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基層大學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合辦的「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已於5月5日舉行，共三十人出席。街工胡偉忠及基大夏菽各自整理黎的發言，各成一文。胡文側重七十年代青激運動之大事演進，夏文集中青激運動的起承轉合。二文合成一篇詳盡紀實)
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回顧
(黎則奮主講，胡偉忠整理)
背景
五、六十年代，戰後文人(如徐復觀、司馬長風、胡菊人等)在本港宣揚祖國意識。美國支持的友聯出版社，宣傳自由主義反共，出版物包括：《兒童樂園》、《祖國》、《知識分子》、《中國學生周報》。此外，本地文社活動也扮演了鼓勵青年關注及認識中國的角色；較著名的文社刊物有：《開放》、《華聲》、《烈焰》。
中文大學前身的「新亞書院」，新儒家學者如錢穆、唐君毅在文化上發揮影響；他們提出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相信「苦難中國有明天」之說[註1]。六七年《盤古》雜誌出版(創辦人包括胡菊人、戴天、黃維波等)，包錯石針對中國人「花果飄零」之說，提出海外中國人的回歸，為華人知識分子指示出路。[註2]六七、六八年世界各地學生運動此起彼落，本地青年激進運動的中堅，後來創辦《七零年代雙周刊》的莫昭如及吳仲賢，均深受感染。
轉變
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青年如蘇守忠、盧祺等的自發抗議，其後抗議規模擴大，受政府鎮壓並演變為騷動。
六七年五月新蒲崗絲花廠以及接連的其他工潮，社會上民眾反抗情緒逐漸高漲，演變成親中左派領導的對抗殖民政府鬥爭。港英政府最終全面鎮壓民眾抗爭。
六七後親中左派改變策略，培養愛國分子的子弟接受專上及大學教育，以便日後在教育界發揮影響。
六十年代後期的大專界
六七年，面對電車罷工，港大學生會發起學生義務參與駕駛電車，雖然由反殖運動看，是反動行徑，但卻標誌著本地大學精英開始走出象牙塔去服務民眾的意識。
六九年三月發生「珠海事件」(珠海訓導逼令學生解散文學研究社)，珠海學生吳仲賢及港大《學苑》編輯陳婉瑩發起學界的聯合抗議行動。港大亦發生《學苑》事件，《學苑》編輯部決心堅持編輯自主，不受學生會幹事會干預，爭議導致《學苑》編輯部在架構上獨立於學生會幹事會。踏入七零年，大專及青年刊物聯手發起「中文運動」(要求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同時，莫昭如及吳仲賢等創辦《70雙周刊》，倡議公社式開放組織形式，強調以行動介入社會，推動了學生及青年運動進入保釣的高潮。本地青年開始認同香港作為「自己的地方」，而不再看做「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七十年代青年生活的氛圍
完全以公開考試(會考)為目標的教育，令青年感到生活意義的迷茫。
經歷六六、六七的社會動盪，來自社會低下層的學生，感受到普羅大眾在現實生活所受的壓迫。
中學生聯盟
中學生因聯校活動(科學展覽、辯論比賽)，擴闊了社交圈子。李維鏗、關品方(後來大學的「國粹派」)與黎則奮辦學生刊物《學潮》，出版兩、三期，收到六百多回條，組成「中學生聯盟」，並因而參與「學聯」。(「學聯」指「專上學生聯會」，一九五八年由徐永祥[註3]等人創辦)
從保釣運動到反貪污捉葛柏
一九七零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初由海外中國學生(特別是北美地區)發動。香港學生(包括周魯逸)於2月14日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曾先後於2月14日及18日在中區日本領事館前示威，抗議日本侵略釣魚台。2月18日行動中21學生及青年被警方拘捕，當中7人是大學生。事件令保釣青年情緒更趨激動。
2月20日，《70雙周刊》再成功發動另一次大規模保釣遊行。
4月17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在荷花池畔舉行和平示威，約有一千同學參加。
7月7日，學聯於就釣魚台事件舉行維園示威，過程中政府出動警察鎮壓，有學生被追打受傷，並有學生遭拘捕。港大學生會卻在行動前宣佈退出示威行動，在校園內引起激辯。事實上，在七十年代的學運，中文大學學生的參與一直比港大積極，也同時較有社會理想。
一九七三年六月，涉嫌貪污的前總警師葛柏成功潛返回英國。消息傳出，很多香港市民，不滿政府處理不力，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息民怨，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調查委員會，提交報告，檢討反貪污工作。(廉政公署於一九七四年成立。)
運動轉向低潮
七十年代初，經歷二十多年「資本原始積累」後，本港經濟開始起飛。72年上任的港督麥理浩，逐步將殖民政府管治方式轉型，至73年底，再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運動由高峰轉向低潮。
港澳老托派(香港的樓子春、孫良駟、澳門的向青)介入運動，在青年刊物上與學生及青年辯論運動路線及策略。《70雙周刊》吳仲賢、岑建勳受到托派思想感染，開始由無政府轉向托派，莫昭如則仍堅持無政府路線。
此時，激進青年領袖紛紛到歐洲學習。中共亦開始對大專界進行統戰。
國粹派與社會派
親中「統戰」刊物《七十年代》雜誌的主編李怡，是當時著名的青年導師。很多大專生在他的引導下認識祖國。《大公報》女記者葉中敏(現時仍於《大公報》出任高職)，經常聯繫大專界，進行統戰。
「大專服務隊」也相當活躍；隊員不會參加抗爭行動，而是搞「生活營」，並鼓勵大專學生「修橋築路」，培養服務人民的精神。
經常回內地「認識祖國」，而實質上接受中共指導回港進行親中愛國宣傳的學生，在大專學生組織中十分普遍。麥華章、關品方、馮可強(《盤古》後期的主編)、劉佩瓊、陳毓祥、程翔等，都屬於這批「國粹派」學生。[註4]在中共指引下，他們不會介入本地社會抗爭，與殖民地政府對抗。
七六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在思想上經歷了低潮，很多雖然保持親中關係，但已對社會主義理想幻滅，投身商界財團，離開運動。
所謂「社會派」學運分子，其實骨幹衹有十多人。港大的曾澍基是當中重要的領導人物，其他包括陳文鴻、陸文強、王卓祺、黎則奮、杜耀明、石鏡泉等。「國粹派」也曾拉攏社會派成員，但不太收效。(程翔曾組織井崗山訪問團邀約社會派骨幹參加。)社會派較注重社會理論的根據，同時重視介入本地社會問題。當時的影響力並不太大，但其中一些畢業後任職教師、社工、新聞等行業。78年的金禧事件及79年的油麻地艇戶事件，不少都直接間接參與其中。82年電影《靚妹仔》引起的社會道德辯論[註5]，催生了「匯點」(Meeting Point)的第一次論壇；「匯點」後來成了八十年代著名的論政團體，有不少成員是七十年代社會派。可是，經歷八九民運及九七回歸後，不少著名的社會派成員(如曾澍基、陳文鴻、黎廷瑤、張健波)卻好像深深接受中共的政治、社會、經濟路線，反而似是向國粹派轉向。
國粹派與社會派人物的發展確有點詭異之處。
青激運動中的托派
前面提及，《七零年代雙周刊》部分成員傾向無政府主義(如莫昭如及零七年過身的傅炳榮)，但部分核心成員逐漸轉向托派。吳仲賢是當時青年托派的代表人物；《七零年代雙周刊》其他的托派成員，尚有梁宗廣、岑建動、黃望潮以及李懷明。
當時其實存在不同的托派分支，本地托派其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例如吳仲賢[註6]及李懷明[註7]就分別屬於不同的托派分支組織[註8]。黎則奮及當時的學運朋友並不太辨識到不同的托派分支，但記得開會時托派人常比學生組織人多，在搞行動上也相當主導。他們常與學生辯論運動的路線，這類關於社會運動的論爭及遊說是七十年代社運文化的一部分，托派組織亦常冀望透過論爭過程吸收更多年輕朋友加入。
托派始終不是本地社運的主流位置，動員能力有限，因此也曾借助學生的行動，向托派國際組織「交差」；一九七五年，社會派學生組織遊行，抗議南韓的朴政熙政府鎮壓學生及工人運動；後來有托派組織在自己的報告中，卻把活動說成是自己發起的[註9]。
托派組織十分關注中國民間運動，並認為有責任去介入及串聯內地的進步運動。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七八年西單的民主牆大字報風潮及其後的「北京之春」民主潮，托派都有認真及深入的討論。[註10]托派的串聯工作，在中共嚴密監控及壓制下，不但迅速中止，更代價巨大。八一年三月，吳仲賢在內地被捕，「詐降」後回港遭托派開除，他的政治運動生命亦完結；同年十二月，同屬「革馬盟」劉山青在國內聯繫民刊人士而被捕，更陷獄十年。
不過，托派中人對中國社會運動的觸覺始終較敏銳。因此，八九北京民運初起時，他們的反應也較迅速；當年四月，吳仲賢等人早意識運動將蔓延，努力聯繫及遊說學聯參與五四遊行。
記曾澍基：社會派的領袖人物
曾澍基先後與黎則奮及社會派友人創辦大風社、進青社，推出社會及文化評論刊物《風雷》，又與陳文鴻、黎則奮等辦過一山書屋，出版《左翼評論》；一山除售賣正版書外，也賣翻版大專教科書及翻版國內書。[註11]曾澍基確是七十年代社會派當中出色的人物。可是，八十年代末，逐漸遠離所有抗議或批判中國政權的社會行動；這可能和他性格上的強烈民族感情有關。[註12]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註13]他仍不時從經濟研究角度，發表經濟分析及政策建議。如在香港回歸後，倡議本地發展「二元經濟」[註14]，以及今年初提議政府注資強積金戶口，但近期的觀點，常給人與社會現實脫離的感覺。[註15及註16]
七十年代本地的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等)在六十年代歐美的社運及文化圈子已十分受注意。
在本地，胡菊人可能是最早公開表示受新左派影響的人物；他對新左思想的接觸來自六十年代末參與美國愛俄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些朋友提到1976年出版的《號外》雜誌，以及早期《號外》表現的新左派文化色彩。《號外》的一位主要創辦人是陳冠中。他從不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記憶中，他在大學時代對新左文化理論的研究也不太深入。
陳冠中近年發表不少憶述《號外》的文字，但當中的記述往往欠缺了「知性上的真誠」(intellectual honesty)。因為：
(一) 陳強調《號外》是由他自己拉攏鄧小宇及丘世文三人創辦；過程中沒有諮詢其他人。可是，陳卻掩飾了最初他想出的是一份像《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本地書評刊物；經與曾澍基及黎則奮等的商討後，才有了《號外》初期作為文化社會雜誌的構思，一眾友人在最初幾期付出的心血也十分關鍵。[註 17]
(二) 陳雖有提及胡君毅的貢獻，但卻含糊其辭，沒有表明，胡君毅當初是黎則奮向他推荐的事實。[註18]
(三) 陳有提及丘世文稍後加入，卻沒有再談的是，丘世文與及新加入的股東，將《號外》轉向商業化及迎合布爾喬亞市場，換掉了初期的寫作班子。[註19]
(四) 黎則奮及友人後來辦《文化新潮》[註20]，是因為對《號外》路線轉向的失望，因而另辦刊物，嘗試以左翼「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去評議大眾文化的現象。這個事實陳應該十分清楚。[註21]
七十年代其他的社會改革力量
七十年代尚有很多本地學生、青年群體，如「大專公社」、「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及各式各樣的青年文社，以致大學生群居的「小社堂」(mini- hall)。「天主教大專學生聯會」出版《曙暉》，史文鴻、馬國明等都曾參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影響不少本地的青年工友，當時有陸漢斯、陳立僑，後來《70年代雙周刊》「工學聯盟」的劉千石亦加入其中。
註釋：
(以下註釋由記錄者嘗試附上，希望對有興趣再深入了解的朋友，提供一點參考的渠道。)
[1]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發表於1961年《祖國》，見《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三民出版社，1974)，收在《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學生書局。
[2]包錯石等：《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原文發表於《盤古》，重刊於《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第272頁。
[3]徐永祥，港大醫科學生，離校時未畢業，後來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工作。
[4] 「國粹派」這名稱最先是由曾澍基提出的，以彰顯當時學生運動中主流派及少數派的矛盾。根據曾澍基的憶述：「主流意見是認識中國，先定下大方向，才處理週遭問題，以免旁生枝節。我屬領袖之一的少數派卻認為，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見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文章收錄在浸會大學的曾澍基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1973.doc)
[5]有關電影《靚妹仔》引發的爭議，參看方卡謬(黎則奮)：《反調》(廣角鏡，1984)書內的文章。
[6] 吳仲賢，《70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革馬盟」)，出版左翼政治刊物《戰訊》，八三年在國內被捕後「詐降」，回港後遭「革馬盟」開除。生平簡介，可參看吳萱人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1997)。
[7]李懷明，《70 雙周刊》托派傾向成員，當時與前「革命中國共產黨」成員彭述之等前輩聯繫，七四年離開《70雙周刊》後，成立「新青社」，出版進步中學生刊物《左岸》，並參與政治刊物《新思潮》、《十月評論》等。(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明報出版社，1992，頁59，頁63-65)
[8] 當時，國際托派運動存在著「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分野。根據李懷明的憶述：「吳仲賢及李懷明雖分屬當時的國際托派運動內的多數派和少數派，但不是分別屬於不同的系統，他們之間的系統衹有一個：第四國際；他們的爭論從對拉美游擊戰術到古巴革命，從建黨策略到1975年葡萄牙革命，從文化大革命到反越戰運動。1978年起，兩人引渡年輕一代托派，統一而組成「革命馬克思義義者同盟」（革馬盟）。」(引自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有關本地多數派及少數派的合併，可參看劉山青《無悔的征程》，頁66-72。)
[9]有關本地托派組織「交差」的需要，李懷明表示存疑。就他所知，國際托派並沒有規定地方支部要「交差」或提交報告。 (李懷明08年5月28日電郵。)
[10]內地四五運動的回顧，可參看陳子明等著：《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11]：陳冠中記述一山書屋兼賣盜版書，有明顯不同的圖像，強調書屋的盜版生意有既定原則：「除了出正版新書外，也盜版別家的書，只是我們盜得很有原則：只盜版中國共產黨和當時四人幫禁掉的書。」(見陳冠中《事後》第9章：「自己開書店」)
[12]：曾澍基在1982年有《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的文章，表達他對香港回歸中國，以及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3]：對於黎則奮所述﹝「六四期間，身在英國曾澍基，多番表示不贊成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曾澍基認為是失諸偏頗的。八九年，他在英國時曾參加華人學生抗議中共政府的示威；但對於當年傾向混雜的民主運動及一些感情用事的有關詮釋，曾澍基是有所保留的。當年他趕寫博士論文，甚少有機會評論當時的運動。他曾有一篇較詳細的有關文章，想在本地一份主要報紙發表，可是卻遭拒絕刊登。(根據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的電郵。)
[14]：「二元經濟」 (dual economy)，指社會上同時發展就業人數少的高增值行業，推動地區經濟，又同時維持就業人數多的相對低增值行業，解決就業問題。參看曾澍基：《二元經濟：香港未來的挑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 ，《明報》論壇版。文章可在曾澍基的浸會大學網頁內找到：http://www.hkbu.edu.hk/~sktsang/online.html
[15]：曾澍基與王卓祺在年初，建議政府在盈餘豐厚的年份，將經濟紅利注入港人強積金戶口。(參考王卓祺、曾澍基：《有關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 信報»2008年1月15日。)文中根據積金局數據，指出「強積金自2000年成立以來，在目前全港349萬就業人口中已經有68%的參與率，涵蓋 213.8萬僱員及36.6萬自僱人士，共250.4萬人。」政府在08/09年財政預算案採納了類似建議，承諾為月入一萬以下的員工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但預計受惠的市民只有百多萬，遠低於曾澍基的估計。其中的原因，是曾、王兩人忽略了強積金計劃一直十分缺乏監管，本港很多僱員及自僱者都沒有強積金戶口。
[16]：關於黎則奮的意見(指曾澍基近期的分析與社會現實脫離)，曾澍基有給予回應(曾澍基08年5月29日致黎則奮電郵。)。他指與王卓祺關於以強積金分配「經濟發展紅利」的建議，原是要儘量廣泛地為強積金戶口注資，而對貧窮階層可考慮更多的注資；但現時政府衹向月入一萬元以下的強積金戶口注資，與原來的建議有很大出入。因此要評論他的想法是否脫離現實，不應以現時政府推出的方案為根據。此外，曾澍基相信他近年有關本地經濟的分析(二元經濟、經濟結構的解體等)，仍然是在當前知識分子圈內有洞察力及啟發性的見解。他舉近期就香港經濟與內地「非均稱融合」的論文作為例子。(參看Tsang Shu-ki :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The China Review, Vol. 7, No.2, Fall 2007,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部份要點可見於曾澍基在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講演撮要，參看網站：http://www.hkbu.edu.hk/~sktsang/Integration_080415.pdf)
[17]：「我惟一諮詢的是中學同學鄧小宇。」(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8]：「我曾到訪他們的[指劉迺強的《工貿商周》]編輯部，因而認識了美編胡君毅，黎則奮說胡君毅想不幹，我說正好我要找人。」(見陳冠中《事後》第16章：「一張小報的誕生」)
[19]：參看陳冠中《事後》第17章：「外星人來了」
[20]：《文化新潮》(The Writer’s Magazine)， 1978年10月創刊，出版十二期後停刊；其後在1985年曾短暫復刊。《文化新潮》的創辦人包括曾澍基、黎則奮、黃醒華(七十年代初學運「社會派」領袖，前學聯主席及亞洲學生協會秘書長，刊物的主要贊助人)、王卓祺(擔任該刊的發行人)，及多位朋友。
[21]：陳冠中回憶大學社會派及本地左翼青年提及過《文化新潮》，但對於《文化新潮》班底與《號外》的微妙關係，卻隱而不提。「社會派在1979年底辦了《文化新潮》月刊，標榜新文化人和文化典範轉移，健筆如黎則奮等製造了頗大聲浪。..」(見陳冠中《事後》第12章：「作為形容詞的左翼」)
記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
[黎則奮主講、夏菽整理]
(前言：基層大學及街坊工友服務處合辦的「黎則奮論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已於5月5日舉行，共三十人出席。街工胡偉忠及基大夏菽各自整理黎的發言，各成一文。胡文側重七十年代青激運動之大事演進，夏文集中青激運動的起承轉合。二文合成一篇詳盡紀實)
知識初戀：馬克思主義
黎則奮(下稱Q仔)這樣開始：希望大家聽完，結合自己經驗，否則今晚分享的，便淪為白頭宮女話當年…
作為七十年代香港「新左派」代表人(另一個是曾樹基)，Q仔交待了自己的信仰，他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哲學，很能吸引青年人，當時社會矛盾嚴重，自然受馬克思主義影響。Q仔一生不斷思考自己，他套用王凡西(流亡英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寫有《雙山回憶錄》)說過的一句話：知識初戀對一個人影響最深。即使日後產生懷疑，影響還是一生的。Q仔今天對馬克思主義觀點也有懷疑，但分析框架依然不變。
青年激進運動的源頭
談到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出現的背景，Q仔首先提出的是社會矛盾。他說：為何66年天星小輪加五仙，觸發成群眾騷亂？Q仔生於傳统左派家庭，兄弟姊妹都讀傳統左派學校。67年暴動時，左派學生都準備好鬥爭。附近小販，參加鬥爭，從鬥爭中脫胎換骨。究其原因，是殖民地社會矛盾，階級剝削，所以新浦崗一宗工潮，就演變為67暴動。
至於67後的青年激進運動，Q仔列舉幾大源頭。
一是自由主義的文化啓蒙運動。六十年代文社活動在青年(大學、中學)中十分活躍，除愛好文學外，亦探討中國及本地時事，出版刊物。當時一批「南來文人」(即從大陸逃難來港的一批知識分子)如司馬長風、徐復觀、胡菊人等，創辦多份文藝刊物(詳見黎則奮主講：〈七十年代香港青年激進運動回顧〉，下稱〈回顧〉)，他們或傾向新儒家，或傾向自由主義，批評中國共產主義，鼓勵年輕人思考人生哲學問題，對一些文化青年起啓蒙作用。
二是68年全球學生運動。受歐美學生運動鼓舞，香港學生亦活躍。Q仔提到幾個人物，一是莫昭如，剛從澳洲唸書回來，在青年文化協會當幹事；一個是吳仲賢，珠海學生；陳婉瑩，港大學生報《學苑》編輯。69年發生「珠海事件」，先是學校限制文社活動，後爆發成學生抗議事件，莫昭如、吳仲賢、陳婉瑩都介入其中。其後莫、吳等人合辦《70雙周刊》，成為青年激進運動的一面旗幟。
三是1968年的「中文運動」。當時社會有不少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呼聲，《70雙周刊》亦出版有關專輯。時Q仔唸中五，與不同學校學生串聯，出版刊物，幾期便吸收了600人。當時文社活躍，社與社有聯絡，串聯容易。
四是1970年的「保釣運動」。Q仔特別提到包錯石。包是臺灣人，美國留學後，到香港發展，初加入自由主義陣營的《盤古》雜誌，後成功將反共的《盤古》改變為「毛派」民族主義刊物。「釣魚臺事件」發生，包首先發起保釣行動，後來以《70雙周刊》為核心的保釣行動委員會亦發起遊行。
Q仔說，「保釣運動」成功捲入不同力量，催生出傳統左派以外香港的一場本土自發青年運動。
毛派、托派、社會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百家爭鳴
殖民地政府鎮壓保釣運動，令青年急速政治化、激進化，使旁觀者也加入運動；但另一方面，激進化也撕裂開潛藏的矛盾。
Q仔以《70雙周刊》為例，原先搞手都是大學生精英，傾向無政府主義，因無政府主義符合年青人散漫口味；隨著運動發展，一些核心退出，平民大眾加入，便吸引了不同政治勢力進入。
當時《70雙周刊》一些核心分子如吳仲賢、岑建勳展開「歐洲之旅」，浪漫地到歐洲流浪。他們本來傾向無政府主義，但在巴黎接觸流亡法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被後者的理論折服加入「托派」。Q仔說，這反映了當時青年人的一個優點，就是服膺真理，願意思考辯論。只要說得對，就服你。幾人回港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簡稱「革馬盟」)，積極參與當時的社會運動。
學生運動方面，自「保釣運動」結束後，日漸失去方向。傳統左派則積極介入，組織學生，推動認識祖國，形成「國粹派」。譬如李怡創立的親中刊物《七十年代》，就是要抗衡《70雙周刊》。而當時一些大學生，由於社運沒有出路，漸退為鑽研理論，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成人數不多的「社會派」。「社會派」既抗拒人強馬壯的「國粹派」，又怕被「托派」滲透。「國粹派」在學界的主導，要到79年「四人幫」倒臺一段時間後才煙消雲散。
「毛派」則指一些帶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願意放下身段，到群眾中工作，推動社會鬥爭，與「國粹派」集中在院校不同。「國粹派」一般不主張介入本地社會鬥爭，而是致力推動認中運動。
青年激進運動衰落
「保釣運動」結束後，青年激進運動便失去方向。儘管香港工業起飛，觸發不少勞資糾紛及社會矛盾，但主角已不是大學生，而是新興的工會及民間組織，青年激進運動日趨衰落。Q仔以73年「反貪污運動」為例，當時大雨遊行，也有四千人出席，但學生只有二、三十人。「國粹派」沒有參加，忙搞「中國周」。自此，「國粹派」與「社會派」分立得很清楚。
到77年「金禧事件」(因校方財政混亂引發教會上層與「國粹派」教師衝突，演變為靜坐與閉校事件)，原是另一個不同激進力量重新組合的機會，卻很快被政府撲殺。
76年「天安門事件」對「國粹派」、「毛派」造成打擊；而香港托洛茨基主義者因積極介入7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受香港傳統左派圍攻。「托派」的吳仲賢及劉山青先後在80及81在國內被補。而香港民間組織，怕與政治化的「托派」為伍，「托派」日益孤立。
餘音嫋嫋：香港新左派
由於大部分「社會派」成員傾向西方馬克思主義，被稱為「新左派」。青年激進運動衰落，「新左派」又如何呢？Q仔說，縱觀外國「新左派」歷史，往往是在運動沉寂時開花結果。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的意義在：不論任何派別，都帶有理想，因此開啓了八十年代壓力團體及政黨運動的局面。
當時不少激進青年，畢業後投身教育，相信教育可培育青年，改變世界，「金禧事件」便是一例。一些投身社工行列，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79年「艇戶事件」是一例。有些做記者，這是激進青年擅長的工作，當時記者大都不需大學學歷。有些搞理論、分析文化，辦雜誌、開書局(一些專搞翻印)。也有不少人寧做兼職，如教夜校，利用工餘時間回大學搞活動；或一班志同道合在大學附近租住地方，過公社式生活，繼續搞青年組織、出刊物、搞學習。
談到個人，Q仔在回顧這段往事時說：歷史本充滿偶然，但信念必須堅持，才可薪火相傳。論及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的衰落及今天悶局，Q仔相信歷史轉捩必將再來，但多數不是來自香港本身，而是來自中國。Q仔相信，下一次的挑戰，會比89年的「64事件」更深遠，因為今天香港已回歸中國。
後記
Q仔演說精彩，一口氣九十分鐘不停站，資料翔盡，本文未能盡記。Q仔作為「新左派」/「社會派」代表，談的自然是他熟絡的人和事。相對來說，「毛派」、「托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及文社，談的較少，此亦因時間所限；從對象看，Q仔談的多屬知識分子/學生及院校範圍事，對青年激進運動中「工(人)學(生)聯盟」一翼，談的較少。筆者標舉這點，除了這段影響深遠的「工學聯盟」歷史值得一記外，更因為筆者工作的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前身--「新青學社」，正是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工學聯盟」一路的遺產。筆者寄望基層大學七十年代青年激進運動討論再接再厲，為這段褪色歷史再補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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