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anuary 04, 2015

[SROI] 當歪論變成畸論

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
鄒崇銘 2015/1/3 — 9:46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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