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之後﹕環保團體：安逸的環保運動？
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明報專訊】兩位服務於不同環保團體的朋友，同一日跟我說要離開「傷心地」。其中一位慨嘆，「我冇忘記當年面試時組頭問我點解想來做。我答佢：『我覺得世界不應該是這樣，雖然未必有能力改變，但我想幫到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今天，這裏已經變成一個遊樂場，我也不想留低。」
當環保組織變成hea做的嬉戲地，會係點？
這兩三年間，不是每個環保團體都是嬉戲的，但大多走到狹路關口。不說別的，過去大家都頂着道德光環，只有罵人監督別人的份，但近年來，卻不時面對外界手指指、附加兩句「環保膠」的挑戰。
環團近年「少了聲氣」
有挑通眼眉的朋友說，近年環團「少了聲氣」。這個聲氣，意謂倡議（advocacy）的運動能量，這也是環團的氣場。我在1995年當環保記者，當年做倡議的綠色組織，有長春社、綠色力量、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還有一年後落戶香港的綠色和平。前四者人強馬壯，關注議題層面廣，主事者大都獲委任加入政府與環保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故稱為「四大環團」。
「四大環團」代表在1995年的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上當過攔路虎，指臨時機場管理局的環評報告無法有效保障中華白海豚，首次否決機場發展項目，成為一時佳話。由於諮詢委員會成員，可掌握第一手的政策信息，若善加利用，與所屬環保組織裏應外合，能發揮更大的運動能量。
攔路虎棄守陣地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日，這些環團大哥大的資源更充裕，正職員工更多，年收入總計超過一億港元。推動環保的形式很多，按各自的專長擺位分工無可厚非。然而，在當下的環保挑戰下，綠色團體理應有能力及資源，投放更多在倡議的關節。奈何在現實上，倡議的比重及能量不成比例地萎縮，有團體甚至棄守這重要陣地。
即使是諮詢委員會，既因為環團代表僅佔少數，加上不少代表無心倡議，又或者在委員會呆得太久，思維上愈來愈傾向建制，聲勢就更弱了。除環諮會偶有環團聲音外，你可曾透過傳媒，聽到環團在其他諮詢組織發聲？如城市規劃委員會、能源諮詢委員會、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等？
撐真普選 突破政治潔癖
環保法規無法通過，跟議會中既得利益的阻撓有莫大關係，如果環團連諮詢委員會這個建制過程的關節眼也要棄守，為啥還佔着茅坑？在佔領運動初期，環保和保育界的朋友以個人名義發起連署，表達對真普選的渴求。這是很了不起的行動，也突破過去政治潔癖的局限。奈何聯署行動曇花一現，而且沒有主流環團的領導呼應。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找來有環保背景的廖秀冬當環保大員，發表過綠色含量高的施政報告。冬姨提出推動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法規、規管電廠的污染排放等訴求，都是綠色團體引頸以待的政策，怎捨得破口大罵？即使鬧，也是小罵大幫忙。
「鬧」得愈響愈好
壓力團體的強項是「鬧」，鬧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重要手段。重視倡議的環團深明media campaign之道，明白鬧的分貝愈高、行動愈出格，愈能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因此，遇上在環保上不作為的曾蔭權，和言計其從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綠色組織鬧得最響，幾乎沒半點包袱。
曾蔭權經歷「慳電膽」風波一役，不想提早腳痛下台，但凡爭議的政策，拖得就拖。既然主子無要求，邱騰華也犯不着按冬姨的時間表，推行廢物收費等爭議政策。
問責團隊有心無力
問題是，你愈拖，處理污染的壓力愈大。在這個背景下，黃錦星登場。不少人認為黃錦星的問責團隊有心推動環保，但有心不代表夠力，尤其政治形勢大不同：一個無誠信的特首、政府部門內/之間少做少錯的消極阻撓，還有立法會的亂局。政治現實殘酷，既是問責官員，做不到便該接受批評。只是認清背後的難點後便會明白，這時罵得太狠，除了打擊官員士氣外，甚少正面作用；但不罵，又有失環團的監察功能，結果教不少環團處於兩難。罵與不罵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必須拿揑好罵的分寸，但在當下的時局，誰又掌握得好？既要把政策議題搞通透，又要懂得處理當中的政治角力，兼顧policy及politics的角力，難度本來就高，面對未來紛亂的政局，挑戰不言而喻。
化身「環保變色龍」
環團的另一挑戰，是機構管治失效。這幾乎在所有環團都出現過。較壞的情况是，董事會一言堂地以拍腦袋方式定方向、做決定，而董事會則是畀面派對，無法發揮有效領導和制衡的作用，結果導致組織、人事大地震。又或者理事過於靠近建制，忘了自己的綠色身分，變成「環保變色龍」。
我們期盼的董事職能，當然是制訂出有視野、具遠景的未來想像，而且能交託給有能力的團隊付諸實行。十年後，你預想機構會變成怎箇模樣？很抱歉，很少聽到有多少董/理事會有這樣的遠見，即使有，也不知道如何落實推行。我倒記得有環團當家半認真地說過：「做最後一家執笠的環保團體就夠。」
最大挑戰非「錢途」
有台灣學者來訪，問香港環保團體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高層答：「募款」。我過去服務的環保組織屬中型規模，但一年收入，卻抵得上台灣大部分環團的總和。對於我們的挑戰是什麼？我的答覆並非「錢途」，而是缺乏深刻的反省。
想起佔領現場，廢物分類做得有聲有色，自備水樽運動也沸沸揚揚，這不是環保團體努力要推的嗎，為何偏見不到他們的身影？環保運動並非環保團體的獨家專利；即使不做這些，那可曾把本業做好？再說，綠色團體「佔領」相當多公共資源，理應有更大承擔，這絕對是人們對環團應有的期許。
這其實也是很多民間團體的挑戰。傳統環團要迎向時代的挑戰，就如大象轉身般難。一是要領導有改變的意識，二是有推動改變的能耐。各位環團朋友，你們的團體處於怎樣的狀態中？還是還留戀於安逸的遊樂場？
由下而上才是生路
放眼將來，環團務必不時思考以下問題：
◆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回應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的變局挑戰嗎？
◆長遠一點看，能回應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舉例說，隨着粵港人流物流急速匯合，區域污染的壓力勢將有增無減，我們沿用針對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運動手法，能否獨善其身？如果不能而要加強粵港合作，那兩地的融合矛盾又怎去拆？
◆以「廢物處理」和「汽車廢氣」等傳統分類方法對應污染問題，是跟着問題尾巴走的治標手段。如何正本清源，走出見樹不見林的困窘，處理污染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區域環保」、「環境負荷量」，可以是未來的策略方向嗎？
◆你們的傳媒團隊，究竟是主力支援倡議和社區工作，抑或隸屬於募款部門？在倡導與募款之間，孰輕孰重？
香港已進入抗命年代，無論採取哪些策略，都應該知道未來推動改革的動力，不再單單由上而下，民間社會的自發自強才是可能的生路。
環保團體不必放棄過去政策倡議的優勢，但務必要多走入社群，紮根社群，讓公眾對議題產生擁有感（ownership），才能壯大行動力。當社區中不斷有你我他營造希望，彼此打氣激勵，而非僅背負絕望悲情上路。有正能量，路才走得穩，走得遠。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很需要創造希望。說到底，運動之所以叫運動，是能動員群眾；遠離大眾的那些，只能叫運滯。這是過去環保團體的不足，卻也是未來的必修課。
文__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策劃__朱凱迪
編輯/ 林韻兒
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明報專訊】兩位服務於不同環保團體的朋友，同一日跟我說要離開「傷心地」。其中一位慨嘆，「我冇忘記當年面試時組頭問我點解想來做。我答佢：『我覺得世界不應該是這樣，雖然未必有能力改變，但我想幫到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今天，這裏已經變成一個遊樂場，我也不想留低。」
當環保組織變成hea做的嬉戲地，會係點？
這兩三年間，不是每個環保團體都是嬉戲的，但大多走到狹路關口。不說別的，過去大家都頂着道德光環，只有罵人監督別人的份，但近年來，卻不時面對外界手指指、附加兩句「環保膠」的挑戰。
環團近年「少了聲氣」
有挑通眼眉的朋友說，近年環團「少了聲氣」。這個聲氣，意謂倡議（advocacy）的運動能量，這也是環團的氣場。我在1995年當環保記者，當年做倡議的綠色組織，有長春社、綠色力量、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還有一年後落戶香港的綠色和平。前四者人強馬壯，關注議題層面廣，主事者大都獲委任加入政府與環保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故稱為「四大環團」。
「四大環團」代表在1995年的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上當過攔路虎，指臨時機場管理局的環評報告無法有效保障中華白海豚，首次否決機場發展項目，成為一時佳話。由於諮詢委員會成員，可掌握第一手的政策信息，若善加利用，與所屬環保組織裏應外合，能發揮更大的運動能量。
攔路虎棄守陣地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日，這些環團大哥大的資源更充裕，正職員工更多，年收入總計超過一億港元。推動環保的形式很多，按各自的專長擺位分工無可厚非。然而，在當下的環保挑戰下，綠色團體理應有能力及資源，投放更多在倡議的關節。奈何在現實上，倡議的比重及能量不成比例地萎縮，有團體甚至棄守這重要陣地。
即使是諮詢委員會，既因為環團代表僅佔少數，加上不少代表無心倡議，又或者在委員會呆得太久，思維上愈來愈傾向建制，聲勢就更弱了。除環諮會偶有環團聲音外，你可曾透過傳媒，聽到環團在其他諮詢組織發聲？如城市規劃委員會、能源諮詢委員會、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等？
撐真普選 突破政治潔癖
環保法規無法通過，跟議會中既得利益的阻撓有莫大關係，如果環團連諮詢委員會這個建制過程的關節眼也要棄守，為啥還佔着茅坑？在佔領運動初期，環保和保育界的朋友以個人名義發起連署，表達對真普選的渴求。這是很了不起的行動，也突破過去政治潔癖的局限。奈何聯署行動曇花一現，而且沒有主流環團的領導呼應。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找來有環保背景的廖秀冬當環保大員，發表過綠色含量高的施政報告。冬姨提出推動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法規、規管電廠的污染排放等訴求，都是綠色團體引頸以待的政策，怎捨得破口大罵？即使鬧，也是小罵大幫忙。
「鬧」得愈響愈好
壓力團體的強項是「鬧」，鬧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重要手段。重視倡議的環團深明media campaign之道，明白鬧的分貝愈高、行動愈出格，愈能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因此，遇上在環保上不作為的曾蔭權，和言計其從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綠色組織鬧得最響，幾乎沒半點包袱。
曾蔭權經歷「慳電膽」風波一役，不想提早腳痛下台，但凡爭議的政策，拖得就拖。既然主子無要求，邱騰華也犯不着按冬姨的時間表，推行廢物收費等爭議政策。
問責團隊有心無力
問題是，你愈拖，處理污染的壓力愈大。在這個背景下，黃錦星登場。不少人認為黃錦星的問責團隊有心推動環保，但有心不代表夠力，尤其政治形勢大不同：一個無誠信的特首、政府部門內/之間少做少錯的消極阻撓，還有立法會的亂局。政治現實殘酷，既是問責官員，做不到便該接受批評。只是認清背後的難點後便會明白，這時罵得太狠，除了打擊官員士氣外，甚少正面作用；但不罵，又有失環團的監察功能，結果教不少環團處於兩難。罵與不罵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必須拿揑好罵的分寸，但在當下的時局，誰又掌握得好？既要把政策議題搞通透，又要懂得處理當中的政治角力，兼顧policy及politics的角力，難度本來就高，面對未來紛亂的政局，挑戰不言而喻。
化身「環保變色龍」
環團的另一挑戰，是機構管治失效。這幾乎在所有環團都出現過。較壞的情况是，董事會一言堂地以拍腦袋方式定方向、做決定，而董事會則是畀面派對，無法發揮有效領導和制衡的作用，結果導致組織、人事大地震。又或者理事過於靠近建制，忘了自己的綠色身分，變成「環保變色龍」。
我們期盼的董事職能，當然是制訂出有視野、具遠景的未來想像，而且能交託給有能力的團隊付諸實行。十年後，你預想機構會變成怎箇模樣？很抱歉，很少聽到有多少董/理事會有這樣的遠見，即使有，也不知道如何落實推行。我倒記得有環團當家半認真地說過：「做最後一家執笠的環保團體就夠。」
最大挑戰非「錢途」
有台灣學者來訪，問香港環保團體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高層答：「募款」。我過去服務的環保組織屬中型規模，但一年收入，卻抵得上台灣大部分環團的總和。對於我們的挑戰是什麼？我的答覆並非「錢途」，而是缺乏深刻的反省。
想起佔領現場，廢物分類做得有聲有色，自備水樽運動也沸沸揚揚，這不是環保團體努力要推的嗎，為何偏見不到他們的身影？環保運動並非環保團體的獨家專利；即使不做這些，那可曾把本業做好？再說，綠色團體「佔領」相當多公共資源，理應有更大承擔，這絕對是人們對環團應有的期許。
這其實也是很多民間團體的挑戰。傳統環團要迎向時代的挑戰，就如大象轉身般難。一是要領導有改變的意識，二是有推動改變的能耐。各位環團朋友，你們的團體處於怎樣的狀態中？還是還留戀於安逸的遊樂場？
由下而上才是生路
放眼將來，環團務必不時思考以下問題：
◆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回應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的變局挑戰嗎？
◆長遠一點看，能回應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舉例說，隨着粵港人流物流急速匯合，區域污染的壓力勢將有增無減，我們沿用針對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運動手法，能否獨善其身？如果不能而要加強粵港合作，那兩地的融合矛盾又怎去拆？
◆以「廢物處理」和「汽車廢氣」等傳統分類方法對應污染問題，是跟着問題尾巴走的治標手段。如何正本清源，走出見樹不見林的困窘，處理污染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區域環保」、「環境負荷量」，可以是未來的策略方向嗎？
◆你們的傳媒團隊，究竟是主力支援倡議和社區工作，抑或隸屬於募款部門？在倡導與募款之間，孰輕孰重？
香港已進入抗命年代，無論採取哪些策略，都應該知道未來推動改革的動力，不再單單由上而下，民間社會的自發自強才是可能的生路。
環保團體不必放棄過去政策倡議的優勢，但務必要多走入社群，紮根社群，讓公眾對議題產生擁有感（ownership），才能壯大行動力。當社區中不斷有你我他營造希望，彼此打氣激勵，而非僅背負絕望悲情上路。有正能量，路才走得穩，走得遠。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很需要創造希望。說到底，運動之所以叫運動，是能動員群眾；遠離大眾的那些，只能叫運滯。這是過去環保團體的不足，卻也是未來的必修課。
文__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策劃__朱凱迪
編輯/ 林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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