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rch 28, 2012

陳倩瑩:一代又一代努力付出才換到自由

陳倩瑩:一代又一代努力付出才換到自由
明報 2012 年 3 月 25 日

從小到大,在家人的培養下,都有看新聞的習慣。可是,接收資訊和感受到真正的觸動,卻是完全兩碼子的事。記得中五時,會考過後整天在家,想起小時媽媽跟我說過我出生後的那一年,在北京發生了軍隊屠殺人民、學生的事情,便無聊在網上搜尋相關資料。那天晚上在電腦前,看覑那些新聞和照片,整個人震撼得呆掉了。看覑、聽覑那些子彈聲、廣場熄燈的畫面、維園燭光晚會短片和歌曲,我哭得崩潰了。早前看電影《昂山素姬》,看到那軍隊射殺學生的環節,整個人低泣抽搐得喘不過氣來……那夜之後,在每次社會行動中,我總會不期然想起《絕食書》的文句,在內心深處不斷呼喊覑那些未竟的理想和目標。今天,我會不斷問﹕...為什麼愛這個國家會愛得這麼苦?為什麼中國人不值得擁有更人性和平等的生活?

中學選學生會初嘗民主

一切都在中六時開始。那年陰差陽錯下,被同班同學拉雜成軍,跑去選學生會,初嘗民主選舉的滋味。那時候認識到一個剛畢業回來助選的「老鬼」,被告知許許多多社會事件﹕反世貿、天星、皇后等——每件社會運動都刺激覑我,驅使我反思和觸動不同的價值。學生在社會中可以參與的事件和方式太多、影響社會的能力亦很大。自此,我便立定心志,決意上大學後加入學生會和學聯,在前人未走完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放榜後,入讀中大政政系已成不可能的事,但我仍堅持把它放做第一位,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當然,我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最後在失魂落魄下,跑了去念城大副學士。這兩年,即使我如何努力的讀書,亦擺脫不了自卑感。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標籤很大,亦影響到家人對副學士的看法。家人雖不至冷嘲熱諷,但總是把我跟他人比較,帶來無法言喻的壓力。同時,這兩年學費不菲,家人至今仍有微言。故此,我不敢花時間在社會運動上,只能專注讀書向家人負責。副學士的兩年,雖然在「大學」環境中度過,但如果說這是大學生活,卻是徹頭徹尾的謊話。副學士,的確是教育八萬五!這亦使我其後在學聯討論教育議題時,總有異常痛恨教育商品化的感覺。如果政府願意加開大學學額而非經市場提供,我根本就不需要多花兩年時間和金錢!

還記得當初面試時,負責收生的嶽爺(馬嶽副教授)問我﹕為什麼想讀中大?這條問題,我在事前想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答法。最後,我還是選擇說了在面試前一晚,在網上看到的「國粹派」、「社會派」、中文運動、金禧事件等東西。當年的學生運動,不單捍衛了人權和生活尊嚴,更改變了政府政策、改變了社會。學生運動能產生社會影響,不是因為學生是「社會良心」或頭上有什麼神聖的光環,而是學生能說出心底話、直接了當做心中所想,使公眾在相對平等的空間去反思和改變。任何運動如果不能喚醒社會普羅大眾和突破主流論述和規限,它就不能進步地推使社會改進。驀然回首,當初收生時,不知教授除了準備好錄取通知書外,還有沒有做了替我寫聲明的心理準備呢?(在此亦感謝政政系老師對我的關愛!)

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反高鐵、5區公投、遞補機制等。感受很深的是社會壓迫感愈來愈令人窒息。官商一體下的高地價政策、市區重建,都迫使人的居住地方和生活尊嚴愈來愈少、生活成本愈來愈高;那些被迫遷的人、被強拍的人愈來愈多。住在籠屋、板間房、ṃ房的貧窮人口被政府長期無視、跨代貧窮的小孩一開始便輸在起跑線上、每年賺盡盈利的大財團仍舊裁員、專利權下的企業仍用盡方式加價……即使我們如何吶喊、向政府交意見書、遊行,在功能組別「數夠票就通過」下,我們被制度一次又一次暴力蹂躪。如果我們能夠把不合格的從政者趕下台,我們現在的生活可以有更多選擇吧!偏偏,我們被迫吃下有毒的政改方案,小圈子選舉仍舊為我們選出垃圾管治「精英」。

韓國台灣人民代價很大

漸漸,我開始了解到很多地方的民主進程,其實絕不平坦。韓國的工人和學生,到底在光州事件付出了多少,才換得到今天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在二二八、美麗島等事件中,又付出了多少,才換到台灣的民主來?香港太舒適了,使人都忘卻民主的寶貴在於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付出才能夠換它回來,甚至誤以為民主能夠從中央手中乞到。遞補機制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被暴力壓縮。我們即使盡力煞止,亦沒有喚來更多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但我們偏偏就正面對一個如此不堪的處境﹕連原來擁有的東西也要被打壓和奪去。在這垂死的時刻,行動的確刻不容緩!

可是,即使我們組織青年聯席遊行、寫意見書給政府、七一上街表達反對,政府還是視民意如浮雲,強推遞補機制,行動完全沒有結果。政府還要開兩場做秀式的諮詢會,安排支持者進場贊成政府方案!這教我們如何能不挺身而出?為公義而抗爭,其實是主流泛民建立多年來的道統所犧牲的價值。就這樣,我們便被標籤成暴徒。在「法治」、「和平」、「理性」等符號下,警方的任意拘捕、律政署的政治檢控便成了維持社會「公義」的產物。若果是次法庭不是作50多年來第一次如此重的判刑、而被重判的不是學生,我很難想像大眾會突然爆發出對遞補機制和政治檢控的怒氣。畢竟,多年來社運朋友被判刑而得不到反應已司空見慣。但是,每一樣不公都有它的爆發點和啟蒙點,而我是多麼相信香港人能夠從中學習、堅持對公義的執著,繼而採取行動來改變社會。我城的生死,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付出才能改變,決不是個人朝夕所能得到。希望這3星期的判刑,能喚醒更多沉睡的人,去爭取解放,讓所有人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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