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慈﹕警惕極右勢力的冒起

陳敬慈﹕警惕極右勢力的冒起
倡導新的階級團結

【明報專訊】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可謂過街老鼠，惡評如潮。主要的批評在於沒有處理香港社會的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反而歧視社會中最貧窮的其中一個群體——居港未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但是，值得社會關注的是，在政府的歧視和分化政策背後，一股極右勢力也在悄悄凝聚。一個自稱「香港本土力量」的團體，3月6日參與了泛民的反對財政預算案大遊行。白底黑字的橫額——「新移民，六千應無份」背後，六七個青年男女戴覑口罩。我們無法看清楚他們的面孔，但是他們就像我們身邊的很多的打工仔女一樣，普通得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儘管他們的訴求和主辦團體的立場有很大的不同。其後數天，超過8萬人加入了反對新移民獲發6000元的facebook群組，引起媒體和民間團體的關注。網民紛紛發起反制行動（見《明報》2011年3月9日）。可是，「本土力量」的行動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反而準備發起第二波行動。

明目張膽的反移民

他們在facebook宣揚「本土力量第二波」——「反對新移民食福利」遊行。表示4月10日將遊行——「民主黨去邊我懐去邊」，內容包括「反對新來港人士有$2000適應金／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求嚴格執行來港七年內不獲綜援／關注陸婦來港產子問題」等等。如此明目張膽的反移民，在香港歷史中屬少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尖銳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假如政府不放棄歧視和分化的社會政策，社會運動不採取反制行動，這便是法西斯主義在香港甚至亞洲抬頭的先兆。

反制應是面對社會大眾思想教育

反制不應該是鬥人多的行動，更應該是面對社會大眾的思想教育和政策辯論。法西斯在骨子裏是一種民粹主義，利用群眾在經濟危機後生活質素下跌而帶來的對現實的不滿，將矛頭轉向往往更加弱勢的「外來」群體。在1920年代的德國和意大利是猶大人，今天的西歐是各地的移民工，今天的香港卻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香港本土力量的英文簡稱為HKNP，不知道其參考物件是不是同樣也很反移民的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簡稱BNP）。BNP的前身國家陣線（National Front）成立於戴卓爾開始打擊工會運動和瓦解工人階級團結的1982年，他們將社會問題歸咎移民，強調重建一個白人社會的重要性。二戰法西斯政治為英國人民留下是慘痛的歷史經驗，1960年代以來社會運動的成就之一是將多元文化當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所以主流社會視BNP為洪水猛獸，包括保守黨在內的主要政黨都和BNP劃清界限，BNP的任何行動和選舉活動，都會受到其他政黨、工會和社會運動的強烈抗議。英國廣播公司（BBＣ）很長一段時間對其採用No Platform Policy（不提供發言的平台）。2009年BBC決定給BNP的領袖上其節目Question Time（答問時間），就引起了全國上下很多抗議。

新移民和「本土」對立意識從哪來？

民間社會有很多方法反制和譴責這類狹窄的地域和種族主義，就像英國等歐洲國家所實踐的；我們也有1000個理由為新移民的權益辯護，就像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同根社等民間組織一直爭取的。都市化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過程的。我們擁有永久居留權的人，又有多少不是舊移民或其下一代？但是，面對這種窮人打窮人的意識思維，我們需要一種重建階級團結的視野和決心。更加有效的社會改革綱領，不是代表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壓力團體（新移民、婦女團體、公屋居民、教師工會、老人組織等等）到了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前，各自向政府施壓，希望能分多一杯羹。 「香港本土力量」和他們的支持者們，相信都是勤勞的勞動者，不過他們有一種身分的優越感，並將自我工作條件和生活質素的下跌歸咎於新移民搶飯碗和搶福利，假定彼此的利益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社會要反省的是這種新移民和「本土」對立的意識從哪裏而來？2010年初的反高鐵運動中，不願意和中國融合的意識就已經滲透在部分80後參與者的言論之中。這些「本土情意結」和關心被清拆的居民權益、關注600多億的公共財政的使用是否恰當和工程帶來的環境破壞的觀點混在一起，成為運動背後的動員力量。特區政府、主流媒體和教育機構在1997年後大力推行的國民教育和與內地的交流，例如剛剛公布的財政預算就很慷慨的資助大學到內地的交流和實習活動。這些政策 注定無法達到政府想達到的後果，因為香港社會內部的民主參與沒有任何改善，社會經濟反而倒退了。

真正對立的是資本和勞動者

其次，面對目前的社會分化，我們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被壓抑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馬克思對階級關係的分析，不同於受另一位社會學家韋伯影響將人口按其市場位置分為若干等級的階級論。受韋伯主義階級論的影響，即使是香港的很多社運團體，也習慣將社會分為「上層、中產和基層」等等。所以，公務員和教師、社工等上街就是中產階級憤怒了，代表弱勢群體的民間團體就是關注基層。這種分化，從2000年公務員工會反對房屋署等部門服務外判，基層市民卻傾向支持政府的事件中就顯示出來。大家都看不到，「中產」的公務員和「基層」的公屋居民，大家都受勞動力市場的僱傭關係和政府的財稅福利政策所影響。如馬克思所揭露的，在勞動力市場中，真正對立的是資本和勞動者，不是同為勞動者的中產和基層、本地人和新移民。至於香港政府的財稅福利，最大的問題在於經常性公共開支過低（長年低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的20%，相對不少發達地區的三成至五成，差別極大），這導致同為勞動者的中產和基層、新移民和舊移民要爭利益，而財團資本卻坐收漁翁之利。

香港的中產和基層、新移民和舊移民，和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大眾一樣，都是辛苦的勞動者，他們中絕大多數都在不同的崗位默默耕耘。政府的財政預算，撕裂了新移民和舊移民，可能導致極右勢力的冒起。可是，也為民間倡導勞動者之間新的階級團結帶來了機遇。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