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自發抗爭

孔誥烽﹕中國勞工自發抗爭值得聲援

【明報專訊】最近中國各地出現新一波勞工抗爭，當中有工人向媒體表示對官方工會不信任，希望成立獨立工會。外國媒體一聽獨立工會，即熱血沸騰，聯想到波蘭團結工會和1989年北京的工自聯。《紐約時報》更出現了一篇十分有紐時特色、標題比內容誇張十倍的報道，題為〈獨立勞工運動在中國沸騰〉（An independent labor movement stirs in China）。

中共近20年來一直以最高警戒看待任何獨立於黨國體制之外的組織。自發的個別行動無論怎激都可能被容忍，但一出現具規模的組織化，就算主張溫和，也會被強力鎮壓。在此大格局生變之前，各地勞工抗爭恐怕要讓一廂情願的西方看客失望。但這並不代表散於各地的野貓式抗爭一無是處。要正確理解現時中國勞工抗爭的巨大潛力，便要先了解中國勞工在當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中國發展模式中的特殊位置。

中國將是未來工運新高潮中心

西方學界近年流行一個「工人運動已死」論，認為全球化令工業資本遷移，發達國去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則處處是溫馴奴工。工人運動因此失去動能，慢慢退出歷史舞台。不過研究世界勞工運動史的Beverly Silver在其獲獎無數的Forces of Labor 一書中，以及在幾篇後續論文中，指出世界勞工運動發展呈有起有伏長周期，勞工抗爭的地理中心也時時轉移。現時世界工運的低潮，可能是新一浪高潮的前夜，而中國將會是任何未來新高潮的中心。

馬克思曾言，工人鬥爭升級和資本間競爭加劇，都會令產業利潤受到蝗ㄐA導致資本主義危機，甚至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馬克思的預言最後沒有實現，是因為他低估了資本通過地理遷移來解決利潤率下降的能力。19世紀末開始，歐洲經濟危機重重，結果令歐洲資本向美國轉移，令美國崛起成全球製造業的新中心。

這一轉移令歐洲產業工人運動的結構性議價能力（structural bargaining power）減弱，追不上反共力量的增長，為法西斯崛起鋪路。反之在美國，新興產業利潤豐厚，集中和高度組織化的生產工序則令工人愈來愈容易通過局部抗爭癱瘓整個生產過程，加上掌握新技術的工人不時供不應求，均提高了產業工人的議價能力。活力充沛的工運，於是帶動其他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推動了美國規管車間安全、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的進步立法，乃至後來的新政。

1970年代起輪到美國陷入長期危機，美國產業資本開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尋找更豐厚利潤。這一波的產業遷徙，同樣印證了「資本去到哪裏，工人鬥爭便在哪裏升級」的道理。當初被視為苟活在威權體制下的巴西、韓國工人，均在1970、1980年代走到世界工運的最前線，成為衝擊兩地右翼威權的先鋒。當下全球工業資本向中國集中，是延續了1970年代以來的趨勢。期待中國步巴西、韓國的後塵，出現強而有力的工人抗爭，是自然不過的。

但從20世紀初的美國到20世紀末的巴西、韓國，勞工抗爭最初大都是沒有正規組織領導的自發野貓式罷工。這種抗爭，常常能出其不意地破壞生產秩序與節奏。它能逼資方與政府讓步的能力，往往遠高於後來由正規工會代理、被愛密室談判而不愛群眾力量的老油條領袖壟斷的工運。在世界勞工抗爭史中，自發抗爭其實才是帶來進步改革的真動力。正規工會的崛起，乃這些抗爭的成果而非前提。

自發抗爭是帶來進步改革真動力

此一自發抗爭比工會更有用的觀察，得到資深中國研究學者Dorothy Solinger的印證。她在新書State Gains, Labor Losses 中指出，墨西哥、法國與中國在1980後同樣在全球化壓力下搞私有化和減低勞工保障，但墨西哥和法國的工會不是與執政精英過從甚密，一味幫政府打壓工人，便是在戰後幾十年比較照顧勞工權益的福利國體制下失去了戰鬥本能。平時依賴慣工會的工人群眾，因此在新形勢下束手無策。

反而在中國，官方工會在廠房的控制力與公信力一向不高，所以工人一遇到問題便傾向起來自發抗爭。中國自1990年代以來，其實已經歷過一波比一波大的勞工抗議潮。這些抗議鮮為媒體報道，但據Solinger的觀察，卻極為有效。不單工人的即時要求常獲接納，急於維穩和保經濟的各級政府，也在抗議潮的壓力下被迫改善勞工福利。2008年的新勞動合同法，其實是十幾年來各地自發勞工抗爭的最大戰利品。

勞工抗爭長遠有利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勞工擁有巨大的議價能力，除了因為其身處世界工廠的戰略位置和擁有中國經濟火車頭操作員的身分，還因為他們提高工資的要求，與政府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合。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前後，都十分依賴出口。國務院一直強調減低出口依賴，但講了10多年，都未見起色。中國長期依賴出口的其中一個主因，是私人消費增長一直追不上產能增長，令過剩的產能只能靠出口去消化；而私人消費增長滯後，則是因為工資佔國民產值的百分比一直下降，從1997年的52.8%降到2007年的39.7%。

不少中央政府官員與智囊，近年已開始明白，若要中國成功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型成較成熟的消費帶動型經濟，便非提高工資佔GDP比重不可。在最近一波勞工抗爭出現之前，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便發表文章，斷定「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建議』大幅度提高廣大群眾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最近副總理李克強更在《求是》雜誌重申擴大內需的關鍵是確保「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不過這種建議，一直受到1990年代起在中央呼風喚雨的沿海既得利益集團抵制。勞工抗爭蔓延，在客觀上能反制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為政策調整提供助力，長遠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利。說抗爭會破壞經濟繁榮，是廢話與謊話。南海本田抗爭剛起時，一位負責勞工保障的高級官員便向國內媒體明言：「希望本田罷工事件推動收入分配改革。」

因此，中國勞工單憑他們的自發抗爭，已慢慢成為一股足以令中國出現深刻社會改革的力量，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發展的朋友聲援。至於這些抗爭長遠會否從自發為主轉變成更有組織的運動，仍有待觀察，但在現階段還暫時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作者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中國政治與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


■延伸閱讀

1. 孔誥烽 〈「救緩」美國還是平衡經濟？〉《新華月報》2010年2月上

2. Beverly Silver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Dorothy Solinger 2009. States' Gains, Labor's Losses: China, France, and Mexico Choose Global Liaisons, 1980-200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