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香港社會論壇2007之一
--合作社運動與工人運動
[夏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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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香港社會論壇2007由「監察全球化聯陣」(下稱「聯陣」)主辦,今年是第二屆。「聯陣」由「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及「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合併而成,前者統籌過2005年尾的香港反世貿運動,後者致力結連本地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具體訴求是反外判及反私營化,爭取工資工時及社會生活保障)。2006年底當「聯陣」首辦香港社會論壇時,主要受兩個意念引導,一是形式上,參考世界社會論壇(由非政府組織主辦,已舉辦數屆,與工業大國政府主導的世界經濟論壇唱對臺),以密集方式進行。故首屆香港社會論壇九天共辦八場論壇、一場文化晚會,及一個遊行;結果是吃不消。內容上,則延續2005香港反世貿運動的全球化視野,並著重推動本地反新自由主義討論;事後有意見認為議題過於分散及缺乏具體經驗交流(可參考基大電子報〈為期一周的香港社會論壇12月3日殺到黎!〉 http:... , 及聯陣網頁〈首屆香港社會論壇總結〉 http:...)。 汲取經驗,本屆香港社會論壇兩星期只舉辦四天(六場)討論(17/12-29/12),並將議題集中在本地社運的歷史經驗上。
二、合作社運動與工人運動—─水溝油還是糖黐豆
論壇一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統籌,共邀請五位講者,有八十多人出席。主持是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陳鳳儀。論壇構想是推動工會及婦女團體交流對合作社運動看法,建立共識,以抗拒由政府及商界聯手推出的社會企業方案(論壇安排在12月17日舉行,正是要回應20日由政府主辦的「社會企業高峯會」)。
職工盟鄧燕娥以「從工會角度分析合作社對工人運動影響」為題,指合作社的價值包括可解決工人的經濟需要、具另類經濟模式價值,及可支援工運及社運。工盟一直未有成立合作社,因資源不足,合作社缺政府支援,故寧將時間放在工運上。鄧燕娥曾參觀印度自僱女工協會的合作社,它發展很快,人數過百萬,是很成功的例子;但另方面,她也觀察到這些合作社過於重視經濟效益,活像私營企業,因此有所保留。對於社會企業,鄧燕娥說工盟也有辦業務,如推拿按摩中心,政府有邀請他們加入社會企業名單,但政府政策常變,又向大財團傾斜,社會企業在市場上難以生存。
勞資關係協進會林瑞含的題目是「女工合作社如何成為工人運動:女工合作社與社區經濟與工人運動的矛盾和互動」。林瑞含說勞協最初以協助工人轉業而成立合作社,故一直將合作社定位為工運;但當中不同是,合作社接觸的多是邊緣工人。後來辦二手店,接觸到許多低收入婦女,初時也有疑惑是工運還是社區運動,現在已很清淅,是從社區入手豐富工運。過去曾認為工人就是打工,現在想也不一定找到正正式式的工作,因此應從如何解決工人生計的角度組織工人。至於社會企業,現時來看是由上而下解決就業問題;合作社不同,不單是一份工,並且是當家作主。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胡美蓮合的題目是「合作社如何成為工人運動:女性/邊緣勞工/社區爭取勞動權益的方向」,她將合作社定位為「非資本主義市場化」實踐,並重申了幾個原則。管理方面,合作社並非不分工,只是不分級﹔決策方面,重視決策權力,強調集體而不是集中;利益效率方面,合作社將範圍擴大包括勞動力能否再生產、工人健康是否維持、家庭照顧責任能否兼顧、工人關係等。身份方面,不採用「既是老板又是工人」講法,而是從工人角度提供保障、以工人立場制訂生產過程。總結而言工會打擊剥削、組織工人、建立工人階級意識﹔合作社實踐生產民主化、工人參與管理和決策。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的題目是「拉闊合作社運動,反思香港社會運動」,他嘗試從前述三位發言中指出反思香港社運的幾個面向,包括對象的重構及文化在社運中的作用等。在他提交的文章中提到,香港社會企業討論只著重如何以企業形式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而未理會貧窮的社會脈絡;更有甚者,部份社會企業更以極低工資及惡劣工作條件聘用弱勢社群。許寶強應強調社會企業應遵行民主決策及持份者的積極参與,在分配方面,應像合作社一樣,不容過於不均。否則,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只淪為將劣質的企業文化擴大到社會層面(enterprising the social) 而矣。
基層大學蘇耀昌的題目是「工會、合作社、社會企業大混戰:三種不同的立場」,他指工會向來代表正規工人,合作社則代表邊緣勞工。自生產彈性化及新自由主義當道,邊緣勞工增加,工會也要組織她們,合作社與工會便有了共同話題。現在她們共同面對政府及商界推出的社會企業。蘇耀昌將社會企業劃分兩種,一種是擴大民間社會以平衡政府及市場的;一種是新自由主義式,借社會企業推動公營事業私營化。香港的社會企業正是後者。蘇耀昌指合作社具民主決策及公平分配原則,較社會企業進步,呼籲社工抵制機構以社會企業之名併吞合作社,及呼籲他們將社會企業合作社化。
論壇完結後,曾蔭權主持的「社會企業高峯會」如期舉行。除特首發言外,還邀得外國社會企業代表及本地香港總商會主席蔣麗莉博士發言。蔣女士除說些客套支持話外,還乘時要求政府支持中小企(會後商家向記者抱怨社會企業不需遵守最低工資,對商家不公平云云)。大會還播放短片,一個本地「成功」的社會企業負責人對著鏡頭說:「以前我們邀請了許多社工、學者給意見,結果賠本;後來找來有營商頭腦的人,才扭轉局面…」。所言可能非假(錯找一些社工及學者),但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自己已成為政府「重商」政策的代言人(像纎體產品的代言人一樣),來抑壓社福界?曾蔭權社會企業的宏業,正是削減社福開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環;但出席高峯會的絕大部份人(社福機構人士)卻甘之如飴。演說結束後分組討論,分組中有商界人士說:社會企業的精神在那,就是由你們社工發掘問題,由我們商界解決問題。天呀!社工的角色將完全改變,卻沒有社福界人士起來反駁。「合作社運動與工人運動」論壇的價值,因有「社會企業高峯會」舉行而變得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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