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社會兩極化下的政治修辭

許寶強﹕社會兩極化下的政治修辭
2007年9月10日

【明報專訊】政府統計處6月發表的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報告，受到部分學者和立法會議員批評，指統計處企圖淡化香港貧富懸殊的實。統計處隨後回應，強調他們的研究報告「曾諮詢學者專家，將蒐集的意見適當地採納在內」，而且是「客觀」、「全面、深入和多角度」的，因此絕無評論者所指的「欲蓋彌彰」。

我相信統計處確實「曾諮詢學者專家，將蒐集的意見適當地採納在內」。撇開什麼是「適當地採納」這問題不談，諮詢本就是公務員運作的常規工作。不過，題為《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的報告所悤調的「客觀」和「全面」等修辭，卻值得進一步分析。

收入分佈的政治修辭學

統計處引用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國際學術界一般都被用來量度收入不均(income inequality)程度，有時也會用收入的差距(income disparity)和收入分散程度(income dispersion)來描述這些指標指稱的內涵。統計處在整份報告中，特別是介紹堅尼系數時，主要選用「收入分佈分散程度」這用語，放棄「收入不均」的說法。為什麼統計處棄用容易理解的「收入不均」，而選擇字面意思不太清楚的「收入分佈分散程度」？是因為後者更「全面」和「客觀」？還是想避免「不平均／不平等」這些語詞，以淡化社會矛盾？

另一有趣現象是報告中的「國際比較」。統計處選取與香港作「國際比較」的6個國家，基本上全是英語地區 (加拿大、英國、新西蘭、新加坡、美國和澳洲)，而且相對同屬高收入地區的北歐國家，獲選的6個國家的堅尼系數都是偏高的。為何只選這6個國家？報告沒有解釋。我們只知統計處的「國際比較」結論是﹕「香港的堅尼系數與英國及加拿大的較接近，是處於較高水平。至於收入差距的變化，香港並非唯一於過去10年收入差距擴大的經濟體系。新加坡和新西蘭在過去數年也出現收入差距擴闊的情，而且幅度較大。」這又是否在淡化香港收入兩極化問題？

儘管統計處盡量避免使用「收入不均」等語詞，並嘗試努力說明堅尼系數不斷上升並非香港獨有，但報告發表後，傳媒報道選用的字眼主要仍然是「貧富懸殊」。統計處的努力，似乎並沒能引起太多和應。除了傳媒的慣性運作外，這恐怕也與當前香港的社會脈絡有關。

據統計處數字，2006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與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每月收入，相差51.75倍，而1996年則是38倍。儘管有論者爭辯這只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沒有愈貧」，但也無法否認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確實在進一步擴大。社會兩極化的其中一個結果，是資源朝向富裕階層流動。一些相對有限的資源，例如土地，如果只用作興建豪宅，低收入階層的生活空間便會愈來愈少。歸根結底，在香港這類發達都市，貧富主要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象徵性政策的失效

在這種新的社會脈絡之下，僅僅以「曾諮詢學者專家」的意見，或採用避重就輕的政治修辭，真的能夠有效地回應社會上愈來愈尖銳的批評和反對聲音？解決由兩極分化而衍生的各種社會矛盾？還是只能為政府提供一個「說法」，讓它能夠向公眾交差？

然而，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政府要「交差」恐怕也不容易。教育學院前校長莫禮時和政治學者斯科特在他們兩年前發表的研究中(Morris and Scott 2005)【註】，提出了象徵性政策(symbolic policy)的概念，用來分析1997年以前政府的教育政策。他們指出，殖民政府的政策往往並非是「來真的」，而是在面對社會上不同的訴求和壓力時，嘗試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議或修辭，以表明已關注到有關的問題，並正在處理，因此這些政策都只是象徵性的。儘管Morris和Scott討論的主要是1997年前的教育政策，但象徵性政策這概念，用來分析和描述後97的香港政策特質，特別是以曾蔭權先生為首的政務官主政後的政府運作方式，恐怕也是適用的。

然而，香港過去行之有效的象徵性政策，到了今天，似乎愈來愈不適用。儘管「諮詢了專家學者」，又或是起用了政治公關、採用了「適當」的政治修辭，仍然無法防止天星、皇后抗爭，也不能讓醫護人員、社工、教師賣帳，更不用說持續了超過一個月的紮鐵工人罷工。這些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彰顯了諮詢式的政治和象徵性政策的失效。過往政務官的運作邏輯，往往在於避免責任，準時交差。但如果「做好份工」指的是do right things，而非僅僅是do things right，告別象徵性政策恐怕是唯一的出路。

告別虛擬的政治

儘管在新的社會脈絡下，政府愈來愈難迴避不同社群的訴求，但要讓政務官以積極和負責任的態度了解和回應社會新的脈搏，還需要有實力的民間政治的推動。

要建立堅實的民間政治力量，首先得超越缺乏政治主體(political constituency)的虛擬政治(simulated politics)和反智的民粹政治。Julia V. Emberley在她的《皮草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ur)批評保護動物團體(Lynx)在反皮草運動中，污名化土著獵人和穿著皮草的女性，演練的其實只是一種虛擬的政治，也就是把日常生活抽象化，在沒有真實的政治主體的訴求下，建造一種假裝的政治鬥爭，以道德主義和自詡正義的聲音，去「代表」不能發聲的社群，例如動物的權益。由於缺乏政治主體的具體訴求，虛擬政治一般難以建立堅實的根基和積累力量。

另一方面，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指出，香港過去10年見證了民粹政治和犬儒文化的泛濫。儘管如此，現實中的政治卻並非只有一種，除了運用「民粹邏輯作民眾動員」外，政治還可以是一些認真、鑥實和細緻的組織、行政、研究、商談、書寫工作。漠視政治工作的多樣性和長遠性，眼中只剩以「民粹邏輯作民眾動員」，除了反智外，恐怕還會阻礙堅實的民間政治力量的壯大。

在香港，強調「中立」／「客觀」和代表「市民」／「社會整體利益」，又或簡單地把不同的社群訴求約化為支持或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政治修辭，除了產生以「民粹邏輯作民眾動員」的作用外，也同時在支萦覑缺乏主體訴求的虛擬政治。與此同時，主體清晰、訴求具體的紮鐵工潮，彰顯的正是一種與虛擬政治相反的政治。不論工人最終能否爭取合理的工時工資，紮鐵工潮的完結，遠不是非虛擬政治抗爭的結束。相反，要有效迫使政府放棄象徵政策，積極回應不同社群(特別是無權勢者)的訴求，需要長時間投入的組織、行政、研究、商談、書寫等政治工作，儘管可能會「令人沉悶20年」，但恐怕還是無法避免的。

註：文章題為"Education Reform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Hong Kong"，刊於《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 The Hong Kong Story》一書。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