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失靈與公民社會

天星觸動無限依戀 諮詢失靈市民失落
2006年11月12日
明報社評

【明報專訊】踏入12時，中環天星碼頭在鐘樓的鐘聲陪伴下沒入歷史。連日來，大批市民趕到天星碼頭，希望在碼頭拆卸前緬懷個人歷史，見證這幢佇立在中環海旁的公共建築物最後的日子。天星碼頭的命運掀起市民的陣陣依戀，說明市民對一些公共建築物的感情往往比官僚想像的更為豐富，也反映了即使重重諮詢，拆卸碼頭的決定仍與民情格格不入。我們認為，拆卸天星碼頭引起的社會反應並非孤立事件，隨香港公民社會日益成熟，市民會期望在公共建築和規劃上有更大發言權，日後當局在城市規劃和保留重要公共建築物時，應更具體和主動探索民情，避免社會集體失落的情緒再次重演。

天星碼頭只有48年歷史，不符合法定古蹟的定義，但拆卸碼頭和鐘樓引起的社會情緒，較以往多次保護古蹟爭議更來得強烈，因為它見證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也是不少市民的成長印記，更是香港的標記之一；無數電影都以天星碼頭為香港象徵，《國家地理雜誌》更列天星小輪和碼頭為「人生50個必到景點」之一，香港建築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94％受訪會員都同意應該保留碼頭。無論從專業角度、人文價值或旅遊經濟價值出發，港府都應盡力保存天星碼頭。

可是，從港府角度，拆卸天星碼頭讓位中環至灣仔道路屬必要工程，當局也在新碼頭附近興建仿照1912年愛德華時代的碼頭大樓，而中環的規劃大綱亦於多年前提出，經過了反覆論證諮詢，部分團體到了碼頭和鐘樓快要拆卸時才提出反對，令人無所適從。不過，我們認為，港府盡力保存天星碼頭的意義，在於照顧市民對公共建築物的情感需要，它不是興建另一座仿古建築就可取代的。其實，港府是否有盡力改善道路的路線，以保存天星建築群？又或者是否可以把鐘樓搬到新天星碼頭？這些做法可能工程浩大，但若能夠使市民免於失落，值得一試。

今次天星碼頭拆卸引起的社會情緒，說明了現時港府在規劃程序上的缺陷。從官僚程序來說，無論天星碼頭和中環填海工程，都經過了完整的諮詢，但每到填海工程展開，正式告別碼頭，社會上不滿和失落的情緒就湧現。我們認為，類似的情在中環填海爭議時已出現，要避免這種負面情緒造成困局，當局須改善現時的諮詢程序，以掌握市民脈搏，例如一般市民對規劃大綱圖的興趣不大，但若當局能在規劃時以立體和接近現實的圖像具體說明，或者主動徵詢公眾意見，市民的觀感和想法會更易浮現。外國一些社區在重建時，往往要舉行居民聽證，目的就是透過民眾直接參與共建社區，實現公民社會的理念。事實上，港府在規劃一些大型建設如東南九龍發展時，亦主動邀約社區提出意見，然後善加吸納，到正式諮詢時遇到的阻力自然較小。

香港公民社會日趨成熟，市民對公共建築和保存社區原貌的訴求將更強烈，今次拆卸天星碼頭只引起社會的失落氣氛，反對聲音並不激烈，除非港府無視市民的感受，否則現時規劃過程中諮詢失靈，引起的社會失望將愈來愈嚴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下屆特區政府的挑戰，是經濟如何持續發展，他又指「將經濟發展與環境、文化保存對立起來」是一種危險的想法。可是，今次拆卸天星碼頭引起的社會情緒正好說明，市民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亦非常重視文化保存和人文價值，雖然兩者並非必然對立，但若只能選其一，經濟發展並非唯一選擇。港府有需要提出具體方法，協調社會的持續發展，才可促進整體利益。

美國城市規劃學者約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其著作《重溫規劃理論》中認為：規劃不應只重經濟效益，反而愈來愈接近協調利益的手段，就像是社會整體中的一隻調停之手，不斷靠近政治學的層面。所以，一個城市的發展，應該是公共政策的結果，也是公眾選擇的結果。我們認為，香港的規劃亦應體現公眾選擇，才可回應公民社會的發展，回應日益高漲的參與城市建設訴求，例如現時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代表性是否足夠？城規程序是否有效回應民情？在保留一些舊建築群時，一些方法如利用可轉移地積比例是否可行？這些問題，在日後的城市發展，如保育用地和尖沙嘴天星碼頭發展等問題上極可能再出現。從這角度看，今次拆卸天星碼頭的民間情緒，應視作一次社會浮躁的一種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