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

首部报告出版
NGO普遍“傍大款”“跑龙套”
来源： 中国发展简报
发布者：中新社、京华时报等
2011年2月28日 09:18

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78270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26日在北京出版，报告称中国的第三部门是“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分总报告、分报告、典型案例、大事记四个部分。总报告对当前中国第三部门进行了环境分析，认为中国的第三部门在整体上还非常弱小，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自主性，并且存在结构与功能的失调，其命运掌握在环境力量手中，尚不具备主宰自己未来的能力。

　　据介绍，第三部门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

　　康晓光说，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的第三部门及其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然而，时至今日，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外部环境还缺乏系统的观察与评论，对来自本土的经验和教训也缺乏全面的总结，对基础性、杠杆性、先驱性的案例缺乏足够的重视，亦未建立起权威的部门规范和有效的内部整合机制。

　　他指出，报告报告立足中国，发掘本土经验，站在NGO的立场，以NGO的视角进行观察，以明确的价值立场，强调导向性；对现实进行系统客观的观察，强调实证性。报告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整个第三部门，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对重大事件给予记录和评价，树立典范，针砭弊端，奖善罚恶。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会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报告是学者对第三部门反思能力的一种展现，是以比较独立的学者角度看第三部门，有一个团队研究整个第三部门，无论第三部门，无论是理论界，都是里程碑的事情，用第三只眼睛进行反思，其实是整个公益部门研究的结构性变动的一种表现，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团队开始研究了，这实际上是第三部门的智库。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认为，报告是他迄今看到的结构最为严谨、行业观察角度犀利而深入、观察系统全面、收集材料详实、案例调研精深、对行业相关各方具有启迪指导作用的一份行业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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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华时报讯(记者李晋)前天，首部有关中国第三部门的报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在京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的第三部门受到政府、企业和海外力量等方面影响，缺乏自主性，属于“依附式发展”，并且依附关系长期存在。

　　据了解，报告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与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冯利组成的项目组调研编写而成。报告所称第三部门，从范围上讲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企业)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因此，该报告研究对象主要为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未注册的草根组织。

　　“依附”关系长期存在

　　报告指出，中国的第三部门整体弱小，缺乏自主性，命运掌握在政府、企业、海外力量等手中，尚不具备主宰自己未来的能力，存在结构和功能的失调，将长期处于“依附”地位而发展。受到政策和资源的限制及外部力量各有所需是造成第三部门“依附”的原因。

　　报告显示，第三部门要想发展，必须更大限度依靠政府和企业资源。政府是唯一可用国家强制力来控制第三部门的力量的部门，国家拥有对第三部门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企业凭借丰厚的资源对第三部门的影响力甚至更大，第三部门很难抵挡企业的大笔资金诱惑。这被康晓光称为基金会普遍存在的“傍大款”现象。 “越来越多的第三部门为政府、企业‘跑龙套’，丧失了自主性，是继续依附还是走向独立？目前还没有答案，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走向一个更合理的目标”。

　　社会服务型组织近九成

　　报告显示，中国第三部门组织数量和种类与西方相比差距巨大。在数量上，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52个，而中国仅为2.1个。

　　在种类上，民政注册的社会服务型组织明显多于其他类型。截至2008年，科技与研究、教育、法律、卫生、文体、社会服务等旨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占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的86.2%。涉及宗教、生态环境、国际及涉外领域的组织仅占3%。

　　企业基金会成新成员

　　数据统计，2009年，国内企业捐赠总额为131.27亿元，占58.45%，其次是个人捐赠占30.4%，企业仍是捐款主力。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公益，不但投入资金资源，甚至成立专门的公益组织。这预示着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本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全新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依靠自身稳定的资金来源，更理性、效率和企业化的管理，对第三部门格局产生了宏观影响。

　　媒体缺少绩效问责

　　随着公益领域的发展，媒体的关注日益增加，已成为公益领域的问责主体，并产生一定效果。但报告认为，媒体对公益领域的问责仍停留在法律、道德层面，即问责对象的行为是否违法违规并符合社会规范，尚未触及绩效问责，即行为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报告认为媒体问责还不够“苛刻”，诸如“善款是否专款专用？”“是否大部分用于受益对象？”“是否符合捐赠人意愿”等仍是媒体最常关心的“法律”和“道德”层面的问题，而一旦媒体有一天提出“善款的使用效率、效果、结果”等绩效问责，公益领域是否做好“接招”准备？

　　■观点碰撞

　　“去行政化”改革增强NGO独立性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报告结论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近30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中国第三部门依附性已在减弱，而自主性和独立性相比以前越来越强。“官办NGO‘去行政化’开始出现，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断地推动‘去行政化’改革。最近，我们调研发现不少官办行业协会、慈善公益组织进行了比较大胆的改革，草根NGO自主性、独立性应该说比以前更强了。”

　　■对话

　　摆脱依附关系并不太乐观

　　记者：为何想到做这样一份报告？

　　康晓光：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第三部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未来趋势、外部环境还缺乏系统的观察和评论，对本土的经验教训也缺乏总结，对基础性、先驱性的案例缺乏重视，还没有建立起权威的部门规范和有效的内部整合机制。因此想填补这个空白。

　　记者：第三部门独立性是否与资金来源有关？

　　康晓光：在世界上，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是政府和商业公司该做的事情。作为健康发展的第三部门不应该只是“跑龙套”的，应对政策改革起到积极影响。其重要职责是发现新领域、新方法，对不公平无效率的事情进行抨击，迫使主流部门逐渐调整改善。

　　我们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应由企业提供，公共管理应由政府提供，任何一个国家第三部门都是辅助性的，第三部门相较于政府和企业是弱势部门，但不代表不具有独立性。第三部门不是第一部门下属，应与第一第二部门并列存在，独立与否与向企业和政府要钱没有必然联系。

　　记者：第三部门能否摆脱依附关系？

　　康晓光：由于中国第三部门多数是官办背景，真正民办的少之又少，90%以上的第三部门是政府下级，彻底摆脱依附关系，我不太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