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 Forum：社企的成功關鍵因素》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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