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陳鳳儀、阮耀啟：社會經濟在香港
——超越主流經濟的多元性實踐
開放時代 2012年第6期
一、引言
這 是最壞的年代，也有可能是最好的年代。滿目創痍的社會，激發了改造社會的良好意願和決心。中國社會走過了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又走過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兩 種經濟模式的病態，都已經完全顯露在人們的眼前。現在，我們又再一次處於社會發展的十字路口。有路口，就有選擇。本文介紹社會經濟在香港實踐過程中的一些 新嘗試，對社會經濟的理念作一點闡述，並介紹兩個具體的個案，來讓大家了解什麼是超越主流經濟的多元性實踐。
2012年我們迎來了國際合作社年，香港的民間組織，像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一樣，都在積極回應，並且付出行動。我們成立了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籌委會，通過一份在香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立場書，在今年聯合國國際合作社年推出《社會經濟政策民間白皮書》。
聯 合國大會已宣布今年為國際合作社年，以突出合作社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特別是對減少貧困、創造就業和社會融合的影響。①此次合作社年的主題為合作社企 業建造更美好的世界，訂下了三大主要目標：第一，提高認識：提高有關合作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所做貢獻的公眾意識；第二，促進發展： 促進個人和機構之間的合作社形成和發展，以解決共同的經濟需求和社會經濟能力；第三，制訂合適的政策：鼓勵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制訂有利於合作的形成和發展 的政策、法律、法規。
通過提高有關合作社的認識，國際合作社年將有助於鼓勵個人和社區對合作經濟的支持和發展。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各國的失業率高企，社會動蕩。2009年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報告指出，由社員擁有的合作社比私人企業具有更高的抗逆能力及持續發展潛力，更能在經濟危機中屹立不倒。②報告指出，經濟全面收縮，私企裁員結業，合作社能夠繼續經營，可保障工人生活，是有效的紓困措施。
二、面臨挑戰的香港社會
國家面臨著過去三十多年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深層社會矛盾，十二五規劃提出在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要加強社會建設，注重以人為本，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兼顧，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回歸後香港社會先後經歷了兩次金融風暴的衝擊，產業空洞化日益明顯，貧困人口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只依靠國內湧進香港的資金及其所帶動的投機炒賣活動維持本土經濟增長，然而通過整體經濟增長以惠及中下階層的涓滴經濟神話破滅，市場被大資本所壟斷，2010年8月香港統計處出版的《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報告指出③，不少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均被大企業壟斷，如快餐業、電訊業、陸路運輸業以及包含超級市場在內的食品、酒類及煙草零售業等，全行業務收入超逾一半均由行內十大企業所佔據，令人關注如小店鋪等社區內生性經濟的生存空間。
香 港社會向上流動空間嚴重萎縮，社會中下層更要承受房地產價格高企及通脹所帶來的惡果，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種種深層次社會矛盾並未得到妥善處理及紓解，香港 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均已達致一個危險的臨界點。面對這些嚴峻的社會挑戰，香港及周邊地區的官員仍只談論如何加強城市競爭力，繼續盲目追求更高的經濟增長，仍 以守舊的GDP發展主義繼續追逐經濟增長，所倡議的經濟政策均不是以人為本。中國社科院2010年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已清楚說明，香港縱使是兩岸競爭力排名最高的城市，社會不穩定因素卻不斷增加，香港人的幸福感指數更處於兩岸500個城市中排名甚低的271位，這說明特區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與服務民眾的終極社會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經 濟發展的目的是要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並不是倒過來要勞動人民為大資本賺取暴利和為個別城市加強競爭力而作出犧牲，經濟發展必須回歸社會。我們提倡發展社 會經濟以填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主張經濟發展不應完全依賴及交托給大企業與大資本，而是應該將經濟活動的規劃重新以市民大眾的福祉作為依歸。推行社會經 濟，當中的要旨應包括：以人為本、立足小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等。
三、社會經濟的基本特徵
美國社會學家、今年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 早在2006年，就提出建設另類社會主義方案的指南針④，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過於依賴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來發展經濟，而國家社會主義又過於依靠國家力量（State Power）調控生產、資源和成果分配， 唯有一種新的經濟模式——社會經濟，才能建立社會力量（Social Power）， 重新把資源分配、生產和再生產，流通和勞動成果的決定權交回勞動人民身上。
社 會經濟，或稱為團結式經濟和社區經濟，是主流市場以外的另類經濟實踐，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通過自我提升以達致經濟生活模式改變的社會運動。⑤有別於 主流市場的運作模式，社會經濟運動極度重視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各種社群關係，提倡社群之間的互助合作及團結精神，反對資本主義只著眼於狹隘個人利益和利 潤的追求。
社會經濟的參與者都有著共同的信念和願景，即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剝削與不公義，這些社會經濟實踐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社會企業、小區貨幣、良心消費、集體購買、小區支持農業、小區內生性經濟、內置金融、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
不 同的社會經濟組織於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這五個不同的經濟範疇內連結不同的社群進行另類經濟實踐，讓不同的群體都能夠直接參與體驗真實的另 類經濟生活，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與實踐，從而改變個人的生活態度並對現存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作出批判和反思。
整 體而言，社會經濟運動的參與者均認同以下共同價值觀：第一，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補：以互助合作的精神替代放任競爭；第二，重視個體與集體：社會公益由人民議 決而非專家所制定，並凌駕利潤與資本累積；第三，經濟公義與社會平等：運動的重點是要為終結各種社會及經濟不公義而進行抗爭；第四，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 對大自然生態系統的敬畏與尊重，是運動中的一個著眼點；第五，民主參與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民主參與須落實於不同社會層次及經濟組織之中；第六，多元發展 及多樣性：相信發展並不是單一，而是可以有眾多不同的路徑，而這些路徑必須由人民作為主體以團結互助及民主參與的精神開創出來。
依據歐洲社會經濟聯盟（Social Economy Europe）所倡議的《社會經濟原則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Economy）， 社會經濟運動的內部守則包括七點：第一，重視個人及社會目標高於資本與利潤；第二，成員的參與必須是開放而自願的；第三，重視社會持份者的參與、由成員民 主管理；第四，業務的營運不僅照顧組織成員和服務用戶的利益，並同時關注公眾利益；第五，維護並著力實踐社群之間的團結精神及相互守責的基本原則；第六， 獨立於公營部門，實行自主管理；第七，盈余的分配大部分用於維持永續發展的目標、服務成員的利益，以及照顧公眾利益。
社 會經濟運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在其內部運作中必須重視以上原則，並持守以上提到的共同價值觀，然而由於不同的社群特點以及在地情況和業務的差異，於具體的經 濟實踐中，社會經濟組織有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價值範疇內作出取舍；面對此情況時，社會經濟的實踐者須持續地通過集體參與及討論，考慮及分析他們所面對的獨特 情況，並根據《社會經濟原則憲章》的規定以民主的程序作出道義決策，以求在不同的社會及經濟價值之中取得平衡。這個民主參與及決策的過程，是社會經濟運動 實踐的重要一環，通過經濟民主的體現，參與者得以自我提升，並續漸改變個人的經濟生活模式以及改變社會。
因 而，社會經濟運動是多元、開放的，又是一統的。不同的社會經濟項目一方面有著多元的目標社群和運作模式，但它們同時又秉持著共同的價值理念，運動的開放性 則在於它要求參與者對社會經濟運動所提倡的不同價值理念進行批判及反思，因社會經濟的實踐往往需要參與者分析不同的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到底應如何取舍，並 最終以互助合作及民主參與作為運動的基礎理念去持續推動整個運動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經濟所依附的不是單一的共同願景（a unified collective vision），而是通過另類經濟生活的實踐，建構一個以參與者為主體的共同塑造願景的過程（a process of collective visioning），以達致個體與制度共同演進的結果。⑥
目前，社會經濟運動已於全球各地展開，在大部分歐洲、南美洲、非洲、亞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都可以找到推展社會經濟運動的團體以及由它們組成的網絡組織。
四、香港社會經濟實踐之一：社區互惠人才市場
社 會經濟作為一種優化的資源分配方式，可將社區內互不相聯的各種經濟成分轉變為利益合作共同體，建立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從而帶動社區乃至更廣區域的經濟 發展。香港一個社區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在這樣的基礎下衍生，它計劃以提升區內個人技巧及發揮個人潛能為目標，讓每一個人均可以分享社區內合作知識 型經濟的成果。
香港鄰舍輔導會沙田服務中心是一所福利機構， 社會工作人員負責策劃和推行扶貧服務， 中心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實踐中的社會經濟例子。現時，計劃內兩百多名婦女，每月為1600多 名長者、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和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陪診、剪發、清潔、起居照顧、維修、計算機培訓、興趣班等支持服務，有效地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及大量的 小區支持服務，同時又創造了另類家庭友善的工作機會，讓未能在主流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人士，能夠參與社會及發揮個人才能，並 借此降低福利依賴，促進自力更新（見圖1）。
根據中心的統計，在參與計劃的兩百多名婦女當中，單親婦女佔約65％，中年失業婦女佔約25％，來港超過七年的婦女則佔約10％。當然，有部分會員同時擁有幾種身份，例如單親又失業，或單親的新來港人士等等。她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於九成的婦女只有中三程度（初中畢業程度）或以下，擁有中五程度 （高 中畢業程度）或以上的婦女不足一成。從參與者的背景，我們知道需要另類工作機會的人士主要是一群低學歷、高齡及無薪酬、全職照顧家庭的婦女，她們難以在現 時工時長、工資低的勞動市場尋求就業，逼於無奈要依賴綜援網。當這些婦女被貼上領綜援那帶有福利倚賴的標簽，她們很難抬起頭做人，加上資源匱乏，她們 參與小區工作的機會就更少了。結果，這些婦女被社會邊緣化，甚至遭到排斥，更難脫離貧窮。
其 實，每一位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的婦女都擁有獨特的才能，也是社會寶貴的人力資源，只是現時的勞動市場把她們排斥在外。只要為這些婦女創造謀生的機 會，她們一樣可以靠自己的雙手為家庭增加一點收入。這些收入或許微不足道，但足以為她們奪回一點經濟自主權，提升家庭的生活質素，增加個人的自尊、自信及 社會參與，從而減少對政府施予的依賴。
事 實上，通過互惠人才市場計劃，這些婦女確實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且富有彈性的服務，甚至滿足了市場未能提供的需要。以剪發合作隊為例，雖然收費方面 是以服務人數計算，每位婦女完成的數目亦各有不同，但她們的薪金是一致的。或許難以想像，有些做事麻利的婦女真的不介意多做一點，另外一些婦女也有空間 慢工出細貨。同時，有經驗的婦女可以教導新人剪發技巧，而新人也會積極學習。一個團隊內可以包容這麼多的人，正是互助服務團隊的意義， 這也反映了她們發展出共同擁有、共同分享合作成果的新社會關係。
另 一個例子是陪診合作隊，同樣是主要由單親家長和新來港婦女組成，一位叫梅的婦女便一直參與至今。她是一位單親婦女，獨力負起照顧三個子女的責任， 大兒子患有地中海貧血症，而她本人也曾患有淋巴癌。在困境中，梅加入了陪診隊伍，希望增加收入外，還能擴大朋友圈子，尋找同路人的支持。在參與的過程中， 梅見證到自己的改變，她說自己學會了多聆聽別人說話，不像以往總要別人聽她說話，也更懂得與人相處、包容別人及與其他成員互相效力。而且，她的子女也認為 媽媽較過往樂觀，衣著不再那麼老土。以往，梅主要依照丈夫的口味穿衣服，領口稍為大一點的衣服均被視作性感，因此她的選擇很有限。現在，她穿衣服不再為了 別人，而是為了表現出自己的喜好及性情。認識梅的婦女都會知道，面對不合理的事情，梅一定不會坐視不理，就算面對中心主任，她一樣會當面拍枱（拍桌 子）。她認為，有時候工作人員不能完全明白婦女工作的感受，因此工作人員應該要傾聽婦女的意見。可貴的是，梅已跳出了服務使用者的身份局限，正以同 工的身份與中心職員一起努力經營，這種突破界限的平等參與，正是社會經濟所提倡的民主決策，讓參與者得以自我提升。這種對於公平、公正的追求，梅坦言大 概基於從小缺乏父母的愛，所以她很在乎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她指出，現在子女都長大了，她的確有空間找一份收入更可觀的全職工作，然而她並非把金錢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在她心目中，能推動計劃內的成員和諧共處、減少紛爭更為重要。事實上，當我們對梅的背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後，實在不難理解這個另類的工作模式為 何如此吸引她，因為這裡是一個充滿關懷平等的地方。在這裡，她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價值；在這裡，她找到了值得讓她去追求的理想。
社 會經濟所嘗試的是一種以非純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交換生活，是一種基於互助關懷的社會關係，強調以小區為本，自下而上地參與及動員，發揮連結各個不同網絡 群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服務其他社群中的成員。不少勞動者擁有的技術及經驗雖被主流市場所排斥，但仍可貢獻小區，甚至轉化為工人之間以互助合作方式維 生。在香港發展小區經濟， 正是改善基層處境的可行出路，近幾年香港一些勞工及小區團體在弱勢社群中組成工人合作社， 或以小區互助方式進行各社群之間的網絡聯系，希望能建立一種超越純粹以經濟利益主導的社會關係。
五、香港社會經濟實踐之二：公平貿易運動與公平點
另一種社會經濟的重要實踐是在消費領域，這個領域一般人比較陌生，在香港，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公平貿易運動與公平點。
世 貿會議在香港召開，可說是香港公平貿易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令很多市民開始思考全球貿易不公平的問題。然而當一星期的會議結束，市民對議題的關 注冷卻下來之後，公平貿易運動又如何能夠植根香港，變成真實可行的經濟實踐？無可置疑的是，要扭轉全球的貿易不公平，是需要世界各地作為消費者的廣大民眾 有所覺醒，經由改變每一個人的消費行為從而逐漸改變整體經濟的運作模式，但在缺乏其他可行選擇的情況下，一般市民只能繼續原有的生活方式，公平貿易運動是 否會迅速被遺忘？可幸的是，世貿會議過後，一些尋求社會變革的種子已散播於香港的土壤，一些個人及團體都繼續尋找邁向經濟公義的進路，並探索另類經濟生活 模式的可能，當中就包括公平點這家推動公平貿易發展的社會企業。
公 平點的創辦人趙善榮喜歡用同行者這個稱謂去形容這些支持公平貿易、維護經濟公義的朋友，他們之中很多也曾經選購公平點的貨品，也可能是公平 點六千多名會員的一分子，但有別於顧客或會員，趙善榮用同行者這個稱謂去稱呼他們，有著獨特的意涵。它可被理解成是進行式，代表著一個 持續不斷的過程，大家在路上一同探索，共同實踐維護經濟公義的終極目標。
（一）從推廣到實踐
每一位同行者參與另類經濟實踐的歷程都不盡相同，趙善榮本人就是在2004年開始他探索公平貿易的旅程。趙善榮原來的職業是計算機網絡工程師，他於2004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踏上旅途，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游歷全球各地，當中有13個月在中南美洲度過。在旅途中，他看到農民和工人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步調下受到嚴重的壓迫和剝削，這使他開始萌生要在香港開展推動公平貿易及引導社會反思全球化的工作。適逢2005年 世貿會議在香港召開，來港參與示威抗議的韓國農民讓香港市民了解到不設限、放任的全球貿易給全球小生產者的生計所帶來的衝擊，社會也增加了對全球化議題的 關注和討論，趙善榮便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於同年年中成立了一個網上平台香港公平貿易網絡，主要在教會及學校做推廣教育的工作。
這 些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回響，但他們很快便面對一個難題：除了公平咖啡（一種咖啡產品，它已是公平貿易產品，由另一個農民合作社生產）外，當時在香港市面上基 本上很難找到其他公平貿易產品，支持經濟公義的市民如何才能參與公平貿易的另類經濟實踐？在朋友的鼓勵下，趙善榮在原來的平台外再成立社會企業香港公平 貿易動力及以品牌公平點做營運，將公平貿易產品由全球各地引入香港，開始了以商業營運為切入點推動公平貿易的旅程。
（二）公平點和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
公平點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不會只關注商業盈利或只著重社會目標，而是要共同達到商業營運和社會使命的雙重目標；可喜的是，公平點的營運模式正好能巧妙地將兩者連結在一起而互不排斥。
公 平點要持續營運並不斷生產社會價值，就要讓更多的本土消費者去購買世界各地小生產者（也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本土的生產者）的產品，協助生產者改善生計； 而另一方面，要更全面地去推廣公平貿易的精神，公平點更多走一步，著力讓購買者了解公平貿易運動，並不應以消費或慈善捐獻的心態去參與，而是 要透徹地去了解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實踐經濟公義，所以對於生產者和購買者雙方來說，參與公平貿易運動其實是一個持續學習和實踐理念的過程。
要 實現這個組織願景，公平點不僅要促成產品的銷售（這只能夠在金錢上幫助生產者），更要在理念層面上讓生產者和購買者雙方都能同時實踐經濟公義，而只有 後者才能真正達到公平點推動公平貿易運動的社會目標。要幫助購買者做到知行合一，公平點會非常清晰地向公眾解釋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如詳細介紹由 世界公平貿易組織（WFTO） 所制訂的《公平貿易運作標准及原則》，讓購買者了解公平貿易標簽背後所承載的意義。這些意義包括：第一，為貧窮及弱勢生產者提供改善生計的機會；第二，運 作及買賣過程具透明度和問責性；第三，持久的貿易關係；第四，給予生產者合理價格；第五，禁止使用童工或強迫勞工；第六，反對歧視、促進性別平等及結社自 由；第七，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第八，提升生產者能力；第九，推廣公平貿易運動；第十，生態環境維持可持續發展。
這 些公平貿易標准的內容，都可以在公平點的宣傳刊物和網站中找到，它們能起到進行最基本宣傳教育的效果。⑦然而，對於這些參與推動經濟公義的同行者 而言，認識這些標准只是學習的起步點；公平貿易作為一個社會運動，需要參與者不斷地學習和實踐，而這也是公平點經常舉辦讀書會與研討會的原因。
（三）產品背後的人與事
公平點在2011年慶祝機構成立五周年，特別出版了紀念特刊，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地生產者的介紹及照片，當中包括中國山西、中國甘肅，以及南亞國家尼泊爾、斯裡蘭卡等地。在山西，公平點踫上了由農村婦女組成的永濟市紅娘手工藝合作社。合作社有200名成員，她們自己種植棉花，利用農閑時間以傳統手工織制土布，再制成布藝產品；山西的生產點是公平點的重要合作伙伴，該項目讓公平貿易運動與農村生產合作運動相連結，產生了更大的社會意義。
公平點在國內的另一合作伙伴是甘肅巧手工作坊，與紅娘手工藝合作社不一樣，工作坊原是一個扶貧項目點，後經由香港的施達基金會作為中介，於2008年 發展成為公平點的一個手工藝品生產點。公平點先向工作坊的婦女們提供多方面協助，提高生產質量並共同研發產品，經過兩年的努力，工作坊的運作漸上 軌道，工作坊不僅成功改善了農村婦女的家庭經濟狀況，更將一部分利潤撥出成立農村小區發展基金，由社員自主管理用於支持小區的持續發展。
在尼泊爾，公平點與非牟利組織尼泊爾婦女技術組織（Nepalese Women Skill Organization）合作，銷售以尼泊爾傳統紡織工藝生產的布袋。該計劃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由原先規模只有十多位婦女的項目，逐漸發展到目前有超過200位社員的規模，參與的婦女不僅被傳授傳統紡織工藝制作技術，更有機會學習管理知識，成為組織的管理者。
（四）重建經濟背後的社會關係
認真去發掘並對待這些隱藏於產品背後的人和事，是公平點營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平點在組織目標上與一些也出售公平貿易產品的商業機構（如目前也有出售少量公平貿易產品的大型超市）所不同的地方。
公 平點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去協助生產者將產品銷售到消費者手中（並從每一宗銷售中賺取利潤及幫助生產者），而是要著力將生產、銷售、消費這三個經濟範疇重新 扣連在一起，讓生產者與消費者再次認識到經濟生活背後所隱藏的社會關係。現代消費主義生活模式，會刻意將經濟生活背後的社會關係隱藏、抹去，甚至消滅掉； 支持公平貿易，就是要讓我們再次學會關懷這些絕不遙遠的社會關係，以及伴隨著這些社會關係的其他，如消費與保育的關係、城與鄉的關係、食物與土地的關 係、人與土地的關係等等。
伴 隨著市民大眾對血汗工廠及食物安全等議題的關注，更多的人已意識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系統所存在的弊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運作模式將生產消費之間的倫理關 係割斷，消費者不必在乎生產者的生計，生產者也不必在乎消費者的死活。然而市民大眾對食物安全等議題的關注可能只是出於自利，公平貿易運動則要提倡經濟公 義，要重建不同個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將 生產、銷售、消費重新扣連在一起，就是要建立起主流貿易以外的產—銷—消網絡，創造真實並且不須依附於主流經濟的另類經濟實踐空間，讓一眾同行者 都可以參與真實的另類經濟實踐，避免將公平貿易看成是一個空洞的圖騰再加以消費，如將它看成是中產品味或樂活一族（LOHAS）的玩意，忽略背後重要的社會意義，甚至任由運動被吸納成為消費主義經濟模式的一部分。
生 活在香港這個高度都市化的資本主義自由社會，市場上的貨品種類繁多，我們好像有很多選擇，然而公平貿易運動卻讓我們清楚看到，置身於香港這個資本壟斷 的經濟體系當中，我們不僅毫不自由，其實很多時候更在有意無意間變成了剝削生產者的幫凶。要在經濟生活中尋找一個公平點，除了要身體力行支持公平貿易運 動，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切切實實地改變生活態度，反對剝削，重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樣我們才可以避免不經意跌進消費公平貿易的迷思之中。
六、社會經濟與政府及市場的關係
香港特區政府要制定以人為本的經濟政策，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應是單一地去考慮如何促進經濟增長，或只著眼於增加個別階層或社群的經濟收入，而是要在不同界別及不同的範疇內大力推動經濟民主，實現社群賦權（social empowerment），即無論是商界或政府，又或是由社會經濟組織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它們都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讓社群參與，監督經濟活動的規劃與運作，並達致賦權的效果。
我們提議，不論是社會經濟的參與者或是廣大市民，都應更積極地參與經濟事務的討論，以多元的方式監督政府及市場的經濟活動，並通過下列不同的路徑於經濟事務上實現社群賦權。
（一）監督商界及企業
由廣大公民社會以不同持份者的身份直接監督企業的運作，或是通過影響政府的施政監督企業運作和對民生有影響的市場經濟活動。
（二）監督政府的經濟功能
由廣大公民社會以公民的身份直接監督政府在規劃資源運用及提供公共服務等各方面的經濟功能，例如由公民直接參與起草制定預算案，及實施由服務提供商和服務使用者共同管理公共服務等措施。
（三）大力發展社會經濟
通過社會經濟運動於不同經濟範疇的實踐，讓廣大市民直接參與另類經濟，創造城市空間及另類市場空間，讓市民可以反思當下經濟制度的弊端，並續漸改變自身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
我們認為在共同推動經濟民主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組織可與政府及商界組織加強聯系，借此引導政府官員及商界人士了解及提升社會經濟所認同的價值觀，使不同界別能夠產生良性互動，而社會經濟的參與者也可著力支持政府及商界舉辦一些與社會經濟價值觀相同的經濟政策和項目。
我們的研究團隊目前正在積極地促進香港社會經濟組織聯盟的發展，並通過這樣一個合作平台，審視現存經濟制度的具體限制， 以尋求突破口推動建立社會經濟的友善環境， 並在新政府進行管治計劃的初階段， 一起把議題帶到公共領域，參與討論， 引發更多的關注和對話。在公共政策方面，我們促請香港特區政府確切理解及接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在不同層面及政策範疇內促進社會經濟項目的發展。一些相關的政策建議包括：
第 一，實踐經濟民主。近年來，特區政府從經濟及民生的角度出發，推出了一些內容與經濟活動相關的社會政策以期改善基層市民的經濟及精神生活，如推動就業融 合、增加社會共融，及強化社會資本等等，但計劃的成績差強人意。我們注意到，無論是政府或是由第三方機構承辦的計劃，項目大都欠缺以持份者為主體的民主管 理系統，而只是由項目官員或機構工作人員負責統籌和執行計劃；我們認為缺乏持份者的民主參與，正是這些項目未能產生更佳效果的其中一個主因，特區政府在未 來進行相關計劃時，應積極落實發展經濟民主，通過社群賦權的實踐以提升這些政策的效果。
第 二，擴大支持社會企業的政策。在現屆政府眾多施政項目之中，與社會經濟運動最有關聯的，是特區政府於過去一段時間持續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我們建議特區政 府可從兩方面著手，繼續推動社企在香港的發展：首先，有鑒於目前香港很多社企的業務在社會目標的定位上都十分模糊，特區政府應大力推廣社會經濟的原則，並 要求社企營辦者承諾遵守《社會經濟原則憲章》，以確保所有社企的業務都能真正達到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效法歐盟國家及加拿大等國 政府以社會經濟的政策框架取代目前比較狹隘的社會企業政策，將社會經濟不同的組成部分，包括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這些不同的經濟範疇的社會經 濟項目都加入成為公共政策的支持範圍，以加快本土另類經濟系統的形成。
第 三，開拓城市空間及市場空間。對於本地社會經濟營運者而言，在高昂的租金及城市更新的壓力下，要在小區尋找空間開展社會經濟項目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近年 落成的公共屋村在設計上都不利於小商販經營，市場由大資本壟斷的情況日益嚴重。特區政府必須在市區重建的政策及公共屋村的設計上作出改善，適當預留額外空 間給予社會經濟營運者使用，而政府同時也應鼓勵其他公營機構騰出商業空間（如一些由大專學院或公立醫院所擁有的物業），讓更多社會經濟營運者可以參與競投 使用。在公共服務的采購政策方面，特區政府更應起帶頭作用，在標書中大幅增加社會回報計分的比重，這樣就可以在不影響公平競爭的原則下讓不同的營運者推出 更具社會效益的經濟項目，同時產生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並能提供更高質素的公共服務。
第 四，改革政府種子基金的運作模式。政府近年成立了多個種子基金，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伙伴倡自強計劃，以及攜手扶弱基金等，借以支持弱勢社群的就業融 合、發展社會企業，以及推行地區性社會經濟活動，這些基金一般都會提供一般不多於三年的短期啟動資金讓民間組織或社企實踐社會福利或小區經濟計劃。我們認 同這些種子基金的理念正確，但基金組織在決策、管治及項目管理上均需要進行改革，以提升基金項目的成效，並確保受資助的項目能符合社會經濟的價值守則。我 們認為，這些基金的運作應全面進行改革：首先，從資金管理及資助決策的角度來看，目前這些基金都選擇以公務員體系配以獨立人士委員會的傳統方式管理，這種 管冶模式的弊端在於基金的資助決策一般都過於保守，未能真正實踐社會創投的理念；另一方面，目前這些基金的管理完全缺乏持份者的參與，並不鼓勵受助的 社群在基金的決策和管治上扮演任何角色，大部分項目在執行時也不重視經濟民主的實踐。要解決多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應考慮將這些基金的管治和運作從政府轉 移至不同的民間中介組織，並可嘗試由多個不同的中介組織以民主多元的方法，再配以社會創投及經濟民主的理念，推動開展大量民間主導的社會經濟計劃，借此實 現社群賦權。
第 五，改革目前的法律框架。目前香港支持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律框架非常落後，雖然社會經濟營運者仍可以運用《公司法》和《信托法》成立社企或其他社會經濟組 織，但這兩部法例並未能照顧社會企業及社會經濟組織的獨特營運方式，容易令公眾混淆，也不利於業界的長遠發展。近年歐美等地都推出了新法例扶持社會經濟的 發展，如英國的《社會公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意大利的《社群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甚至是由民間所推動的《公益企業認證》（The Benefit Corporation B-Corp Certification）， 都可供香港作立法參考。而另一必須盡快處理的法律改革，是自殖民年代已沿用至今的《合作社條例》，該條例原是為方便本地農民及漁民成立合作社而制定，並未 涵蓋其他類型的合作社組織（如工人合作社、婦女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等），這些法律上的遺漏，對合作社運動及社會經濟運動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障礙，也不符合 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特區政府需要盡快修改《合作社條例》，或是參考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制訂新的《社群合作社條例》，以擴大法例所涵蓋的範圍。
第六，進行一次整體性的政策掃描。聯合國大會於2009年12月18日通過64/136號決議，高度肯定了合作社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並宣布2012年為國際合作社年。我們建議特區政府進行一次整體性的政策掃描（a comprehensive policy scan），以全面了解目前各政策局所掌管的政策範疇是否會影響本港社會經濟的發展，並對可能的影響作出評估；特區政府更可通過進行政策掃描來進一步了解目前的社會環境，從而制定出更貼近民心、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打破目前特區政府施政偏向大商家的局面。
七、結語：跨境連結及區域發展的想像
社會經濟運動提倡互助合作，它著重發展在地經濟及社區經濟，但並不排斥跨境的經濟合作及區域性的經濟發展。要推動發展社會經濟，不能忽視與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合作發展的可能。
香港是珠三角地區的重要一員，要持續在香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我們需要考慮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另類經濟發展空間，在恪守社會經濟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尋找加強跨境連結的可能，並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鄉之間互惠互補等問題。
從 理論層次來看，社會經濟是一個全球性、跨區域、跨階層的社會運動，只要認同運動的價值觀及基本理念，全球人民都會被邀請參與其中。我們認為，要探討跨境連 結及城鄉合作等問題，我們首先要摒棄主流經濟論述只著眼於生產分工、成本轉移、競爭優勢等狹隘的經濟思想，而是要從社會經濟運動的價值理念去思考區域發展 的可能。
香 港回歸以來，香港本地輿論不時爭論內地與香港是否應加強融合以及融合的速度是否過快等問題。對於跨境連結以及如何推動社會經濟運動於香港及整個珠三角地區 的發展，我們存在一些疑問：首先，香港跟珠三角地區的社會及經濟長久以來都是聯系在一起的，二戰前後南下來港的南中國移民向國內親友的彙款，間接支持各地 經濟的發展；其後香港工業逐漸遷移至珠三角地區，產業調整雖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但卻要兩地的制造業工人承受沉重的代價，對兩地的工人及社會造成了殘 酷而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跨境連結在歷史及地理上已是不容否定的事實，而應否融合其實並不是問題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探討及批判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是否真的能做到以人為本，經濟連結又是否能做到照顧及提升兩地民眾的社會關係，而不是於區內將生產成本轉移和進行剝削。
內 地與香港融合的速度是過快或過慢，本身也是一個不准確的提問。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出發，我們要考慮的，是要尋找那些能培育兩地社群發展及保護現有社 會關係的區域性經濟活動，並大力推展，然而對於一些破壞社會關係的掠奪性跨境經濟活動，我們就必須予以修正、阻止或改造。社會經濟並不以生產分工或競爭優 勢作為簡單的分析框架或決定因素去選擇經濟的發展模式。在推動經濟民主及互助合作的大前提下，城市之間的互動及城鄉的合作並不是要做到將成本轉移並以此增 加競爭優勢，而是要重新審視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多重社會關係，重建社群之間的信任及經濟公義，以擴大另類經濟的發展空間。
我 們認為，只有推動整個運動在區內的發展，才能給予本土社會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樣的，城市發展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建基於農村的經濟發展。我們生活在香港這 個都市，在大資本的操控及主流市場的運作邏輯下，發展社會經濟的想像其實是有著多重限制的；要超越本身的局限，社會經濟組織者須要認真去探討城鄉鏈接及區 域發展的可能，以期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想像空間。
推展社會經濟運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運動的目標是要鏈接最廣泛的民眾，在香港、內地以至全球各地進行另類經濟實踐，重新審視經濟生活中的社會關係，使積極參與者能夠完成自我改造，成為全球的經濟公民。
社 會經濟以團結的力量取代競爭的力量，創造經濟民主的實踐空間，於不同地域及經濟範疇內實現經濟公義。通過與不同界別的互動合作，社會經濟的參與者一方面著 力擴大社會經濟活動的版圖，另一方面嘗試改造主流市場及公營部門的經濟運作模式；只有當全球更多的民眾能通過另類經濟實踐做出個人改變，社會經濟運動才有 希望扭轉目前主流市場的運作模式，重新建立並孕育良性、非剝削的生產關係及經濟關係。
*本文是《打造新的跨境聯結：香港和珠三角的社會 / 社區經濟， 公共政策研究，2010-2012》（Forging new trans-border links： social/community econom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2010-2013） 研究課題的部分成果。感謝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籌委會所有成員，特別是研究員盧燕儀小姐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的古學斌、嚴海蓉和顧靜華博士。
【注釋】
①參見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zh/events/coopsyear。
②Johnson Birchall and Lou Hammond ketilson， Resilence of the Cooperative Business Model in Times of Crisi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rogramme.
③參見香港政府統計處：《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2010年8月）。報告指出被大企業壟斷的民生行業中，以包括鐵路運輸在內的陸路運輸業及快餐業情況最為嚴重，前者全行收入的72％，由行內十大企業霸佔；後者全行收入的69％亦由行內十大企業佔據。至於包括超級市場業務在內的食品、酒類及煙草零售業亦被大企業壟斷，全行收入的59％由行內十大企業所佔據。
④Erik Olin Wright， Compass Towards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Left Review， Vol. 41， 2006， pp. 93-124.
⑤JK. Gibson-Graham，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Londo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Ethan Miller ， OCCUPY! CONNECT! CREATE!— Imagining Life Beyond The Economy， http：//www.geo.coop/vol-2/issue-10.
⑥參見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Ethan Miller， Solidarity Economy： Key Concepts and Issues， in Kawano， E.， T. N. Masterson and J. Teller-Elsberg （eds.）， Solidarity Economy I： Building Alternatives for People and Planet， Center for Popular Economics， Amherst， 2010。
⑦參見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網站，http：//www.hkfairtradepower.com。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超越主流經濟的多元性實踐
開放時代 2012年第6期
一、引言
這 是最壞的年代，也有可能是最好的年代。滿目創痍的社會，激發了改造社會的良好意願和決心。中國社會走過了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又走過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兩 種經濟模式的病態，都已經完全顯露在人們的眼前。現在，我們又再一次處於社會發展的十字路口。有路口，就有選擇。本文介紹社會經濟在香港實踐過程中的一些 新嘗試，對社會經濟的理念作一點闡述，並介紹兩個具體的個案，來讓大家了解什麼是超越主流經濟的多元性實踐。
2012年我們迎來了國際合作社年，香港的民間組織，像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一樣，都在積極回應，並且付出行動。我們成立了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籌委會，通過一份在香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立場書，在今年聯合國國際合作社年推出《社會經濟政策民間白皮書》。
聯 合國大會已宣布今年為國際合作社年，以突出合作社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特別是對減少貧困、創造就業和社會融合的影響。①此次合作社年的主題為合作社企 業建造更美好的世界，訂下了三大主要目標：第一，提高認識：提高有關合作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所做貢獻的公眾意識；第二，促進發展： 促進個人和機構之間的合作社形成和發展，以解決共同的經濟需求和社會經濟能力；第三，制訂合適的政策：鼓勵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制訂有利於合作的形成和發展 的政策、法律、法規。
通過提高有關合作社的認識，國際合作社年將有助於鼓勵個人和社區對合作經濟的支持和發展。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各國的失業率高企，社會動蕩。2009年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報告指出，由社員擁有的合作社比私人企業具有更高的抗逆能力及持續發展潛力，更能在經濟危機中屹立不倒。②報告指出，經濟全面收縮，私企裁員結業，合作社能夠繼續經營，可保障工人生活，是有效的紓困措施。
二、面臨挑戰的香港社會
國家面臨著過去三十多年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深層社會矛盾，十二五規劃提出在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要加強社會建設，注重以人為本，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兼顧，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回歸後香港社會先後經歷了兩次金融風暴的衝擊，產業空洞化日益明顯，貧困人口不斷增加，特區政府只依靠國內湧進香港的資金及其所帶動的投機炒賣活動維持本土經濟增長，然而通過整體經濟增長以惠及中下階層的涓滴經濟神話破滅，市場被大資本所壟斷，2010年8月香港統計處出版的《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報告指出③，不少和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均被大企業壟斷，如快餐業、電訊業、陸路運輸業以及包含超級市場在內的食品、酒類及煙草零售業等，全行業務收入超逾一半均由行內十大企業所佔據，令人關注如小店鋪等社區內生性經濟的生存空間。
香 港社會向上流動空間嚴重萎縮，社會中下層更要承受房地產價格高企及通脹所帶來的惡果，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種種深層次社會矛盾並未得到妥善處理及紓解，香港 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均已達致一個危險的臨界點。面對這些嚴峻的社會挑戰，香港及周邊地區的官員仍只談論如何加強城市競爭力，繼續盲目追求更高的經濟增長，仍 以守舊的GDP發展主義繼續追逐經濟增長，所倡議的經濟政策均不是以人為本。中國社科院2010年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已清楚說明，香港縱使是兩岸競爭力排名最高的城市，社會不穩定因素卻不斷增加，香港人的幸福感指數更處於兩岸500個城市中排名甚低的271位，這說明特區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與服務民眾的終極社會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經 濟發展的目的是要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並不是倒過來要勞動人民為大資本賺取暴利和為個別城市加強競爭力而作出犧牲，經濟發展必須回歸社會。我們提倡發展社 會經濟以填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主張經濟發展不應完全依賴及交托給大企業與大資本，而是應該將經濟活動的規劃重新以市民大眾的福祉作為依歸。推行社會經 濟，當中的要旨應包括：以人為本、立足小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等。
三、社會經濟的基本特徵
美國社會學家、今年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 早在2006年，就提出建設另類社會主義方案的指南針④，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過於依賴市場力量（Market Power）來發展經濟，而國家社會主義又過於依靠國家力量（State Power）調控生產、資源和成果分配， 唯有一種新的經濟模式——社會經濟，才能建立社會力量（Social Power）， 重新把資源分配、生產和再生產，流通和勞動成果的決定權交回勞動人民身上。
社 會經濟，或稱為團結式經濟和社區經濟，是主流市場以外的另類經濟實踐，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通過自我提升以達致經濟生活模式改變的社會運動。⑤有別於 主流市場的運作模式，社會經濟運動極度重視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各種社群關係，提倡社群之間的互助合作及團結精神，反對資本主義只著眼於狹隘個人利益和利 潤的追求。
社會經濟的參與者都有著共同的信念和願景，即反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剝削與不公義，這些社會經濟實踐包括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公平貿易、社會企業、小區貨幣、良心消費、集體購買、小區支持農業、小區內生性經濟、內置金融、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
不 同的社會經濟組織於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這五個不同的經濟範疇內連結不同的社群進行另類經濟實踐，讓不同的群體都能夠直接參與體驗真實的另 類經濟生活，通過持續不斷的學習與實踐，從而改變個人的生活態度並對現存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經濟制度作出批判和反思。
整 體而言，社會經濟運動的參與者均認同以下共同價值觀：第一，注重合作及互惠互補：以互助合作的精神替代放任競爭；第二，重視個體與集體：社會公益由人民議 決而非專家所制定，並凌駕利潤與資本累積；第三，經濟公義與社會平等：運動的重點是要為終結各種社會及經濟不公義而進行抗爭；第四，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 對大自然生態系統的敬畏與尊重，是運動中的一個著眼點；第五，民主參與及持份者的民主管理：民主參與須落實於不同社會層次及經濟組織之中；第六，多元發展 及多樣性：相信發展並不是單一，而是可以有眾多不同的路徑，而這些路徑必須由人民作為主體以團結互助及民主參與的精神開創出來。
依據歐洲社會經濟聯盟（Social Economy Europe）所倡議的《社會經濟原則憲章》（Charter of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Economy）， 社會經濟運動的內部守則包括七點：第一，重視個人及社會目標高於資本與利潤；第二，成員的參與必須是開放而自願的；第三，重視社會持份者的參與、由成員民 主管理；第四，業務的營運不僅照顧組織成員和服務用戶的利益，並同時關注公眾利益；第五，維護並著力實踐社群之間的團結精神及相互守責的基本原則；第六， 獨立於公營部門，實行自主管理；第七，盈余的分配大部分用於維持永續發展的目標、服務成員的利益，以及照顧公眾利益。
社 會經濟運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在其內部運作中必須重視以上原則，並持守以上提到的共同價值觀，然而由於不同的社群特點以及在地情況和業務的差異，於具體的經 濟實踐中，社會經濟組織有可能需要在不同的價值範疇內作出取舍；面對此情況時，社會經濟的實踐者須持續地通過集體參與及討論，考慮及分析他們所面對的獨特 情況，並根據《社會經濟原則憲章》的規定以民主的程序作出道義決策，以求在不同的社會及經濟價值之中取得平衡。這個民主參與及決策的過程，是社會經濟運動 實踐的重要一環，通過經濟民主的體現，參與者得以自我提升，並續漸改變個人的經濟生活模式以及改變社會。
因 而，社會經濟運動是多元、開放的，又是一統的。不同的社會經濟項目一方面有著多元的目標社群和運作模式，但它們同時又秉持著共同的價值理念，運動的開放性 則在於它要求參與者對社會經濟運動所提倡的不同價值理念進行批判及反思，因社會經濟的實踐往往需要參與者分析不同的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到底應如何取舍，並 最終以互助合作及民主參與作為運動的基礎理念去持續推動整個運動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經濟所依附的不是單一的共同願景（a unified collective vision），而是通過另類經濟生活的實踐，建構一個以參與者為主體的共同塑造願景的過程（a process of collective visioning），以達致個體與制度共同演進的結果。⑥
目前，社會經濟運動已於全球各地展開，在大部分歐洲、南美洲、非洲、亞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都可以找到推展社會經濟運動的團體以及由它們組成的網絡組織。
四、香港社會經濟實踐之一：社區互惠人才市場
社 會經濟作為一種優化的資源分配方式，可將社區內互不相聯的各種經濟成分轉變為利益合作共同體，建立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從而帶動社區乃至更廣區域的經濟 發展。香港一個社區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在這樣的基礎下衍生，它計劃以提升區內個人技巧及發揮個人潛能為目標，讓每一個人均可以分享社區內合作知識 型經濟的成果。
香港鄰舍輔導會沙田服務中心是一所福利機構， 社會工作人員負責策劃和推行扶貧服務， 中心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實踐中的社會經濟例子。現時，計劃內兩百多名婦女，每月為1600多 名長者、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和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陪診、剪發、清潔、起居照顧、維修、計算機培訓、興趣班等支持服務，有效地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及大量的 小區支持服務，同時又創造了另類家庭友善的工作機會，讓未能在主流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人士，能夠參與社會及發揮個人才能，並 借此降低福利依賴，促進自力更新（見圖1）。
根據中心的統計，在參與計劃的兩百多名婦女當中，單親婦女佔約65％，中年失業婦女佔約25％，來港超過七年的婦女則佔約10％。當然，有部分會員同時擁有幾種身份，例如單親又失業，或單親的新來港人士等等。她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於九成的婦女只有中三程度（初中畢業程度）或以下，擁有中五程度 （高 中畢業程度）或以上的婦女不足一成。從參與者的背景，我們知道需要另類工作機會的人士主要是一群低學歷、高齡及無薪酬、全職照顧家庭的婦女，她們難以在現 時工時長、工資低的勞動市場尋求就業，逼於無奈要依賴綜援網。當這些婦女被貼上領綜援那帶有福利倚賴的標簽，她們很難抬起頭做人，加上資源匱乏，她們 參與小區工作的機會就更少了。結果，這些婦女被社會邊緣化，甚至遭到排斥，更難脫離貧窮。
其 實，每一位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的婦女都擁有獨特的才能，也是社會寶貴的人力資源，只是現時的勞動市場把她們排斥在外。只要為這些婦女創造謀生的機 會，她們一樣可以靠自己的雙手為家庭增加一點收入。這些收入或許微不足道，但足以為她們奪回一點經濟自主權，提升家庭的生活質素，增加個人的自尊、自信及 社會參與，從而減少對政府施予的依賴。
事 實上，通過互惠人才市場計劃，這些婦女確實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且富有彈性的服務，甚至滿足了市場未能提供的需要。以剪發合作隊為例，雖然收費方面 是以服務人數計算，每位婦女完成的數目亦各有不同，但她們的薪金是一致的。或許難以想像，有些做事麻利的婦女真的不介意多做一點，另外一些婦女也有空間 慢工出細貨。同時，有經驗的婦女可以教導新人剪發技巧，而新人也會積極學習。一個團隊內可以包容這麼多的人，正是互助服務團隊的意義， 這也反映了她們發展出共同擁有、共同分享合作成果的新社會關係。
另 一個例子是陪診合作隊，同樣是主要由單親家長和新來港婦女組成，一位叫梅的婦女便一直參與至今。她是一位單親婦女，獨力負起照顧三個子女的責任， 大兒子患有地中海貧血症，而她本人也曾患有淋巴癌。在困境中，梅加入了陪診隊伍，希望增加收入外，還能擴大朋友圈子，尋找同路人的支持。在參與的過程中， 梅見證到自己的改變，她說自己學會了多聆聽別人說話，不像以往總要別人聽她說話，也更懂得與人相處、包容別人及與其他成員互相效力。而且，她的子女也認為 媽媽較過往樂觀，衣著不再那麼老土。以往，梅主要依照丈夫的口味穿衣服，領口稍為大一點的衣服均被視作性感，因此她的選擇很有限。現在，她穿衣服不再為了 別人，而是為了表現出自己的喜好及性情。認識梅的婦女都會知道，面對不合理的事情，梅一定不會坐視不理，就算面對中心主任，她一樣會當面拍枱（拍桌 子）。她認為，有時候工作人員不能完全明白婦女工作的感受，因此工作人員應該要傾聽婦女的意見。可貴的是，梅已跳出了服務使用者的身份局限，正以同 工的身份與中心職員一起努力經營，這種突破界限的平等參與，正是社會經濟所提倡的民主決策，讓參與者得以自我提升。這種對於公平、公正的追求，梅坦言大 概基於從小缺乏父母的愛，所以她很在乎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她指出，現在子女都長大了，她的確有空間找一份收入更可觀的全職工作，然而她並非把金錢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在她心目中，能推動計劃內的成員和諧共處、減少紛爭更為重要。事實上，當我們對梅的背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後，實在不難理解這個另類的工作模式為 何如此吸引她，因為這裡是一個充滿關懷平等的地方。在這裡，她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價值；在這裡，她找到了值得讓她去追求的理想。
社 會經濟所嘗試的是一種以非純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交換生活，是一種基於互助關懷的社會關係，強調以小區為本，自下而上地參與及動員，發揮連結各個不同網絡 群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服務其他社群中的成員。不少勞動者擁有的技術及經驗雖被主流市場所排斥，但仍可貢獻小區，甚至轉化為工人之間以互助合作方式維 生。在香港發展小區經濟， 正是改善基層處境的可行出路，近幾年香港一些勞工及小區團體在弱勢社群中組成工人合作社， 或以小區互助方式進行各社群之間的網絡聯系，希望能建立一種超越純粹以經濟利益主導的社會關係。
五、香港社會經濟實踐之二：公平貿易運動與公平點
另一種社會經濟的重要實踐是在消費領域，這個領域一般人比較陌生，在香港，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公平貿易運動與公平點。
世 貿會議在香港召開，可說是香港公平貿易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令很多市民開始思考全球貿易不公平的問題。然而當一星期的會議結束，市民對議題的關 注冷卻下來之後，公平貿易運動又如何能夠植根香港，變成真實可行的經濟實踐？無可置疑的是，要扭轉全球的貿易不公平，是需要世界各地作為消費者的廣大民眾 有所覺醒，經由改變每一個人的消費行為從而逐漸改變整體經濟的運作模式，但在缺乏其他可行選擇的情況下，一般市民只能繼續原有的生活方式，公平貿易運動是 否會迅速被遺忘？可幸的是，世貿會議過後，一些尋求社會變革的種子已散播於香港的土壤，一些個人及團體都繼續尋找邁向經濟公義的進路，並探索另類經濟生活 模式的可能，當中就包括公平點這家推動公平貿易發展的社會企業。
公 平點的創辦人趙善榮喜歡用同行者這個稱謂去形容這些支持公平貿易、維護經濟公義的朋友，他們之中很多也曾經選購公平點的貨品，也可能是公平 點六千多名會員的一分子，但有別於顧客或會員，趙善榮用同行者這個稱謂去稱呼他們，有著獨特的意涵。它可被理解成是進行式，代表著一個 持續不斷的過程，大家在路上一同探索，共同實踐維護經濟公義的終極目標。
（一）從推廣到實踐
每一位同行者參與另類經濟實踐的歷程都不盡相同，趙善榮本人就是在2004年開始他探索公平貿易的旅程。趙善榮原來的職業是計算機網絡工程師，他於2004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踏上旅途，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游歷全球各地，當中有13個月在中南美洲度過。在旅途中，他看到農民和工人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步調下受到嚴重的壓迫和剝削，這使他開始萌生要在香港開展推動公平貿易及引導社會反思全球化的工作。適逢2005年 世貿會議在香港召開，來港參與示威抗議的韓國農民讓香港市民了解到不設限、放任的全球貿易給全球小生產者的生計所帶來的衝擊，社會也增加了對全球化議題的 關注和討論，趙善榮便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於同年年中成立了一個網上平台香港公平貿易網絡，主要在教會及學校做推廣教育的工作。
這 些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回響，但他們很快便面對一個難題：除了公平咖啡（一種咖啡產品，它已是公平貿易產品，由另一個農民合作社生產）外，當時在香港市面上基 本上很難找到其他公平貿易產品，支持經濟公義的市民如何才能參與公平貿易的另類經濟實踐？在朋友的鼓勵下，趙善榮在原來的平台外再成立社會企業香港公平 貿易動力及以品牌公平點做營運，將公平貿易產品由全球各地引入香港，開始了以商業營運為切入點推動公平貿易的旅程。
（二）公平點和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
公平點是一家社會企業，它不會只關注商業盈利或只著重社會目標，而是要共同達到商業營運和社會使命的雙重目標；可喜的是，公平點的營運模式正好能巧妙地將兩者連結在一起而互不排斥。
公 平點要持續營運並不斷生產社會價值，就要讓更多的本土消費者去購買世界各地小生產者（也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本土的生產者）的產品，協助生產者改善生計； 而另一方面，要更全面地去推廣公平貿易的精神，公平點更多走一步，著力讓購買者了解公平貿易運動，並不應以消費或慈善捐獻的心態去參與，而是 要透徹地去了解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實踐經濟公義，所以對於生產者和購買者雙方來說，參與公平貿易運動其實是一個持續學習和實踐理念的過程。
要 實現這個組織願景，公平點不僅要促成產品的銷售（這只能夠在金錢上幫助生產者），更要在理念層面上讓生產者和購買者雙方都能同時實踐經濟公義，而只有 後者才能真正達到公平點推動公平貿易運動的社會目標。要幫助購買者做到知行合一，公平點會非常清晰地向公眾解釋公平貿易的運作原則，如詳細介紹由 世界公平貿易組織（WFTO） 所制訂的《公平貿易運作標准及原則》，讓購買者了解公平貿易標簽背後所承載的意義。這些意義包括：第一，為貧窮及弱勢生產者提供改善生計的機會；第二，運 作及買賣過程具透明度和問責性；第三，持久的貿易關係；第四，給予生產者合理價格；第五，禁止使用童工或強迫勞工；第六，反對歧視、促進性別平等及結社自 由；第七，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第八，提升生產者能力；第九，推廣公平貿易運動；第十，生態環境維持可持續發展。
這 些公平貿易標准的內容，都可以在公平點的宣傳刊物和網站中找到，它們能起到進行最基本宣傳教育的效果。⑦然而，對於這些參與推動經濟公義的同行者 而言，認識這些標准只是學習的起步點；公平貿易作為一個社會運動，需要參與者不斷地學習和實踐，而這也是公平點經常舉辦讀書會與研討會的原因。
（三）產品背後的人與事
公平點在2011年慶祝機構成立五周年，特別出版了紀念特刊，收錄了來自世界各地生產者的介紹及照片，當中包括中國山西、中國甘肅，以及南亞國家尼泊爾、斯裡蘭卡等地。在山西，公平點踫上了由農村婦女組成的永濟市紅娘手工藝合作社。合作社有200名成員，她們自己種植棉花，利用農閑時間以傳統手工織制土布，再制成布藝產品；山西的生產點是公平點的重要合作伙伴，該項目讓公平貿易運動與農村生產合作運動相連結，產生了更大的社會意義。
公平點在國內的另一合作伙伴是甘肅巧手工作坊，與紅娘手工藝合作社不一樣，工作坊原是一個扶貧項目點，後經由香港的施達基金會作為中介，於2008年 發展成為公平點的一個手工藝品生產點。公平點先向工作坊的婦女們提供多方面協助，提高生產質量並共同研發產品，經過兩年的努力，工作坊的運作漸上 軌道，工作坊不僅成功改善了農村婦女的家庭經濟狀況，更將一部分利潤撥出成立農村小區發展基金，由社員自主管理用於支持小區的持續發展。
在尼泊爾，公平點與非牟利組織尼泊爾婦女技術組織（Nepalese Women Skill Organization）合作，銷售以尼泊爾傳統紡織工藝生產的布袋。該計劃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由原先規模只有十多位婦女的項目，逐漸發展到目前有超過200位社員的規模，參與的婦女不僅被傳授傳統紡織工藝制作技術，更有機會學習管理知識，成為組織的管理者。
（四）重建經濟背後的社會關係
認真去發掘並對待這些隱藏於產品背後的人和事，是公平點營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平點在組織目標上與一些也出售公平貿易產品的商業機構（如目前也有出售少量公平貿易產品的大型超市）所不同的地方。
公 平點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去協助生產者將產品銷售到消費者手中（並從每一宗銷售中賺取利潤及幫助生產者），而是要著力將生產、銷售、消費這三個經濟範疇重新 扣連在一起，讓生產者與消費者再次認識到經濟生活背後所隱藏的社會關係。現代消費主義生活模式，會刻意將經濟生活背後的社會關係隱藏、抹去，甚至消滅掉； 支持公平貿易，就是要讓我們再次學會關懷這些絕不遙遠的社會關係，以及伴隨著這些社會關係的其他，如消費與保育的關係、城與鄉的關係、食物與土地的關 係、人與土地的關係等等。
伴 隨著市民大眾對血汗工廠及食物安全等議題的關注，更多的人已意識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生產系統所存在的弊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運作模式將生產消費之間的倫理關 係割斷，消費者不必在乎生產者的生計，生產者也不必在乎消費者的死活。然而市民大眾對食物安全等議題的關注可能只是出於自利，公平貿易運動則要提倡經濟公 義，要重建不同個體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將 生產、銷售、消費重新扣連在一起，就是要建立起主流貿易以外的產—銷—消網絡，創造真實並且不須依附於主流經濟的另類經濟實踐空間，讓一眾同行者 都可以參與真實的另類經濟實踐，避免將公平貿易看成是一個空洞的圖騰再加以消費，如將它看成是中產品味或樂活一族（LOHAS）的玩意，忽略背後重要的社會意義，甚至任由運動被吸納成為消費主義經濟模式的一部分。
生 活在香港這個高度都市化的資本主義自由社會，市場上的貨品種類繁多，我們好像有很多選擇，然而公平貿易運動卻讓我們清楚看到，置身於香港這個資本壟斷 的經濟體系當中，我們不僅毫不自由，其實很多時候更在有意無意間變成了剝削生產者的幫凶。要在經濟生活中尋找一個公平點，除了要身體力行支持公平貿易運 動，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切切實實地改變生活態度，反對剝削，重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倫理關係，這樣我們才可以避免不經意跌進消費公平貿易的迷思之中。
六、社會經濟與政府及市場的關係
香港特區政府要制定以人為本的經濟政策，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應是單一地去考慮如何促進經濟增長，或只著眼於增加個別階層或社群的經濟收入，而是要在不同界別及不同的範疇內大力推動經濟民主，實現社群賦權（social empowerment），即無論是商界或政府，又或是由社會經濟組織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它們都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讓社群參與，監督經濟活動的規劃與運作，並達致賦權的效果。
我們提議，不論是社會經濟的參與者或是廣大市民，都應更積極地參與經濟事務的討論，以多元的方式監督政府及市場的經濟活動，並通過下列不同的路徑於經濟事務上實現社群賦權。
（一）監督商界及企業
由廣大公民社會以不同持份者的身份直接監督企業的運作，或是通過影響政府的施政監督企業運作和對民生有影響的市場經濟活動。
（二）監督政府的經濟功能
由廣大公民社會以公民的身份直接監督政府在規劃資源運用及提供公共服務等各方面的經濟功能，例如由公民直接參與起草制定預算案，及實施由服務提供商和服務使用者共同管理公共服務等措施。
（三）大力發展社會經濟
通過社會經濟運動於不同經濟範疇的實踐，讓廣大市民直接參與另類經濟，創造城市空間及另類市場空間，讓市民可以反思當下經濟制度的弊端，並續漸改變自身的經濟生活模式和社會。
我們認為在共同推動經濟民主的前提下，社會經濟組織可與政府及商界組織加強聯系，借此引導政府官員及商界人士了解及提升社會經濟所認同的價值觀，使不同界別能夠產生良性互動，而社會經濟的參與者也可著力支持政府及商界舉辦一些與社會經濟價值觀相同的經濟政策和項目。
我們的研究團隊目前正在積極地促進香港社會經濟組織聯盟的發展，並通過這樣一個合作平台，審視現存經濟制度的具體限制， 以尋求突破口推動建立社會經濟的友善環境， 並在新政府進行管治計劃的初階段， 一起把議題帶到公共領域，參與討論， 引發更多的關注和對話。在公共政策方面，我們促請香港特區政府確切理解及接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在不同層面及政策範疇內促進社會經濟項目的發展。一些相關的政策建議包括：
第 一，實踐經濟民主。近年來，特區政府從經濟及民生的角度出發，推出了一些內容與經濟活動相關的社會政策以期改善基層市民的經濟及精神生活，如推動就業融 合、增加社會共融，及強化社會資本等等，但計劃的成績差強人意。我們注意到，無論是政府或是由第三方機構承辦的計劃，項目大都欠缺以持份者為主體的民主管 理系統，而只是由項目官員或機構工作人員負責統籌和執行計劃；我們認為缺乏持份者的民主參與，正是這些項目未能產生更佳效果的其中一個主因，特區政府在未 來進行相關計劃時，應積極落實發展經濟民主，通過社群賦權的實踐以提升這些政策的效果。
第 二，擴大支持社會企業的政策。在現屆政府眾多施政項目之中，與社會經濟運動最有關聯的，是特區政府於過去一段時間持續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我們建議特區政 府可從兩方面著手，繼續推動社企在香港的發展：首先，有鑒於目前香港很多社企的業務在社會目標的定位上都十分模糊，特區政府應大力推廣社會經濟的原則，並 要求社企營辦者承諾遵守《社會經濟原則憲章》，以確保所有社企的業務都能真正達到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效法歐盟國家及加拿大等國 政府以社會經濟的政策框架取代目前比較狹隘的社會企業政策，將社會經濟不同的組成部分，包括生產、交換、使用、分配和價值創造這些不同的經濟範疇的社會經 濟項目都加入成為公共政策的支持範圍，以加快本土另類經濟系統的形成。
第 三，開拓城市空間及市場空間。對於本地社會經濟營運者而言，在高昂的租金及城市更新的壓力下，要在小區尋找空間開展社會經濟項目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近年 落成的公共屋村在設計上都不利於小商販經營，市場由大資本壟斷的情況日益嚴重。特區政府必須在市區重建的政策及公共屋村的設計上作出改善，適當預留額外空 間給予社會經濟營運者使用，而政府同時也應鼓勵其他公營機構騰出商業空間（如一些由大專學院或公立醫院所擁有的物業），讓更多社會經濟營運者可以參與競投 使用。在公共服務的采購政策方面，特區政府更應起帶頭作用，在標書中大幅增加社會回報計分的比重，這樣就可以在不影響公平競爭的原則下讓不同的營運者推出 更具社會效益的經濟項目，同時產生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並能提供更高質素的公共服務。
第 四，改革政府種子基金的運作模式。政府近年成立了多個種子基金，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伙伴倡自強計劃，以及攜手扶弱基金等，借以支持弱勢社群的就業融 合、發展社會企業，以及推行地區性社會經濟活動，這些基金一般都會提供一般不多於三年的短期啟動資金讓民間組織或社企實踐社會福利或小區經濟計劃。我們認 同這些種子基金的理念正確，但基金組織在決策、管治及項目管理上均需要進行改革，以提升基金項目的成效，並確保受資助的項目能符合社會經濟的價值守則。我 們認為，這些基金的運作應全面進行改革：首先，從資金管理及資助決策的角度來看，目前這些基金都選擇以公務員體系配以獨立人士委員會的傳統方式管理，這種 管冶模式的弊端在於基金的資助決策一般都過於保守，未能真正實踐社會創投的理念；另一方面，目前這些基金的管理完全缺乏持份者的參與，並不鼓勵受助的 社群在基金的決策和管治上扮演任何角色，大部分項目在執行時也不重視經濟民主的實踐。要解決多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應考慮將這些基金的管治和運作從政府轉 移至不同的民間中介組織，並可嘗試由多個不同的中介組織以民主多元的方法，再配以社會創投及經濟民主的理念，推動開展大量民間主導的社會經濟計劃，借此實 現社群賦權。
第 五，改革目前的法律框架。目前香港支持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律框架非常落後，雖然社會經濟營運者仍可以運用《公司法》和《信托法》成立社企或其他社會經濟組 織，但這兩部法例並未能照顧社會企業及社會經濟組織的獨特營運方式，容易令公眾混淆，也不利於業界的長遠發展。近年歐美等地都推出了新法例扶持社會經濟的 發展，如英國的《社會公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意大利的《社群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甚至是由民間所推動的《公益企業認證》（The Benefit Corporation B-Corp Certification）， 都可供香港作立法參考。而另一必須盡快處理的法律改革，是自殖民年代已沿用至今的《合作社條例》，該條例原是為方便本地農民及漁民成立合作社而制定，並未 涵蓋其他類型的合作社組織（如工人合作社、婦女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等），這些法律上的遺漏，對合作社運動及社會經濟運動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障礙，也不符合 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特區政府需要盡快修改《合作社條例》，或是參考意大利及其他歐洲國家制訂新的《社群合作社條例》，以擴大法例所涵蓋的範圍。
第六，進行一次整體性的政策掃描。聯合國大會於2009年12月18日通過64/136號決議，高度肯定了合作社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並宣布2012年為國際合作社年。我們建議特區政府進行一次整體性的政策掃描（a comprehensive policy scan），以全面了解目前各政策局所掌管的政策範疇是否會影響本港社會經濟的發展，並對可能的影響作出評估；特區政府更可通過進行政策掃描來進一步了解目前的社會環境，從而制定出更貼近民心、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打破目前特區政府施政偏向大商家的局面。
七、結語：跨境連結及區域發展的想像
社會經濟運動提倡互助合作，它著重發展在地經濟及社區經濟，但並不排斥跨境的經濟合作及區域性的經濟發展。要推動發展社會經濟，不能忽視與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合作發展的可能。
香港是珠三角地區的重要一員，要持續在香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我們需要考慮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另類經濟發展空間，在恪守社會經濟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尋找加強跨境連結的可能，並探索如何能做到各地城市及城鄉之間互惠互補等問題。
從 理論層次來看，社會經濟是一個全球性、跨區域、跨階層的社會運動，只要認同運動的價值觀及基本理念，全球人民都會被邀請參與其中。我們認為，要探討跨境連 結及城鄉合作等問題，我們首先要摒棄主流經濟論述只著眼於生產分工、成本轉移、競爭優勢等狹隘的經濟思想，而是要從社會經濟運動的價值理念去思考區域發展 的可能。
香 港回歸以來，香港本地輿論不時爭論內地與香港是否應加強融合以及融合的速度是否過快等問題。對於跨境連結以及如何推動社會經濟運動於香港及整個珠三角地區 的發展，我們存在一些疑問：首先，香港跟珠三角地區的社會及經濟長久以來都是聯系在一起的，二戰前後南下來港的南中國移民向國內親友的彙款，間接支持各地 經濟的發展；其後香港工業逐漸遷移至珠三角地區，產業調整雖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但卻要兩地的制造業工人承受沉重的代價，對兩地的工人及社會造成了殘 酷而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跨境連結在歷史及地理上已是不容否定的事實，而應否融合其實並不是問題的核心；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探討及批判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是否真的能做到以人為本，經濟連結又是否能做到照顧及提升兩地民眾的社會關係，而不是於區內將生產成本轉移和進行剝削。
內 地與香港融合的速度是過快或過慢，本身也是一個不准確的提問。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出發，我們要考慮的，是要尋找那些能培育兩地社群發展及保護現有社 會關係的區域性經濟活動，並大力推展，然而對於一些破壞社會關係的掠奪性跨境經濟活動，我們就必須予以修正、阻止或改造。社會經濟並不以生產分工或競爭優 勢作為簡單的分析框架或決定因素去選擇經濟的發展模式。在推動經濟民主及互助合作的大前提下，城市之間的互動及城鄉的合作並不是要做到將成本轉移並以此增 加競爭優勢，而是要重新審視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多重社會關係，重建社群之間的信任及經濟公義，以擴大另類經濟的發展空間。
我 們認為，只有推動整個運動在區內的發展，才能給予本土社會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樣的，城市發展的可能性其實也是建基於農村的經濟發展。我們生活在香港這 個都市，在大資本的操控及主流市場的運作邏輯下，發展社會經濟的想像其實是有著多重限制的；要超越本身的局限，社會經濟組織者須要認真去探討城鄉鏈接及區 域發展的可能，以期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想像空間。
推展社會經濟運動，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運動的目標是要鏈接最廣泛的民眾，在香港、內地以至全球各地進行另類經濟實踐，重新審視經濟生活中的社會關係，使積極參與者能夠完成自我改造，成為全球的經濟公民。
社 會經濟以團結的力量取代競爭的力量，創造經濟民主的實踐空間，於不同地域及經濟範疇內實現經濟公義。通過與不同界別的互動合作，社會經濟的參與者一方面著 力擴大社會經濟活動的版圖，另一方面嘗試改造主流市場及公營部門的經濟運作模式；只有當全球更多的民眾能通過另類經濟實踐做出個人改變，社會經濟運動才有 希望扭轉目前主流市場的運作模式，重新建立並孕育良性、非剝削的生產關係及經濟關係。
*本文是《打造新的跨境聯結：香港和珠三角的社會 / 社區經濟， 公共政策研究，2010-2012》（Forging new trans-border links： social/community econom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2010-2013） 研究課題的部分成果。感謝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籌委會所有成員，特別是研究員盧燕儀小姐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的古學斌、嚴海蓉和顧靜華博士。
【注釋】
①參見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zh/events/coopsyear。
②Johnson Birchall and Lou Hammond ketilson， Resilence of the Cooperative Business Model in Times of Crisis，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rogramme.
③參見香港政府統計處：《行業集中度統計數字》（2010年8月）。報告指出被大企業壟斷的民生行業中，以包括鐵路運輸在內的陸路運輸業及快餐業情況最為嚴重，前者全行收入的72％，由行內十大企業霸佔；後者全行收入的69％亦由行內十大企業佔據。至於包括超級市場業務在內的食品、酒類及煙草零售業亦被大企業壟斷，全行收入的59％由行內十大企業所佔據。
④Erik Olin Wright， Compass Towards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New Left Review， Vol. 41， 2006， pp. 93-124.
⑤JK. Gibson-Graham，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London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Ethan Miller ， OCCUPY! CONNECT! CREATE!— Imagining Life Beyond The Economy， http：//www.geo.coop/vol-2/issue-10.
⑥參見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Ethan Miller， Solidarity Economy： Key Concepts and Issues， in Kawano， E.， T. N. Masterson and J. Teller-Elsberg （eds.）， Solidarity Economy I： Building Alternatives for People and Planet， Center for Popular Economics， Amherst， 2010。
⑦參見香港公平貿易動力網站，http：//www.hkfairtradepower.com。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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