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ood Lab 共享經濟系列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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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和共享社區這樣的詞彙在過去兩三個月開始逐漸成爲人們熟知乃至常用的一個詞彙。但是半年前，這類詞彙還只是停留在學者的論文和部分行動者的詞典裏。Good Lab 從八月初開始，一連舉辦了五場講座，再加上十二月香港首次以「共享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前後經歷了半年時間。

共享經濟作爲一個議題，亦開始從學者的書堆裏走進社區，成爲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此趨勢。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趁2014年年底到來之際，一起回顧這一思潮的由來、發展以及它對香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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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國 The Atlantic 雜誌刊登題爲《寧靜的革命》的文章，介紹了當時才開始零星出現的共享經濟案例。

2013年，英國 The Economist 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紹了在歐美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浪潮。

今年4月，由鄒崇銘、黃英琦以及阮耀啟三人合編的《共享城市》以及《共享香港》上下兩冊書正式上市。圖書上市不久，「共享香港」就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場ShareFest活動，吸引了數十人參加。

而與此同時，美國共享經濟最爲著名的兩家企業 AirBnB 和 Uber 也相繼進入香港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策劃了前後五次講座，圍繞「如何讓香港成爲共享城市」這個主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共享經濟踐行者，去探討如何在都市裏找到共享空間；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實現共享；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共享，以及如何在社區的層面推動共享社群的出現。

先後有超過400人次參加了這一系列的講座，亦有超過一千人次在網上觀看了這一系列講座的短片。

11月，Good Lab 更組織首爾社會創新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共享經濟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狀況。

12月，第一次共享經濟HACKATHON於Good Lab舉辦。是香港首次此類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參加者，最終有三支隊伍脫穎而出，他們分別是在社區推動共享、在都市角落開拓新共享活動空間以及借助手機APP幫助基層婦女找到更多合作空間。

系列活動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看到了人們對共享經濟這個話題的極大興趣，看到了來自商界以及民間不同的共享經濟之實踐，更看到了香港發展共享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但最終共享經濟是否能夠形成大氣候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坐言起行，方會有所進展。在此，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下問題：

•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當中實踐共享？
• 如何讓共享行爲惠及老人和小孩，而不只是熟唸技術的年輕世代？
• 如何修訂現行法例，使之更有利共享經濟的發展？
• 政府是否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
• 如何與國際潮流走到一起，思考香港如何引領下一波共享創新？

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卻並不簡單。Good Lab 在2015年將繼續與你一起關注共享經濟的發展，更希望你可以身體力行，成爲答案的一部分（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如何量度？ 應否量度？

阮耀啟博士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刊於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生活誌》No.001 Jan-Apr 2015)

聖雅各福群會一直以來都植根於灣仔，以社區為本開展各式服務，一些社區發展項目如時分天地、土作坊，以及正在籌備中的藍屋項目等，都以建設社區和服務街坊為目的，為社區創造金錢以外的社會價值。

我們偶爾會問，這些社會價值是否能以金錢去量度？將金錢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又是否合適呢？

就著這個問題，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下稱「學會」）與土作坊合作，為土作坊量度並計算它的「社會投資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嘗試將土作坊所創造的社會價值量化及貨幣化，讓管理者和其他持份者都能更深入理解土作坊作為一所社會企業是如何通過各式資源投入以創造社會價值。

SROI的理論框架包括以下七項原則：
1. 持份者的參與 （Involve stakeholders）
2. 理解發生的變化（Understand what changes）
3. 為關鍵成果估值（Value the things that matter）
4. 僅納入重要事項/信息（Only include what is material）
5. 不誇大成果（Do not over-claim）
6. 保持透明公開（Be transparent）
7. 審核結果（Verify the result）

在這七項原則背後所包含的，是所有機構的管理者都要好好思索的一系列問題，當中包括：
- 我們的項目成果是什麼？
-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 這些成果產生的幅度有多大？
-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著力的去管理（並為成果問責）？
-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活動中作出選擇？
-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回到文章提到的另一個疑問：我們應否以金錢或將貨幣符號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SROI能幫我們計算出一個比率，例如5：1，其意思是每投入一元，就能產生五元的回報；但學會經常強調，SROI並不是一個數字或比率，而是一個關於項目如何創造社會價值的故事。當我們用心的去問以上詳列的九個問題時，SROI已不再是一套計量的工具，它更像是一套可以供不同組織都能共同使用的「社會價值會計準則」（social value accounting framework），無論你的機構選擇使用何種方法或工具去量度你的社會影響和效益，一個負責任的管理者都要認真回答以上九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影響評估並不是要計算一個回報率以取悅投資者或爭取某基金會的撥款支持，而是所有負責任的機構的內部管理系統都不能忽視，用以了解資源運用和實行「影響力管理」（impact management）的管理思維。只有當管理者開始將其注意力及適當的資源投放於社會影響評估，她們才算真的已在思考「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以產生最大的社會影響」這問題。

回說土作坊的SROI研究，研究的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當中最富挑戰性而又是最有趣的，是要為土作坊各式各樣的社會成果估值，例如評估工友在參加土作坊的工作團隊後各方面的轉變、為土作坊供應新鮮有機蔬果的本地農夫的轉變、讓灣仔街坊非常方便的去購買本地出產有機蔬菜的價值，以至能維持本土農業生產的社會效益等等。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也能讓學會作進一步思考，就像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法為成果做估值、如何能縮短評估所需的時間，以及如何能為一個機構的眾多項目同時進行評估等等。我們都知道，若然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是過於困難的話，最後也是無法普及，但就如大多數紮根社區的項目一樣，在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上，我們也只能透過實踐去尋找可行的道路，土作坊SROI的研究就為本地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行出重要一步！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Thursday, January 8, 2015 - 12:00pm

https://3blmedia.com/News/Building-Standard-Practice-SROI

In November 2014, the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International Network merged with Social Impact Analysts Association (SIAA) to form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 This i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as the two organizations had strong visions of putting social value on the agendas of government, corporate, and social profit worlds internationally. It is also exciting because part of SVI’s vision is to have broad and rich conversations of how to value social outcomes, communicate that value to key stakeholders, and integrate that value into organizations.

That said, one challenge of any emerging management discipline is the need to uphold standards of practice while methodologies are still in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dates back centuries, but it’s only bee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at there’s been a consensus emerging aroun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even today, many in the accounting world say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From SiMPACT’s perspective, the need for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the us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becoming more apparent. In Canada alone, SROI is being used in many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in both small and large organizations.

Ensuring clients are awar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ractice. One thought for consideration for clients of SROI practitioners, would be to ask their consultants how they plan to uphold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the SROI methodology. While there is a need for flexibility in ones approach in SROI, based on the audience we are trying to engage,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even principles are upheld. For example, it’s vital to take steps to avoid over claiming as you focus on the most material outcomes experienced by stakeholders. It’s also essential to ask stakeholders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s ar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unless that stakeholder is unavailable.

SiMPACT looks to 2015 as a year where the SROI Canada Network will grow its database of practitioners seeking to provide a higher quality of service to interest in valuing their social outcome. For a full list of practitioners known to SROI Canada, click here. For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SROI, join us at our next Introduction to SROI training session on January 22, 2015 in Calgary, and January 28, 2015 in Toronto.

[SROI] 當歪論變成畸論

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
鄒崇銘 2015/1/3 — 9:46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如何分析社企營運之道

《EMBA Forum：社企的成功關鍵因素》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空間覺醒的前雨傘運動簡史

小西

轉眼間，「雨傘運動」已踏進第九十三天。雖然，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幾個主要佔領區早已清場，但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又稱「添美村」）至今仍然有人佔領留守，被驅散的各區原佔領人仕，則改以流動佔領的方式（俗稱「鳩嗚」），延續運動。 雨傘運動將如何終結，仍未可知，而在運動期間在民間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大量政治能量，將以何種形式轉化，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雨傘運動對於香港各個領域的影響，可謂劃時代的。

在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筆者曾經在本版撰文指出，這可算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人民最大型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運動，由於佔領行動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運作的暫時打破，在市民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巨大文化慾力，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股巨大的文化慾力，將是任何從政者所不能少覷的。 佔中之後，人民會有新的生活想像，我們都回不去了。」（本版，2014年10月13日）而這股文化慾力最能體現於市民大眾對於空間政治的覺醒與想像。

空間覺醒有段古

事實上，在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各個佔領區，我們都看到市民自發、層出不窮、充滿創意的空間實驗與實踐，無論是軒諾道中的「自修室區」、政總外的連儂牆，還有在佔領期間在公共空間出現過的大大小小藝術創作，無不令人嘖嘖稱奇。 無可否認，雖然香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有效率和自由的城市，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公共空間規管得最嚴的城市，隨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論述之大行其道，香港的城市空間基本上已被高度資本化，你能夠在這個擇競天物的資本森本中擁有多少自由，很多時都得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你口袋裡的錢愈多，你便愈自由，其中包括閑暇與玩樂的自由。

由此觀之， 佔領期間，在金鐘、中環、灣仔等地方工作的OL，之所以在午飯時間跑到金鐘佔領區用膳、散步或「煙break」，甚至有民眾在佔領區放電影與煮食，也就不難理解。這些在公共空間出現的創意行為，正正反映了人民對理想城市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空間覺醒。 然而，「世上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上述的空間覺醒並非始於雨傘運動，它們其實早自九十年代末，隨着新一輪的全面都市化發展而逐漸萌芽。

「城市權利」的啟蒙

當然，若論香港市民近年的空間覺醒，我們一般會上溯至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但其實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得更遠，其中包括自2003年市區重建局公佈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重建項目所引發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政府將以8.64億港元將居屋紅灣半島業權賣回參與發展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發展商打算全面拆卸重建成豪宅，而在環保團體及社會輿論壓力下被逼放棄，2006年西九文娛區計劃在市民一面倒的噓聲中「推倒重來」，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以至近年的關注新界西北發展運動。

究其根本，這一場空間覺醒運動，大概跟千禧年後、新一輪的都市重建的全速開動有關。當然，都市重建並不是千禧年之後才出現的新事兒，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已隨着港英殖民政府的「光榮引退」大計逐步開展。 不過，跟千禧後的都市重建計劃不同， 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權力遠遜於後來的市區重建局，重建舉步艱難，加上當時香港整體發展殷殷向榮，人人看似得利，市區重建對於常民生活的影響還不明顯。然而，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體加速轉型，再加上2001年市區重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並具有更大的法定權力，發展的推土機開始觸及常民的日常生活肌理，而這可算是近年一系列的都市空間運動肇始之基點。

然而，有權力的地方，便有覺醒與反抗，隨着上個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開始對常民日常生活肌理的大舉入侵，市民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開始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脅，於是也造就了近年城市空間運動之遍地開花。

固然，「雨傘運動」最原初的目的，是追求具有廣泛而普遍代表性的民主選舉體制，但民主的實踐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都市空間、生活與文化之打造。由此觀之， 雨傘運動期間所喚起的空間覺醒與實踐，也就其來有自。換言之， 雨傘運動不單是一場追求真普選的政治運動，它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空間覺醒的城市權利啟蒙運動。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2014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