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网络出口
南都记者 鲍小东
南方报业新闻 2011年02月16日 南方都市报
2010年12月28日,7年级学生李开富在学校吃到一份免费且有肉的午餐。那天,他所在的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旗中学杀了3头猪,猪是几个网友自带资金购买的。这是一个叫“信天助学”的淘宝网店发起的2011年元旦慈善晚宴的一部分,该网店之前共拍卖了45头虚拟的猪,后用筹得的资金购买了45头猪,加上赶到宁蒗的网友们自带资金购买的10头,共55头猪,在宁蒗26所学校宰杀,给学生们分食。
捐助者均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网民,在受惠的贫困山区宁蒗,人们啧啧称赞着网络的神奇。
网络正成为普通网民参与公益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很多公益机构和知名网站均顺应潮流,合作开展网络筹款。就在去年11月份至今,淘宝网分别在北京和上海面向合法注册的基金会和NGO举办了两场开通淘宝公益网店的培训,报名者踊跃。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乐观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00家NGO开通淘宝公益网店,义卖销售总额达千万元。
更重要的是,网络正成为募捐模式创新的主要平台,这些创新使得公益行动更加公开、透明、互动,如建立可靠的机制,它或会成为公益机构募捐的主要途径。
像“信天助学”这样由个人发起的募捐,就是网络时代的“微公益”,虽然不一定合法,但可能是很好的创新。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窦瑞刚
网络募捐使得慈善效率提高,只要国家不干涉,网络募捐肯定会成为主流。因为效率高,成本低,影响大,趣味性强。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刚
南都记者 鲍小东
“信天助学”在宁蒗贫困学校举办慈善宴会的活动从2010年3月份就开始了,每次只宰杀几头猪,在几所学校让孩子们分食。元旦慈善晚宴的规模是超前的。
参与监管的浪蕖中学的教师浦理智并不认为慈善晚宴是一种好的捐助形式,他更倾向于“一对一”的资金助学,“慈善晚宴吃了一顿就没有了”。但捐助的网友们热衷这种形式,从元旦到1月20日,“信天助学”的淘宝网店又拍卖了30头猪。
民间并不缺乏慈善热情,网络正成为慈善的重要出口。在微博上,名人或者很多在某个圈子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们常常就某个特定事件发起募捐、义卖。
在2010年西南大旱时,明星梁咏琪于3月25日生日当天发布微博,号召网友关注西南地区旱情,并承诺只要这条微博被转发一次,她就为灾区群众捐出1元钱。姚晨也在微博里表态,将按照3月28日24时自己微博的粉丝数量认捐,她将以每一位粉丝1角钱捐款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灾区。
今年春节前夕,有知名媒体人发出一则微博称:感谢“博客天下”给我这个“博客的善意”奖。奖品是三星银河tab智能平板手机,本想把它给袁成,但又想折算成现金对他更有意义。现拿出来微博拍卖,请跟帖竞价,最终拍得的钱全归老袁,随他咋花,就算咱们大家过年了送他的红包。
袁成是山西黑煤窑中失踪的窑工袁学宇的父亲。
同样在春节前夕,由歌手周云蓬、小说家李西闽等人发起“紧急筹款,玉树州钟声苏醒学校”的网上募捐,不到一周时间,筹得了所需的17万余元资金。
透明度
“信天助学”通过网络发起捐助,在2000年就开始了。
它的发起人是闵杰章,在北京工作,网名为“信天谨游”。他热爱旅游,2000年曾独自骑着自行车,游历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四川等地。经过宁蒗时,沿途破旧的校舍让他心惊,于是返京后开始在网上发起募捐,以宁蒗为主,在云南和四川修建小学。到2010年1月,“信天助学”已修建了106所学校,4条山路、“一对一”资助学生2000多名。
“一对一”资助中,捐助人每学期捐一次,初中生150元,高中生700元,小学生80元或100元。
2010年秋季开始,“信天谨游”又发起了“早餐计划”,即每人每天捐1元给一名学生买1个鸡蛋作为早餐。目前在宁蒗的两所学校和一所学校的初三年级学生中,开展了“早餐计划”,受益学生六七百人。
和早期的网络募捐形式一样,“信天谨游”起初也是在自己熟悉的论坛上发帖募捐。
“早期的网上募捐往往是以事件为引子,在论坛发布求助信息。”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说。“震旦记”是一家帮助NGO公益信息化的开发的组织。卢昱认为,此种行为不属于公益行为,但是善举。不过,一旦出现问题,会对慈善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近年,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求助信息,导致网络捐助遭遇诚信危机。早在2005年,有网友“楚贝勒”就撰文认为,发起募捐一定要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真实性,然而还有一系列问题并非个人募捐所能解决的,如捐款流向如何监管?捐款超额部分如何处置?甚至当捐助对象发生重大变故,如突然离世,款项如何处理?……因此他建议,这种网络募捐应与当地正规的慈善机构合作。
其实,“信天助学”是至今尚未注册成立的NGO组织,却能持续10余年发动网友捐资助学,透明、公开是成功的秘诀。
每次举办的慈善宴会,“信天谨游”都会派一名网友到现场监督整个过程。
2011年元旦慈善晚会规模巨大,因此,除了几名网友到达现场主持几所学校的晚宴外,主要由当地的志愿者浦理智负责。浦理智要统计各个学校的人数,计划好每所学校需要宰猪的数量,报给“信天助学”,“信天助学”再将款项打入浦理智的账户。接着,浦理智打电话通知学校先购买好猪,然后他亲自或者委派他人带钱赶到学校,看到猪后付钱,学校要在收款单上签字、盖章。最后监督他们宰杀,监督学生们吃完饭,并拍照。聚餐结束后,“信天助学”将所有资料和明细表发到网上。
除了浦理智之外,“信天谨游”在宁蒗还发展了几名志愿者,包括宁蒗医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浦礼顺等人。志愿者们主要帮助“信天助学”核实信息并一定程度地参与执行,而“信天谨游”本人两三年才来宁蒗一次。
至于“一对一”捐助的贫困学生,则由学校推荐,然后将学生资料和照片传给“信天助学”,“信天助学”在核实信息后,将捐助资金打到浦理智的账户,浦理智则要亲自到学校发放款项,由每名接受捐助的学生亲自签名按指印。“早期计划”也需要浦理智亲自到学校,接受捐助的学生也要签字按指印,这些资料最终由“信天助学”提供给捐助人,或在网上发布。
由于受助人数达到2000人左右,浦理智的志愿工作很繁琐,他所在的浪蕖中学每周只给他安排8节课。
对于修建的校舍和山路,“信天助学”在得到当地相关部门许可后,先期做好预算,并列出明细表,然后到网店拍卖修建权。修建好后,“信天助学”仍然公布详细的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修建好的校舍照片等等。
因为公开透明,“信天助学”得到了大量网友支持,规模越来越大,志愿者浦理智感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甚至建议“信天谨游”将规模控制在适当范围,但“信天谨游”开导他说,“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慈善的心”。
“既然别人将钱都给你送来了,你就不能帮助一下?既然我接受了朋友(指‘信天谨游’)的委托,就要把事情办好。”这是浦理智坚持下来的理由。
筹款难
所行乃善举,但“信天谨游”面对媒体采访却选择了婉拒。他担忧的是“信天助学”的身份问题。因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除了具有公募权的组织之外,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均不能发起募捐,但义卖则是被允许的。
所以淘宝网在培训开通公益网店时,针对的对象必须是合法注册的NGO,他们在网店上通过义卖公益产品和捐赠物等获得筹款,从事公益活动。
“为了便于信任度的建立,建议合法基金会和NGO不要以创办人个人身份注册网店,公开的也不应是个人账户。因为我们认为,在各种注册机构中,以个人名义注册的网店和公开个人账户的,获得的支持最小,因为信任度最低。这也是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和对会员的负责。”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说。
在培训时,他还在要求注册机构注册的ID要和机构全称完全对应,要在网店上对本机构、公益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并在义卖、开展公益项目时,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并将所有信息及时反馈给捐赠人。
去年11月,淘宝在北京做了一场培训,共100多人参加,今年1月份又在上海做了一场培训,有几十人参加。淘宝网社会责任部资深总监王凯称,之所以推出这一培训项目,是因为淘宝发现基金会和NGO对淘宝有需求,但困于技术瓶颈。
对于我国大多数基金会和NGO来说,筹款难是普遍现象,他们急于开拓渠道。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是在省民政厅注册、由省卫生厅主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多年从事麻风防治、服务麻风康复者等工作。其秘书长陈志强1月26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该组织正在和一家网站进行网络筹款的设计。因为“尤其对于草根NGO来说,通过传统的方式筹款越来越难”。
他分析说,目前中国NGO的主要资金来源仍靠境外资金,比如“汉达”90%的资金来自境外,这种资金构成在我国GNO中非常普遍,但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资金大幅减少,所以NGO获得的境外资金额度越来越少,近三年来,“汉达”获得的境外资金每年以20%的比例递减。
获得国际资金的青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是对方对你有所了解,或者被第三方介绍,有媒体报道等等,并需要和他们开展的项目相对应。而且,国际资金的可持续性较差,某个项目做完了,就不再支持了。
“表面上看来,近年中国本土成立了很多基金会,本土资金也很多,但草根NGO很难拿到资金。基金会说,缺的不是钱,而是好的项目。他们或者都涌入环保、教育等热点领域,或者通过比赛、评选,支持创新项目,或者与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合作,以塑造自身的形象,获得最大效应。”陈志强说,“但是,实际上,NGO是丰富的,不仅至属热点领域,服务不一定是创新的,很多是常规服务。基金会的这些意识不利于NGO的整体水平的发展。”
层出不穷的草根NGO在这种情况下大多资源匮乏,生存维艰,而网络渠道给它们提供了某种契机。
擦边球
淘宝网资深社会责任工作专员霍庆川观察,在他们对NGO组织进行公益网店培训之前,只有十几家自发创建的公益网店,既有合法基金会NGO注册的,也有未获得合法身份的草根NGO以创始人个人身份注册的。如“信天助学”,是在2010年1月5日开的店。
经过培训后,新增了30多家。
霍庆川称,培训前,除了少数如绿色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麦田计划等知名组织外,其他公益网店筹款能力都很低,培训后,各家NGO对网店十分重视,安排专人打理、更新,成为机构重要的筹款渠道。
他以一家叫做“瓷娃娃”的NGO组织为例说,该组织于2010年1月注册网店,到11月,义卖几乎是零,经过11月份的培训,成效显著,一个月的时间销售贺卡2000张,每张20元。所以他乐观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00家NGO开通淘宝公益网店,义卖销售总额可达千万元。
霍庆川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证明,网络正成为除线下慈善捐助点、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等外的新型捐助渠道。2008年汶川大地震则是国内公益组织转型的起点,网络捐赠的便捷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的机构和慈善组织在震后纷纷和电子支付平台合作,开展网络捐助活动。据统计,易宝支付、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曾在汶川地震后为灾区募集善款均超过2000万元。
震后至今,第三方支付平台纷纷和公益组织合作,前者为公益组织提供免费、高效的捐款通道。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发生7.1级地震。易宝支付、财付通、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企业纷纷联合公益机构开通网上捐款平台,提供给网友最便捷的捐款渠道。截止到4月25日19点,仅支付宝累计49167名用户献爱心,共捐赠262.5118万元。
网络募捐的主要优点除了便捷、透明外,更可以突破很多限制。比如,只有获得公募权的组织才能公开募捐的法律规定。
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认为,这一规定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而网络则克服了这一障碍。据他研究,很多机构只将网络作为中介,所有募捐都是点对点的,中介组织最多收取管理费,或者不收费,“这可以说是非法,也可以说是合法的。属于灰色地带”。
比如“施乐会”致力于帮助困难群众,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爱心人士提供一个献爱心的平台,该组织的口号是,确保每笔善款“公开、透明、直接、即时、全额、”到达受助人手中。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是在青海省民政厅登记的非盈利性民间社会团体,其使命是为青海等西部地区青少年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和改善成长环境,其项目有:一对一资助、奖学金项目、夏令营项目、学校硬件设施改善项目、物资捐助等。
他们只负责维护管理网站、调查核实信息、发布信息、回访、持续跟踪等等。而从募捐成果来看,施乐会和格桑花已经成为两个成功的案例,格桑花成立于2005年2月19日,至今已募集2000多万善款。
微公益
网络募捐的另一重要优势是,使小额捐赠成为可能,使“平民公益”得以实现。而这也是“汶川大地震”之后公益机构的一次升级转型。在这方面,腾讯公益网的转型具有典型意义。
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窦瑞刚透露,从2007年6月腾讯公益网上线到2008年1月,捐赠总额不到1万元,2008年雪灾,网友在两个星期内捐赠10万元,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爆发,腾讯携手壹基金,一个星期内网上募捐1000万元,1个月内募捐2400万元,但是从2008年6月到2009年6月,捐款下降到200万元。
因此,2009年6月,腾讯联合壹基金等公益组织启动月捐计划,该计划倡导爱心人士,通过每月捐10元钱的小额捐款形式,长期关注和支持公益项目。同时,腾讯旗下的财付通特推出网络首创每月从财付通账户自动捐款服务,爱心人士通过签署财付通委托扣款协议书,就可以每月定期定额向自己关注的公益项目自动捐款,轻松献爱心。
2009年9月,月捐计划开始推广,到2010年9月,月捐金额达到1500万元,到2011年1月24日,月捐计划共筹款1708万元,共54万网民参与月捐计划。
“通过银行、手机短信、邮局等方式捐款,都需要收取手续费,而且你不可能为了捐10元钱跑到邮局、银行去,因此,只有网络使得小额捐赠成为可能。”窦瑞刚说。
窦认为,月捐计划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传统慈善理念,以往慈善只是富人的权力,而网络实现的月捐计划,使得80%的普通人凝聚起来的力量可能超过20%的富人,并实现“公益的1.0”到“公益的2.0”的升级,1.0理论是指公益是少数富人的专利,2.0则是指人人参与公益。
无论是腾讯和公益组织联合开展网络募捐,还是“格桑花”、“施乐会”的擦边球之举,还是NGO组织在公益网店的义卖,还是“信天助学”这类个人发起的募捐,在窦瑞刚看来,都应当鼓励。
他认为,像“信天助学”这样由个人发起的募捐,就是网络时代的“微公益”,虽然“不一定合法,但可能是很好的创新”。他建议这些组织,在执行项目时必须透明,避免炒作,“免得所有尝试都被一棍子打死”。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建刚认为,“微公益”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目前获得公募权的机构还很少,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只投钱给自己信任的机构,此外,一些慈善组织因为负面新闻或者不透明等因素,给民众捐款积极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网络激发了民间募捐。网络募捐使得慈善效率提高,只要国家不干涉,网络募捐肯定会成为主流。因为效率高,成本低,影响大,趣味性强,有的募捐和电游等结合在一起,吸引年轻人募捐,所以应该鼓励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打击。与此同时,应该让更多民间组织获得公募权。”朱建刚说。
而震旦记公益信息中心总干事卢昱认为,虽然“微公益”创造了公民实践的机会,但不应该让其成为主流。窦瑞刚也建议,个人发起的募捐最好与合法公益组织联合起来,因为“个人的精力有限,也不够专业,职业化、专业化才是公益发展的方向”。
卢昱说,职业化、专业化才更为有效,因对某些公益组织的不信任而产生的“微公益”所付出的成本很大,比如要动用了大量志愿者资源等等,“因此,合法公益组织应更加公开、透明,最大程度提高公众的信任度”。
筆者上月出席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在荃灣大會堂開辦的社企餐廳「悠閑閣」的開幕儀式，品嚐由餐廳自家製作的美食，見到每一位員工都面帶笑容及自信，體會到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群帶來的希望及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