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寶琳：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明報 | 2014-08-24 | 佔中之後 | 葉寶琳
文章刊出之時，人大常委即將就政改訂下框架，而這星期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重申「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而其中的方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番講話無異為人大常委的公布作出預告。《白皮書》宣告了中共全面控制香港，過去在虛擬自由主義下的「中立∕專業」已再沒有位置，不論政改拉倒或通過了一個假普選方案，香港也會步入全面政治化社會，爭普選運動將被全面的本土抵抗運動取代。
當泛民政黨面對存續危機的同時，一直在香港政治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的獨立民間組織（意指不為北京控制的組織）也必須直面三大困局，才能有力量參與新一輪更嚴峻的鬥爭。
一） 群眾組織的困局
2003 年七一後，香港公民的自行組織能力大大發展，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就依賴媒體製造輿論，高調地向當權者施壓，旨在將議題公共化。另一邊廂，中方也在加強控制香港，開展十年計劃，花大量金錢以「蛇齋餅糭」方式支持地區組織，培訓地區幹事為居民噓寒問暖，同時招攬專業人士進入界別組織及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一切都在低調進行。
8 月17 日的反佔中遊行，讓那些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同鄉會」或「╳╳╳聯誼會」及各種行業的組織，一次過進入公眾的眼球。雖然因為涉及各種威迫利誘手段而醜態百出，但對建制而言，關鍵在於建立群眾動員流程和系統。8 ? 17 動員得到李飛高度讚揚，可以預計這類層壓式動員將來會在23 條立法時重演。
民間組織動員力弱
縱然民間組織和泛民政黨極懂使用媒體策略，甚至催生新媒體，卻顧此失彼，忽視社區組織。目前大型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人數不過1000 人，人數再多一些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已經不為主辦團體所認識。正面點說，遊行示威的群眾絕大部分是自發參與，但反過來亦反映了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能力長期偏弱，要靠媒體宣傳搭夠。
在這個困局之下，民間組織若在舊有模式中繼續依賴已逐一被親建制商人買下的主流媒體，絕對不是出路。我們必須重拾對社區組織的重視，在有限資源下，策略性地介入危機社區。在保衛菜園村、反東北發展及碼頭工人工潮的經驗裏，參與運動的直接持份者（或曰苦主）不過幾百人，但透過新媒體對事件的公共化和政治化，及至城鄉共生和財閥霸權的問題，讓更多公眾成為間接持份者，建立民意後才能在主流媒體和議會擁有較多主導權。另外亦應重視自發參與者的後續組織工作，嘗試反攻被親北京陣營佔據的公民社會陣地。例如反國教後數以百計的市民自發組織各校校友聯署，每個聯署都分別可接觸上千名市民，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利用這些新形成的網絡參與各中小學的校友會及家教會選舉，更有效地監察校政？
二） 去政治化的困局
香港獨立民間組織大多以弱勢社群福祉為出發點，為基層、病人組織、長者、草根街坊和工人等開展社會服務、組織和政策倡議工作，不少源於社會工作系統。為了方便爭取支持及維持工作動力，組織一方面習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和低調，另一方面很容易將爭取短期的紓解措施置於改革政經結構之先，這陣子有關租務管制的討論即為一例。
組織政黨鮮有交流
去政治化也源於民間組織和政黨之間的不信任。在泛民主派的陣營中，民間組織鮮有和政黨建立起長期而深入的交流，彼此某程度上視對方為推動一己議程的臨時工具，個別議題的倡議高潮一過，合作亦隨之結束。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決的一部分，如果只單純視政治人物為「博取政治資本」，結果只會令政黨議員對於民間的訴求，變得和官員一樣，只按民意而行事。就以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為例，最初在財委會內積極發聲的只有幾名新界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果沒有政改議題和財委會主席的劣質表現，以及時間上碰巧與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重疊，相信也難有泛民集體抗爭的情境出現。
三） 缺乏藍圖的困局
1980 年代後過渡期的民間組織發展，如社區組織協會、多個社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在當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局下，再加上民間所認同的「民主回歸」，令公民社會習慣不去觸碰憲制民主等根本政治議題，即使是一些對港人至關重要的決定如聯繫匯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公共開支嚴控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等的問題，30 年來有如禁忌。
在這格局下，民間組織只設限於捍衛弱勢社群的人權和福利權，令持份者只着眼於相關的政策倡議，甚至出現不同基層之間的矛盾（如低收入人士和領綜援街坊之間，地盤工友和反開發村民之間），這正反映了組織者缺乏整體社會發展願景。
各自為政難以統合
過去兩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不少過去基層組織的服務對象如新移民和基層的倡議工作都變得「危機四伏」——服務新移民的組織在七一遊行被本土派圍罵、基層組織甚至要「嚴防」有鄉音的街坊接受媒體訪問，以免社福議題被中港矛盾蓋過。連就自由行政策、人口政策等，民間組織之間也缺乏開放討論，可是這都涉及我們對香港未來政治藍圖的想像。過去習慣去政治化的民間組織，在新的鬥爭形勢下陷於被動，無言以對。
中港矛盾在佔中之後必然有增無減，民間組織不能繼續採取「避風頭」的態度。進步的社運立場，必須能帶領社會塑造社會願景，同時配合具力量的行動，才可重奪民心。
總結
反佔中的出現，是中共宣告放棄對港的統戰策略，而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管治香港。佔中之後中共只會進一步控制香港，否決假普選，就是拒絕認命，30 年前中英兩國決定香港前途，港人還相信民主回歸。現今英國已拍拍屁股，香港人必須根本地思考主體性問題和重新掌握命運。
泛左翼的社運組織，亦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資源自給、多元產業等，告別30 年前對民主回歸的幻想，為下一代換取時間空間，重新思考出路。
明報 | 2014-08-24 | 佔中之後 | 葉寶琳
文章刊出之時，人大常委即將就政改訂下框架，而這星期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重申「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而其中的方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番講話無異為人大常委的公布作出預告。《白皮書》宣告了中共全面控制香港，過去在虛擬自由主義下的「中立∕專業」已再沒有位置，不論政改拉倒或通過了一個假普選方案，香港也會步入全面政治化社會，爭普選運動將被全面的本土抵抗運動取代。
當泛民政黨面對存續危機的同時，一直在香港政治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的獨立民間組織（意指不為北京控制的組織）也必須直面三大困局，才能有力量參與新一輪更嚴峻的鬥爭。
一） 群眾組織的困局
2003 年七一後，香港公民的自行組織能力大大發展，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就依賴媒體製造輿論，高調地向當權者施壓，旨在將議題公共化。另一邊廂，中方也在加強控制香港，開展十年計劃，花大量金錢以「蛇齋餅糭」方式支持地區組織，培訓地區幹事為居民噓寒問暖，同時招攬專業人士進入界別組織及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一切都在低調進行。
8 月17 日的反佔中遊行，讓那些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同鄉會」或「╳╳╳聯誼會」及各種行業的組織，一次過進入公眾的眼球。雖然因為涉及各種威迫利誘手段而醜態百出，但對建制而言，關鍵在於建立群眾動員流程和系統。8 ? 17 動員得到李飛高度讚揚，可以預計這類層壓式動員將來會在23 條立法時重演。
民間組織動員力弱
縱然民間組織和泛民政黨極懂使用媒體策略，甚至催生新媒體，卻顧此失彼，忽視社區組織。目前大型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人數不過1000 人，人數再多一些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已經不為主辦團體所認識。正面點說，遊行示威的群眾絕大部分是自發參與，但反過來亦反映了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能力長期偏弱，要靠媒體宣傳搭夠。
在這個困局之下，民間組織若在舊有模式中繼續依賴已逐一被親建制商人買下的主流媒體，絕對不是出路。我們必須重拾對社區組織的重視，在有限資源下，策略性地介入危機社區。在保衛菜園村、反東北發展及碼頭工人工潮的經驗裏，參與運動的直接持份者（或曰苦主）不過幾百人，但透過新媒體對事件的公共化和政治化，及至城鄉共生和財閥霸權的問題，讓更多公眾成為間接持份者，建立民意後才能在主流媒體和議會擁有較多主導權。另外亦應重視自發參與者的後續組織工作，嘗試反攻被親北京陣營佔據的公民社會陣地。例如反國教後數以百計的市民自發組織各校校友聯署，每個聯署都分別可接觸上千名市民，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利用這些新形成的網絡參與各中小學的校友會及家教會選舉，更有效地監察校政？
二） 去政治化的困局
香港獨立民間組織大多以弱勢社群福祉為出發點，為基層、病人組織、長者、草根街坊和工人等開展社會服務、組織和政策倡議工作，不少源於社會工作系統。為了方便爭取支持及維持工作動力，組織一方面習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和低調，另一方面很容易將爭取短期的紓解措施置於改革政經結構之先，這陣子有關租務管制的討論即為一例。
組織政黨鮮有交流
去政治化也源於民間組織和政黨之間的不信任。在泛民主派的陣營中，民間組織鮮有和政黨建立起長期而深入的交流，彼此某程度上視對方為推動一己議程的臨時工具，個別議題的倡議高潮一過，合作亦隨之結束。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決的一部分，如果只單純視政治人物為「博取政治資本」，結果只會令政黨議員對於民間的訴求，變得和官員一樣，只按民意而行事。就以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為例，最初在財委會內積極發聲的只有幾名新界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果沒有政改議題和財委會主席的劣質表現，以及時間上碰巧與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重疊，相信也難有泛民集體抗爭的情境出現。
三） 缺乏藍圖的困局
1980 年代後過渡期的民間組織發展，如社區組織協會、多個社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在當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局下，再加上民間所認同的「民主回歸」，令公民社會習慣不去觸碰憲制民主等根本政治議題，即使是一些對港人至關重要的決定如聯繫匯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公共開支嚴控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等的問題，30 年來有如禁忌。
在這格局下，民間組織只設限於捍衛弱勢社群的人權和福利權，令持份者只着眼於相關的政策倡議，甚至出現不同基層之間的矛盾（如低收入人士和領綜援街坊之間，地盤工友和反開發村民之間），這正反映了組織者缺乏整體社會發展願景。
各自為政難以統合
過去兩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不少過去基層組織的服務對象如新移民和基層的倡議工作都變得「危機四伏」——服務新移民的組織在七一遊行被本土派圍罵、基層組織甚至要「嚴防」有鄉音的街坊接受媒體訪問，以免社福議題被中港矛盾蓋過。連就自由行政策、人口政策等，民間組織之間也缺乏開放討論，可是這都涉及我們對香港未來政治藍圖的想像。過去習慣去政治化的民間組織，在新的鬥爭形勢下陷於被動，無言以對。
中港矛盾在佔中之後必然有增無減，民間組織不能繼續採取「避風頭」的態度。進步的社運立場，必須能帶領社會塑造社會願景，同時配合具力量的行動，才可重奪民心。
總結
反佔中的出現，是中共宣告放棄對港的統戰策略，而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管治香港。佔中之後中共只會進一步控制香港，否決假普選，就是拒絕認命，30 年前中英兩國決定香港前途，港人還相信民主回歸。現今英國已拍拍屁股，香港人必須根本地思考主體性問題和重新掌握命運。
泛左翼的社運組織，亦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資源自給、多元產業等，告別30 年前對民主回歸的幻想，為下一代換取時間空間，重新思考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