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會

陳敬慈﹕工會有效運作 中國社會經濟穩定基石
——由內地罷工潮談起

【明報專訊】2010年的5月至今，中國大地興起了新的罷工浪潮。罷工對於中國工人一點也不陌生，2004年到2007年間，珠三角就出現過罷工的熱潮，2004年初，「民工荒」開始在珠三角洲地區出現，媒體開始報道這現實時，一些勞工研究的專家很難相信。學術界還來不及為「民工荒」是否出現進行嚴格的辯論，工人的罷工現象和隨之而來的勞工立法已經吸引了新的注意。

前瞻性的看法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4年我開始研究中國移民工的罷工行動。這裏我用移民工（migrant workers），而不是一般所稱的農民工，因它更加貼切的形容了工人的來源。事實上，今天在工廠工作的年輕工人，很多都沒有農業生產的經驗。他們的父母一輩，除了少數學到一定技術的，已經被拋出工廠體制，回家種田、打散工或經營小生意去了。我在2005年到2007年間的田野研究以《中國勞工的挑戰—— 全球工廠的罷工和勞動體制的改變》（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為名，將在Roudledge出版。我對移民工的行動主體性表現出樂觀，儘管工人的經驗還是很薄弱，但是他們的集體意識在迅速增強。

在書的最後一章，我提出一些前瞻性的看法，包括：

第一，有效的廠房工會（effective workplace trade unionism），對勞資官三方面都是有利的，是下一步中國勞工問題的關鍵點。這裏所說的有效工會，是在《工會法》的規範下，有能力與企業管理層進行談判的工會。

第二，經濟危機的來臨和新的制度框架（包括新的勞動法規，工會的改革和最低工資的大幅度調動等）將為工人的行動主義帶來新的可能性；

第三，城市工人和移民工之間的分野可能減少和訴求趨於合一。

我將中國工人的罷工放在全球政治經濟脈絡中去分析。2004年到2007年間珠三角中國工人的罷工浪潮，和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是互為因果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後好幾年，外資湧入中國，中國進一步成為跨國企業採購的天堂。當另一方面，西方零售市場的競爭也白熱化了，訂單的價格被壓得愈來愈低，在珠三角的外資廠，為了爭取單位價格很低但是數量很大的訂單，只有兩種策略，第一就是擴張（expansion），包括擴展工廠的規模和開設更多的工廠，第二就是轉移（relocation），將生產基地搬到最低工資和土地成本更加低廉並能提供稅務優惠的地區，或者採用外判，將部分工序判給不規範的小工廠或家庭作坊。成功的工廠當然是兩者都用。

面對罷工潮 政府的回應

「民工荒」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民工荒」無疑提高了工人的市場談判能力，從而鼓勵了他們的信心，透過罷工等集體行動去爭取廠房的談判能力。

中國珠三角工人在2004年到2007年的罷工鬥爭，雖然以半組織或非組織的形式出現，但已經足以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和全球資本的累積帶來很大的挑戰。面對「民工荒」和罷工潮，政府的回應是，提高最低工資和改善勞工法規。前者以深圳特區為例，2004年（610元）到2007（850元）年，最低工資上升了40%，而2001年（574元）到2004年（610元）只是上升了6%。後者包括設立新的法規和更好的執行現行法規，例如2006年開始的基層工會組建運動和2007年到2008年間推出的《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來臨，政府更投入4萬億巨款，提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目標。增長保住了，可是民生和穩定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問題出在4萬億沒有改善結構性的貧富懸殊。2009年，中國的樓市和汽車市場是最旺的，可這和勞動價值的主要創造者、約佔人口六分之一的移民工沒有半點關係。

基層工會地位獲進一步確認

工人浪潮在全國的出現，再次說明只是透過增加公共開支、調升最低工資、簡化勞動爭議處理程式或者強化個體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都已經無法規範勞資關係和保障社會和諧。因為罷工在本質上就是集體的，只有保障工人的集體權益，才能穩定勞資關係、實行有效的管治。值得肯定的是，這一輪的立法中，基層工會的地位是得到進一步地確認，例如《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工會擁有裁員的諮詢權，企業關乎工人工資福利待遇及生產安全等制度的調整需諮詢工會意見，而工廠規章制度也需經工會或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告全廠工人。《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則規定設立「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組成。問題是，雖然在表面上，愈來愈多的企業建立了工會（2006年基層工會132.4萬個，到2009年已達184.5萬個），但這些基層工會都是失效的，最近從本田罷工到富士康的事件中，都不難看到。本田工人提出了改組工會的要求，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社會回響，說明他們道出了當前中國社會最關鍵的問題。

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從900上調到2000元引起了很多注意。不少評論都說，中國低廉勞動成本的年代將過去。可是，只靠企業單方面地提高工資還是不能長久地帶來和諧的勞資關係和紓緩經濟危機。1920年代，美國福特汽車廠大幅度提高其工人的工資，背後的想法是，當普通工人有購買力消費小汽車，才不會出現汽車產品的供多於求，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經濟危機。可是福特單方面的做法得不到國家機器的配合，不久華爾街股市大跌，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來臨了。一直到羅斯福「新政」的推出，歐美才成功紓緩了危機。「新政」的基石是什麼？就是強化工人的組織權、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和為工人提供福利保障。

目前的中國也一樣，在勞資關係上讓企業工會回歸代表工人和有能力與管理層進行談判的基本功能，在社會福利改革上令非城市戶籍的工人可以在工作地安家樂業，才能帶來新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平衡。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一書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