕接納,因而令和解協議胎死腹中,雙方須法院相見。

註三:陳振聰為爭取扭轉敗局費煞思量之際,年紀老邁的王廷歆於2010 年7 月1 日去世,享年99 歲,顯示龔如心遺產爭奪戰的潛在變數進一步減少。


王德輝對遺產繼承的安排與思考
信報財經新聞 | 2012-12-24 | 鄭宏泰

藉連串與龔如心有關的遺囑官司,本文今天將談談有關法律條文以外的繼承問題。

正如前文提及,華人社會注重血脈延續,婚姻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生兒育女,誕下血裔;不能生育,後繼無人,自然視為人生大忌。

這種思想和價值,在現代社會無疑已經大大減退,但當人們真正面對絕後問題的威脅時,能夠毫不在乎,看破紅塵的,卻又似乎不多;王德輝和龔如心夫婦的情況,是否屬於極少數能有這種胸襟的例子?

在王廷歆對龔如心爭產案的聆訊中,王廷歆一方透露,早於1964 年,王德輝已證實不育的問題,顯示他最遲在那時應已確認「絕後」的事實。緊接着的問題是,面對那無法改變的命運安排,家族(主要是王德輝父母、王德輝夫婦)到底有何打算?

舊遺囑精神重視孝道

由於這個問題並非決定遺產誰屬的焦點所在,案件中的律師當然沒興趣深究,我們因而無法得出準確答案。不過,他們在某些問題的盤問上,則多少可以看到王德輝內心的籌劃和思想的痕迹。

資料顯示, 「王德輝首次訂立遺囑是1960 年4 月23 日」,那時他才二十七歲(即婚後五年);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則是「患有腎病」,並且是「到律師樓訂立」的,主要安排則是「列明遺產由父親王廷歆及妻子龔如心均分,假如王德輝與妻子有子女,則會從妻子所得的一份中再分一半給子女」。

大家不妨細心一點想想,根據香港法例,如果王德輝沒有訂立遺囑而突然去世,妻子龔如心應可獲得最大份額的遺產,其次為兒女,再其次則是包括父母兄弟子妹在內的親屬。王德輝選擇訂立遺囑,並把一半遺產贈予父親,反而妻子最多只能獲得一半財產(如育有子女,比例更少),顯示在王德輝心目中,父親的地位較妻子為高;訂立遺囑的主要目的,看來亦是為了保障父親(背後當然還包含父親的子孫),因為他不但把訂立遺囑一事告知父親,還把遺囑交他保管,其價值觀與中國社會重視孝道並無二致。

王廷歆一方在法院披露的資料顯示,1963 年至1967 年間,王德輝「曾到美國接受切除腎臟的手術」;至1968 年3 月,他再次透過律師辦理遺囑事宜,並「要求立下的遺囑,父親是唯一遺產受益人」(即廢除妻子的繼承權,那時夫婦結婚已有十三年,就連原本「假如有子女」一項亦不作考慮);又同樣把事情告知父親,然後把遺囑存放銀行保險箱。導致王德輝作出如此重大改動的最大原因,據說是「男的不忠、女的偷漢」,不但一度分居,還曾鬧離婚。

雖然夫妻最終重歸於好,但自1968 年至1990 年的二十二年間,當華懋的生意日大、個人財富日豐之時,王德輝似乎沒有因應絕後問題而作出安排,則明顯令人覺得奇怪,甚至可說「有違常理」,除非他認為1968 年的遺囑已經解決相關問題。

新遺囑多感性表達

正如前文談及,在華人社會,當遇上絕後問題時,在同宗昭穆中挑選過繼子屬最傳統的做法。由於王德輝是長兄,在胞弟王德淼和王德栽的兒子中找過繼子,應該合乎情理。當然,如果他認為過繼只屬形式,心中已有「伯如父、侄如子」的觀念,只要過世後有侄繼承宗祧即可【註】,因此不計較正規儀式,亦不難理解。

深入一點看,1968 年訂立的遺囑,基本上考慮了血脈繼承的文化傳統和道德原則,屬於深思細慮之後的理性安排。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呢?因為按此遺囑,若王德輝真的較父親「先走一步」,全部遺產將會落到王廷歆手中,而王廷歆應該會按傳統傳予一眾子孫,有否安排過繼,似乎影響不大。

也即是說,所謂王廷歆乃「唯一受益人」的說法,只屬字面上的意思,王德輝並沒把母親、弟妹(亦包括妻子)和侄甥等排除在遺產繼承的名單之外,顯示遺產仍會留在王氏家族手中;至於如何分配、誰多誰少等問題,則交予父親而非妻子。

1983 年4 月,王德輝遭人綁架而經歷「死過翻生」,似乎沒有動搖1968 年訂立遺囑時的思考邏輯和分配原則。但是,在重歸平淡七年後的1990 年3 月12 日,他卻另訂一份只有四頁紙的遺囑,這次不但沒有到律師樓辦理,亦有予人覺得格式草率、內容含糊之感;但更重要的疑問,則是指派龔如心為「唯一受益人」的安排上。

必須指出的是,遺囑的原則是我手寫我心,可自由表達意願。若與1968 年的遺囑相比,1990 年遺囑的行文用詞顯然少了理性籌劃,多了感性表達,所以內容出現「我愛妻子,世上她是我最愛……,我的身體,都屬於我愛妻」等語句。

沒指明成立慈善基金

就算如此,外人對於立遺囑者如何分配個人財產、如何抒發感受,實在無權置喙。然而,筆者想從社會學的角度,指出如下兩點分析,作為補充與思考:一、1990 年的遺囑令王德輝變得「兩面不是人」。遺囑中,王德輝除了提及要照顧父母和有病的妹妹,對於自己王氏家人和妻家龔氏家人,則直斥其「令人失望」及「令人討厭」;並語氣頗重地指出「切不可將任何金錢利益或物業交贈我王家其他任何人」,以及「也不容許將財產分贈你龔家任何人」。這樣的安排,明顯令本來已經絕後的王德輝變得更為「孤立」,既沒有了「家」的關係內涵,亦失去了「歸宿」的實質意義。

說得更為直截了當一點,這樣的安排(或行為),很有可能令他去世後出現沒有親人(只有妻子)送終,甚至成為「無主孤魂」的結局。換個角度說,王德輝不把財產分給龔氏家人或者尚算情有可原,但不分給王氏家人、尤其父母,則有逆常理。

除了表面的孝道問題,華懋集團其實並非王德輝從無到有一手創立的,而是其父早年奠下的基石,之後交到王德輝手上,由他發揚光大而已;由是之故,王德輝其實不能否定父親「奠基」之功,起碼應把部分財產「分」給他,才讓人覺得合乎情理。

二、遺囑失去延續的中心思想。作為繼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訂立遺囑的原因,當然是為了延續。但是,授予妻子作為「唯一受益人」的做法,卻沒法達致延續的目的。一方面,遺囑中強調不能把任何財產分贈王家及龔家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則不能否定夫婦「絕後」的事實,王德輝到底想妻子最後會把龐大財產交給誰呢(因訂遺囑之時,龔如心已五十二歲)?他沒在遺囑中指明要成立慈善基金,令其財富可遺愛人間。

理論出現謬誤

明顯地,指派妻子龔如心為「唯一受益人」的做法,並沒像指派父親王廷歆為「唯一受益人」般具有延續下去的內在邏輯,反而出現顯而易見的理論謬誤,即龔如心本身後繼無人,傳給她、同時又拒絕給王、龔兩家的成員,則明顯跌進前無去路的死局。

當然,以上說法只屬推測而已。原則上,獲得遺產後的龔如心,其實可有多種延續的選擇。一方面,她可考慮改嫁,另組家庭;另一方面,她可按自己的意願領養或挑選過繼子。至於把所有財產悉數捐出,成立慈善基金,亦屬可行辦法。

前兩項似乎不可行,因王德輝的遺囑註明「One life one love」,若龔如心在夫死後改嫁,另結新歡,還把王家家產贈予情人,顯非王德輝所樂見。

過去近三十年間,王德輝又沒有正式挑選過繼子,加上王、龔兩家的成員均被指為「令人失望」或「令人討厭」,能否有雙方「情投意合」的過繼子人選,似乎機會難求。

反而第三項則較為可行,既可彰顯夫妻的高尚情操,亦能達致財產與事業綿延不斷的目的。基於此,龔如心日後以第三項為其不二之選。

龔如心與遺囑.五之三.星期四(27日)續

註:從龔如心弟妹在她去世死後以王德輝名義發出的訃聞中,稱龔如心為「先室王龔如心夫人」,王德輝兩侄(家驊、家麟)的名字,排在王德輝名字之後,較龔仁心、龔中心及龔因心名字前,反而王德輝弟妹的名字,則並沒一同列出,顯示王家驊和王家麟可能帶有繼承王德輝一房宗祧的意味。若按此傳統,辦理喪事的應是王家,而非龔家;或者說主人家是王家,龔家只上給予協助而已。另一點必須指出的是, 王德輝早於1999 年9 月已由法院裁定「死亡」,因而才能進入處理其遺囑的聆訊。但龔如心的訃聞,則以王德輝的名義發出,這種思想和邏輯上的謬誤,頗讓人覺啼笑皆非。


龔如心如何為絕後安排財產繼承
信報財經新聞 | 2012-12-27 | 鄭宏泰

相對於王德輝,龔如心對自己人生和遺產的安排,似乎又有另一層次的價值與想像,值得深思細味。王德輝尚未失蹤前,正如法官任懿君在法院中所言,龔如心對王德輝只能「尊重服從」,暗示她應該沒法獨立自主。王德輝失蹤後,龔如心不但接管了華懋的管理大權,還有了更為自在自主的人生;這其實是父權社會下不少同時代普羅婦女的寫照。

接掌華懋後,業務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龔如心本人的財富看來亦同步向前,後者成為她日後可以完全自決自主、訂立遺囑的重要部分。資料顯示,1997 年5 月開始的爭產官司,明顯令龔如心十分困擾,亦相信成為她思考如何安排名下財產的其中一個重要背景。

遺囑着眼「永續發展」

2002 年7 月28 日,即高等法院尚未就爭產官司作出裁決之前,在胞妹及華懋老臣子等人的協助下,龔如心訂立了遺囑,把所有個人財產撥入華懋慈善基金【註一】,並指明該基金既要管理好華懋集團的業務,亦要令慈善事業不斷發展。而對家族的照顧方面,在遺囑中她要求基金必須:一、對王氏家族的老一輩,王廷歆先生及任玉珍女士須給予按其意願、令其滿意的供養。

二、負責王德華的生活與醫療,以及照顧其子女和深造之需要。至於我丈夫王德輝的其餘弟妹,如有需要公司也有責任給予照顧。其子女如升讀大學或深造,公司均應負責。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龔如心的遺囑明顯較其丈夫的遺囑更值得深入討論。其一是此遺囑由絕後女家長所立,在父系社會的繼承上具突破性意義;其二是此遺囑觸及如何確保個人財產、企業與名聲「永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其三是遺囑彰顯了「捐身家」的高尚情操,擺脫遺產只傳血脈親人的狹隘思想;其四是遺囑內同時表達了對親屬、職工及其下一代的照顧與關懷,而非像王德輝般把家人至親視作陌路人而排除在外,具有人性化一面。

沒兒沒女的龔如心「捐身家」、並強調「永續發展」的舉止,令我們想二千多年前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寡婦清(一位出生及姓名均記錄不多的人物),她憑着精明幹練與善於經營的才能,積累了巨大財富,最後連睥睨一切的秦始皇亦對她肅然起敬,為她修築「女懷清台」,以表稱頌;能獲秦始皇帝表彰的原因,相信是她捐出巨資支持秦始皇完成統一大業。

若從傳承的角度看,我們或者可以大膽推斷,沒兒沒女的寡婦清,可能亦想到如何才可「永續發展」,讓自己流芳百世的問題。至於捐出身家,獻盡財富,博取帝王或社會的認同,看來可能是她最後的選擇與決定,這與二千多年後同樣無後「女強人」安排遺產的做法,可謂並無二致。

此外,若再細心思考龔如心在遺囑中作出決定的理念,應該與王德輝1990 年的遺囑有關聯,因為王德輝已在該遺囑中清楚說明, 「切不可將任何金錢利益或財產交贈我王家其他任何人」,同時「也不容許將財產分贈你龔家任何人」,顯示沒有子女的龔如心,根本可選之路不多,所處位置頗為被動。至於把全部遺產撥入華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則是較為簡單直接,既能彰顯高尚情操,又確保企業與名聲「達致永遠」。

「捐身家」只屬「口惠」

另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龔如心為何在爭產官司尚未了結前急於訂立遺囑?自「官司戰」開始後,龔如心便須面對巨大壓力,除可能輸掉官司外,更有可能因偽造罪而受牢獄之災。龔如心在當時決定訂立一份「捐身家」遺囑,是想留個後着,在遇到「不測」之時可以作為「護身符」,還是另有考慮【註二】,外人自然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她那時的「捐身家」,其實只是「口惠而實不至」而已,因為嚴格來說,爭產官司一日未有裁決,華懋的大部分財產,其實仍在王德輝的名下。

龔如心於訂立遺囑不久,高等法院有了裁決,判王德輝1990 年遺囑為偽造;她不服上訴,然後是一再敗訴,至終審法院才戲劇性地反敗為勝,成為王德輝遺產的唯一受益人。終審法院頒布終極裁決約九個月後的2006 年6 月16 日,按陳振聰的說法是龔如心在當天(年約68 歲)訂立了新遺囑,表示死後把所有財產轉贈陳振聰,並認為陳振聰有能力及決斷就其遺產作出恰當分配及運用。

龔如心去世後,各持不同遺囑版本的華懋慈善基金與陳振聰便展開新一輪「官司戰」。由於龔如心在與家翁「官司戰」中能反敗為勝的關鍵是,原告人須證明被告人一方手持聲稱「最後遺囑」屬於假冒,華懋慈善基金很自然亦從這個方向展開進攻。

渴望有自己血脈

結果,華懋慈善基金初時指陳振聰手持遺囑屬「不完整的遺囑」(partial will),一時又指其實乃「風水遺囑」,之後又傳召多名筆迹專家,力證陳振聰所持遺囑的簽名並非出自龔如心及兩位見證人之手。除此之外,華懋慈善基金還從龔如心的立遺囑能力提出質疑。最終,華懋慈善基金獲判勝訴。

在此,我們不想針對陳振聰一方的遺囑作深入分析,只想利用聆訊期間的一些資料,從社會學的角度,了解龔如心對絕後與繼承問題的看法和態度。法庭聆訊中,陳振聰提及他於1992 年與龔如心相識不足一個月便「相戀」、發生性關係,龔如心渴望懷孕,誕下自己的血脈。到底這種心願有多強烈?她又曾採取何種手段以達到目的?

《龔如心傳奇》一書有如下描述:「龔如心認識陳振聰之時,其實已經五十五歲,但她對擁有自己骨肉的希望從來未減。雖然陳振聰曾提議,可以將長子過繼予龔如心,但龔如心『志不在此』,斷言拒絕……,龔如心甚至曾親赴意大利,查看複製人的可行性,但最終未有嘗試」。

身為風水師,對中國繼承傳統應該有基本認識的陳振聰,提及「將長子過繼予龔如心」的安排,看來並非隨便說說,藉以安撫龔如心「絕後之憂」的信口開河。

因為正如前文談及,過繼子擁有繼承權,若然陳振聰的建議獲得接納,其子便可堂堂正正地變成龔如心的繼承人。龔如心應該很明白,她不能接納陳振聰長子為過繼子,因為做法必然引起更多矛盾與爭拗,所以她「斷言拒絕」了陳振聰的提議。

雖則如此,龔如心對於懷孕生育一事,看來則十分堅持。聆訊資料進一步顯示,因應丈夫不育問題,龔如心曾經想到利用丈夫胞弟的精子做試管嬰兒(可作「同宗昭穆」另一詮釋),但不知何故最終未能成事。到了晚年之時,她仍念念不忘要有自己的親骨肉,並多次到美國接受高劑量的雌激素注射,希望藉此刺激卵巢排卵,爭取讓自己懷孕生子。這樣的做法維持長達十五年之久【註三】。本身乃醫生的龔如心胞妹龔中心進而指出,年過半百之時的龔如心接受高劑量雌激素注射的行為,很可能引至她癌症惡化,最後斷送了生命。

若我們細看王德輝失蹤後龔如心的人生,則不難發現,她一直牽掛並在不斷追尋的,除了她的丈夫、華懋集團的事業、新的愛情,其實還有血脈延續,即傳統社會所說的「求子」之心。可以想像,夫婦苦心建立的龐大商業王國由於絕後而沒法傳承;接着丈夫失蹤,自己年華漸老,但膝下猶虛,令求子之心愈烈,這相信屬情理所在。

正因龔如心內心深處渴望能有自己的血脈,結果不但招致另有所圖的人乘虛而入,更為了能夠一索得子,就算理性上明知不可行,亦會拼命一試。結果是求子不得,反害了卿卿之命。

龔如心與遺囑.五之四.明天續

註一:公司註冊處的資料顯示,華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Chinachem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創立於1988 年8 月5 日,創立股東(董事)則為王德輝和龔如心兩人。

註二:在華懋慈善基金控告陳振聰的官司中(詳見另文討論),龔如心胞妹龔因心在法院表示,胞姐曾向她表示, 「曾聯絡聯合國秘書長及中國國務院總理代表」(協助監管華懋慈善基金),又指「到了2005 年(即終審法院尚未作出判決前),龔如心找她(龔因心)草擬,寫信給時任國家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信中要求賈春旺擔任華懋慈善基金的管理人」。

代表陳振聰的律師即時作出反駁,指「龔如心……在原訟庭輸官司,故特意用中文撰寫遺囑,目的是希望取得中央政府支持,企圖扭轉敗局」。陳振聰代表律師的回應自有其觀點與理由,但我們想指出的一點是,遺囑是在立遺囑者離世後才生效的,立遺囑者其實可隨時隨地、隨心所欲,並在不用花費太多金錢而手續又毫不複雜的情況下隨便更改的,日理萬機的聯合國秘書長和國家領導人沒可能花時間糾纏於一份尚未生效並且可隨時更改,變成廢紙的文件上(今時今日該基金會仍沒什麼聯合國或國務院代表在董事會,則是其中之一的說明,而日後鬧出陳振聰所持遺囑問題,則是一種說明)。

這意味那時龔如心的連串舉止頗着痕迹,很難不讓人有可「另有所圖」,或「聲東擊西」的聯想。或者可以這樣說,由於龔如心最終贏了官司,以上的連串行動乃沒有發揮效果,我們因而沒法對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和了解。

註三:若以2006 年龔如心癌病惡化沒法再打雌激素作終點計算,推斷早於1991 年(即王德輝失蹤不久)龔如心已開始相關的「求子」行動。


龔如心「灑脫捐身家」底蘊
信報財經新聞 | 2012-12-28 | 鄭宏泰

遺囑,從法律角度看,並非什麼複雜的協議或契約,所以無論格式、內容,以至訂定過程或手續等,均沒嚴格要求。今天訂立的遺囑,明天不喜歡,可立即將之廢除,改立另一份,或是更改受益人、分配比例等;所強調的重要原則,是我手寫我心,表達個人心願,並要求第三者作見證人,各方簽署作實。

正因遺囑彰顯個人意願,受益人是誰、分配份額多少,乃至如何安排等,理論上是可以毫無準則的,很多時只是立遺囑者的主觀意願或判斷而已。因此,按傳統法定繼承受益的人可以在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給剔除在名單之外,例如王德輝1968 年所立的遺囑,便把本屬最優先的髮妻排拒在外。

立遺囑變得神秘化

由是之故,訂定遺囑變得個人化、神秘化,因而容易衍生誤會猜忌、滋長矛盾衝突。不可不知的是,遺囑真正發揮作用之時,立遺囑者已不在人世,若有血脈親屬或潛在受益人對遺囑的安排不滿,亦不能向立遺囑者「討個說法」或要求解釋,因此對簿公堂,要求獨立公正的法庭在白紙黑字之間尋求答案,很多時便變成唯一手段。

事實上,不少人一直以為訂立遺囑只是個人主觀好惡的決定,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表現,什麼傳統道德價值之類的東西可不用理會。但從前文的分析中,應該不難察覺,遺囑乃繼承制度的重要部分,而繼承的核心,則在於延續;至於繼承時的主要考慮因素,往往只是血脈親情,以家為本更被認為乃綱紀倫常的重中之重。

基於此,遺囑的訂定,應屬立遺囑者深思細慮和周詳計劃的結果,而非一時衝動的急就章,或只憑個人的主觀好惡。否則若立遺囑者的安排,不符合內在邏輯,或含有歪倫常之安排,最終只會導到至親友好法庭相見,相信這亦非遺囑之本意。由此可見,遺囑既會折射社會文化及傳統的底蘊,更會反映個人價值與觀念的內涵。

這些抽象的東西,不但難以憑法律的「秤」可清晰輕易地「秤」出來的,我們在理解時,亦不易從表面的行為中洞悉其核心原因和社會倫理所在。

此外,本系列文章的原意是從社會學角度,沿着婦女繼承的脈絡,探討家族企業與婦女繼承的問題,從而回答坊間就王德輝與龔如心遺囑糾紛引起的一些看似矛盾的問題,理順當中某些富爭議性的問題。可惜,因資料殘缺不全、真假難分,部分討論不但未能釐清,反而牽扯出更多難以理解且讓人覺得有歪常理的問題。

而且,筆者在梳理事件之際,更相信目前的資料應該並非事實的全部,某些極為關鍵的事件尚未揭露;某些言之鑿鑿的枝節,則可能是別有用心的誤導,與事實頗有距離。正因如此,在理解前文連串事件與行為舉止時,實在應該小心謹慎,不可囫圇吞棗,照單全收。

至於本文希望處理的核心問題:在父權社會,女性在繼承問題上是否可以擺脫傳統的窠臼?前無古人的武則天,年老力衰並且發現陽壽無多時,據說對皇位由誰來繼承的問題頗為困擾,有過一番掙扎,是交給姓武的侄兒,保留「大周」國號,還是交給姓李的兒子,讓其恢復李氏皇朝呢?

其中的大臣李昭德所說的一番話,看來令武則天頗有感觸,最後毅然作出「祔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的決定;而李昭德令武氏感受良多的那番話則是: 「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侄為嗣乎!自古未聞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正因如此,到武則天死後,天下重歸李氏手中。

「捐身家」或趨普遍

誠然,像寡婦清一樣,龔如心絕後,在考慮如何安排身家財產方面看來可以較為「灑脫」,既不分給王氏家人,又不分給龔氏家人,寧可「捐身家」,把遺產悉數撥作慈善。這一重大決定,看來應是經過一番掙扎、深思細慮之後覺得屬於最為理想的安排。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婦女以遺囑方法安排個人財產的做法,在早年香港社會已經出現,捐身家者雖十分罕見,但亦曾出現,例如何東平妻張靜蓉把所有名下財產捐予東蓮覺苑作永遠基金(endowment fund)便是一例。但因沒兒沒女而「捐身家」者,同樣為數不多,龔如心的做法可十分少見。如同屬單身無後的樂壇天后梅艷芳,其遺囑安排便是將部分物業財產分贈予好友及姪甥,並成立信託基金,用作供養母親,直至梅媽過世後才把餘款捐出予宗教團體,便反映出先親其親,再及他人之傳統價值。

事實上,近年來,香港社會湧現不少高薪單身婦女(更有些是結婚後不願生孩子)的情況,她們日後又會如何安排其名下的財產?

「捐身家」會變得愈趨普遍嗎?從這個角度看,龔如心的處理方法,明顯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因而值得我們日後再作深入研究。

龔如心與遺囑.五之五.完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Wednesday, December 26, 2012

青年會玩具銀行

玩具銀行兩萬存貨爆倉
港孩物質過盛 捐簇新貴貨

明報記者 袁柏恩 陳倢朗

【明報專訊】在專門收集玩具轉贈基層的「玩具銀行」內,近兩萬件簇新玩具正等候新物主。價值近千的木馬、數百元的Thomas火車頭及原箱LEGO等,都是在未曾「踏離」紙盒半步的全新狀態下,被送到玩具銀行。聖誕節等於收禮物這條方程式,早在小朋友心中植根,今天是「拆禮物日」(Boxing Day),玩具銀行存貨滿瀉,多得要研究將玩具轉送其他機構,反映社會物質過剩。社福機構說,愈來愈多市民捐出玩具,可讓更多兒童受惠,亦籲市民為孩子選購禮物前三思,「要讓他們知道得來不易,才會珍惜」。

個人捐贈激增 佔八成

自踏入聖誕檔期之後,玩具店內水泄不通的情况已維持一段時間,有家長不諱言,每年購買和收到10多份玩具是等閒事。孩子玩具禮物大豐收,但多少件最終可得到主人長久「寵幸」,常伴身邊?本港近年有社福機構設立玩具銀行,回收捐出的玩具或文具(見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東涌中心,2009年起營運玩具銀行,基層兒童完成目標後,可在此換領一份玩具。中心初期主要向廠家收集玩具,但隨着個人捐贈倍增,現時比例已逆轉,個人捐贈佔約八成。在中心約200方呎的貨倉中,儲有多達近2萬件玩具,每年玩具流轉量約1.6萬件。

部分未拆盒 反映浪費問題

中心主任包秀怡表示,初期靠廠家捐贈,貨源不穩定,每年只收到數千件玩具,一度還擔心玩具銀行可能倒閉。不過,近年收集的玩具,一件比一件簇新、一件比一件新款,每逢臨近節日,玩具倉更接近爆滿,「玩具銀行『常滿』,當然很開心,但二來亦反映了浪費的問題」。她表示,「很多玩具連盒也沒拆開,多少反映了香港社會情况,相對富裕的小朋友物質生活過盛」。她慨嘆,情况反映香港貧富懸殊嚴重。

基層童「達目標」獲送玩具

中心目前有約300名合資格兒童參加玩具銀行計劃,拿着「存摺」,他們要與家長一同訂立目標,例如每日吃水果、改善行為問題、多次默書達60分以上等;達到目標之後,可以來中心領一件玩具。包秀怡說,東涌位置較為偏遠,基層兒童「出城」機會不多,父母更不多帶他們逛玩具店,因此他們每次到玩具銀行時格外雀躍,積極爭取達到目標。

包秀怡呼籲,家長即使經濟能力可以負擔,亦不應太過輕易送孩子禮物,她建議可以仿效玩具銀行的做法,要求子女達到目標後才可買禮物。她說﹕「要讓他們知道得來不易,才會珍惜。」

Tuesday, December 25, 2012

中華兒慈會稱不存洗錢行為

中華兒慈會稱不存洗錢行為
48億數字屬審計疏漏

2012年12月21日 趙超、衛敏麗
來源:新華網

  新華網北京12月20日電(記者趙超、衛敏麗)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20日就2011年年報財務報表中的錯誤數字情況舉行說明會,公布了由北京市中立誠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的第三方專項審議結果。審計結果稱,中華兒慈會2011年不存在48億元的貨幣資金流量,不存在洗錢行為,48億元的數字屬會計報表編輯錯誤。

  北京市中立誠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曹豐良稱,此次審計是針對公眾高度關注的中華兒慈會是否存在48億元資金洗錢以及與此有關的貨幣資金及理財產品的收支情況進行專項審計。此次審計屬於公益審計,無任何費用。

  審計報告說,在審計過程中發現,中華兒慈會2011年度的現金流量表數據不是直接由財務軟件直接生成,而是根據財務軟件生成的電子數據手工編制出來的,在填制“收到的與其他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和“支付的與其他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兩個欄目的過程中,填制其他貨幣資金科目發生額4.75億元時多輸入了一個“0”,因此變成了47.5億元,進而使“現金流入小計”和“現金流出小計”超過48億元。

  審計報告還稱,中華兒慈會累計發生理財產品支出為5.25億元,其中的15筆計4.75億元記錄在其他貨幣資金明細賬中,另一筆0.5億元記錄在短期投資明細賬中。

  曾負責中華兒慈會2011年度財務審計的北京中証天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也在此間聲明,承認在審計中華兒慈會2011年財務報表時出現疏漏,沒有審計出“現金流量表”中的錯誤數字,並對此表示歉意。

  中華兒慈會常務副秘書長王林表示,事件發生后,中華兒慈會已制定相關整改措施: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對相關部門進行整頓﹔成立特別社會監督委員會,讓社會愛心人士和專家對基金會的工作進行監督檢查,為更好地開展慈善救助工作獻計獻策﹔將設立公眾開放日,讓公眾更好地了解基金會工作。

  近日,有網民在微博中稱,中華兒慈會2011年年報財務報表中的“現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和“支付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所載的數字大大高於該年報財務報表中“接受捐贈收入的現金”所載的數字,因而疑有巨額資金下落不明,也讓人產生了洗錢聯想。

成龍基金會捲入兒慈會洗錢醜聞

成龍捲入兒慈會洗錢醜聞
http://dailynews.sina.com/bg/focusnews/news/CCAFC1225/index.html

中華兒慈會被指48億去向不明

兒慈會被指48億去向不明
http://dailynews.sina.com/bg/focusnews/news/CCAFC1225/index.html

女同學社

性小眾藝術作品展覽
社會越來越關注同志平權議題,同志團體女同學社噚日喺土瓜灣牛棚藝術村,舉行性小眾作品展覽,有數十件陶泥、文字及視覺藝術作品,其中有支持同志運動嘅少女,製作咗一封寄畀教會嘅信,信上畫有同性及異性手拖手,喺彩虹下和睦生活,寫滿基督教對同志嘅惡毒批判句子;作者B女相信只要真心信主,同志仍可上天國。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及首位出櫃議員陳志全周六會到場參觀支持。

場內又有一封希望寄畀自己情人嘅信,上面寫上二人一起走過的日子,「我記得七一、六四……」另有名為「愛無懼」嘅陶泥作品,表達同志要面對世人排斥及奇異目光,但在雙方家人及朋友支持下了無懼色,強調彩虹終會出現。展覽以「關係」為主題,為期三周,希望各界人士了解不同性傾向人士想法,消除誤解、尊重差異。

Sunday, December 23, 2012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強積金難保基層婦女
團體倡落實全民退保

【明報專訊】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2011年出生的女性預期壽命達86.7歲,較男性80.5歲高,婦女的人口老化問題較嚴重。女性較長壽,有團體指出,強積金難保障到基層婦女的退休生活,建議政府改革強積金制度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基層薪低 強積金有限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上月訪問近300名基層中年婦女,當中逾七成為退休、主婦等非在職人士。委員會政策組召集人鄺國全指出,強積金屬職業性保障,未能保障家庭主婦、長期病患者等非在職人士。

餘下三成受訪基層在職婦亦收入偏低,生活未受保障。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女性僱員的入息中位數為11000元,但調查發現,僅2.6%受訪婦女達標,更有四成收入低於5500元,連中位數一半也達不到。

鄺國全指出,基層婦女收入低,強積金金額亦偏低,難以保障生活。調查顯示,受訪在職婦女中,七成有強積金戶口,但絕大部分人認為供款不足應付退休需要。

七成受訪婦女望子女供養

調查顯示,七成半受訪者表示退休後會依靠子女供養、四成半會以高齡津貼維生,僅一成人會依靠強積金。同時,亦有近半數受訪者怕別人看不起,不願申請綜援。

長津屬過渡 倡改善強積金

委員會建議,政府應立即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展開諮詢,並希望政府教育公眾,減低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應。對於立法會早前通過的長者生活津貼,委員會認為應是過渡措施,始終都需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做到老有所養。同時,委員會建議改善強積金制度,放寬為全自由行、限制受託人管理費上限等。

Monday, December 17, 2012

良心消費難救社會企業

良心消費難救社會企業
C觀點 - 施永青 2012年12月12日

【am730專欄】昨文指出,社會企業的生存空間很小。原因是凡值得經營的生意,商界都不會放過,剩下來的,都可能因服務對象的負擔能力不足,而不能靠自負盈虧的方法持續發展。此外,社會企業必須在善待員工、公平貿易與環境保護上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令經營成本往往比普通企業高。再者,現時社會企業的搞手多為社工出身,他們缺乏企業管理經驗,要靠他們帶領社會企業度過夭折率極高的企業始創期,成功機會實在不多。因此,我不贊成拿公帑去支持社會企業。公帑應直接援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而非浪費在一些虛有其表的社會企業上。要做這類實驗,讓私人資金自己去冒風險算了。

當然,已經辦起來的社會企業,是不願意不經掙扎就退出歷史舞台的。最近他們想出一種方法,就是鼓勵良心消費。我也認識一些這項運動的推動者,他們本來希望我能寫些文章,去推動市民改變一下消費習慣,把選擇時加入一些良心上的考慮。

我初聽時,亦覺得這項運動值得支持,但想深一層,卻不認為社企可以憑這種方法生存下去。我是一個實話實說的人,我不會為了捧朋友場,而去寫一些自己也不認同的東西。

所謂良心消費,就是鼓勵消費者幫襯社會企業,以支持社會企業的成長。消費者可以透過自己的有意識的選擇,達到以下的效果:(i)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ii)促進公平貿易為基層生產者帶來更合理的待遇,得以過更有尊嚴的生活;支持本地小店可以在日益惡劣的市場環境下生存下來,令社會文化可以更多元化。

這樣的行為當然值得鼓勵,然而,社會企業的原意,是希望讓一些福利性質的服務,也可以透過企業化的經營而持續下去。但企業化的經營靠甚麼呢?靠的是食準市場空間,合理分配資源,成功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並藉着員工的協作與創意,為顧客提供不一樣的消費體驗。一般的企業都不會把自己的生存,寄託在消費者的良心支持上。一般企業都很明白,如果自己的產品與服務不是比行家優勝,自己的價格不是比行家吸引,自己是不配在市場立足的。有這種心態,企業才會不斷創新,不斷提升營運效益。

社會企業亦應該有這種心態,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逐步佔領市場更多的空間。如果單靠消費者的良心選擇,實質上承認自己的產品與服務都未到家。否則,憑消費者的自然選擇已經可以勝出了。

社會上的消費者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要他們在消費時刻意作良心選擇並不容易。況且現時市場上的社企並不多,並非總有一間在左近。要消費者舟車勞頓去「眾裏尋他千百度」,並不實際。所以主辦機構也不敢要求消費者長期這樣做,只敢推良心消費「月」,但一個月之後,社企可以怎麼辦?

社企在香港有存活空間嗎?

社企在香港有存活空間嗎?
C觀點 - 施永青 2012年12月11日

【am730專欄】香港的社會企業剛舉行了一場大型活動,名為「社企民間高峰會」。這個自稱為「民間」活動的會議,其實更似是「官方」活動。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親臨主禮,民政事務局由局長曾德成及其下的有關官員都傾巢而出,給了大會不少支持。相信政府在資金上亦對這次活動有資助,令大家可以高規格地在會展舉行。然而,社會企業的宗旨不是要立足社會,以企業的經營模式服務社會嗎?如果變成主要依賴政府贊助,這樣的社企還有發展前途嗎?

社會企業的概念源自英國,主張社會服務不一定要靠政府或慈善機構去做,而是可以透過企業營運的方式,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自負盈虧,持續發展,不斷壯大。

曾蔭權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應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建立新的關懷文化。為此,民政事務局成立了社會企業的支援小組,動用公帑去推動社會企業夥伴計劃。

由於政府肯提供起動資金,各類服務社會的非政府組織都紛紛提交計劃,希望得到政府的資助。可惜,成績並不太理想,真正能靠自己的經營能力而存活下來的社企並不多。大部分的嘗試,都在耗盡政府提供的首批資金後無以為繼,要麼結束,要麼改為依賴資助的社會服務。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大部分社會服務,只要有盈利機會的,商界都會搶著去做,餘下來的某些服務,雖有迫切的社會需要,由於服務對象是弱勢社群,他們根本付不起錢,所以只能靠慈善組織或政府部門去提供。硬要這類服務的提供者,也以社會企業的方式去經營,根本不切實際。

現時從事社會企業的人,大部分都是來自社福界的社工,他們根本缺乏企業營運的經驗,要他們去發掘市場機會,降低經營成本,還需經過長期的鍛練與考驗。短期裡很難出現奇蹟。

要這類人做普通生意尚且有困難,更何況是要他們去做一些一般生意人都認為沒法做的生意?再者,社會企業的標準可不是有服務兼有錢賺就算,還要善待員工,公平貿易,顧及環保等。這無疑會增加成本,令社企更難生存。

其實即使在商界,新成立的公司大部分在創立的頭兩年就倒閉。創業的夭折率高,全世界都如是,並無大幅降低的良方,社企也難逃這個命運。私人去創業,花的是他個人的錢,他想建立自己的事業,就得承擔風險。但社企用的起動資金,大部分來自政府與慈善機構,是否應該拿去冒這麼大的風險,就很值得懷疑,普通NGO,還是腳踏實地搞福利性質的服務算了,無謂浪費精力與資源去搞虛有其表的社企。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28萬家庭住劏房兼被劏
平均呎租27元 貴過大型屋苑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7日

【本報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被踢爆出租劏房謀利,事實上經營劏房確實有價有市。關注劏房居民團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調查發現,全港30年樓齡的私人樓宇中,約42%單位被改建成劏房,估計有逾28萬個家庭「蝸居」在各區的6.7萬個、平均只得137呎的劏房裏。劏房租金更嚇人,平均租金2,985元,呎租高達27.14元,高於全港85個大型私人屋苑的22.2元。
記者:蔡建豪 譚靜雯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於今年10月至11月間,委託200多名大專生巡查了全港4,045個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單位,發現約42%、合共1,639個單位被改建為劏房。全港共有約16,000幢同類樓宇,保守估計劏房單位最少有6.7萬個。該組織指以一個單位被劏成4.3個小單位推算,居於劏房家庭數目超過28萬戶。記者昨日觀察,一個劏房平均住了三至四人,以此推算,香港或有84至112萬名劏房居民。

平均面積137呎

調查也成功訪問了465戶居於有關樓宇的居民,其中90%受訪者承認居於劏房。調查顯示,劏房的平均租金達2,985.44元,佔有關家庭入息比例的36%,較政府統計署早前公佈租金開支佔入息比例25.7%的結果為高。劏房戶平均居住的面積為137呎,平均呎租為27.14元,有居民付出2,600元租住10平方呎的床位,相對呎租更達到260元。事實上,中原地產於今年10月新簽租約統計顯示,全港85個大型私人屋苑的平均呎租為22.2元,劏房呎租竟然比大型私人住宅更高。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賴建國表示,逾60%的受訪者稱正申請公屋,反映劏房戶渴望透過上樓改善生活。不過,公屋輪候冊突破20萬大關,政府根本不能做到三年上樓的承諾,建議改建工廈、空置校舍及政府建築物作過渡性房屋,以及非政府機構營辦出租的社區房屋,短線解決劏房問題。

僭建醜聞纏身的特首梁振英昨出席港台施政報告論壇,多名市民向他大吐苦水,「樓價貴得好厲害,家貧苦大眾有啲冇得住,有啲就住板間房。」亦有市民要求梁振英大幅增加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梁振英反指,政府提出改變土地用途興建居屋或公屋時,會遇到不少阻力,要求市民持「一家人」的心態,作出犧牲和讓步。

此外,陳茂波昨回應有報道指其妻子家族公司景捷在政府推出買家特別印花稅(BSD)前,出售大角嘴劏房單位,他稱其妻已於今年八月出售公司股份,該公司的商業活動與他們無關

Friday, December 14, 2012

磅巷關注組促保育文物

磅巷關注組促古蹟辦保育文物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4日

【本報訊】政府擬斥資2億元在西營盤磅巷興建全長200米的扶手電梯,連接般咸道至太平山街。但磅巷關注組指,工程將摧毀逾百年歷史的磅巷公廁和浴室、石牆及樓梯,已去信古蹟辦及城規會要求將磅巷及附近的卜公花園評級,保育歷史文物。

鼠疫後首個公共浴室

關注組召集人楊子傑表示,磅巷見證香港開埠初華人聚居的辛酸,而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為改善衞生環境而建的磅巷公廁,及全港首個公共浴室極具歷史價值。他指磅巷雖沒有歷史評級,但現時面臨清拆,將嚴重破壞社區環境,也對現存的百年台階造成破壞。

他透露,由於部份路段只有3.5米闊,興建扶手電梯有困難,政府建議把電梯分兩層,「一層畀人行、一層就電動扶手電梯,設計有啲奇怪」。他認為政府無需清拆磅巷也可方便居民出入,「用斜路代替扶手電梯,附近種樹就得,唔使一定要用咁多錢。」

他又批評磅巷扶手電梯只是「大白象」工程,擔心該地淪為商業區,樓價、租金狂升影響居民,又指特首梁振英曾提出在全港18區進行改善無障礙設施工程,擔心區議會為求達標,令「大白象」工程越來越多,「唔知下一個會輪到邊個區遭殃」。

Sunday, December 09, 2012

磅巷關注組

關注組反對磅巷建扶手梯
星島日報, 2012年7月14日

(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政府擬在上環磅巷建二百米長半山行人扶手電梯,連接般咸道及太平山街。由磅巷商戶及居民成立磅巷關注組質疑計畫欠諮詢,提出反對,免增加人流破壞社區寧靜,促政府擱置為項目顧問研究報告招標。但有議員贊成先完成研究報告,再作諮詢。

  現存的中環些利街半山扶手電梯系統,由中環街市至干德道,全長八百米。據工聯會估計,中半山人口在未來三至五年上升約百分之二十五,屆時電梯系統使用量大增,建議政府在附近另築新扶手電梯。政府現擬在上環磅巷建半山扶手電梯系統,紓緩半山交通。

  憂影響社區寧靜

  磅巷關注組發言人楊子傑指,興建計畫未有諮詢公眾,質疑磅巷人流少,山下太平山街遠離港鐵站,興建扶手電梯或無人使用。他強調,即使日後扶手電梯使用率高,人流增加會破壞社區寧靜,希望政府擱置耗資二百萬元進行項目顧問研究報告招標,並善用現有的扶手電梯。

  兩年前遷到磅巷的窗簾商劉先生表示,該區寧靜舒服,若項目落實動工,他會因嘈吵而遷離。經營髮型屋的洪慧賢,因租金上漲而遷入磅巷,惟倘磅巷發展成第二個蘇豪區,變得嘈雜、租金上升,亦會考慮搬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中西區區議員張翼雄,昨約見運輸署及機電署代表,建議在卑利街設半山行人扶手電梯,但運輸署指該址難以施工。王國興指可退而求其次,贊成招標研究磅巷建扶手電梯可行性,並強調公眾諮詢須基於顧問研究,宜先推研究招標。運輸署及路政署表示,磅巷扶手電梯計畫現仍處於初步研究階段,須完成初步設計方案後才進行諮詢。

  張翼雄則指,現存些利街半山扶手電梯系統有近二十年歷史,去年底始故障頻生,平均每兩日一壞,日間維修會阻礙行人,建議在夜間進行維修。機電署指已向環保署申請於晚上九至十一時進行維修。記者 陳錦洪

Tuesday, December 04, 2012

龐一鳴: 捐錢?你中伏了沒有?

龐一鳴: 捐錢?你中伏了沒有?
2012-12-2 10:57:44

NGO在街上聘請青年人籌募捐款已不是新鮮事。但每次在街上見到,仍然心傷。

昨天,趕去做一個訪問,遇到一位青年人拿著「綠色和平」關注Zara用有毒物料製造成衣的傳單在爭取簽名抗議。我停下來,想作簽名支持。他在我還未簽完名,就開口游說我向綠色和平捐款。首先,我對這種借市民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停步簽名,實則為了「推銷」捐款的做法相當不滿。本來想即閃,但見到這位青年人十分賣力,我打算當支持賣旗般,一次過捐十元八塊了事,現場卻沒有這個選擇。青年人跟我行了一段路,我說我沒有時間停在這裡填表,著他給我一張,填完交給他。

他多次問我是不是真的會填,我說,我問得你攞,就一定會填。最後他給我表格,再追問我何時可以交,我說我沒有傳真機,要幾天時間,下一次到學校上課就可以傳真。他連忙問我電話,相信是幾天後會來電跟進,我說沒有問題,給了電話號碼就走了。

轉過身,我真的打算填表,打算一次過捐一點點錢,當做支持他們最近爬到海港城頂,展示大型橫額,反對中電平買貴賣電力賺錢的行動。誰知道,表格上竟然沒有一次過捐款的選擇,只有每月捐款的可能。我即時邊行邊動氣,每天無數市民在街上跟籌款幹事短短幾分鐘交談後,要做的,原來是每月定額捐款決定。再讀畢全份表格,找不到任何捐款期限的選擇。吓,原來填了表,交上了信用卡號碼,綠色和平可以收你捐款直到永遠。

這位青年人,不好意思,我要食言了,我實在無法交上這份表格。這種不良籌款手法和大財團的不良營商手法如出一轍。小市民除了被電力公司、巴士公司、領匯等榨取本來已不多的工資,現在連NGO也加入這個行列,可悲可惡。

各位,募捐是要支持的。我們要令社區上弱勢得到幫助。但是,面對不妥當的募捐手法,我們要多加反思。

(以下連結為綠色和平的回應:http://thehousenews.com/personal/綠色和平回應龐一鳴/ )

回應龐一鳴
2012-12-2 18:32:58

龐一鳴先生於12月2日《主場新聞》專欄中提及綠色和平籌款一事 (原文〈捐錢?你中伏了沒有?〉),本會現作以下澄清。

文章提及綠色和平在街頭籌款使用的捐款表格,只容許每月捐款,沒有一次過捐款的選擇。事實上,街頭籌款只是捐助綠色和平的其中一種方式,其他捐助方式包括網上填寫信用卡資料、繳費靈、便利店現金捐款、遺產捐贈、Paypal、支票等等。市民可以通過以上方式一次過捐款或每月捐款予綠色和平,詳情可參閱網頁:http://www.greenpeace.org/hk/donate/ 。

市民每月捐款,完全出於自願,我們的籌募大使皆向市民清楚表明,若決定停止捐助,可隨時致電本會會員服務熱線,由專人立即安排停止捐助。文章所言「交上了信用卡號碼,綠色和平可以收你捐款直到永遠」,並非事實。文章要求加入的「捐款期限」一欄,反而有可能誤導市民,以為這是一份「死約」,市民必須承諾在此期限捐款。

綠色和平是獨立的全球性環保組織,與大部份慈善團體不同的是,為了保持不偏不倚的聲音,推動政府和企業實施更環保的政策,我們絕不接受政府、政黨、企業任何捐款,只接受市民大眾和獨立基金會的資助。因此,市民長期的捐助對我們尤其重要。

綠色和平於1997年在香港設立分部以來,一直採用名為「直接對話行動(Direct Dialogue Campaign)」的方式,由籌募大使在街頭向公眾講解環境問題及綠色和平的工作,並希望公眾成為綠色和平的會員,每月捐助綠色和平的環保工作。我們相信,通過在街頭直接與市民溝通,邀請市民成為我們的會員,接收我們給會員的定期匯報,有助市民更深入了解綠色和平及我們的全球環保工作。我們期望在街頭接觸到籌募大使的市民,盡量考慮每月捐款,旨在通過市民幾個月、一年或數年的定期捐助,讓我們可以為環保項目進行更長遠的規劃。

「直接對話行動」的籌款方法要行之有效,有賴我們每天在街頭向市民講解的專業籌募大使。籌募大使必須由專人接受培訓,清楚向公眾解釋慈善團體的宗旨和工作,並每星期工作不少於30小時,所以義工並不適合擔任籌募大使,我們必須聘請全職員工進行籌款工作。

相對於郵寄籌款信、媒體廣告、電視籌款、賣旗及義賣等,「直接對話行動」街頭籌款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籌款方法之一,獲香港以至全球各地眾多慈善團體採用,以取得市民大眾長期穩定的財政支持。指「直接對話行動」街頭籌款是不良籌款手法,實非公道之評論。

綠色和平總部及各分部的財務報告完全公開,亦為國際非政府組織問責約章(INGO Accountability Charter)發起及簽署團體之一,致力進一步提高組織運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我們歡迎市民大眾繼續監督慈善團體的運作,支持我們繼續以行動帶來改變。如對綠色和平的籌款手法及運作有任何進一步的疑問,歡迎隨時與本人聯絡。(電郵:fung.ka.keung@greenpeace.org)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行政與區域發展總監 馮家強


回應/發表評論

Fung Ka Keung
謝謝大家的提問。

綠色和平是少數擁有自己街頭籌款團隊的慈善團體之一,街頭籌款團隊由綠色和平直接聘用。由於人手問題,自2008年起,我們也有委托街頭籌款服務公司同時進行街頭籌款活動招募捐款會員。平日你在街上碰見的綠色和平籌募大使,大部份都是綠色和平直接聘用的非外判員工,而綠色和平的籌款團隊所招募的月捐會員一直佔大多數。

不論是通過綠色和平自家籌款團隊或委托的籌款服務公司成為捐款會員,綠色和平皆會收到捐款會員百分之百的捐款。與其他慈善機構一樣,我們每一年都會調整整體收入的分配比例,其中包括招募新捐款會員的籌款開支。綠色和平為維持獨立性,絕不接受政府、企業和政黨的(通常是大額)捐款,因此,我們必須進行更多籌款活動,呼籲個人小額捐款支持我們的工作。綠色和平籌款經費少於目前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我們在年度報告中也有刊登相關資料,從不隱藏任何籌款開支,與大多數國際非政府組織相似。

成功的慈善機構並不會單用招募新捐助者的籌款成本去評估籌款計劃的效益,而採用招募新捐助者的籌款成本與與捐助者捐助多年的捐款比例作出更客觀的標準。在招募長期捐助者的第一年,成本或許較高,但因為慈善團體只須承擔月捐籌款最初開始招募的成本,及後定期捐助持續愈久,慈善團體的籌款成本便愈低,所以,即使將街頭籌款與郵寄籌款信、電視廣告、賣旗、賣物等每次籌款皆須付出行政成本的籌款方式相比,街頭月捐籌款仍然是更具成本效益,亦即有更大比例的善款用在我們的環保項目上。

如有其他疑問,歡迎與我聯絡。

馮家強

Fung Ka Keung
相信大家都希望了解事實詳情,我當初才回應得比較多。你希望我簡單直接回應,沒有問題:

1. 現時綠色和平直接聘請的籌款團隊約佔70%,委托的街頭籌款服務公司約佔30%,不過我們仍有職位空缺,直接聘請的團隊所佔比例應更高。

2. 重申一次,市民100%捐款皆直接捐助綠色和平。綠色和平籌募大使的薪酬不與市民捐款額掛勾,所以恕我當初無從回答這條問題。

3. 我們的「直接對話行動」是鼓勵市民成為月捐會員,所以表格上是填每月捐款,原因已在回應文章清楚寫明,在此不再重覆。若市民要求只作一次過捐款,我們也會接納,在表格上註明一次過捐款即可。

今天我亦從在場的籌募大使中得知,籌募大使當時未有足夠時間解釋清楚,龐先生亦太急未及向籌募大使查問一次過捐款的選擇,便取走表格。及後龐先生僅依照他手上的表格認為我們不容許一次過捐款,純屬誤會。

馮家強

Sunday, December 02, 2012

「齊心基金」

中策組奪撥款權 勢益梁粉
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2日

【本報訊】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去信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要收回研資局審批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權力,剛巧政圈盛傳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將於短期內宣佈成立「齊心基金」,充當梁的智囊及研究機關。有學者及議員擔心,邵善波將公帑私相授受予「齊心基金」一類「梁粉」機構,借研究為名、打輿論戰為實,促檢討中策組職能。

張震遠成立齊心基金

港府在05年推出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大專院校研究公共政策,從每年2,000萬元撥款中,撥出一半成立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兩個計劃均由研資局審批撥款。但昨日有報道指,邵善波在上月13日去信研資局主席錢大康,決定改變資助計劃的運作模式,表明2,000萬元款項的審批權統統撥歸中策組,申請資格由八大院校學者擴充到自資高等院校以至智庫。巧合的是,兩名忠實「梁粉」行政會議成員的張震遠、前平機會主席鄧爾邦,部署短期內宣佈成立「齊心基金」。翻查公司註冊署資料,張、鄧兩人早在梁登基前,已成立了香港齊心基金會有限公司,來自政界消息指張、鄧兩人近日開始有所動作,有意將「齊心基金」打造成梁的智囊和從事研究,作為梁政治造勢及反擊對手的「炮台」。

曾獲計劃資助研究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憂慮,法律上無界定何謂智庫,由中策組審批恐令公帑落入親建制組織,以便為政府造勢,亦使資源不多的學者更少資源。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擔心,日後由中策組審批,「標準會唔會係將啲款項私相授受去啲所謂嘅外圍梁粉機構呢」。

工黨李卓人斥責邵善波已經「冇王管」,中策組擅自作出挪移撥款審批權這重大改動前,竟然不經立法會討論,擔心中策組「將資源畀番梁粉研究所,專係幫梁振英做研究」,他要求立會相關委員會全面檢討中策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