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和平「突然死亡」行動

綠色和平抗議政府發展核能 (14:18)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上演街頭劇，抗議政府大幅提高使用核電的比例。

綠色和平10多名成員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作出名為「突然死亡」的行動，在街頭假裝死亡倒地，象徵因為核電廠意外，帶來的災難。並抗議政府宣布發展高污染核能，認為是漠視市民安全，希望行動喚起市民對核能安全的關注。

多名成員亦向市民派發傳單，並放置展版，展出核輻射受害者的照片，並向市民收集簽名，向環境局表達不滿。

綠色和平又建議港府推動節能和可再生能源取代。

（即時新聞）

學聯發動罷食大家樂

學聯將發動罷食
公布員工待遇

【明報專訊】大家樂「減飯鐘」引起社會激烈討論，不少市民呼籲「罷食大家樂」，社交網站facebook亦有多個以「大奸樂」、「太刻薄」為名的群組，甚至列出大家樂集團旗下其他食肆，呼籲網民「識做」。專上生聯會亦將發動罷食，並計劃收集大家樂的員工待遇，對外公布。

網民諷「大奸樂」「太刻薄」

學聯代表會副主席范長豐表示，該會暫時未有具體計劃，但罷食事在必行。他又說，現階段會先與相關工會聯絡，深入了解大家樂的員工待遇，然後製作單張或小冊子，以擺街站形式派發，同時呼籲市民罷食，他說罷食形式開放，可能是以約章形式推行，可能是市民發自內心參與。

雖然大家樂行政事務助理總監溫明形容「無薪膳食」在零售及餐飲業內普遍，但范長豐擔心，大家樂集團主席陳裕光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卻帶頭鑽法律空子，實質是教其他僱主以同樣方法剝削工人。

「小母牛」競步籌款

「小母牛」競步籌700萬創新高

【明報專訊】國際小母牛組織昨在維園舉行第5屆競步善行起動禮。本年他們籌得逾700萬元善款，創下歷年新高，將捐給安徽、四川及河北的扶貧項目。昨日場內舉行「十人十一足」慈善障礙賽，吸引15隊工商機構及學界代表隊參與。政務司長唐英年致辭時表示，內地經濟發展迅速，但仍有很多人需要援助，呼籲香港人對慈善活動加以支持，延續關愛精神。

已退役的前國家體操隊成員李小鵬以大使身分與妻子到場支持。他說繼去年到安徽山區探訪後，上月又到過石槽溝。他形容當地得到技術支援後狀已得到改善，兒童也能重新上學，但令他感受最深是當地兒童在困難的條件下仍樂觀面對生活，他希望這種樂觀精神，以及當地農戶得到援助後仍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傳到其他農戶身上。

中國民間環保領袖

梁思成林徽因子梁從誡病逝 (12:40)

中國民間環保領袖梁從誡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梁從誡的祖父是梁啟超，父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自然之友」創會會長梁從誡28日下午4時在北京因病去世。梁從誡是著名建築設計師梁思成與林徽因之子，祖父是清末改革思想家梁啟超。

「自然之友」網站發布消息指出，梁從誡逝世後，家人「希望此事低調處理，望各界朋友尊重家屬意願，感謝各界朋友的關心。」

梁從誡1932年生於北京，他曾想與父母一樣成為一名建築師，但因未能考進父親當系主任的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改讀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任教於雲南大學。

1980年代，梁從誡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參與創辦「百科知識」月刊，從此開始關注環境問題。

1993年，他發起創辦環保NGO「自然之友」，並擔任會長，是中國最早註冊的民間環保組織之一。

1989年起，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及常委，並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

梁從誡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生活簡樸，一向是騎自行車前去全國政協開會，有一次門衛攔住不讓進。原來，門衛從來沒聽說過、更沒見過全國政協委員騎自行車來開會。

梁從誡的友人王軍回憶，在一次政協委員考察途中，同車的人把喝完的礦泉水瓶子隨手扔在了車外，梁從誡馬上讓停車，下車撿起被扔掉的瓶子，說，瓶子要回收。

（綜合）

政府計劃獎勵家庭友善企業

政府計劃獎勵家庭友善企業 (12:06)

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表示，家庭議會即將推出「家庭友善企業獎勵計劃」，表揚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企業。

曾德成今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時致辭說，家庭議會在未來一年會推出家庭教育系列，包括親子教育，鞏固家庭觀念，教授相處之道，及改善溝通技巧等等。家庭議會並且會繼續透過「開心家庭運動」及「開心家庭網絡」，以及即將推出的「家庭友善企業獎勵計劃」，積極動員社會各界，共同宣揚家庭核心價值，營造對家庭友善的環境。

曾德成說，「家庭友善企業獎勵計劃」將會表揚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企業，例如一些公司容許較有彈性的上下班時間，方便員工照顧家庭，或者一些較具規模的公司更會提供託兒設施，又有為員工子女設立幼兒班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希望這個獎勵計劃能夠鼓勵商界進一步關懷員工對家庭的承擔，營造社會整體對家庭友善的大環境。

（即時新聞）

日本「反對人種歧視言論會」

日本青年宣傳釣島屬中國 (11:57)

日本《中文導報》報道，一個由日本青年組成的民間團體，近日在東京街頭，宣傳「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10月27日晚上7時，在日本東京的新宿站東口，日本「反對人種歧視言論會」的6名青年，舉行街頭宣傳活動，用手提高音喇叭宣講他們的觀點，並散發傳單。

他們宣傳的主要內容是：日本的高中免費制度不應排斥朝鮮人學校，中日有爭議的釣魚島原是中國的領土。

他們認為，雖然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專家會議」，已經認定朝鮮人學校滿足了高中免費制度的條件，但是日本一些人以綁架日本人問題未解決為藉口，對朝鮮人學校進行審查，這本身就是「侵犯人權」。

有關釣魚島問題，他們的傳單是以問答形式記錄了他們的觀點。傳單主要內容如下：

Q、聽說尖閣諸島（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中國要進行侵略，電視裏的「世界劇場」這樣說的，這不是很麻煩嗎?

A、不！侵略的是日本。好像是在150年前左右，日本侵略中國並奪取了釣魚島。過去歐洲自己隨便制定了「世界規則」（國際法），日本外務省稱，日本是按照這一規則做的。就是因循這樣的規則，歐洲奪取了原住民的土地，這太不像話了。而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實際也沒有按照這一規則做，而是利用甲午戰爭的混亂之際，悄悄奪取的（就是不宣布將其編入日本的領土，而是秘密進行）。想認真學習這個問題的，請看「反對人種歧視言論會」的網頁。（他們都讀過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有關釣魚島的著作，對此頗為共鳴。）

Q、是這樣嗎？不過這是過去的話了，現在已經是21世紀，如果不進行領土爭論，怎樣決定沖繩的中國捕魚問題呢？

A、不！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是武裝船）現在正在釣魚島近海活動，正在繼續著侵略和統治，應該把釣魚島像南極那樣，作為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共有之島」，聰明的學者這樣認為。但是為此日本政府必須承認自己的錯誤，進行道歉，說「我們進行了侵略，對不起了」，並把海上保安廳的船撤回來，要不然別人是難以理解的。

他們的傳單中還寫道：反對在日本國內因為釣魚島問題引起的種族歧視傾向。

10月16日，東京六本木一帶有2000人參加反華遊行。當遊行隊伍來到六本木車站附近，「反對人種歧視言論會」的柏崎正憲和常野雄次郎，拉著寫有「讓殖民主義終結、向種族歧視說不、反對人種歧視言論會」的黃色橫幅，衝進遊行隊伍，抗議他們攻擊中國人，隊伍頓時大亂，遊行者、警察和兩個抗議者扭成一團。

柏崎正憲和常野雄次郎堅持在遊行隊伍裏，靜坐抗議。他們喊著「反對搔擾中華學校」，警察立刻把他們拉開、抬走，他們仍然高喊口號，警察把他們拖進了一個小胡同，小胡同口聚集了手拿太陽旗參加遊行的人們，衝他們高呼口號。

10月27日，柏崎正憲和常野雄次郎也參加了街頭宣傳活動，他們的宣傳活動從晚7時進行到8時45分左右。

（中文導報）

華懋慈善愛心行動

華懋慈善愛心行動在京啟動
2010-10-29

http://paper.wenweipo.co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華懋慈善愛心行動」啟動儀式暨「中國慈善 社會和諧」專題研討會，於2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陳宗興出席儀式並為活動揭幕。華懋慈善集團主席、華懋慈善基金主席龔仁心表示，他將繼承已故姐姐龔如心的遺願，將全部心力付出投入於慈善事業，坐言起行，雪中送炭，並教育自己的後代薪火相傳，矢志回饋、造福社會。

　華懋慈善基金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此次在人民大會堂簽署捐助意向書，共同設立「中國宋慶齡基金會華懋慈善基金」。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指出，見證善心滿溢、善行福傳，是一件欣喜而榮幸的事情。他表示，香港與內地慈善機構的攜手合作，必將開拓探索慈善發展的新模式，共同將中國的慈善事業向前推進。

如心雖逝 大愛精神永存

　李金華在致辭時指出，慈善的核心思想是「愛」，每個人均可以投身參與慈善事業。他動情地表示，「龔如心大姐離去了，但她一生的大愛精神是永存的。」仁者愛人，如果每個人都付出更多的愛，以行動體現出仁愛精神，世界將更加美好。

　李金華在活動結束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對於慈善活動，當前須加強管理，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特別需要重視民營企業的力量，並強調國家慈善事業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民營企業上。

嘉賓雲集 各基金會交流

　華懋慈善基金亦在現場與青海、甘肅、寧夏等省份及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結下良緣。出席儀式的嘉賓雲集，包括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常榮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秘書長李寧，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陸穎，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全國政協委員潘宗光，世界華商聯合會執行會長劉永碧，香港《大公報》社長姜在忠，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曹萬泰，浙江民營企業發展聯合促進會會長鄭宇民等。

抗議印度逮捕富士康罷工員工

香港民間團體抗議印度逮捕富士康罷工員工
2010年10月27日 06:16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10月27日晚間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針對印度警方逮捕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印度欽奈(Chennai)工廠319名員工事件，香港民間團體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以下簡稱“SACOM”)周二提出了抗議。

　　這些員工因為罷工而被印度警方逮捕，而他們的罷工的原因是薪水太低。SACOM周二在一份聲明中稱，欽奈工廠員工每月的基本工資只有106美元。

　　富士康國際控股公司是鴻海精密的子公司，SACOM稱，此次罷工發生在今年9月份，後來被富士康和當地警方所鎮壓。

　　印度工會中心(以下簡稱“CITU”)秘書桑德拉讓(A. Soundararajan)稱，與當地其他工廠相比，如諾基亞工廠，富士康欽奈工廠員工的薪水確實低。而CITU所要求的基本工資最低不得低於224美元。

　　富士康尚未對此次罷工和員工被捕事件發表評論，但公司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稱，關於富士康印度員工薪水過低的報道是不實的。

　　據桑德拉讓稱，所有被逮捕的富士康員工已經被保釋。今年7月，富士康位於欽奈附近的手機零件工廠疑因殺蟲劑殘留，造成約235名員工吸入中毒送醫。（李明）

SOCAP

From social enterprise to impact investing
Oct 05, 2010

http://www.socialedge.org/blogs/social-entrepreneurship-what-everyone-needs-to-know/topics/SOCAP
Social enterprise promises to be a powerful change strategy. Profitable businesses grow quickly and attract imitators. A successful new business can shake up an industry almost overnight. Businesses are also compelled to listen to their clients in a way that charities are not. The shift from “beneficiaries” to “customers” isn’t only a shift from “free” to “fee.” When done well, it can reorient the focus of an organization from its own needs to the needs of its clients.

To be sure, many businesses are poorly managed, and many social goods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market approaches. In coming years, perhaps entrepreneurs will devise business models to provide affordable health insurance, quality education, or organic food to poor inner-city families. But so far, it hasn’t happened. In these areas, it currently seems more likely that people will create new enterprises that break even, earn a token profit, or require a partial subsidy.

Jed Emerson coined the term “blended value” to describe the commingling of social and financial objectives. As more organizations work in this gray area, they will require new kinds of financing, especially financing that crosses the borders between philanthropy, business, and the public sect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used to operate in a binary world of pure grant making (-100 percent returns) and pure market investing (+5 percent returns, or better). This omitted a wide range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oday, as a result of initiatives such as Ashoka’s Social Financial Services program, the Acumen Fund Investor Gatherings, the Social Capital Markets (SOCAP) conferences, the South Asia Social Enterprise and Investment Forum, the Aspen Network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 and the 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are learning how to combine the full spectrum of financing instruments, which include grants, equity, soft loans, and commercial debt, to maximize social impact. Good Capital, Gray Matters Capital, KL Felicitas Foundation, Investors’ Circle, Intellecap, Bridges Ventures, and the Deutsche Bank Eye Fund are examples of blended-value or “impact investors” that target social businesses.

In their 2009 report, Investing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Jessica Freireich and Katherine Fulton of the Monitor Institute note that impact investing is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ore of mainstrea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major growth since 2001 in funds to promote clean technology, health care, microfinance, and small-business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areas. Freireich and Fulton argue that for impact investing to thrive, a new industry will have to emerge to supply such missing pieces as metrics to evaluate success, new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ocial stock exchanges.

社企單車生態遊

社企單車生態遊受歡迎
善用天然資源助天水圍就業

【明報專訊】政府提倡綠色生活，有社企就利用天水圍、元朗本身擁有不少自然及生態美景的優勢，培訓區內青年成為導賞員帶領單車生態遊，即使在結束資金支援下開始自負盈虧經營兩三個月，仍錄得盈餘。

聘區內青少年任導賞員

天水圍除了有濕地公園外，亦有其他生態美景，例如流浮山、白泥等，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主任黃小紅指出，「不是太多香港人知道這些地方」，由於天水圍區內沒有商業和工業，居民及青年較少就業機會，故此利用該區已有的資源創造經濟活動，開設「BiciLine單車生態旅遊社會企業」。

黃小紅指服務中心2007年中在天水圍開啟後，申請「伙伴倡自強」基金，約在2008年7月取得128萬元實行兩年計劃，然後在元朗開店，方便出團。

已接待逾2000人

東華三院BiciLine單車生態旅遊社會企業統籌吳文偉指出，他們是香港首辦專業單車生態遊的社企，「首兩年辛苦，摸石頭過河」，其策略是放多一點資源宣傳，讓香港人接受這種創新的單車旅行團，目前為止已接待逾2000人，陸續亦有其他大客戶如銀行、表行會在員工日出團。

推出萬聖節夜探路線

吳文偉稱潮流吹「低碳風」，他認為要「讓人知道環保好的picture（畫面），教育公眾了解不重視城市規劃，或會破壞大自然」，這樣才能推動保育。他指首兩年有基金資助，能做到收支平衡。而開始自負盈虧約3個月後，已有達六位數字生意額，並會在萬聖節推出「夜探路線」、歷史故事較多的「錦田路線」。

居於天水圍、由導賞員轉為正式職員的Gas，去年參加導賞員課程後便任職兼職導賞員。他稱今年中五會考成績不理想，找工作並不容易，欲報讀毅進又沒有回音，曾一度做銷售健康食品的兼職。其後得悉獲單車遊聘為全職時大呼「真的好開心」，又指這是他首份全職工作，表示自己能完成接單、帶團的工作很有滿足感。

路線踏遍南生圍
尋鷺鳥足

【明報專訊】「對面岸掛在樹上的不是膠袋，而是鷺鳥。」導賞員在錦田河旁向記者介紹河另一邊的大小鷺鳥、蒼鷺、池鷺等，又指「水退時還會企滿（鷺鳥）」。位於新界元朗的南生圍，錦田河與山貝河的交匯處濕地，聚集不少鷺鳥。

行程5至7小時 4人成團

記者踏上南生圍單車生態之旅，沿途聽導賞員介紹多個生態景點，例如見到海芋，導賞員提醒切勿觸碰，因為會痕癢無比；要分辨大小白鷺，便要留意牠們的嘴和腳趾，小白鷺是黑色嘴、黃腳趾，大白鷺是黃色嘴、黑腳趾。踏單車至紅樹林旁，原來紅樹林是河岸的守護神，可以減低浪的波幅，保護河岸。來到昔日的基圍蝦養殖場，舉目盡是荒廢的基圍水閘，但卻成為電視電影的取景聖地。附近一條路兩旁種滿尤加利樹，更是不少「龍友」愛取景的地方。

除了南生圍之旅，社企還有辦流浮山蠔田生態之旅、白泥日落美景之旅及情侶單車浪漫之旅等，行程約5至7小時。每次只要有4人便可成團，最遲於出團前3天預訂，費用由220元起。報名表格可在http://biciline.tungwahcsd.org下載。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政府設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11:51)

政府宣布成立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就本地藝術發展的事宜，向民政事務局長提供意見。

新成立的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將就以下事項提供意見：

（一）有關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的資助事宜，包括就邀請文化藝術計劃訂立主題及優次，以及對申請進行評估；

（二）有關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藝術部分）下設立配對資助的運作事宜，包括就配對資助的申請進行評估；

（三）藝術資助政策及策略，包括檢討主要表演藝術團體的資助機制；

（四）促進文化交流及審核藝術發展基金的申請，以提升香港文化藝術在內地及海外的形象；以及

（五）強化文化軟件，包括發展藝術節目、拓展觀眾、推動藝術教育及培育人才，以及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其他相關事宜。

各委員的任期均為兩年，由今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

氣候變化成港人最關注問題

氣候變化成港人最關注問題 (14:24)

匯豐的一項調查發現，氣候變化首次成為港人最關注的問題，有25%受訪者對此表示關注。

匯豐銀行於8月和9月在15個國家和地區，各訪問1000人，總共1.5萬人。調查結果發現，新興經濟體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程度較其他地區領先。

內地64%受訪者表示，會盡力緩和氣候變化問題，英國則有23%，美國有20%。

本港方面，25%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其次為為環球經濟穩定性，有22%的受訪者認為有關問題最值得關注，排第三的是傳染病，有16%。

港人對氣候變化認知度高，有83%人說認識氣候變化，高於全球平均的61%，但認知並非太深入。在紓緩氣候問題方面，受訪港人願意在家中減少使用冷氣和暖氣，回收家居廢物。

該行香港區總裁馬凱博表示，氣候問題在新興市場已成為被受關注的議題，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應對氣候問題是一種挑戰。

該行認為，低碳經濟在未來有發展空間，不少人願意支付較高價格購買具能源效益產品，本港有43%受訪者表示，願意支持能源效益產品，高於40%環球平均數，美國則有26%人支持，日本有23%。

（即時新聞）

藝發局撐許李嚴

公眾諮詢未完 藝發局撐許李嚴
融合綠化城市文化 設施切合需要

【明報專訊】藝術發展局昨日舉行大會，就西九文化區3個概念設計圖表態，選出本地的許李嚴建築事務有限公司的「文化經脈—持久活力」為最佳設計，英國設計大師Norman Foster的設計未獲推薦。

藝發局委員較早前已就3個概念圖提出優點及不足之處（見表），再作深入討論，昨日在藝術評論組副主席靳埭強動議下，一致傾向支持「本地薑」嚴迅奇的方案，認為其規劃設計可讓市民橫跨綠化帶、城市帶及文化帶同時作不同活動，人文館、兒童博物館及電影中心等藝術文化設施亦切合市民需要。

身兼西九管理局董事的藝發局主席馬逢國昨日在會議上表示，西九管理局會選一個作主要方案，然後參考其餘兩個方案的優點，讓主設計師融合所有設計特點。西九文化區正舉行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藝發局會把意見書提交西九管理局參考。

本地舞台製作最渴中型劇院

藝發局委員一致認為，規劃時不應單純由建築及規劃師主導，建議規劃及建築團隊與藝文界作全面諮詢及溝通，例如較適合在中型劇院演出的本地製作，電影及媒體藝術組副主席毛俊輝便特別關注。他說︰「業界意見反映，最需要的劇院是約800座位的中型劇院，建議在第一階段發展中興建2至3個不同類型舞台，如3面或4面台設計，以800座位中型劇院最為理想。」至於2200座位的大劇院，則較適合國際大型商業製作，或個別大型、走高雅藝術路線的歌劇。

靳埭強是本地著名設計師，他強調西九的規劃及設計能有效回應業界實際需要，雖然早前委員已就3個方案的優點及不足之處詳細討論，但他認為委員應在3個方案中選出最佳一個，所以提出動議。

康文署﹕M+分期落成方便運作

就M+博物館分兩期落成的建議，靳埭強認為博物館若包括設計、影像、水墨和藝術不同範疇，建築時應考慮工程是否一致，「若先建設好設計及影像展覽館，水墨和藝術範疇在後，會造成不公平，相關的設計師或會不高興」，他建議M+博物館應同步落成。不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長代表廖昭薰昨日出席會議時指出，外界擔心博物館可能成為大白象，又指博物館營運經費大，設計、影像、水墨和藝術展覽品籌備需時，分兩期落成可方便博物館運作。

明報記者 彭碧珊 周展鴻

關愛基金三疑團

田北俊批關愛基金
三疑團致商界觀望

【明報專訊】政府宣布成立百億元「關愛基金」，但商界反應參差，更有地產商公開表明拒絕捐錢。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再批「關愛基金」存在三大疑團，令商界持觀望態度，擔心捐款未能達至「解囊扶貧」的目標。

指外資「置身事外」

田北俊直指商界對「關愛基金」至今仍抱觀望，其一是政府目前籌款對象只針對華資地產商，而非整體商界，令部分外資地產商及銀行「置身事外」。他說﹕「匯豐銀行、中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沒有份，而地產商來說，太古、怡和置地的規模也頗大，但同樣沒有份。」他認為，政府應鼓勵更多中小企捐款，並將關愛基金命名為「商界關愛基金」，令商界更加投入。

商界感覺如徵稅

其二，是商界感到50億元猶如徵稅，「政務司長唐英年應邀請『認了頭』的財團，積極參與扶貧活動，讓他們彩，可以更加投入……否則商界只感到是另一種稅項」。

其三，田北俊稱商界亦關注政府如何運用100億元基金，例如是只動用投資回報，還是會直接運用本金。他說﹕「在10年內用完100億，然後收工？還是10至15年後，再由下屆特首心口呢？」

政府﹕需要時會動用本金

對於田北俊的質疑，政府發言人回覆稱，關愛基金募捐對象並非只限華資地產商，政府日後將陸續呼籲其他企業募捐，並歡迎市民捐款。發言人續稱，政府會一方面動用基金的回報，若投資回報不足以應付大型計劃，政府亦會考慮動用本金，以應付開支。

至於田北俊早前透露有意牽頭成立的「商界扶貧基金」，他表示有意參與財團都要先研究政府的「關愛基金」細節，再視乎是否有能力另外捐款，故暫時未有最動向。

另外，田北俊亦在電台中再度批評政府「量入不出」，建議政府增加經常開支，承擔更多扶助幼弱社群的責任，「2.2萬億元外匯基金，經常說（需用於）抗衡港元匯率，怎樣抗衡得哪麼多？」他亦認為，商界可以「做善事」的角色，協助安全網以外社群。

強制樓宇拍賣苦主大聯盟

老麵廠拒賣舖 樓上即漏水
發展商提價不及市價一半

【明報專訊】深水老字號「兩發麵廠」，於深水基隆街經營36年，由於有發展商已購入其大廈的大部分業權，老麵廠極可能難逃被強拍的命運。麵廠掌舵人表示，已成大廈大業主的發展商一直未能提出理想價錢收購舖位，另一方面，已由發展商收購的樓上單位，因長時間打開窗戶以至嚴重水浸，加上裏面地台斷裂，每有大雨，雨水就由天花裂縫滲入廠房。面對各種滋擾，兩發麵廠仍難以答應將舖位出售，因發展商所出價錢，在區內買一個面積只及一半的舖位亦不足夠。

樓上窗戶打開任雨打

自麗新發展於年多前開始收購基隆街48至56號業權作重建項目後，樓高5層的唐樓大部分單位已人去樓空，僅餘下由楊氏3兄弟經營的地舖兩發麵廠。二哥楊宜興表示，年多前收到麗新集團的律師信獲通知收購事宜，在同一時間，麵廠天花每逢下雨就會漏水，「自收樓後，樓上的窗戶全部被打開，下雨時會『撇雨』。樓上的業主遷出後，單位的地台又無故損毀，地板裂開，雨水就漏進麵廠。」楊氏於3年前花費50多萬元裝修麵廠，至今店舖仍頗為新淨，惟天花和牆壁卻出現多道裂縫及大片水漬。

鐵閘兩換鎖

除了嚴重漏水，自收購行動開始後，大廈的電表房鐵閘就被鎖上，但他向大業主（發展商）取新鑰匙，惟不久後又發現鐵閘換上新鎖，令他十分無奈。

麗新發展早前已公開表示，倘若未能統一大廈業權，會在今年內申請強制拍賣。楊氏大哥楊丁容說，其實麗新自年初已4度就收購價「加碼」，現時對方肯出價800萬元收購其1050呎的店舖，呎價7619元，但區內店舖呎價已接近2萬元，「這個價錢連一半面積的店舖亦未必買到。」

楊宜興亦希望能保留店舖原址，若要遷移亦期望能於同區20年以下樓齡的地舖繼續經營，「現時同區新樓地舖的租金太貴，我們負擔不起；租舊樓又怕裝修後不久再被發展商收購作重建。」楊丁容表示，不少客人會駕車來買麵，兩發每個月營業額亦達數十萬元。若要搬舖，他們損失的將會是時間與熟客。

倡由小業主導重建

楊氏兄弟已就事件諮詢律師，對於各種收樓手法，三弟楊丁賢質疑發展商欠缺社會責任。政府自今年4月起降低舊樓強制拍賣門檻至八成業權後，楊預料將有更多小業主物業被收回或強拍，「大部分業主年紀大，被收購店舖後多選擇結業，這會令窮人怨氣愈來愈大。」強制樓宇拍賣苦主大聯盟成員王浩賢亦指出，政府至今仍未有支援小業主的措施，令強拍條例對社區造成災難。他建議私營重建可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由小業主主導重建，透明度及公平性更高。記者昨日嘗試聯絡麗新發展，至截稿前仍未能聯絡上。

慈善機構「心苗」推「創投慈善」

金融猛人海嘯「橫財」打貧

【明報專訊】記者見識少，甚少與銀行家交手，「認識」的股壇大班，就只有電視劇《大時代》裏為錢發狂的方展博；或荷李活電影《華爾街》裏的大鱷Gordon Gekko。要訪問投行前高層阮勵欣，記者做足功課，知道他以往年薪動輒千萬，以為他會像Gekko般說「貪婪就是好」（Greed is good），但遇上真人，卻發現他意外的隨和平實。他說，儘管自己愛財，但相信一個人愈有錢，就愈有責任幫助社會﹕「你攬住錢，唔囉」。所以，兩年前他獲得一筆意外之財後，就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以扶助新股上市的技巧，栽培有潛質大規模發展的社會企業助人脫貧。

剛落畫的電影《華爾街金融大鱷》裏說，一名投行大班因為公司被吞併，不堪受辱自殺。不少影評人認出，該橋段是參考2008年美國投行貝爾斯登被吞併的情節。現實是，阮勵欣的命運竟然和電影交錯，2008年初，他剛跳槽到貝爾斯登，新工未上任，就傳出公司倒閉的消息。記者很關心，他會否像電影角色一樣大受打擊？怎知事實卻完全相反。

海嘯前跳槽 未上任公司倒閉

跳槽前，阮勵欣已是政券界猛人，在法國巴黎銀行任亞洲部主管，曾參與蒙牛、比亞迪、百盛、長城汽車上市活動。後來貝爾斯登與中信證券達成合作協議，邀請他任亞洲部主管，他認為新工作更有挑戰，於是在2008年2月辭職，詎料一個月後新公司股價暴跌，3月14日他在休假時，收到一個震撼的電話。

「我當時在上海與朋友在飲紅酒，紐約總部打電話來，告訴我股價跌了一半，聯儲局正和他們談判，叫我等消息。」大好前途突傳噩耗，阮勵欣立即飛回香港留意事態發展。阮勵欣說，如果貝爾斯登那時像雷曼兄弟一樣倒閉，他必損失慘重，但後來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知道有人收購，就唔驚。」因為他過檔時簽下合約，確保只要公司存在，他會獲賠償結果合併後新公司把他裁走，他因而獲得巨額賠償。

「白」遣散費 要與人分享

當其他人在這場金融海嘯中損手爛腳，阮勵欣卻因為被炒，獲得大筆意外之財，那種幸運程度，連他自己也難以置信：「好坦白，（新公司）我真係無做過，咁有筆錢，呢筆錢我無付出過勞力，一個人唔可能咁幸運，所以我要將筆錢同人分享。」他形容，自己是少數在金融海嘯中受益的人。

財經界中人透露，投行高層的遣散費最少有兩年年薪（年薪最少過千萬）。記者直接問阮勵欣，遣散費有沒有兩年年薪？他顯得為難﹕「可唔可以唔講，因為真係……唔好講。」但他承認，這筆錢足夠他在38歲退休（他現在41歲），並撥出部分成立一個基金，但新煩惱隨之而來，他不想隨便捐給一間慈善機構。

發掘有潛質社會服務投資

他鑽研外國經驗，發現了一種名為「創投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的社會服務模式，就是按商業邏輯發掘有潛質的社會服務，替他們籌集資金，提供營運意見。如果阮勵欣以前做的是IPO，發掘有潛質的新公司替它們上市，他現在就是推廣SPO（Social Purpose Organization），找尋有社會效益的機構來投資。

他的慈善機構名為「心苗」，至今已贊助了數項在亞洲的社會服務。在上海，他們投放了50萬元人民幣，支持一個為建築物料是否符合環保準則作評級的網站；在南亞，他們正研發一部太陽能電腦，讓學生在偏遠村落也可上網學習。

愈有錢 社會承擔應愈大

阮說，會細心挑選適合的社會服務來資助，「例如在天水圍替居民剪髮，對我們來說，是太小（規模的服務），我們希望支持的項目，是可以有大規模社會效益」。他舉例，太陽能電腦大規模生產，不但能幫助一條村，更可複製到不同村落，透過教育提升人民質素。「以前（的慈善模式）覺得你有病，就幫你貼塊膠布，現在是想用商業模式，去解決社會問題。」

富豪捐錢，已成新風潮，股神巴菲特鼓勵大家「裸捐」；特首在《施政報告》裏也推出「關愛基金」。阮認為，愈有錢的人，愈有責任回饋社會，他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自小受基督徒父親影響，出來工作後，最少會捐出收入的十之分一：「如果你有錢，無論多與少，你一定要幫人，你有好多錢，你的承擔應該愈大，你攬住錢，唔囉。」

記者想把阮勵欣的改變，理解為一個財經猛人變為「聖人」的故事。但阮強調，自己沒有一夜間變聖人，他為了養妻活兒，大部分時間仍在運作自己的投資公司，只是把餘下的三成時間搞慈善。「我一樣喜歡賺錢，一樣勤力賺錢，我沒變成和尚」。但有一樣是事實，雖然有投資銀行向他招手，但他暫時不為所動，希望待「心苗」成長後，才考慮會否全職回歸投行。

文﹕譚蕙芸

《華人廟宇條例》

局方認條例過時 檢討已10年

【明報專訊】民政事務局表示，由於《華人廟宇條例》於1928年訂立，部分條文或因侵犯宗教自由或私有產權而不合時宜，當局正檢討，令條文變得更符合社會需要。然而，本報翻查資料，民政局早於2001年已指法例過時，但近10年過去，至今說法仍是「正檢討」。

曾揭廟宇非法經營 當局沒檢控

2001年，傳媒揭發有無牌廟宇非法經營10年未遭檢控，更容許老人在廟內聚賭以「抽水」，民政局當年已坦承條例過時，甚至涉及宗教歧視，故1999至2001年都沒有檢控或警告無牌廟宇，更稱「希望今年內完成對上述法例的檢討，交律政司草擬修訂」。

議員：不痕不痛便不處理

2002年，立法會討論廟宇基金秘書收賄案，多名議員要求政府加強監管華人廟宇委員會，包括公開會議等以增加透明度，當時官員亦稱會加強監管。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認為，事件反映政府「不痕不痛便不處理」，單是條例罰則「違規可判罰款1000元」已屬不合時宜，由於條例檢討已拖了近10年，她期望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可在任內解決問題。

2002年任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鄭家富說，當年局長林煥光曾「實牙實齒說改善，但至今未完成，反映政府的承諾太口爽」，他看不到檢討條例有很大困難，問題在於政府有否決心。

延慶寺違規賣龕位

延慶寺違規賣龕位
民政局「有法不執」

【明報專訊】月前爆出大嶼山鹿湖部分佛教廟宇遭商人收購，改建成違法骨灰龕場，當中包括約有5000個龕位的延慶寺。該寺屬於民政事務局轄下華人廟宇委員會中的「註冊廟宇」，法例訂明任何人不得在廟宇收入中取得利潤，亦無向廟宇賦予權力經營靈灰安置所，廟宇涉嫌違法，民政事務局不肯回應會否調查延慶寺，更說無意干預任何宗教的內部財政。有議員批評當局「迴避責任、有法不執」。

根據《華人廟宇條例》，所有註冊廟宇均受監管，任何人不得於廟宇收入中取得利潤，盈餘要撥入「華人慈善基金」，亦需向民政事務局長交代廟宇的基金、投資、如何運用收入等。由民政事務局長擔任主席的華人廟宇委員會，亦有權對廟宇作註冊、管理、控制及視察，若有違規，局長有權調查廟宇。

寺廟被批以佛教名義牟暴利

本港多處發現有違規私營骨灰龕後，上月更有佛教聯合會批評延慶寺以佛教名義「牟取暴利」。本報就此向民政事務局提問，包括註冊廟宇出售骨灰龕位是否違反《華人廟宇條例》，當局回覆時承認《條例》沒有向廟宇賦予權力經營靈灰安置所，並補充說若廟宇屬宗教設施，靈灰安置所則屬另類指定用途，「兩項業務的收入應可分開處理」。

雖然延慶寺涉嫌違反《條例》，民政事務局的回覆卻沒正面回應會否跟進或執法，只說《條例》中的部分條文，或因侵犯宗教自由或私有產權而不合時宜，當局正檢討。至於廟宇售賣骨灰龕位是否違反地契，民政事務局則說有關部門正在跟進。發言人口頭補充稱，委員會只可監管直轄或委託管理的廟宇，而延慶寺由「香港延慶寺有限公司」管理，公司持有人、帳目等屬個人資料而非公開資料。

「尊重私有產權」 曾德成拒跟進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就此去信擔任華人廟宇委員會主席的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要求對方監管延慶寺的財政，但曾德成的回信卻以尊重宗教自由及保護私有產權為由，表明委員會「無意干預任何宗教或非宗教組織的內部財政」。

陳淑莊批評，民政局的回覆顯示，骨灰龕並非條例容許，但不屬宗教設施，她說︰「即是廟宇經營廟宇以外的生意便不能管？民政事務局在逃避責任，找藉口選擇有法不執﹗」她認為連有否跟進事件，當局也不肯正面回應，市民難以接受，她要求曾德成盡快解釋。她又指法例無將華人廟宇作區分，但政府將廟宇分類，直接影響華人慈善基金的收入，要求當局解釋。

局方沒表明執法 議員轟失職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批評，民政局既然承認廟宇沒有權力經營骨灰龕場，「無得推卸責任」，但局方不肯說明會否執法，反映當局嚴重失職：「為何有法不執？令流弊變成奉旨。」他認為，雖然政府需要尊重宗教自由，但條例訂明廟宇收入不能成為集團盈利，政府不應以宗教自由作理據不執行職務，社會亦不會接受，他會在立法會跟進有關問題。

明報記者 何曉勤

貧窮教材套出版

貧窮教材套出版　基層現身說法
2010年10月22日

【本報訊】本港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與關注綜援檢討聯盟聯手出版通識教材套，邀請基層市民親身到學校與學生探討貧窮問題，透過有血有肉的個案，讓學生了解不同基層人士的處境，更關心貧窮問題。
學生：最低工資最少$33

教材套名為《見窮不見貧》，適用新高中通識科及科教倫理科，至今已有 50多學校購買。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社工聯同四名基層市民，昨日到訪黃大仙基協中學，首次採用該教材套與學生探討貧窮問題。通識科老師課堂上透過遊戲讓學生思考貧窮成因，又播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在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提出最低工資時薪 20元的片段，當日在現場與張宇人理論、高呼「勤勞有價」的女工玉珍昨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經歷，希望年輕人深入認識貧窮背後的真相，「點解有啲人好努力返工，但係都會咁貧窮」。

最低工資立法在即，教材套邀請學生表達對最低工資水平的意見，昨大部份發言的學生認為，最低工資最少要時薪 33元以上。曾經在茶餐廳做兼職的中四生謝江健表示，人工太低根本不足以餬口，「就算自己夠食，都唔夠養屋企人」。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琳表示，教材套有六個單元，會透過短片揭露綜援制度過時及強積金保障不足等問題，「希望學生可以思考吓，有冇其他嘢補救現行制度嘅不公」，教材每套售 70元。

陳啟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二之二）

陳啟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二之二）

【明報專訊】（編者按：陳啟宗先生今年4月在北京清華大學企業家協會2010年會上演講，題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他其後整理成本文。鑑於最近特首提倡的關愛基金，本文詳細解答了作者對這些事的基本看法，全文刊登，以促進討論。）

（續昨）還有一些人會為某些慈善團體及公共機構，如大學、醫院、博物館、藝術團等籌款。既然是公共機構，資金來源就最好由較多人參與。企業家除了自己捐獻之外，也應該鼓勵其他生意朋友共襄善舉。

就以我主事的企業為例，上市的恒隆地產在香港與世界級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合作，設立了「恒隆數學獎」，每兩年舉行一次香港中學生數學研究項目競賽；公司又與其他多家香港大企業聯手，一同資助某些對香港穩定繁榮作出貢獻的公共機構，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亞洲協會等。在北京清華大學資助成立了「清華大學恒隆房地產研究中心」，乃是因為房地產是恒隆的本業，由其來捐贈當然比較合適。

無論如何，多年以來，恒隆對每個機構或項目的捐助，大都只是以百萬元計，只有少數是上千萬元的。數目較大的項目，例如為香港中文大學籌建30年來第一所新的書院（college），就不能由作為上市公司的恒隆出資，而是由家裏的慈善基金會去做，以家族公司晨興命名。

本在哪裏賺到錢就在哪裏捐贈的原則，家族的晨興集團多年來在美國和中國內地有較多慈善活動。15年來，在內地5所大學每年捐助500個名額的助學金，是為窮困學子吃飯、買書之用。晨興又與丘成桐教授聯手，與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合作興建了「晨興數學樓」，建立了「晨興數學中心」。此外，我還與丘教授一同設立了「晨興數學獎」，每3年給全球45歲以下、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華裔數學家頒發一次。

還有兩個頗有意義的項目，其一是15年前，與加拿大卡加里市的皇家山大學屬下之皇家山音樂學院共同發起了「晨興音樂橋」（Morningside Music Bridge）。每年從中國選拔20多位最優秀、年齡在12至18歲之間的年輕古典音樂家，到該音樂學院花一個月時間與世界各地前往的同齡優秀小音樂家交流，並受教於世界級音樂大師。多年下來，已經有不少「晨興音樂橋」畢業生在世界大賽中奪獎，相信其中少數將來會在古典音樂界大放光芒，年輕的女鋼琴家王羽佳可能就是一例。

另外一個甚有意義的項目乃是，在以往16年間，由晨興創立的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有幸承蒙國家批准我們復建的申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復建了故宮裏的兩個皇家花園，超過20座亭台樓閣。建福宮花園和中正殿都是1923年6月被大火夷為平地的。70多年來，中國人未能把它們復建，正反映了20世紀中國國運的多災多難。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得以投入這個復建工程，除了讓我們有機會為中華民族做點事之外，還使我們成了100多年來第一個——可能也是唯一一個——故宮古建築的復建者，豈非榮幸！

如何鼓勵並發揚公益事業

此外，就個人而言，我可能是全香港每年為不同的非牟利機構籌款最多的人之一。要人捐錢，自己當然先要帶頭做榜樣，並且要做得得體，才能夠持久。

要鼓勵並發揚公益事業，最好有一些客觀的制度環境配合。一個相對較低的稅率是有益的。稅負太重，會削弱企業家創富的興致，也會減少一般人上進和工作的誘因。顯而易見的是，在高稅率的地方，一般人都缺乏創業的動機，成功了的商人也大都不太慷慨捐輸。

企業盈利及個人收入可以因為捐輸而在某程度上抵稅是值得考慮的政策。美國如此做，就誘導了成功企業家較多捐贈，多興善舉。歐洲因為缺少稅制的配合，加上稅率一般比美國高，公益事業的發展也就遠遠落後於美國。日本也有類似的情。

除了政策的誘導之外，最重要的乃是有夠多令人讚賞的榜樣，在社會上就自然會形成好的風氣。勉強別人捐輸是不美的，應該捐得樂意才好；八股的教導只會叫人厭煩，唯有合宜的榜樣才能啟發別人，叫人從心裏孕育出「捐之樂」，從而培養公益意識、廣闊的心胸及關懷社會的情操。有了較多的榜樣，慢慢在社會上就會形成一個氣氛，甚至一道潮流與風氣，賺了錢的人就都會樂意為社會、為別人多做點事。

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道，深圳企業家余彭年老先生在多年捐輸之後，把最後的身家完全捐出。這種行為令人讚賞，會在社會上起鼓勵作用。雖然中國企業家財富累積只有約20年的光景，然而不少都已多年大力捐輸。由此可見，在炎黃子孫裏還是隱藏回饋社會的美好基因的。以往幾十年國家實行社會主義，也叫不少人——特別上一代——有服務人民、回饋社會的情懷。孔子講「仁」，孫中山先生講「博愛」，中華民族還是有不少優良傳統的。

當然進步總是需要的。照我理解，中國歷史上「濟貧」的事常常有，但是在社會上推動並建立公益事業的例子就好像不太多。這方面的風氣還有待提倡和培養。

10多年前我讀到一個報道，說「新富」（new wealth）比「舊錢」（old money）來得慷慨。前者在不遠的過去還在貧困中掙扎，故此事業有成之後，也就較容易對窮困者之處境感同身受。而另一方面，承繼財產的人生於富貴，自己又不一定有賺錢的能力，只懂得追求維持奢侈的生活，也就較不容易想到社會上的弱者、不幸者。

今天中國內地基本上沒有「舊錢」。以往20年間財富累積的量卻極為可觀。在第一代創業者當中，不乏對社會有承擔之士，甚至有多位成功商人公開表示，要把所有財產都捐出來。先進經濟體的歷史告訴我們，難得有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後那麼快就出現那麼多人願意捐出全部財產的。中國人應該以此為傲。

其他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用賺來的錢大力回饋社會的中國企業家更是大有人在。最近收到聯想集團柳傳志董事長來信，詳述內地企業家在慈善事業上的承擔。上星期美國大通銀行中國投資銀行董事長方方先生到我辦公室小坐，我也從他那裏聽到一些像他那樣的成功企業管理者發起的公益事業。 籌到的善款總額之大，令人咋舌。 那些數字在香港這樣一個相對富裕而又已算得上相當慷慨的社會裏也是少見的。

如何較有效地捐輸

至於如何讓捐輸發揮最大效用，也是不能忽略的問題，在這裏略提幾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捐輸的錢來之不易，必須如對待用於企業發展的資產一樣，不能浪費，公益機構的行政費用應盡可能降低，資源的運用要盡量做到與企業那樣有效率。

第二，錢到了，心也要到。光是錢到了還不能叫社會大眾口服心服，唯有把心放到公益事業上的人，在錢之外還有時間與精力的付出，才能得到社會人士真正的尊敬。

第三，個人或單個公益機構的財力相對整個社會的需求來說永遠是不夠的。若然公益事情做得太過分散，面面俱到，恐怕效果反而不彰； 集中在一兩個領域裏做得最多最好，並成為該等方面的專家，或許效果更為理想。

第四，公益事業機構或團體的資金來源與監管，最好不要一人包辦，也不要一味推崇某一捐贈者或發起人，最好群策群力，並且多注意機構或團體的制度建設。 每個人都會成為過去，唯有正當建立起來的機構才能越代生存，才有機會發揚光大。亞洲人一般過於以個人為中心，往往忽略了制度的建設。 這是我們多參與公益事業的華人所該注意的。

最後，正如辦企業要有創意，同樣地，做公益事業也不要墨守成規，在選項上如此，在執行上亦然。社會上有太多需要是未有得到較圓滿解決的。多思考、多觀察、到處走走，就會想到很多方面是值得我們出錢出力的。我有一位朋友，是工程學博士，曾經在大學任教，之後用專長成功建立了企業，在退休後到河南幫忙治黃河。另一個朋友與一班志同道合者到內地窮困山區專門建造橋樑，因為在該等地區，不少小孩子因為不能過河而未能上學。就我個人而言，提出在北京故宮內復建皇家花園，也算是有點創意吧。

在慈善事業的執行上也可以多用點心思，用創新的方法來產生協調效應，增加槓桿作用，用有限的資源做較多的善事，或是把事情做得更好。

多年前我曾做過一個嘗試：捐了錢給慈善機構，他們一時未必用得上全部款項，既然我家裏有資金管理的經驗，那麼就在受贈者同意之下，由晨興集團的資產管理部門代其投資，每年保證10％的回報率。若然投資失利，我們就要額外捐輸，兌現授贈機構得到10％年回報率的保證；收益若然超過10％，超出部分也都歸該慈善機構。這樣既為受贈機構提供了內行的資金管理服務，又能保證該慈善機構沒有因資金管理不善而虧蝕的後顧之憂。

成功企業家對後代的培養

最後，我還想對成功的企業家作出一個提議：千萬不要把太多錢留給子孫後代。給他們太多錢是很傻的事。全球各地有一個共有的現象，就是富家子弟往往不易成才。在東方在西方都有個說法︰富不過三代，我們應該以此為鑑。

20多年前，我認識了一個由一群美國顯赫家族第二、三、四甚至第五代後人發起的團體，並被邀請成為第一位美國以外的成員。在對他們有了一點了解之後，很明顯地知道那些家族難得有成才的後人，後人們不成為家人或社會的包袱就是萬幸了。因此我就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不讓我們的下一代過一個平常人的一生呢？ 正如上文提到的余彭年先生所言，若然孩子是有本事的，他們就能夠自己創業，最少也應該做一個有責任的好公民；若然我們的第二代沒有本事，那麼給他們錢只是害了他們。

30多年來，我又觀察了不少海外華人大家族。創業的父親早過身的，兒子較易成才；老人家長命百歲的，兒子就很難說了。這些家族企業的後代，年輕時既不甘心在企業裏由低層做起，也不願意自覺地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他們中間一些人，一把年紀了還在等候繼承全部財產。這樣的人一事無成也有錢花，不染上壞習慣就算是很好的了。

一般來說，成功創業者以及高級管理人員都是非常理智的，因為若非如此，就很難在商場上出人頭地。然而，一談到家庭、兒女，這些極之理性的人會忽然變得非常感性，寵愛甚至溺愛兒女，對他們言聽計從。不少企業家因為花了太多時間在事業裏，難免忽略了照顧子女，那麼為了叫自己良心好過一點，就把很多金錢給兒女們花。以致後者從小對錢財缺少正確觀念，不能確實地認識到金錢來之不易，從而對錢的價值沒有較正確的掌握，如此手上拿那麼多錢，豈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成功的企業家實在應該就這件事而三思！

我在香港多次告訴人，有四樣東西是不能交給兒子的——槍、毒品、女人和較多的錢。 錢的危險，不亞於前三者。

在叫兒女接受長大後不會繼承很多錢一事上，必須由小做起。若然小孩子從小就以為自己將來會從家裏得到相當財富，父親並沒有這樣的打算卻又不從小向孩子灌輸自己的理念，等孩子成為少年人之後才知道父親的想法，他們往往很容易變得極為不滿，大大影響父子或父女關係，這真是不好的事。唯一避免方法，就是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就叫他們知道父母的錢將來是為公益，不是留給他們的。給他們合宜的道德教育與學校教育就可以了，而二者又是同樣重要。 前者不容易在學校裏得到，必須藉父母的身教與家教來完成。

大約20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家裏上看文件，太太向躺在我們之間的兒子讀兒童刊物。當媽媽讀到「遺產」（inheritance）一詞時，小孩子問是什麼意思，我聽到了就提議由我來為他解答，講解完畢後問兒子：你想將來爸爸會留多少錢作為遺產給你呢？小孩子想了一想，用手做了一個圓圈，就是說零遺產；我聽了便稱讚他一番，因為完全答對了。唯有從小知道父親這個意願的小孩長大了才不會失望，將來反而會較為上進，較易成才。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錢是很難買到快樂的。但若然有選擇，當然還是富有比貧窮好，畢竟有了錢就對生活方式有比較大一些的選擇餘地。老實說，錢真正能買到的乃是較多的「選擇權」（right of choice）。簡單如果腹，沒有錢去快餐店已是奢侈，有錢人就快餐店可以去，名貴食肆也可以去。

然而，擁有了財富的人最重要的抉擇乃是怎樣用他的錢。再次從歷史汲取教訓：捐錢的人往往比不捐錢的人快樂多了。既然如此，何樂而不為？用得恰當，錢可以幫助很多人，叫別人因你而快樂。在以往20多年裏，因公益事業而有不少人把我看作恩人，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多捐助人的人都會留下不少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因此而豐富了自己的人生。

結語

公益事業的發達是與富裕社會相伴隨的。中國因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改革開放，以往30年來快速累積了大量財富。然而就像中國經濟體制仍然處於初階，還有很多需要進步的地方一樣，如何利用累積的財富，推進公益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對於成功的工商企業家，這問題特別突出。他們如何善用賺來的財富，所做所為又能否被廣大社會人士尊敬，一定程度上決定中國的發展方向與前途。財富用得恰當，就能幫助構建和諧社會，維護健康的道德價值觀，讓國家長治久安。若然有一個「企業家社會責任指數」，相信必定可與衡量國家盛衰的標準掛。

今天是清華大學99年校慶，在座的都是清華畢業生，也就是國家精英中之精英。正如你們不少的前輩或多或少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今天作為成功的企業家，國家的命運再一次與你們的前途接上關係。試想想，若然在座相當部分的人互相協定，簽署一份「清華約章」，有一日把你們絕大部分的財富都回饋社會，那些錢能夠做的好事是那麼的多，你們的榜樣對國家將會有多麼巨大的影響！你們定能掀起一個人類未曾見過的美麗潮流，其衝擊力可能與上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不相伯仲。外國人聽到了就要對炎黃子孫肅然起敬，甚至會有不少人站起來跟隨中國人的榜樣、清華學子的榜樣，這將影響全球以及後世。好嗎？

（全文完）

作者是香港恒隆地產公司董事長

陳啟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陳啟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二之一）

【明報專訊】在中國歷史上，商人是不被社會尊敬的，仕、農、工、商，生意人被放在社會的最低層。成功的還好，反正有了錢；失敗的，就錢也沒有，別人的尊敬也沒有。

商人不被敬重，自有其原因。雖不能說「無商不奸」，但是商人中品性差的確是不少。嘴臉一般不好看——見官逢迎，看不起窮人。通常還給人沒有社會責任感的印象，不知民間疾苦，與大多數老百姓脫節。

中國「儒商」一詞，在褒揚讀過一點書、有點儒雅之氣的商人的同時，其實也意指大多數商人都沒有什麼學問，充滿銅臭味。為此，我十分不喜歡別人稱我為「儒商」，因為這樣就等於把多數商人定性為沒有學問沒有思想、只知道賺錢的俗人。

在如何看待商人這一點上，西方也經歷了演變的過程。在近代歷史裏，由於商業社會的發展較早，更完備一些，商人正面形象的樹立和社會對商人的正面認可比我們先行了一步。就拿美國來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大企業家也曾被稱為「賊商」（robber barons）。然而，隨經濟和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的一些概念漸漸被美國人接受，就如上世紀30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實行的「新政」（New Deal），同時，不少大企業家也能夠發財立品，多做善事，在社會上的名聲也就有所改變。

到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工商業對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作出的貢獻更是贏得了社會的肯定。二戰初期，民營製造業迅速朝軍用器材生產轉化，適時滿足了戰爭的需要。若然當時沒有這一批商業機構，美國恐怕就不能那麼快地與德、日在軍事上競爭並最終得勝。

在美國這樣一個相對重商的社會裏，有錢本來就比較有發言權，加上商人們用財富所施的善行以及他們為社會帶來的貢獻，慢慢扭轉了人們對商家的看法。 更何在一個機會相對平等的社會，人人都有營商及賺錢的自由，商人與其他社會階層和社會成員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也就意味普通人與工商業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完全對立的。

二戰之後，東南亞各地不少華人企業家崛起，作為當地社會的少數族裔，有了錢才較有安全感，加上社會上「拜金主義」盛行，財富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徵，商人成了別人羡慕的對象，商人因此變得比較容易受社會尊重。

以往近20年裏，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先生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又說發家致富是光榮的。這使得中國社會對商業和商人的觀念與態度產生了根本的變化。到了現在，雖然社會上仇富情緒不是沒有，但是中國幾千年來對商業和商人的輕視已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大家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就是工商企業與工商業者對經濟發展極其重要，也唯有經濟起飛擁有充足的財富之後，政府才能推動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那麼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什麼？第一就是賺錢。賺不了錢，社會責任如慈善捐輸等都免談，因為不能持久。

當然錢要賺得恰當，起碼手段要合情合法，不能做不道德的事，在掙扎求存時如此，賺了錢之後更要潔身自愛，因為有了錢就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既包括有益於社會的事，也包括壞事。今天不少女孩子想嫁給有錢的男人，其實這是很危險的。沒有錢要包二奶也不容易，有錢人拈花惹草就方便多了。有錢真是很危險的事！

賺錢的同時還必須尊重員工，要有社會良知，不做毒奶粉之類的事，還要盡可能不破壞生態環境。如此種種，都是企業起碼該做的事。

上世紀90年代初，因家裏的晨興集團在蘇州興建銅版紙廠，我就到世界各地參觀了一些先進的造紙商。 有一天在蘇格蘭視察工廠，那位廠長先生告訴我，因為用水很多，紙廠就建在河邊。造紙後的污水經過處理，回流河道時比上游進來的水還要乾淨，所以下游的魚比上游的更多。這件事給我相當發。這方面中國起步晚一些，提高有關方面的意識尤為迫切。

回到企業第一個責任乃是賺錢。唯有成功的企業，才能持續地做以下幾件事：上稅，創造就業，為社會提供必須或想要的產品與服務。企業還會牽動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創造先決條件。30年前的中國很窮，很多社會事業都不能開展，今天情就不一樣了。

做好了以上的事，企業就算是盡了對社會的基本責任，社會也不應該強加於他們其他的要求。在今日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裏，競爭愈來愈激烈，若然企業被迫做太多公益事業，就很難在全球競爭中不被淘汰，更遑論制勝。這是社會人士——特別是沒有商業經驗之人——要認清楚的客觀事實。

再者，唯有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企業家才能在國際社會上較有發言權。上世紀90年代我成為出任以瑞士為總部的世界經濟論壇之理事會成員的第一位亞洲人，也是第一個出任其在達沃斯年會的聯席主席的華人，此外又被推舉為亞洲協會全球副理事長等。究其原因，首先是我的生意比較成功，賺了不少錢。試想想，別人會邀請失敗的生意人出任此等公職嗎？當然單是有錢是不夠的，你必須有學問、有思想、有見地、言之有物；還要懂得按國際慣例處事為人，才能獲得一點在世界舞台上的發言權。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深感華人在國際場合上沒有聲音，就有意識地培養一些比我年輕的東南亞中壯年華人企業家，用我的影響力，邀請他們在不同場合演講，從而把華人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公諸於世。可惜在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裏，最大的受害者正是他們。錢沒有了，西方人士也就不再邀請他們發言。作為商人，唯有擁有了財富，加上前述的其他要素，別人才會聽你的話。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除了為公司賺錢，為社會創造財富之外，企業家的另一個社會責任乃是，要樹立正面的社會形象，做一個被人尊敬的企業家。中國社會在未來的十數年裏，若能產生一大批受人敬重的企業家，那麼國家的前景就是秀麗的。反過來說，若然生意人都是被社會唾棄的，那麼社會矛盾必定日深，政府被迫插手，最終對國家不好，對自己也不利。因為社會失去了和諧，老百姓充滿了怨氣，暴力之事就容易出現；失去了合宜的營商環境，商人成了社會公敵，企業就難以持續發展，有錢人還要為自己的生命財產擔憂，那就相當可怕。

因此，就是為了自身利益，企業家也必須盡力成為被人尊敬的人。這樣，錢有了，社會聲譽也有了，自然就活得比較快樂，也能使社會更加和諧。如此一個較平順的社會，也就為企業繼續創富提供了最好的環境，實在是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做被人尊敬的人不只是企業家在社會上立身處世所必須的，對自身利益而言也是如意算盤。

正如西諺所言，別人對你的尊敬是需要自己努力贏得的，不是要求別人就有的（Respect is earned and not demanded）。有不少事企業家要自發地去做，才能夠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與尊敬。在行業外，要叫人知道你是有思想的，大至全球小至社區的某些重要議題，你都是有識之士，是有見地的人，並且是有社會良知，對社會有責任心的；在行業內，不只能賺錢，並且是有創新性的，能夠處於龍頭地位，就更具有影響力。

無可否認，有些行業是比較容易被人尊敬的，就如商業銀行家（不是投資銀行家），大製造業首腦等，從事高科技的也不錯。一般來說，做服務性行業的較不容易被人敬重。這關乎公眾對行業的認知與觀感，是比較難以說清的問題。除了少數例外（就如1997年之前的香港），做房地產的在全球各地都是較不受尊重的。為此，若然房地產商能夠做到被眾人尊敬，那個社會就是相當進步的了！

還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企業家還該用賺來的錢回饋社會，多做造福人群的事。你叫它慈善事業也好，公益事業也可以。但在這方面，有一些原則是社會應該明白的。我個人認為，社會上對企業捐獻不能有過高要求。如上文所言，企業的目的與責任都是賺錢，為股東謀最大金錢利益。無論私人企業還是上市公司，生意的擁有權都是屬於股東的，賺來的錢也是股東們的，我們必須尊重私有產權。社會所期望的，應該是任何模式的企業之擁有者，也就是股東，在慈善與公益事業上多多捐獻。

一般來說，上市公司的管理層運用公司的資源投入公益事業時，只該做對企業發展，包括對公司形象有好處的公益活動，捐獻數字相對企業規模也不能太大，做得足夠合宜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公益事業不是企業（enterprises）的社會責任，而是企業家（entrepreneurs）的社會責任。今日中國經濟發展還算是初階，除了私人企業之外，不少上市公司還有一位或是數位主要股東，在公眾眼中，捐錢成了所有股東，特別是上市公司大股東，應該自己選擇的社會責任。

企業家捐輸的案例

那麼有什麼公益事業是該做的呢？從較富裕國家的經驗看，一般有錢人都是由解決社會迫切需要的扶貧和救災等開始。之後就是捐助為社會長遠發展好的，卻又是不能或不該完全依賴政府的事，包括支持教育、科研、醫療和環保等。當社會積聚了較多財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較為豐富了，那時一些成功企業家就會在文化、藝術等方面捐助，另一些就會就自己的興趣或理想做一點貢獻，捐助的事情也就會做得更為細緻。例如，一位認為中美關係特別重要的商人，會支持大學或智庫在這方面的研究；擔心城市發展防火工作做得不夠好的，就會推動防火意識，或者協助公共建設提升這方面的水平。還有一些企業家覺得錢賺夠了，就更可能半職或全職出任某些公職。

【明天續完】

作者是香港恒隆地產公司董事長

陳啟宗拒捐關愛

陳啟宗拒捐關愛「不知錢用去邊」
議員憂基金令扶助弱勢變施捨

【明報專訊】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100億元關愛基金，由政務司長唐英年牽頭，隨即被外界批評是唐英年的「競選（特首）基金」。雖然多個財團先後表態認捐，但與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關係密切的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昨日高調表示不會捐款，「我都不知道那些錢會用去邊？」

一再伙拍梁振英

恒隆主席陳啟宗一直被視為梁振英參選特首的「主要支持者」，兩人齊齊創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明天更好基金等機構，前者專注研究各項社會政策，被外界視為梁振英的最大智囊。

對於陳啟宗的「拒捐」言論，政務司長辦公室回應稱，政府會繼續向商界籌款，希望盡快達成目標，並加緊籌備，以向社會人士詳細解釋基金的運作。梁振英正在北京參與政協常委會議，未能回應本報查詢。

「人人都要捐 等同抽稅？」

陳啟宗昨日於恒隆股東會後表示，認同弱勢社群應該獲得照顧，贊成政府成立關愛基金，但形式應斟酌，方向亦須正確。他表示，基於原則問題，不會認捐關愛基金，因不知捐款用在哪裏。被問到會否擔心被指「不畀面」政府，他自稱「面皮厚」：「若人人都要捐，咪等同抽稅？」他重申，不認捐關愛基金是原則問題，他個人與家族一直有就教育及老人方面作慈善捐獻。

陳啟宗自言非大富之人，僅是集團的行政人員，他點名讚揚本港不少富豪熱心公益，「如誠哥（李嘉誠）、邵逸夫、包玉剛、李兆基先生及鄭裕彤先生等」。他續稱，捐錢是好事，但立品回饋社會更重要。

林大輝：不應太早下判斷

至於同被視為梁振英陣營的會計界陳茂波，則拒絕回應事件。唐英年「家臣」、工業界林大輝則反駁陳啟宗不應太早否定關愛基金，「那麼快就說不可行？不如先看看成效，不應如此快下判斷！」

自由黨劉健儀認為，「關愛基金」原意是保障綜援網以外的貧窮市民，現階段評論基金好壞是言之尚早，希望政府訂好受助項目及申請程序的細節，以符合大眾期望，增加基金公信力。

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昨日補充，關愛基金不會取代現有的社會福利安全網，如果商界捐獻多於50億元，政府會探討是否增加捐款。不過，多名議員昨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批評關愛基金未能真正協助弱勢社群，民主黨何俊仁擔心基金會令扶助弱勢變為施捨，亦可能影響其他慈善機構籌款。

另外，陳啟宗被問到對「置安心」計劃的看法，他回應說︰「做了先說吧！」他認為樓價高企是供求問題，過去10年政府每年賣地不足200萬方呎，對比90年代每年賣400萬方呎，政府的土地政策「絕對錯誤」，暗示港府才是高樓價的始作俑者。

陳啟宗：企業賺錢已盡基本社會責任

【明報專訊】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向關愛基金「潑冷水」的同時，昨日罕有地向本報觀點版（見A33版）投稿，發表題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文章。陳啟宗直言，企業的社會責任「第一就是賺錢」，因為賺錢後才能持續交稅、創造就業，他認為做好上述事件，企業便是盡了基本的社會責任，「社會也不應該強加於他們其他的要求……若然企業被迫做太多公益事業，就很難在全球競爭中不被淘汰」。

陳啟宗認為，公益事業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而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企業家應用賺回來的錢回饋社會，但社會不應對此要求過高，上市公司將資源投入公益事業時，亦應只做對企業發展有幫助的公益活動，捐獻規模也不能太大。他更把企業做公益與營商環境掛，如徵稅太重「會削弱企業家致富的興致」。

不應留太多錢給後代

繼承家族生意的陳啟宗，亦花了不少筆墨讚揚盡捐身家的內地企業家余彭年，指其行為令人讚賞，在社會上起鼓動作用。「我讀到一個報道，說新富比舊錢來得慷慨……承繼財產的人生於富貴，只懂追求維持奢侈生活，不易想到社會上的弱者。」

陳啟宗的結論，是成功企業家不應留太多錢給後代，因中外都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認為應以此為鑑，他認為若第二代沒有本事，給錢只是害了他們，「我在香港多次告訴人，有四樣東西是不能交給兒子的──槍、毒品、女人和較多的錢。錢的危險，不亞於前三者」。

陳啟宗︰除了捐錢 還要立品

富豪紛撐關愛基金　他則講明不捐
陳啟宗︰除了捐錢　還要立品
2010年10月21日

【本報訊】正當全城富豪「億億聲」拿出來支持政府成立關愛基金，恒隆地產（ 101）董事長陳啟宗卻別樹一格，講明公司及私人均不會捐錢支持，批評「唔知基金啲錢用去邊」；他認為，有錢人要回饋社會，除了捐錢，還要立品。他又說，印尼前總統蘇哈圖以前久不久邀請大企業捐錢來維持社會和諧，「估唔到香港變成咁！」
記者：高淑嫻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關愛基金，由商界與政府各出資 50億元用作扶貧，並由下屆特首熱門人選、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負責，長江實業（001）、新鴻基地產（016）及恒基地產（012）等大地產商率先響應，陳啟宗昨日出席公司股東會後卻表示，基於原則問題，公司及他私人均不會捐錢參與關愛基金。

「畀面捐錢咪等於交稅」

「如果要畀面（唐英年）捐錢，咪等於交稅！」一向率性而為、言論出位的陳啟宗指出，香港成功有賴自由開放及稅制簡單。他個人及家族一向熱心公益，每年在中港兩地捐錢，但捐錢在關愛基金，根本「唔知啲錢用去邊」。而且，商界把資源撥到關愛基金，其他慈善機構得到的捐助金額便可能減少。

陳啟宗強調，捐錢與否並非「畀面」問題，他贊成照顧弱勢社群，但要用正確的方式，「錢係我嘅，我點捐我嘅事，唔好逼我點捐」，非常豪氣。

有大股東慷小股東之慨

他憶述， 95年曾經就亞洲慈善事業發表演說，分析每個亞洲國家市民捐錢多寡的理由，日本、新加坡及泰國市民分別因為稅率高、政府政策及人民生活習慣而較少捐錢。

印尼情況更特殊，他聽聞前總統蘇哈圖每隔 2至 3年，便會邀請大企業為維持社會和諧而捐錢，把公司盈利某一個百分比捐出來，陳啟宗打趣說：「因為啲企業唔知政府幾時打電話嚟，所以較少在民間捐錢」。他帶出印尼的例子，暗示特區政府現在呼籲商界捐錢到關愛基金，情況類同，並慨嘆：「我 15年前絕對估唔到香港變成咁！」

他又暗寸部份公司大股東慷小股東之慨，指公司的資金不屬於管理層，而是屬於所有股東，「如果股東要捐錢，佢哋自己會去捐」。的確，長和系、新地及恒地合共落實捐出 13億元，部份資金是來自上市公司。而且，陳啟宗認為，有錢人要回饋社會，除了捐錢，還要立品。

不支持或有另一層意義

不過，陳啟宗不支持關愛基金，可能有另一層意義。事關市場一直傳聞，陳啟宗支持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當下屆特首，關愛基金由唐英年負責，陳啟宗不支持該基金無可厚非。被問到今次算不算表態，陳啟宗輕輕回應一句「言之尚早，可能仲有第三個哩！」

雖然關愛基金引來小風波，但香港富豪熱心慈善活動是不爭事實，陳啟宗都指香港及菲律賓是亞洲捐錢最多的地方。舉例來說，邵逸夫早於 1985年已向內地捐出首筆捐款，透過邵氏基金會贈款 1000萬元給家鄉浙江大學建造邵逸夫科學館，其後先後捐資 4000多萬元幫助發展當地教育、文化事業。

人稱「四叔」的恒地主席李兆基曾向復旦大學捐贈 1億元，其大公子李家傑亦成立百仁基金，協助低收入青年和傷殘弱勢群體學習創業做生意。新世界發展（017）主席鄭裕彤私人的周大福慈善基金曾捐出 9000萬元予科技大學，興建全新科研與教學大樓，月中又向「健康快車」捐出 56萬元。揚言名下慈善基金會是第三個兒子的香港首富李嘉誠，早前曾經透露，過去 30年捐出超過 100億元，未來 10年捐出的款項將多於過去 30年。

自殺或他殺?

自殺或他殺? 反思富士康式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
D04 | 世紀 | 世紀．Our China | 文∕ 潘毅 2010-10-18

About 潘毅

先後畢業於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博士，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潘毅是著名中國勞工問題研究專家，她關注女工、工廠管理、工人壓力、工資等問題，常親身走進工地、工廠進行參與式觀察、深入訪談。近年又於致力教育建築工人，爭取簽署勞工合同的權益。

潘毅長期關注珠三角女工生存狀況，更親身體驗「打工妹」生活。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為「世界工廠」裏的女工發聲早被各方淹沒、扭曲、挪用的聲音，奪得社會科學界舉足輕重的「美國C. Wright Mills 2005年最佳著作」獎項，成為自1964 年獎項創立以來首位亞洲得獎者。

潘毅亦活躍於社會運動。早於求學時期已為國是學會幹事。又積極參與內地交流活動。她先後成立兩個關注女工權益的組織，又成立SACOM（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主要針對歐美資本的跨國企業。

編按：深圳台商企業富士康之「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曾惹全球關注，而當悲劇不再成為新聞炒作焦點的時候，一群來自兩岸三地的學者走進工廠，對台企的運作模式和工人處境進行深入研究，努力揭示悲劇背後的種種制度惡因、環境惡因、法律惡因、行為惡因……努力查探到底是什麼理由讓中國工人寧願選擇死亡亦不肯繼續在工廠內苟且偷生。這並非推理小說的探案實錄，而是出自真誠的學術研究。香港學者潘毅把調查研究的前因後果替我們作深入淺出的解說，引導我們把悲劇看得更真實，然後，一起想想，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應該做些什麼。

逝者長已矣，生者如斯夫。如今，對「跳樓事件」的公共討論已漸漸平息，但是人們對於跳樓事件背後的原因，對於80 餘萬富士康員工的境遇，對於富士康管理運作模式的關注一直都沒有停止。人們在懷念逝去生命的同時，更希望知道怎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悲劇的發生。人們意識到，我們的國家被稱為「世界工廠」，有着1.5 億外出工作的農民工，這樣的「連環跳樓事件」不是偶發的特殊事件，而是一個標志，一種警示。

同時人們還發現，要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並不容易。富士康這個有着80 萬員工，生產着全世界幾乎所有著名高端電子產品的代工「帝國」其實是神秘的，是築起了高高圍牆的。人們不知道上調工資、心理輔導、開設關愛熱線這樣的措施是否解決了員工的問題，也不知道富士康是否如其宣稱的是一個守法且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模範企業」，更不知道代工「帝國」的光環背後一代代工人付出了怎樣的青春與血汗。

收1700問卷與300員工訪談

帶着對農民工群體的關切，對真相的渴求，以及了解代工企業生產管理模式的願望，今年6 月至8 月底期間，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台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大學在內的，來自兩岸三地20 所高校的60 多名師生分頭對富士康的大陸工廠進行了實地調查。

本次調查涉及富士康位於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漢等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共9 城市的12 個廠區。調查採用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共獲得有效問卷1736 份，其中在深圳與昆山兩個歷史最長、工人密度最高的廠區集中獲得有效問卷1500 份；其他地區以深度訪談為主，共獲得訪談案例約300 個。另外還有14 名調查團成員進入富士康生產線，親身經歷數十天的打工生活，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通過調查，我們希望能夠了解工人生產生活的真實情況，找到富士康在工廠管理方面的問題並對此提出建議，希望富士康在為國家GDP 總量做出貢獻的同時，落實工人的合法權益，改善工人的福利，承擔起應盡的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企業，富士康在改善工人境遇、平衡勞資關系和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任何改進，有利於修復已經嚴重受損的企業形象，也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具有強大的示範作用。

富士康的違法違規行為

富士康歷來以「自覺守法」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然而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富士康實際上存在一系列違法違規行為。僅就調查結果來看，富士康已經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見習條例》等法律法規。其具體表現為：

⑴ 強制加班、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根據《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工廠每月加班累計不得超過36 小時。然而，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時間在發生跳樓事件之前普遍超過100 小時，跳樓事件後仍然高達80 小時左右，大大超過勞動法規定的最高限。名義上為「自願」加班，實際工廠在每個月初要求工人簽署《自願加班切結書》，可見是變相強制性加班。如果工人不簽署，整個月都會喪失加班獲得收入的機會，並可能在生產線管理中受到種種刁難。

⑵ 剋扣加班費——違反《勞動法》在跳樓事件之後，富士康嚴格規定每月加班時間不超過80小時並按此計算加班工資，超出80小時的部分，不支付加班工資。據工人反映，在每天10 小時工作時間內未完成生產定額的情況下，管理者會強迫整條生產線的工人「義務」加班。根據《勞動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支付不低於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報酬」，富士康的此種行為不僅違反了《勞動法》有關限制加班時間的規定，同時還剋扣了工人應得的加班工資。

⑶ 濫用學生工——違反《實習見習條例》調查發現，在富士康的許多廠區均存在大量使用學生工的情況，在某些車間，學生工使用率高達50%。如深圳龍華 CMMSG 事業群一個生產車間裡2600 人中有700 至1000 為暑期學生工；根據昆山廠區外中介所述，暑假期間進廠打工的學生實習工為10000 人，而整個廠區的員工數為60000 人。廊坊工業區有30000 多員工，其中5000 名以上為學生工。

對於年少的實習生與未成年工人，富士康也像普通工人一樣對待，每月加班超過八十小時，並且實行日夜班輪換制度，每三週或每月換一次班。根據《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生實習見習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 「學生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富士康這種強迫學生進行高強度、超時限勞動的行為，已經嚴重地違反了條例規定。

⑷ 漠視職業安全隱患——違反《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勞動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應當定期進行健康檢查」。《職業病防治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對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的作業的勞動者，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的規定組織上崗前、在崗期間和離崗時的職業健康檢查。」然而，據一位在富士康工作長達十六年的工人反映，他從事的電鍍工作，長期接觸鉛、鎳、氰化物、氨氣等有毒有害物質，但在他工作期間，並未依規定進行定期職業健康檢查，僅做過兩次職業預防普檢，且未做血液重金屬項目檢測。富士康這種漠視職工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為，嚴重違反了相關法律規定。

⑸ 「私了」工傷事故——違反《工傷保險條例》在工傷處理方面，富士康存在生產車間中三級管理人員聯合隱瞞工傷情況並且強迫受傷工人接受「私了」的現象，導致工人所獲賠償不足，無法得到工傷保險條例的保護。在醫院探訪中，多名工傷工人反映：管理人員不允許他們進行工傷鑑定，他們需要自己墊付醫藥費，有的甚至因為無力墊付而導致傷情惡化；而獲得法定的工傷賠償就更是難上加難。

由此可見，富士康並非自己所聲稱的「守法」模範，而是一個明顯存在違法事實並且竭力逃避法定責任、侵害了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典型」。

新光戲院擬明年結業

劇團他投經營難
新光擬明年結業

【明報專訊】香港粵劇地標新光戲院因經營困難擬於明年結業。香港粵劇商會主席杜韋秀明證實，數月前從新光戲院處得悉此事，商會曾提出解決方案，但對方未有積極回應，對此感到無奈。

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鄒燦林表示，新光戲院具象徵意義，希望可以繼續營運。他指業界近年已轉移至康文署轄下場地演出，加上未來幾年有新的粵劇場地落成，即使新光結業，對業界實際影響不大。

北角新光戲院近年屢傳結業，每次都要政府及業界多方斡旋才可成功續約。原本於去年初決定續約3年的新光戲院，最近又傳明年結業。杜韋秀明昨出席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後，證實數月前已得悉此事，「明白（戲院）經營好困難，但不想無聲結業」。

業界多轉租康文署場地

杜太說，自新光戲院上次傳出結業，業界轉移至康文署轄下場地演出，令新光經營環境更困難，戲院亦有將場地租予內地劇團，以幫補高昂租金。據她了解，新光目前每月的營運成本高達70萬元，每場租金約2.5萬元，較去年續約前的2萬元，增加25％。

杜太指康文署場地充足，缺點是需要9至12個月前預訂場地，不夠靈活。

政府昨日向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交代油麻地戲院改建為粵劇表演場地的工程進度，指第一期於明年第四季完工。至於經營模式，政府主要提出3個方案，包括外判予承辦商經營、政府自行營運，或批予非牟利團體活化戲院。

油麻地場地小 不合大老倌

杜太個人認為，應由政府加上專業人士共同管理場地，營運開支全數由政府負責。然而她指出，油麻地只有300個座位，雖然可成為新秀的搖籃，但不適合大老倌演出，希望政府安排更多場地予業界演出，例如文化中心及葵青劇院，至於規劃中的西九文娛藝術區，她說﹕「有排等，可能等到大老倌退休都未完工」。

香港藏漢友好協會

團體：達賴欲訪港

【明報專訊】提名內地維權人士劉曉波取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有團體引述他稱希望能訪問香港，弘揚佛法，並順道與首批進入西藏的解放軍舊部敘舊。達賴更透露早年曾申請來港，但因為北京反對未能成行。政府發言人未有證實消息，只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

劉銳紹﹕機會近乎零

不過有學者相信，達賴可以成功訪港的機會「近乎零」。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解釋，在達賴這類事件上，北京必定用以「政治壓倒一切」，不會讓一個被他們視為「分裂國家領土」的人踏上香港土地；加上達賴是提名劉曉波競逐諾貝爾和平獎，他本人亦是得主之一，北京為免再起事端，容許達賴來港的機會，可謂近乎零。

香港藏漢友好協會會長李慨俠上月28日到印度會見達賴喇嘛，這已是他第3次獲達賴接見。李慨俠表示，席間他問達賴想不想來香港，對方即爽快回應 ，「他說：『我想來呀！如果有機會一定會到！但之前一個香港大學教授都邀請過我，但最後因為北京不批准，而不能成行！」李慨俠稱，達賴並無透露是由那一個教授發出邀請，來港有何目的。

港大教授曾邀來港 北京拒批

後來李慨俠拿出一張18軍（即首批進入西藏的解放軍）舊部相片給達賴看時，對方即時甚為感觸，表示希望可以來港，與這批老朋友一聚，並弘揚佛法。李慨俠表示，如果達賴可以來港，協會打算以宗教活動形式，協助他申請來港，但未能估計政府「放行」機會有多高，「我們只能寄望公開消息後，可以引起公眾關注。」回歸以來達賴喇嘛從未踏足香港，但北京政府與他的私人代表在2002年首次恢復接觸以來，達賴的特使曾試過經香港抵達深圳，與統戰部的官員會面。

政府發言人則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就每宗入境申請，當局都會依據法律、既定政策及與申請有關的因素和情考慮及決定。

另外，香港藏漢友好協會自今年初向警方申請社團註冊及商業登記，但至今仍未有回覆，李慨俠質疑政府是有意留難，希望他們打消成立協會的念頭。

社協促資助學校託管兒童

社協促資助學校託管兒童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提出擴展社區保母服務，但社區組織協會關注，計劃只惠及6歲以下兒童。社協一項調查指出，46間全港各區學校中，近八成學校願意在政府提供資源下開辦託管服務，建議政府資助學校辦託管服務，讓婦女能外出工作，改善貧窮問題。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認為，學校兼辦課餘託管服務最有效﹕「學校已有合規格的設施，家長亦毋須於子女放學後，再將其送至託管中心，可減低成本及危險。」

現時約有3萬名單親婦女為照顧子女而無法工作，需領取綜援，羅海燕便是其中之一。她在3年前持雙程證來港，與就讀小一的6歲兒子靠領取綜援過活。她說，每月只有3000多元的資助，扣除租金、日常開支後，曾經「連米都買唔起」。去年喪夫的她，更頓失家中支柱，內地公安局又拒絕她來港定居照顧兒子的申請，令她倍感徬徨。她希望自己能獲一份工作，兒子並獲得託管，讓她可自力更生。

鮮魚行學校學生可留至7時

鮮魚行學校是提供免費課餘託管服務的學校之一，校長梁紀昌表示，全校200名學生中，有70多人參加了課後補習班，學生最夜可逗留至晚上7時，「家長不想子女學壞，與其讓他們隨便到處走，不如讓他們留校使用設施。」他估計，學校辦託管服務，每個月花費約2萬元，建議政府設資助計劃，讓有意辦託管班的學校申請。

開發南生圍

開發南生圍 漁署拒支持

【明報專訊】恒基地產（恒地）位於元朗南生圍的發展項目，發展限期於今年12月18日屆滿，恒地近日修改了原來方案，游說環保團體支持。據了解，負責濕地保育的漁護署立場與環保人士相同，認為新修訂方案發展規模仍然過大，令恒地的成功率下降。但有環保人士指出，恒地仍有過關機會，關鍵是地政總署會否批出其鄰近南生圍的甩洲保育計劃。

倘地署批甩洲 南生圍或獲開綠燈

環保人士指出，南生圍發展項目早於1994年已獲城規會有條件地批准，當中包括須向地政總署提交甩洲的保育計劃，以補償損失的濕地，若地政總署將甩洲保育批予恒地，南生圍項目獲開綠燈的機會將大大提高。他指政府應好好把關，以免雀鳥天堂變成私人花園。

條例生效前提出 項目毋須環評

身兼環諮會成員的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森指出，南生圍項目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1998年生效前提出，毋須按法定程序進行環評報告、等待環保署長發出動工許可證才開工。他舉例說，長實位於鳳園約數十米外的發展項目，亦於環評條例生效前提出，毋須進行環評，才可與蝴蝶天堂如此接近。

本報昨報道，指恒地早前就新發展方案諮詢多個環保團體，但反應未如理想。本報昨向恒地查詢，發言人以假期為理由未能回應。

滿足城規條件 視乎規劃署意見

接近政府消息人士稱，政府亦甚關注環保團體的反應，因為漁護署亦傾向不支持發展項目，但恒地最終是否獲批，為甩洲進行保育計劃，卻取決於地政總署；至於恒地新方案最後能否滿足城規會早年定下的發展條件，則視乎規劃署的意見。換言之，恒地若說服地政總署和規劃署，仍有機會在南生圍大興土木，發展2550個住宅單位。

長春社：成功闖關機會微

發展局昨日以南生圍項目仍有機會提交城規會審批為理由，表示沒有補充意見。早前獲諮詢南生圍新發展方案的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認為，恒地成功闖關機會很微，城規會於94年批准該項目的附帶條件共26項，包括各種環保條款、交通評估、污染管制措施等，相信恒地在12月18日限期前可以完全符合所有條件的機會不大。

項目倘推倒重來
須環評勢縮規模

【明報專訊】恒基地產在元朗南生圍的發展項目，由1992年首次提出申請，至今仍未獲批，若未能趕及今年12月18日的發展限期，就要推倒重來，按法定程序重新申請，例如要過環諮會及城規會兩大關卡。有環保人士指出，由於保育標準不斷提高，重新申請發展建屋範圍的可能性將大大減低，估計恒地因此修改方案，爭取環保團體在期限屆滿前支持。

恒地提出將原來建議的43公頃高爾夫球場縮減至10公頃，於騰出土地設立濕地改善區，但2550個低密度單位則不變。綜合多名環保人士意見，若南生圍項目從頭再來，至少需時2年進行環評報告，當中包括1年為南生圍進行四季生態調查。若一切順利，有望2年內獲環諮會通過，之後恒基須再就發展項目向城規會申請，當中涉及公眾諮詢程序，預料審批時間不會少於1年。

保育發展比例不達「9比1」 料難獲批

有環諮會委員指出，近年公眾保育意識提高，發展商鄰近濕地項目的環評報告，保育及發展比例至少要達到「9比1」，才有機會獲批，長實的豐樂圍便是先例。他認為，恒地若不大幅縮減發展規模，首關環評程序便難以通過。

有城規會委員亦指出，規劃署於1997年公布的研究，指新界西北的魚塘極具生態價值，發展不容許有濕地淨損失，恒地的發展項目佔地約三分之二，難以達到濕地零損失的要求。

明報記者

特首：研關愛基金公眾募捐

政府包攬慈善, 公民社會滅亡!

特首：研關愛基金公眾募捐

【明報專訊】涉及100億元巨額、由政府與商界合作的「關愛基金」，自公布以來一直被批評是為政務司長唐英年助選，亦有人擔心惹來「官商勾結」。特首曾蔭權昨日表示，可以研究把基金開放給公眾捐款，而不只限於商界參與，基金主席唐英年現正研究最適合的扶助範疇。

曾蔭權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表示，關愛基金是一個扶貧新方向，主要服務對象是現行社福網以外人士，而有別於傳統福利服務，政府的角色除負責籌錢外，亦是賦予商界一個「新使命」，鼓勵他們服務社會。不過，他認同基金應該不限於商界參與，而會手研究開放給公眾。

有議員認為這樣會違背基金原意，公民黨梁家傑認為，基金原意是把商界因壟斷市場賺得的利潤，回饋市民，應該讓商界負責。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則擔心，基金開放後會與公益金的角色重疊。

議員批違商界回饋原意

公益金董事陳智思亦認為，政府一旦開放關愛基金，必然會對其他慈善組織帶來影響，但他強調，近年大企業的捐款文化經已改變，不再是「捐了錢拍拍手」便了事，而是傾向指定捐助某個項目，或要求慈善組織遞交報告，看看捐助帶來什麼成果等，所以公益金近年亦要積極求變，配合轉變。

拒申李嘉誠公益撥款

環團拒申李嘉誠公益撥款
「我們要監察地產商 唔係賣帳」

【明報專訊】香港首富、長實主席李嘉誠撥款3億元推出「香港仁 愛香港」公益行動，邀請全港市民以「愛香港」為主題提出創意構思項目，今日截止申請。多個環保和基層服務團體表明，因為對地產商反感，不會申請撥款，不想與具爭議的地產商扯上關係。至於已報名的團體則認為，不應被仇富心態掩蓋理性，希望實事求是利用富人的錢來紓解仇富根源——貧富懸殊。

按李嘉誠基金會的定義，「愛香港」項目涵蓋改善教育、醫療、文化、公益等範疇，要屬非牟利、改善香港民生、服務社區、推動關愛他人、提升奉獻文化、倡導坐言起行、激發創意學習。基金會規定，申請項目不能「誹謗、詆譭」任何商品服務及人士，而且不能涉及政治活動。今日截止申請後，基金會將審視各項目，11月1日起在網上讓公眾投票，最高票數的100個項目由基金會撥款推行。

綠色力量指李家業務有爭議

環保團體經常批評地產商發水樓、屏風樓等問題，曾多次觸及李嘉誠旗下樓盤。多個環團包括環保觸覺、地球之友、綠色和平、綠色力量等，都表明不會申領基金會撥款。據悉，有環團的董事會成員與李嘉誠旗下企業關係友好，希望環團考慮申請，但前線職員決定不行動，「唔想同李嘉誠扯上，我們要監察地產商，唔係賣帳」。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森說，李嘉誠旗下一些業務有爭議，不想捲入惹來批評。

融樂會：不公平由地產商造成

社福機構方面，經常喊窮、專幫少數族裔的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說：「寧願捱窮都不會申請基金會的錢。」她認為，少數族裔處於社會最低層，面對的不公平都由地產商造成﹕「少數族裔經常跟我說：『百佳好貴，我買唔起』、『香港樓價太高，我無錢租樓』。」她認為，真正愛香港、愛少數族裔，不是寫幾張心意卡喊幾句口號，而是要從打破政策傾斜地產商做起，「我最想搞個『反官商勾結大行動』，但基金會肯定以涉及政治為由唔批，我寧願放棄申請都唔做無謂」。

社區組織協會亦沒有提出申請，主任何喜華說﹕「李嘉誠基金會規定，獲撥款者須1年內完成計劃，我們希望做長遠、持久的，最終我們決定申領公益金。」何喜華說，不會把申請與仇富扯上關係，他早前曾向街坊推介計劃，由街坊自行決定是否申領。

申請者：不應與仇富混為一談

報名的機構則包括防止虐待兒童會和善導會等。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說，申請兩項計劃共40萬元撥款，其中一個名為「把天使帶回家」（見表）。雷太認為，社會人士不應把申領撥款與仇富混為一談，「仇富是因為貧富懸殊，我申領基金，就是想正視問題，手用行動消除隔膜」。

善導會亦申領8萬元欲推行兩個計劃，其中一個是替獄中父母傳達心意給子女，總幹事吳宏增認為，富有者願意把合法掙得的財富回饋社會，值得肯定，身為社工有責任善用資源，讓弱勢社群有所得益。

明報記者 盧曼思

南生圍 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 電影取景勝地

【明報專訊】位於元朗區橫洲東面的南生圍，被錦田河及山貝河包圍，以往有很多基圍、魚塘，但隨城市發展而漸漸荒廢。南生圍內有茂密的蘆葦叢及紅樹林，吸引很多候鳥停留，尤其是黑面琵鷺會來這一帶過冬。觀鳥會指出，南生圍內的魚塘亦有本港較罕見的紅頭潛鴨、青頭潛鴨等出沒。

南生圍的美景，不僅吸引雀鳥，近年不少港人、特別是攝影發燒友，趁假日到來觀鳥影相，一大片山林美景、蜿蜒河流、長木橋等亦成為拍攝婚紗照的理想背景。南生圍路旁一片高聳的大樹，被蘆葦草環繞的大片魚塘，亦是無數電影、電視及音樂短片的取景勝地，如電影《導火線》兩名主角甄子丹及鄒兆龍的打鬥場面，就是穿梭於南生圍拍攝，無劇集《搜神傳》及《胭脂水粉》亦曾在該處取景。

不過，南生圍曾在2008年11月發生山火，大部分林木被焚，之後本報亦曾發現，有人非法將泥頭傾倒在魚塘內。

恒基南生圍項目 環團拒開綠燈

填池塘 損濕地
環團轟規模太大

【明報專訊】恒基為了讓18年前提出的南生圍高爾夫球場及住宅項目「翻生」，上月就修訂方案諮詢多個環團組織，然而多個組織均指恒基的計劃發展規模太大，以現時比90年代還要嚴謹的保育標準，估計很難過城規會一關。

當天有份參與會面的包括長春社、綠色力量、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認為，新修訂計劃所做的環評誠實，承認南生圍是生態價值高的地段，但新計劃無減低總樓面面積，只是將發展更集中於南生圍的南面，其實仍是兩頭不到岸，依然對環境有破壞。他指南生圍不僅具生態價值，亦有人文及景觀價值，相信公眾對計劃不會贊同，呼籲發展商收回方案，按現時新訂的指標重新規劃發展。

綠色力量：近年保育態度堅定

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表示，在場的環團代表一致認為發展規模太大，沒什麼迴轉餘地，很難支持。他形容，90年代和現在對保育南生圍濕地的看法是大同小異，但近年大家對這看法更堅定，「以前還在講可以起幾多樓，現在是說不要起樓」。

難接受以保育甩洲換發展

他又指出，另一個難令人接受的理由，是恒基以生態保育甩洲土地，作為換取政府地作發展，這等於以一個無權發展的土地去換取一個有權發展的土地，很難說服他們支持。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經理（陸地保育）梁士倫表示，據他所知，部分魚塘會因工程被填平，令他對計劃有保留。他解釋，城規會現時已確立原則，認為工程不應導致有任何濕地損失，當年批有關發展時，還未有這指標。

城規會委員黃遠輝稱，項目涉及這麼大規模，加上需滿足城規會上訴委員會以前訂下的條件，將來發展商動工時都要先經城規會審視，確保環評報告令人滿意。

南生圍豪宅區縮高球場爭過關
未減住宅面積 環團拒開綠燈

【明報專訊】恒基地產於元朗南生圍及甩洲自然保護區的發展項目，因未符合城規會的規劃條件，拖拉十多年仍未上馬。項目近日有新進展，恒基按顧問建議，把43公頃的高爾夫球場縮減至10公頃，從而增設一個逾30公頃的濕地改善區，但仍維持興建2550個低密度單位。恒基「發功」向多個環保團體游說，解釋計劃細節，希望爭取在年底發展限期屆滿前能通過計劃，否則可能要重新申請發展。

不過，多個環保團體都認為，新修訂計劃只是「小讓步」，沒有減低住宅總樓面面積，發展規模依舊過大，而且工程會導致濕地損失，故不會收貨，由於計劃仍要再呈上城規會審批，相信闖關有難度。

90年代購地 趕年底發展限期

根據資料，恒基在1990年代購入有關土地，面積達136.9萬平方米，並於1992年向城規會申請發展興建低密度住宅及高爾夫球場，但申請被拒。恒基為此一度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城規會在94年接納申請，但同時要求恒基符合多項要求。多年來，發展商曾3度申請延長發展期，最新的限期在今年12月18日屆滿。

由於「死線」迫近，恒基早前已委託環境顧問和工程師做環評研究和工程評估，重新制訂發展計劃，近日向多個環團「埋手」，解釋新修訂計劃的詳細內容。

恒基的新發展方案中，原計劃興建的2550個低密度單位數目，將維持不變。根據資料，發展商會興建970座單戶獨立洋房、250座複式住宅，以及30座分別樓高4層及7至8層的花園洋房，分佈在濕地改善區南面，高爾夫球場則會呈「L形」半包圍豪宅堆，東面則尚有住客會所、交通交匯處等設施；工程亦要拆除錦田蘆葦處理系統和元朗明渠隔篩設施。

開發甩洲 建濕地改善區

恒基的顧問報告認為，計劃已符合城規會訂下的若干條件，因為計劃會提出交替發展方案，包括將原定達43公頃、設18洞的高爾夫球場，縮小至10公頃、9洞，以便騰出土地，營造一個33.35公頃濕地改善區，連同開發55.62公頃的甩洲自然保護區，以及在東北面的露天緩衝區建造濕地走廊，可營造42公頃露天水體、31.81公頃蘆葦、1.52公頃挺水植物、1.89公頃荷或蓮塘、12.29公頃紅樹林、1.42公頃種植區和2.44公頃陸上草地。

恒基：遷高密度住宅 雀鳥可受惠

計劃亦重新調整了住宅分佈，令密度較高的發展項目更加遠離后海灣濕地，希望減低影響鸕的棲息地、鄰近的魚塘及錦田河、山貝河。報告認為，鸕棲息地及南生圍蘆葦生境，目前都沒受任何形式法律保護，故可受惠於這項計劃提供的保護及改進。

深圳密密填海 米埔當災

深圳密密填海 米埔當災
深圳灣泥沙沉積 環團：威脅中華白海豚

【明報專訊】深圳近年以各種名目在香港稱為后海灣的深圳灣填海，最近更在沿岸15公里，以圍牆圍進行大規模填海，打造「濱海休閒帶」。填海令到深圳方面的海岸線不斷向港深間的中線靠攏，加上缺乏監管，填海面積往往大於規劃面積；填海又令水流減弱，泥沙沉積，海近年不斷變淺。同屬一個生態環境、位於對岸的香港「雀鳥天堂」米埔亦難獨善其身，有環保人士擔憂，中華白海豚的生存環境都可能改變。

過了西部通道深圳灣大橋，沿后海濱路而行，開價3萬多元（人民幣，下同）一平方米的豪宅林立。前行約2公里，就到了深圳一個大型的填海區，這裏每隔二三分鐘即有一輛滿載泥頭的大貨車來卸泥，推土機不斷把泥土推入深圳灣，海上有工程船作業。在外圍，樓盤都掛出「灣景」的廣告，售樓職員稱，他們樓盤所在位置正是填海造出來的，處於「一線海景」位置，周邊仍有大量土地待開發，相信未來數年內將有數萬人住在這裏。

休閒帶工程 已填平3個維園

口岸的另一邊則在進行深圳市15公里休閒帶的填海工程，10多公里長的圍牆，沿海邊把填海區圍起來。深圳灣濱海休閒帶是深圳市政府的重點項目，根據規劃，岸線長約9公里，規劃總面積108.07公頃，其中填海面積約49公頃。不過，據透露目前工程還沒有完工，但已經填了56公頃，超過3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所有工程將在明年8月深圳舉行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前完成。

「我們這個工程隊主要負責修建6座橋，其中一座會向海中心延伸200米，屆時可以開車沿海邊觀賞海，還可以把車開到海中心欣賞香港景色。」來自河南的工人謝師傅對自己的工作充滿自豪，不過有當地市民看見如此大規模填海卻表示擔心，「深圳灣本來就不大，最近30年，政府已經進行了幾輪填海，真不知道要填到哪裏才是盡頭」。

深圳政協：無人監督 填海面積大於規劃

「過去總是說少填一點少填一點，但真正施工了，因為無人監督和核查，沒有劃線，填海量又會大大加碼。」深圳市政協委員王勇軍表示，希望政府能加強檢查，不要再超標了。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透露，填海的危害一直未有引起重視，每次填海都沒有先進行詳細調查研究，「在面對質詢時，政府總是說不會再填了，可是誰知道？」由於缺乏監督，最終填海面積會遠大於規劃的填海面積。

本港的環保團體對深圳灣填海表示無奈，「香港的一切數據都是公開的，而在內地，所有都是機密」，香港的綠色力量科學與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說，對岸填海，一定會對香港這邊的米埔濕地造成破壞，甚至中華白海豚的生存環境都可能改變。但由於兩地制度不同，港團體亦無法反映（詳見另稿）。

平均每年沉積3厘米

「深圳灣在明顯變淺。」深圳市民盟市委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周凱表示，目前最嚴重緊迫的問題是河升高。他說，深圳灣面積較1977年減少了近25平方公里（面積大過兩個船灣淡水湖）。大規模填海導致深圳灣自然淤積速度顯著上升，最近10年，以平均每年3厘米的速度沉積，比1991年以前速度快了3倍。以此推算，170年後深圳灣就會消失，甚至更快。

明報記者 李 泉

「社商賢匯」Community Business

70萬打工仔 每周做60小時
2010年10月15日 星期五

【經濟日報專訊】目前全港有70萬名上班族，每周工作60小時或以上。有調查顯示，有4成受訪僱員計劃轉工，以尋求更好的生活與工作平衡。

面對本港工時長問題，特首曾蔭權昨日表明，政府已就標準工時研究「開綠燈」，讓勞資雙方討論，最終必會以立法方式進行。

根據統計處數字，全港有128萬名上班族，每周工時達50小時以上，其中以非技術工人工時最長，工時中位數為54小時，最短工時是專業人員，每周工時為44小時（見表）。

80後疲累缺勤 生產力降

本港工時中位數較歐美更長，澳洲和法國的標準工時分別為每星期38和35小時，鄰近的日本 和新加坡，每天標準工時是8小時，上班族工時長，最終會影響公司的生產力。

非牟利機構「社商賢匯」（Community Business）最近訪問了逾1,000名全職僱員，調查發現，有4成受訪僱員計劃離開現有工作，以尋求更好的生活與工作平衡。

有近8成僱員，尤其是80後表示，曾經因生活與工作平衡欠佳，導致經常感到疲累及極度疲倦、失眠和食慾不振，生產力下降和缺勤。

研究開綠燈 須勞資共識

特首曾蔭權首次在施政報告提出，會展開標準工時研究，他昨日在答問大會上指出，訂定標準工時並不簡單，必須得到勞資雙方共識，政府已就標準工時研究開綠燈：「這些問題，不用說，一定要透過立法去做，沒有其他方法！」

代表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偉明，不滿曾蔭權沒有承諾在任內就標準工時立法，批評他將計時炸彈留給下一任特首。

曾蔭權指：「我講得出嚟，我口地（政府）就會做！」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昨日承諾，會在其任期內（2012年）完成對標準工時的研，他又坦言，標準工時比最低工資更複雜。

行業各有所限 料設豁免

政府消息指，倘若政府立法推行標準工時，會設有豁免機制，例如不適用於管理層、專業界別及從事藝術創作的行業。

每日工時長達11小時的醫學會會長蔡堅坦言，標準工時難以適用於醫學界，尤其公立醫院的醫生︰「他們需要24小時on call，人命攸關。」他認為，長遠要解決業界人手不足問題，才能落實標準工時。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主席劉達邦認為，政府短時間內接連研究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將對僱主帶來影響，估計標準工時可能令人手成本增加三分一，企業有可能會以自動化代替人手，紓緩成本上升的壓力。

有基層清潔工對標準工時有保留，擔心工人不能再靠長時間來賺取更多收入。

中華總商會榮譽會長何世柱表示，當局訂立標準工時不可太過硬性，如設每日工時上限，結果令想工作較長的工人收入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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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標準工時

僱主尹德勝︰重質不重量 員工準時走

中華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尹德勝雖貴為老闆，但他奉行「重質多過重量」的管理原則，深信工時長不等於表現好，工作表現才最重要。

在香港工作，加班本是平凡事，但尹德勝旗下的40位員工，普遍可準時在晚上5、6時收工，甚少加班數小時：「我覺得一個打工仔返8、9小時是合理的，因為可兼顧家庭生活。」

推標準工時 恐變按章工作

曾有女下屬向他表明要準時收工，皆因要從外母家中接回小孩，這位良心僱主一口答應：「僱主有時要理解同事情況，不要計較工時，反而著重生意及效率！」他舉例，若有員工返足8小時，但不斷犯錯，另一名只做4小時，但表現甚好，他寧選後者。

事實上，尹德勝有時會工作到晚上7時半，但員工亦不會因老闆未走而不敢走。他表示不喜歡員工加班，除非無可避免要趕工，但他定必先跟員工表明情況，員工們通常會同舟共濟，選擇留下來跟老闆齊齊OT。

他雖然支持最低工資，但對於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推行標準工時卻不太支持。他認為，現時沒有工時限制，員工可專心工作，標準工時會令員工不斷計工時，甚有機會變成按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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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陳茂波 ︰擬力撑立法 為僱員紓壓

各界對標準工時褒貶不一，超時工作嚴重的會計界又如何？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工作忙碌，周六亦要上班，經常超時工作的他，表明力撑標準工時，以助紓緩僱員壓力。

陳茂波身兼法律援助服務局主席，本身又是華德匡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主席，旗下有約300名員工，因有多項公職務在身，他坦言周六經常要返公司，用7至8小時瀏覽及清理平時無暇顧及的文件。

會計超時普遍 倡增人手

談及自己的公司，他指僱員的加班情況視乎工作性質有所不同，如負責上市業務的員工，近期部分時間可能需每日工作逾12小時，但並非長期性，加班則會有補水，或按額外工時補假。

他坦言會計界超時工作頗為普遍，中小型事務所情況尚好，大型公司情況則較嚴重。他認為公司可通過增聘人手解決問題，同時冀訂立標準工時，令會計界受惠。

對於建議的每周工時水平，他稱仍待諮詢，但認為大前提是加班需獲員工同意，及超時需有補水或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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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李sir︰帶學生活動 每周工時70

忙備課、寫教案，雖然合約上寫明朝8晚4，但任職教師數年的李sir，每日最早也要傍晚6時才能下班，他形容，標準工時根本不適用於教師行業。以他為例，每周工時約50，有部分教師在周六、日，更要帶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總工時可達到70。

他指出，老師在暑假初期要檢討授課方式，開學前又要備課，除了新年、聖誕假期，基本上天天上班。李sir直言：「學校現有75位教師，起碼增聘五分一人手，才可做到標準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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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Andy︰業內人手荒 落實很渺茫

在四大會計師行任職審計的Andy（化名），入行3年，每日平均工作12小時，遇上核數高峰期，每周可能有一至兩日通宵工作。他解釋，行內採用「Project based」工作模式，雖然公司只要求會計師每日工作8小時，但由於人手不足，每個項目都沒有足夠人手應付，以致他未能完成手上的工作，也只好OT趕工。Andy指通宵工作，卻沒有額外補水，至於補假，則要視乎上司的體貼程度。他支持落實標準工時，因可減輕上班族苦況，但由於會計界人才不足：「要落實標準工時，似乎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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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易員許先生︰金融業時差 推行難度高

許先生是歐資對冲基金公司的交易員，主要負責歐美市，上班時間是下午5時半至凌晨5時半，每日平均工作12小時。由於不同市場的時差關係，他間中需工作逾20小時。

雖支持標準工時，但他認為，在金融界實行並不現實，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同市場有時差問題：「例如亞洲市場中，印度 是早上11點開市、澳洲是早上7點開市，各地市況息息相關，交易員加班無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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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管工 譚先生︰更數受限制 恐影響生計

譚先生每天工作14小時，相等於一更半工作，他卻稱樂於長工時，因為多了收入，才能支持基本生活開支。

「一般清潔女工，一更才有五、六千元，好多人至少做一更半！」他直言，不少行家反對訂立標準工時的建議，因會直接奪去補貼收入機會。

「現時返一更半，收入1.3萬元，才僅足夠家庭開支，在同一個地點加更，可以慳回車錢，慳回時間休息，訂立標準工時，即是不能在同一公司加更，一定會影響生計收入！」

釋放劉曉波!

內地逾百人聯署促釋放劉曉波
泛民邀前和平獎得主施壓

【明報專訊】內地維權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本港與內地的聲援行動接踵而來。內地100多名知識分子昨日發表聯署聲明，支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授獎予劉曉波，敦促當局釋放劉曉波及所有良心犯、政治犯，並兌現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香港方面，泛民議員會去信全球領袖及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邀請他們聯署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並停止軟禁其妻子劉霞。

另一方面，新華社再次發評論文章，稱和平獎是西方給劉曉波的政治「犒賞」，「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預中國政治進程的強烈企圖」。

聯署同時促放其他政治犯

內地的聯署聲明由著名學者徐友漁、崔衛平等人起草，並獲得戴晴、夏業良、跟劉曉波一同發起《零八憲章》的張祖樺等百多名知識分子、傳媒和維權人士聯署。聲明說，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為中國和平實現社會轉型、向民主憲政邁進提供了新的契機，呼籲盡快啟動各項程序，讓劉曉波獲得自由。「我們同時呼籲，當局釋放一切因為思想、宗教信仰、言論等原因而被關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參與聯署的本港資深文化人梁文道說，釋放劉曉波是很多人的共識，聲明內容「理性、溫和、光明正大」，他認為當局目前強調劉曉波獲獎背後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和勢力，是單方面的攻擊，當局應告訴世人劉曉波是何人、因何入罪、寫了哪些文章，讓大家自己去判斷，不然便等於「自打嘴巴」。

泛民擬facebook作全球邀請

另一邊廂，立法會泛民議員決定發起全球釋放劉曉波運動，包括去信全球領袖、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以及停止軟禁劉霞。支聯會副主席李卓人稱，計劃透過世界各地工會聯繫，爭取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南非前大主教圖圖、波蘭前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以及現任總統奧巴馬等一同加入聯署。他指出，部分前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過去曾受極權政府壓迫，相信具有獨特的道德力量，可促使北京釋放劉曉波。泛民計劃以facebook等方式作全球邀請，亦會草擬信件等，詳情下周三公布。

而社民連梁國雄早前向立法會申請休會待續議案，討論「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的動議，被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否決。曾鈺成認為，梁國雄未有充分理據證明必須在下周三的大會上辯論，而且即使當天不討論，也不會產生「無法逆轉的後果」，議員亦不會失去表達意見的機會，因此否決其申請。

梁國雄提「釋放劉曉波」動議被拒

梁國雄反駁曾鈺成的裁決，認為中國、挪威兩國正為劉曉波事件爭拗，成為國際要聞，香港要為此向中共政府諫言，實屬當務之急，但他未有回應會否提出上訴。

李小龍會

李小龍故居館膠 政府另設展
沙田長設專題館 全港豎足牌

【明報專訊】下月27日是武打巨星李小龍70歲冥壽，坊間有不少紀念活動，但位於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博物館，則因政府與業主未就復建規模達成共識，至今仍在膠狀態。政府昨日單方面宣布新計劃，籌備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設立李小龍專題展館，展出他生前物品及電影，並與旅遊事務署合作，在全港豎立「李小龍的足」，設置資料牌作介紹。

當局強調，李小龍的九龍塘故居仍是最有紀念價值的地方，不會放棄與業主余彭年商討復修計劃。李小龍故居位於九龍塘金巴倫道41號的時鐘酒店「羅曼酒店」，業主余彭年早前已答應捐出，惟他希望擴大復建規模，包括在故居設立電影館、圖書館等，但這涉及把現時約5000呎的樓面面積，一舉擴建至3萬呎，需要城規會批准，令計劃陷入僵局。

故居業主欲擴建6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劉吳惠蘭昨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上表示，九龍塘屬低密度的地區，並設空度限制，擔心余彭年的建議難獲城規會批准。「一日未能（與余彭年）達成共識，一日未能與市民分享，我感到比較可惜。」

《李小龍傳》覓地播放

下月尾是李小龍70歲冥壽，當局會與電影業界籌劃紀念活動，正在拍攝的《李小龍傳》亦會物色地點播放，但不會在普通戲院上畫。另一邊廂，政府計劃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設立「李小龍專題展館」，長時間展覽李小龍生前的物品及電影，在等候「李小龍故居博物館」成事之前，讓各位「龍迷」有一個朝聖地。

另外，政府稍後亦會與旅遊事務署合作，在全港豎立「李小龍的足」，例如母校喇沙書院及聖芳濟書院、《唐山大兄》取景地「龍華酒店」、青山禪院等等，預計2012年可實施。

李小龍會斥「足」抄襲

不過，這個「李小龍的足」可能鬧出雙胞胎，李小龍會會長黃耀強表示，他們早在兩年前已籌備「李小龍事紀念徑」，並遞交資料予政府當局，對方從未提及有意合作，但卻突然「抄橋」，令他們十分愕然，感到「非常不受尊重」。他強調會盡快實行計劃，由於大部分地標都是私人地方，相信不用向政府申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回應指，構思李小龍足時曾聽取不同意見，該局亦樂意與李小龍會等合作。

The Populatio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5 of 8)

The Populatio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ailand
Sep 14, 2010

The Challenge

Thailand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was caught in has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swift growth of industry, however, cam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Thai population. In 1947, Thailand’s population was 17,442,680 strong; by 1970, this number had doubled to 34,397,370, with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3.2% and no sign of slowing. In 1960, 4,316 infants were born to every 1000 married women; by 1970, the fertility rate had increased to 4,692. The swelling of Thailand’s population caused strain on the country’s resources, diminishing the agricultural land and water sources available to the Thai people. This alarm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ailand; and in the March of 1970, a national population policy – and its official “Many Children Make You Poor” slogan – was adopted.

The Entrepreneur and Solution
Former government economist Mechai Viravaidya was greatly aware of the looming danger of overpopulation in Thailand. In 1974, he founded th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DA) as a means of supplemen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of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For effective family planning to take place in Thailand, Viravaidya knew, individuals must personally understand and embrace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ible reproduction.

Thus, in structuring PDA’s approach to curbing the population in Thailand, Viravaidya emphasiz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e focused on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local residents – from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 to educate the rest of their communities,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family planning and distributing contraceptives. Through PDA, Viravaidya managed to reach out to and educate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ailand. In fact, so vast was the scope and success of Viravaidya’s programs that condoms are now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mechais”, after the charismatic entrepreneur.

Viravaidya has since expanded th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 both size and social mission. His organization currently employs over eight hundred staff and twelve thousand volunteers, managing eighteen PDA centers across fifteen provinces in rural Thailand.

In addition to his continued efforts in promoting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Viravaidya has led PDA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in providing primary health care, HIV/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income-generation, small-scale rur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nd youth development, among others. Most of his focus is placed on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espousing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though many are tailored to target specific groups ranging from factory workers to adolescents to hill tribe villagers.

Viravaidya supports the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xtensive list of services and campaigns with proceeds generated from the PDA’s restaurant and resort businesses. Viravaidya initially launched the Cabbages and Condoms restaurants and the Birds and Bees Resort to promote family planning, educating local residents and foreign touris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s’ theme of “safe sex”. Viravaidya’s restaurants and resort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however, and have now expanded to multiple locations throughout Thailand. Along with PDA’s other social enterprises, they now provide 65% of the funds used to sustain PDA’s programs.

Sunshine Foundation (SE Cases on Asia 4 of 8)

Sunshine Foundation, Taiwan
Aug 31, 2010

The Challenge

The social sector in Taiwan is relatively young, about two – nearing three – decades old. Prior to the 1980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viewed non-profit groups and civil organisations as threats to its authority and imposed great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Underground social organisations existed, of course; but it was only with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that the third sector was truly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grow. Though thousands of socially-motivated groups have emerged since then – with more than 15,000 membership-supported associations and 3,000 endowment-based foundations – many funct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concepts of public service: that is, fundraising for philanthropic organisations and providing relief to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Focus as well as a large proportion of funds are directed towards the victims of Taiwan’s occasional earthquakes, leaving the survivors of less-publicised misfortunes – such as burn victims – marginalised and struggling.

The Entrepreneur and Solution
Anticipating this, a group of motivated, public-minded individuals came together to found the non-profit Sunshine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Through the Sunshine Foundation, they provide support, rehabilitation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burn victims and people with facial disfigurement, largely by running car wash and gas stations in Taiwan. Since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in 1981, they have given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support to more than 8,000 of the facially disfigured. In 2009, their client base was 32% burn survivors, 55% oral cancer survivors and 13% people with other causes of facial impairment.

The founding members were inspired to set up the Sunshine Foundation after hearing an episode of a Taiwanese radio show. The radio host Li Win had read selected excerpts from People Who Shun the Sunshine, a book written by burn survivor Shen Xiao-Ya. Xiao-Ya detailed the pain of her burn accident, the challenges of being facially disfigured, and the suffering of unfair treatment from society after the incident. Xiao-Ya urged the public to take action: either to sympathise with burn survivors’ sudden disabiliti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generous benefits, or to treat burn survivors normally and fairly and give them a fighting chance. Sunshine’s founders decided on the latter and from Xiao-Ya’s book derived the Foundation’s name.

Sunshine’s founders hoped to rehabilitate burn survivors,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and socially, doing so through an efficient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model. The facially disfigured are trained and employed in the Sunshine Car Wash Centres, so that they may build up their capacities before re-entering the regular job market. They may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ange of services offered by Sunshine’s founders, which include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inancial aid, short-term housing services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All employees, disabled or otherwise, receive health, employment and performance benefits, with salaries at or above minimum wage. The Sunshine Foundation has managed to restore a sense of dignity, 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their facially impaired clients and Car Wash employees.

In light of the Sunshine Foundation’s overwhelming success, its founders have expanded the Sunshine Car Wash Centres to take on an additional incubator role for disabled aspiring entrepreneurs. Sunshine employees wishing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usinesses will be able to do so under the Sunshine name, accessing business training and resources from the Centres and furthering the enterprising legacy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unshine Social Welfare.

Swan Bakery, Japan (SE Case Studies on Asia 3 of 8)

Swan Bakery, Japan
Aug 17, 2010

The Challenge

The Japanese have traditionally believed that social issues should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not to be interfered with by private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towards social and welfare policy has made these issues an increasingly pressing concern for Japan. This has stirred individuals to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providing necessary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ort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the elderly, the homeless and, critically, the disabled. Japan has an estimated disabled population of over six million, including the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Though Japan is considering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advocates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full participation, a January 2010 government report discovered that nearly 7 in 10 disabled people have faced discrimination and biased treatment in Japan. While many are employed in joint community and sheltered workshops located throughout Japan, their wages remain low and their independence out of reach.

swan bakery

The Entrepreneur and Solution
Mr. Masao Ogura was aware of this issue. He believed greatly in the normalization of life for the disabled, dreaming of a society where those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would live and work together. Working with Mr. Seiichi Takaki,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Takaki Bakery chains, Ogura established the Swan Bakery in Tokyo’s Ginza district in 1998 to achieve his goal. He named the bakery afte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tale of the ugly duckling’s transformation into a beautiful swan, embedding Swan Bakery’s social mission of rehabilitation in its very name.

Through the Swan Bakery, Ogura employed and train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work for the bakery’s factory and to provide service in its associated Swan Cafes. Determined to empower his employees, Ogura developed a management system in which decision-making was employee driven and positions were tailored to suit each staff’s needs and skills. He provided the disabled with steady incomes, enhancing the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ce of Swan employees, who earn up to twice the salary of their fellows at other companies. In establishing the Swan Bakery, Ogura also created an arena in which those with and without disabilities interact on a daily basis. This has served to dispel discriminatory misconceptions and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isabled in Japanese society. Ogura has furthered this phenomenon by setting up neighbourhood programs. Through these programs, Swan staff volunteer in their local neighbourhoods and surroundings, maintaining strong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residents.

swan bakery

Ogura was determined not to demean the disabled. As such, he insisted that Swan Bakery products should be competitive and marketable. His company would not be sustained by the sympathy of the public for its disabled staff, but rather by the preference for its superior quality and service. Swan Bakery is now profitable, with ever growing product lines and revenue streams. To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competitors, Swan Bakery has developed a line of cakes designed for those allergic to eggs and cream. It has also expanded its operations to include e-commerce and online orders, allowing some of its employees to work from home.

Though its entrepreneurial and visionary founder Masao Ogura has passed, the legacy of the Swan Bakery and Cafes continues to grow and flourish. A successful café chain with a strong reputation for high quality baked goods, Swan Bakery now employs more than 280 disabled people in 26 franchises throughout Japan.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前景待觀察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前景待觀察
中國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前景待觀察

筆者於2010年10月1日在本欄介紹了非政府組織（NGO）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其中提到NGO之一的「非公募基金會...

北京政局 任慧文 2010年10月15日

中國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

在中國境內，由官方稱為的「社會組織」（國際簡稱為NGO，通常譯為「非政府組織」）正在逐漸發展。其中，既有伴隨政...

北京政局 任慧文 2010年10月1日

（商务周刊）庙堂到江湖的公益之路

徐永光：庙堂到江湖的公益之路
商务周刊 2010年9月30日

1989年，徐永光做出了他人生里的一项重要决定，辞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拿着团中央拨出的10万元注册资金去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他在不惑之年做出的这个选择，让很多人很困惑。

　　十年之后，由这个决定而引发的努力结出硕果，一个前所未有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获得巨大成功，并启蒙和激发了中国社会大众的公益慈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候，徐永光开始酝酿他的第二次“转身”。

　　又一个十年后，已经彻底脱离体制的徐永光终于在真正体现慈善民间特性的非公募基金会，找到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说到这一次次转身背后的原因，徐永光喜欢将之归于温州人的特性。用温州人的老祖宗，儒家各学派中尤为强调事功的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一句话来概括，“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翻译成徐永光自己的话就是：“希望能够做些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

　　然而，看着眼前这慈眉善目的面容，听着他慢条斯理的话音，感受着他待人接物的谦和文雅，总觉得难以和故事里那个“体制叛逃者”的形象连在一起。

　　开路

　　自1978年进入共青团中央，不到8年的时间，徐永光就完成了从干事到组织部长的晋升。按照这个速度往上走，仕途不可限量。可是徐永光却对这条登云梯失去了兴趣。动摇他的是全国涌动的改革热潮，导火索则是他在1988年前后主持起草的《关于团中央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其中有一条“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事业筹集资金”尤为牵动他的心。1987年他为此做过专门的调研，了解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为青少年发展向社会募集资金的基金会。这个过程让“喜欢做事”的徐永光萌生了实践一把的想法。

　　改革方案在团中央十二大会议上通过后，整体改革一时难以推动，徐永光觉得“搞局部突破”更加可行，就想拿青基会开路。

　　然而，从青基会拿到准生证的那天起，徐永光马上感觉到，“面前并没有路，尽是一片荒芜”。尽管后来青基会培育出的“希望工程”取得了中国所有公益项目都难以超越的辉煌，但对徐永光而言，这一路走来，“如同一只小鸟在一个大鸟笼中飞，不敢一飞冲天，在传统体制的规矩内不越雷池一步；和一切可能危及机构生存的力量妥协，乃至把牺牲效率保平安作为‘安全阀’”。

　　其中，最耗心力的并不是如何用创新的方式动员人们为失学儿童捐款助学，而是怎样在法律、制度和环境等各方面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维持这样一个官方背景的NPO（非营利机构）的生存。

　　国务院1988年制定下发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是青基会得以成立的前提，但这个办法前后只有14条，不足千字，不仅称不上完善，连基金会的基本生存保障都未有合理的考虑。国际上有惯例，凡是通过公众募款开展资助活动的非营利机构，至少可以提取10%以上的捐款作为行政管理费用，但《基金会管理办法》并没有授予中国新生的公募基金会这样的权利。

　　徐永光无奈地告诉《商务周刊》，青基会成立的最初两年，除了忙于策划推出“希望工程”，以相对笨拙、原始的方式（向工矿企业邮寄劝募信）向公众募集捐款，青基会还要开展编书、搞活动（诸如与国家税务局合作给个体工商户提供税法教育）等副业以赚取外快，“养家糊口”。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92年，青基会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推出“1+1结对助学”的捐助模式创新，民间的慈善资源和热情被调动起来，捐款大量增加。因为捐款大多是一次性收缴，分5年支出，中间有一部分资金沉淀。徐永光开始考虑利用这部分资金做一些投资增值活动，用以维持机构运行。

　　这种在国外司空见惯的做法，在国内并非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人们对于拿公众捐款去做投资，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青基会在通过这些投资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受到媒体和公众对于“投资违规”、“项目亏损”的质疑。1994 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发表题为《千里追寻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报道，青基会为这一不实报道跟《壹周刊》打了6年的官司。中间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声誉也险些遭受巨大损害。2000年3月正式开庭前夕，住在香港华润大厦18层的徐永光告诉身边的律师和基金会同事，“如果这场官司打输了，就是身败名裂加破财，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带着这种破釜沉舟的信念，在应对辩方律师8小时盘问之后，徐永光终于等到了大法官宣布青基会胜诉的判决。这中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香港出庭期间，正值美国奥斯卡颁奖，徐永光白天在法庭与被告方激烈辩论，晚上就去电影院，半个月内看了11部奥斯卡片。

　　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青基会这些年运用大众捐款投资，扣除部分亏损，净收益6800万元。而就在最近，青基会12年前开始投资的嘉事堂（002462）药业在深交所上市，现在股价30元左右，青基会手上握有股票市值达到2亿多元，这些都是青基会在收回最初900万成本之外的净收益。最早投资20多万元的北京银行（601169）原始股，最高市值也达到了3000万元。

　　生计越来越不是问题，青基金这样的体制内公募基金会深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徐永光经常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最终促使他一步步远离体制，向慈善公益的民间本性回归。

转向

　　早在1998年前后，徐永光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功成身退”。当时，希望工程接受海内外捐款已经超过13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185万名，建设希望小学5200所。这一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对希望工程进行效益评估的调查显示，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中国19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公益项目。徐永光意识到希望工程和青基会都已经达到了发展曲线上的一个高峰。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年，青基会通过调整策略，吸引公司和机构捐助者，使得捐款数额达到前十年的3倍还多，但是希望工程的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已经难再有大的提升。

　　“再做下去，顶多再加一分两分，而一旦一个环节有疏忽，就不是减一分两分的问题，而是灭顶之灾。”徐永光对《商务周刊》说。希望工程这样具有开创性的公益项目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已经让它变成了易碎品，人们希望它万无一失、完美无缺。更不用说随着经济环境改善，国家致力于消除贫困和普及义务教育，对农村实行“两免一补”，希望工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逐步打起了折扣。

　　徐永光也开始对青基会走过的十年路进行反思。虽然青基会属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产物，在1989—1999年也堪称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公益意识的形成。但它毕竟脱胎于传统体制的母体，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行政化影子。

　　“在行政庇护下，依托组织系统，利用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动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曾经颇为好使，而当社会生活日趋市场化，组织动员的能力日趋疲软或者传统组织的价值取向也日趋自利化、独立化的时候，我们仍然按成法定势去搞一统化、大行动，终究会有不灵验的一天，及至交易成本很高而事倍功半。”他说，“这阻滞了我们在社会化资源开发、市场化项目运作、国际化目标探索方面的步伐。”

　　与此同时，1998年在美国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调研，也让徐永光发现了美国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非营利机构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美国经过政府登记注册的120万个非营利机构中，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收入用于教育、文化、儿童、老人及各项社会福利事业，而且非营利机构与政府建立了一种“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政府也乐于把相当数量和社会福利项目外包给非营利机构，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相比之下，中国的第三部门（政府、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机构）几乎只有清一色的官方背景浓厚的公募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甚至被一些人认为不过是政府机构的另一种形式。

　　这些思考促使徐永光放眼于更大范围内的整个公益慈善体制改革和产业建设。 2001年，他辞去青基会秘书长职务，留任副理事长，着力推动青基会的转型和制度化建设。2000年后，青基会基本结束了动员全社会力量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历史使命，逐步改变过去十年希望工程一支独秀的局面，向培育新的公益项目的多元化格局转移。徐永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开始为下一次的起飞蓄势。

　　2004年，业内呼唤多年、被徐永光称为“久旱甘霖”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终于出台，该条例解决了公募基金会的几大发展瓶颈，包括明确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经费来源和支出比例，解除对资产保值增值合法途径和方式的限制性规定等。更重要的是，它为个人和企业成立真正体现公益民间特性的非公募基金打开了一扇合法的大门。虽然依然有着“需要有业务主管部门”等硬性限制，但徐永光认为，“门在慢慢打开，这扇门很沉重，需要众人来推。推门的人多了，总有一天会大门洞开，让你登堂入室”。

　　徐永光丝毫不掩饰他对于非公募基金的期待，2004年《基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前他就撰写了《非公募基金将背负起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一文，称迟来的非公募基金会标志着我国社会领域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是第三部门发展新的里程碑。 “正因为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民间组织。”他认为这一新生力量有望在10年、20年之后创造和非公有经济一样惊世骇俗的业绩。

　　不过彼时的徐永光对于在体制内实现突破还存有一丝希望，2005年中华慈善总会向他发出邀约，请他担任副会长，徐永光决定再做一次尝试，希望可以借助这个“舞台”多少推动这种官方慈善机构逐渐回归公益本质，转向民间。在当时，即便是青基会这样在社会资源动员和整合上相对勇于创新的官方基金会，其捐助资金的具体落实也始终是依靠体制内力量，而非借助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机构和方式来运作。官方基金会和民间出现的草根NGO，一方高居庙堂之上，一方远处江湖之中，几乎没有沟通，更谈不上合作。徐永光认为，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参加了国际联合之路组织的公募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利用自己的劝募能力，帮助草根NGO募集资金，壮大民间公益慈善力量。因此2005年徐永光负责筹备中华慈善总会主办的中华慈善大会期间，破天荒地请了100个草根NGO负责人参加这个“遍布”党政人士的慈善大会。

　　但是，徐永光也很快意识到，想要以一己之力去推动整个体制的改变，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些“不自量力”。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辞去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职位，义无反顾地向民间奔去。再出发

　　徐永光一边谋划着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大计，一边想着要找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合作。这时候他想到了温州老乡、多年的好友周庆治。徐永光用“神通”向《商务周刊》描述二人的关系，称他们“都有一种社会理想”。1989年，二人同时放弃大好仕途，一个去做公募基金会；另一个下海做生意。近20年后，就像命运安排好了一样，一个人拿着专业经验，一人拿着资金，在非公募基金的大门口汇合，一起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

　　正式成立基金会之前，徐永光和周庆治就基金会定位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徐永光将企业办基金会的动机划分出三个层次：一是“急功近利型”，相对注重通过基金会捐助直接换取实际利益；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对于成立基金会没有短期的商业目的，但是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即不谋求公司和个人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利益。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将第三种作为南都基金会的发展目标，为此周庆治甚至提出不用企业名称南都作为基金会的名称，以尽量淡化基金会的企业色彩。

　　最初的规划中，南都基金会将80%的资金和资源都投入到一个叫“新公民计划”的公益项目中。这个项目延续了徐永光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持续关注，目标锁定在目前日益突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因为这种表面的联系，有人称之为“新希望（000876）工程”，但南都这样的非公募基金与青基会这两只“母鸡”和相应的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它们下出来的这两只鸡蛋的天差地别。

　　在等待南都基金通过民政部审批的一年多时间里，徐永光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情况深入调查。他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公立学校门槛高，资源有限，农民工子女普遍难以进入；私立学校农民工家庭承担不起，成本低的打工子女学校又存在教学条件和质量差、甚至非法办学的问题。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的问题上，“政府和市场都出现了失灵”。这种情况下，徐永光和南都基金会就考虑通过公益慈善组织对社会多种资源进行整合，走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

　　新的办学模式下，南都基金会为每所新公民学校拿出20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学校的持续运营经费依靠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农民工子女家庭缴纳学费，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的非营利办学模式。为这个项目，南都成立了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作为这个项目资金的托管机构，落实、监管资金的使用。

　　最早南都计划通过项目招标，由中标的民间组织拿着南都的“种子基金”去具体实施，但是前期的项目招标遇到了困难，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不得不自己承担起具体的项目实施工作。从目标学校（已有的打工子女学校）选择、收购和改造到实现运营，一一应对，南都成了实际办学者，这显然不是南都这样的非公募基金会所能承担的角色，也不符合其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跟他们所设想的三方共举、可持续发展的构思更是有着很大差距。徐永光笑言，这是“炒股炒成了股东”，被套牢了。而南都原先构想的的每年资助建10所新公民学校，也变成了3年建8所。

　　对照实际情况，南都对最初的设计进行了修改。徐永光分析，项目招标难以实现的原因是国内的民间组织目前还太弱，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没有能力动员社会资源，来支撑学校三分之一的运营成本，因此需要重新构思学校的自主动员运行机制。修改后的方案变成中标民间组织在公募基金会（青基会）之下建立专项基金（新公民助校基金），借助青基会的公募权利向公众募集部分办学资金，具体的募集工作和项目操作都由民间组织负责实施。徐永光透露这一助学基金会在今年教师节期间正式推出，新设计的效果还有待检验。

　　2009年在对新公民计划的进展进行整体评估之后，南都基金会的理事会提出，对最初的战略规划重新做出调整。理事会认为，在新公民计划项目上不应该再依照原计划继续扩张建校，而应转变策略，对项目方案进行优化，把已经投入的几所学校建设成新公民学校的范本，实现自身的可持续运转，最终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这种非营利的新公民学校。在南都的整体战略规划中，资助支持新公民教育和社工发展方面投入的比例也开始下调，从最初的80%减少到现在的45%，并计划三年之内继续缩减到30%。另外两大战略板块——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慈善导航行动等促进行业发展的宏观性项目和公益明日之星（银杏伙伴计划）、资助民间组织等战略性项目，所分配到的资金和资源将从现在的 20%逐渐增长到70%。经过系统调研和多次研讨，徐永光所主持的秘书处和理事会最终达成一致。经过调整后的战略规划更鲜明地体现出南都资助型基金的特色，也使其能够更加全面地履行其“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相比于公募基金会，南都这样资助型的非公募基金，更接近于一个规范的企业运作，只是其所追求的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机构的赢利分红。这种特性决定了非公募基金会在公益行业资源配置上比传统公募基金会更有优势，不管是在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能力上，都能更好地改善国内公益产业链断裂的现状，促进行业生态环境的改变。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徐永光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京华时报)基金会和NGO谁也离不开谁

基金会和NGO谁也离不开谁
京华时报 2010年9月27日

基金会同NGO是合作伙伴，有钱就可以指导人家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

基金会和NGO的共同敌人是那些来自文化和其他方面的障碍。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京华时报公益周刊副主编郭鲲本报记者张沫摄

近年来，随着中国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逐渐兴起，本土草根NGO也开始了“断洋奶”“喝母乳”的过程——同本土基金会合作。随着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各种新问题、新现象也不断涌现，有人形象地称目前的合作阶段正在从“蜜月期”进入“磨合期”。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又有什么好的破解办法，本期嘉宾对这个公益新话题进行了各自解读。

★背景

公募基金会NGO合作难度大

主持人：请嘉宾介绍一下基金会同NGO合作的背景。

徐永光：中国基金会有两类，一类是公募基金会，还有一个是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是在2004年出现的，它依据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公募基金会最早出现在1981年。而在20多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草根组织，所以公募基金出现的时候，想合作也没有对象。公募基金会在过去20多年的活动的惯性都是从社会拿钱，钱拿到以后在做项目时一定和政府合作。这种合作不用承担人工成本，而且政府能力很强并匹配资金。这样的合作让公募基金会得心应手。因此，公募基金会要转弯找草根组织合作难度蛮大的。

★基金会观点

用奉献意识接纳NGO不足

主持人：基金会同NGO合作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否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徐永光：基金会同NGO合作过程中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评估，结果往往不是很好，原因是NGO财务不规范，但草根组织财务的确比较难规范。他们有的是在工商登记的，有的甚至还没有登记。草根组织多数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和政府合作方面缺乏经验，有时到处碰壁，沟通能力比较差。但是，如果因为他们能力弱就不资助，他们的能力就更弱，所以我们应该为资助承担风险，这需要有奉献意识。

用沟通去寻找双方平衡点

主持人：万通和南都一样都是资助型的基金会，但好像在同NGO的合作观点上有所不同，万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李劲：今天的话题背景是新形势，那么，新形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主要是企业在承担和支持非公募基金会，这是很重要的背景。企业对财务和目标性管理比较严格，所以我们会很认真地探讨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投放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才对双方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我们要获得资助人的支持，同时也要对NGO的发展负责。所以，在项目财务、支持和监测上面我们一直注意松紧适度，太紧会让NGO无法做事，但太松又会让他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合适的点。因为与NGO的视角、立场不同，所以我们必须去同他们沟通，沟通过程就是双方学习进步的过程。

★NGO观点

成熟合作需有战略性眼光

主持人：资金是否一直都是草根组织同基金会合作中的最大压力？

李涛：我们强调合作一定要保证成功。成功一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合作伙伴的建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草根组织首先对服务人群负责，其次要对基金会负责。很多草根组织也会有不同的分化，一种是“有奶就是娘”，无论怎么样，有钱我就拿，无论做什么，给钱就行，因为它要活下去。还有一类，很多草根族越来越成熟，他们会从战略性合作方向去考虑，比如，即使目前的合作保证了草根组织的发展，但在资金万一断裂情况下怎么样生存，在同基金会合作之前，他们内部都有很好的评估，要有些风险预案去做，这是草根组织的压力。

自我能力建设是发展之道

主持人：大家一直在说各自有能力不足之处，那自身能力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李涛：最核心的是机构自我学习的建设。很多人把能力建设简单理解成提供培训,但是，绝大多数NGO参加完了能力建设后，觉得讲的是一回事，应用是一回事。因此，如何把概念转化成可以应用的能力，这是基金会大有作为的空间。像 “协作者”每年都会进行两到三次内部团队能力建设，这个建设分成两类，一类是互相之间工作的评价和自我反思经验的分享，跟自己身边的人学习。再一个是对项目的评估，通过总结经验，提升能力。“协作者”所有项目活动当中，一直有两套指标来衡量，一是活动本身，服务人群受益多少；第二个是内在的，我们参与活动工作人员的能力提升了多少。如果这两个指标有一个出现了问题，我们都会说这个活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为资助草根NGO承担风险，这需要有奉献意识。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嘉宾

★主持人

★共识

合作要以共识为前提

主持人：NGO和基金会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架构关系才能够使双方合作能力达到平等的共赢？

李涛：我们选择合作基金会的前提是要达成几方面共识，一是看基金会的理念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是不是吻合，这个非常重要，就像交朋友一样，话不投机半句多；第二看战略定位上面，关注的领域是不是有很大交集的点，有共同的目标可以做。剩下的就是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看双方能不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磨合建立起比较融洽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自己还没有具备创新型的完整项目，那宁愿等一等，否则急于跟基金会合作，很可能未来连伙伴都做不成。

徐永光：合作一定平等的，我们经常对合作机构讲，你们能够把项目做好就是对基金会最大的支持。所以双方的关系一定是平等的。

李劲：双方在公益生态里边是共生的关系，没有NGO实施项目，基金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很少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受助方，我们的概念都是合作伙伴。另外，我们在工作中强调去监测项目，并不是监督项目，也不是督导项目，实际上是和合作伙伴一起工作，让项目按当初设计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关系才是健康的关系，如果因为有钱就可以指导人家的话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应携手应对共同敌人

主持人：如何构建出这种平等呢？

李涛：刚才李劲举了很好的例子是学习者的态度。我想NGO草根组织和基金会并不是说谁去监测谁、谁去评估谁、谁去考核谁。因为我们面对问题是人生问题，都是人力发展领域里面极富挑战性的，我们表面看是缺钱的贫困问题，而其实是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双方应该意识到，对方不是自己发展中的敌人，敌人是那些外部不良的环境，无论是来自文化的，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的障碍。所以NGO草根组织和基金会携起手来，应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通过行动去克服掉它们。只有具备这样的共识，双方才能建立起互相理解、尊重的和谐合作关系。

★展望

需构建健康公益系统

主持人：请展望一下双方合作的前景？

徐永光：李劲提出过健康的公益生态系统，如果把它最重要的两个拿出来，一个就是有钱的基金会，还有一个是做事的NGO，这两块特别重要。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做事的NGO非常发达，他们是公益慈善的服务终端。在美国，大量的服务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活跃终端来实现，他们消化了大部分的资源，他们提供了美国10%的就业岗位，因此有大量的人在做服务。但在中国，公益服务部门是微乎其微的。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越来越大，这个“大”需要让他们能够很方便地注册，获得合法性身份。还有一个必须要给他们“喝奶”，要母乳来喂养。母乳从哪里来，母乳第一要来自基金会，另外，还有政府购买服务。

★公益小词典★

NGO：

是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一词的缩写，草根NGO则专指民间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是指以非营利为宗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草根”一词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之所以叫草根，是因为草根一是顽强，二是广泛。

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按照募捐的地域范围又可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本期公益演播室将于今日8时在京华网视频频道（http://v.jinghua.cn/）上线，新浪、搜狐、凤凰网、腾讯、网易公益同步推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黄英男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王磊

（中国青年网）捐款要关注善款去向

个人捐款要关注善款去向
找到信任机构否则别捐
中国青年网 2010年9月13日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徐永光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金锦萍

易宝支付CEO 唐彬

主持人 京华时报公益周刊副主编 郭鲲

　　公益透明化钥匙握在公众手中

　　汶川地震后，伴随爱心大潮而至的是中国民间对公益事业透明化的关注和探讨。而近年来屡屡曝出的明星或企业“诈捐门”事件，让中国公益事业透明化的关注视角扩大到个体慈善行为。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百姓都同样扮演过捐赠者的角色。那么，当自己同样参与到慈善行为中时，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对慈善行为的监督，推动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进步呢？本期嘉宾就此提出了很多平时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之道。

　　★精彩语录

　　慈善透明化的钥匙掌握在公众手里，一定要去行使，如果让权利在睡眠之中就相当于法律没有赋予你权利。——徐永光

　　认真对待你所捐赠的每一分钱，那就是你要去慈善组织去询问我捐款的去向。——金锦萍

　　网络公益和网络购物是一对孪生兄弟，互联网会改变公益的透明。——唐彬

　★观点1

　　个人捐款也要关注善款去向

　　主持人：今天我们讨论捐赠者如何推动公益事业透明化，首先，请金老师先给这个“透明化”一个定义。

　　金锦萍：透明化是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也就是要求慈善组织把它的募款、项目运行、组织、财务等信息都要及时、全面、客观地给予公开。曾经有一个调查报告，说有50.3%的人捐钱以后不怎么关心钱的去向。这说明我们的捐赠者还是比较盲目的，凭自己的情感，或者在某种情况的触动下就捐钱了，他对捐款的使用效率及安全性，并没有很好的考虑，甚至他的捐款用于什么领域可能都不见得去考虑。这个调查说明，至少有半数的捐赠者忽视了自己的权利。我鼓励捐赠者去基金会咨询有关善款去向，并不是说鼓动所有的捐赠者都这么做，但是我们的捐赠者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只要捐赠者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这么去做了，实际上他们就起到了不断地督促和推动慈善组织透明化的作用。

　　★观点2

　　一定找到信任机构否则别捐

　　主持人：徐老师曾经说过不相信就不要捐款，这是您说的气话，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

　　徐永光：不是气话，而是很理性的，因为捐款人总是埋怨，说基金会或者慈善机构不透明，不愿意捐款，或者捐了款以后还有意见。我说，首先你一定不要给你不信任的机构捐款；第二，你一定可以找到你信任的机构捐款。而且只要捐款人有这样的理性，就会迫使基金会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从而获取公众的支持。现在捐款人稀里糊涂地捐款，其实是惯坏了一些基金会，同时也破坏了规则。如果那些机构破坏了规则，你这个捐款人又稀里糊涂，最后就更加惯坏它了。权利在捐款人手里，你完全可以投票决定支持谁和不支持谁。

　　★观点3

　　慈善界也需要王海式捐赠者

　　主持人：一个人的力量对于推动公益事业的透明化作用到底有多大？

　　徐永光：极大。

　　金锦萍：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个人推动的。有一个非常较真的公民，向很多政府机关发出了一个函，要求知道上一年预算是多少，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但结果呢，还是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公开。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都可以通过我们单个公民去推动，何况慈善这个领域。我一直认为，慈善组织需要有一些像王海那样比较较真的捐赠者。★观点4

　　捐款人要担责也要行使权利

　　主持人：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化，近些年的发展趋势如何？

　　徐永光：关于信息透明，20年以前在实施希望工程的时候我就提出一句口号，让每一笔捐款的后面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所以希望工程20多年到现在发展还很健康。但这些年，中国慈善在透明化和满足捐款人的意愿方面是有些退步。慈善捐赠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被捐款、被慈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汶川地震捐款760亿，而据清华大学一项研究报告，了解捐款使用方向的只占捐款人4.7%。我觉得这就是基金会、慈善机构的透明化问题，对于捐款人而言，既要承担责任，同时也要行使权利。

　　★观点5

　　网络让捐赠意愿获最大满足

　　主持人：刚刚大家一直在讲为什么不透明，那在如何透明上，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唐彬：我是做互联网支付的，在捐款如何透明上，我觉得互联网天然就是一个透明的大众媒体，比如汶川地震捐了1900万，这笔钱怎么花呢？我让用户来投票，是建一个医院，还是一所学校？钱是放在甘肃还是四川？结果10万名捐赠者里有 1万多名参与了投票，这应该代表了大多数捐赠者的意愿。这种自下而上的决定，在互联网里非常方便，而且用户对自己捐赠的每一笔钱可随时查询。互联网可以让信息更透明，让捐赠者的意愿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观点6

　　小额捐款也可决定如何使用

　　主持人：大额捐款好监督也可以提出使用要求，那零散的小额捐款是不是也可以要求监督呢？

　　徐永光：可以的。因为你募捐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这个捐款要用在哪里，虽然可能只捐十块钱，但是这十块钱最终会用在某一个项目上的。

　　金锦萍：当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很多基金会出来募款，那么这个时候基金会即使不说什么，其实它也隐含着一个意愿，就是说我这次募集的资金应当用于灾害救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善款来的时候途径非常多，你根本弄不清楚是谁捐的钱，甚至很多还是秘密捐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捐赠者只是不愿意说明自己是谁，但不代表他放弃了知情权，就是说权利还在，那么这个公募基金会或者公募型慈善机构的信息就不仅要向捐赠者公开，也要向公众公开，任何一个没有捐过款的人都可以去了解捐款信息。★观点7

　　曹德旺捐赠加监督值得赞许

　　主持人：在行使个人监督方面有没有好的案例？

　　金锦萍：曹德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曹德旺先生给扶贫基金2亿资金时，其实就是一个捐赠者要起到监督者作用的例子。曹德旺之所以选择这个基金会，也是在筛选了大量基金会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扶贫基金会说它的信息是完整的、公开的。而在这之前，曹德旺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捐了很多钱，但结果令他很失望，他后来选择扶贫基金会，因为他了解到扶贫基金会是一个透明度好的基金会，所以他这个个案可以作为一个好的个案来分析。

　　★话题人物★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5月下旬，曹德旺为救助西南五省干旱重灾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2亿元。在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这个项目中，曹德旺设计了全新的制度：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而曹德旺则自行组织监督协调小组，对资金用途进行监督核查，如在抽样检查中不合格率超出1%，则要按照协议进行处罚；如在协议规定的到期日2010年11月30日后，账上仍有未能发放的捐赠余款，则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

難以突圍的壹基金與民間慈善

李連傑撞墻：難以突圍的壹基金與民間慈善
2010-09-24 15:49:56　

來源: 南方周末(廣州)

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2010年7月，李連傑在上海參加壹基金宣傳活動。彼時他是否已有自己的慈善事業四處撞墻的感受？

身份認證困難、賬目不能自主、項目開展受限，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慈善研究者和捐助者們同樣認為：“我們的文化裏不缺慈善傳統，但我們現在缺少合理的慈善制度。”

壹基金要離開中國紅十字會單飛了，在過去的十多天裏，就此種訣別屬於“嫁女”還是“離婚”，媒體和慈善界還在字斟句酌。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由影星李連傑創辦的公益基金想要離開它依附了三年的“挂靠單位”。

“分手”今年年初就已經開始醞釀。南方周末從業內人士處獲悉，早在今年2月份，壹基金便開始在民政部辦理公募基金會申請程序，希望給壹基金一個獨立合法的身份。

一晃就是7個月，無果。漫長的等待之後，9月12日，李連傑在央視的鏡頭前，指著自己棒球帽下白色的發根說，這是他從事慈善三年以來所付出的代價。他說，壹基金有“中斷”的可能。

“任何事，有開始的一天，就有結束的一天。”這個著名的佛教徒補充道。

單從一個慈善基金所擁有的業績上看，過去的三年是壹基金聲名鵲起的三年，如今，它募集的善款已超過2.7億元人民幣。一個無奈的、妥協的結合，不必然導致一個決裂的結果。三年的合作期裏到底發生了什么，才是壹基金試圖單飛的直接原因？

“壹基金就是想做得更大，這是很自然的想法。”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民政部前官員王振耀評價說，“壹基金所面臨的，是體制的挑戰。”

“能撞的墻都撞到了”。南方周末多方了解到，身份認證困難、賬目不能自主、項目開展受限，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這堵無所不在的高墻，即是構成壹基金尋求獨立，亦是當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生發的現實語境。

拜碼頭與擦邊球

對壹基金而言，必須在權力的譜係內，拜一個自己的“碼頭”；而過去三年，壹基金一直在碼頭下打擦邊球。

2010年7月，李連傑在上海參加壹基金宣傳活動。彼時他是否已有自己的慈善事業四處撞墻的感受？ （沈井韋/圖）

李連傑把慈善當作“修行”。在壹基金設立之前，他曾為此“修行”了兩年。“我一路在學習，一路受到打擊，因為體制和法律上的原因，我們不能成為一個獨立法人的基金會，在國家許可的範圍內，只能在中國紅十字會底下做一個專項計劃。”

2008年4月，李連傑在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曾回顧壹基金投靠中國紅十字總會的那個暗含著無奈、妥協的過程。

一開始李連傑以為可以復制香港模式，做一個獨立的個人基金會。為此他尋找了作為一個成功演藝人士能夠找到的所有社會關係，最後仍然發現在大陸地區根本不可能做個人基金會。他必須挂靠在某個政府部門或官方組織之下。

按照2004年國務院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的要求，假如要做一家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起碼要準備800萬的現金在賬上，而李連傑的壹基金 2007年4月19日啟動的時候，賬上資金也不過是400萬元。“我原來想做公募基金，800萬注冊資金不是問題，可是還有其他許多障礙不能通過。”李連傑說。他所說的“障礙”，便是指依照目前大陸的管理框架，所有的基金會要想成立，都需要找到一個有官方背景的業務主管單位。

在中國大陸實施壹基金計劃之前，李連傑已經在美國和香港做了嘗試。“在美國和香港做慈善非常容易，只需要在政府備案，便可向社會公募。因為有完善的制度和清晰的法律條文，所以我可以做獨立的個人基金會。”李連傑說，“而在中國內地要這樣做顯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民間慈善事業，生發於改革開放之後。民政部的資料顯示，1988年包括基金會在內的社會團體數量僅為4446個，而到2007年底，這一數據變成了38.7萬個。數字的背後，可以清晰看到權力往後走而社會往前走的時代特點。

對壹基金而言，必須在權力的譜係內，拜一個自己的“碼頭”。在尋找多處社會關係受挫以後，李連傑選擇了中國紅十字會。

“中國紅十字會是我很認同的一個組織，它的中立、公正、透明和全球性，是我非常喜歡的。因此，我非常願意和他們一起合作。”李連傑說。

但壹基金和中國紅十字合作之後，並非一個獨立的法人，它只是紅十字會下的一項“計劃”。“每個月每人捐一元錢，壹基金的理念便是要成為公募基金。”王振耀說。但現狀和理念之間，顯然有巨大的鴻溝。

2008年10月，非公募機制的“上海李連傑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注冊成立。這被業內認為是壹基金長袖善舞的無奈之舉。

壹基金的官網聲稱，作為“中國紅十字會李連傑壹基金計劃”的執行機構，上海李連傑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嚴格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開展各項業務活動，向“中國紅十字會李連傑壹基金計劃”進行專項的匯報與結算，並接受年度審計。

“壹基金只是紅十字會下的一個計劃，不是一個法人實體。它沒有權力去招募人員。”壹基金執行主席周惟彥解釋“上海壹基金”成立的原因，“需要一個實體機構去招募人員，並執行壹基金計劃的項目”。

但這一舉動被《中國發展簡報》（專業的NGO行業雜志）解讀為“借殼”：壹基金希望注冊公募基金會，但這因政策和法律的約束目前尚無法得到批準。而現有的“公募基金項目”或者是“非公募基金會”身份，正是壹基金對這種情況無法突破而採取的折中辦法，也是一種無奈。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稱，“壹基金一直在打擦邊球，在很多場合，它的一些做法是違反現行規定的。”他曾在出租車背後的宣傳廣告上看到，壹基金計劃的公益廣告上並沒有標注中國紅十字會。嚴格說來，它在沒有打出中國紅十字會的前提下，是沒有權利做這種公益廣告的。

有著全國公募基金會這個夢想的並非壹基金一家。近年在環保領域日漸嶄露頭角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早在2004年成立時，便懷著這樣的念想。他們甚至在第一次理事大會上便批準籌建SEE基金會。但由於注冊資金和挂靠單位都不具備，便只能成立了SEE協會先做起來。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楊繼斌 張英 王小喬 趙一海)

“王海式慈善”

“王海式慈善”
2010-09-24 15:49:56　

來源: 南方周末(廣州)　

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王海式慈善”

特別有心的慈善家被稱作 “王海式捐贈者”，他們像王海盯著假貨一樣盯著善款的去向。這樣的捐贈者顯然令很多地方政府又喜歡又討厭。

壹基金的“每人每月一元”的基礎性項目始終沒能順利開展 （CFP/圖）

剛開始做慈善的時候，最讓李連傑擔心的問題是，目前在中國實施的救助環節的不透明，還有可能會出現的貪污腐敗。

慈善項目的實施，必須依賴於各級政府的權力係統。而這，是任何民間慈善機構所無法抵達的區域。

善款的去向，是許多慈善家都最擔心的問題。“哪裏沒有問題？教育、經濟、醫療，社會各個領域存在的問題，慈善界也會有。”慈善家曹德旺告訴記者。 “在國內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做善事大家都願意，但問題是，捐出去的錢最後有沒有幫到真正需要的人。比如一筆善款不同的組織輾轉幾次到了災區，就可能有一些資金減少，不知道去了哪裏。”李連傑說。

在內地的幾個項目做下來，李連傑也慢慢有一些經驗了，“比如雲南地震，我到災區去的時候我不要看紅十字的收據，我要看到每個老百姓的簽名和手印。” 而且他慢慢發現，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災民需要的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同樣的物品發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我為什么一直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因為你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從一個省到縣到基層傳遞下去，你最多就貪污兩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擱家裏吧。”

餘彭年的經歷證明了慈善家與當地方方面面關係的重要性。他資助建設的“立珊中學”，由於沒有處理好和當地教育部門的關係，“有些人從中作梗”，“立珊中學”逐漸衰落，不僅招生和師資力量也跟不上，校舍維護也跟不上。

沉重的財稅負擔，也伴隨著富豪們的善舉——曹德旺曾經統計，捐贈12.36億，交稅交去1.23億。“我向地方稅務局反映，結果他們說這是我自己的事，稅照舊要收。”

而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全國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聯會長倪樂在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討論時，表示“一次水災後，我給某山區捐了100萬，結果總共要徵收50％的稅款，而因是以我個人名義捐贈的，還要交個人所得稅，最後交了共60多萬元稅，等於我一共捐贈了160多萬元！”

這特別有心的慈善家被稱作“王海式捐贈者”，他們像王海盯著假貨一樣盯著自己善款的去向。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裏，這樣的捐贈者顯然令他們又喜歡又討厭。

為救助西南五省幹旱重災區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捐款2億元後，在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的這個項目中，曹德旺設計了全新的制度：扶貧基金會負責善款的下發和項目的執行，而曹德旺則自行組織監督協調小組，對資金用途進行監督核查，如在抽樣檢查中不合格率超出1％，則要按照協議進行處罰；如在協議規定的到期日 2010年11月30日後，賬上仍有未能發放的捐贈餘款，則將由曹德旺全部收回。

“一”不起來的壹基金

直到 “面臨中斷”，“每人每月一元錢”這一源自壹基金立身理念的項目也未能順利開展。

雖然壹基金已經為公眾熟知，但直到“面臨中斷”的時刻，壹基金的基礎性項目“每人每月一元錢”計劃也未能順利開展。內部人士告訴記者，目前的挂靠體制下，基金會的諸多慈善項目開展都受到層層的限制。“慈善項目需要動態分析，但是挂靠之後，便面臨這層層的審批程序。”王振耀告訴南方周末，“有時甚至連提取現款都很困難。”

在官方團體壟斷慈善之後，壹基金們只配做“宿主”的“專項計劃”。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為例，挂在挂靠在它名下的“專屬基金計劃”一共有四十個。

而這些“計劃”中的絕大多數已在履行著“公募基金”的功能。只是他們募集來的善款都交由紅十字基金會來統一管理。

以2008年汶川地震後壹基金籌集的善款分配為例，其中，僅200萬元由壹基金自己操作，剩下的四千多萬全交由紅十字會支配。

除此之外，宿主還可以從挂靠者的款項支出中提取“管理成本”。比如《崔永元公益基金管理規則》的第三章第十條就有這樣的規定，“紅基會可以按照使用支出額的10％從崔永元基金中提取管理成本，用於項目管理和行政費用。”

李連傑對此種沒有獨立身份的處境深有感觸，以壹基金的基礎性項目——手機平臺捐款為例：沒有獨立的賬戶和公章，賬戶的不獨立在操作上帶來重大的不便，遠遠無法實現李連傑最初設計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讓小捐款變成大善款的理念。

這一理念正是壹基金的創立之源與立身之本，但即便在李連傑向公眾抱怨“面臨中斷”之際，最能體現這一理念的項目也未能順利開展。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楊繼斌 張英 王小喬 趙一海)

民間慈善只是中轉賬戶？

民間慈善只是中轉賬戶？
2010-09-24 15:49:56

　
來源: 南方周末(廣州)　

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民間慈善只是中轉賬戶？

中國成為世界上罕有的政府能夠支配民間捐贈的國家，僅僅是歷史的偶然，這一偶然卻以立法的形式被確定下來。

有研究者認為，在慈善界脈絡不健全的提前下，政府可能成為最大的慈善受益者。“政府直接受捐的錢毫無懸念地由政府部門來使用；中國紅十字總會等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基本可以做到‘自己的錢自己花’；而其他的民間組織則很難做到。”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稱。

在汶川地震後，國務院在當年的5月底和6月中連發了兩個指導性文件，規定救災捐贈款物的募捐主體和使用主體，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和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可自行分配捐款，地方募捐資金則要集中轉交當地政府。

但權力對慈善的介入並非局限於民間組織。

玉樹地震後，青海省財政廳緊急下發了《關於加強玉樹抗震救災捐贈資金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通過任何渠道接收的各類救災捐贈資金，必須自接收捐贈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全部匯繳至省財政廳設立的“青海省財政廳玉樹抗震救災捐贈資金專戶”統一管理，逾期不轉入的視同違規處理。

此舉立即引發反彈。青海省紅十字會、青海省慈善總會要求自行持有捐贈資金。幾番拉鋸未果後，這兩大組織被迫轉交部分捐贈資金。

民政部此後回應，玉樹地震捐款統籌安排，“主要是考慮到地震災區的特殊情況”，由青海省政府對玉樹地震災後恢復重建工作負總責，國務院有關部門按照職能分工加強指導和做好相關協調工作。因此要求“中央有關部門及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接收的捐贈資金，要直接撥付到青海省，連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贈資金，統一納入災後恢復重建規劃，由青海省統籌安排用於恢復重建。此外，加上居民和企業少量自籌資金，共同組成以中央財政為主的災後恢復重建資金”。

面對數量更為龐大的省外捐贈，青海省政府亦意圖復制省內做法。據接近民政部的人士透露，在5月份，部省會商之時，青海省政府便提出，所有捐贈統一歸入省民政廳財政賬戶。

如果這一計劃實施，壹基金的捐款，將會隨同紅十字總會的其他捐款一樣，納入青海省的財政賬戶。這即意味著，在整個玉樹地震中，壹基金只是起到了一個“中轉賬戶”的作用。

但終因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的反對，計劃最後流產。匯繳賬戶由三家壟斷的格局至此形成。

談及目前中國的整個慈善制度，王振耀說，“不管是壹基金自身，還是我國的慈善制度，目前都尚處於過渡期。”

這些過渡期的尷尬裏，包括壹基金的糾結：它必須依附於一個宿主，再迅速“借殼”。但即使如此，與各種龐大的公募基金會動輒數十億的救災投入相比，壹基金在救災上的成就並無太多值得稱道之處。

包括王石們的糾結：如果不是捐給國家指定慈善機構，即使捐贈100萬元，也還要繳納33萬元的所得稅。

這些過渡期裏，包括陳發樹、曹德旺的糾結。他們是否可以捐贈股權？

他們均選擇將個人財產捐贈給自己創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因此沒法獲得僅屬於幾家公募基金會的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兩人的捐贈屬於以股權而非現金進行捐贈的形式，這些股權不屬於某項應稅所得，更無法適用《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的稅收優惠條款。

在唐駿學歷門和紫金礦業之後，陳發樹又被爆出“83億捐贈承諾僅到賬1.6億”，一時爭議四起。“股權無法準確估價，所以基金會接收有一定難度。”陳發樹創立的新華都基金會的業務主管部門——福建省民政廳一官員說。

而陳發樹至今依然能夠讓基金會先期運轉，則得益於成立當年，累計套現42億——”83億的承諾，非不願也實不能也“，一位研究民間慈善業的學者表示。

但是因為尚無通過股權捐贈成立非公募基金會的先例和相關法規流程，陳發樹和曹德旺的股票是否能順利轉入各自的基金會仍然存疑。

自2009年2月至今，曹德旺申請以自己捐贈股權作為注冊資金的基金會依舊沒有獲批，萬般無奈之下，曹德旺在今年4月份做出一個決定，出售1億股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賣股做慈善。

受困於政策掣肘的曹德旺，更是與南京大學簽訂協議，捐贈2000萬元共建“何仁社會慈善學院”——目的就在於培養專業的慈善研究者和決策者。

中國富豪們難以名狀的煩惱，可能並非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這兩位“高墻”之外的慈善家所知，媒體報道他們將到中國舉行慈善勸捐晚宴。“如果我們根本沒有真正的民間慈善事業，那這樣的勸捐又有什么益處？”這幾乎是深諳中國民間慈善事業現狀與邏輯的人們共同的抱怨。

提到這次飽受爭議的勸捐晚宴和當下中國的慈善體質，研究者王振耀和慈善家曹德旺同樣認為：“我們的文化裏不缺慈善傳統，但我們現在缺少合理的慈善制度。”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楊繼斌 張英 王小喬 趙一海)

《瞭望》文章：非公募基金會前景

非公募基金會前景
2010-09-12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在其短暫的發展史上，已經留下組織數量劇增、資產規模擴大、社會影響提升等光榮記載；能否疏通內外因素的制約，成長為一個個令人尊敬的基金會？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曉虎譚飛周偉

一些喝“洋奶”長大的本土NGO(在中國境內的稱謂：社會組織)，正試圖品嘗“母乳”的甘美。

這是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自2004年誕生後異軍突起的成果之一。

“拿境外的錢，首先得接受別人的理念，按照其方式方法做事。靠境外資源不是長久之計。我們不想永遠喝洋奶，想更多地吃母乳。”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坦言。

據徐永光介紹，過去國內NGO主要靠境外NGO給錢，這一方面促進了本土NGO的成長，但另一方面喝洋奶“容易早熟，里面有激素，比如理念先進、能力低下，猶如先長腦袋，後長四肢。”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獲悉，以是否公開面向社會募捐為標准，中國將基金會區分為公募型和非公募型兩大類別。前者資金來自社會公眾，其知名品牌包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希望工程等；後者資金則由個人和企業的自有財產提供，比如中國第一個非公募基金會──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即由香江集團出資設立。

目前，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在其短暫的發展史上，已經留下組織數量劇增、資產規模擴大、社會影響提升等光榮記載，其能否疏通內外因素的制約，成長為一個又一個令人尊敬的基金會？

“令人頭疼”的價值觀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NGO曾主要依靠境外NGO的資源生存、發展，即“喝洋奶”長大。

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估計，約有90%以上的國內NGO主要是靠境外機構的支持存在和發展。

廣州農民工維權組織──廣州珠江工友服務中心負責人景祥告訴本刊記者，該組織每年可以從境外組織得到30萬元左右的資助，而在國內眾多NGO中，農民工維權組織往往獲得的境外支持較少。“從事環保、愛滋病防治的國內NGO從國外拿到的錢比較多，具體數額不太清楚，但可以從出差坐飛機、住賓館的檔次看出來。”景祥說。

上海公益組織發展中心(NPI)主任呂朝此前曾就職于北京非營利組織(NPO)中心，5年多以前，NPO中心95%是拿國際的錢，十年沒有注冊。他現在供職的NPI，則80%以上是國內資金。“錢的背後是理念。國際組織出錢，用錢者必須有一個交代。”呂朝說。

萬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表示，如果NGO這個行業80%是喝洋奶，那麼政府關注是很正常的，“的確有一些國外政治類機構，價值觀就令人頭疼。現在國內機構也在支持草根NGO發展，逐漸使資源多元化、本土化。這是一個良性趨勢。”

事實上，眾多資金實力雄厚的中國非公募基金會，正逐步將自己定位為NGO群體的支持性組織──要直接參與和操作自己設計的公益慈善項目，更要為眾多草根NGO提供資金、項目設計等資源性支持。

據徐永光介紹，2008年，他所在的南都公益基金會，以及眾多非公募基金會在汶川地震災區援助行動中，不僅採取直接捐款、直接資助等方式，而且嘗試將資源投向立足于當地的草根NGO。“南都就拿出了2000多萬元來支持志願者行動和草根NGO的援助行動。”

本刊記者在汶川地震災區採訪了解到，“安縣社工中心”、彭州“樂和家園”等項目，都得到非公募基金會等組織的支持。

“國內NGO一直存在有資源的缺操作手段，有操作手段的缺資源的狀況。這造成兩頭大、中間小甚至斷裂的狀況。這就需要支持性組織或中介組織的成長來彌補。”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說。

2006年11月，麥根錫聯合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奧美傳播、君合律師事務所、摩托羅拉等企業成立“公益事業伙伴基金會”，致力于打造為包括非公募基金會在內的所有公益慈善組織的支持平台：溝通資助方與需求方之間的信息，協助籌資及融資，並為這些組織提供各種專業知識援助，並嘗試探尋更為科學的評估機制。

呂朝創辦的公益組織孵化器項目，同樣明確走發展NGO支持性組織的路徑。“我們要兩頭找資源，將有錢、有項目的機構和缺錢、缺項目的眾多操作性組織聚合起來，進行培訓、孵化和對接。”

據介紹，在公益產業的產業鏈中，企業、公募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是資金提供者，各類專業的公益服務機構則是公益服務的終端。其中，企業和基金會具有資金和籌款優勢，社會組織則具有人力優勢和專業優勢。企業、基金會與社會組織合作，可以解決基金會“花錢難”和社會組織“無錢花”的矛盾。

“錢潮”湧動

在NGO頻頻汲取“母乳”營養的背後，是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近年來暗潮湧動、異軍突起的發展勢頭。

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2009年初，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總數達到643家，已經超過中國基金會總量的40%。雖然總量上比公募基金會的943家要少，但發展速度要快──這643家是2005年底253家的2.5倍。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等的研究表明，截至2008年底，總共有39家在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其原始資金總額為152287 萬元，平均原始資金為3905萬元。其中，2000萬元以上不足1億元的有22家，占總數的56.4%；1億元以上的有7家，占總數的17.9%。

此外，非公募基金會的收入和總資產規模正在逐年擴大。數據顯示，2008年，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當年收入超過14億元，淨資產合計達37億元。

從創辦者分類來看，在民政部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中，由企業和企業家創辦的基金會是20家，占總數的51.3%；由高校創辦的教育基金會有6家，占總數的15.4%；由社會名人冠名的非公募基金會為12家，占總數的30.7%。

非公募基金會崛起的背後，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劇增到200多萬家、非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占全部營業收入66%等基本事實。

徐永光判斷，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正處于起飛初期，此後的十到二十年間，仍將是非公募基金會設立發展的高潮。“這與世界上各國基金會的發展規律基本吻合。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設立基金會的制度屏障，叩開了民間資源設立基金會的厚重大門，開闢出以民間資源設立慈善組織的一片藍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國勝評論道，2004年出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堪稱一部良法打造出了一個良好平台，非公募基金會因順應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工商企業崛起的大趨勢，尤其是為民間資本找到一條承擔社會責任、介入社會建設的新途徑，從而獲得迅速發展。

有觀點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猛，城市化進程加快，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凸顯。從事公益、慈善的NGO正經歷轉型，慈善的組織化、專業化和制度化程度將直接決定中國慈善事業的長期發展態勢和方向。“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恰恰是慈善轉型的一種表現。中國慈善事業也逐漸從臨時性的、對于受助對象的直接捐助，轉為設立非公募基金會進行長期的、有規劃的慈善事業。”

“內憂外患”

多位受訪人士亦指出，目前非公募基金會仍面臨“內憂外患”，無論是非公募基金會的數量、資金規模，還是公益項目的運作和基金會的治理等方面，都還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同類基金會相提並論，也尚不能匹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

金錦萍、鄧國勝等人的研究表明，“內憂”大致包括5個方面：

其一，很多非公募基金會和其他NGO一樣，存在“宗旨單一、領域過度集中、使命強化和認知度、執行度不夠”等問題。

其二，非公募基金會的完全獨立性仍需保障。非公募基金會與公募基金會相比，保持其獨立性並無制度障礙，但從現實狀況看，相當數量的非公募基金會連形式上的獨立都不具備，理事會更形同虛設。

其三，內部治理有待改進。基金會的治理結構重在理事會的職責和相關議事規則方面，但目前看來，現實中問題較為突出的是利益衝突規則缺位。

其四，信息透明度與公眾認可度尚待提高。信息公開是非公募基金會主動承擔社會問責的體現，除了根據政府規章要求公開必要信息和內容之外，非公募基金會還應選擇多種途徑向社會公開自己的相關信息。但是，“從我們這次為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收集的信息來看，中國非公募基金會還不習慣于將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會沒有網頁，甚至我們的問卷調查也遭到冷遇。下發的幾百份問卷僅僅回收了十幾份，回收率之低出人意料。”金錦萍說。

其五，專業化程度較低。金錦萍表示，“機構專業化意識還比較低，不重視管理層的專業人才配備，導致機構管理程度低，機構發展戰略定位、公益項目設計和品牌管理缺少章法，管理制度不健全，資金使用粗放的現象是當下不少非公募基金會的通病。”

李勁亦坦言：“我從業國際和國內NGO十多年，最著急的就是至今仍未看到人才不斷湧現的狀態，而社會需求已經對NGO的專業化、職業化提出了越來越高的需求。”

多位受訪專家提出，除諸多內部制約因素外，中國非公募基金會還面臨一些外部不利因素：

第一，基金會的分類標准和相關監管規則仍需細化。中國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的本質區別在于基金會是否可以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募集捐款，但這一區別僅僅在于能否從事公開募捐活動，並不能影響到其他方面的規則，比如內部利益衝突規則和治理結構規範化等。

第二，公益支出比例和行政成本控制的強制性規定存在爭議。《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年基金余額的8%，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則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但從實踐經驗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一刀切地對原始基金規模迥異、運作模式不同的所有非公募基金會作此規定，既讓小型非公募基金會和運作型基金會有苦難言，又讓原始基金規模較大的基金會不堪重負。

此外，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的發展還存在評估制度有待改進、細化，稅收優惠政策出台滯後等問題。

政府介入的機遇

“國內非公募基金會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一個強大的資源平台，會逐步釋放出民間資本的公益慈善潛能，逐漸稀釋境外資金，有利于本土NGO的健康成長。”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師曾志說。

師曾志表示，從國外NGO發展狀況分析，NGO的資源支撐主要來自政府購買服務、公募和非公募基金會等。

本刊記者採訪獲悉，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已經開始將政府購買服務的觸角伸向眾多NGO，一些地方政府還積極嘗試將公益投入納入地方財政預算，提供免費服務平台。上海市近年來更在積極謀劃打造“公益硅谷”，以充分集納NGO的資源，共同致力于社會建設。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長、社會團體管理局局長方國平說：“政府通過提供購買服務，將公益事業投入納入財政預算等辦法，能深度介入和有效管控NGO，同時，政府也可借此團結到更多的參與社會建設的力量。”

有觀點堅持，非公募基金會大舉資助NGO，不但衝擊了原有以國際機構為主導的資助格局，也強化了NGO與政府“既有合作又有博弈”的關系。

究竟非公募基金會能否突破重重瓶頸，成長為一個個受人尊重的基金會？並進而對中國的變革進步、社會建設等作出更多貢獻，有待觀察。□

《瞭望》文章：非公募基金會的九大特點與六種價值

中國非公募基金會呈現9大特點：

1.發展迅速，增長勢頭超過公募基金會；2.地方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成為主力軍；3.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呈現地域上的不均衡；4.從事公益活動領域上亦呈不均衡態勢；5.原始基金規模逐漸擴大；6.創辦者以企業、高校和名人為主；7.非公募基金會收入逐年上升，淨資產規模增大；8.公益支出增多，行政成本逐漸降低；9.非公募基金會初步呈現類型細化。

NGO的研究者和從業者們認為，非公募基金會不僅是民間資本介入社會建設的資金來源，其還具有下述6方面價值：

其一，非公募基金會改變了只有政府或其授權部門才能設立基金會的狀況，盡管《基金會管理條例》中規定依然需要業務主管部門的事先同意，但是設立非公募基金會是由私人或者企業出資投入公益事業，為政府排憂解難，為群眾雪中送炭。“這是政府與百姓都歡迎的事情，業務主管單位難以或者不該成為設立基金會的根本障礙。”萬通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李勁說。

其二，優化慈善資源配置，改變民間公益生態。非公募基金會可以自主確定基金會的使命和願景，確定公益項目和善款資助方向，成為補充政府職能缺陷的有生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權力邊界，慈善資源將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統所未能覆蓋的區域和領域，將成為民間公益服務機構(俗稱草根組織)的重要資源提供者，這將從根本上改善民間公益生態。”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錦萍說。

其三，基金會保持獨立性、實現有效治理成為可能。基金會的獨立性體現了其獨立于政府、獨立于企業、獨立于創辦者的社會性格。“基金會的章程所確定的宗旨使命是其靈魂所系，所確定的治理結構是其骨架所在。”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說。

其四，培育民間公益理念。南都公益基金會創始人周慶治說：“南都集團的基本理念是‘實現自我，回報社會’。我從來不認為填寫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財’和‘散財’同樣需要能力。”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非公募基金會擺脫了基金會原有的濃重的官方色彩，在運作和管理上更為靈活和現代，對于公益目的的貫徹更為獨立和獨到。它們完全建立在創辦者對中國現實的判斷之上，融合了自身對公益事業和美好社會目標的理解，“是一種理性選擇”。

其五，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型組織形式。以非公募基金會形式從事公益事業，企業從被動的、臨時的、隨意的、以突發事件為主的捐助走向主動的、長期的、獨立的、系統性的、有規劃的捐助，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新型形式，也是企業從事公益事業的質的飛躍。

其六，有望改善慈善領域人才匱乏的局面。此前，基金會工作人員大多屬于機關退休人員或分流人員，年齡偏大，知識結構陳舊，學歷水平偏低。現在非公募基金會的創辦者大多為成功人士，積累了大量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發展規劃、資金運作、治理結構等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具有將這些知識、技術應用到慈善領域的條件與主動性。

慈善如何讓人信得過？
2010年09月28日 09:22:10 　

來源： 半月談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9/28/c_12614227_2.htm

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更為和諧社會的達成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其中在第四章“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可以找到非公募基金存在的理由，《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適應人口老齡化、城鎮化、就業方式多樣化，逐步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加強基金監管，保證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發展社會醫療救助。”、“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推進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建設。加快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對困難群眾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農村五保供養、特困戶救助、災民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等制度。完善優撫安置政策。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發展殘疾人事業，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十七年以來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大踏步建設之中，大國崛起的趨勢也獲得舉世認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幫助弱勢群體，當然需要國家、地方政府、企事業和個人都拿出自己的善心和資金，當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模式。有了相關政策，還需要早日制定可以實行的制度細則。

目前，國家有其成建制體係的救助機構，此外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等公募基金，也有權向公眾募捐。而像壹基金等非公募基金，則只有挂靠公募基金，否則一切免談，顯然這是沒有將《決定》落實，因此有關部分需要盡快執行切實可行的制度。要給予像壹基金這樣的私募基金以出生證是當務之急，至于其資金募集來源、使用去處和自身管理成本，大可以引用第三方來做最細致的監管制度。參照上市公司做會計審核，賬目應該做到百分百公開，在陽光下運行，應該可以消除有關部門、捐款者和受助者的疑心。(搜狐/楊戩)

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體制性尷尬

說起慈善，病因多歸咎于制度，但所有的制度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善意難彰、善款不達。李連傑說得很坦白，道理說出來令人潸然：“我為什麼一直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因為你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從一個省到縣到基層傳遞下去，你最多就貪污兩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擱家裏吧。”這個無奈的邏輯背後，意蘊這幾層潛臺詞：一是善款幾經轉手後或明或暗的“折損率”不低；二是慈善從不是一塵不染的凈土，權力染指、監管闕如的症結同樣令人擔憂；三是慈善領域的信息公開程度已經實際影響了捐贈者的信念與熱情。不捐，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捐了，又因其間的“逶迤曲折”而鬱悶。最後的結果，就是捐一些尋租者看不上的物事，以期減免被揩油的幾率。

慈善與結果之間的糾結繁復，一語難以道盡。事實也許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說服力：余彭年資助建設了“立珊中學”，由于沒有處理好與地方的關係，“有些人從中作梗”，校舍維護也每況愈下；全國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聯會長倪樂在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討論時，表示“一次水災後，我給某山區捐了100萬，結果總共要徵收50%的稅款，而因是以我個人名義捐贈的，還要交個人所得稅，最後交了共60多萬元稅，等于我一共捐贈了160多萬元！”去年8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披露了一個調研數據：汶川地震後，700多億社會捐款中約八成流向政府，統籌使用。有媒體就此專訪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他說，“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體制性尷尬”……

善款也是硬通貨，在權力生病的時候，善款同樣不會天然具有免疫力。李連傑的“現金不可靠論”，其實也只是印證著坊間早就流傳的諸多質疑而已，但這番論調依然值得相關職能部門警醒——眼下而言，既然慈善離不開權力係統的運作，那麼，權力當有自證清白的義務，不要讓社會慈善的層級永遠停留在“大米面包”的水平。（揚子晚報/鄧建海）

慈善如何讓人信得過？
2010年09月28日 09:22:10 　

李連傑說，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9月26日《揚子晚報》)。

中國慈善行業的體制問題

任何社會都會有階層差異，弱勢群眾不可能在看得見的未來消滅。中國當下的基尼基數高企，這是任何部門都承認的客觀事實。如何救濟需要幫助的人，孔孟時期既有說法，而唐代文豪韓愈在《原道》中概括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換言之，在當下的語境裏，就是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有責任幫助弱勢群體，要窮盡一切可能的辦法幫助他們。但因為種種原因，目前很多渠道並沒有開放。壹基金雖然有挂靠，但沒有相應的法規來支援他們更穩健、有序、自主的做事。

從汶川到玉樹，絕大多數社會捐款最終都統一到有關部門。以汶川地震捐款去向為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支團做了研究，來自全國各地價值760億元捐款捐物，80%左右被打包給財政賬戶，而公示捐款使用去向的部門和機構僅限于民政部、四川省民政廳、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等，不少接收捐款的機構和部門仍沒向社會公示。明星、名人做慈善，基本上只是在前臺起到廣告勸募作用，對于資金流向過程與普通捐款人基本一樣，就是“不清楚”。

慈善事業必須制定可以具體操作的政策

慈善、公益事業，是需要多種力量一起努力來做的長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多次指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落實在關心群眾的生活、生產和工作中間去。群眾利益沒小事，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胡溫體制一再要求執政黨要從群眾的實際需求出發，對于弱勢群體的關懷也要實現各種不同方式。正如民營經濟從公有經濟的有益補充到中國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民間NGO機構也應該參照這一過程，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不能也不必包辦一切。

Liverpool Football Club Shanghai HFH Build

HFH China to launch first project in Shanghai

Liverpool Football Club kicks off a special build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in partnership with Habitat.

Habitat for Humanity China will be launching its first project in Shanghai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China’s largest city. Similar to a project in Hong Kong, Habitat volunteers will renovate or repair and spruce up homes for 20 elderly families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Shanghai Age-Friendly Housing Renovation Project.”

HFH China recently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hanghai Senior Citizens’ Found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senior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ome to 17 million people, Shanghai is an aging city with more than 3.15 million of its residents being above 60 years of age by end-2009. Read more.

Today (15th October) sees a special one-day Liverpool Build by business leaders and volunteers at a Habitat project in Pinghu county,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Shanghai metropolis. Organized by Habitat for Humanity's affiliate in Liverpool, UK, the event is funded by Liverpool Football Club, the Reds. This is a first for Habitat for Humanity and an English premier league football club. The build takes place a day before Liverpool Day which is the grand finale to the city's six-month involvement at the World Expo in Shanghai. Liverpool and Shanghai are twinned port cities. Click here for the story on the Liverpool web site.

冠名定向專項慈善基金

東莞捐款二百萬可冠名基金 (18:10)

廣東省東莞市最近把每年的10月25日定為「東莞慈善日」，首屆「東莞慈善日」的活動也在籌備中。

東莞市民政局及東莞市慈善會表示，包括東莞人在內的內地人士及港澳台人士、海外人士捐贈人民幣200萬元以上善款，可根據其意願建立冠名定向專項慈善基金。

（中新社）

中國人均生態消耗

中國人均生態消耗低於平均 (20:46)

國際機構晚上發表兩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報告指出，中國人均對生態系統的消耗量排74，低於世界平均值。

報告顯示，反映人均對生態系統的消耗量的生態足跡排名榜中，前十位的國家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丹麥、比利時、美國、愛沙尼亞、加拿大、澳洲、科威特和愛爾蘭。

報告指出，包含最富裕國家的經合組織的人均生態足跡佔全球的37%；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金磚四國的人均生態足跡遠遠小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兩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報告》是世界自然基金會、倫敦動物學學會和全球足跡網絡共同完成。

（中新社）

政府聯商扶貧

政府聯商扶貧 紓貧富矛盾 (13:58)

在仇富情緒備受關注的背景下，改善貧富關係、加大扶貧和改善民生，成為特首今次施政報告的一大重點。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一開始表示，社會矛盾已造成社會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已或多或少造成社會分化，而他在2007年競選行政長官時，已提出要正確處理「貧與富」及「大企業與小市民」的關係。

曾蔭權指，隨經濟陰影淡出，社會民生成為市民最關心的議題，當中以房屋問題（樓市措施詳見另稿）、貧富差距及長者福利最受關注。

他表示，為了鼓勵商界參與扶貧工作，決定成立「關愛基金」。 目標是由政府與商界各出資50億元，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援。

他指正向商界募集捐款，初步反應正面，並有信心此基金能直接令廣大基層市民受惠。

曾蔭權宣布，決定為推出為低收入人士「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資助全港合資格在職人士的交通費用，每人每月600元。新措施將取代現時的「交通費支援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現正制訂具體細節及實施時間表，並會向立法會交代。計劃會在實施三年後檢討。

另外，特首建議額外撥款1.2億元，大幅增加「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定額津貼，並簡化審批流程，協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課本和支付就學開支。

由下學年起，定額津貼將由現時每名全額學生全年408元，增加至1000元，而半額學生則由全年204元，增加至500元。

同時，審批流程將會簡化，讓大部分申請人可提早在新學期開始前，取得書簿津貼。

至於長者福利，他宣布將領取生果金離港期限由每年240日大幅放寬至305日，長者每年留港60日便可領取全年津貼，但不會全面取消限制。 新安排同樣適用於傷殘津貼。

至於有意見認為應全面取消申請前後一切離港限制，他說由於現行政策正面對司法覆核的挑戰，政府會待情況明朗後，才考慮未來路向。

他又說，會研究以新思維策劃未來長者照顧服務和資助的模式。長遠而言，會探討如何協助有意回鄉養老的長者。

此外，正在試行的「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反應理想，計劃將常規化，在兩年內擴展至全港。而為正在輪候護養院宿位長者「度身訂造」的家居照顧試驗計劃，預計亦會在明年初展開。

同時，政府亦會考慮提供更多稅務優惠，鼓勵子女與家中長者同住，配合在家安老政策目標。

另外，政府去年開始推行為期三年的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資助70歲或以上長者使用私營基層服務，中期檢討將於本年底完成。他指出，政府會預留10億元，以備根據檢討結果延續或加強試驗計劃。

為保障基層勞工，《最低工資條例》已於今年七月獲立法會通過，他說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訂定最低工資水平，並進行預備及宣傳工作。他期望法定最低工資，在明年上半年全面實施。

（即時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