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香港還需公民社會力量
阮耀啟 Unpublished
做好公共衛生是疫情過後一個重要任務，目前此工作已交由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統領的委員會負責處理，一些初步的政策 亦已相繼出籠。要解決公共衛生的問題，究竟應該是由政府、市場、又或是公民社會的行動去解決呢？我們可以說，三個部門都可以作出貢獻，然而要徹底解決問 題，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可說是必不可少。
在清潔香港的問題上政府可以做甚麼呢？一方面政府可以自行聘請大量清潔工，不斷清理衛生黑點，另一方面則可大大提高刑罰，用重典建設新加坡式的花園城市；當然政府亦可以繼續過去數十年成效不彰的公民教育宣傳工作，再投入大量資源以垃圾蟲又或是清潔龍去「教導」市民不要亂抛垃圾。九十年代起提倡公營改革，香港政府亦學會利用市場力量提供政府服務及解決社會問題，既然政府已備有大筆撥款搞公共衛生，一個特區政府必然會考慮的方案，就是以外判服務的形式，發揮市場力量解決衛生問題；這可能是特區政府最樂於選擇的方案，基本上食環署的清潔工作已完全外判，肺炎後要做的就是加重力度，借助市場力量之餘又可提供短期就業機會，聽聞特區政府已聯絡一些非政府機構，希望它們於各區當政府的「判頭」，透過它們聘請清潔工清理本港各區。
無論是政府或市場的解決方案，最大問題是投放的資源並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如市民對公共衛生的態度不變，增加資源聘請清潔工的成效必然有限。要解決根本問題，是需要借助社區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互助委員會、街坊會等組織並不一定是「舊時代」才可以生存的產物，我們知道國內有街道委員會，其實先進城市如紐約亦有由民間管理的街道夥伴計劃(Street Partnership)；現時香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社區工作得不到重視，一方面自後過渡期開始，在社會變得政治化、政府工作重點都投放於當時的立法局，地區民政工作變得漸漸褪色，到特區政府解散兩個市政局，而區議會卻未能增強其工作果效，政府的地區組織力量相對於早期殖民地政府已不可同日而喻。另一方面，大部份社福組織都只顧發展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的主流服務項目，社區工作則被政府籠統地認定為挑戰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政府投放的資源極為有限，最終大部份社福及地區組織的動員能力都大不如前。由政府所設立的樓宇維修基金就是很好的例子，空有資源及政策，但政策於地區完全推動不了，有基金亦無人申請，社區工作乏力表露無遺。近年經常探討的社會資本問題，基本上並不是甚麼新發現，要真正解決社區工作乏力的問題，特區政府有需要從新理解社區工作的本質及其重要性。
要搞好清潔，政策硬件只可能解決問題的部份，能夠落實政策推行的軟件更為重要。特區政府提出各種政策硬件一擲千金，但往往缺乏軟件而無法推行；要增強香港抗SARS的能力，我們需要如疾病預防中心CDC(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的硬件，亦需要如社區發展組織(CDC;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的公民社會組織去推動地區工作；若不加強地區工作引導公民社會力量，清潔香港只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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