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永：我想用行動証明時代一定會進步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6年04月24日
鏈接：http://business.sohu.com/20060424/n242967959.shtml
許志永，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講師。第十三屆海澱區人大代表。2003年“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對收容遣送制度做違憲審查的發起人。公盟咨詢公司（前“陽光憲道”）創辦人。
1973年生於河南省民權縣。1990年入蘭州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 1995年，再入蘭州大學法律系，獲法學碩士學位；1999年，入北京大學法學院，200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本刊記者 何三畏 發自成都
2003年，剛滿30歲的許志永走進公眾視野。這一年，他做了三件事：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代理孫大午事件；獲選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這三件事成為當年媒體追蹤的熱點。其后，這個滿懷理想的年輕人採寫中國信訪報告，到美國觀察選舉，以“公益律師”和人大代表的身份，活躍於各種場合。
星期五的深呼吸 2006年4月14日，星期五，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許志永博士為自己規定的例行接待日。上午9點，他來到北京市海澱區北京大學資源西樓的辦公室。這裡是他設置的作為人大代表的固定辦公地點。同時，也是他的公盟咨詢公司的工作場所。
人大代表不是專職的。許志永博士的職業身份是北京郵電大學教師，每周講授九節憲法和法學理論課。除了教學，接訪群眾和公盟咨詢公司的研究工作，許志永還代理“公益訴訟”。他很忙，為了節約時間，他就近找了一個簡陋的住處。
許志永名聲在外，這位海澱區的人大代表經常接待的是慕名而來的“外來人口”。今天，有兩起“上訪”民工來到他的辦公室。一起是高速公路佔地補償糾紛，地方上解決不了，14個農民來京“上訪”。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許志永這裡，前來“咨詢”了。遇到這種情況，許志永和他的同事們當然無能為力，連咨詢也感到無能為力。
第二起來訪者也來自“外省”。當事人在20年前承包了300多畝林地。現在一部分被有關方面辟為墓地並高價外賣了。他狀告有關部門要求賠償，法院按標的要收取5萬元訴訟費。這個林民沒有辦法承受，於是來京“上訪”。這樣的案子，許志永和他的同事們雖然幫不上忙，但還可以給出一個也許有用的主意，即把起訴內容變更為要求有關部門“恢復林地的原樣”而不是賠償，這樣，訴訟費隻需要幾十元。當然實際上不可能恢復原樣，這樣起訴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逼迫對方通過談判賠償，同時又能避開高昂的訴訟費。
對具體的案例通常是無奈的，但是，接觸這些案例對於許志永來說是有用的。他熱情地工作著，把人大代表的工作看得很神聖。在最近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給來到北京開會的全國代表們寫了公開信，呼吁大家珍惜代表的身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2003年的鼓舞 2003年發生了著名的孫志剛事件，這一事件導致中國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從而成為中國法治進步的一個重要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許志永的工作引人注目。
在事件的進程中，許志永聯絡他的同學俞江和滕彪，“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就是當年著名的“三博士上書”。這三位法學博士后來被媒體稱為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案”的發起人。
一個多月后，國務院宣布，收容遣送制度廢除。
許志永早就致力於推動廢除“收容遣送”法，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麼快。他為這一天的迅速到來激動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下了“我愛你，中國”！雖然，他們所希望的“違憲審查”沒有推動，但他贊賞政府工作的高效。
從此他更加“相信進步”，相信“用行動去証明進步”。
事實上，在孫志剛事件發生的同時，許志永已經就一起因上訪而被收容和毆打致殘眼睛的案例，准備起訴。他立定的目標，就是通過起訴等一系列行動，去推動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
1997年11月，許志永正在蘭州大學念法學碩士。他注意到中央電視台東門“焦點訪談”的來訪接待窗口前成群結隊的上訪者。從那以后，他經常去那個小小的傳達室。也就是在那裡，他“認識”了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那些上訪者中很多人曾經被收容遣送過。
在北京大學念法學博士期間，他經常去收容站做調查。一個收容站，院子的前半截關押的被收容遣送人員，后半截關押流浪狗。保安告訴他，狗很少，但關人的地方經常是滿的。為了獲得更多信息，他還經常去火車上、民工常去的快餐店、建筑工地和民工接觸。他堅信，“收容遣送制度”必定要廢除。
他在尋找切入點。2003年上半年，他已經從北京大學法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在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教書了。這使他更有條件做實際的法律工作。他選定了一個案例，決定從起訴開始，目標指向收容遣送制度。這時，孫志剛事件震動了全國。於是，有了后來的“上書”。
孫志剛案以后，許志永接手孫大午案。這一案子承載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的社會背景，許志永表現出他掌握和運用法律的機智和策略。
孫大午案再一次使許志永“得分”。
年底，許志永成為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
一年三大步，許志永獲得了聲譽。
重要的是，這一年，這個性格堅毅的年輕人增加了信心。他在一篇《我為什麼要競選人大代表》的文章中激動地寫道：“讓我們真誠對待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政府、我們民族的過去。不管歷史曾經給多少人造成了傷害，不管你如何懷疑眼前的現實，不管未來面臨多少艱辛，讓我們行動起來吧，有了行動才有進步的可能。”
這一年，許志永三十歲。
在上訪村“體驗挨打” 許志永繼續他的道路。
2004年，上半年，關注艾滋病；討論北京動物園搬遷事件等等。下半年，許志永到美國去觀察和研究選舉。他做了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志願者，做一些基層而實際的工作。美國公眾和平理性地對待選舉給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觀察了一個小城，“一共有三個投票站，我發現那裡的投票站隻有一個警察，一個負責人，加上四個志願者。這個警察隻待了兩個小時就走了。一整天都在投票，而且那個選舉非常激烈，勢均力敵，非常緊張，但投票站是一直都非常平靜，秩序井然，雖然在媒體上他們吵得那麼凶。”他寫了觀察日記，等待出版。
2005年，許志永給自己鎖定的目標之一，是做“中國信訪報告”。
為此，他陸續在“上訪村”住了兩個月。那是拆遷以后剩下的幾間民房，被人租下來開的“上訪者旅館”，每天3塊錢，通鋪，床上寫著1號2號3號。
許志永的“上訪村”經歷，引起了“上訪村”面貌改變。事情是從他在“上訪村”挨打引發的。不過，在許志永的敘述中，語氣不是偏重他在那裡“挨打”，而是他在那裡“打過架”。他說——
第一次到那裡，是4月1號。從那裡過吧，就有人拽我一把。問我哪兒的，我說河南的，立即就有人大喊大叫，河南的河南的，然后，“河南的人”就過來了。然后又問是河南哪裡的，我說河南開封的，然后“開封的”幾個人就來了。然后就拽著要我走，靠邊去談。這個過程中，不斷地有人朝我身上打。不一定是“河南的”打的，或者是別的什麼省的，他們相互之間幫打。通過了那個通道吧，我身上衣服褲子，好多的腳印。這天，我還是開了什麼會，穿著西裝去的。
第二次，我就混在他們中間。連雲港的夫婦兩個，頭發都白了，說他們的兒子被人殺了，凶手被判有精神病給放了，具體的真假我相當不清楚。他們剛好到胡同口就被連雲港的截訪的堵在牆角了。一開始在那裡說話時候還沒什麼，后來突然一個很壯的男子，一拳就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就用腳踹。我離得不遠，我一下就懵了，一下就沖過去了，照著他的腦袋就是一拳。然后我們就打開了。沖突時間很短，他們就跑了——他們一般是打完人就跑，他們也怕，不知道我的底細，警察也在旁邊。
這以后，他們差不多也就認識我了。這是4月15號，星期五下午，然后星期一（4月18日），我又去了。有人在背后對我指指點點，不太敢打我了。但還是有一次沖突，黑龍江截訪的，要沖過來打我，被人給攔住了：大概意思是說，他不是一般上訪的。我也在那裡聽到有人議論，有學者人大代表被打了。后來，到了7月份，國家信訪局一個副局長，還有接待司的司長，叫我去了，一個是道歉，一個是說以后再不會打人了。實際上，我看到，4月18號當天國家信訪局已經派了保安值勤。從那以后，國家信訪局門口打人的事情，就很少見了。
你為什麼要親身冒險去挨打呢？
許志永的回答是：我覺得我是要去體驗一下，那麼多普普通通的人被打，我為什麼不可以呢。我覺得這件事情太不可容忍了，不能允許它存在。實際上當時我還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拿一個破相機到那裡去拍照，收一個又拿一個，天天都去，看誰能堅持下去。
“我喜歡行俠仗義的工作” 2005年，許志永有大量的時間在做“承德案”。這是一個四位農民先后被判過五次無期徒刑或死刑的奇特大案。但是，以許志永和他的同伴們的調查和掌握的証據，他們是無辜的。他甚至找到了真凶的相關線索，已經提交給了司法部門，要求復查。直到目前，許仍在為此奔走。他不會放棄，他相信案子一定會澄清。這種案子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韌性。今年3月10日，他第五次去到事發所在地，所得到的收獲仍然是“失落”。
與此同時，他還代理著別的案子。
許志永選擇接手的案子，是那種比較極端的，跟某種制度性的東西相連，有較強的社會功能的案子。而這些案子都是“公益”的，他的惟一收入來自學校的工作。因為“我關心中國的問題，要發現真正的問題，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許志永說。
記者提出，我們這一次的“青年領袖”報道，設計了一個共同的題目，就是關於青年和“創新”。青年應該是充滿創造性的，創新是青年的任務。落實到你這個法律工作者來說，你有創新嗎？你怎樣理解法律的創新？
“我覺得中國的法治一直在創新，一直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法律職業本來應該是一個保守的職業，但在中國成了引領公民權利的一個‘創新’的職業。這是中國的特殊歷史背景造成的吧。”
許志永說他從小獲得了善良和富於同情心的教養。他有源於社會底層的生活經驗，一直關心中國的弱勢群體，他到過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村去調研。從大學畢業到博士期間，嘗試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其中包括農村教育。1997年，因為認同《南方周末》的價值，去做了一段見習記者。最終，他選定了法律的職業。他說，“我喜歡行俠仗義的工作。”
為了目前這種以法律為武器“行俠仗義”的工作狀態，他不僅願意付出精力，而且願意承受各種難以避免的粗暴。當他在某地辦案第二次遭到毆打的時候，他“站直了，看著那些可憐的歹徒，告訴他們隨便打，我決不還手”。他說，“我如此平靜，連平時常有的工作緊張的焦慮也沒有了。”
(責任編輯：丁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