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24, 2014

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葉寶琳: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明報 | 2014-08-24 | 佔中之後 | 葉寶琳

文章刊出之時,人大常委即將就政改訂下框架,而這星期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重申「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而其中的方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番講話無異為人大常委的公布作出預告。《白皮書》宣告了中共全面控制香港,過去在虛擬自由主義下的「中立∕專業」已再沒有位置,不論政改拉倒或通過了一個假普選方案,香港也會步入全面政治化社會,爭普選運動將被全面的本土抵抗運動取代。

當泛民政黨面對存續危機的同時,一直在香港政治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的獨立民間組織(意指不為北京控制的組織)也必須直面三大困局,才能有力量參與新一輪更嚴峻的鬥爭。

一) 群眾組織的困局

2003 年七一後,香港公民的自行組織能力大大發展,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就依賴媒體製造輿論,高調地向當權者施壓,旨在將議題公共化。另一邊廂,中方也在加強控制香港,開展十年計劃,花大量金錢以「蛇齋餅糭」方式支持地區組織,培訓地區幹事為居民噓寒問暖,同時招攬專業人士進入界別組織及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一切都在低調進行。

8 月17 日的反佔中遊行,讓那些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同鄉會」或「╳╳╳聯誼會」及各種行業的組織,一次過進入公眾的眼球。雖然因為涉及各種威迫利誘手段而醜態百出,但對建制而言,關鍵在於建立群眾動員流程和系統。8 ? 17 動員得到李飛高度讚揚,可以預計這類層壓式動員將來會在23 條立法時重演。

民間組織動員力弱

縱然民間組織和泛民政黨極懂使用媒體策略,甚至催生新媒體,卻顧此失彼,忽視社區組織。目前大型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人數不過1000 人,人數再多一些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已經不為主辦團體所認識。正面點說,遊行示威的群眾絕大部分是自發參與,但反過來亦反映了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能力長期偏弱,要靠媒體宣傳搭夠。

在這個困局之下,民間組織若在舊有模式中繼續依賴已逐一被親建制商人買下的主流媒體,絕對不是出路。我們必須重拾對社區組織的重視,在有限資源下,策略性地介入危機社區。在保衛菜園村、反東北發展及碼頭工人工潮的經驗裏,參與運動的直接持份者(或曰苦主)不過幾百人,但透過新媒體對事件的公共化和政治化,及至城鄉共生和財閥霸權的問題,讓更多公眾成為間接持份者,建立民意後才能在主流媒體和議會擁有較多主導權。另外亦應重視自發參與者的後續組織工作,嘗試反攻被親北京陣營佔據的公民社會陣地。例如反國教後數以百計的市民自發組織各校校友聯署,每個聯署都分別可接觸上千名市民,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利用這些新形成的網絡參與各中小學的校友會及家教會選舉,更有效地監察校政?

二) 去政治化的困局

香港獨立民間組織大多以弱勢社群福祉為出發點,為基層、病人組織、長者、草根街坊和工人等開展社會服務、組織和政策倡議工作,不少源於社會工作系統。為了方便爭取支持及維持工作動力,組織一方面習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和低調,另一方面很容易將爭取短期的紓解措施置於改革政經結構之先,這陣子有關租務管制的討論即為一例。

組織政黨鮮有交流

去政治化也源於民間組織和政黨之間的不信任。在泛民主派的陣營中,民間組織鮮有和政黨建立起長期而深入的交流,彼此某程度上視對方為推動一己議程的臨時工具,個別議題的倡議高潮一過,合作亦隨之結束。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決的一部分,如果只單純視政治人物為「博取政治資本」,結果只會令政黨議員對於民間的訴求,變得和官員一樣,只按民意而行事。就以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為例,最初在財委會內積極發聲的只有幾名新界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果沒有政改議題和財委會主席的劣質表現,以及時間上碰巧與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重疊,相信也難有泛民集體抗爭的情境出現。

三) 缺乏藍圖的困局

1980 年代後過渡期的民間組織發展,如社區組織協會、多個社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在當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局下,再加上民間所認同的「民主回歸」,令公民社會習慣不去觸碰憲制民主等根本政治議題,即使是一些對港人至關重要的決定如聯繫匯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公共開支嚴控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等的問題,30 年來有如禁忌。

在這格局下,民間組織只設限於捍衛弱勢社群的人權和福利權,令持份者只着眼於相關的政策倡議,甚至出現不同基層之間的矛盾(如低收入人士和領綜援街坊之間,地盤工友和反開發村民之間),這正反映了組織者缺乏整體社會發展願景。

各自為政難以統合

過去兩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不少過去基層組織的服務對象如新移民和基層的倡議工作都變得「危機四伏」——服務新移民的組織在七一遊行被本土派圍罵、基層組織甚至要「嚴防」有鄉音的街坊接受媒體訪問,以免社福議題被中港矛盾蓋過。連就自由行政策、人口政策等,民間組織之間也缺乏開放討論,可是這都涉及我們對香港未來政治藍圖的想像。過去習慣去政治化的民間組織,在新的鬥爭形勢下陷於被動,無言以對。

中港矛盾在佔中之後必然有增無減,民間組織不能繼續採取「避風頭」的態度。進步的社運立場,必須能帶領社會塑造社會願景,同時配合具力量的行動,才可重奪民心。

總結

反佔中的出現,是中共宣告放棄對港的統戰策略,而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管治香港。佔中之後中共只會進一步控制香港,否決假普選,就是拒絕認命,30 年前中英兩國決定香港前途,港人還相信民主回歸。現今英國已拍拍屁股,香港人必須根本地思考主體性問題和重新掌握命運。

泛左翼的社運組織,亦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資源自給、多元產業等,告別30 年前對民主回歸的幻想,為下一代換取時間空間,重新思考出路。

Saturday, August 23, 2014

黃英琦: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2014年08月12日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與幾位市民上周到PMQ元創方,抗議建築物由「活化」變私有化。他們對活化後的歷史建築有諸多不滿,例如置於地下的前中央書院地基經常封閉,管理層亦不會外借場地予社區團體等。
看了這段新聞,我想起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阮耀啟博士在一個「共享經濟」講座提及的三個概念;他說,除了我們熟悉的「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社會還有大量「公共財產」,英文是 the commons。住宅單位是私有,政府大樓是公有,而社區的公共空間、公園和街市等就是「公共」,是市民可共同享用的財產,管理者只是「託管人」。因此,公共設施的管理要設合用者的需要,規例不能太重視商業化或對市民過度苛刻。

PMQ是市民的「公共財產」,這說法大家不反對吧。建築物的復修花了數億元公帑,使命是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開幕後,管理者巧妙用了熊貓展和夜市帶動人流,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蜂擁而至,也製造了噪音;同時,它的營運模式以高檔次高消費為主,卻未必對鄰近社區帶來裨益。

香港有許多具質素的「公共財產」,在PMQ山腳的中環街市是其中一項,但它已空置多年。市建局採用的活化策略是加建,蹉跎8年,面對司法覆核後再要說服屋宇署,聽說最近才開綠燈,但活化後的街市將有怎樣的管理手法?這才是關鍵。若市建局當年對中環街市的想像是共享,它今天已是有趣多元的創意市集和都市農墟空間了,根本不用加建和受建築成本大幅飆升之苦。

若PMQ或日後的中環街市管理者用共享及「公共財產」去營運,它與社區應更互動。首先,市民和非租戶的創意文化界可以參與和提出意見。在設計師的商店以外,它應有更多自由開放的空間,還有pop up日租小攤 (時間的共享)。它的管理價值可以少一點「防範」。今天的PMQ很旺,團隊有心,但從不同朋友處聽來,它仍未建立使用者與管理者之間的互信。例如,若信任存在,人和小狗可以在草地上玩耍;如有共享精神,不同的生活方式應被尊重,就不會令專程騎單車而來的朋友為難,因為「單車不准進入」,那又何必呢?

文化拆局 - 黃英琦

Monday, August 18, 2014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http://www.metropop.com.hk/contents/417/green/1395/

「分享」是三歲細路哥都曉的道理,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分享書本,分享車和房屋⋯⋯沒錯,在共享經濟概念下,只要是過剩的資源都可與人共享。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曾獲《時代雜誌》選為「十個改變世界的概念」,著重享用大於擁有,透過善用資源,減少浪費,改善環境,對抗無節制的過度消費,讓like & share由網絡一個「掣」,變成有利經濟和生活的實踐。

享用大於擁有
據統計,2011年美國generation Y買車比率只有0.5%,而上一代則高達6.8%,這意味甚麼?「他們寧可借車租車,因為generation Y是一個share世代,網絡所有資源都可共享,甚至透過網絡平台享用現實資源。」阮耀啟博士是《共享香港》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共享經濟非常適合在香港實踐:「約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人們開始反思消費意義,厭惡過度消費,發現生活上許多東西都可以共享,不一定要私有化,於是興起了共享經濟的說法。現時香港正好有許多『閒置』資源,例如房屋、衣物、汽車、家具、剩食,又有良好的科技發展,大可推動共享經濟,讓資源更有效重新配置整合。」

循環活用 提升價值
大眾對sharing economy可能覺新鮮,其實概念最早於七十年代末出現,而在香港更曾是尋常事。舊時鄰里關係良好,小至柴米油鹽,大至家具、工具互借,甚至鄰居當時暫當褓姆幫忙託兒。只是社會愈來愈富裕,甚麼都私有化,人變得自私不信任他人,「共享」漸漸不復見。

幸而近年全球循環經濟及環保意識增強,加上網絡社交平台的發展,使「共享」有復甦跡象。阮耀啟說:「本地組織Oh Yes! It's Free和平等分享行動,都在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實踐共享經濟,物件循環再用延長生命之餘,資源亦能妥善分配到有需要人手上,這是個由下而上的行動,每個人都可組織自己的共享平台,將分享由網絡帶回現實 生活。」

阮耀啟又指,除了民間自發的二手書交換平台,公共圖書館亦算一種「共享」:「現在愈來愈多家長交換玩具,中央圖書館亦設有公共玩具圖書館,不過玩具不可外借,透過網絡平台,未來設立可外借的玩具圖書館、工具圖書館亦非不可能之事。」

三類共享經濟模式
澳洲的共享經濟提倡者Rachel Botsman曾在著作“What’s mine is yours”提出三類共享經濟的模式。

市場再流通 (Redistribution Markets)
重點是將資源重新分配,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送贈他人,或作二手買賣加工,賦予物品新的價值,例如執嘢、Book x change、食德好等。這種模式的實踐者,大多關注資源永續發展,而非只為個人利益。

合作式生活 (Collaborative Lifestyles)
是集中相同興趣或需要的人,共享空間和時間。co-working space共用工作間和近年流行的urban farm城市農場,都正好為寸金尺土的香港,解決因租金帶來的發展 阻礙。

產品服務系統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常見例子是car share。據統計2012年已有27個國家共178.8萬人,享超過4萬輛車。香港第一個共用汽車網Carshare.hk亦於去年底成立,出租閒置私家車,可替車主減輕養車成本,最重要是減少碳排放,為環境出一分力。

還有甚麼可以Share?
網絡資源可以share,物件可以share,空間可以share,還有甚麼可以共享?參考外國的例子,或者會為共享香港帶來新點子。

德國 再生能源
作為再生能源的先驅,德國連這方面都可以共享。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現,會受無風或陰天天氣影響,德國政府為此改善電力網,市民更自發獨資或合資,在各自的房屋建造私人風力或太陽能發電器,儲存多餘電力,供應整個社區所需。

美國 打雜跑腿
放工太懶不想帶狗狗去散步?想買演唱會門票不想排隊?花園雜草想找人修理?這時候你需要一個大打雜幫你做跑腿。TaskRabbit是將任務和人力配對的系統,只要在網站發佈任務,網友感興趣便會根據個人才能提供報價,系統會自動將任何交予報價最低的人。完成任務後,雙方可在網絡進行結算,TaskRabbit為未有全職工作但有特別技能的人帶來工作機會,有效利用「閒置」的人才。

首爾 政府和市長
韓國有俗語「一粒小豆也要分享。」作為亞洲第一個共享城市(Sharing City),首爾連市政府的空間和時間都可以共享。首爾市政府大樓不但開放予民眾使用,連車位亦免費任用,甚至到處都可貼便利貼告訴政府心中所想,名副其實「門常開」。

Friday, August 01, 2014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阮耀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越來越受到重視,去年十二月,一些關心社企及公益事業發展的朋友們走在一起,成立了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共同推動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的實踐。

在這段時間,每每遇到很多社企及公益業界的朋友,詢問有關如何量度社會效益的問題。從這些討論中,我發現目前業界對社會影響評估有著各式各樣的想法。

有相當多朋友會將社會影響評估想得過於複雜,認為社會效益並不可能有客觀及富認受性的方法去量度,他們對社會影響評估抱持著極度懷疑的態度,認為一切對服務成果的評估都只是玩數字遊戲,為的只是要滿足資助方的要求,對接受服務的群眾而言毫無益處。

而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相當多業界的朋友把社會影響評估想像得過於簡單,他們將社會效益分析的實踐,理解成安裝電腦軟件一樣,只要找到合適的評估工具,運作程式就能自動為社企或公益機構計算好項目的社會回報。他們最喜歡問的問題是:「那一套評估工具是最好的工具?」

其實不同的評估工具,是要用來處理不同的問題,所以並沒有所謂單一最好的工具;而社會影響評估應如何做、要做到有多嚴謹,完全是取決於做評估的目的,以及最終的使用者是誰。評估工具固然有幫助,但最重要是管理者對效益評估的工作有深切的理解和反省。

總的來說,不管管理者要使用什麼方法或評估工具,其實他們均要回答以下九個問題(註一):

1. What are the outcomes?
項目的成果是什麼?
2. How can we measure the outcome?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3. How much of the outcome happened?
這些成果發生的程度有多大?
4. Which outcomes are important enough for us to manage (be accountable for)?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落力去管理(並且須要問責)?
5. To what extent were the outcomes caused by our activities?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6. Do we ne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activities creating different outcomes?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行動中作出選擇?
7. Who 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8. How accurate do we need to be?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9. Are the results credible so that we can use them?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實際上,效益評估不一定要做到非常嚴謹,例如,在作為機構內部使用的管理輔助工具時,評估的工作可以不用斟酌太多細節或追求太高的準確度,而在給公眾使用或用於政府的決策報告時,項目評估則需要做到非常嚴謹,比如可能需要用到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等方法來證明成果的發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最後計算得來有關於社會效益的數據,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機構能夠發現問題,改善服務設計,繼而持續不斷提升服務的社會效益。

目前坊間談論的很多評估工具,其實只能用來回答上列一個至數個問題,而並不能幫助使用者去全面考量所有九個問題;對社企及公益機構的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去理解及以策略思維去考慮為什麼要做及如何去做社會影響評估,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數據化和準確度。


註一:這九個問題是由The SROI Network International的行政總裁Jeremy Nicholls跟據SROI的理論框架所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