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芝〈退步觀下的社工選舉〉
發佈日期：2010年01月30日
習慣了， 一年一度的指定動作：社工選舉。
在整筆撥款的衝擊及退步的社會發展觀下，大部份的社工繼續能盡忠職守，發熱發光，緊守自己的本份及工作，實在值得敬佩及尊敬。不過，近二十年重重覆 覆的優秀社工選舉，除了習慣成為每年社福界的大型盛事之外，究竟社工選舉宣揚了甚麼的社工形象與價值觀，以及建立甚麼的社會意識形態呢？
慈善化的社會工作
首先，由慈善化的社會工作說起。由六十年代戰後開始，香港的慈善救濟的社會福利模式開始蓬勃及迅速地發展。至今，香港大部份的非牟利團體，仍離不開慈善服務的影子。
不過，英國的殘疾運動 (disability movement)，早已對慈善模式有深刻及批判的反省. 英國復康界的著名學者科林恩斯教授 (Prof. Colin Barnes) 指出，傳統的慈善模式乃不斷強化服務使用者的負面角色，透過各樣的負面論述，包括把服務使用者說成有問題、可憐、慘、不濟和不幸等等，再透過媒體廣泛的報 道，把這些負面形象合法化，個人化與家庭化．從而排斥社會及政策因素，完全忽視社會經濟及政治因素在問題所扮演的角色。第二，整個論述主要透過強調個人的 問題，捕捉最悲慘、最可憐、最悲傷的片段，藉此觸動大眾的同情心及鼓勵捐款，有助減低政府的財政撥款。英國的殘疾運動是由非健全人士自發組織的社會運動， 他們反對純粹以慈善及救濟模式看待服務使用者，倡議從社會結構及政治因素的角度去剖析問題，為殘疾政策的發展帶出另類的聲音。
綜觀香港社會福利運作的模式，仍然離不開六十年代戰後的慈善及救濟模式。例如：2009 年政府向社福界撥款一億運作的食物銀行，向經濟面臨困境的人士提供短期的食物救濟，以解決緊急的日常所需。另外，還有香港的剩餘福利模式 （residual model），只向最弱勢及最不能自助者提供綜援。或者把長者長期的住宿服務視為最後的安全網，申請人必須陳述自己的身體機能是多麼的差勁，才有機會獲發 輪候政府老人院的資格。總之，市民若要享用社會福利服務，必須配以一個最慘，最弱勢、最有問題、最不能自助的身份（identity），市民享用服務的權利才變得合情合理，才算是值得「幫」。
沒錯，社工在普遍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幫人， 幫助一些有問題的人。不論是政府廣告或宣傳海報，總說，有問題就要找社工。不知不覺，社工的功能與角色就被簡化為一個純粹幫人的專業，彷如社工的功能與社 區發展及社會倡議無關。綜觀近年的社會議題，包括菜園村事件、反高鐵或最低工資等等， 社工界的參與也幾乎是零，社工界對自己的角色也劃上界線，筆者認為，背後的原因是由多元的複雜因素組成 (包括社福界的津助制度及社會政治等因素)，因本文篇幅所限，不作詳談。不過，不得不提的是社會福利界團體所舉辦的「社工選舉」。
誰在建構論述
“由一九九一年開始，社協已積極舉辦優秀社工選舉，以表楊默默耕耘的社會工作者，及提高社會工作的專業和正面形象。” (社協網頁,2010)
按官方網頁內所陳述的社工選舉，旨在提高社工專業和正面形象。實際的運作，是由候選社工撰寫一篇「感人熱淚」的文章，以一些感人熱淚的故事來對照 專業社工的優秀與成功，表面上是希望社會人士繼續鼓勵默默耕耘工作的社工，實際上是把受助人的失敗、問題、缺失及不幸等等來塑造一個慈善化的社工形象。
事實上，那些助人故事， 往往只聚焦在當事人的痛苦、悲傷、不幸與不濟。
透過聚焦著別人的坎坷經歷，編輯成一個個可以觸動著讀者的眼睙的故事。筆者發現， 在12 篇的候選文章裡，「哭」字合共出現了17 次，「痛」字17 次、「無助」9 次，作者以最豐富及最動之以情的字眼建構成一個個感人的助人歷程，只有一位候選人提及需要「制度的改變」。透過描述服務使用者的不辛、 困境、或個人或家庭問題，然後，因社工的幫助而得到改變。這些選舉，表面上是鼓勵社工的行業，繼續發光發熱，但實際是宣揚 「慈善模式」（charity model）的社會福利觀。假若社工行業要透過陳述別人的悲情故事而肯定自己優秀的工作能力，筆者認為，這不是光榮的事，甚至也算不上是道德的事。
社工選舉的原意是「提高社會工作的專業和正面形象」，為何社工的形象的定義只狹義於拯救有問題的個人或家庭？至於推動社會公平，倡議社會發展與公義 的社會任務卻不在「提高社工的正面形象」的討論中？超過近二十年的社工選舉，究竟在宣揚甚麼的社工角色，推銷甚麼的社工價值觀和社工功能，透過社工選舉， 究竟在社福界及社會裡，正在建構甚麼的社會意識形態？
建構退步的社工形象：
筆者認為，透過社工選舉的活動，除了加強市民對社工角色的認識外，亦在建構退步的社工身份與形象。
第一：建構社工是幫人及助人的傳統論述，進一步標籤服務使用者與社工的強弱懸殊的位置。包括：無能力與有能力、弱勢與權威、有問題者與專家等等。
第二：透過服務使用者的感人故事作為工具，旨在提升社工的形象與專業。不過，活動的果效似乎只在宣揚六十年代傳統救濟式的社工形象，與提升社工正面形象的目標仍有一段非常遙遠的距離。
第三：整個社工選舉的論述，把社工在社會的角色與功能狹義化與簡單化，向公眾，社會，社福界錯誤地宣揚一個狹義的社工職能，讓社會人士可能誤解社工只是處理個人與家庭問題，至於個人及家庭問題背後所涉及的社會政策及制度的因素，則與社工的職能無關，劃清界線，最後，成功地讓市民調節對社工的期望。
第四：在內外因素的互動下，前線社工在推動社會公平公義的角色，已被排拒於日常的工作及討論議程之中，更甚的，是把倡議社會公義的社會工作標籤為「不和諧」，參與的社工可能被視為「不合作」或「搞事」，最終，業界內形成一鼓主流的沉默文化。
第五：綜合上述各項，退步的社工形象或可達到隱藏的政治目的。社工本來是站在最前線，最掌握民間疾苦及社會脈搏，最能尋找社會問題及政策缺口，不 過，大部份的機構與社工已願意作自我監察與控制，自我分辨什麼是「應該做」和「不應該做」，以一個順服的身體及思維去處理日常的工作。在這個 氣氛下，社工的工作不會對政府的管治構成任何的威脅與壓力，也達到了一些政治目的。
總結：
英國的殘疾運動對慈善模式有深刻及批判的反省，但香港的社會工作觀仍然停留在傳統慈善救濟的模式，與進步發展觀仍有很遙遠的距離。近年，社福界面對 不少的衝擊與挑戰，仍有不少社福界團體與同工緊守工作崗位，默默耕耘地為業界做事，實在值得欽佩！不過，既然一些社福界的團體有較多的資源，有較佳的社會 位置及網絡，筆者認為，他們更應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重新檢視社工在社會的角色與功能，帶領業界反思社工發展的得失，與同工一起推動與復興新的社工運動。
最後，希望大家在迎接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九屆優秀社工選舉結果」之時，除了替得奬者感到喜悅和鼓舞之外，也嘗試以一份沉重與自省的心情，重新思考社工的角色與社會任務， 讓一年一度的社工選舉的指定動作，添上一點意義。
何慧芝（香港政策透視主席）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
香港政策透視
參考資料:
社協網頁（2010），第十九屆優秀社工選舉，http://www.hkswa.org.hk/en/node/183, 最後下載日期: 17/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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