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體現創意 共享思維打入社區
（紀曉風） 信報 2015年12月8日
近年，「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理念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科技進步讓消費者可透過網絡，共享閒置的城市資源，如房屋、汽車、家具、食物及舊衣等，都可直接從擁有者那裏租用，形成一種新興經濟活動。
在香港，「共享經濟」的種子也悄悄發芽，在民間自發推動下，衣食住行的共享模式逐漸形成。Good Lab是其中一個致力推動「共享經濟」的組織，其創辦人黃英琦直言，雨傘運動體現了本港年輕人的創意和共享思維，正好為此理念打入社區創造契機；也有學者認為，香港發展「共享城市」的方向，應該是釋放更多城市空間及善用社區人力資源。
成立已兩年的Good Lab，本身也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讓有理念的年輕人實踐創意。「現時Good Lab有200會員，只要有一個理念，租一張枱就是一間公司，不再是對着四幅牆，而是共用上萬呎空間，有來自四方八面的人才和意念；假設你開一間公司，缺乏一個branding（品牌），這裏就有相關設計師可跟你合作，是一個社區的感覺。」Good Lab召集人黃英琦說。
衣食住行全可共享
她說，生活的每一細節，衣食住行的互動，都可發展「共享經濟」，「就如交通工具，在韓國有Nanum（sharing） Car；在台北，有Youbike；在首爾，有1000部車泊在市內的停車場內，你想租車半日，只要上它的手機App，揀一個最近的停車場，選一部車，拿一個QR code，去指定停車場憑手機就可開車門取車。當然，市政府要推動，提供免費車位，背後就因為這構思令閒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有調查顯示，每日都市人平均只用兩小時或以下的私家車，只要有1000部車就能服務5萬人，既解決塞車，也減少碳排放。」
簡單如一頓晚餐，在首爾的獨居長者每天煮飯時，都煮多一至兩個人的飯餐，跟社區裏的年輕人分享，「他們製作了一個App，哪裏有住家飯食，一目瞭然，這是跨代共融，老人家不再孤單，有人共享晚餐，年輕人又有便宜、溫暖的住家飯。」
她說，類似形式的共享在香港仍未普及，「我們對『擁有』的意欲，依然好強，辛苦一世儲錢買樓買車，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共享經濟』就是讓大家分享閒置的資源，令社會受惠，回應過度消費主義和市場壟斷，甚至將來可成為主流。」
在英國，有間酒吧東主在「落場」時間，即Happy Hour前的「午市」，把酒吧租予社區裏一群婆婆做傳統菜給區裏的上班族享用，「婆婆們可用平租金做生意賺點錢，重建她們的自信和社區網絡，酒吧東主亦能更有效利用酒吧的閒置時段。」
她認為，雨傘運動正好讓人看到，本港年輕人的共享理念，「在金鐘佔領區，佔領者自發建立起自修室，由一張枱到十張枱，繼而有帳篷，同學自律地使用。」
她說，現今年輕人擁抱的價值觀，與上一代有很大落差，「不是單純要求有社會流動，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身份很強烈，希望做一點事，既可賺錢，又幫到社會，更重要是給他們更多社會空間，如可改造公共空間成為市集，讓他們實驗自己的思維。」
理大應用社會學系講師鄒崇銘也認為，佔領運動是「共享經濟」的一次實踐，「只是告士打道、夏愨村，都有其歷史時空限制，卻是共享精神的學習過程，要把它帶落社區。」
他指出，當市場太單一化，經濟體系只着重成本效益，人的選擇權利和創意被剝奪，失去生活價值，「共享經濟」的理念就愈來愈抬頭，「香港正是如此，現代科技如Apps、網上社交平台，令閒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低，從而令『共享經濟』進一步發展。」
他說，現時發展得較快的共享模式，就如澳洲「共享經濟」倡導者Rachel Botsman所講的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創造交易，就如Gogovan、Airbnb等的崛起。
但鄒崇銘認為，香港首要任務是釋放更多共享城市空間，「像首爾市政府把一幢已空置的衞生局，有半個維園大，發展為創業基地，若我們能把舊政府山或中環街市釋放，是否可創造更多可能？不一定從GDP反映出來的產業才具競爭力，這樣反而扼殺社會活力，應由民間自由發揮。」
他認為，舊香港的天光墟市或大笪地等「墟市」，就是「共享經濟」的一種，但政府卻「管得好死」，「像天水圍天秀墟，賣低檔次貨品為主，鬥平鬥賤，這不是出路，是否可配合附近的濕地公園，發展成自由行旅客的景點和購物旅遊一條龍，除為當區的弱勢社群創造就業，也可讓年輕人去搞吓創意地攤。」
釋放港閒置人力資源
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統籌阮耀啟則認為，本港部分社區的閒置人力資源，也創造了發展「共享經濟」的條件，「老人院缺乏護理員，無人入行，因太辛苦，每更工作12小時，又無前景，要輸入外勞，但其實社區中有不少基層婦女日常要照顧家庭，只能工作4至5小時，若把5至7名只做兼職婦女組成一隊，就變成3個全職，像沙田鄰舍輔導會有效地把這批社區勞動力組織起來，為長者當陪診員，透過Apps平台，配對成本減輕了，每月生意額更高達20多萬元。」
黃英琦說，「共享經濟」是推動社區經濟共享，並非反資本主義，跟大財團「過唔去」，「並非鼓勵不消費，只是回應浪費，閒置的資源不用統統去堆填區。」她認為，除民間推動，政府亦須在政策上配合，「譬如共享食物，會否有人刻意抹黑，批評搞無牌食肆或有食物安全問題？這些都要法例上有一個寬鬆的處理。」
「共享經濟」系列之一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紀曉風）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
（紀曉風） 信報 2015年12月8日
近年，「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理念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科技進步讓消費者可透過網絡，共享閒置的城市資源，如房屋、汽車、家具、食物及舊衣等，都可直接從擁有者那裏租用，形成一種新興經濟活動。
在香港，「共享經濟」的種子也悄悄發芽，在民間自發推動下，衣食住行的共享模式逐漸形成。Good Lab是其中一個致力推動「共享經濟」的組織，其創辦人黃英琦直言，雨傘運動體現了本港年輕人的創意和共享思維，正好為此理念打入社區創造契機；也有學者認為，香港發展「共享城市」的方向，應該是釋放更多城市空間及善用社區人力資源。
成立已兩年的Good Lab，本身也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讓有理念的年輕人實踐創意。「現時Good Lab有200會員，只要有一個理念，租一張枱就是一間公司，不再是對着四幅牆，而是共用上萬呎空間，有來自四方八面的人才和意念；假設你開一間公司，缺乏一個branding（品牌），這裏就有相關設計師可跟你合作，是一個社區的感覺。」Good Lab召集人黃英琦說。
衣食住行全可共享
她說，生活的每一細節，衣食住行的互動，都可發展「共享經濟」，「就如交通工具，在韓國有Nanum（sharing） Car；在台北，有Youbike；在首爾，有1000部車泊在市內的停車場內，你想租車半日，只要上它的手機App，揀一個最近的停車場，選一部車，拿一個QR code，去指定停車場憑手機就可開車門取車。當然，市政府要推動，提供免費車位，背後就因為這構思令閒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有調查顯示，每日都市人平均只用兩小時或以下的私家車，只要有1000部車就能服務5萬人，既解決塞車，也減少碳排放。」
簡單如一頓晚餐，在首爾的獨居長者每天煮飯時，都煮多一至兩個人的飯餐，跟社區裏的年輕人分享，「他們製作了一個App，哪裏有住家飯食，一目瞭然，這是跨代共融，老人家不再孤單，有人共享晚餐，年輕人又有便宜、溫暖的住家飯。」
她說，類似形式的共享在香港仍未普及，「我們對『擁有』的意欲，依然好強，辛苦一世儲錢買樓買車，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共享經濟』就是讓大家分享閒置的資源，令社會受惠，回應過度消費主義和市場壟斷，甚至將來可成為主流。」
在英國，有間酒吧東主在「落場」時間，即Happy Hour前的「午市」，把酒吧租予社區裏一群婆婆做傳統菜給區裏的上班族享用，「婆婆們可用平租金做生意賺點錢，重建她們的自信和社區網絡，酒吧東主亦能更有效利用酒吧的閒置時段。」
她認為，雨傘運動正好讓人看到，本港年輕人的共享理念，「在金鐘佔領區，佔領者自發建立起自修室，由一張枱到十張枱，繼而有帳篷，同學自律地使用。」
她說，現今年輕人擁抱的價值觀，與上一代有很大落差，「不是單純要求有社會流動，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身份很強烈，希望做一點事，既可賺錢，又幫到社會，更重要是給他們更多社會空間，如可改造公共空間成為市集，讓他們實驗自己的思維。」
理大應用社會學系講師鄒崇銘也認為，佔領運動是「共享經濟」的一次實踐，「只是告士打道、夏愨村，都有其歷史時空限制，卻是共享精神的學習過程，要把它帶落社區。」
他指出，當市場太單一化，經濟體系只着重成本效益，人的選擇權利和創意被剝奪，失去生活價值，「共享經濟」的理念就愈來愈抬頭，「香港正是如此，現代科技如Apps、網上社交平台，令閒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低，從而令『共享經濟』進一步發展。」
他說，現時發展得較快的共享模式，就如澳洲「共享經濟」倡導者Rachel Botsman所講的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創造交易，就如Gogovan、Airbnb等的崛起。
但鄒崇銘認為，香港首要任務是釋放更多共享城市空間，「像首爾市政府把一幢已空置的衞生局，有半個維園大，發展為創業基地，若我們能把舊政府山或中環街市釋放，是否可創造更多可能？不一定從GDP反映出來的產業才具競爭力，這樣反而扼殺社會活力，應由民間自由發揮。」
他認為，舊香港的天光墟市或大笪地等「墟市」，就是「共享經濟」的一種，但政府卻「管得好死」，「像天水圍天秀墟，賣低檔次貨品為主，鬥平鬥賤，這不是出路，是否可配合附近的濕地公園，發展成自由行旅客的景點和購物旅遊一條龍，除為當區的弱勢社群創造就業，也可讓年輕人去搞吓創意地攤。」
釋放港閒置人力資源
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統籌阮耀啟則認為，本港部分社區的閒置人力資源，也創造了發展「共享經濟」的條件，「老人院缺乏護理員，無人入行，因太辛苦，每更工作12小時，又無前景，要輸入外勞，但其實社區中有不少基層婦女日常要照顧家庭，只能工作4至5小時，若把5至7名只做兼職婦女組成一隊，就變成3個全職，像沙田鄰舍輔導會有效地把這批社區勞動力組織起來，為長者當陪診員，透過Apps平台，配對成本減輕了，每月生意額更高達20多萬元。」
黃英琦說，「共享經濟」是推動社區經濟共享，並非反資本主義，跟大財團「過唔去」，「並非鼓勵不消費，只是回應浪費，閒置的資源不用統統去堆填區。」她認為，除民間推動，政府亦須在政策上配合，「譬如共享食物，會否有人刻意抹黑，批評搞無牌食肆或有食物安全問題？這些都要法例上有一個寬鬆的處理。」
「共享經濟」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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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佔領區看到的自修室及圖書館，事實上也是一種「共享經濟」的模式。（資料圖片） |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紀曉風）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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