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雄: 讓社福機構做回良心僱主

張超雄: 讓社福機構做回良心僱主
《星島日報》雙龍會　8/11/2007

九月初社福界內風起雲湧，社福機構以其「苦主」姿態聯合社工總工會，高調發起一場大型工業行動，以爭取改善員工薪酬待遇和檢討整筆撥款制度為目標。

然而事隔兩月，界內氣氛已大有不同。社署署長在工潮前曾向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透露增加常額資助「有得傾」，工潮後已親自對外證實有關消息；而因應公務員加薪，政府亦向社福機構增發補薪撥款。政府的銀彈攻勢，足以令總工會同意將議程押後至兩個月後舉行的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會議方作討論，更表態「增加 6%至8%也可接受」。結果，剛舉行了的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會議，只願將檢討整筆撥款的議程再作押後；而押後再押後的結果，將會是界別失去談判的籌碼。

至於在工潮背後內應外合的社福機構，一方面認為已達到迫使政府增撥資源的目的，早已鳴金收兵，另一方面也因工潮觸發的怒火而引火自焚。不少機構員工將矛頭直指機構在整筆撥款制度下，甘願放棄社會公義。

社福機構的「苦主」角色扮演失場，近因是有機構在各界注視下，竟仍涉嫌剋扣補薪撥款；遠因則是機構對檢討整筆撥款制度態度始終曖昧，既要高呼資助不敷應用，又留戀制度賦予無所制衡的管理自主。

而實際上，整筆撥款制度的問題核心，就是社福機構管治崩壞。從前政府對機構實施實報實銷的津助制度，如今政府由社會服務規劃者，變成純粹的購買者。政府不願為承包服務的機構訂下遊戲規則，令機構權力膨脹。面對整筆撥款下的資源封頂，雖然一些機構仍艱苦維持舊有薪酬待遇不變，但新入職員工大多以低薪和短約聘用。部份機構以新人補貼舊人，惹來肥上瘦下的批評。機構恐慌性地囤積巨額儲備，卻拒絕交待用途和機構財務資料，也令機構「呻窮」彷彿變成無病呻吟。

一些機構一方面壓縮成本開支，另方面也巧立名目，增加服務收費。從前面向基層的興趣班和補習班等收費廉宜，現在卻要收回成本。院舍長者陪診由家人負責，否則另外收費。結果社會服務逐漸趨向中產，傳統針對弱勢社群的服務，機構未必願意承擔。

此外，亦有機構為了開源，不惜投放大量人力於競投服務合約，不但計劃書要寫得漂亮，價格也要盡量壓低。服務計劃「賣大包」，合約金額只足夠聘請沒有資歷的社工，機構唯有從內部調配資深社工應付。督導人手被攤分，也影響原有的基本服務。部份機構亦花上更多時間物色基金，與商界打好關係。為了討好商界，經營一場又一場的「大龍鳳」，目的只為增加曝光率。

社福機構惡劣的工作條件，已令流失率不斷攀升，去年平均達到15%。有家長甚至告訴我，一天來到原來熟識的弱智人士日間展能中心，職員全是新面孔。在著重建立互信關係的社會服務行業，流失率高企直接打擊服務質素。隨著經濟好轉，加上公務員加薪，社福機構與政府和市場的工資進一步擴大差距，將引發新一輪離職潮。從前機構利用撥款機制彈性，壓縮薪酬以聘用更多社工人手，勉強應付倍增的工作量，如今這種對員工壓榨的手法，已不可能萬試萬靈，機構甚至感到社工短缺的壓力。

整筆撥款制度走到今天，雖然部份社福機構仍能堅守信念，但界別必須承認制度有徹底檢討的需要，而這個檢討不但包括一個確保社會服務資源充足的規劃機制，也必然觸及對機構的管治規範。社會工作從來以公義為本，機構是服務質素的最終把關人。當界別已自覺無力承托弱勢社群需要，則我們必須表現專業應有的自省能力，從自身做起，首先推動界內機構的管治改革，然後才有力將公義推己及人。我正發起「機構展關懷」運動，頭炮是邀請機構簽署「良心僱主約章」。我衷心希望業界理解當中的良好意願，因為重建管員之間的互信基礎，改革機構不合理的經營模式，不但有助消弭員工敵意，也能讓社工專業重新站穩道德立場，向公眾昭示界別徹底求變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