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中國公民社會現狀

陳健民﹕中國公民社會現狀
——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

【明報專訊】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

2008年被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先生標記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那一年，有超過100萬名義工和200個民間組織直撲四川，參與大地震的救援和重建。同年，劉曉波連同303位聯署者發表《零八憲章》，主張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和民主與法治等憲政改革，引起海內外華人的響應，超過8000多人聯署，其中不乏著名學者專家。

今天，徐永光先生是南都基金會的秘書長，卻在公益界中平地一聲雷，聯同一批基金會「抗稅」，反對政府向公益組織苛捐雜稅。而劉曉波則被判11年徒刑，在獄中安靜地守候諾貝爾和平獎會為他和中國帶來怎樣的轉變。兩位令人敬重的人物看似在不同領域中奮鬥，都在通往公民社會的路上遇到障礙，縱使未有相遇，目光卻投注在同一方向。

公民社會法律環境未有真正改善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由自主、多元開放的民間組織所構成的公共領域，公民可透過此領域對話和合作，處理公共事務。與傳統的社會服務領域或「第三部門」概念不同，公民社會除了從事公共服務外，還要發展社會資本令民眾形成相互協力的網絡，並且要監督政府和市場。公民社會所以與民主息息相關，是因為公民社會往往致力推動民主化，而當民主制度建立後，公民社會亦是整固和深化民主的重要力量。劉曉波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憲政改革而遭到政府強力鎮壓，比起當年捷共對七七憲章聯署者的迫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會否掀起中國公民社會的波瀾？

首先，自從1989年中國政府提出對社會團體的登記和管理方法以來，公民社會的法律環境未有真正的改善。大量的民間組織因為找不到相關政府部門作為「擔保」而沒法登記。政府一方面不提供資源（企業和老百姓的捐款往往流向政府部門或官方慈善團體），而當民間組織被迫「喝洋奶」（接受海外捐款）時，卻受到政府的懷疑與阻攔。近年雖有一些企業或企業家成立「私募基金會」（如南都、友成、阿拉善等基金會）為民間組織提供活動經費，但如想擴大規模成為「公募基金會」向公眾籌款，大多知難而退。即使像李連杰壹基金如此享有盛名，亦只能「掛靠」在中國紅十字會下而難以獨立登記為公募基金會，令他「一人一月捐一元」的平民慈善理想無法達到。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許多中國的民間組織都缺乏健全的治理結構，他們或者沒有法律地位、或者以工商登記，不是沒有獨立銀行戶口便是財務混亂和不透明（有時是為了避稅），資金稀少和不穩定，難以吸引人才，影響了服務的執行力。最終令大量民間組織長期停留在「草根」狀態，無法複製或擴大規模，影響力自然有限。諾貝爾和平獎顯然不會在中國民間組織中引起較大的迴響。

「公共領域」近年有復興之勢

但與公民社會共生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近年卻有復興之勢。哈巴瑪斯研究西方民主發展歷史中，發現17、18紀英國的咖啡館、法國的沙龍、德國的俱樂部，以及商業報紙和文藝雜誌，是當時平民社會中的重要溝通空間和媒介，透過形成「公論」來影響政府施政，最終促成民主。有些論者認為傳統中國的酒樓、茶館（甚至有人認為應包括青樓妓院），祀堂和廟宇前的空地、或者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學社和報刊（我研究過廣東七十二行報，甚多政治討論），都是中國公共領域的雛形。但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新中國如非萬馬齊瘖，便是由不同派系在背後策動的「大鳴大放」式的大字報狂潮和群眾批鬥大會，都不符合自由開放原則（更不要說哈巴瑪斯所述的溝通理性）下的公共領域。

官方背景媒體變得貼近民情

改革開放以後，公共領域開始萌芽。1979年民主牆無疾而終後，至1980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利用編委會（如《走向未來》叢書）作為思想交流的平台，然後蔓延至大學裏形形色色的沙龍，引發對民主自由等思潮的熱烈討論。八九民運失敗，中共加強對意識形態的箝制，曾經出現一段令人沮喪的寒蟬期。但隨地方報刊和電子媒體市場化，為了爭奪讀者和觀眾眼球，連官方背景的媒體都變得貼近民情，進而嘗試反映民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南風窗》等報刊更不斷觸碰官方底線，廣開言路。而對於百姓（特別是80後青年），互聯絡的發展讓他們初嘗公共領域的滋味。由線上討論、起哄以至在線下聚會、合作和動員，全面突破官方的封鎖。近年在一些城市更興起一股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昆明的真善美書家等，都經常有幾十人聚首談人生、社會和各種思潮（可參看張潔平網上文章）。我也到過這樣的書室談公民社會，都是熱鬧非常，與會者月旦世情鞭辟入裏、對新知識如飢似渴。

政府對公民社會採「分類管理」對策

官方面對崛起的互聯網世界，一面想用「綠霸」等科技屏障「危險」信息、再以網絡警察和「五毛黨」來「和蟹」網上言論。而民間的對策是發展更成熟的「翻牆」和「推特」技術，再創網上新語（5月35日、劉*曉*波*等）避過官方搜索器，或者以草泥馬圍剿河蟹五毛黨等。對於傳統媒體言論出界，黨的宣傳部門往往施壓撤換責任編緝和記者。但我觀察到一些較開明的報業集團已形成一種新聞專業精神，或以「走過場」檢討應付上頭壓力、或者讓當時人休假旅行、或者平調到同一集團的另一報刊掛單，待風潮過後再班師回朝。

相對於言論為本的公共領域，政府對有組織力的公民社會就更是小心翼翼。當前政府採取一種「分類管理」的對策，對疆獨、藏獨、民運、「邪教」組織嚴厲取締，對維權、倡導或在敏感領域（如勞工、愛滋病）服務的組織會進行監控，而對於在社區層面提供老人、兒童、婦女等服務的組織，嘗試簡化其登記手續、向其提供資源（即購買服務）鼓勵發展。不過政府還在不斷調校分類管理的政策，好像趙連海的「結石寶寶之家」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二類組織，卻因為毒奶粉影響重大，涉及國家形象，就以「聚眾鬧事」之名將之拘控。因企業無良和政府疏忽而成受害人，再被政府加害，究竟公義何存？也見中國公民狀的可悲！

■延伸閱讀

書名：走向公民社會

作者：陳健民

出版：上書局

作者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