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May 28, 2008

記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

[source: 基層大學網站]

(前言:基層大學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合辦的「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已於5月5日舉行,共三十人出席。街工胡偉忠及基大夏菽各自整理黎的發言,各成一文。胡文側重七十年代青激運動之大事演進,夏文集中青激運動的起承轉合。二文合成一篇詳盡紀實)
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回顧
(黎則奮主講,胡偉忠整理)

背景

五、六十年代,戰後文人(如徐復觀、司馬長風、胡菊人等)在本港宣揚祖國意識。美國支持的友聯出版社,宣傳自由主義反共,出版物包括:《兒童樂園》、《祖國》、《知識分子》、《中國學生周報》。此外,本地文社活動也扮演了鼓勵青年關注及認識中國的角色;較著名的文社刊物有:《開放》、《華聲》、《烈焰》。

中文大學前身的「新亞書院」,新儒家學者如錢穆、唐君毅在文化上發揮影響;他們提出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相信「苦難中國有明天」之說[註1]。六七年《盤古》雜誌出版(創辦人包括胡菊人、戴天、黃維波等),包錯石針對中國人「花果飄零」之說,提出海外中國人的回歸,為華人知識分子指示出路。[註2]六七、六八年世界各地學生運動此起彼落,本地青年激進運動的中堅,後來創辦《七零年代雙周刊》的莫昭如及吳仲賢,均深受感染。

轉變

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如蘇守忠、盧祺等的自發抗議,其後抗議規模擴大,受政府鎮壓並演變為騷動。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絲花廠以及接連的其他工潮,社會上民眾反抗情緒逐漸高漲,演變成親中左派領導的對抗殖民政府鬥爭。港英政府最終全面鎮壓民眾抗爭。

六七後親中左派改變策略,培養愛國分子的子弟接受專上及大學教育,以便日後在教育界發揮影響。

六十年代後期的大專界

六七年,面對電車罷工,港大學生會發起學生義務參與駕駛電車,雖然由反殖運動看,是反動行徑,但卻標誌著本地大學精英開始走出象牙塔去服務民眾的意識。

六九年三月發生「珠海事件」(珠海訓導逼令學生解散文學研究社),珠海學生吳仲賢及港大《學苑》編輯陳婉瑩發起學界的聯合抗議行動。港大亦發生《學苑》事件,《學苑》編輯部決心堅持編輯自主,不受學生會幹事會干預,爭議導致《學苑》編輯部在架構上獨立於學生會幹事會。踏入七零年,大專及青年刊物聯手發起「中文運動」(要求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同時,莫昭如及吳仲賢等創辦《70雙周刊》,倡議公社式開放組織形式,強調以行動介入社會,推動了學生及青年運動進入保釣的高潮。本地青年開始認同香港作為「自己的地方」,而不再看做「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七十年代青年生活的氛圍

完全以公開考試(會考)為目標的教育,令青年感到生活意義的迷茫。

經歷六六、六七的社會動盪,來自社會低下層的學生,感受到普羅大眾在現實生活所受的壓迫。

中學生聯盟

中學生因聯校活動(科學展覽、辯論比賽),擴闊了社交圈子。李維鏗、關品方(後來大學的「國粹派」)與黎則奮辦學生刊物《學潮》,出版兩、三期,收到六百多回條,組成「中學生聯盟」,並因而參與「學聯」。(「學聯」指「專上學生聯會」,一九五八年由徐永祥[註3]等人創辦)

從保釣運動到反貪污捉葛柏

一九七零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初由海外中國學生(特別是北美地區)發動。香港學生(包括周魯逸)於2月14日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曾先後於2月14日及18日在中區日本領事館前示威,抗議日本侵略釣魚台。2月18日行動中21學生及青年被警方拘捕,當中7人是大學生。事件令保釣青年情緒更趨激動。

2月20日,《70雙周刊》再成功發動另一次大規模保釣遊行。

4月1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示威,約有一千同學參加。

7月7日,學聯於就釣魚台事件舉行維園示威,過程中政府出動警察鎮壓,有學生被追打受傷,並有學生遭拘捕。港大學生會卻在行動前宣佈退出示威行動,在校園內引起激辯。事實上,在七十年代的學運,中文大學學生的參與一直比港大積極,也同時較有社會理想。

一九七三年六月,涉嫌貪污的前總警師葛柏成功潛返回英國。消息傳出,很多香港市民,不滿政府處理不力,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息民怨,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檢討反貪污工作。(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

運動轉向低潮

七十年代初,經歷二十多年「資本原始積累」後,本港經濟開始起飛。72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逐步將殖民政府管治方式轉型,至73年底,再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運動由高峰轉向低潮。

港澳老托派(香港的樓子春、孫良駟、澳門的向青)介入運動,在青年刊物上與學生及青年辯論運動路線及策略。《70雙周刊》吳仲賢、岑建勳受到托派思想感染,開始由無政府轉向托派,莫昭如則仍堅持無政府路線。

此時,激進青年領袖紛紛到歐洲學習。中共亦開始對大專界進行統戰。

國粹派與社會派

親中「統戰」刊物《七十年代》雜誌的主編李怡,是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很多大專生在他的引導下認識祖國。《大公報》女記者葉中敏(現時仍於《大公報》出任高職),經常聯繫大專界,進行統戰。

「大專服務隊」也相當活躍;隊員不會參加抗爭行動,而是搞「生活營」,並鼓勵大專學生「修橋築路」,培養服務人民的精神。

經常回內地「認識祖國」,而實質上接受中共指導回港進行親中愛國宣傳的學生,在大專學生組織中十分普遍。麥華章、關品方、馮可強(《盤古》後期的主編)、劉佩瓊、陳毓祥、程翔等,都屬於這批「國粹派」學生。[註4]在中共指引下,他們不會介入本地社會抗爭,與殖民地政府對抗。

七六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在思想上經歷了低潮,很多雖然保持親中關係,但已對社會主義理想幻滅,投身商界財團,離開運動。

所謂「社會派」學運分子,其實骨幹衹有十多人。港大的曾澍基是當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其他包括陳文鴻、陸文強、王卓祺、黎則奮、杜耀明、石鏡泉等。「國粹派」也曾拉攏社會派成員,但不太收效。(程翔曾組織井崗山訪問團邀約社會派骨幹參加。)社會派較注重社會理論的根據,同時重視介入本地社會問題。當時的影響力並不太大,但其中一些畢業後任職教師、社工、新聞等行業。78年的金禧事件及79年的油麻地艇戶事件,不少都直接間接參與其中。82年電影《靚妹仔》引起的社會道德辯論[註5],催生了「匯點」(Meeting Point)的第一次論壇;「匯點」後來成了八十年代著名的論政團體,有不少成員是七十年代社會派。可是,經歷八九民運及九七回歸後,不少著名的社會派成員(如曾澍基、陳文鴻、黎廷瑤、張健波)卻好像深深接受中共的政治、社會、經濟路線,反而似是向國粹派轉向。

國粹派與社會派人物的發展確有點詭異之處。

青激運動中的托派

前面提及,《七零年代雙周刊》部分成員傾向無政府主義(如莫昭如及零七年過身的傅炳榮),但部分核心成員逐漸轉向托派。吳仲賢是當時青年托派的代表人物;《七零年代雙周刊》其他的托派成員,尚有梁宗廣、岑建動、黃望潮以及李懷明。

當時其實存在不同的托派分支,本地托派其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例如吳仲賢[註6]及李懷明[註7]就分別屬於不同的托派分支組織[註8]。黎則奮及當時的學運朋友並不太辨識到不同的托派分支,但記得開會時托派人常比學生組織人多,在搞行動上也相當主導。他們常與學生辯論運動的路線,這類關於社會運動的論爭及遊說是七十年代社運文化的一部分,托派組織亦常冀望透過論爭過程吸收更多年輕朋友加入。

托派始終不是本地社運的主流位置,動員能力有限,因此也曾借助學生的行動,向托派國際組織「交差」;一九七五年,社會派學生組織遊行,抗議南韓的朴政熙政府鎮壓學生及工人運動;後來有托派組織在自己的報告中,卻把活動說成是自己發起的[註9]。

托派組織十分關注中國民間運動,並認為有責任去介入及串聯內地的進步運動。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七八年西單的民主牆大字報風潮及其後的「北京之春」民主潮,托派都有認真及深入的討論。[註10]托派的串聯工作,在中共嚴密監控及壓制下,不但迅速中止,更代價巨大。八一年三月,吳仲賢在內地被捕,「詐降」後回港遭托派開除,他的政治運動生命亦完結;同年十二月,同屬「革馬盟」劉山青在國內聯繫民刊人士而被捕,更陷獄十年。

不過,托派中人對中國社會運動的觸覺始終較敏銳。因此,八九北京民運初起時,他們的反應也較迅速;當年四月,吳仲賢等人早意識運動將蔓延,努力聯繫及遊說學聯參與五四遊行。

記曾澍基:社會派的領袖人物

曾澍基先後與黎則奮及社會派友人創辦大風社、進青社,推出社會及文化評論刊物《風雷》,又與陳文鴻、黎則奮等辦過一山書屋,出版《左翼評論》;一山除售賣正版書外,也賣翻版大專教科書及翻版國內書。[註11]曾澍基確是七十年代社會派當中出色的人物。可是,八十年代末,逐漸遠離所有抗議或批判中國政權的社會行動;這可能和他性格上的強烈民族感情有關。[註12]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註13]他仍不時從經濟研究角度,發表經濟分析及政策建議。如在香港回歸後,倡議本地發展「二元經濟」[註14],以及今年初提議政府注資強積金戶口,但近期的觀點,常給人與社會現實脫離的感覺。[註15及註16]

七十年代本地的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等)在六十年代歐美的社運及文化圈子已十分受注意。

在本地,胡菊人可能是最早公開表示受新左派影響的人物;他對新左思想的接觸來自六十年代末參與美國愛俄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些朋友提到1976年出版的《號外》雜誌,以及早期《號外》表現的新左派文化色彩。《號外》的一位主要創辦人是陳冠中。他從不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記憶中,他在大學時代對新左文化理論的研究也不太深入。

陳冠中近年發表不少憶述《號外》的文字,但當中的記述往往欠缺了「知性上的真誠」(intellectual honesty)。因為:

(一) 陳強調《號外》是由他自己拉攏鄧小宇及丘世文三人創辦;過程中沒有諮詢其他人。可是,陳卻掩飾了最初他想出的是一份像《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本地書評刊物;經與曾澍基及黎則奮等的商討後,才有了《號外》初期作為文化社會雜誌的構思,一眾友人在最初幾期付出的心血也十分關鍵。[註 17]

(二) 陳雖有提及胡君毅的貢獻,但卻含糊其辭,沒有表明,胡君毅當初是黎則奮向他推荐的事實。[註18]

(三) 陳有提及丘世文稍後加入,卻沒有再談的是,丘世文與及新加入的股東,將《號外》轉向商業化及迎合布爾喬亞市場,換掉了初期的寫作班子。[註19]

(四) 黎則奮及友人後來辦《文化新潮》[註20],是因為對《號外》路線轉向的失望,因而另辦刊物,嘗試以左翼「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去評議大眾文化的現象。這個事實陳應該十分清楚。[註21]

七十年代其他的社會改革力量

七十年代尚有很多本地學生、青年群體,如「大專公社」、「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及各式各樣的青年文社,以致大學生群居的「小社堂」(mini- hall)。「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出版《曙暉》,史文鴻、馬國明等都曾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影響不少本地的青年工友,當時有陸漢斯、陳立僑,後來《70年代雙周刊》「工學聯盟」的劉千石亦加入其中。

註釋:
(以下註釋由記錄者嘗試附上,希望對有興趣再深入了解的朋友,提供一點參考的渠道。)
[1]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發表於1961年《祖國》,見《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三民出版社,1974),收在《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學生書局。
[2]包錯石等:《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原文發表於《盤古》,重刊於《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第272頁。
[3]徐永祥,港大醫科學生,離校時未畢業,後來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
[4] 「國粹派」這名稱最先是由曾澍基提出的,以彰顯當時學生運動中主流派及少數派的矛盾。根據曾澍基的憶述:「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週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見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文章收錄在浸會大學的曾澍基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1973.doc)
[5]有關電影《靚妹仔》引發的爭議,參看方卡謬(黎則奮):《反調》(廣角鏡,1984)書內的文章。
[6] 吳仲賢,《70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革馬盟」),出版左翼政治刊物《戰訊》,八三年在國內被捕後「詐降」,回港後遭「革馬盟」開除。生平簡介,可參看吳萱人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1997)。
[7]李懷明,《70 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當時與前「革命中國共產黨」成員彭述之等前輩聯繫,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新青社」,出版進步中學生刊物《左岸》,並參與政治刊物《新思潮》、《十月評論》等。(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明報出版社,1992,頁59,頁63-65)
[8] 當時,國際托派運動存在著「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分野。根據李懷明的憶述:「吳仲賢及李懷明雖分屬當時的國際托派運動內的多數派和少數派,但不是分別屬於不同的系統,他們之間的系統衹有一個:第四國際;他們的爭論從對拉美游擊戰術到古巴革命,從建黨策略到1975年葡萄牙革命,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越戰運動。1978年起,兩人引渡年輕一代托派,統一而組成「革命馬克思義義者同盟」(革馬盟)。」(引自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有關本地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合併,可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頁66-72。)
[9]有關本地托派組織「交差」的需要,李懷明表示存疑。就他所知,國際托派並沒有規定地方支部要「交差」或提交報告。 (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
[10]內地四五運動的回顧,可參看陳子明等著:《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11]:陳冠中記述一山書屋兼賣盜版書,有明顯不同的圖像,強調書屋的盜版生意有既定原則:「除了出正版新書外,也盜版別家的書,只是我們盜得很有原則:只盜版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四人幫禁掉的書。」(見陳冠中《事後》第9章:「自己開書店」)
[12]:曾澍基在1982年有《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的文章,表達他對香港回歸中國,以及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3]:對於黎則奮所述﹝「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曾澍基認為是失諸偏頗的。八九年,他在英國時曾參加華人學生抗議中共政府的示威;但對於當年傾向混雜的民主運動及一些感情用事的有關詮釋,曾澍基是有所保留的。當年他趕寫博士論文,甚少有機會評論當時的運動。他曾有一篇較詳細的有關文章,想在本地一份主要報紙發表,可是卻遭拒絕刊登。(根據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的電郵。)
[14]:「二元經濟」 (dual economy),指社會上同時發展就業人數少的高增值行業,推動地區經濟,又同時維持就業人數多的相對低增值行業,解決就業問題。參看曾澍基:《二元經濟:香港未來的挑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 ,《明報》論壇版。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5]:曾澍基與王卓祺在年初,建議政府在盈餘豐厚的年份,將經濟紅利注入港人強積金戶口。(參考王卓祺、曾澍基:《有關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 信報»2008年1月15日。)文中根據積金局數據,指出「強積金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目前全港349萬就業人口中已經有68%的參與率,涵蓋 213.8萬僱員及36.6萬自僱人士,共250.4萬人。」政府在08/09年財政預算案採納了類似建議,承諾為月入一萬以下的員工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但預計受惠的市民只有百多萬,遠低於曾澍基的估計。其中的原因,是曾、王兩人忽略了強積金計劃一直十分缺乏監管,本港很多僱員及自僱者都沒有強積金戶口。
[16]:關於黎則奮的意見(指曾澍基近期的分析與社會現實脫離),曾澍基有給予回應(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電郵。)。他指與王卓祺關於以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原是要儘量廣泛地為強積金戶口注資,而對貧窮階層可考慮更多的注資;但現時政府衹向月入一萬元以下的強積金戶口注資,與原來的建議有很大出入。因此要評論他的想法是否脫離現實,不應以現時政府推出的方案為根據。此外,曾澍基相信他近年有關本地經濟的分析(二元經濟、經濟結構的解體等),仍然是在當前知識分子圈內有洞察力及啟發性的見解。他舉近期就香港經濟與內地「非均稱融合」的論文作為例子。(參看Tsang Shu-ki :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7, No.2, Fall 2007,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部份要點可見於曾澍基在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講演撮要,參看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Integration_080415.pdf)
[17]:「我惟一諮詢的是中學同學鄧小宇。」(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8]:「我曾到訪他們的[指劉迺強的《工貿商周》]編輯部,因而認識了美編胡君毅,黎則奮說胡君毅想不幹,我說正好我要找人。」(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9]:參看陳冠中《事後》第17章:「外星人來了」
[20]:《文化新潮》(The Writer’s Magazine), 1978年10月創刊,出版十二期後停刊;其後在1985年曾短暫復刊。《文化新潮》的創辦人包括曾澍基、黎則奮、黃醒華(七十年代初學運「社會派」領袖,前學聯主席及亞洲學生協會秘書長,刊物的主要贊助人)、王卓祺(擔任該刊的發行人),及多位朋友。
[21]:陳冠中回憶大學社會派及本地左翼青年提及過《文化新潮》,但對於《文化新潮》班底與《號外》的微妙關係,卻隱而不提。「社會派在1979年底辦了《文化新潮》月刊,標榜新文化人和文化典範轉移,健筆如黎則奮等製造了頗大聲浪。..」(見陳冠中《事後》第12章:「作為形容詞的左翼」)


記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
[黎則奮主講、夏菽整理]

(前言:基層大學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合辦的「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已於5月5日舉行,共三十人出席。街工胡偉忠及基大夏菽各自整理黎的發言,各成一文。胡文側重七十年代青激運動之大事演進,夏文集中青激運動的起承轉合。二文合成一篇詳盡紀實)

知識初戀:馬克思主義

黎則奮(下稱Q仔)這樣開始:希望大家聽完,結合自己經驗,否則今晚分享的,便淪為白頭宮女話當年…

作為七十年代香港「新左派」代表人(另一個是曾樹基),Q仔交待了自己的信仰,他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哲學,很能吸引青年人,當時社會矛盾嚴重,自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Q仔一生不斷思考自己,他套用王凡西(流亡英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寫有《雙山回憶錄》)說過的一句話:知識初戀對一個人影響最深。即使日後產生懷疑,影響還是一生的。Q仔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觀點也有懷疑,但分析框架依然不變。

青年激進運動的源頭

談到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出現的背景,Q仔首先提出的是社會矛盾。他說:為何66年天星小輪加五仙,觸發成群眾騷亂?Q仔生於傳统左派家庭,兄弟姊妹都讀傳統左派學校。67年暴動時,左派學生都準備好鬥爭。附近小販,參加鬥爭,從鬥爭中脫胎換骨。究其原因,是殖民地社會矛盾,階級剝削,所以新浦崗一宗工潮,就演變為67暴動。

至於67後的青年激進運動,Q仔列舉幾大源頭。

一是自由主義的文化啓蒙運動。六十年代文社活動在青年(大學、中學)中十分活躍,除愛好文學外,亦探討中國及本地時事,出版刊物。當時一批「南來文人」(即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一批知識分子)如司馬長風、徐復觀、胡菊人等,創辦多份文藝刊物(詳見黎則奮主講:〈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回顧〉,下稱〈回顧〉),他們或傾向新儒家,或傾向自由主義,批評中國共產主義,鼓勵年輕人思考人生哲學問題,對一些文化青年起啓蒙作用。

二是68年全球學生運動。受歐美學生運動鼓舞,香港學生亦活躍。Q仔提到幾個人物,一是莫昭如,剛從澳洲唸書回來,在青年文化協會當幹事;一個是吳仲賢,珠海學生;陳婉瑩,港大學生報《學苑》編輯。69年發生「珠海事件」,先是學校限制文社活動,後爆發成學生抗議事件,莫昭如、吳仲賢、陳婉瑩都介入其中。其後莫、吳等人合辦《70雙周刊》,成為青年激進運動的一面旗幟。

三是1968年的「中文運動」。當時社會有不少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呼聲,《70雙周刊》亦出版有關專輯。時Q仔唸中五,與不同學校學生串聯,出版刊物,幾期便吸收了600人。當時文社活躍,社與社有聯絡,串聯容易。

四是1970年的「保釣運動」。Q仔特別提到包錯石。包是臺灣人,美國留學後,到香港發展,初加入自由主義陣營的《盤古》雜誌,後成功將反共的《盤古》改變為「毛派」民族主義刊物。「釣魚臺事件」發生,包首先發起保釣行動,後來以《70雙周刊》為核心的保釣行動委員會亦發起遊行。

Q仔說,「保釣運動」成功捲入不同力量,催生出傳統左派以外香港的一場本土自發青年運動。

毛派、托派、社會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百家爭鳴

殖民地政府鎮壓保釣運動,令青年急速政治化、激進化,使旁觀者也加入運動;但另一方面,激進化也撕裂開潛藏的矛盾。

Q仔以《70雙周刊》為例,原先搞手都是大學生精英,傾向無政府主義,因無政府主義符合年青人散漫口味;隨著運動發展,一些核心退出,平民大眾加入,便吸引了不同政治勢力進入。

當時《70雙周刊》一些核心分子如吳仲賢、岑建勳展開「歐洲之旅」,浪漫地到歐洲流浪。他們本來傾向無政府主義,但在巴黎接觸流亡法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被後者的理論折服加入「托派」。Q仔說,這反映了當時青年人的一個優點,就是服膺真理,願意思考辯論。只要說得對,就服你。幾人回港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簡稱「革馬盟」),積極參與當時的社會運動。

學生運動方面,自「保釣運動」結束後,日漸失去方向。傳統左派則積極介入,組織學生,推動認識祖國,形成「國粹派」。譬如李怡創立的親中刊物《七十年代》,就是要抗衡《70雙周刊》。而當時一些大學生,由於社運沒有出路,漸退為鑽研理論,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人數不多的「社會派」。「社會派」既抗拒人強馬壯的「國粹派」,又怕被「托派」滲透。「國粹派」在學界的主導,要到79年「四人幫」倒臺一段時間後才煙消雲散。

「毛派」則指一些帶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願意放下身段,到群眾中工作,推動社會鬥爭,與「國粹派」集中在院校不同。「國粹派」一般不主張介入本地社會鬥爭,而是致力推動認中運動。

青年激進運動衰落

「保釣運動」結束後,青年激進運動便失去方向。儘管香港工業起飛,觸發不少勞資糾紛及社會矛盾,但主角已不是大學生,而是新興的工會及民間組織,青年激進運動日趨衰落。Q仔以73年「反貪污運動」為例,當時大雨遊行,也有四千人出席,但學生只有二、三十人。「國粹派」沒有參加,忙搞「中國周」。自此,「國粹派」與「社會派」分立得很清楚。

到77年「金禧事件」(因校方財政混亂引發教會上層與「國粹派」教師衝突,演變為靜坐與閉校事件),原是另一個不同激進力量重新組合的機會,卻很快被政府撲殺。

76年「天安門事件」對「國粹派」、「毛派」造成打擊;而香港托洛茨基主義者因積極介入7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受香港傳統左派圍攻。「托派」的吳仲賢及劉山青先後在80及81在國內被補。而香港民間組織,怕與政治化的「托派」為伍,「托派」日益孤立。

餘音嫋嫋:香港新左派

由於大部分「社會派」成員傾向西方馬克思主義,被稱為「新左派」。青年激進運動衰落,「新左派」又如何呢?Q仔說,縱觀外國「新左派」歷史,往往是在運動沉寂時開花結果。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的意義在:不論任何派別,都帶有理想,因此開啓了八十年代壓力團體及政黨運動的局面。

當時不少激進青年,畢業後投身教育,相信教育可培育青年,改變世界,「金禧事件」便是一例。一些投身社工行列,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79年「艇戶事件」是一例。有些做記者,這是激進青年擅長的工作,當時記者大都不需大學學歷。有些搞理論、分析文化,辦雜誌、開書局(一些專搞翻印)。也有不少人寧做兼職,如教夜校,利用工餘時間回大學搞活動;或一班志同道合在大學附近租住地方,過公社式生活,繼續搞青年組織、出刊物、搞學習。

談到個人,Q仔在回顧這段往事時說:歷史本充滿偶然,但信念必須堅持,才可薪火相傳。論及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的衰落及今天悶局,Q仔相信歷史轉捩必將再來,但多數不是來自香港本身,而是來自中國。Q仔相信,下一次的挑戰,會比89年的「64事件」更深遠,因為今天香港已回歸中國。

後記

Q仔演說精彩,一口氣九十分鐘不停站,資料翔盡,本文未能盡記。Q仔作為「新左派」/「社會派」代表,談的自然是他熟絡的人和事。相對來說,「毛派」、「托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及文社,談的較少,此亦因時間所限;從對象看,Q仔談的多屬知識分子/學生及院校範圍事,對青年激進運動中「工(人)學(生)聯盟」一翼,談的較少。筆者標舉這點,除了這段影響深遠的「工學聯盟」歷史值得一記外,更因為筆者工作的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前身--「新青學社」,正是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工學聯盟」一路的遺產。筆者寄望基層大學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討論再接再厲,為這段褪色歷史再補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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