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空間公義與城市烏托邦
阮耀啟
載於《墟.冚城市——本土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
過去十年間,香港的社會運動可説是一浪接一浪,在中港經濟融合、地產霸權及金融資本的權力結構底下,很多時運動的焦點都落在城市空間的運用及對「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抗爭,坊間很多論述都以「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空間公義」(spatial justice)及「城市空間運動」等視角,嘗試了解及分析這些牽涉「空間政治」的社會行動與實踐。
如我們更細緻的分類,這些與城市空間相關的社會運動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民間社會的力量反對「城市權」被掠奪,抗衡區域發展及市區重建的士紳化,盡力保衛一些經由市民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城市生活空間,免受國家及壟斷資本入侵,如保育喜帖街、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反高鐵運動、尖碼之聲保育運動、以至最近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等抗爭。
若然第一類型的抗爭,是要保衛一些舊有城市空間及市民現有的生活方式免受破壞,第二類「城市空間運動」要做到的,更是要打破目前由壟斷資本所塑造的城市空間,對市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尋找及開拓大商場及連鎖店以外的「另類經濟」的實踐空間。一個為人熟悉的例子,就是由龐一鳴所發起的「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以及與該行動相關連的良心消費運動。而其他例子就包括反領滙撐小店運動、支持小販及排檔的運動、本地農業運動,及以提升團結合作為目標的合作社運動及公平貿易運動等等。
在本質上,兩類型的空間運動一破一立,前者對抗壟斷資本及其他外來力量侵佔市民的城市權,以行動直接打擾及破壞政商聯盟,永無休止要加強操控城市空間的圖謀;後者則要求運動的參與者,重新檢視本身作為「城市共同體」(the urban commons)一份子的責任,以個人的日常生活為本位,重新建立富公義的消費習慣及經濟生活模式。當然持久的城市空間運動是需要兩者兼備的,一方面以最大力度保衛現有的城市生活空間,另一方面透過各式各樣的另類經濟實踐,改變城市生活的面貌及內涵,並持續不斷與其他市民一起共創(co-create)富空間公義的城市生活環境。
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
在資本與政權「勾結合謀」的權力結構底下,港式城市發展大都以便利資本流動,以及協助資本累積為主要目標,無論是區域發展及市區重建,都只是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所言的「奪取式資本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代名詞。當香港市民的城市權不斷被掠奪,要對抗壟斷資本在城市生活中任意進行剝削,單單去保衞現有的城市生活空間也只能是消極的抵抗,要重奪屬於廣大市民的城市權,並實踐空間公義,我們就必須以更積極及更具創意的方法,重新「佔領」目前已被各大地產商,以及領滙霸權所操控的城市生活空間。
這說法對很多人而言,可能是有點異想天開,但以另類的經濟實踐回應城市權被剝奪,其實只是很多弱勢群體的自救行為。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受到重大打擊,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尤大,特區政府的回應是削減綜緩及於社福界改行整筆撥款制度,以減低政府的財赤壓力;不同的弱勢群體為求自救,在前綫組織者的協助下,他們紛紛在不同的社區及城市空間,開展了為數不少的社區經濟項目,這些另類經濟的實踐經驗,最後被樂施會輯錄成《不是烏托邦——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一書,該書成為回歸以來,記錄社會經濟「佔領運動」的重要著作。
社會經濟(或稱為「團結式經濟」或「社區經濟」),是指一些在主流市場以外的另類經濟實踐,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通過自我提升,以達致經濟生活模式改變的社會運動。社會經濟的實踐五花百門,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社會企業、社區貨幣、良心消費、集體購買、社區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等等。簡單而言,社會經濟的目標,是要重建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社會關係,反對放任資本主義只著眼於狹隘個人利益和利潤的追求。每一個社會經濟的實踐,本身都是城市生活空間的抗爭,都挑戰著主流市塲資本運作的邏輯,所以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要面對主流市塲的打壓。
對社會經濟的參與者而言,他們都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但在地產資本的操控下,這些另類經濟的「異托邦」(heterotopia),能否持續生存於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空間,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疑問:它們會否變成保守、與社會脫節而只有極少數人參與的「自留地」運動?它們會否輕易的被主流市塲所吸納,變成壟斷資本重塑城市空間的方便藉口?縱使我們的行動者極力反對,喜帖街的抗爭運動最終並未能扭轉社區被毀滅的命運,換來的只是市建局在原址重建一個以「姻緣」為題的購物商場,結果是方便資本家謀取更大的商業利益!
社會經濟實踐的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發展成具規模的城市運動,廣納市民參與,運動的組織者就要回應: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否真實可信」這個疑問。面對主流市場,它是否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想像?若然所有社會經濟的「異托邦」,最終的命運都只會是被排擠或被吸納,我們是否仍要秉持烏托邦的理想,還是我們應接受烏托邦是不可能實現的詛咒?
哈維:「城市共同體」與「城市烏托邦」
哈維在他不同的著作中,都有關於烏托邦想像的討論,其2000年的舊作《希望的空間》(Harvey, 2000)重點探索「城市烏托邦」(urban utopianism)的可能性,提出「辯證式烏托邦」(dialectical utopianism)的實踐,是追求城市烏托邦的唯一出路,而他為回應「佔領華爾街」運動而編著的新作《反叛城市》(Harvey, 2012),當中對「城市共同體」的描述,就更加充實了他在《希望的空間》一書中對城市烏托邦的討論。
無論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又或是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其目標都是改變目前主流經濟體系的面貌。數年前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全球超過八十個國家接近100個城市相繼出現佔領運動,挑戰全球金融資本霸權;整個以城市為軸心的佔領運動有極高的象徵意義:示威者佔據金融區的城市空間,以「城市權」作為和平抗爭的武器。佔領運動其後被各地政府所取締,可説是意料中事,但運動提出了「我們是99%」的口號,成功讓全球的民眾醒覺放任資本主義的不可行及不公義,開拓了一個極大的「構想空間」(conceived space),讓更多人開始想像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社會經濟的佔領運動,同樣以城市為軸心對抗在地的地產霸權,但與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同,它要開拓的不是一個「構想空間」,而是一個在地而又真實可行的「實踐空間」(lived space),這個空間能夠讓參與者在日常生活中,全面投入進另類經濟的實踐之中,達到自我改變及自我提升,並逐步驅動社群經濟生活模式的改變。
作為一批判地理學家,哈維對城市空間的理解及想像,絕不限於純物質性的「經驗空間」(experienced space),他認同法國哲學及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見解,認為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應保持著動態的辯證關係,而只有當我們的空間認同能超越(transcend)這三個空間領域,我們才有可能邁向真實的城市烏托邦。
在《反叛城市》一書中,哈維用其中一個章節描述背景各有不同、為數眾多的城市居住者如何一起建設城市共同體,其中心思想就是城市居住者,是通過生活實踐一點一滴的去共同塑造城市的空間景觀,而城市空間的形成,則反過來影響城市居住者的日常生活習慣及經濟模式,以及他們對城市空間的建構所可能出現的構想。這有關城市共同體的討論,就隱含著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的辨證關係,而這亦是哈維所指出能引領我們走向城市烏托邦的唯一進路。
「想像」與「實踐」的辯證成長
金融海嘯之後,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的自由市塲烏托邦想像已全然破滅,滴漏效應的神話不再,我們不禁要問,我們還需要烏托邦的想像嗎?哈維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寫作《希望的空間》一書的目的,就是要我們不要放棄希望。
目前,社會經濟運動所面對的挑戰亦是與經驗空間、構想空間及實踐空間三者息息相關:在地產霸權底下,另類經濟實踐當然要對應高租金高地價,及公共空間被建制權力限制使用的困局,但同樣窒礙運動發展的並不單是物理性的城市空間。目前由國家與資本共同塑造出來的城市空間,正緊緊控制著市民的日常生活,令大部份人對城市空間的構想都變得茫然,而只有少數的人會認為,另類的經濟模式是有可行的實踐空間。只有當我們能做到將經驗、構想及實踐互相結合,我們才有可能保持運動的進步性,並引領不同的另類經濟實踐,都能持續不斷在批判中成長。
鄒崇銘、許寶強、黃洪編(2003).《不是烏托邦:社區經濟理論與實踐在香港》。香港:樂施會。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vey, D. (2009).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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