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抗爭與公民社會

國民教育抗爭與civil society
星島日報 | 2012-09-11 | By 林仕功

國民教育一役，波瀾壯闊，公民社會小勝一仗。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個概念近年在香港成為了主流論述重要一環。論者說公民社會在國民教育抗爭中小勝，相信主要是因抵抗行動由一群中學生和家長發起、組織和推動，政黨和媒體只是在後來回應這股運動，基本動力由始至終都是學生和家長（聲援人士當然也發揮了重大作用）。抵抗行動及後成為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雖然示威者撤離政府總部門外廣場（已被稱為公民廣場，相信很快這辭彙將成為香港人語言一部分），但運動有強大內在動力延續下去。

公諮詢新概念

國民教育事件應再一次提醒朝野各界，香港的公民社會已頗為成熟，政府處理各大小議題，政黨要制定切合市民訴求的政綱，必須了解公民社會，要有真正的engagement，而不是虛有其表、徒具形式的諮詢。

從前求學時讀到東西方國家結構上的區別，主流論述之一指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強大，制約了政府與國家機器的權力。東方則相反，共產國家更因為黨的組織無孔不入，社會受到嚴密控制。香港的情況不能簡單化地放進上述的框架分析。香港沒有民主政體，長期以來主流論說指香港是移民社會，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與社會的自覺凝聚力是近年才慢慢建立起來。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例如國民教育這類事件告訴大家，無論香港的公民社會是否近年才萌芽生長，但很快已經扎根，甚至已遍地開花，不久就更可能會開枝散葉。

近年香港政府在推出政策前，普遍進行所謂的公參與(public engagement)或持份者參與（stakeholder engagement）活動。這是從過去的公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演變過來的新概念。表面上是改變了，但效果上仍未取得重大突破，公並未真正覺得更多參與了政策制定，感覺跟以前的諮詢差不多，只是活動多了，政府可能較主動找出持份者（或說利益相關人士╱社群），但最後公對決策過程的「認受性」仍沒有明顯提高。導致這現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甚？

筆者認為，要解答這問題，必須回到有關公民社會的思考上。究竟我們的公民社會的狀況是怎樣？公民的主流（與非主流）的想法是甚？社會內在的資源有多少？這些資源可以讓社會自身解決甚問題，而不用（或者不適宜）由政府介入？教育就是最好的例子，民間對政府不信任，原因是甚？（這可能比較容易解答！）社會自行處理一些問題（例如公╱國民教育）可行不可行。即使政府在建立公民責任上有責任與角色，政府應以甚方式處理？是否就像推動國民教育一樣，硬銷硬推？

社會自主生命力

近來看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呂大樂教授的新書《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讀到〈矮化的公民概念〉一章時，發現港英政府在一九七○年代通過清潔香港及撲滅罪行運動等推動社區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及建立公民責任感(civic responsibilities)時，處理得非常小心。除了主要因為殖民政府要避免因此而引發港人提出政治訴求，也因政府深知自己是殖民者，而殖民社會有相當的複雜性。呂大樂教授在書中指出，香港人對清潔香港及撲滅罪行運動等社會動員，不是照單全收：

「差不多跟那兩次社會動員同步發生的，是本地城市的社會運動。」

社會很複雜，有自主的生命力，即使在殖民時期也一樣，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

文︰林仕功/從事新聞與傳訊工作多年，先後於香港及國際傳媒機構任職，現為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