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錢也講求策略效益既可揚名還惠澤後人
富商李嘉誠捐贈10億元予香港大學，主要用作發展醫學研究。原來此舉藏有「後」，李嘉誠在一段短時間內，還先後向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醫學院捐贈巨款，3家海外醫學院的捐款額合共約8億港 元，而捐款條件包括3家海外醫學院與港大醫學院將組成研究網絡，分享科研成果，並且容許港大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實地參與3家海外醫學院的尖端科研項目，以促進香港的醫學研究能力。這個別出心裁的捐贈計劃，顯示香港的富豪開始脫離捐款蓋建築物或設獎學金的簡單傳統，轉為朝可持續發展、惠澤後代的方向邁進， 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新方向。
香港還有不少富豪，例如李兆基、邵逸夫、新地郭氏兄弟等，都是樂善好施的。但過去香港的「捐贈模式」相當局限，富豪捐錢給教育、醫療或福利機構，一般是用來蓋新大樓﹔大樓落成後，用捐贈者的名字命名，請捐贈者來剪綵便了事﹔以後的各項行政費用，通常由政府撥款或馬會資助。帶有延續性質的捐贈甚少，較常見的是獎學金，和歐美龐大、複雜及持久的捐贈計劃相比，香港的捐贈模式，顯得相當落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幾位資深人員2001年聯合撰寫了一本書，叫《冷眼向洋》，試圖總結美國、歐洲和俄羅斯三大勢力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成就與啟示，其中有關美國的部分，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探討以卡奈基、洛克菲勒、福特三大基金會為代表的慈惠力量，在美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這3家基金會都有悠久的歷史，捐贈面很廣，除了傳統的教育、科技和文化領域，還觸及最尖銳的社會問題（如種族衝突），以及最敏感的國際關係課題，其共通之處，是基金體積龐大，有大隊專業人士管理，讓資源生生不息，並且在投放資源上，講求策略和效益﹔一旦認定目標，便不斷投放，確保受資助的項目開花結果，綿延後世，而非曇花一現。
以洛克菲勒基金為例，它1913年註冊成立後，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建立「國際衛生小組」，把防治蟲病、瘧疾、傷寒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廣﹔其後，洛克菲勒醫學院不斷從事開創性的研究，對流行腦膜炎、小兒麻痺、黃熱病和梅毒的研究取得突破成果，重要醫療儀器如探測鏡、X光分解儀等，也是在基金會支持下取得成果。其後，洛克菲勒基金會更把發展醫療與扶貧結合，在第三世界建立了一套頗為完整的扶貧脫困方案。
賺錢是一門學問，同樣，捐錢也是一門學問﹔要捐得有智慧、有策略，同一筆錢才能發揮最大的乘數效應，令捐贈者的名字永垂後世。從今次李嘉誠基金會先捐10億給港大醫學 院，再捐約8億給3間國際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佈局來看，李嘉誠基金會深諳這個道理。我們希望見到更多的富豪，不單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而且捐得其法，令捐款產生更大的效用。
陳日東﹕命名的底線在哪
學生賣旗籌款，有孩童給完兩塊錢，問﹕「受惠者怎答謝我﹖」父母會教訓他﹕「施恩莫望報。」但當善款多達10億，可促進大學以至社會的「進步」，我們的價值觀便大大不同﹕行善講求回報，天公地道﹔捐款有償，批評者以「商業交易」視之，反遭貶斥，說是妒忌心作祟。
一所大學的校長，為何要以學院的命名權答謝捐款者，捐款者又為何欲拒還迎，不一口拒絕﹖若這10億元是真正的善款，大學給善長一張感謝狀便可，為何要押上學院的百年清譽﹖校方堅持冠名，「善長」卻之不恭，各得其所，視之為交易，有何不可﹖
胡恩威和劉細良，兩位知名文化人，同日撰文，從功利主義的角度，批評反對港大醫學院冠名的校友道德掛帥，罔顧捐款的公眾效益。二人迴避了前述的基本倫理問題，戮力批評反對者打道德牌，卻毋視自己所用的，其實也是道德語言，犯了雙重標準的謬誤。
為什麼非效益為本的道德、舊生對母校的感情以及對學院（術）尊嚴的維護，統統不被考量﹖這意味什麼﹖
是否出得起錢，加上提升競爭力、有助社會發展之類的理由，什麼都可出賣﹖是否什麼都有一個價﹖以往是建築物，今次是學院，下次可能是大學的名字，我們的底線 在哪﹖或者根本沒有底線﹖我們的輿論權威，為何不探討這些問題﹖難道所謂「世界趨勢」便合理化一切「交易行為」﹖我們有沒有自己的尺度﹖這尺度是否經過深 廣的討論，得到社會的認同﹖沒有這尺度，何來自己的格﹖沒有格的城市（國家），如何像南韓一樣，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