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遠﹕社會企業的拿來與接軌

陳智遠﹕社會企業的拿來與接軌
2008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如何拿來？如何接軌？」是學者及官員在引入外國新興概念或政策到本地應用時經常面對的難題。順手拈來外國理論，若抽空背後的大社會、政治脈絡，實踐時容易失真失實；片面及選擇性地吸納政策內容，脫離其獨有社會意義，易流於「見樹不見林」。既不拒絕借鏡舶來物，同時拒絕「照單全收」，平衡如何拿難，需要全民一起探索。

近年大行其道的社會企業便是一例。在香港，社會企業經常被政府及社福界視為扶貧解困的靈丹妙藥，社福團體亦紛紛抽調資源人手，加入社企行列。在社會企業發展尚算剛起步的今天，或許我們有需要領略社會企業興起的背景及意義，為社企在香港的未來發展定下更準確的方向。

社會企業的特點，在於運用企業的經營模式與技巧，在創造經濟收益、自負盈虧的大前提下，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透過企業運作創造社會價值，於人類經濟發展有覑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近年努力不懈，在世界各地分享在孟加拉建立「鄉村銀行」的成功經驗，在新著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中，他更把社會企業的討論，與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掛鹇。他大膽指出，現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態並不健全，只是停留在發展中段(half- developed structure)。他批評現今市場經濟將企業家「非人化」，把他們貶抑成純粹為擴大盈利的「經濟動物」，卻無視企業家同樣可以承擔起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宗教等範疇的抱負。資本主義將企業行為與人性完全割裂，商營企業存在則只為擴大股東利益，甚至不擇手段亦在所不惜，而我們衡量企業的勝敗功過，亦單純從利潤出發，不理會其社會成就。

Yunus斷言，這套資本主義邏輯並不會持久，也無助推動人類社會持續發展，因為它忽視人性的多元性，漠視企業家在其他社會範疇上的角色，扭曲了人性的企業發展經常導致市場失衡，直接危害人類社會。要完善資本主義，便需要將市場經濟及企業運作跟人性重新接軌。Yunus指出，以生產社會價值的社會企業，正正彌補現今資本主義不足，為市場經濟另一條支柱，修正今天市場經濟被扭曲了的情。

嶄新社會企業觀

企業的角色與責任，會因社企的出現而被重新定義。以往企業只須奉公守法，避免商業行為危害人類或環境；而近年流行的社會企業責任，則提倡企業需要主動推動社會公益，但一切仍是企業利潤為先。社會企業的出現，卻是將企業活動與人道精神、利他主義完全結合，以冒險精神及商業效率為社會問題帶來新解決方法，足以塑造嶄新的企業價值：經濟自由及選擇，除了被企業家用來爭逐私利，更能夠用以提高社會道德和自然規律，與及捍衛公義與公平。

促進社會公益，自此再非政府或公民社會的「專利」，這套嶄新的「社會企業觀」(social entrepreneurship)，在世界漸備受注視，David Bornstein便在《志工企業家：提昇人類社會的力量》一書中講述Ashoka Foundation這個私人基金如何幫助社會企業家在東歐、非洲及南亞等地落實新項目，將社會企業觀普及全球，類似國際基金(如Skoll Foundation、Schwab Foundation)亦如雨後春筍。而世界各地的商學院也早作配合，以耶魯大學的商學院為例，它試圖培養畢業生的人文素質，改變企業以追求盈利為唯一目的，並打破傳統上所謂「公營、私營、非牟利機構」的人為劃分。當大部分商學院都以金融、經濟、管理學為課程重點時，耶魯商學院則預留三分一的課程予其他與商科無關的課程，更收錄一些不是讀工管出身和沒有企業工作背景的學生，透過跨學科的視野，在商業運作的同時「體現企業人性的一面」。同理，其畢業生亦散佈於不少非牟利機構，以企業運作的經驗改善管理和營運上的陋習。

社企拉闊了大眾對貢獻社會投身公益的平面想法，除了捐助金錢，創意、管理經驗及執行力更是商界精英貢獻社會最大的資產，而具商業抱負，但對傳統企業工作失望的人才，也可以在開拓社會企業當中尋求新目標及刺激，企業家為社會福祉發揮所長的天地，自此變得更遼闊。

擴闊了商界的社會參與，不單提升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意與效能，更會引發連鎖效應，全面釋放社會力量。商營機構自此難免要更加關注社會公益事宜，傳統非營利機構也需要提升本身的質素，透過優化管理，提高效率，追求更長遠持續的發展，公民社會組織變革隨之而來。而當社會企業漸漸植根社區，也能夠釋放地區社群的創造性能量，並因勢利導轉化成正面推動社會的動力。

社會福利替代品？

因此，社企的大社會意義，並不是社會福利的代替品，也不是將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由政府推到商界、非牟利機構以至受眾本身，更不是要社企淘汰現有的企業，而是希望平衡公營、私營、非牟利機構三個方面的利益，並整體地提升社會效益，以及應付社會問題的創新及應變能力。

把焦點放回香港，近年左派思潮在香港冒起，立足點往往建基於資本主義及勞資市場的「不人道」上，矛頭指向市場經濟，指摘其只服務大資本家，剝削低下階層，且罔顧環境保護、不尊重勞工、不關照弱勢社群等。如果我們視社會企業為對傳統「叢林資本主義」邏輯的修正與改造，發展社企便有可能補充香港市場經濟運作的不足，提高其回應社會不公、市場失效的情，效果足以天翻地覆。

要做到這點，卻需要超越簡單的「拿來主義」，真正理解社企發展的大社會意義。可惜，在香港社企往往只被視為社會福利的補充，社會福利機構為主導，額外調配人手，申請政府資助，社企的角色也被局限在提供就業機會，這樣便好像閹割了社企的功能，亦為社企推動社會向前的可能性嚴重設限。而事實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企，絕少是社福機構或公民社會團體的分支，營運項目是該組織的主要業務。

政府在發展社企一事當然有重要主導角色，但要全面發揮社企的潛力與效能，需要政府、商界、志願團體和弱勢社群作全面配合及協調，政府的中界角色，更加舉足輕重。商界當然也需擴大參與，大企業可以「自立門戶」，透過創立種子基金令社企發展百花齊放，商界精英也可開創新風，建立游走於傳統企業與社會企業之間的「旋轉門」文化。

若社企在本土的落實只是流於補充社會福利制度，它頂多只能催生另類的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而沒法根本地提升資本主義應付社會問題與提升社會質素的能力，那香港將會錯失另一次重要機遇。

作者是Roundtable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