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06, 2011

改革的十字路口:轉向社會經濟

潘毅: 《改革的十字路口:轉向社會經濟》
以資本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大企業與大資本,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實現利潤為唯一目標,這必然造成其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關係的脫離。這種發展模式不僅談不上有助於社會建設,更無法解決中國當下面臨的種種深層社會矛盾。

我們認為,相比於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要旨應該包括: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以及一種「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

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過去的30多年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及深層社會矛盾,十二五規劃提出在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加強社會建設,注重以人為本,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兼顧,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一直以來,中國的高速工業化與勞動人口城市化之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兩億多農民工「進退兩難」的身份困境,他們的勞動權利與生存權利因為這種模糊的社會身份而無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嚴成為距離他們最遙遠的夢想,而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更是農村問題的焦點。

十二五規劃提出通過城鎮化來彌補城市化與工業化之間的落差,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是將農業轉移人口逐步轉為城鎮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實現對國土的高效利用。這意味著,為了配合工業化發展,城市化進程即將全面展開。農民變成居民,一個纏繞在農民身上幾十年的沉重的咒語似乎忽然解除了,換來的是一個輕飄飄的居民身份。農村變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資本願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戲劇化地在城鄉一體化以及城鎮化等政策口號之下迅速完成。

土地被資本高效地使用了,農民是否因此過上了幸福的、有尊嚴的、有保障的生活?現實告訴我們,通過農村土地流轉向城市工業資本以及地產資本開放所帶來的身份與空間轉換,無法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甚至很可能將農民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尷尬的狀態。

2011年3月14日,我們來到重慶西永鎮「老街」。2010年5月,為了給一家跨國企業籌建規模巨大的工業園,西永鎮數萬畝土地被徵用,數十個村莊被拆遷,很多拆遷後等待搬入安置房的村民都住在「老街」,我們希望去瞭解拆遷後村民的生活情況。怎料到,只是隨便跟一個在路邊閑坐的村民聊起徵地的事情,一下子就有三十幾個人聚攏來,紛紛向我們訴說著自家的委屈。

這些村民大多來自西永村和蘭桂村等村莊,他們的房屋和土地被徵用已經三年多,四口之家平均能夠拿到的土地補償、安置補助約為22萬元,房屋拆遷補償費由於每戶面積不等多少不一,平均約為四五萬元。這筆錢在購買了養老保險(20500/人)和回購了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左右)後便所剩無幾了。而現在,眼看拆遷已經過去三年,安置房卻依然沒有著落。村民這些年來只能在外租房,房租每年上漲,今年在老街租房一年就得支出近萬元。再加上生活開銷的大幅度增加,三年下來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已花費殆盡。

一些家庭比較困難的村民由於無法支付在老街的租房費用,自行搬回了已被推土機推平的村莊,在一片廢墟之上搭起簡易的棚屋,一家幾口擠在窄小黑暗的空間之中。由於村中已經斷水斷電,他們只好又點起煤油燈,到池塘打水,用幾塊紙皮遮擋就算搭起了一個廁所。為了生計,他們重新在荒廢的土地上種起蔬菜,並在老街的集市當起菜販,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傷心的村民告訴我們,他們本來已經過上了小康的生活,有田有地,一畝菜地一年的收入也近萬元,家家戶戶都有二層小樓,房子裝修得乾淨舒適,現在卻到了這步田地,像個拾荒的人。

一個個類似這樣的工業園區的擴展,背後隱藏在多少像西永村這樣令人心酸的故事。城鄉一體化,繼續為跨國壟斷資本高速累積創造奇跡,而這場圈地運動帶給中國農民和農民工的,卻是一場徹底的無產階級化。他們不僅失去了原來的生活社區和社會關係,同時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困境,就業以及各項社會保障都無法真正得以落實。

這場城鎮化的努力同時產生的是大批失去家園和土地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生的無產者,甚至,對於那些失去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中年農民來說,連一個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無法獲得,僅因為年齡這個原因,他們就會被那些從東部搬遷過去的製造業企業拒之門外。在工業資本與地產資本的強強聯手推動之下,除了造就圈地運動,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一體化。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不是以農村社區為本,以農民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城鎮化模式無法真正解決三農與農民工的困境,並進一步瓦解了鄉村社會,造成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無疑將會動搖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

以資本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大企業與大資本,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實現利潤為唯一目標,這必然造成其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關係的脫離。這種發展模式不僅談不上有助於社會建設,更無法解決中國當下面臨的種種深層社會矛盾。

那麼,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同步進行?

我們認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回歸社會,將市場經濟逐漸向社會經濟轉變。立足農村社會現實,真正推動和扶持多元化的經濟模式,在農村社會的原有基礎上培育工業化與城鎮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勵大資本侵入農村社會,將土地和農民進行徹底的商品化,剝奪農民僅存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相比於市場經濟,社會經濟的要旨應該包括:以人為本、立足社區、互助合作、民主參與、人與土地的和諧共生、生產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制。

一般來說,市場經濟的主要缺陷在於資本壟斷的不可避免,人與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對社會與環境的破壞;而計劃經濟的主要缺陷在於高度集中的計畫生產缺乏靈活性,官僚主義管理,工人的生產參與積極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會經濟則最大可能地避免了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並吸收了這兩者的長處:它整合了市場經濟的生產效率與管理模式,並承繼了計劃經濟的公平分配與社會參與。

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經濟不是服務於資本積累的,而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係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產者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社會企業、公平貿易、社區內生性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等等都是社會經濟的具體實踐。在走過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又接著走過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的當下,中國正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雙重壓力,正在實踐和探索中的社會經濟,或許正是我們改革的新出路。

刊於2011.4.3. 廣州南方都市報: 第一專欄

報刊題為:
《走向以社會經濟為目標的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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