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三種心態誤了NGO

劉銳紹﹕三種心態誤了NGO

【明報專訊】中國的政治氣候近期進一步收緊，不單反映在劉曉波、譚作人等敏感案件之上，也反映在非政治組織之上。最新的案例是，長期在內地官方認可下扶貧、救弱的樂施會，忽然被指為「用心不善」、「向內地滲透」的「非法政治組織」。這一定調不僅令普羅大眾感到意外，連與內地關係密切、身為樂施會領導層的「自己人」，包括前律政司長梁愛詩和前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也感到錯愕和驚訝。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這類事件？事件的背後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我想，概而言之，有三大原因。

慣性從政治鬥爭角度想

第一，近年來一些國際社會的對華動向挑起了中國的政治神經，令一些中國官員慣性地從政治鬥爭的角度想問題，以點概面，並作出過了頭的反應。

以前，中國認為外國主要以「人權牌」、「民主牌」、「經濟牌」來壓迫中國，但隨覑中國經濟不斷上升，外國已不能再用這些手段向中國施壓了。但是，「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還會用其他「軟手法」來破壞中國，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所以，中國對這類「軟手法」特別關注。

內地一些官員綜合了各方舻象，認為外國的新招包括了勞工問題、貧富懸殊問題、中產階級的上升與醒覺、維權活動不斷增加、壯大互聯網和非政府組織，都是外國將會集中使用的方法。其中互聯網和非政府組織，更是中國密切關注的對象。中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尤其盯緊，因為它們已經在東歐和中亞地區成功進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橙色革命」，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這已是很多內地官員的結論。

與此同時，近期國際上的一些動向，恰恰又與中國的「研究心得」♣合。例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最近高調提到互聯網的作用，並把獲得資訊的自由提升到「第五權」的地位。被中國視為「民（間）皮政（府）骨」的美國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最近又擴大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教育」。凡此種種，都加深了中國官方的疑慮。

其實，這些「外國勢力的滲透」是國際政治中的家常便飯，中國關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外國如何滲透，而在於中國如何自處、回應和駕馭形勢。中國說，外國經常利用中國的內部矛盾而煽風點火，但如果中國能夠盡快和妥善解決各種矛盾，外國哪有可乘之機？相反，中國目前仍然慣性地以點概面、以偏概全，有時候更借助這類外來勢力轉移內部矛盾，掩蓋內部已失去凝聚力的事實。這次樂施會被罵，正是本末倒置的事例。

對NGO一知半解

第二，中國官方對非政府組織的功能、性質和運作模式至今仍一知半解，並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加入了很多政治因素，導致杯弓蛇影的反應。

事實上，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尚屬「新生事物」。以前，中國根本不容許非政府組織存在。一些官員還「鑑往知來」，想到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初期，曾搞過「農民講習所」，這就是當時的非政府組織，表面上是教育農民知識，但關鍵時刻卻可以動員起來，成為反政府力量。所以，中國對非政府組織歷來都有一種先天性的恐懼。

不過，隨覑近年來中國社會的演變，非政府組織的確在一些民生性、社會性、經濟性和地方政策性的問題上發揮正面作用（例如前年的雪災和四川大地震），令官方也逐步認識和承認非政府組織在某方面可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所以，中國近年也容許非政府組織在民政部門登記，正式存在。據官方數據，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已超過55萬個，但清華大學非政府組織研究所的數字則指已達270萬至300萬個。這個數字仍有爭議，因為什麼才算是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還沒有統一的認識。

可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仍然處於妾身未明的階段。官方認為它們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擔心它們會「異化」，變成維權組織。所以，官方對它們的背景、工作和社會影響仍在密切觀察中，而且不容許它們串連起來，所以它們又被稱為「單細胞組織」。其中，官方尤其關注兩個問題，就是它們的資金來源和境外聯繫。官方擔心外國勢力會透過這類組織，在中國民間凝聚非政治性的力量，但在必要時卻可以發揮政治性的功能。

對於來自境外的非政府組織，官方就更加盯緊了。所以，甚少境外的非政府組織能夠在中國設立永久辦事處。它們只可以在官方認可之下，按項目開展工作，而且在工作過程中還有官員從旁「協助」，實際是監督。樂施會這次被點名，就是境內外非政府組織結合而引起官方擔心的典型個案。

無限上綱 寧左勿右

第三，鬧出這類事件，問題多數出於政治和思想官員身上，而不在於身處第一線的工作人員身上。

其實，愈來愈多第一線的工作人員認識到非政府組織的性質和實際作用，但在中國，主要起作用的不是這類實幹型的人士，而是在高層指揮的政治和思想官員。在後者眼中，境外的非政府組織實際也是政府組織的一部分，不可能獨立於政府和資金來源之外，只是「外界不懂得國內外政治鬥爭的複雜性」而已。以樂施會為例，即使樂施會表明它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市民的捐贈，但政治和思想官員一般都不會相信。儘管樂施會的領導層中有不少中央信任的人，但政治和思想官員卻把焦點放在他們認為「用心不善」的少數人身上。所以，他們無限上綱，寧左勿右，因為「左」是方法上的錯誤，用心正確，錯了沒罪，但「右」則是路線上錯誤，與黨不一致，隨時變成「罪大惡極」。心態和思維方式的偏差，經常製造這類誤中副車的事件。

上述三大原因，說明中國仍然受覑嚴重的鬥爭哲學影響，「國際和國內階級敵人等不穩定因素」經常觸動政治和思想官員的神經。一些偶爾♣合這種思維的現象，很容易主導了這類官員的鬥爭意識，掩蓋了事物的主流。

此外，中國政治的「定性文化」也十分累事。一經主事的官員拍板定調，下級人員難以影響上級的決定。以樂施會為例，其實在內地的口碑不錯，不少前線工作者和官員對它的評價相當正面，但只要有一些權力更大的部門或官員以「掌握內部情」為理由（但毋須公開），就可以否定大多數的感覺和判斷。更有甚者，有時候被定性的人或團體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是「敵我矛盾」的核心，這就形成中國特色的人為隔閡，令人欲辯無從。這種定性文化不改變，如何構建和諧社會？不過，話倒要說回來。按目前公開的資料可見，把樂施會定性為「用心不善」的「非法政治組織」者，只是與教育有關的中央部門，而不是像法輪功那樣，被中央最高層定性為「邪教」。從層次上看，兩者有所不同，但這也反映了「上有好者，下有甚焉」的悲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這類事件不斷發生，受害最大的正是中國的弱勢社群。假如樂施會未來的籌款工作受到這次事件影響，那豈不是因為鬥爭意識的遺害而影響了弱勢社群的福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