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

戰後香港，中西與國共勢力匯聚，港英尊重法治及自由之餘，因事制宜，因勢利導，一度使香港成為多種族群、思想與制度混雜並存而開花結果之地。可惜除了零星研究項目之外，梳理史實、汲取教訓的功夫做得不足，以致本地學者常有建立香港研究之呼籲（洪清田謂之「香港學」）。文化政策方面，過去港英政府在戰後由於享受世界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兼且是來自境外而又有管治年限的殖民專政，故此只需行政技術穩當，能夠應付短期的市民需求即可，無必要整理出一套總體文化政策，留存後世參考，其道理就正如港英政府毋須整理出一套具備學理的工業政策、旅遊政策、教育政策、青年政策或房屋政策。政治學理遺產之空白，令香港在回歸之後，政府面臨空前考驗。行文之際，觀乎回歸十年以來政府的種種失策與失措，空白的政治學理遺產，正是特區政府的致命傷，整個政府猶如一套不能自我陳述道理的自動化機器。筆者有幸涉政十年，撰寫本書，亦在於補前人空白，資後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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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文化用於政治

自民政局退職之後，近日封存家中舊物，讀到當年美國老師李明華博士（Dr Louie Crew）為我申請英國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寫的推薦書，當中有一句讚譽之言：Mr Chin's mind has never been colonized（陳君之心從未遭受殖民統治）。英文系向為公務員之苗圃，老師教的香港學生之中，漠視殖民政府淫威的，大概只有我一個吧。如今想來，老師也真的不夠世故，我取不了英國的獎學金，意料中事矣。我在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遊學德國，轉修民俗學，課餘寫小說、評論政治，涉入香港的文化政治，本是一場意外。因緣際會，至今難言是無心之得，還是無心之失。

從治史入手
自德國回港之時，港英政府仍在統治，香港的大學教席自是難覓，只能輾轉在幾家學院兼職糊口，抱幾本殘書爛稿奔走於途，看東家的面色做人，這原是中國文人的生活常態，也不介意。一九九七回歸之際，厭倦了教書生涯，便辭退一切學院散工，賦閑在家。巧遇葉國華先生創立的香港政策研究所聘請研究員，從事文化政策研究，冒昧求職，幸得錄用。當時藝術發展局仍是自由浪漫，研究所提議研究香港文化政策，順利獲得批款。是項研究的督導小組主席，便是何志平醫生，他當時是藝發局委員，也是市政局議員。我見何甚有復興中國文化之遠志，便將研究定位為香港文化政策的歷史溯源及現況描述。明其史，則掌握其命脈矣。研究報告公佈之後，文友（岑）朗天知我甚深，即在《明報》評論，道出來龍去脈，說報告儼然是香港的文化史。研究所的成員也有感到萬分慶幸的，其中一個更是舒了一口氣：「幸虧第一部的香港文化政策史，是由香港人寫的，不是由大陸學者代勞。」

爾後，何擴大藝發局的研究工作，我隨之加盟，二○○二年亦以幕僚身份，轉任民政局，二○○七年退職。十年來，從藝發局的文化政策到民政局的文化政治，親歷香港文化政治的大轉折，解散兩個市政局、文化委員會之興廢、藝發局改組及藝文政策之倡議（如創意工業），當中，關懷的問題只有一個，如何保存香港的制度與文化生機，轉而化之，以香港的制度復興中國文化，協助中國整體進入現代社會。用的總策略，是清末康有為等人提倡的復古更化，然而在復古更化之前，必須實踐深刻西化，明白西方制度與西方人在現代化期間經歷的掙扎、痛苦及委曲求全之道。吾人身處香港，條件比起康、梁等人寬裕得多，可以畢其未竟之志。繼承及發揚香港的英式制度，使之歸化，成為中國之用，是我們的落腳點，既然從事文化政策及行政規劃，便從此著手。

梳理史實，以啟來者
戰後香港，中西與國共勢力匯聚，港英尊重法治及自由之餘，因事制宜，因勢利導，一度使香港成為多種族群、思想與制度混雜並存而開花結果之地。可惜除了零星研究項目之外，梳理史實、汲取教訓的功夫做得不足，以致本地學者常有建立香港研究之呼籲（洪清田謂之「香港學」）。文化政策方面，過去港英政府在戰後由於享受世界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兼且是來自境外而又有管治年限的殖民專政，故此只需行政技術穩當，能夠應付短期的市民需求即可，無必要整理出一套總體文化政策，留存後世參考，其道理就正如港英政府毋須整理出一套具備學理的工業政策、旅遊政策、教育政策、青年政策或房屋政策。政治學理遺產之空白，令香港在回歸之後，政府面臨空前考驗。行文之際，觀乎回歸十年以來政府的種種失策與失措，空白的政治學理遺產，正是特區政府的致命傷，整個政府猶如一套不能自我陳述道理的自動化機器。筆者有幸涉政十年，撰寫本書，亦在於補前人空白，資後人參考。

筆者此書，即使是急就之章，濫竽充數，也令香港終於有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專著。外邦有文化政策之書，但多是專題研究，不是通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文化政策通論等小冊，奈何萬國協商之後，都是一般指引，流於空泛。國史悠長，港情獨特，外邦之書，殊不適合。過去在藝術發展局接見來賓，講述香港文化藝術政策，苦於無書可贈；在大學講授文化政策課程，都是散論連篇，學生無書可考。台灣文士龍應台君，曾承諾著述文化政策，供華人社會參考，可惜等待經年，不見蹤影。與其綴拾文章，苦等君子，不如親自著述，以啟來者。此撰作此書之緣起也。

新書既成，無限感恩。遠者當銘感香港政策研究所同人，特別是葉國華主席之提攜與李正儀總裁之指導。其後，何志平教授於我先有知遇之恩，復有十年共事之誼，感激之情，難以言表。是書之研究基礎，乃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奠定，當中有田林竹女士及李桂姮女士搜集資料，黃英琦、榮念曾、胡恩威諸君提供寶貴資料，陸人龍博士定論、審稿及批改，李正儀總裁定稿。及後，得研究同道及同文啟發，切磋琢磨，其中以黃清霞、莫健偉、周柏均、周凡夫、許焯權、阮耀啟諸君為最多。藝發局工作期間，蒙鄭新文總裁及林志釗總裁相繼督促，養成良善文書體例及工作習慣，周永成主席、陳達文副主席及盧景文教授等委員講述藝壇掌故，啟迪思想，獲益不淺。書中部分章節，曾在《信報》文化版、《明報》副刊及《打開》雜誌等刊登，多年以來，承蒙梁冠麗、劉進圖、馬家輝及梁文道諸君之垂青，使文章可以面世，文筆得以鍛煉。民政局歷任同僚，伍錫漢、蕭偉全、魏永捷、方毅、林潤棠、郭必佳、馮浩賢、謝祥興、孫玉菡、楊潤雄、梁文韜、袁愛雯、黃白露等諸君，時予教益，未可忘懷。

筆者論述香港文化政策，仿照古人著書立說之體例，分內篇、外篇及雜篇。是書為內篇，稍候編著之下卷為外篇，已出版之《我思故我在》及《五星級香港》則為雜篇。最後，筆者曾於二○○四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文化政策（屬文化管理碩士課程），是書之章節體例，即據當時之講義演述而成。當日之學生，聽我半熟不熟之言，可謂苦也，在此一並謝過。當日引薦我講授此課程之陳潔詩博士，亦開我系統講學之機緣，善莫大焉。

是書由花千樹出版社總編輯葉海旋君鼓勵出版，功不可沒；文章經編輯孔德華君校閱及考訂，三易其稿，感激不已。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