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16, 2010

“王海式慈善”

“王海式慈善”
2010-09-24 15:49:56 
來源: 南方周末(廣州) 

這些過去三年中壹基金曾經撞過的墻,幾乎是環繞在整個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周圍的共同的高墻。

“王海式慈善”

特別有心的慈善家被稱作 “王海式捐贈者”,他們像王海盯著假貨一樣盯著善款的去向。這樣的捐贈者顯然令很多地方政府又喜歡又討厭。

壹基金的“每人每月一元”的基礎性項目始終沒能順利開展 (CFP/圖)

剛開始做慈善的時候,最讓李連傑擔心的問題是,目前在中國實施的救助環節的不透明,還有可能會出現的貪污腐敗。

慈善項目的實施,必須依賴於各級政府的權力係統。而這,是任何民間慈善機構所無法抵達的區域。

善款的去向,是許多慈善家都最擔心的問題。“哪裏沒有問題?教育、經濟、醫療,社會各個領域存在的問題,慈善界也會有。”慈善家曹德旺告訴記者。 “在國內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做善事大家都願意,但問題是,捐出去的錢最後有沒有幫到真正需要的人。比如一筆善款不同的組織輾轉幾次到了災區,就可能有一些資金減少,不知道去了哪裏。”李連傑說。

在內地的幾個項目做下來,李連傑也慢慢有一些經驗了,“比如雲南地震,我到災區去的時候我不要看紅十字的收據,我要看到每個老百姓的簽名和手印。” 而且他慢慢發現,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災民需要的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同樣的物品發放,大米、面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我為什么一直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因為你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從一個省到縣到基層傳遞下去,你最多就貪污兩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擱家裏吧。”

餘彭年的經歷證明了慈善家與當地方方面面關係的重要性。他資助建設的“立珊中學”,由於沒有處理好和當地教育部門的關係,“有些人從中作梗”,“立珊中學”逐漸衰落,不僅招生和師資力量也跟不上,校舍維護也跟不上。

沉重的財稅負擔,也伴隨著富豪們的善舉——曹德旺曾經統計,捐贈12.36億,交稅交去1.23億。“我向地方稅務局反映,結果他們說這是我自己的事,稅照舊要收。”

而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全國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聯會長倪樂在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討論時,表示“一次水災後,我給某山區捐了100萬,結果總共要徵收50%的稅款,而因是以我個人名義捐贈的,還要交個人所得稅,最後交了共60多萬元稅,等於我一共捐贈了160多萬元!”

這特別有心的慈善家被稱作“王海式捐贈者”,他們像王海盯著假貨一樣盯著自己善款的去向。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裏,這樣的捐贈者顯然令他們又喜歡又討厭。

為救助西南五省幹旱重災區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捐款2億元後,在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的這個項目中,曹德旺設計了全新的制度:扶貧基金會負責善款的下發和項目的執行,而曹德旺則自行組織監督協調小組,對資金用途進行監督核查,如在抽樣檢查中不合格率超出1%,則要按照協議進行處罰;如在協議規定的到期日 2010年11月30日後,賬上仍有未能發放的捐贈餘款,則將由曹德旺全部收回。

“一”不起來的壹基金

直到 “面臨中斷”,“每人每月一元錢”這一源自壹基金立身理念的項目也未能順利開展。

雖然壹基金已經為公眾熟知,但直到“面臨中斷”的時刻,壹基金的基礎性項目“每人每月一元錢”計劃也未能順利開展。內部人士告訴記者,目前的挂靠體制下,基金會的諸多慈善項目開展都受到層層的限制。“慈善項目需要動態分析,但是挂靠之後,便面臨這層層的審批程序。”王振耀告訴南方周末,“有時甚至連提取現款都很困難。”

在官方團體壟斷慈善之後,壹基金們只配做“宿主”的“專項計劃”。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為例,挂在挂靠在它名下的“專屬基金計劃”一共有四十個。

而這些“計劃”中的絕大多數已在履行著“公募基金”的功能。只是他們募集來的善款都交由紅十字基金會來統一管理。

以2008年汶川地震後壹基金籌集的善款分配為例,其中,僅200萬元由壹基金自己操作,剩下的四千多萬全交由紅十字會支配。

除此之外,宿主還可以從挂靠者的款項支出中提取“管理成本”。比如《崔永元公益基金管理規則》的第三章第十條就有這樣的規定,“紅基會可以按照使用支出額的10%從崔永元基金中提取管理成本,用於項目管理和行政費用。”

李連傑對此種沒有獨立身份的處境深有感觸,以壹基金的基礎性項目——手機平臺捐款為例:沒有獨立的賬戶和公章,賬戶的不獨立在操作上帶來重大的不便,遠遠無法實現李連傑最初設計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讓小捐款變成大善款的理念。

這一理念正是壹基金的創立之源與立身之本,但即便在李連傑向公眾抱怨“面臨中斷”之際,最能體現這一理念的項目也未能順利開展。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楊繼斌 張英 王小喬 趙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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