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不宜妄自菲薄

行善不宜妄自菲薄
募捐切忌兩面三刀
Aug 13, 2010 信報 鄭經翰

本欄上兩周一連發表兩篇有關富豪發財立品和捐獻文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回響。本報同文林行止和徐詠璇先後發表文章各抒己見，高下自然立見；而《蘋果日報》亦發表社評，批評中國社會制度及文化使然，不會出現畢非德，也不會有二十四年個人行善不斷、被奧巴馬頒授總統公民獎章的關惠群，不單引喻失義，更典型是妄自菲薄。

中國經濟崛起後，一小撮人先富起來，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貧富懸殊情況嚴重，加上擁權自重的官僚腐敗貪污，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片凡事向錢看的功利主義心態和氣習，教人不敢相信慈善(charity)和捐獻(philanthropy)文化可以在中國社會有生根和開花結果的土壤。

但事物總有其另一面，也有其辯證的發展過程。中共以社會主義立國，標榜共產主義理想，曾經以「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鋒精神，號召全國人民為建設國家無私奉獻犧牲，完全罔顧人性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超前發展的政治要求，效果只會適得其反。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壓倒一切，迫得社會走向極端的民族大災難。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實行開放改革政策，發展市場經濟，主張讓一小撮人先富起來，中國潛藏的生產力遂得以大大解放，經濟突飛猛進。可是，猶如同卵雙生的政治制度卻停滯不前，貪污腐敗問題叢生，以至社會心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只重實利，不顧公義，對慈善和捐獻文化，人們大都抱持犬儒主義的質疑態度。

但開放改革三十二年後，中國社會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富起來後，「衣食足、知榮辱」的傳統盛世文化價值觀，就有了重新滋長的物質基礎。而共產主義理想失落後，社會意識形態呈現真空，傳統主張仁愛禮義的儒家文化便可捲土重來，填補人民的心靈黑洞。

事實上，中國近年天災頻仍，地震水災接二連三，災民哀鴻遍野，除了國家的救援外，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支援和捐款，也為數不少。兩年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國的捐款便創出了空前紀錄，遠比海外的善款為高，民間也有不少志願隊伍前赴現場救災，更有很多善心人領養失去父母家庭的孤兒，可見悲憫仁愛慈善之心，在中國社會並未絕迹。

總之，事實勝於雄辯，何必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民間的捐獻文化已開始萌芽，由影星李連杰創立的「壹基金」便是最顯著的例子。李連杰不單自已捐出財富助人，更鼓勵全國人民每人捐出一元，集腋成裘，為有需要的不幸同胞，作出自已的奉獻。所以說，一口咬定中國出不了畢非德和關惠群，怎說也有點武斷。更何況，仗義每多屠狗輩，內地民間其實也有不少善心人，只是他們的樂善好施不為人知，如此而已。

必須指出，說美國人樂於捐獻，與基督教的奉獻和關愛精神攸關，恐怕只看到錢幣的一面。沒錯，世界超級富豪蓋茨和畢非德都慷慨捐出九成身家，更推動捐獻運動，鼓勵美國以至中國、印度等世界其他各地富豪作出同樣奉獻，動機高尚，理想崇高。但多少人會知道，美國富豪作出的誓約 (pledge)，生前或死後約捐出一半身家，固然在法律上沒有約束性，不一定實行，其實更與美國的高稅制有關。須知道，美國的遺產稅極高，三百萬美金身家以上，便須繳聯邦稅百分之五十五，另加州稅約百分之十五左右。換言之，美國富豪身故後，如果不捐獻，身家也會自動減少七成。與其益政府，很多美國人寧願捐出身家，而蓋茨、畢非德的捐獻運動只需美國富豪承諾捐出一半身家，實際上比納遺產稅還要少，又何樂而不為？更何況，所謂的「承諾」，只是「道德承擔」 （moral commitment）， 而非「法定合約」（legal contract）。

現在，且以美國例子為他石之石，對照一下已經取消遺產稅的香港。李嘉誠願意捐出三分之一身家作慈善基金，並且已經真金白銀付出一百多億，規模其實已可比美美國富豪捐出一半財產，怎也不能說不是慷慨好施吧？至於二十八前已經捐出八成身家成立基金濟世的田家炳、遺產不留子女全數成立基金推動工業發展的蔣震，都是為人熟悉的名字，樂善好施，絕不在外國人之下。

所以，身為香港人和中國人，我們實在不必，更加不要妄自菲薄，以為自己人行善之心比不上別人。這種「外國月亮特別圓症候群」，實在必須盡快根治。

總之，能夠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向不幸的人行善，施予援手，對社會教育、文化、醫療、福利事業作出捐獻，便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當然，也有不少富豪行善捐輸，也帶有功利之心，甚至沽名釣譽。這些行徑，清流或會嗤之以鼻，但大部分人相信都會認為問題不大，以至覺得隱惡揚善乃係人之常情。畢竟，貧苦大眾與社會整體始終有所得益，求全責備只會落得失諸交臂。尤其是負責募捐的人士，自己主要職責是向富豪勸捐，應該有所分寸，知行所止，否則開罪人家還屬其次，籌不到捐獻，就肯定是失職。不過，那些捐獻包含政治目的，以為可以藉此消弭社會上的仇富心態，便不值推崇，效果往往也會適得其反，令人更質疑其計劃背後的捐獻動機。

人比人固然氣死人，但也可以見到真心。同屬大學「護法」，中大的香樹輝全心全意為母校護航，有目共睹，全憑的是一顆赤子之心，所言所行，即使未必可以得到社會大眾認同，已肯定能夠贏到大部分「中大人」的尊重。但全職香港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總監的徐詠璇，主要職責是為大學募捐，角色為「勸捐者」，卻同時扮演「意見領袖」，經常月旦時人時事，詞鋒銳利，稜角盡現，便難免出現角色衝突的問題。

平心而論，徐詠璇盡情揮灑其辛辣鐵筆之餘，卻似乎忘記了自己其實戴了一頂「港大募捐代表」的帽子，以至違反這類工作必須「悶聲發大財」的潛規則。須知道，有錢人固然面子大過天，但說到底，任何人都不想貼錢買難受。結果，徐詠璇既得失樂善好施的富豪，更平添港大的尷尬。至於她在專欄中單提田家炳，隻字不提支持香港大學的蔣震、蒙民偉及李嘉誠等慈善家，不但以偏概全，更輕重不分， 可能有礙大學募捐，實屬千慮一失。

更重要的是，大學接受富人捐獻，其實有責任自省，應該一清二楚讓公眾知道背後的人性化故事，寓教於捐，好讓更多有意捐獻者認同箇中意義及功效，帶動社會作出更多的奉獻。譬如說，港大要求李嘉誠拿出十億元推動大額捐獻，就應該明確地道出捐獻的目的和意義。崖岸自高，避而不談，反說什麼企業社會責任和真正善心，批評人家沽名釣譽，結果只會令捐了錢的人看輕她代表的大學，到頭來堵塞捐獻之路，捐害港大的利益。所以，若徐詠璇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扮演「意見領袖」，那就必須嚴肅考慮辭去現職或轉教職，那就毋須顧忌暢所卻言如魚得水，說不定可以超越覺今是而昨非的王永平，締造放言高論的超然形象，以至尋找到人生的第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