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期婦運口述歷史

口述殖民期婦運出書
25婆婆教徒見證變遷

【明報專訊】把名字蘇杏芳改為蘇丹雲，77歲的蘇婆婆決心與封建社會劃清界線。她雖然生於名門望族，但飽受男尊女卑的傳統剝削，更在內地經歷鬥地主的黑暗時代，一星期內先後親手包裹父親、嬸嬸和癤癤的遺體。在23歲那年，她逃亡來港展開新生活，藉宗教信仰與丈夫胼手胝足度過艱辛歲月。她與25名年長婦女基督徒，透過口描述歷輯錄成書，為殖民地時代華人婦女的影響補上重要一章。

土改捱批鬥 親手連葬三親人

「來到香港，我把原本名字改掉，自己跟丈夫的名字都有一個『丹』字，代表彼此一片丹心，跟封建社會劃清界線。」蘇丹雲娓娓道出年少時的大起大落，「阿爺是六品官，有一串朝珠，一件大蟒袍，家境富裕，但我是父親二房的女兒，又是最細，與姊姊及母親被踢出去住在第二間屋，阿哥就住大屋……」

後來內地展開土地改革，她的父親是大地主，被批鬥至死，當年她只有10多歲，眼前父親眾叛親離，不忍離他而去﹕「老爸臨終前跟我說﹕杏芳，我對你另眼相看，之後有好日子過，不會忘記你……我聽到這句話，即使當時有多苦，心裡也很甜。」然而，老爸最終被虐而死，六嬸和癤癤亦先後在同一星期死去，她咬緊牙關，親手埋葬三人，然後逃到香港。

逃亡來港 攜手經歷艱辛

在香港，她感到社會比較開放，婦女工作機會較多，即使育有4名子女，仍兼顧教學工作直到退休。現時已有6名孫兒的她，丈夫去年以80高齡離世，她興幸另一半不是大男人，一起共度許多困難時刻，「年輕時我向父親多番爭取讀書機會，丈夫是我在內地認識的學校同學，做事尊重我的意見，有商有量，在當年來說非常難得」。

蘇丹雲的口述歷史被載於《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新書，作者為中大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黃慧貞與中大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蔡寶瓊。黃慧貞表示，新書花兩年時間籌備，受訪者年紀最輕為68歲，最年長為92歲，她們突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為香港發展貢獻大半生黃金時間，成為香港基督教和殖民地時代的婦女歷史內容，然而以往本港婦女運動史記載不多，藉此作補足。

工商界研設扶貧基金

工商界研設扶貧基金 「洗負面形象」

【明報專訊】隨覑香港貧窮懸殊日益嚴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直指工商界的批評亦愈來愈多，更是衍生其他政治問題的根源。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透露，工商界正醞釀成立一個基金，幫助政府安全網保障不到的弱勢社群，一來回饋社會，二來可以為工商界「洗底」、改善普羅大眾對他們的負面看法。

至於此舉是否有助商界為參選「洗底鋪路」，田北俊並沒有透露。他昨日出席商台節目《左右大局》時稱，今年初公、社兩黨提出「5區公投」，令人感到社會分化嚴重，因此有商界主動找他建議成立基金，為社會弱勢提供援助，例如為求學青年提供免息貸款、資助長者醫療券的上限增加至千元等，務求透過慈善捐贈令社會更和諧。田北俊說，計劃今年底正式成立基金，每年籌款目標達數億元，因此必須得到工商界的龍頭大公司支持。主持人問是否包括恒指成分股的大企業，他這樣回應﹕「大公司（捐款）銀碼固然多一點，但無論大小、左中右，都希望參與。」

每年籌款目標數億元

田北俊續說，商界普通擔心成立基金或會惹來政治指控，因此基金會以跨黨派形式運作，他只擔當「中間人」連繫各黨派及政府。他直言﹕「我們（工商界）都想彩。」

為免好心做壞事、錯誤分配資源，他們初步傾向基金資助的項目必須得到社會大部分人認同，並經政府相關部門審批和分配。另外，田北俊稱，工商界認為政府應把外匯基金每年投資所得，用於改善民生，而非一味以捍衛港元為由，把外匯基金賺取的利潤全數撥入財政儲備。至於政改問題，田北俊認為傳統功能組別未來可朝「普選區議會」方案的方向改革，即由業界提名、全港普選。他說不願見到泛民因政改四分五裂，而現時立法會工商界已分成多個派別，令政府提出政策時更難「箍票」。

晨曦會被指「待薄」義工

晨曦會被指「待薄」義工
戒毒康復者留島服務 綜援全數捐出

【明報專訊】福音戒毒機構晨曦會近年累積盈餘近千萬元，但有員工投訴該會基層員工工時長、待遇差。投訴人更指晨曦會涉一邊以每月250至3500元的津貼邀請戒毒康復者做全職義工，一面游說義工簽字把每月2000多元綜援金全數捐給該會，有剝削之嫌。社署發言人表示，關注「義工疑失綜援金」的指控，指會調查是否屬實。

晨曦會發言人回應否認員工薪酬偏低，又強調駐島義工待遇不差，因可獲免費食宿，奉獻綜援金全屬自願。不過，有學者質疑，社署容許義工把綜援金自動轉帳成戒毒機構收入做法不妥，望社署檢討。

指食宿免費 會方否認待遇差

在晨曦島設戒毒中心的晨曦會，截至2009年3月累積盈餘954萬元，加上去年太子道西311D地下的會址以950萬元高價出售，該會遂可於今年斥資1500萬在鴨寮街買入新會址。但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員工指出，晨曦會工資偏低，不少前線員工每周約要駐島至少3天，月入卻僅7000至萬多元不等，令流失率高。

留島禁打電話 犯錯削津貼

晨曦會註冊社工雖然入職薪酬達1.3萬，但每周要工作6天兼不時要駐島多達4天，「上班前原以為每周工作44小時，但實際卻要返近50小時……」有晨曦會前社工指不少同僚和他一樣，不足半年便捱不住辭職。

另有女員工則指出，晨曦會會邀請已完成一年戒毒計劃的康復者，在島上做全職義工。義工每周要在島上留6天，除假日外不得返家或致電家人，恍如斷六親，而全職義工新加入的首3個月，每月僅得250元津貼。雖然晨曦會稱會每隔3個月調整津貼一次，義工入職2年後每月津貼最高可達3500元，但有女員工指不時都有義工因犯小錯被削津貼。

戒毒期間代領綜緩 戒後續收

曾在晨曦島戒毒及當義工共3年的阿威，指2006年10月到晨曦會戒毒時被要求簽字「代你申請綜援，當作支付島上食宿」，但對方沒交代綜援金有多少。記者代阿威向社署查詢才證實，晨曦島每月都藉自動轉帳從阿威身上取得2300元綜援金，即使在阿威完成戒毒、改當全職義工的2年期間，晨曦島仍繼續拿走綜援金（2年共涉5.52萬元）。

有前女職員指不少義工與阿威一樣每月奉上全數綜緩金，但她質疑屬剝削及不合理﹕「晨曦會從義工身上拿走的綜援金，怎能多過發給義工的津貼？」

晨曦島有42名政府資助戒毒名額，但戒毒者只有33人，另有8人為「過來人」義工。晨曦會08/09年度約884萬元收入中，約四分三來自社署。社署發言人稱，在整筆撥款津助下，受助機構員工薪酬由機構自行決定，社署不干涉。但社署關注有康復者被指擔當廉價勞工以及綜援金疑被拿走的指控，故將聯絡投訴人及調查。

晨曦會發言人強調絕無聘廉價勞工，因該會與義工沒有僱傭關係，又強調義工除享津貼外亦獲免費食宿培訓，至於員工薪酬約由6000至3萬元，並不算低，總幹事葉陳幔利則每月獲3萬元津貼。

據土地註冊紀錄，晨曦會創辦人陳保羅（葉陳幔利父親）過去兩年曾出售兩個位於晨曦會會址樓上及毗鄰大廈的物業，獲利共1500萬。晨曦會指此乃陳氏私人投資，與該會無關。

明報記者 陳志偉 黃雄 陳嘉婉

中國勞工自發抗爭

孔誥烽﹕中國勞工自發抗爭值得聲援

【明報專訊】最近中國各地出現新一波勞工抗爭，當中有工人向媒體表示對官方工會不信任，希望成立獨立工會。外國媒體一聽獨立工會，即熱血沸騰，聯想到波蘭團結工會和1989年北京的工自聯。《紐約時報》更出現了一篇十分有紐時特色、標題比內容誇張十倍的報道，題為〈獨立勞工運動在中國沸騰〉（An independent labor movement stirs in China）。

中共近20年來一直以最高警戒看待任何獨立於黨國體制之外的組織。自發的個別行動無論怎激都可能被容忍，但一出現具規模的組織化，就算主張溫和，也會被強力鎮壓。在此大格局生變之前，各地勞工抗爭恐怕要讓一廂情願的西方看客失望。但這並不代表散於各地的野貓式抗爭一無是處。要正確理解現時中國勞工抗爭的巨大潛力，便要先了解中國勞工在當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中國發展模式中的特殊位置。

中國將是未來工運新高潮中心

西方學界近年流行一個「工人運動已死」論，認為全球化令工業資本遷移，發達國去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則處處是溫馴奴工。工人運動因此失去動能，慢慢退出歷史舞台。不過研究世界勞工運動史的Beverly Silver在其獲獎無數的Forces of Labor 一書中，以及在幾篇後續論文中，指出世界勞工運動發展呈有起有伏長周期，勞工抗爭的地理中心也時時轉移。現時世界工運的低潮，可能是新一浪高潮的前夜，而中國將會是任何未來新高潮的中心。

馬克思曾言，工人鬥爭升級和資本間競爭加劇，都會令產業利潤受到蝗ㄐA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甚至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馬克思的預言最後沒有實現，是因為他低估了資本通過地理遷移來解決利潤率下降的能力。19世紀末開始，歐洲經濟危機重重，結果令歐洲資本向美國轉移，令美國崛起成全球製造業的新中心。

這一轉移令歐洲產業工人運動的結構性議價能力（structural bargaining power）減弱，追不上反共力量的增長，為法西斯崛起鋪路。反之在美國，新興產業利潤豐厚，集中和高度組織化的生產工序則令工人愈來愈容易通過局部抗爭癱瘓整個生產過程，加上掌握新技術的工人不時供不應求，均提高了產業工人的議價能力。活力充沛的工運，於是帶動其他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推動了美國規管車間安全、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的進步立法，乃至後來的新政。

1970年代起輪到美國陷入長期危機，美國產業資本開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尋找更豐厚利潤。這一波的產業遷徙，同樣印證了「資本去到哪裏，工人鬥爭便在哪裏升級」的道理。當初被視為苟活在威權體制下的巴西、韓國工人，均在1970、1980年代走到世界工運的最前線，成為衝擊兩地右翼威權的先鋒。當下全球工業資本向中國集中，是延續了1970年代以來的趨勢。期待中國步巴西、韓國的後塵，出現強而有力的工人抗爭，是自然不過的。

但從20世紀初的美國到20世紀末的巴西、韓國，勞工抗爭最初大都是沒有正規組織領導的自發野貓式罷工。這種抗爭，常常能出其不意地破壞生產秩序與節奏。它能逼資方與政府讓步的能力，往往遠高於後來由正規工會代理、被愛密室談判而不愛群眾力量的老油條領袖壟斷的工運。在世界勞工抗爭史中，自發抗爭其實才是帶來進步改革的真動力。正規工會的崛起，乃這些抗爭的成果而非前提。

自發抗爭是帶來進步改革真動力

此一自發抗爭比工會更有用的觀察，得到資深中國研究學者Dorothy Solinger的印證。她在新書State Gains, Labor Losses 中指出，墨西哥、法國與中國在1980後同樣在全球化壓力下搞私有化和減低勞工保障，但墨西哥和法國的工會不是與執政精英過從甚密，一味幫政府打壓工人，便是在戰後幾十年比較照顧勞工權益的福利國體制下失去了戰鬥本能。平時依賴慣工會的工人群眾，因此在新形勢下束手無策。

反而在中國，官方工會在廠房的控制力與公信力一向不高，所以工人一遇到問題便傾向起來自發抗爭。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其實已經歷過一波比一波大的勞工抗議潮。這些抗議鮮為媒體報道，但據Solinger的觀察，卻極為有效。不單工人的即時要求常獲接納，急於維穩和保經濟的各級政府，也在抗議潮的壓力下被迫改善勞工福利。2008年的新勞動合同法，其實是十幾年來各地自發勞工抗爭的最大戰利品。

勞工抗爭長遠有利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勞工擁有巨大的議價能力，除了因為其身處世界工廠的戰略位置和擁有中國經濟火車頭操作員的身分，還因為他們提高工資的要求，與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合。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後，都十分依賴出口。國務院一直強調減低出口依賴，但講了10多年，都未見起色。中國長期依賴出口的其中一個主因，是私人消費增長一直追不上產能增長，令過剩的產能只能靠出口去消化；而私人消費增長滯後，則是因為工資佔國民產值的百分比一直下降，從1997年的52.8%降到2007年的39.7%。

不少中央政府官員與智囊，近年已開始明白，若要中國成功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成較成熟的消費帶動型經濟，便非提高工資佔GDP比重不可。在最近一波勞工抗爭出現之前，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便發表文章，斷定「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建議』大幅度提高廣大群眾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近副總理李克強更在《求是》雜誌重申擴大內需的關鍵是確保「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不過這種建議，一直受到1990年代起在中央呼風喚雨的沿海既得利益集團抵制。勞工抗爭蔓延，在客觀上能反制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為政策調整提供助力，長遠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說抗爭會破壞經濟繁榮，是廢話與謊話。南海本田抗爭剛起時，一位負責勞工保障的高級官員便向國內媒體明言：「希望本田罷工事件推動收入分配改革。」

因此，中國勞工單憑他們的自發抗爭，已慢慢成為一股足以令中國出現深刻社會改革的力量，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發展的朋友聲援。至於這些抗爭長遠會否從自發為主轉變成更有組織的運動，仍有待觀察，但在現階段還暫時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1. 孔誥烽 〈「救緩」美國還是平衡經濟？〉《新華月報》2010年2月上

2. Beverly Silver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Dorothy Solinger 2009. States' Gains, Labor's Losses: China, France, and Mexico Choose Global Liaisons, 1980-200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愛知行研究所」

北京愛滋病維權組織遭迫遷 (10:40)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位於北京的愛滋病維權組織「愛知行研究所」，被業主迫遷，負責人認為是當局打壓。

目前人在美國的愛知行研究所負責人萬延海，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愛知行辦公室租約定明有優先續租權，但屋主強行不再租給愛知行，也拒絕書面說明。

之前，愛知行研究所曾遭警方任意搜查、工商稅務部門稽查騷擾，消防單位多次審查其防火安全，「這顯然是政府的惡意騷擾。」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是民間非牟利組織，主要從事愛滋病防治教育、消除社會歧視和維護弱勢群體權益，前身「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於1994年，2002年9月向北京市工商部門正式註冊。

萬延海表示，今年以來，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多次受到市地方稅務局的稽查，並強制要求提供涉及愛滋病感染者、血友病人、男女同性戀者、少數民族和青少年等大量個人隱私資料。

他認為，愛知行研究所被逼遷事件，是當局作出的新刁難舉動。

由於屋主通知不再續租，要求愛知行限期搬遷，愛知行正考慮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據海外的博訊網稱，中國當局目前正在取締有海外資金援助的非政府民間組織，除愛知行外，北京益仁平中心、無國界愛心、德先生研究所、打工之友等，都是被點名的對象。

報道說，當局的行動是「統一規劃、有備而來」，打壓手法是先斷其經濟來源，再透過稅務、文化主管部門、警方、民政部門「依法」處罰，讓這些雖有熱心律師支持、但難免有不規範之處的NGO組織，知難而退。

（中央社）

中國工會

陳敬慈﹕工會有效運作 中國社會經濟穩定基石
——由內地罷工潮談起

【明報專訊】2010年的5月至今，中國大地興起了新的罷工浪潮。罷工對於中國工人一點也不陌生，2004年到2007年間，珠三角就出現過罷工的熱潮，2004年初，「民工荒」開始在珠三角洲地區出現，媒體開始報道這現實時，一些勞工研究的專家很難相信。學術界還來不及為「民工荒」是否出現進行嚴格的辯論，工人的罷工現象和隨之而來的勞工立法已經吸引了新的注意。

前瞻性的看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4年我開始研究中國移民工的罷工行動。這裏我用移民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一般所稱的農民工，因它更加貼切的形容了工人的來源。事實上，今天在工廠工作的年輕工人，很多都沒有農業生產的經驗。他們的父母一輩，除了少數學到一定技術的，已經被拋出工廠體制，回家種田、打散工或經營小生意去了。我在2005年到2007年間的田野研究以《中國勞工的挑戰—— 全球工廠的罷工和勞動體制的改變》（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為名，將在Roudledge出版。我對移民工的行動主體性表現出樂觀，儘管工人的經驗還是很薄弱，但是他們的集體意識在迅速增強。

在書的最後一章，我提出一些前瞻性的看法，包括：

第一，有效的廠房工會（effective workplace trade unionism），對勞資官三方面都是有利的，是下一步中國勞工問題的關鍵點。這裏所說的有效工會，是在《工會法》的規範下，有能力與企業管理層進行談判的工會。

第二，經濟危機的來臨和新的制度框架（包括新的勞動法規，工會的改革和最低工資的大幅度調動等）將為工人的行動主義帶來新的可能性；

第三，城市工人和移民工之間的分野可能減少和訴求趨於合一。

我將中國工人的罷工放在全球政治經濟脈絡中去分析。2004年到2007年間珠三角中國工人的罷工浪潮，和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是互為因果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後好幾年，外資湧入中國，中國進一步成為跨國企業採購的天堂。當另一方面，西方零售市場的競爭也白熱化了，訂單的價格被壓得愈來愈低，在珠三角的外資廠，為了爭取單位價格很低但是數量很大的訂單，只有兩種策略，第一就是擴張（expansion），包括擴展工廠的規模和開設更多的工廠，第二就是轉移（relocation），將生產基地搬到最低工資和土地成本更加低廉並能提供稅務優惠的地區，或者採用外判，將部分工序判給不規範的小工廠或家庭作坊。成功的工廠當然是兩者都用。

面對罷工潮 政府的回應

「民工荒」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民工荒」無疑提高了工人的市場談判能力，從而鼓勵了他們的信心，透過罷工等集體行動去爭取廠房的談判能力。

中國珠三角工人在2004年到2007年的罷工鬥爭，雖然以半組織或非組織的形式出現，但已經足以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和全球資本的累積帶來很大的挑戰。面對「民工荒」和罷工潮，政府的回應是，提高最低工資和改善勞工法規。前者以深圳特區為例，2004年（610元）到2007（850元）年，最低工資上升了40%，而2001年（574元）到2004年（610元）只是上升了6%。後者包括設立新的法規和更好的執行現行法規，例如2006年開始的基層工會組建運動和2007年到2008年間推出的《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來臨，政府更投入4萬億巨款，提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目標。增長保住了，可是民生和穩定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問題出在4萬億沒有改善結構性的貧富懸殊。2009年，中國的樓市和汽車市場是最旺的，可這和勞動價值的主要創造者、約佔人口六分之一的移民工沒有半點關係。

基層工會地位獲進一步確認

工人浪潮在全國的出現，再次說明只是透過增加公共開支、調升最低工資、簡化勞動爭議處理程式或者強化個體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都已經無法規範勞資關係和保障社會和諧。因為罷工在本質上就是集體的，只有保障工人的集體權益，才能穩定勞資關係、實行有效的管治。值得肯定的是，這一輪的立法中，基層工會的地位是得到進一步地確認，例如《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工會擁有裁員的諮詢權，企業關乎工人工資福利待遇及生產安全等制度的調整需諮詢工會意見，而工廠規章制度也需經工會或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告全廠工人。《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則規定設立「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組成。問題是，雖然在表面上，愈來愈多的企業建立了工會（2006年基層工會132.4萬個，到2009年已達184.5萬個），但這些基層工會都是失效的，最近從本田罷工到富士康的事件中，都不難看到。本田工人提出了改組工會的要求，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回響，說明他們道出了當前中國社會最關鍵的問題。

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從900上調到2000元引起了很多注意。不少評論都說，中國低廉勞動成本的年代將過去。可是，只靠企業單方面地提高工資還是不能長久地帶來和諧的勞資關係和紓緩經濟危機。1920年代，美國福特汽車廠大幅度提高其工人的工資，背後的想法是，當普通工人有購買力消費小汽車，才不會出現汽車產品的供多於求，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危機。可是福特單方面的做法得不到國家機器的配合，不久華爾街股市大跌，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來臨了。一直到羅斯福「新政」的推出，歐美才成功紓緩了危機。「新政」的基石是什麼？就是強化工人的組織權、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和為工人提供福利保障。

目前的中國也一樣，在勞資關係上讓企業工會回歸代表工人和有能力與管理層進行談判的基本功能，在社會福利改革上令非城市戶籍的工人可以在工作地安家樂業，才能帶來新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平衡。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一書作者

領匯監察 | 清潔工人職工會

領匯商場清潔工 時薪參差

【明報專訊】有工會調查發現，九龍及新界各區共56個領匯轄下商場及街市，不同場地的清潔工人最高及最低時薪相差可達55%，以富亨商場清潔工為例，時薪只有18.75元，但順利商場及街市的清潔工最高時薪達29.12元。

領匯監察及清潔工人職工會今年5至6月期間調查了分佈56個領匯轄下商場及街市，以問卷訪問153名清潔工，結果發現「同工不同酬」於領匯商場屢見不鮮，最高時薪清潔工為順利商場及街市的工友，月薪有5300元，工作7小時，時薪達29.12元；富亨商場的清潔工月薪4500元，工作8小時，時薪僅18.75元。

工會希望特區政府在「最低工資」未立法前，嚴格監管轄下外判商遵照工資保障運動的指標，確保工人至少受惠於基本工資保障的水平。

環保觸覺促政府宴會「無翅」

無翅飲宴多部門沒指引
天文台響應 環保署含糊

【明報專訊】近年環保團體大力推動「無翅飲宴」，環團「環保觸覺」早前向56個政府部門發信，了解政府各部門在公務宴會食用魚翅及有否訂立不吃魚翅的指引。在有回覆的14個部門中，僅建築署承認過去1年曾於宴會食用魚翅，但在訂立不吃魚翅指引上，只有天文台於08年2月發出內部通告，明確表示公費款待均禁食魚翅。

環團促「政府高層」帶頭護鯊

除天文台外，規劃署和政府化驗所分別表示「會訂立部門指引」和「正參考資料訂立指引」，但負責維護自然生態的漁護署卻未有回應，甚至有部門表示「不適合」、「不需要」訂立指引。環保觸覺表示，其後環保署代其他政府部門回應，表示會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公約》規定，管制3種鯊魚品種，亦會通過教育宣傳，推廣保育瀕危野生動物，但沒有正面回應其他政府部門是否曾食用魚翅，以及有否訂立內部指引，特首辦公室也只是引用環保署的說法。

環保觸覺認為，要推廣宴會「無翅」，提升保護鯊魚的意識，需要由特首辦、環保署等「政府高層」帶頭做起，盡快訂立停止食用魚翅的指引，並希望政府應主動將所有鯊魚納入本港法例的管制範圍。環保觸覺表示，不食用魚翅，也可以其他素翅或者魚翅瓜代替。

此外，環保觸覺於5月發起「護鯊校園」計劃，去信全港1700間中小學及幼稚園，截至本月11日，共有182間中小學、幼稚園參與計劃，承諾日後所有學校宴會均不會食用魚翅，但亦有少數學校以「食用何類食物是個人意願為由」，拒絕參加。

綠色和平調查

西九屋苑公共設施
每戶電費年達6834

【明報專訊】政府豁免私人屋苑的公用樓面面積，鼓勵發展商興建更多環保和生活設施，卻未有監管耗電量。綠色和平調查發現，西九龍6個受訪屋苑的公共設施全年耗電量，每戶攤分電費金額以曼克頓山最高，每戶每年須分擔6834元電費，較全港住宅用戶平均電費4215元足足高出62％，豪宅住戶變相需要承擔高昂的公用電費支出。

電費較平均高62%

若以屋苑面積計算，每平方米消耗的電力，以宇晴軒最多。綠色和平從該屋苑獲得的資料顯示，去年總耗電量983萬度，相等於每平方米排放了194公斤溫室氣體。其次是每平方米碳排放187公斤的碧海藍天和100公斤的維港灣等（見表）。

環團批政府未規管

現時建築物佔全港耗電量89％，政府擬立法強制商廈公共設備如照明系統及升降機，必須符合能源標準，但私人住宅公用設施耗電卻不受規管。綠色和平今年4月開始，以問卷形式訪問九龍西25個大型私人屋苑。截至昨日，只有6個屋苑願意公開部分數據，例如全年公用設施總耗電量；其他屋苑未有回覆，當中畢架山花園、君匯港和泓景臺更表明不會回應。

綠色和平批評未有回應問卷的屋苑「黑箱燒碳」，公眾以至政府亦無從監察，擔心私人屋苑走上高碳發展道路，加劇氣候變化。回覆問卷的發展商中，只有曼克頓山回覆本報查詢，認為每個物業面積不同，以單位數目推算碳排放量並不準確；相反，以公用樓面面積計算較專業，該屋苑每平方米碳排放量為64公斤，在6 間屋苑之中排名第5，是耗電量較低的物業。

曼克頓山﹕已作碳審計

曼克頓山指出，該屋苑已完成碳審計報告，並制訂全方位節能措施，包括停車場照明設計由雙光管變成單光管、晚上提早關掉裝飾燈、公共地方安裝光度感應器等，預計本年度可節省11％耗電量。

環境局承認，現時沒有法例規管私人住宅公用部分的用電量，又指私人住宅的建築物設計各有特色，住戶的生活習慣和耗能水平均有所不同。

Conference report: Skoll World Forum 2010

Alejandro Litovsky
1 June 2010
Alliance magazine

Can a single social entrepreneur make a dent in the problems we face, given their phenomenal scale? This was one of the questions addressed by the 7th Skoll World Forum held at Oxford's Saïd Business School from 14 to 16 April. The simple answer is: very unlikely. So a series of plenary sessions and workshops brought together entrepreneur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government, media, large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xplore how the solutions proposed by social entrepreneurs could create larger-scale change.

Let me pick out two personal highlights from the sessions. First day: in 『Structuring Collaboration: Mergers, Partnership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entrepreneurs talked about how their networks, which provide access to health and water, are beginning to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delivery infrastructures. I was fascinated to hear Gary Whi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Water.org, who said that more people in Africa have access to mobile phones than to safe drinking water, beginning to ask how they could tap into the mobile network to improve delivery of water. The idea that infrastructures created in parallel silos could be thought of as linked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was definitely a highlight.

A session the following day, 『Oceans in Peril', looked at the alarming depletion of marine life by over-fishing. Particularly arresting was the very immediate and moving way the discussion was illuminated when Jake Eberts, an independent film producer, showed a preview of the new movie Oceans and created a direct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room and the life of the ocean.

Behind the film is Participant Productions, Jeff Skoll's film production company, known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award-winning 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session continued, but one could only wonder whether the key to unlock system change would rather lie in becoming ever more effective at manipulating mass media infrastructures to mobilize emotions on a large scale.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skollworldforum.com

Source: Alliance Magazine

梁寶山︰香港藝術有幾個十年？

梁寶山︰香港藝術有幾個十年？
《信報》，2010年6月7日

記得是2004年，第一次做火炭的研究調查。其時大家仍習慣叫「藝術村」，群聚─cluster這概念還沒有變得時興。當時從我的人脈關係可以找到的單位還不到二十個。翌年，正覷着三揀一的信和主動謀求合作。此後開放日一年比一年大，藝術家、工作室和看熱鬧的人群的數目愈來愈多，政府官員與議員微服出巡……但相熟的朋友每年都重新評估伙炭的壽命─三年、五年、抑或十年，最終風光不再。

不像近年地產經紀，一見面就問你是否藝術家，然後就開天殺價地仆傻瓜。第一代目擊證人，師友之間呼朋引類，明星效應最後促銷焦點，本來是異想天開。十年將至，買入單位擺明在工廈做獨居老人的關晃逝世已經三年，在人流不斷上升的同時，早年的伙炭明星梁志和、冼紈、白雙全、林東鵬閉門謝客─這意味着什麼？許是太過熱鬧，2009年施政報告也來推波助瀾推出扶植六大產業和活化工廈政策。先不論地產商是否活化的最終贏家，但看「官」明查暗訪後仍然脫離藝文工作者辛苦經營的日常現實，雙方覺得對牛彈琴。

活化政策從去年10月出台到今年4月正式實施，工廈用家春江水暖鴨先知。 2010年1月觀塘有band房集中地被相中落釘，不相識的觀塘band仔來電說道要幫忙。同樣有十年歷史的band仔群聚，想整理出一個整體狀況。調查不作猶自可，做了出來真是非常驚人。常以為表演藝術因有票房收入維持，藝文工作者的經濟及社會狀況應不比視覺藝術邊緣。誰料出來的結果是─觀塘群聚平均月入不到10000元）伙炭是 15000元）；學歷過半數在中學（火炭是大學，甚至逐漸上升到研究院）；七成人個人攤分月租在1000元以下（火炭是1500元） 。

市場的迷思

縮減工業用地，其結果只會是推高租金售價，怎會是不升反降？何況活化的現眼報，除了是業主倍數加租（好戲量被加一倍租），還有有錢都無得租（觀塘Live House Hidden Agenda正是如此），和有能者推高售價（華聯舊樓千尺單位被推到120萬）。政府再來的回應就是，那大家應搬去活化後的工貿大廈，那裏既合乎土地用途消防規格─啊！真是何不食肉糜？幾次問卷調查所得，藝術家之所以落戶工廈，是因為租金便宜而且規模合用。南區那幾幢「活化」大廈，門檻是10元一呎。就連香港畫廊大哥大漢雅軒，也仍然選擇落戶長沙灣工業區，其他有心無金的個體戶和擠迫戶就更可想而知。藝文工作者在西九時代未曾翻身已碰頭，清貧藝術家柴米油鹽的小數目，關鍵都在一千幾百塊，租金升20%都足以致命。何況現有的幾宗活化申請，不是升呢為酒店便是商廈。

以土養文

2月20日遊行路經油街，這幢丟空十年的政府物業仍在勾地表中。從油街安置到牛棚的團體從原初的「？」個到了現時只剩下五個活躍團體與個別租戶。我想仝仁另一個着火位，是幾個群聚在一毫子資助也沒有拿的情況下幹出了成績，是否因為我們都在體制之外因此不被承認？難道那些仍在空中樓閣的西九、警察宿舍、域多利監獄才算是群聚？真心扶植創意及文化產業，怎麼不從已有的基礎做起？

要藝術家跟官府擺大道理不是易事，不同藝術媒界、區域生態的藝術界在這幾個月間守望相助開列出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議，然而支薪的政策官員仍是原地踏步，提不出良好意願與政策來。在與藝術家散漫的會議裏，我高興深明大義的朋友沒有一個喊出要求政府租金資助。租金資助只會進一步推高市場，而且審批程序肯費時失事。政府閒置空間多的是，古蹟門檻太高，但還有無數被殺校舍、房署廠廈甚至林林種種的宿舍。何不以類似台灣的方式開列清單供藝文團體，尤其小型團體甚至個人租用？以馬藝中心成立時超額六倍認租推算，我們的需求起碼是一千個小型單位。

規劃不能迴避市場

上周來港的Kunzmann，認為創意城市的必經流程，是群聚子有又子子又生孫，一個群聚飽和了便會向城市四方蔓延，遲早區區有睇頭。但他沒有說明身城市的草根原居民以至藝文工作者的辛酸。

有伙炭的後來者明言落戶伙炭，只為一年一度的開放日，但有年輕藝術家不止一次在開放日後便收到業主來電說單位被人相中，被高價收購，而買家自稱是藝術家。研究調查顯示，群聚的協同效應更多是一種主觀願望與想像，落了戶不等如入了場─問火炭藝術家最近一年最能在事業上幫忙發展的三個人是否在火炭？半數人的答案是零。「場」倒眾人推─近年火炭開放日除了只是人流每創新高之外，普及之餘未見提升，到頭來只是漁人得利。視文化藝術為工具的政策制定者與地產商當然樂見群聚開枝散葉，但真正視文化藝術為目的與價值，並了解其生態的會明白能夠跑出走紅的藝術家只是冰山一角，搞興個場，不單要有名星，更要有不求聞達卻樂在其中的工作者，而且後者永遠是大多數。沒有後者的捧場（make the scene），展覽演出門庭冷落。

如何留住最好的時光？能夠讓真正的用家安居樂業是關鍵。同樣以紐約為榜樣的 Tom Angotti在New York On Sale指出問題的核心是，我們必須正視自由市場。正在清洗城市的混雜多元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有意的規劃結果─因為規劃竟然迴避了決定土地運用的最強力玩家房地產。要掀破自由市場的迷思，必須要使用土地而不是炒賣土地的用家參與規劃，最好的時光才有望能夠留住。（作者為工廈藝術家關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