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公眾議論 將問題工具化

呂大樂﹕公眾議論 將問題工具化
——回看天水圍事件
2007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每當社會出現嚴重問題或爆發危機時，我們會聽到很多意見。我感興趣的問題倒不是香港這個社會總是議論紛紛，難見達至共識，而是在眾多意見背後，其實考慮問題的態度、取向、方法，卻是出奇的狹窄。香港的問題不是意見太多，而是意見的類型太相近；在一陣熱鬧之後，我們並不會(似乎也沒有期望)在討論的過程中提出新的視野、思維或想出新的解決辦法，並付諸實行。

說得更直接一點，我們可以在熱熱鬧鬧的討論過後，卻竟然可以像立法會議員或電台節目主持人般認為，回應問題的方法就是徹查、追究責任、增加撥款，或由政府提供服務之類的「標準答案」；這說明了在議論的過程之中，大家其實都沒有怎樣動過腦筋，認真想過問題。當整個社會在分析和討論問題的能力與水平跟立法會辯論或電台扣應節目相距不遠的時候，確實令人擔心。

近期城中最熱的議題是天水圍。必須承認，這可能已經是近年意見頻譜較為廣闊的一次公眾議題討論。至少在增加撥款、增加服務的意見之外，還有其他如停止在區內增加公共屋鸷住戶、為社區注入經濟動力、發展社區互助等不同建議。只可惜再發展下去，討論又走回舊路：

．天水圍是一個悲情社區嗎？

——於是今天新聞媒體會報道一個悲情故事，明天則寫一個陽光報告，是悲情，還是不是悲情，由新聞媒體自己一手包辦。

．社會的反應會造成標籤效應嗎？

—— 主修新聞的編輯和記者們似乎多年前修讀過「社會學導論」之後便忙於這個那個，沒有深入研究標籤理論，更沒有怎樣再翻過其他社會科學的書籍，於是自己設題，自問自答，找來專家做個反應，解讀一下會否因界定天水圍有社會問題而對該區及其居民產生標籤效應，寫一篇版面充實，但內容空洞的報道。

．是社會服務不足？

——最好是找到一個機構或工作人員疏於職守的個案，否則報道角度可以一轉，改為報道工作人員如何疲於奔命，突出政府撥款不足，服務未能應付大量需求。

．還是居民缺乏互助精神？

——照例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故事，也有陽光燦爛守望相助的動人情節。一方面，存在這種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存在那種可能性。至於一般情如何，反而沒有人去深究。

．政府角色？

——當然是追究責任、增加撥款、增加服務！評論人這樣說，官方回應也沿覑這種思路回應──政府當然會負責任，但問題的出現並非因為政府失職所致；政府會積極面對問題，會考慮增加撥款、擴充及改善服務……至於問題(眾數)本身的性質、根源，是另一個議題。

在一般情下，我們的所謂公眾議論就在這些問題上打轉。媒體的關注點放在人的身上(一時是個人的故事，一時是政府。而針對的政府，其實也只是人：特首、司長、局長……)，總之就是要追究。議員、政黨的反應，則在左右言他(包括如何從街坊口中了解情，也包括一番分析、批評)之後，所謂較有深度的意見是「規劃失誤」，而直接的反應則是「政府有責，增加撥款」。

至於衙門上上下下，則只會從操作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世上處處有問題，重要的是有何短期應付問題的措施？有無反映狀的指標？找誰來做？如何安排？談問題的性質？這是「佛偈」(曾特首未做特首前的常用語)。調查研究？也是「佛偈」。向前線社工多了解？這是假扮聽「佛偈」的公關活動。表面上，政府、政黨／議員、媒介關係緊張，針鋒相對；實際上，它們共用一套思維方法，音頻相近。

我想指出的一個問題是：今時今日，我們的公眾空間(至少是主流建制的部分)並沒有幫助豐富公眾議論的內容。我甚至認為，每當議題進入這一種公眾議論，事情只會迅速簡單化、操作化，大家立即失去分辨的能力(哪些意見有根有據？哪些只是政治上的姿態？)，滿足口慾之後，把原來的問題放下。

近日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聽到一些前線社會工作者對實際工作的挑戰、局限、困難的意見，也聽到很多如何在種種限制下回應社會需要、開創新的形式和內容的服務、動員社區資源、助人自助的經驗。他們的意見、批評，並不一定就是增加撥款、增加服務。當中不少意見，是關於發掘問題、認識問題、動員相關的社會力、如何協力面對問題。他們不是從利益團體的角度來看問題，不是要「分豬肉」，而是如何為服務覑想。他們也不一定事事「社工化」，要納入服務範圍；他們視自己為「促成者」，是社區內的中間人，協助創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但這些寶貴的意見並未有在我們的公眾空間流通。難道有見地的意見「見光死」？是我們的所謂公眾空間將論述、訴求工具化、操作化，把那些真正切入問題的意見或批評都邊緣化？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