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

長江魚可致性早熟
污染嚴重 「環境激素」肆虐

【明報專訊】「環境激素」致性早熟？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表《「毒」隱於江——長江魚體內有毒有害物質調查》的報告顯示，在取自長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鯉魚和鯰魚體內，均測出了被稱為「環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這兩種物質可導致雌性性早熟等性發育和生殖系統問題。綠色和平負責人對本報表示，希望藉此喚起政府和企業對有關隱患的認識。

「今年1月到3月，工作人員在長江沿岸的重慶、武漢、馬鞍山、南京4個城市採集長江中野生鯉魚與鯰魚，所有樣本都是由當地漁民提供的新鮮活江魚，收集後由錫箔紙包裝，冷凍避光保存，運送至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研究實驗室。」經檢測發現，這些野生鯰魚和鯉魚體內都不同程度地累積了壬基酚（NP）、辛基酚（OP）、以及廣受國際關注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全氟辛烷磺酸（PFOS）等有毒有害物質，其中PFOS含量最高的是一條南京的鯉魚樣本（51.3微克/千克），其次為武漢的鯉魚樣本（41.6微克/千克），部分魚體內甚至還檢出汞、鉛和鎘等重金屬。

部分魚驗出重金屬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武毅秀說，國際上並無設定這些有毒物質的安全標準，因它們在生物體內造成的是累積性的傷害，幾乎不可能量化所謂質變的「臨界點」，但這些毒害物質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累積後，濃度和毒性亦會逐步放大，對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的負面影響「巨大而深遠」。

綠色和平促加強監管

報告說，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已制定規章制度來限制或禁止這些化學物質的生產使用，然而在中國仍無相關法規進行控制管理，這些化學物質仍在多種工業生產流程中使用。報告建議中國須建立完善的化學品環境無害管理體系、對有毒有害物質進行登記管理，而最關鍵是尋找危害較小甚至是完全無害的替代品或替代手段。

明報記者報道

四團體角逐荷李活道警察宿舍

活化荷李活道舊警察宿舍　四團體角逐
名媛集資經營創意中心
2010年08月30日

【本報訊】曾蔭權舊居荷李活道舊警察宿舍活化成為創意中心計劃，獲城中名媛青睞，何超瓊、陳韻雲等五人集資 2,500萬元，並與十多名知名創作人合作入標，以 10年經營期、政府可分紅逾 1億元的條款爭取經營權。記者：羅偉光

名媛集資 2.5千萬搞創意中心

政府去年決定保育地底是中央書院遺址的荷李活道舊警察宿舍，共有四個團體角逐創意中心經營權。當局最快下周進行第二輪遴選，預計 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將公佈結果。香港當代文化中心是入標團體之一，總監黃英琦日前介紹建議書時透露，若中標，她與何超瓊、龐卓貽、還珮霜、陳韻雲共五人將各出資 500萬元，共貸款 2,500萬元作為中心營運基金。

利誘政府分紅億元

根據財務計劃，若出租率不理想， 2,500萬元資金可維持中心運作 5年，貸款者之一還珮霜稱，如按計劃首年便有盈餘，在 10年經營期內，港府可分紅逾 1億元，中心則於第四年起還款。她又說貸款利息低於市場，「我哋唔係要賺錢，係想做教育」。

黃英琦說，由於已有十多個知名創作人簽署合作意向書成為駐場租戶（anchor tenant），包括張艾嘉、「住好啲」楊志超、劉小康、陳幼堅及黃耀明等，他們共租用逾六成樓面面積，中心運作首年便有穩定租金收入並有盈餘，而單位呎租預計僅 15元至 18元，在中上環區極有吸引力，加上有餐飲及零售收入，即使出租率不足六成也可收支平衡，「十室五空都未失敗」。

黃英琦又透露，首輪面試時，官員質疑為何以貸款方式籌集營運資金，她說是因為希望以社企模式運作，因此十多個駐場租戶需承擔約 1,300萬元的裝修費用。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委員胡恩威解釋，「有還款目標，管理層就會以最有效率方式工作」。胡恩威續稱，若奪得經營權，會邀請獨立人士及租戶代表組成董事局，公開年報及賬目，至於如何衡量創意中心效益，除了分紅 1億元這數字外，他說會以開放日、報告會讓公眾評價，「唔可以透過數目字去睇成效，創意係質嘅問題，唔係量嘅問題」。

【本報訊】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為奪得創意中心經營權，幾乎一網打盡本地有名有利的創作人，胡恩威透露，官員曾質問星級名單「係咪堅 o架？」質疑是掛名性質。胡恩威指合作意向書部份條款列明，他們需在創意中心設工作室、主持公開講座，並每年「帶一個徒弟」，「有承擔先會簽（意向書）」。

有機會落戶創意中心的包括影星吳彥祖、張艾嘉、「住好啲」楊志超、創作「麥兜」的麥家碧、設計師陳幼堅、靳埭強、又一山人及劉小康等。胡恩威說部份人會在創意中心獨家售賣試驗性質產品，「 GOD喺度賣嘅嘢，銅鑼灣買唔到」。

頂層擬做有機耕種

黃英琦說也會挑選有潛質年輕設計師租用中心，開發新產品及推廣本地品牌。

針對地產商對手可能把舊宿舍變成商場，當代文化中心強調原汁原味保育舊宿舍的「街坊味」，不會按政府建議拆除部份建築物及加建連接兩座主樓的天橋，黃英琦說估計可節省 1,700萬元費用，頂層擬做有機耕種，餐廳設在室內，減少噪音。為了保留「街坊味」，當代文化中心建議創意中心名為 PMQ，即已婚警察宿舍 police married quarters簡稱。

同心基金會半途殺出

【本報訊】除了黃英琦與胡恩威的組合，荷李活道舊警察宿舍也吸引了發展商、慈善基金爭奪。由《經濟日報》創辦人馮紹波牽頭的慈善基金，面對對手星光熠熠不以為然，基金發言人表示：「明星已經出晒名，仲使乜我哋培育？」

政府今年 6月截標時，共收到四個團體提交申請書。由馮紹波與前香港期貨交易所主席梁家齊等人創辦的「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半路殺出，基金會發言人葉文光稱，他們主要跟有開辦設計藝術學系的本地大專院校合作，包括理工大學及職訓局等，若獲選，資助對象以本地年輕創作人為主，「我哋冇同任何文化界嘅明星合作，因為呢個項目原意係要培育有潛質嘅人才，明星已經出晒名，仲使乜我哋培育？」他沒有透露詳細財務資料，僅說預料首兩年可能有赤字，之後可自負盈虧。

信置旗下機構大熱

其他入標者包括被視為大熱門的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公司，是發展商信和置業成立的非牟利機構，由集團執行董事「太子爺」黃永光親自掛帥；另一入標組織據稱是一個東南亞慈善基金。

藝術事件

對倒的戰場 ——
略談西九新方案與藝發局委員選戰
2010/08/29 作者｜阿島

近來有兩樁一大一小或不大不小的藝術事件。併起來看，或者更能令人深思香港文化的當下困境。

在衣香鬢影的一端，西九文化管理局再度聘約世界知名建築團隊，推出三方案予公眾諮詢。經歷上回地產商提案的爭議，此三方案避嫌，主打「綠化」，並依首期諮詢意見，加入黑盒劇場、教育設施、工作室、結合周邊地區設施等設計。有報章在街上訪查，不少市民傾向庫哈斯（Koolhaas）的方案，認為其商業味少，休閒味濃。庫氏方案甚至以歡迎塗鴉作賣點，批評現時公園有如囚籠，聲稱公共藝術和自然、民間較相近。

而216億文娛區方案的另一端，則是懸殊對壘的巷戰。專責文化政策倡議和民間資助的諮詢組織、年度撥款僅億元的藝術發展局，下月中將進行三年一度的委員選舉。若非「八十後文藝青年」及獨立導演崔允信踩場參選，我們未必會留意這場悄悄進行的選舉。大批文藝青年正欲打算支持八十後三位參選成員之際，方才驚問：「應如何登記做藝發局選民？我符合要求嗎？」藝發局被批評「閉門分餅仔」多時，年青獨立藝術家們自覺要make noise，各自穿上湖水藍「制服」，來一記清新活力的突擊。依現時「山頭壟斷」下的選民分佈看，他們勝算甚微，然而八十後在「選到都冇用」的質疑聲中，決志瞄準這經費萎縮、主席懸置、總裁換人的夕陽組織，思動求變。

這是一場氛圍的對倒︰夕陽無限好的藝發局青春湧動，躊躇滿志的西九卻被稱為「了無驚喜」，未引得社會反響。兩者看似是冷僻和熱鬧遙遙相對的海岸，令人懷疑這究竟是不是同一個文化香港。然而，它們其實同樣在訴說大眾日益和藝術界相互剝離的「偽關係」狀態。

「偽關係」的意思是：西九沿用了主流的藝術定義——一端是高檔化（high art）、產業化，另一端則是康樂化；前者針對消費力強的上流社會和國際精英，後者嘗試滿足普羅市民。例如西九問卷中首要的七大問題，包括休閒度以至設施外觀等環節，皆令人覺得，彷彿文化藝術必得改頭換面成鬆弛神經的設施，才能博得大眾「共同參與」。至於公共藝術的呈現、介入與積聚如何在規劃中實踐，卻是給迴避了的難題。相比「綠色」、「街巷」等康樂部分，M+博物館或者「人文館」這種核心文藝載體，就顯得異常不透明。再者，設計書滿佈口號，卻無清晰理據（rationale），它呈示的為何於人美好？它怎樣去理解博物館合為一條村和一個區的意義？方案中可有留白鼓勵市民參與？為何獨立藝術區必須同時是地標，又為何要將被消滅的舊區街道，歡天喜地地複製到規劃裡，以滿足「本土文化元素」？

一如以往諮詢，它不求我們反思，我們的回應只能如方案一樣籠統。至於藝術界，亦如既往不滿方案欠藝術專業本位的想像——大如藝術研究合體的可能、小至劇場後台通道。在這重視專業的城市，政府舉辦過無數文化活動，為何專業意見反而被排擠於公眾討論之外？當局一直鮮有在公開平台上一同諮詢業界和公眾，令大家都難以看見對方，令人費解。

至於藝發局，則屬另一種神秘︰它是理性管治藝術的奇特組合。陳雲稱藝發局為先進國家也少見、踐行文化民主的藝術諮詢組織。它以民間為本位，代表藝術界發聲，但不是任何關心文化藝術的人都可參與。巿民需經局方核實其藝術家或合資格團體成員身份，方可成為選民或候選人。這種「內行」推選「內行」，並為自己界別謀求利益的方向，誠如陳雲或梁寶山所言，其實是功能組別式選舉，只向藝術工作者而非公眾負責。

乘此選戰機緣，資深論者如梁寶山和黃英琦，亦抖出九五年藝發局成立至今的起伏故事。雖各有詮釋，但當年成局的政策研究、議事野心（1996年推出具視野的《五年藝術發展計劃》）、對文化民主的冀願，確是連政客媒體都能談論、分享的社會事件。但事到如今，康文署獨攬逾七億演藝活動經費、七億博物館營運費，而這個經費緊絀、備受委任委員、山頭壟斷和種票非議困擾的藝發局，面臨官僚、利益分配和民主開到荼靡的敗局——受其資助的本地藝術工作者其實陷於怎樣的「公共介入」困境？指它過分專業、變相功能組別是否其實也是捉錯用神？

當八十後候選人蔡芷荺為其對手起底時，她發現其中一位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然後大呼不能讓其當選。與此同時，創意書院藝術總監馮美華卻問為何大家參選，加入一個磨蝕熱情、否決高水準方案、打擊求變的青春心的組織？學者馬國明說，希望文化界要求康文署釋放資源予民間自決，而八十後團隊的參選，間接為藝發局「充權」，亦以「修復」其民間決議文化政策的特質為目標。然而在這場勝算不大的選舉，候選人鄧小樺提出一個更實際的目標，希望喚起青年藝術家有動力學習介入公共文化政策，不再囿於「未參與就先否定建制」的習見中。

「八十後」意圖透過切實的參與建制，重新追溯、閱讀歷史，梳理這種管理民間的政府法定組織和藝術家的關係，思考藝術家如何公共，值得肯定。不過，即使今天對藝發局機制或已嗤之以鼻的馮美華，其實也曾於藝發局電影小組擔任主席達六年之久，相信也曾為獨立電影人奔波、進入無止境的消耗戰。因此，找到結論以前，我們還得跟建制肉搏一番：這就是「功能組別」式的藝發局「公共意義」的開拓。

這種開拓在任何藝術事件——當然包括更大眾的西九——或許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天涯海角的西九脫離本土民間、藝發局貧瘠垂危卻引發角逐的奇異政治面前，筆者希望指出︰我們最終的目標並非停留於一個更有生命力的藝發局，更骨肉齊全、顧念本土的西九，而是透過深陷、穿越種種建制組織的皮相，令我們每個城市裡的公民自我訓練，累積資本，成就文化民主社會的具象可能。

原刊於《文匯報》「副刊文匯園」（2010 / 08 / 27）

三大團體投標前警察宿舍

黃英琦投標前警察宿舍
打明星牌搞師徒工作坊

【明報專訊】荷里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發展成創意產業中心，吸引信和置業旗下非牟利機構、黃英琦和胡恩威等領導的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以及《經濟日報》創辦人馮紹波創辦的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三大團體投標。黃胡二人組成的班底大打明星牌，與吳彥祖、黃耀明和張艾嘉等簽訂了備忘錄，他們將來會成為主要租戶，並會參與師徒計劃，每年至少帶一名徒弟。

據了解，由陳智思出任主席的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早前已會見了這三個申請者，現正索取進一步的資料作分析。黃英琦透露，有消息指特首曾蔭權希望在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交代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項目的進展，故估計委員會很快會決定哪一家申請者入圍。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構思，是將現址打造成師徒工作坊、創意品牌支援中心及創意產品的零售點等。

吳彥祖張艾嘉黃耀明等將加入

他們已和一班文化界、演藝界大師和明星簽訂了備忘錄，成為主要的租戶，包括吳彥祖、張艾嘉、黃耀明、甘國亮、「麥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藝術創作人林奕華、又一山人、歐陽應霽、設計師陳幼堅、靳埭強、劉小康、Michael Young和Rachel Chan等。

家品店「住好」創辦人楊志超亦會成為租戶，並承諾會售賣專為這個店舖而設計的產品，其他「住好」分店不會買到。

委員會質疑名單有「水分」 黃：名人有信譽

黃英琦強調，他們在備忘錄中答應了推動創意產業的義務，包括一年帶一個徒弟，開一些大師班和公眾講座。她透露，諮詢委員會曾質疑這麼多人名是否有「水分」，但她相信這些人都有信譽。

租金方面，他們會收取大約15元一呎的租金，其中師徒計劃的場地會有25％折扣，中小企也有10％折扣。

另一項重要計劃，是得到工業總會設計委員會的襄助，發展成設計與製造支援中心，胡恩威稱這是類似「媒人」的角色，為有興趣發展自己品牌的香港廠商，找尋年輕的設計師配對。至於標書中規定要做的中央書院地基展覽，他們將計劃修訂，不止介紹中央書院，亦與長春社的人員、中大建築系合辦古蹟資源中心，介紹整個荷里活道的古蹟群，並安排導遊觀賞。

明報記者 周展鴻

借錢做活化
十室四空都回本

【明報專訊】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另一項關注，是投標者的財政安排。有別於信置和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有龐大資金，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只是找來5人借出合共2500萬元，借款人包括何超瓊、黃英琦、愛信望慈善基金會創辦人及總監龐卓貽、永傑集團家族成員兼大律師陳韻雲及曾做過廠商的還珮霜。

黃英琦表示他們計過數，只要租用率達到58.5％，即可以回本，「只要不是十室五空，十室四空我們都可以回到本」。政府規定會在第6年，收取首5年的一半盈利，之後第10年再收取之後5年的一半盈利，如此類推。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估計，若租用率達到100％，他們的盈餘減去還款後，首10年會有67.3億元可以再投資創意教育等方面的營運。

不想古蹟被大財團獨攬

胡恩威解釋，採用借款而不是由大財團或藝團捐款的方式，是因為不想「所有古蹟被大財團掃晒」，而且借款的話，管理層有更大的責任去做好，故他們認為這是較理想的模式。

據了解，信和旗下非牟利機構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以及《經濟日報》創辦人馮紹波創辦的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都有較龐大的資金投放，後者更得到青協、多名商界和文化界非政府團體支持。前者的計劃則較貼近政府建議的計劃雛型，變動較少。

華夏基金會

華夏基金會

華夏基金會於1982年成立，享受香港政府稅項豁免待遇，是香港面向內地教育與衛生事業的首個公益機構。全部資產屬國有性質，由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教育部和衛生部共同主持。華夏基金會信託委員會的現任主席為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先生。

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

• 国内第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前身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以私募形式筹集善款，以慈善的家心推动财富的理性再分配。

• 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家发起起立并管理动作的民间慈善基金会

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国际化、追求高效、透明、慈善效果可度量。

• 国内第一家不收取项目管理费用的慈善基金会

所募善款将100%地用于救治孤残儿童，慈善项目的实施费用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资支付。

• 国内第一家实行零费用运行的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管理、运营费用也由部分理事另行出资支付。

• 国内第一家实行财务外包的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的财务独立于任何发起人或发起人企业，由资深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杜绝任何形式关联交易。

藝術界是如何墮落的？

藝術界是如何墮落的？
微觀香港社會的功能組別化
週四, 2010-08-26 17:23 — 梁寶

《明報》世紀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課程及獨立媒體（香港）現正為選舉籌組民間論壇，詳情請留意《明報》及本網站消息。

「他認為藝發局一向予人閉門造車的印象，而且把資源分配變成主要任務，忽略了整體長遠計劃，他認為引入各藝術組別後的藝發局，不應只為個別界別爭取資源，而是要放眼全局發展。」（《信報》藝發局條例獲立會通過，記者訪問胡恩威評語，1994年5 月4 日）

「有今年文學雜誌的評審委員梁新榮公然表示，『不是你（雜誌）做得好便要資助』，稱香港文學界山頭眾多，若有一本雜誌佔去大部分的資助、或長年受藝發局資助， 就不合乎『公義』。」（鄧小樺：〈藝發局是如何倒退的？ ——從雜誌資助管窺藝發局的重重問題〉），2010 年3 月29 日《信報》）

都是白頭宮女話當年。九十年代初的藝術界，有兩樁政策/政治大事——是否爭取加入立法局功能組別和藝術發展局的成立。前者是如何最終成為了長期由霍震霆獨佔的「文化、出版及體育界」怪胎，我已印象模糊。然藝術發展局的醞釀成立，卻一直佔據我大學時代的新聞視野。末代港督史無前例地為殖民地搞文化基建，1993 年找來海外顧問為香港撰寫《藝術政策檢討報告書》，再在財政預算案撥出一億成立藝術發展局，取代成立於1982 年的演藝發展局。那是一個仍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文娛康樂廣播科、藝術資料及資源中心（ARIC）、文化界聯席會議……的年代。陸恭蕙、文世昌、徐詠璿、胡恩威、曾葉發、蘇耀祖、榮念曾、李錦萍、何慶基、祈大衛、黃清霞、鄭新文、謝俊興、盧景文、靳埭強、蔡仞姿、劉霜陽、梁秉鈞、周永成、林漢堅、王純傑……等仍在《信報》、《星島》、《新晚報》、《明報》、《華僑日報》、《快報》、《年青人週報》、《越界》等大談文化政策。過渡在即，諮詢組織升格為享有獨立行政權力及財政的法定組織，還有一定的「民主成份」！文化界的雀躍可想而知。殖民地政府說了便是，委任以何鴻卿爵士為主席的預備小組，以文康廣播科為負責政策局。官民之間互動緊密，藝術團體發起影子選舉，部份最後由港督接納委任，逐漸確立包括「官首」（局/署代表）及「民間」成員架構，並以藝術媒界為分組原則——終於在1995 年5 月3 日獲立法會通過成為法定組織，由藝術界團體提名代表，加上委任成員，1996 年1 月1 日正式上任，是為首屆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藝術發展局原簡稱藝展局，2000年改簡稱為藝發局）草創時期，可說受到末代政府的祝福，首年預算為6,800 萬（1992/93 年兩個市政局的藝術經費才只有5,100 萬；而演藝發展局則為3,514 萬；當時一個半職業舞蹈藝團每年預算才約為50 萬），首個五年計劃以「藝術表達自由、多樣化及多元化、藝術的整體發展、發展香港本地文化」為原則，跨越九七。草創時期的成員頗能超越界別視野甚至具前瞻性。例如1998 年資訊科技廣播局發表電視政策檢討諮詢文件，藝發局隨即提出政策建議；對新實行的版權法和新興的公共藝術作專題介紹；著重研究與發展，出版多項文化政策報告書，至今仍有參考價值；在「新男」事件以至油街藝術村存亡，都是站在捍衛表達自由與生存空間的一端。

幾個致命的關鍵

一、派錢機器

ADCincome

創業容易守業難，藝發局變成眾矢之的，既有歷史必然，也有人為偶然。如上所言，餓慣了藝術家應如何去分掉6,800 萬肥肉？藝圈那麼小，人脈關係千絲萬縷——誰有權批款？應遵守哪些約束避免私相授受？都是從錯誤中學習。早期的批款程序可說是相當土炮——不分門類以活動項目方式由委員逐單審批，之後全數一次過撥交申請人。未能證實但在藝圈中一度廣為流傳的，是某知名前輩把擬作出版藝評刊物的款項挪用到私人業務上，結果生意失敗，刊物爛尾；也有委員曾批款給同是藝術家的妻子。然公共資助的良性反應，是催生出更多藝術計劃和接到更多撥款申請——但委員都是義務性質的，遇到撥款會議，幾乎要通宵達旦。把大量時間精力消耗在一蚊幾毫的爭拗上，又如何去「捍衛藝術自由」和促進「整體發展」呢？於是，在徵詢過律師意見後，藝發局在 1999 年把資助機制與政策制定及主導計劃拆開，前者由受薪的審批員以不具名的方式斷件計工處理，後者則繼續交由委員負責。

二、官司不斷

是藝術家特別喜歡講道理，還是藝術家搞行政注定一塌糊塗？前述審批員制度衍生成繁複的申請、審批以至查核程序，除了是韋伯式的程序理性勝利之外，還與藝發局官司不斷或受資助者濫用公款有關。對藝發局公信力最大衝擊是文學藝術小組委員會主席胡志偉，1995-96年誇大其負責刊物《香港筆會》印刷量，騙取 56萬9000多元作其他文學推動用途。其後2001年小交響樂團前總監余漢翁遭廉署撿控，於1997-99年虧空公款620萬，以支薪方式發放予妻子。最慘是文藝活動財政向來捉襟見肘，並無專款專用概念，案件只屬冰山一角。於是藝發局不得不徵詢廉署意見，收緊撥款程序——專款專用、提交報價單、制定薪酬指引、撥款分期開票、尾數要待計劃報告及帳目獲通過查核後才發放給申請人。各種防君子難防小人的機制，終令藝術界怨聲載道。

我這個白頭宮女也做過幾年審批員，常見情況是明明被批得一文不值，提案最終還是獲得批款；而被打高分的又跌落十八層地獄。同儕保密審批原是保障公平的機制，用在追求卓越的藝術行頭，卻變成平均——甚至平庸主義的實踐。何況更加難纏而「蝦碌」的不是錢而是程序——王銳顯便曾兩度投訴及控告威尼斯雙年展徵案程序出錯。第一次是2003 年由Para/Site 以「寄穴」提案勝出。場館面積由前屆3,500 呎縮小至1,076 呎，藝發局並沒有通知王銳顯，王認為此舉導致甄選過程不公平，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甄選結果及賠償，結果藝發局敗訴。第二次則在去年由 Tobias Berger 策劃白雙全的「製造（完美的）世界」，循局內機制上訴， 「成功」阻延了計劃開展。

三、選民與界別樊籬

沒有公共資助的年代藝術界尤可相濡以沫，有了藝發局即從此天下多事。如今重看，藝術家之從廣闊的文化視野掉入金錢與權力之爭的幻局，也許正與整個香港社會功能組別化有關——1992 年文化界爭取功能議席，其選民基礎大抵正是以狹義的媒界或行頭為界線，包括戲曲、舞蹈、戲劇、電影、寫作、音樂、電台、舞台技術、電視、錄像、視覺藝術、漫畫、文化研究、設計。入局不成，變成資源之爭。就手頭資料作一點粗陋的論述分析：1993 年8 月27 日《信報》刊登了一群視藝工作者對「臨藝局」組成表達不滿的廣告聲明，當中指出文康廣播科的選民資格及委員成份厚此薄彼，向演藝媒介傾斜。因而要求十三個議席應包括「藝術界各類不同之功能組別。而每一類界別只能有一個代表席位，其中必須包括視覺藝術界及文學界代表。」共六十二個聯署個人及團體，當中包括已逝世的蔡浩泉、唐景森、夏碧泉、麥顯揚；和現已不再或不太活躍的李錦萍、王純傑、曾偉恆、毛文羽、陳松光；和仍為藝術界「揸fit 人」的文樓、劉小康、呂豐雅等。公平原是美德，但這實在令我想起上屆選舉論壇，那些只為三數萬元撥款而焦急地著候選人要獨為自己界別爭取比其他組別更多資源的選民。

四、特區政治

有怎樣的選民便有怎樣的議會。如何決定誰有投票權，大抵已說明瞭選舉的結果。別誤會我要在這裡提出政府的陰謀論，引入左派團體。而是香港唯一專責藝術的獨立法定組織，為什麼只向藝術生產者問責，而不是向普羅藝術消費者——市民負責？在普及與專業之間，藝術界明顯選擇了後者，影響所及不但收窄了選民基礎而使得藝發局多半像個行會組織，亦同時鞏固了後過渡期以至遺禍特區年代、以職業為界的功能組別政治。更可惜的是，向專業傾斜，並未能讓藝發局「遠離群眾」，破格出新。較前瞻性的藝術社團不是朝生暮死，便是不屑經營會員名冊。散兵游勇的藝術家往往不是跟公投一樣對選舉毫無興趣，便是到了選舉才發現自己沒有選民資格。相反，不少歷史悠久而且善於聯誼的組織卻成為左右大局的票倉。於是選舉不單成了左、中、右之爭，更成了專業與業餘、傳統與當代大混戰。

當然，倒行逆施的還有特區政府。2001/02年藝發局受「拆局」（兩個市政局）以至整個文化藝術架構重組而被「雪藏」—— 先是因文康廣播科解散而被撥由民政局掌管，後由於當時主席何志平發表「養懶人」言論：他表示有百萬藝團收了錢不演出，藝發局要洗脫「藝術綜援局」及「藝術豬肉局」形象，必須重組云云。峰迴路轉的是藝團遭削資在即，何志平意氣風發，料文化委員會主席為囊中物之際，卻突然殺出個張信剛，與藝發局成兩頭馬車。實際是張與何明爭暗鬥，最後兩個組織合併不成，無法成為兼具制定政策與撥款權力的「文化藝術局」。隨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何志平受董特首重用，從藝發局主席擢升到民政局長，然而2003 年七一之後董特首下台，肥何不被曾特首重用，2007 年黯然離開官場。然而經何志平一任，藝發局自此被收伏於民政局的強勢領導之下並沒收兵器。自2004-05 年度撥款有減無增，一直難破2 億大關。扣除主導計劃，能直接落入民間的款項就更少。

藝術撥歸民政範疇，本來並無不妥。不過正當各地紛紛打破公共與商業壁壘，推動創意產業，不再以牟利和非牟利為界，成立各種推動機構時，藝發局卻被框限在低層次的民政架構之內。加上作為主導者還是資助者的角色，在資源侷促下更加難以找取平衡。處方與局方急欲與產業接軌，卻欠缺彈性及相關經驗。例如 2003 年與香港電台和廣九鐵路推出的「藝力無限─創意列車設計活動」，既無創作費，版權更由主辦單位所擁有，條件苛刻。藝發局自「不養懶人」後，變成帶頭剝削藝術家的販子。

結論：我們真的是敵人嗎？

細數十五年血淚史，不是要搜索黑材料，更不是要挑起又一場世代之戰。而是藝發局落得缺乏財力與公信力的下場，人人有責。選舉在即，不禁要問：「我們真的是敵人嗎？」何況選舉機制，是不同界別選民均有權選出其他界別委員——換句話說，與其籠裡雞作反，不如翻身越過牆，提升政策辯論水平，「凝聚藝術發展的社會共識和協調行動，推動香港成為亞洲的文化重鎮，促進本港藝術的蓬勃發展，讓香港成為藝術人才匯聚之都」。（擇自藝發局官方網頁的「本局使命」）

資料整理：小西、楊毓瑋
同日刊《 明報》 D04 「 副刊世紀」 2010-08-26

融樂會：勿把仇恨轉移

菲傭稱遭仇視 無理解僱
工會﹕與港同陣線 我們也在哭

【明報專訊】菲律賓警方救人質不力，部分港人疑遷怒來港工作的菲傭。有外傭工會昨日接獲一名菲傭求助，指僱主因挾持事件而無理把她解僱，事件正在核實中；亦有僱主擔心家中菲傭會被憤怒的港人襲擊，暫時禁止她們外出。有菲傭組織擔心「仇菲情緒」星火燎原，今天將舉行記者會表明與港人「同一陣線」，「我們的心，與香港人一樣在哭在痛」。

菲領館加強保安

除了各政黨示威，亦有不少市民自發到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外抗議，有人憤怒地呼喊口號，矛頭直斥菲國政府無能。位於金鐘的菲律賓領事館昨日明顯加強保安，有香港警察協助維持治安，封鎖電梯大堂接待處的3部電梯供示威者及記者使用，只餘一部電梯開放，前往辦理簽證的菲傭須在領事館內排隊，在保安護送下分批進入電梯。

菲傭：外出被威嚇

目前有逾13萬菲傭在港工作，關注菲傭組織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Union副主席Eman坦言，留意到本港社會小部分人有激烈情緒，有菲傭向工會表示，今早外出時有陌生人向她展示報章有關挾持事件的報道，她感到受威嚇；昨午又收到一名女傭求助，指僱主在仇菲情緒下無理解僱她，工會正求證事件。Eman又稱，部分傭主認為女傭的生命安全受威脅，她們暫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有兩名留家的菲傭昨日便向工會查詢外界氣氛是否危險。

Eman強調，在港的菲律賓人與港人一樣對事件感到悲痛，「我們的心也與香港人一起在流淚」，他批評菲律賓政府及警察救援不力，應為事件負全責，盡快向港人交代及賠償。工會今天將舉行記者會表達訴求，呼籲港人與他們「同一陣線」向當局施壓，又會在周日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祈禱會，紀念死難者。

昨日領事館附近聚集不少菲傭，有人細讀英文報章並與友人討論事件。記者上前攀談，立即吸引數名路過的菲傭停下發表意見，她們均說事件「非常可怕」，同鄉一見面便談起此事。前往領事館辦理簽證的菲傭Lydia表示，前晚一直與僱主一起觀看新聞直播，雖然是廣東話片段，但她亦認為菲國警察的行為令菲國蒙羞，「一直也知道家鄉警察貪污嚴重，行動也很慢」，相信事件將影響菲律賓的國際形象。

融樂會：勿把仇恨轉移

融樂會總幹事王惠芬呼籲，香港人應在事件中保持冷靜理智，不要把仇恨轉移到無辜的菲傭身上，延續悲劇，令社會發生更多種族歧視的慘劇。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UNIFIL-MIGRANTE-HK新聞稿

新聞稿：香港外籍家庭傭工對於在菲律賓因被脅持而遇害的死傷者表示哀悼，強烈要求當局徹底調查事件及有關的救援程序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054

「愛知行」組織成員遭拘留

愛滋維權鬥士遭拘留

【明報專訊】河南駐馬店市新蔡縣愛滋病維權人士田喜日前被當地公安刑事拘留。田喜的父親田德民向本報證實，田喜已被當局以「故意損壞公共財物罪」拘留。田喜9歲時在醫院輸血染上愛滋病，大學畢業後成為愛滋病維權骨幹，屢屢為愛滋病人上訪。據悉，日前田喜與導致他輸血染愛滋病的醫院交涉賠償，被院方拒絕，事後他被公安刑拘。法新社說，河南在90年代有約15萬人透過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田喜是揭發這一醜聞的「愛知行」組織成員。

明報記者

商界冀扶貧減仇商情緒

商界冀特首擲百億扶貧
減仇商情緒
文﹕李先知

【明報專訊】行政長官曾蔭權為制訂今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正密集地諮詢各界人士，樓價過高造成市民置業困難的問題固然是最多人關注的課題，還有一個相關的議題，在施政報告的諮詢場合經常出現，那就是社會大眾的仇商（或稱仇富）情緒不斷上升，令工商界和北京都非常擔憂。據悉，一些商界極有分量的人物，正在游說特區政府每年增撥至少100億元經常開支，配合最低工資的實施，令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得到實質改善，減少仇商情緒。

仇商情緒升溫，成為社會矛盾，已經是客觀事實，許多工商界的領袖都注意到了，筆者過去數月在多個不同場合，都聽到他們就這問題反映憂慮，有一些富豪正構思加大做慈善的力度，希望緩和矛盾，也有一些富豪，甚至包括個別的地產商，倡議適量復建居屋，同樣是希望紓緩社會不滿。北京派來香港收風的特使，除了關心應否重推23條立法，主要話題也離不開貧富懸殊和仇商情緒，希望特區政府有所作為，避免矛盾激化。

政壇耳語透風稱，有工商界領袖向特首提出，為了落實最低工資立法，全港僱主估計每年要多付約100億元的薪金，令時薪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僱員可以改善收入，但就算最低工資定在時薪30元水平，按打工仔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25天計算，月薪亦不過是6000元，以今時今日香港的生活水平來說，只是僅夠餬口。既然全港僱主合共多付了100億元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特區政府是否也應該撥出同樣或更多的資源，配合最低工資的實施，一起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條件？

有工商界領袖提出，政府如今賣一幅地也動輒有上百億元收入，政府如果願意增撥100億元扶貧，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40萬低收入人士便可每個月有2000元的額外津貼，加上6000元的最低工資，生活將會顯著改善。至於發放津貼的名目和方式，工商界認為政府有許多選擇，例如在幾個地區試驗了好一段日子的低收入人士交通津貼，每月金額有600元，如果能夠全港推行，惠及所有低收入人士，距離上述百億扶貧的目標便邁進了一大步。其他可行選擇還包括把現行綜援計劃下的低收入綜援項目更改名稱，減少標籤效應，鼓勵合資格人士申請，成為一種鼓勵就業的津貼。此外，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書簿津貼也有改善的空間。

對於工商界領袖來說，曾蔭權在競選特首時曾承諾把利得稅減至15%，如今承諾還未兌現，在當前的仇商情緒下，恐怕已無法實現，否則會招惹極大民怨。既然減稅無望，特首可否把這筆原來承諾了給商界的資源，用於改善基層生活，減少社會怨氣，令商界人士可以少受一點壓力？

李先知

歡迎回應

網誌﹕http://blog.mingpao.com/LSZ.htm

同志團體「彩虹行動」

同志團體抗議政府律師侮辱女性

【明報專訊】同志團體「彩虹行動」不滿早前法院審理變性人W要求確認結婚權案件時，政府代表律師Monica曾發表「Ｗ在物種上不能算是女士，她沒有生育能力」的言論。彩虹行動認為「有能力生育才是真女人」的論點嚴重侮辱女性以及跨性別人士，該團體10名成員昨日到尖沙嘴文化中心婚姻登記處示威抗議，要求政府代表律師Monica就其言論公開道歉。

促為「可生育才是真女人」言論道歉

昨日參與抗議者包括有易服及跨性別人士（即同時擁兩性性取向），他們指社會普遍對他們存有歧視。21歲的天風（假名）及23歲的Jimmy是情侶，於2年前認識，但天風及Jimmy均指曾遭歧視。身為男性的天風小時已喜歡女性物品，中學時開始易服卻遭男同學冷言冷語；到了大學，有年長人士看到天風穿女裝上課而立即離席；Jimmy亦曾被形容為「型」，但他指已習慣。

他們批評本港不接受同性婚姻，致同性夫婦不能享受傳統夫婦應得的稅務及房屋福利。Jimmy稱，較富有的同志戀人都到外國結婚，基層同志在港卻「淪為二等公民」。

Jimmy對W案最終判決表示樂觀，另一易服者Tommy仔亦指出，其他地方如內地也容許變性人以手術後的性別結婚，不明白香港為何不准；但問及若W敗訴會有何行動時，他們指未有定案。

「社區發展陣線」

請給靚姐、芳姐和其他無名者一片空地

【明報專訊】荒謬感城市就是這樣落成的﹕市區發生一宗圍捕七旬婆婆事件，好人徐威因一片好心阻止圍捕者，而被控兩罪並還押半天。就當這是因為該區地段人車繁忙，不得不捉一兩個交差好了，天水圍又如何？天高路闊，小販卻竟然常常被票控阻街！最高紀錄者有46張。小社群互惠互利，平均日賺百元，竟要應付每張（最少）450元的傳票！街坊生意一百幾十，難道連生存意識也要來逐一消滅？

天水圍明明天大地大，自力更生的老弱小販卻被跨區執法者追捕。四年前，羅氏小販因此跳河逃跑，意外溺斃。曾有候選區議員因此把戶外市集概念，列入政綱所「爭取」的其中一則，可惜悲痛記憶被選舉結果清洗了。區議員成功爭取選票，卻見天光墟追捕者年紀愈來愈年輕，跑得愈來愈快。

為什麼不能讓小販光明正大設墟擺賣？「社區發展陣線」社工正為居民申請「天光墟」用地，希望小販有安全的營生環境。小販只想自力更生。他們的毅力和勇氣，讓「天光墟」的天空特別藍。天水圍不乏公共用地，只待相關人士點頭而已。但願圖輯可成歷史，有官方認可的「天光墟」。且讓我們投入他們的生活，欣賞善良的面貌。

落髮歸塵土

靚姐（化名）曾在深圳理髮十餘年，來港嫁人，定居天水圍。入鄉隨俗，即便報讀再培訓課程，取得理髮證書。她沒有到髮廊應徵，並非因為不夠潮，而是因為家庭﹕丈夫收入不穩，又要照顧八歲孩子和滿屋子家務。政府早前施惠一年的「跨區交通津貼」又已發完了，出外打工的話，就要乘搭沒良心的交通工具，被逼享受極速車程，貴族級車資，倒是其次；孩子在家誰教誰管？誰接送上學送學？

每天，她都惦念這些同村街坊﹕「我認出那人是同村的伯伯，才六十歲上下，卻長得像七八十歲的老人了。這是因為他生病了……同村的，我就認得。」幾句話就描述了個人物來，接還有幾人的故事，長短不一。只要你是有故事的人，理髮費用可免﹕「有個婆婆，與兒子、媳婦同住。她每月就靠一千蚊生果金做伙食。為什麼她不在家煮食？她怕媳婦啊！總之，媳婦在家的話，她就出外吃飯。有時，我丈夫會請她吃飯（可別忘記她家庭收入有多穩定）。一千蚊怎麼夠！吃波仔飯都不夠！」為什麼不遷出自住？原來受公屋單位戶口所限。婆婆怕自己影響兒子住屋，脫離戶籍的話，兒子薪金就超出公屋限制。

周日街頭客人多，她卻跑去替姚秀蘭區議員做義工，為老人理髮。別誤會靚姐是理髮界義士，其實她真的不忍收取他和她的錢。每位廿蚊，每天少則兩、三人，多則四、五人。她在細葉榕樹蔭下，微風吹走客人的掉髮，落到地上，成了塵土的一部分。鏡子在哪？「剪好之後，才遞他們鏡子，就是這樣。」原來鏡子一直在心裏，大家都信任靚姐手勢。

廈村農婦

芳姐失業了。在廈村居住的她，五十多歲，向鄰居借地﹕「村裏有人租地，有人借地。我問許人家借我。他們較少回來，地也荒了。」她播種耕作，待種子冒芽﹕「時菜時果有，百花蛇舌、涼茶草有。」農民生活自給自足。收成好，農作物多出來了，便交合作社送到長沙灣寄售﹕「賣出多少，才給你多少。」扣除什麼行政費，生意不好，就只有些許收入。不過，合作社把賣餘的農作物都丟掉，塞進填海區。她聽見這個消息後，就覺得自己的努力成果就這麼給人家掉了，心裏十分不安。

她知道「河邊」熱鬧，於是開始擺賣。市面上的有機農作物價錢高，街坊不是有錢人，卻特別重視健康，對食物要求不低﹕「熟客都喜歡我種的，沒有防腐，沒有激素，純天然的。」她無意間打了廣告，露齒微笑，很滿足的﹕「這行勝在時間自由。」失業之前，她做服務行業。

為什麼不去租個舖位賣菜？只因自耕者不是一般菜販，他們花了大部分時間在耕作勞動上，每天開檔一兩小時；亦租不起那些領匯街市。何街市菜販賣的大多是大陸菜，不是自耕作品。「河邊」總有愛她所種的粉絲徘徊，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芳姐賣菜原因很簡單﹕「孩子每月學費幾千蚊，我能做多少，賺多少，就養多少。」為了自己的家庭，她每次收成，都騎一兩公里單車，自廈村到「河邊」，先會見到靚姐在村口理髮，再看見毛巾廖太、雜貨Y姐、時裝阿蘭、襪子阿芳……搖搖單車鈴，打了招呼，便如常為肩膀上的小家庭，擺檔開工。

天水圍小販的共同願望﹕請給我們一片空地

時裝阿蘭

阿蘭膚色健康，骨骼精奇，看上去可以當女警。她暫時保持全小隊最佳紀錄﹕不曾被捕。「感謝阿公保佑！」她常常歌頌阿公無邊法力，守護她，也守護小販朋友；大家則懷疑她身體條件好，腳程穩健，體能應與追捕者相當。

時裝界體力勞動較大，貨物笨重，無一不售，無號沒有﹕加大碼大碼中碼小碼童裝，呼得來就找得到。她常向同行收風，看看哪裏有好貨色，中港兩地都有，就去入貨。全憑「我以前賣過時裝」的專業勇氣，讓她入行兩年也平平安安。

入行時間雖短，她卻有些想法﹕「勞動大，回報小。我們推大大的車子走走走，就只能收回微薄報酬。」入貨時，就像要當苦力一樣，把貨物托上車。「感謝阿公保佑！」在旁的、不相識的好心人，都會幫她一把，與她一起托上去。

若非為照顧子女，她會去打工﹕「孩子在這年紀常頭暈身，沒人湊怎麼辦？孩子也要教，又要學習。」子女出生後，開支大，丈夫工作辛苦，阿蘭很想幫補家計。這是她進入小販「時裝界」的原因。她帶子女來接受訪問，兩個小朋友乖乖的，大人圍坐在聊天，他們自顧自玩，半句也沒吵嚷，阿蘭這叫持家有道。

如果有人投資讓阿蘭開店，以她天生的善良與笑容，以及專業態度，一定可以成為天水圍時裝天后。

雜貨Y姐

Y姐不願透露自己的稱呼﹕「已經被捕46次了。你訪問我，這趟他們一定會認得我了！」她擔心追捕小販的從業員會按圖索驥，如影隨形。

她是全小隊心理防線最穩固的經驗小販，跨世紀見證街頭小販業血淚史﹕「法官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我問可不可以不罰款。」法官回答不可以，她就怪責﹕「又是你問我有什麼話想說，說完又沒用，結果也是一樣，那你幹嗎又要問！」

這種判罰最少$450，最多$700。到底老弱們幹什麼大生意，要罰這麼多？對的，他們真不應該阻街的，你看，天水圍的路面淺窄，居民全都有財有勢，偏偏愛在街上販賣，玩這個玩意，搞每秒幾百億上落的大生意，追捕者真為市民出了一口氣。

直到Y姐有高人提點，請她把自己的歷史檔案﹕傳票紀錄，見法官時，鋪滿桌上，這等視覺效果，不多不少，46張剛剛填滿，才激起法官的同情心，免她一次罰款。

「你要跟讀者說，39最近常來。5420間中會來，4154少來了。」她在腰袋掏出一張卡紙，上面寫滿數字。小隊同伴芳姐與靚姐好奇圍觀﹕「嘩！這是什麼？」多番針對式的追捕（Y姐跑得最慢），跨區從業員的陌生感，都讓她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你看見39就是葵涌的，5420是上水，4154才是元朗的。」原來是她被捕的另類紀錄﹕車牌號碼。每次她都記錄下來，觀察從業員所屬區域﹕「我猜，明天葵涌會來。」

Y姐有感而發﹕「我們都是有生命的人，大家都自天上掉下來；這門事業是路邊老人的，為什麼要弄得我們又跳河，又跪地？」提到尚有幾年才出身的孩子，她皺眉，聽見阿蘭安慰說「阿公會保祐的」，才稍解眉鎖。

襪子阿芳

全小隊最年輕的阿芳吩咐我﹕「記者你替我查查。」她想知道追捕者便衣出勤，能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阿芳丈夫是工地工人，育有一孩子。她想補貼家計，每天都擺檔，賣襪子，年終無休。大年初一，她親眼看見追捕者出勤緝拿熟食小販歸案﹕「記者你替我查查，年初一捉人到底有沒有問題。」經追捕者半夜努力掃蕩後，天水圍夜半不可販食。居民睡不，想到街上走走，只能在七仔捱昂貴無味的小吃。

據她觀察，假期通常沒人逛，所以她特別珍惜可賣的時光。只要稍有空餘，她都會揹起一袋袋襪子，在路邊叫賣。六年光陰，她不曾休息，也少生病﹕「我不是做賊。我不要被人看扁！」能掙多少就多少，家庭就是她的全部。

天水圍約有上百檔小販，她覺得只要在其中一個戶外地方，撥出空間，讓她們一起擺賣，才是最理想的﹕「他們（追捕者）又不用太辛苦，又可以安排我們。」她是和平主義者。其實，他們正要向區議會，以至立法會提出這項建議。「街坊小生意，賣也不賣貴，掙又不多，只是自力更生。」

小記沒時間替阿芳查證，但願恩仇都隨落實「天光墟」用地而消失吧。

森哥傳奇

聽得見、看得到，是做小販的先決條件﹕「右眼幾乎看不見了。有次擺檔，朋友在側也看不見；發現時，還以為是他們（追捕者）。我知道，我是幹不了。」

森哥本來是廠長。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喜來登酒店所有仿製古玩都出自他的工藝之手﹕「父親與長兄都是陶瓷高手。」他十二歲卻離家出走，學徒生涯讓他發揮藝術天分，要接管廠房時，已是百般武藝﹕「1973年，我得了獎，貿發局許我三年免租。當時，我一個蓋章（確認）就十多萬了。」要離婚時，他倒不在乎這些﹕「全都給她，我重頭開始，沒有問題。」從工藝巨人到普通平民的故事，擺在眼前，真實得難以杜撰。

剛過六旬，他已有第二春，在內地娶了太太，有了孩子。他申請公屋，在天水圍定居，申請時，房屋署翻看他的稅務紀錄，質疑他有沒有需要﹕「沒需要我又怎會申請。若非已與女兒商量好，我甚至不會申請綜援。」他一直認為，自己就算因為視力問題，做不了本行，在社會裏只要願意付出勞力，自力更生就行﹕「求生是合理的事。」賣毛巾，心靈亦可富足。

走鬼靠五感，倘無其一都難以為繼。現在他沒有走鬼能力，已退出小販界，卻希望能成為小販小隊的領袖，讓大家有更好的生存環境。

一片天，一片地

社工黃姑娘正為他們申請空地，希望可仿傚外國墟市，讓他們定期擺賣。天光墟是他們的春天。地產商已在這片土地獲得樓市的春天，那就請把春天交還天水圍。

後記﹕姨媽你係得！

原先約好華姐前來，最後卻未有機會訪問。在此感謝她花了這些時間見證大家的小歷史。另，小記姨媽曾是大興赫赫有名的熟食小販，表哥表妹都是由一粒粒魚蛋、一件件薄餐養大的。曾有一段時間，小記由姨媽照顧，她背我，帶兩個表哥在大興街市前叫賣。因她長得有點像蕭芳芳，聲線洪亮，俠義性格，男男女女都愛幫襯。外婆說，你也在路邊長大的，要找機會好好感謝她。有此奇緣，小記在此借小方格以文叩謝﹕姨媽你係得！

文 袁兆昌

美術：沛

封面圖﹕林振東、余俊亮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親人捐肝心難安
過來人籲捐屍肝

【明報專訊】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會長張志騰表示，本港同時有肝臟和心臟問題的病人不多，大多數都是肝和腎有毛病，他也是過來人，9年前分別獲胞姊和胞妹捐肝和腎救回一命，「接受親人的活器官，卻有很大心理壓力」。他希望更多港人願意死後捐出器官，並明白臨危才依賴親人的活器官，其實潛在巨大風險。

49歲的張志騰是設計師，年輕是工作狂，男人四十患上嚴重肝衰竭，等候器官捐贈那年病情惡化，肚腹腫脹、持續疲勞，他知道成功獲得遺體器官的機會渺茫，意志消沉。「我姊和妹妹早說要捐肝和腎給我，但我阻止，不想負累她們。」一天他昏迷了，在垂死邊緣掙扎，醒來時體內已載姐姐的肝、妹妹的腎。

「我很感激她們，但也很擔心，萬一姊妹身體有事，她們的家人怎算？我會成世都唔安樂。」幸好張志騰和她的姊妹如今身體都無大礙，「大家都更珍惜健康、珍惜身邊人」。

「多一人有生命風險」

張志騰病癒後加入肝臟移植協康會，希望以自身經歷，鼓勵更多人願意死後捐出器官。他說，從多名肝臟專家處得悉，他們到外國分享活器官移植技術時會被人質疑﹕「外國人覺得，活器官移植手術會令多一個人有生命風險，不值得鼓勵。外國人死後捐器官的意識，比中國人強得多。」

醫管局數字顯示，現時有100人等候獲捐肝，但張志騰指出，那100人其實屬「非常緊急」，例如曾昏迷，實際有需要換肝的估計達數百人。他認為，瑪麗醫院是次手術的確取得重大突破，但希望公眾可從中明白，「每個屍肝都很寶貴，不止救回一條生命」。

毅行者破紀錄

4600毅行者破紀錄 (15:44)

樂施會毅行者將於11月19日舉行，今年共有4600人、1150隊報名，參加人數為歷屆之冠。

樂施會表示，今年毅行者比賽由西貢北潭涌出發，終點為元朗大棠度假村，行程約100公里，參加者需在28個小時內完成行程，預計可籌到2600萬元善款。

（即時新聞）

台灣慈濟慈善基金會蘇州成立

慈濟慈善基金會蘇州成立 (16:55)

經國務院批准，台灣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今天在江蘇省蘇州市掛牌成立，成為首家由境外非營利組織成立的全國性基金會。

新華社報道，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國家宗教局副局長齊曉飛等出席成立儀式。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由台灣證嚴法師擔任理事長。基金會成立後，將擴大在大陸的各項救災與扶貧工作。

證嚴法師創立的慈濟功德會，從1991年開始參與大陸慈善工作。當年，大陸華東、華中爆發大洪水，慈濟功德會在遭受重創的3省4縣進行大規模急難救助，並落實中長期援建工作。

近20年來，慈濟已在大陸累計援建4400多戶「慈濟大愛屋」、50多所學校及敬老院、婦幼中心、醫療大樓等，並長期從事義診工作。

慈濟在大陸進行的慈善援助工作，涉及28個省、市、自治區，工作項目包括汶川大地震災後重建、甘肅集水抗旱水窖工程暨移民遷村援助、貴州扶貧暨遷村工程等，同時大規模實施貧困學生助學項目、骨髓捐贈、醫療援助、環境保護資源回收等工作。

證嚴法師俗名景雲，1937年出生於台中。40多年來，證嚴法師籌集逾百億新台幣善款，在全球各地展開慈善活動。

（中央社）

馬會捐2億設災後重建學府

馬會捐2億設災後重建學府 (12:12)

香港賽馬會今天宣布，捐款2億元人民幣資助四川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成立「災後重建與管理學院」。

這是中國內地首個針對自然災難，進行防災、減災和災後重建研究的最高學府。

馬會主席陳祖澤博士表示，學院的建立，可以培訓相關專業人才，提升災害危機處理及災後重建管理的水平。

內地近年天災頻仍，四川汶川、青海玉樹先後地震，甘肅舟曲近日遭泥石流的毀壞，因此在大學裏設置防災減災專業課程，頗有必要。

「災後重建與管理學院」由四川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合作成立，專門為康復醫療和災後管理等，提供專業培訓及進行科研，設有災後社會重建、災區心理康復、災害資訊資源中心、災區規劃與環境、災害經濟與管理等學科，提供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課程。馬會所捐的2億元人民幣，主要用於興建校舍和添置實驗室設備，預期頭3年可培訓5000名專業人員，畢業後即可投身四川災後重建工作。

香港賽馬會是非牟利組織，至今已有125年的歷史，同時也是香港最大的非政府慈善公益資助機構，每年捐款超過10億港元。

至此，香港馬會對內地的累積捐款已超過11億港元。（中新社）

「創建香港」司馬文

中環繞道通風樓選址惹反對

【明報專訊】海濱事務委員會下月18日討論新成立後的第一個爭議事項，就是中環灣仔繞道的通風大樓選址，委員會主席蒲祿祺認為，政府在通風大樓的選址上可做得更好。委員司馬文批評通風大樓位處國際金融中心（IFC）外，高達6至9層，影響公共空間和環境。政府則堅持這選址最合適，否則會影響工程進度。

現時IFC和公眾碼頭之間有大片草地，路政署計劃在該位置設中環隧道入口，並興建中環灣仔繞道隧道西面通風大樓。民間組織「創建香港」和一些商戶大力反對選址，建議改為在西邊位於高架公路的旁邊，令景觀影響減至最少。

政府稱合適 已設計兩方案

政府昨日帶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實地考察中環海濱計劃，司馬文即場提出對通風大樓的反建議。政府發言人表示，路政署的選址最適合，且已聘請國際級顧問設計兩個方案，一是「流線型屋頂草坪」，一是「不規則立體及抽象蝕刻」，並會在屋頂及周圍種樹。他又表示，已審慎評估其他可能位置，但認為不可取。

司馬文指出，兩個通風大樓的設計，體積分別相等於1250個和770個貨櫃箱，亦會製造噪音和空氣污染。

海濱會主席：選址可更好

「創建香港」已收集逾6000人網上聯署，當中約4000人是外國或內地人。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有關中環海濱規劃的專責小組，下月18日亦會討論選址問題。蒲祿祺表示，作為主席不方便表達個人立場，但認為通風大樓選址可做得更好。

委員之一的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陳學鋒表示，通風大樓對景觀影響很大，政府應考慮改變選址。另一委員、香港規劃師學會會長譚寶堯則認為，更改選址為時已晚。

司馬文正參加南區區議會補選，他的對手是匯賢智庫財務顧問劉應東。

國際御廚協會

國際御廚協會成立30年

【明報專訊】「國際御廚協會」旨在以飲食作為各國文化交流的平台，會員為各國現任總統、皇室要員及其他政要準備御膳的廚師，不過創辦人竟是一名廚師制服設計師，故事由1977年說起。

廚服設計師發起

當年法籍設計師Gilles Bragard專門設計廚師制服，認識不少御廚友好，有次他們吃晚飯期間忽發奇想，聊起成立廚師俱樂部來交流最新烹飪資訊及行內專業發展的可行性。「政治使人分化，但美食能讓人團結。或許是自己這個特別身分，可讓各國頂級廚師聚首一堂，組成烹飪聯合國。」Gilles Bragard分享創辦理念時說。

過去30多年，協會每年舉辦一次聚會，每次聚會地點皆在不同國家，讓各國御廚認識各地的文化特色及烹飪傳統，分享烹飪心得。

綠色和平轟高官座駕高碳

環團轟高官座駕高碳
促改環保車稅務優惠 與時並進

【明報專訊】政府帶頭推動綠色採購，但特首及司長級官員的環保座駕，以及至少182部政府車輛，僅具慳油特點，卻是「高碳一族」，不符合歐盟的低碳標準。「綠色和平」指環保署推行的環保私家車稅務寬減優惠計劃未能與時並進，未有考慮車輛的碳排放表現，以致已通過審批、可獲寬減新登記稅的39個車輛型號中，七成碳排放量偏高。「綠色和平」要求修訂計劃，令碳排放表現理想的型號亦可享有稅務優惠。

環保署表示，每年會按汽車科技發展情，檢討和更新環保私家車的認可標準，以確保只有在廢氣排放和燃料效率兩方面均表現卓越的私家車，才獲得汽車首次登記稅的寬減。

特首司長車年排13噸碳 需植樹5900棵

特首曾蔭權和3名司長的座駕，分別是凌志LS 600hL和福士Phaeton 3.2L V6，碳排放量分別是每公里205克及293克，即3名司長的座駕較高。綠色和平推算，該4部車輛每年的碳排放量共13噸，需要近5900棵5米高的大樹吸收，足夠填滿一個政府大球場。

特首及三司所用的車款，均屬環保署所列的39部環保私家車，而「綠色和平」名單上27款車的碳排放量（見表），超出英國2007年新車每公里158克的平均碳排放量；綠色和平又將歐盟推行多年的汽車環保標籤制度，與香港的環保私家車比較，發現約七成屬於最差的E至G級別（由A至G共7級，A為最佳），當中特首與司長的座駕分別屬於F及G級。

政府物流服務署表示，政府共有1320輛汽油私家車，其中724輛屬環保車，當中311輛是豐田混能車Prius，另有182輛是日產的Serena型號，後者便是綠色和平所指的高碳排放量車款。

港大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梁耀彰分析，港府最初制訂環保車稅務優惠政策時，首要針對路邊空氣污染問題，因此主要考慮車輛的燃料效益，「愈慳油代表排放量愈少，但不代表碳排放表現一定理想」。他認為政府應與時並進，在篩選環保車輛時同時考慮碳排放量。

環保署：考慮車重訂標準

環保署回應稱，該署在制訂環保汽油私家車認可標準時，主要考慮兩大因素，分別是車輛的廢氣排放和燃料效益，目前日本和美國亦有類似全面的環保車輛優惠計劃。本港的認可標準與日本相若，較美國更嚴格。

該署又稱，為不同重量車輛訂定相應的燃料效益標準，亦即碳排放表現，是國際的慣常做法。日本、美國和歐盟在制訂燃料效益標準時，均有考慮車輛重量這個因素。

環保人士提堂

政府門前寫大字
9環保人士提堂

【明報專訊】綠色和平項目經理張韻琪與8名同事和義工，本年5月深夜在中區政府總部外「寫大字」，以油漆在行人路塗上「救氣候、擒逃犯」字句，至清晨被捕。9人同被控刑事損壞，毋須答辯，保釋等候申請簽保守行為結果，下月15日再訊。

5男4女「環保鬥士」依次為蔡家民、王曉君、楊文友、張韻琪、方曉龍、鄭芝蘭、陳錦卓、羅慧茵和陳耀軒（20歲至35歲），被控本年5月19日損壞圍繞中區政府總部的路段，包括下亞厘畢道、砲台里和雪廠街。

辯方律師廖成利指出，9人爭取改善環境問題，行動旨在喚起外界關注地球暖化，他將去信律政司，申請以其他方法處理案件。由於部分成員將往其他地方參與環保活動，遂申請案件押後1個月，獲裁判官批准。張韻琪在庭外稱，對在和平示威中被捕感失望遺憾，指政府應多放資源處理氣候轉變問題，要求年底提出環保政策方針。

【案件編號：ESCC3485/10】

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推選

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推選搞邊科？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011

藝發局「民選」的弔詭
https://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54472

行善不宜妄自菲薄

行善不宜妄自菲薄
募捐切忌兩面三刀
Aug 13, 2010 信報 鄭經翰

本欄上兩周一連發表兩篇有關富豪發財立品和捐獻文化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回響。本報同文林行止和徐詠璇先後發表文章各抒己見，高下自然立見；而《蘋果日報》亦發表社評，批評中國社會制度及文化使然，不會出現畢非德，也不會有二十四年個人行善不斷、被奧巴馬頒授總統公民獎章的關惠群，不單引喻失義，更典型是妄自菲薄。

中國經濟崛起後，一小撮人先富起來，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均，貧富懸殊情況嚴重，加上擁權自重的官僚腐敗貪污，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片凡事向錢看的功利主義心態和氣習，教人不敢相信慈善(charity)和捐獻(philanthropy)文化可以在中國社會有生根和開花結果的土壤。

但事物總有其另一面，也有其辯證的發展過程。中共以社會主義立國，標榜共產主義理想，曾經以「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鋒精神，號召全國人民為建設國家無私奉獻犧牲，完全罔顧人性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超前發展的政治要求，效果只會適得其反。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壓倒一切，迫得社會走向極端的民族大災難。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實行開放改革政策，發展市場經濟，主張讓一小撮人先富起來，中國潛藏的生產力遂得以大大解放，經濟突飛猛進。可是，猶如同卵雙生的政治制度卻停滯不前，貪污腐敗問題叢生，以至社會心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只重實利，不顧公義，對慈善和捐獻文化，人們大都抱持犬儒主義的質疑態度。

但開放改革三十二年後，中國社會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富起來後，「衣食足、知榮辱」的傳統盛世文化價值觀，就有了重新滋長的物質基礎。而共產主義理想失落後，社會意識形態呈現真空，傳統主張仁愛禮義的儒家文化便可捲土重來，填補人民的心靈黑洞。

事實上，中國近年天災頻仍，地震水災接二連三，災民哀鴻遍野，除了國家的救援外，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支援和捐款，也為數不少。兩年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國的捐款便創出了空前紀錄，遠比海外的善款為高，民間也有不少志願隊伍前赴現場救災，更有很多善心人領養失去父母家庭的孤兒，可見悲憫仁愛慈善之心，在中國社會並未絕迹。

總之，事實勝於雄辯，何必睜著眼睛說瞎話？中國民間的捐獻文化已開始萌芽，由影星李連杰創立的「壹基金」便是最顯著的例子。李連杰不單自已捐出財富助人，更鼓勵全國人民每人捐出一元，集腋成裘，為有需要的不幸同胞，作出自已的奉獻。所以說，一口咬定中國出不了畢非德和關惠群，怎說也有點武斷。更何況，仗義每多屠狗輩，內地民間其實也有不少善心人，只是他們的樂善好施不為人知，如此而已。

必須指出，說美國人樂於捐獻，與基督教的奉獻和關愛精神攸關，恐怕只看到錢幣的一面。沒錯，世界超級富豪蓋茨和畢非德都慷慨捐出九成身家，更推動捐獻運動，鼓勵美國以至中國、印度等世界其他各地富豪作出同樣奉獻，動機高尚，理想崇高。但多少人會知道，美國富豪作出的誓約 (pledge)，生前或死後約捐出一半身家，固然在法律上沒有約束性，不一定實行，其實更與美國的高稅制有關。須知道，美國的遺產稅極高，三百萬美金身家以上，便須繳聯邦稅百分之五十五，另加州稅約百分之十五左右。換言之，美國富豪身故後，如果不捐獻，身家也會自動減少七成。與其益政府，很多美國人寧願捐出身家，而蓋茨、畢非德的捐獻運動只需美國富豪承諾捐出一半身家，實際上比納遺產稅還要少，又何樂而不為？更何況，所謂的「承諾」，只是「道德承擔」 （moral commitment）， 而非「法定合約」（legal contract）。

現在，且以美國例子為他石之石，對照一下已經取消遺產稅的香港。李嘉誠願意捐出三分之一身家作慈善基金，並且已經真金白銀付出一百多億，規模其實已可比美美國富豪捐出一半財產，怎也不能說不是慷慨好施吧？至於二十八前已經捐出八成身家成立基金濟世的田家炳、遺產不留子女全數成立基金推動工業發展的蔣震，都是為人熟悉的名字，樂善好施，絕不在外國人之下。

所以，身為香港人和中國人，我們實在不必，更加不要妄自菲薄，以為自己人行善之心比不上別人。這種「外國月亮特別圓症候群」，實在必須盡快根治。

總之，能夠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精神，向不幸的人行善，施予援手，對社會教育、文化、醫療、福利事業作出捐獻，便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當然，也有不少富豪行善捐輸，也帶有功利之心，甚至沽名釣譽。這些行徑，清流或會嗤之以鼻，但大部分人相信都會認為問題不大，以至覺得隱惡揚善乃係人之常情。畢竟，貧苦大眾與社會整體始終有所得益，求全責備只會落得失諸交臂。尤其是負責募捐的人士，自己主要職責是向富豪勸捐，應該有所分寸，知行所止，否則開罪人家還屬其次，籌不到捐獻，就肯定是失職。不過，那些捐獻包含政治目的，以為可以藉此消弭社會上的仇富心態，便不值推崇，效果往往也會適得其反，令人更質疑其計劃背後的捐獻動機。

人比人固然氣死人，但也可以見到真心。同屬大學「護法」，中大的香樹輝全心全意為母校護航，有目共睹，全憑的是一顆赤子之心，所言所行，即使未必可以得到社會大眾認同，已肯定能夠贏到大部分「中大人」的尊重。但全職香港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總監的徐詠璇，主要職責是為大學募捐，角色為「勸捐者」，卻同時扮演「意見領袖」，經常月旦時人時事，詞鋒銳利，稜角盡現，便難免出現角色衝突的問題。

平心而論，徐詠璇盡情揮灑其辛辣鐵筆之餘，卻似乎忘記了自己其實戴了一頂「港大募捐代表」的帽子，以至違反這類工作必須「悶聲發大財」的潛規則。須知道，有錢人固然面子大過天，但說到底，任何人都不想貼錢買難受。結果，徐詠璇既得失樂善好施的富豪，更平添港大的尷尬。至於她在專欄中單提田家炳，隻字不提支持香港大學的蔣震、蒙民偉及李嘉誠等慈善家，不但以偏概全，更輕重不分， 可能有礙大學募捐，實屬千慮一失。

更重要的是，大學接受富人捐獻，其實有責任自省，應該一清二楚讓公眾知道背後的人性化故事，寓教於捐，好讓更多有意捐獻者認同箇中意義及功效，帶動社會作出更多的奉獻。譬如說，港大要求李嘉誠拿出十億元推動大額捐獻，就應該明確地道出捐獻的目的和意義。崖岸自高，避而不談，反說什麼企業社會責任和真正善心，批評人家沽名釣譽，結果只會令捐了錢的人看輕她代表的大學，到頭來堵塞捐獻之路，捐害港大的利益。所以，若徐詠璇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扮演「意見領袖」，那就必須嚴肅考慮辭去現職或轉教職，那就毋須顧忌暢所卻言如魚得水，說不定可以超越覺今是而昨非的王永平，締造放言高論的超然形象，以至尋找到人生的第二春 。

發財立品─改善形象基本之道

發財立品─改善形象基本之道
Aug 6, 2010 信報 鄭經翰

繼田北俊透露以新鴻基地產為首的四大地產商準備牽頭成立扶貧基金後，上周日《南華日報》又有獨家報道，指地產建設商會已經委託國際知名公關公司 Ogilvy進行調查研究，向超過六十個工業界團體、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非政府民間組織和三百至五百名物業買家，詳盡訪問，諮詢意見，旨在了解社會各界對地產商的看法。

其實毋須豪花「冤枉錢」進行什麼調查，任何人也可給地產商一份詳細報告。總的來說，回歸以來，港人對地產商的印象可說是每況愈下，從種種社會事件及迹象看來，本港普羅大眾的仇富心態濃烈，早已取代七、八十年代視白手興家富豪為楷模的潮流，成為社會主要趨向。發展下去，對地產大亨級的富豪固然不是好事，長遠而言，也不利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和持續發展。

事實明擺在眼前，本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日趨嚴重，不單堅尼系數高達0.53，與香港作為富裕社會全不相稱，而且社會階梯的向上流動亦愈來愈低，幾近於無，八、九十後新一代只能長期處於社會底層。另外，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增幅約四成，但個人收入中位數卻由一萬零五百元下降至九千五百元，反映絕大部分基層市民未能分享社會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兩極化發展愈趨明顯。

這種兩極化現象，與地產發展商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寡頭壟斷大有關係。除了與居住相關的地產業外，衣、食、行各個方面，尤其是公共設施如電、煤、通訊和公共交通等，幾乎都是由幾個大地產發展商操控的財團壟斷，遂令愈來愈多香港人覺得，昔日所謂的白手興家致富的獅子山下拼搏精神，純屬子虛烏有，在現實世界早已不復存在。

從前，窮家子弟只要寒窗苦讀，發奮向上，通過教育也可向上攀爬，改善家人生活條件；讀書不成，埋頭苦幹，學一門手藝，或者在街角找個鋪位經營士多、辦館之類，也可以維持生活，甚至出人頭地、豐衣足食。今天，高地價政策不單令新一代置業困難，居者無其屋，大學畢業生工作十年固然仍無能力置業安居、成家立室，就連個人學生貸款，恐怕也未盡清還；高租金更使絕大多數小本經營者根本無能創業，即使開得成舖頭，生意稍有成績，也會被業主加租吞噬，結果只能一世打工，為他人作嫁衣裳。

作為僱傭勞動，工作條件愈來愈差早已不在話下，但高薪厚祿福利佳的筍工，卻又只屬一小撮高級打工仔的權利，大部分勞工都淪為wage-earners，只能賺取時薪，或者薪酬與公司營業額或利潤掛勾，收入全無保障，工作時間卻愈來愈長。

倍添「悲情」的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好不容易賺取一筆積蓄，居屋停建停售無得賣，唯有幫襯發展商買樓，但深諳牟利之道的地產商卻非貨真價實，樓價固然愈訂愈高，實際交易情況也全不透明，還要賣發水樓呃秤，試問又豈能不令置業者怒在心頭？

再講，不少論者都認為，「官商勾結」的印象已是根深蒂固，除了政府以勾地制度嚴控土地供應，有利地產商爭相以高價搶地，以至新樓售價可以長期高企、長升長有外，精明的發展商更懂得大量僱用退休高官，尤其是負責地政、規劃和建築政策和事務的官員，利用他們對政策條例和漏洞的熟悉，千方百計鑽空子，盡量擴大樓宇銷售面積，從而攫取暴利。轟動一時的嘉亨灣事件便是箇中顯例。地產商肯以超高價投地，打敗其他發展商，箇中原因，是投地後通過與高官協商大鑽空子，更改公共空間，最終獲准大幅增加地積比率，結果賺到盤滿缽滿。還有，有經濟學家指出，由於坐擁巨資，必須尋求出路，所以地產商也向其他行業進軍，然而邊際利潤卻難與物業發展相提並論。為了確保利潤，賺到最盡，地產商唯一的殺手鐧，就是壟斷市場，對其他中小型競爭對手趕盡殺絕，然後人為抬價，任意魚肉廣大市民。從超級市場以壟斷的姿態明減實加，到電訊公司巧取豪奪的綑綁式銷售，以至公共事業的無理加價，在在都令普羅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又豈能不招惹民怨？

而在火上加油的，就是地產商政治上的代理人。那些功能團體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客，不單大吃政治免費午餐，還每每出言不遜，經常在民生政策上與民為敵。從反對立法訂立最低工資的「廿蚊張」，到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的反民主論調，無一不令追求社會公義、要求平等的香港公民大為反感。

如今為了改善形象，部分地產富豪準備成立慈善基金扶貧，卻所託非人，選擇了有政黨背景的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代為籌謀，結果連行善的好意也不為人受落，只會被人認為是利益輸送，為政黨撈取政治資本服務。我完全同意林行止的說法，富豪行善究終屬於好事，但須用私財，切勿慷小股東之慨，否則只會招來偽善的非議。

說到底，要改善地產商的惡劣形象，不離發財立品這基本之道。除了慷慨解囊做善事，克盡公民回饋社會的責任外，富可敵國的地產商最好有所為、有所不為。

須知道，做地產已是利潤不菲，實在沒有必要沾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公用事業，例如交通運輸。更何況後者邊際利潤不高，其實沒有必要壟斷經營。退一步，可以海闊天空。如果地產商能夠專注本業，退出利錢較低的公用事業，避免招人非議 ，紓緩公眾生活壓力。再不，即使不願退出公用事業市場，為了改善形象，實在要不時作出「共度時艱」、「益街坊」等舉動。

而如果地產商能夠發揚「務實進取，福為民開」的精神，更須認真考慮興建實而不華迹近「清水樓」的「上車盤」，以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達至「風雨不動安如山」這繁榮安定終極目標。

萬法歸宗，地產商不再孜孜唯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念，便不會樹大招風，成為眾矢之的，還能不改善公眾利益形象嗎？

捐獻文化重新起錨

富人發財更須立品
捐獻文化重新起錨
Jul 30, 2010 信報 鄭經翰

不管是真是假，無論務實務虛，近日愈來愈多人掛在嘴邊的一個四字詞，恐怕是「仇富心態」。

須知道，《獅子山下》畫面中的香港雖然窮，但階級關係卻相對和諧，那除了由於集體認命式的「均貧」外，更在於強調有錢人發財要立品，小則贈醫施藥，大則辦學興教。可惜，過去十多二十年，隨著改革開放造就一批工業家（廠佬）發大財，然後是另一批大陸「新發財」亦步亦趨，爭相食住香港金融中心個勢炒賣暴富，肆意炒起樓市，以至招搖過市，再加上傳媒的推波助瀾爭相扒糞，看在廣大市民的眼裡，記在月入只有三五千元的低下階層心中，自然好容易產生「朱門酒肉臭」的惡感。例如同為保育，日前的「大浪西灣事件」，較年前的「景賢里事件」更激更烈，即可視為這種惡感的極致表現，令人憂心。

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中，就更加需要更多有錢人以身作則，一方面慷慨解囊，另一方面大力推廣香港核心價值觀。事實上，不少富商都看到這個問題，紛紛著力回饋社會，努力改善形象。

一個多月前，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透露，一個由新地等四大地產商牽頭扶貧基金即將成立，每年撥出0.5-1.0%利潤作慈善用途。屈指一算，四大地產商（不包括長實）每年盈利大約五、六百億元，即是每年可以用作扶貧的善款可以高達五、六億元，影響力非同小可（田少對外透露約三、四億元，可謂買足「信譽保險」）。田少更直言，那個基金將會「直接派錢扶助社群，以示關懷」。

雖然近日有傳這個「四大地產商扶貧基金」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加上由於田少是政治人物而遭黨同伐異的「新知舊雨」施展大小動作搞亂檔，而在籌組過程中亦都引起過不少不必要的誤會（例如部分富人把這個基金與同樣集資三億元的「兒童發展基金」混為一談，以至兒童發展基金的頭頭最近都有點煩），但我依然希望田少的好心大計可以成事。總之，不管黑狗白狗，能夠幫到窮人的，都是好狗。

話分兩頭，所謂的「直接派錢扶助社群，以示關懷」，卻恐怕未能捉到捐獻文化的要旨。

簡言之，捐獻文化要旨有三：一、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創造、擁抱、維持到捐獻文化；二、捐獻文化不單關乎「籌款多寡」，更在乎確立一種「關愛文化」；三、捐獻文化既關注當下的「濟弱扶傾」，更重視長遠的「自力救濟」。

關於捐獻文化的佼佼者，最為世人津津樂道者有二，其一是比爾蓋茨，另一是畢非德。從二人身上，我們好容易就可以看到，上述三大要旨如何獲得貫徹。

先說畢非德。他老人家把九成個人財產捐贈給慈善事業，卻非像潑出去的水一樣亂花一通，而是有指定用途，其一用於教育（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另一用於醫療（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可以說，二者都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治本良方（順帶一提，畢非德接受《財富》〔Fortune〕雜誌訪問時，曾經講過一句十分之睿智的話語，好值得成為芸芸香港富人的座右銘。他說：「一個非常有錢的人會留給孩子足夠的錢去做任何事，但又不夠他們無所事事。」）。

至於比爾蓋茨，除了也有做上述捐獻之外，近年更專注減少全球最貧窮國家的兒童夭折率問題，方法是大量提供相關疫苗。今年一月，他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時宣布，繼捐出45億美元（折合約350億港元）來研發疫苗之後，再一擲100億美元（折合約777億港元），並強調：「我們一定要把未來十年變成疫茵十年。」又滿懷憧憬的說：「疫苗已經拯救及改善了發展中國家數以百萬計的生命，而醫學新知將會令拯救從未如此那麼多的兒童成為可能。」總之，研發疫苗已經成為蓋茨基金會的頂頭大事。

而從比爾蓋茨和畢非捐獻模式可以見到，美國富人早已由傳統的捐錢興建博物館、音樂廳及大學校園等「硬件」，順利過渡到「更基本的軟件」，例如醫療和教育。這方面，田少原先打算成立的扶貧基金似乎未有觸及，而「如有雷同，實屬誤會」的兒童發展基金可算走對了第一步，但暫時仍停留在「配對儲蓄計劃」的低度發展階段，尚待觀察。環顧香港，無論硬件，抑或軟件，都符合捐獻文化要求的，到目前為止，只有李嘉誠基金會，可謂「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正所謂「義所當為，毅然為之」，雖然李嘉誠捐錢曾被炒作出「港大醫學院冠名風波」，但事實擺在眼前，環顧香港富豪，李嘉誠捐錢最多，而他把三份之一身家捐出(說是給他「第三個兒子」)，亦屬創舉。最重要的還是，李嘉誠基金會堪稱香港捐獻文化的典範。固然，「港大醫學院冠名風波」沒有影響李嘉誠繼續行善，而他亦表示對風言風語毫不介意，繼續我行我素，但港大負責處理捐款的部門幾乎「累街坊」、差點誤大事，產生出「嚇怕闊佬捐錢」的「漣漪效應」，以至為港大營造出儼如特區政府即使派錢都會被人罵的弱勢形象，實應好好檢討。

回說典範。先不要說其他，單看李嘉誠基金會早於一九八○年成立，至今三十年，已經捐出超過113億港元，即知殊不簡單。更何況，基金會一早就制定了四項策略性目標：一、培育確立「奉獻文化」；二、支持教育改革新理念；三、資助醫療研究和服務；四、超過八成捐款用於大中華地區。

這四項策略性目標基本符合先前提到的捐獻文化三大要旨。不過，必須指出，由於第一要旨（即「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創造、擁抱、維持到捐獻文化」）較為抽象，而基金會過往亦都較少開宗明義主辦相關活動，以至未能引起廣大市民的關注，頗為可惜。據悉，針對這個問題，李嘉誠基金會將會在九月初暑假後推出一個提高全港公益意識的教育活動，值得密切留意。

總的來說，如果這個計劃真的能夠推廣到尋常百姓家，那就有望復興「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讓香港人重新關心週圍的人，戾氣自然減少，對香港人來說實是美事一椿。

聽說這個計劃比較另類，並會邀請廣大市民參與，我熱切期待九月初這個計劃的到來，激發更多好人好事，一起令更多極須扶助的人昂首邁步，讓香港變得更好。

商界扶貧基金

田北俊﹕扶貧基金年底提仔細計劃

【明報專訊】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早前透露與多個大財團籌組扶貧基金，但以公司盈利作捐款的做法被質疑，更有傳計劃已胎死腹中。田北俊昨否認計劃已終止，但直言會再研究以盈利作捐款是否最合適做法。他透露，當日那些財團找他談這計劃時，希望改善的是商界形象，而不是老闆個人的形象。

研盈利作捐款是否最合適

對於具體扶貧方法，田北俊直言如何找對象、透過什麼渠道去幫人，需要小心處理。他建議的方式是重質不重量，「希望真的幫到人，而不是幫到幾多人」，「例如一般私人白內障手術要6000元，你每人派100元的確可以幫到很多人，但那些人拿了100元也沒用。若只幫1000人，則需要600萬元」。

問及有批評指不應該以公司盈利去扶貧，應由財團老闆私人出錢，田北俊表示那些財團找他談時，是希望能夠改善商界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但大家捉錯用神，他們希望改善的是公司形象，而不是個人形象」。他說，公司賺到錢，所以回饋社會，若只由個人去捐，百分之一點幾的盈利可能只得千幾萬，錢會少很多。他表示會在年底提出仔細計劃。

社會企業家工作坊

HKU SPACE與社會創業論壇合辦之
社會企業家工作坊

最後報名

由社會創業論壇創辦人謝家駒博士及楊建霞女士親自主持之社會企業家工作坊，現正接受報名，此工作坊的特點是為有志成為社會企業創業者提供個別專業輔導，並為有志者向投資者作推薦。

工作坊內容 日期
社會企業的成功竅門 2010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二)
成功的商品開發 9 月 17 日 (星期二)
業務策劃及財務管理 10 月 5 日 (星期二)
營銷、推行策略 11 月 2 日 (星期二)
市場分析 11 月 30 日 (星期二)
產品設計及概念定位 12 月 21 日 (星期二)
計劃書之總結及介紹 2011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
參訪及參與社企論壇 待定

截止報名: 8 月 16 日
名額有限，將於 8 月 17 日開課
地點: HKU SPACE 金鐘教學中心
上課時間: 晚上 7 時 至 10 時 (共 30 小時)
聯絡: 馮先生 (2867 8310 ; steven.fung@hkuspace.hku.hk )

公平貿易商參展美食展覽

公平貿易商參展 拓亞洲市場
(明報)2010年8月12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來自巴勒斯坦的46歲商人Nasser Abufarha，首次參加本地一連5天的美食展覽。他在2004年創立公平貿易品牌Canaan Fair Trade（CFT），6年來協助1700個農民家庭把橄欖油推銷到美國、加拿大和多個歐洲國家，保證每名農民可得到產品價格三分一作回報，公司營業額由2004年的3萬美元（約23.4萬港元）增長至去年的370萬美元（2886萬港元）。生於農民家庭的他說﹕「每次政局不穩及軍事衝突，農民最先受害，但他們出產的橄欖油卻可為國家帶來希望。」

Nasser Abufarha透過樂施會介紹，連同斯里蘭卡香料商人Tyrell Fernando來港出席美食展覽，找尋亞洲買家。樂施會2006年開始推廣公平貿易至今，本港公平貿易產品銷售點由當時的50多個增加至現時超過110個。

公平橄欖油 護巴勒斯坦農民

於巴勒斯坦西岸成長的 Nasser Abufarha說，父親靠種植橄欖維生，當地軍人有時劃定警誡區域，設下重重關卡把守，農民不能在白天自由進出農地，有時要摸黑採摘橄欖；政局不穩影響耕作，即使農作物有收成，又會被商人壓價，每售一公斤橄欖油只能得到2美元。這些經歷啟發他成立CFT，把公平貿易概念引入國家，該組織教導農民有機耕作，令土地更肥沃，並以高出市場價格的4美元購買一公斤橄欖油，保障農民利益。其品牌「CANAAN」是所有橄欖食品中首個獲公平貿易標籤組織認證。

他舉起一瓶500毫升的橄欖油指出，每瓶價值8歐元（約80港元），每售出一瓶，農民會收取當中約2.5歐元（25元），「有其他國家的買家會親自到訪農地購買製成品，農民脫離商人壓榨，更可掙錢為子女交學費，這對他們不僅是一份工，而是改變生活的方法」。

斯里蘭卡有機香料商 盼尋日台買家

另一參展商Tyrell Fernando是斯里蘭卡香料商人，他是公平貿易組織（PODIE）行政總裁，3年來把生意回報率增加一倍。他與拍檔Damian Fernando第二次來港，推廣白胡椒、咖喱粉等有機香料，「歐洲市場受經濟影響，我們希望在美食展覽開拓亞洲市場，如接觸日本、台灣等買家」。

民間基金平衡保育發展

鄉議局研民間基金
平衡保育發展

【明報專訊】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重新考慮將私人土地納入圖則規限。為了避免再有大片土地的發展機會遭凍結，新界鄉議局特設工作小組研究仿效外國的保育模式，成立信託基金，由民間集資及撥款資助發展計劃。小組召集人邱榮光認為，基金與政府的自然保育政策互相配合，為新界土地發展謀求出路。

邱榮光與多個環保團體代表前日會面，提出成立基金的構思。邱榮光表示，政府於2004年推出的自然保育政策，挑選了12幅具高度生態價值的土地，容許以管理協議形式，由環保團體及原居民合作，進行有限度發展，例如有機耕種。

長春社憂變相縱容發展

由於管理協議存在限制，如不可隨時申請，又要經多個部門審批，以致多年來只有少數地點如鳳園及塱原等成功落實保育計劃。他認為，民間成立的基金可以隨時接受申請，加上不涉及公帑，審批較有彈性，「保育固然重要，但亦要尊重新界土地業權人的發展權利」。

但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對成立基金有保留，擔心變相縱容發展，認為政府現階段應集中精神，為所有「無王管」的土地納入規劃管制。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環境保護經理梁士倫則認為，成立基金的方向可以商討，但資源要運用恰當，不可破壞具有生態價值的土地。

西貢鄉事委員會和坑口鄉事委員會本月16日將開會商討有關保育的問題，定出統一立場，下月與政府開會時提出。坑口鄉事委員會主席成漢強表示，他們支持要環境保育，但亦要與發展取得平衡，「例如涉及到私人土地，那麼人家的錢怎算呢……希望政府以地換地，或者以一個市價收返（土地）」。

高生態價值地無王管

4幅最高生態價值地
評定6年仍無王管

【明報專訊】政府昨披露在郊野公園邊陲，但沒有法定圖則規管的53個地點，總面積達1338公頃，有如一個南丫島面積，佔全港面積1.2％。這批「無王管」土地中，原來有4地點，包括梅子林及茅坪、大蠔、榕樹澳及嶂上4地點，早於2004年已被政府選為全港首批最高生態價值地點，長春社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均批評政府「歎慢板」，變相縱容發展。沒有法定圖則規管的53個地點，集中在西貢、新界東北、新界西及大嶼山；18個地點來自西貢，是各區之最；若以面積計算，則以大嶼山最大，約500公頃土地不受規管。

地點面對發展壓力

而4個沒有受圖則規管，但又被官方點名列為全港最高生態價值的地點之中，部分面對發展壓力，例如被譽為全港擁有最多品種淡水魚的大蠔，有發展商擬於該處興建私人屋苑；亦有政黨最近揭發梅子林有工程進行。

而政府資料顯示，榕樹澳佔地32公頃，約一半是私人土地，是上述幾個「漏網」地點之中，私人土地面積比例最高。事實上，有發展商曾向政府申請，將榕樹澳打造成為水療度假中心。

環團批政府「歎慢板」

長春社及世界自然基金會均批評政府04年至今仍未作出任何發展規限，尤其上述4個高度生態價值地點亦絲毫不動，變相縱容發展。他們建議一次過為所有漏網土地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凍結所有發展項目，堵塞存在多年的規劃漏洞。

另一方面，新界鄉議局擬牽頭成立由民間組織管理的信託基金，撥款收購新界土地，或資助進行保育計劃，以平衡發展和保育。

環境局長邱騰華上周表示，以往政府規劃郊野公園，為尊重私有業權，會剔走私人土地；大浪西灣事件後，政府會考慮重新將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限制發展。

目前全港所有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的面積為4.4萬公頃，在這些地點邊陲有2076公頃涉及77個地點暫未有發展，當中只有24個地點已有法定圖則規管，包括剛於上周五刊憲發展審批地區草圖的大浪西灣。

善款歸公，公民社會原地打轉

善款歸公，公民社會原地打轉
2010-08-08 11:29 南方都市報

(原文: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8/08/content_14598727.htm)

　　雖然中國的公募基金會和草根NGO自身還存在不足，但這一次玉樹善款被匯繳卻再次証明，是政府扼住了慈善公益事業的咽喉，並未將一絲絲可能的進步空間留給民間，行政權力強力干預制造著慈善事業、公民社會發展的瓶頸。

　　從汶川到玉樹：法律的空子

　　玉樹籌集的上百億善款，和汶川的700億善款，絕大多數走向了同一個歸宿———政府的口袋。

　　7月7日，民政部會同五部委發布《青海玉樹地震抗震救災捐贈資金管理使用實施辦法》，13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募集的善款，需要匯繳撥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紅十字會、青海省慈善總會的專用賬戶中，由青海省方面統籌安排使用。

　　這條消息讓一些蹣跚起步的中國慈善從業者再次表示絕望，異議者高呼“慈善死了”。曾調研得出760億元捐贈80%流入政府賬戶的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說，即使與汶川的情況相比，這一對全國公募基金會的收繳規定，仍意味著政府的權力更進一步了。汶川地震之后也有善款收繳，但針對的是尚不具備項目執行力的小基金會，如江西省青基會。

　　匯繳善款的政策安排，源於民政部4月17日所發《關於做好玉樹“4·14”地震抗震救災捐贈工作的通知》，該文件中有一條被視為匯繳善款的“提前約定”。查閱這一通知的全文，可以看到，“民政部協調兩個總會和其他基金會將所募資金統籌用於災區抗震救災和恢復重建”。

　　“統籌用於”的含義，是不是就意味著匯繳？鄧國勝認為，當時的慈善機構完全可以理解“統籌善款”的規定，但應該不存在“匯繳”的共識。可以統一規劃重建方案，可以實行重建內容的具體招標，但如果是民間善款，絕不能匯繳，即使“統籌” 一開始便含有“匯繳”的約定，這一約定本身也不合法。

　　鄧國勝認為，13家全國性基金會屬於獨立私法人，其財產受法律保護，民政部等五部委的規定違背了《物權法》《公益事業捐贈法》以及《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而且，基金會與紅十字會、慈善會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地位平等，並不存在附屬關系。因此，這13家全國性基金會也沒有義務將所籌善款“轉劃”到青海省紅十字會或青海省慈善總會。

　　但在沈彬這樣的專業律師看來，從民法的角度，捐款就是贈予，善款的所有權歸接受單位所有，但法律並沒有明確捐贈的委托性質，因此也未明確禁止善款的轉讓。

　　《公益事業捐贈法》第9條規定：捐款人可以選擇符合其捐贈意願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事業單位進行捐贈。第12條還規定：捐贈人有權決定捐贈的用途。民政部的行政命令，雖然與上述法律的立法意圖不合，但它通過保証定向資金使用落實的相關規定，表明它們仍試圖鑽法律的一個空子。

　　政府與NGO：哪個更有效率

　　在玉樹災后重建過程中，政府覺得資金集中使用的效率更高，也更安全，故有此“匯繳”通知。拋開法律的具體爭議，最有必要探討的是政府集中使用與NGO使用，哪個更有效率。

　　即使先不討論政府或NGO哪個更容易產生腐敗，純粹從組織的功能性出發，鄧國勝認為，從國外的經驗看，捐贈資金的多元、分散使用，總體來說效果要優於政府“集中使用”。鄧國勝在汶川重建的調研也可以証實這一點，2009年4、5月份他在四川一個基金會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該基金會募集的上億善款被財政廳劃走，半年后卻被退了回來，因為財政廳面對幾百上千個約定合同，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花。前段時間，鄧國勝開會碰到四川省的同行，了解到對口援建的很多發達省份在項目完成、進行移交后很痛心，地方政府不會用，也沒有人用，沒有軟件管理，醫院蓋好了沒有懂得使用設備的醫生，學校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楊團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表示，對於效率的判定是有基本原則的。玉樹重建涉及到鄉村、城市和城鎮，地域較廣，甚至比汶川還要分散。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體制，對於一些集中的項目有利，例如道路、工廠，但它並非對所有工作都有效率，比如村庄的建設。

　　汶川地震后，楊團在台灣考察賑災，發現當地賑災建起的學校非常多樣，而且很好看，像避暑休假，又有兒童樂園的感覺。原來這些學校是建筑隊、設計師與校長、老師和家長們一起討論出來的，這種社會參與的機制能最大程度地考慮到重建工作的適用性。楊團說，汶川地震重建時一些機構希望把台灣的經驗搬過來，最后發現絕不可能，因為政府的指令性非常強。

　　楊團認為，政府行政強制性的手段，很難與今天公眾參與要求越來越高、民主要求越來越高的時代相適應。同時，不可否認很多NGO目前理念先行，缺乏實地操作經驗。這樣的基本情況下，就要有新的辦法。

　　基層社會再組織

　　我們可以從更大的視角來看待慈善公益組織所進行的體制創新。

　　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曾描述過汶川重建中遇到的問題。很多成熟草根NGO組織，因為沒有公開募款資格又得不到基金會支持，開展服務相當艱難。於是最終的局面是，有錢的錢不知道怎麼花，做事的又找不到錢，形成巨大的反差。

　　中國絕大多數公募基金會本身還有極強的體制病。尚不習慣完全公開透明的它們更像一個封閉的精英團體，與草根的N G O、義工志願者是脫節的。根據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長王振耀的統計，目前公募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平均不超10人，這樣的團隊如何具備專業化、精細化的項目管理能力？

　　並不缺錢的基金會沒有自己的腳，目前也並不願意將這些善款用於針對草根NGO的項目支持，所以公募基金會的善款要通過政府的行政體系來落實，這正是現實的無奈。

　　鄧國勝認為，這一次被征繳的玉樹善款有一個新情況，相對來講，這些基金會的執行能力較強，像中國扶貧基金會，其作用難以替代。也就是說，雖然中國的公募基金會和草根NGO自身還存在不足，但這一次玉樹善款被匯繳卻再次証明，是政府扼住了慈善公益事業的咽喉，並不將一絲絲可能的進步空間留給民間，是行政權力的強力干預制造著慈善事業、公民社會發展的瓶頸。事實上，公募基金會的“體制病”，政府的限制原本就逃不開干系。

　　30年來，中國人逐漸認識到，社會的多元化發展讓中國人的天塌不下來，現在看，隻有多元化的發展才能避免政府權力的“黃宗羲定律”。多元社會是實現政府權力受制衡或權力之間互相制衡的“空氣”。同時，多元化的過程，並不是無限分散的過程，相反它意味著社會需要完成自我的再組織化。而且擔當這一重新組織化的主體，隻能是社會行為體自身。事實証明，權力已經無力再去實現這一組織過程，包括基層權力在內，權力的每一次伸張都會帶來“內卷化”，成本大大增加收益卻極少。

　　然而慈善公益性質的公民組織或許可以改變這一現狀，它可以通過專業化的管理方式，依靠現代公民精神和道德感召力，來完成基層社會再組織。顯然，這中間不能或缺的是資金的投入。將資金流有預期地輸向基層社會，是基層完成再組織化的 “潤滑劑”。楊團告訴南都記者，即使局限在慈善賑災問題本身，她從2008年開始一直研究到現在，看法越來越明確，就是要有新的組織出來，這種新的組織應該是政府和民間合作的組織。日本是最好的樣板，台灣其次。這個組織需要和下面的公民組織、小NGO，包括農民組織相結合。

　　公益慈善性質的組織機構，在基層社會有著巨大的活動空間，政府的監管與公民社會的自主作為，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未來社會的新組織形式，仍需基層民眾大膽實踐，不斷驗証測試調整，但如果未來的慈善法能夠劃清公私之間的界限，中國社會有能力實現再組織化，出現一幅全新的社會結構，“千年未有之變局”才可能真的到來。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要給社會一個機會。

　　南都評論記者 張傳文 實習生 宋海濤

Christina Noble Children Foundation

「不平等剪紙」籲關注貧童

【明報專訊】「盡無愛，愛無盡」、「憂無居，居無憂」、「懼無樂，樂無懼」，看來只是普通中國剪紙，原來暗藏不平凡，細看下兩邊景相反，道出貧困地區兒童的艱辛生活。為幫助越南及蒙古兒童之家Sunshine House籌款，一群熱心公益人士成立Christina Noble Children Foundation，今年4月以「限定版」剪紙作紀念品，夾附雜誌廣告中，喚起香港人對第三世界貧童的關注。

剪紙工藝藏雜誌吸引視線

「生而平等，何以遭遇不對等？」帶這個疑問，設計出這個左右對照的平面設計廣告，李奧貝納廣告有限公司創意總監成潔明感嘆，眼見在第三世界的街童、雛妓，與富有兒童的美滿幸福成了強烈對比，「香港小朋友好多人愛惜，生活豐富，希望更多人知道鄰近的亞洲國家，其實有好多人要幫」。

成潔明表示，今年已是第3年與此基金會合作，今年獲得一本財經雜誌贊助兩期廣告，「香港人睇廣告已經睇到麻木，怎樣才可以吸引人留意？就是要讓人有unexpected（意料之外）」。

於是，成潔明用了真剪紙工藝作為「限量版」紀念品，吸引大眾視線。其同事吳惠芬指出，平時剪紙師會把紙對摺，剪出對稱圖案，要剪出兩邊不同難度甚高，後來有幸在網上找到了一名廣州剪紙高手「陳師傅」，「他很認同意念，於是大家夾手夾腳，又又剪，造出3款左右意思剛好相反的圖案」。由師傅親手剪出的原版，每張50元，其餘則以機印，由於宣傳費緊絀，限量只印1000 張，唯有在中環區報紙檔買的雜誌，方有這份紀念品。

尿片上青草地 推BB有機食品

成和同事另一份名為「有機便便」的作品，在康城亦奪得3個銅獎，該個與有機食品公司合作的廣告，尿片上的一片青綠草地，「父母一看到屎，就知道BB是不是健康」。

「社區協作經濟運動」

社會企業、市場拓展、協作經濟
阮耀啟

對大部份社會企業而言，「如何開拓市塲？」是一個頭號問題。筆者就曾聽到不同的社企負責人都説異囗同聲表示他們要努力尋找社企的「藍海」市塲。相信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市塲拓展是推動社企發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然而一個合適於社會企業發展的藍海市塲，以至由社企營運所構成的經濟活動，它們於本質上與資本主義邏輯底下運作的市場經濟究竟會有甚麼分別呢？若然真的有這麼一個非主流的另類市場運作模式，它會具備甚麼特殊的本質呢?

要釐清這個問題，我們可從多方面著手分析。首先，任何經濟體系都包含生產、消費、交易和分配這四個基本範疇，缺一不可。社企的基本目標是要實現所謂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line)，即社企在賺取收入以外，更要達成某些特定的社會目標，這意味著社企在生產、消費、交易和分配這四方面，應當在一個或多個環節上，創造出一般企業都不能產生的社會效益，例如大量聘請弱勢社群(生產) 、為貧窮人士提供質優的服務(消費) 、以時分卷促進社區經濟(交易) ，又或以合作社模式讓社員分擔工作及分享利潤(分配)。在考慮改進業務或拓展市塲時，社企有需要對這些環節多加了解，以確認其經濟活動所能發揮的獨特社會功能。

除了上述各個經濟環節以外，另一個可供分析的角度，就是要看看不同階層的市民大眾是否都能投入參與社企的經濟活動當中。這就跟個別社企所選取的服務對象及市塲定位有著莫大的關係，譬如很多社企選擇面向中產或更富裕的消費者(例如公平貿易產品無可避免會比市面上同類型的產品貴一點)，而另一方面，一些敢於面對挑戰的社會創業家，則會著力發掘低下階層的潛藏經濟力量，開發所謂BOP (base of pyramid)市塲。成功的社會企業，就是要做到將不同階層的市民大眾都分別轉化成為它們業務的生產者又或是消費者，透過將不同形式的資源配置和整合，從而創造出與主流市場不一樣的社企經濟活動。

還有一個可供考量的角度，就是經濟活動當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大量生產及高度分工的運作模式底下，實際生產者(如工人和農民)與市場的消費者(一般市民大眾)的連繫變得完全割裂，雙方都被原子化(atomized)，並只能根據有極大缺憾的市塲訊息及價格，以完全自利的方式於非人性化的市塲進行交易。近年在本港及國內不斷出現的食物安全問題，就是市塲經濟喪失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應有的倫理關係而產生出來的惡果。在這麼一個狀況之下，生產者會有極大的誘因隱瞞不利市場價格的產品資訊，而另一方面，大部份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都不會著意市塲價格有否如實反映所有社會成本。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些社會企業及本土經濟活動就是要彌補這個市場缺陷，重新建立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繫，一些例子就包括於全球皆越見普及的公平貿易運動及本土耕作運動，以至近年一些在內地開展的城鄉連結項目及讓城市人認識食物與土地之間的關係的農業運動等等。

以上各種有別於主流市場的經濟模式，涵蓋很多不同類型不同目標的社會組織，它們的工作日益受到全球國家的重視，一些海外學者及政策制定者將它們統稱為「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或「團結式經濟」(solidarity economy)，而近年本港經常談論的社會企業正是其中的一員。我們經常對社企有一個誤解，認為其目標是要將社會服務市場化又或是企業化(這或許也可能真的是特區政府的政策目標)，然而我們應當清楚了解「團結式經濟」的獨特本質，而不應將其簡單的看成是資本主義市塲經濟的一部份又或是其附屬品。剛剛相反，我們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這些另類經濟活動與主流市場之間的分別，讓市民真正理解其優越之處，並引領政府官員制定適宜的公共政策推動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項目都可以更有機更全面的發展起來。目前很多組織及人士於不同領域都在默默耕耘，努力推動各自的社會經濟項目，我們有需要凝聚力量及尋找空間去開展出一個更廣濶的「社區協作經濟運動」，將社會企業、社區經濟、本土生產、合作社運動、公平貿易運動等各個領域的組織、計劃和行動都連結起來，將它們放置於一個共同的平台上，一起為未來發展出一個具規模而又富有進步性的另類經濟體系而努力。

慈善司長辭職記

慈善司長辭職記

對於王振耀回到民間之舉,有評價說,這不是“下海”,這是“上岸”。

南方報業新聞
時間: 2010年06月22日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衣鵬

(原文: 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100622/ArticelJ01004FM.htm)

　　特稿　本報記者衣鵬北京報道

　　北京新街口的大帽胡同,擠滿了發廊和大排檔。夏至之前的炙熱氣息,飄進了一座剛剛翻新不久的四合院內。

　　緊閉的院門后,王振耀拎著剛裝滿的熱水壺向記者走來。在這個新辦公場所的見証下,他14年的民政部官員生涯,已經漸行漸遠。

　　現年56歲的王振耀,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4個月,從救災救濟司司長調任新組建的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而爭議頻出的公益慈善領域,也將他頻繁地推向公眾視野。即便面對媒體的鏡頭,他也不自覺地用手碾過雙眼和面頰,舒緩疲倦帶來的不適,這是職務帶來的習慣性動作。

　　這位疲憊的官員,經歷了中國慈善公益領域高速發展和膨脹的歷史階段。在他離開民政部不久的將來,新的慈善法草案可能將獲得通過,而今年的捐款金額、慈善組織數量都將創下一個歷史性的紀錄。

　　這或許都能算上王振耀的政績,卻未能阻止他早在心裡草擬的一紙請調報告。

　　“他要走了,要走了。”青海玉樹4月的一個深夜,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對本報記者談及王振耀時說。

　　“他經常不顧實際的困難,也要費力弄出政策或建議。”但李連杰還是成功游說王振耀,請他出任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

　　更像是一名學者

　　6月21日,壹基金研究院在北師大揭牌,王振耀的調離手續也即將辦理完成。他身著曾經出現在許多活動現場的一件灰色西服,但藍白相間的領帶顯然經過挑選,和壹基金的宣傳色調一致。

　　“我現在的領導是壹基金和北師大。”王振耀向全場致辭時刻意強調了角色的更迭,一些跑慈善的記者也才恍然發現,宣傳材料中他的官銜已經悄然添上了“前”字。

　　過去,王振耀算是慈善事業的監管者,而如今,他的工作則是要對壹基金理事會負責。“開研究院籌備會時,我讓同事今后隨時提醒,免得又有了司長架子。”壹基金研究院,是中國第一家授予EMPA學位的公益教育科研機構。由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任理事長,北師大校方代表、常務副校長董奇,馬雲、馬蔚華、馬化騰、王石、馮侖等著名企業家也都出任理事。而王振耀手中,擁有一支在國內學界知名的社會政策研究團隊,首批籌措的2000萬元人民幣運營資金,將主要用於慈善事業的研究,打造像布魯金斯學會那樣的智庫。

　　“他有寬廣的視野和理論思維,在民政部的時候,也更像是一名學者。”一位熟悉王振耀的人士說。他合著的《中國自然災害應急救助管理的基本體系》,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實踐檢驗。

　　從一個官員,轉任學術機構負責人,20多年的政府經歷,是王振耀抹不過去的印跡。生於河南農村的王振耀,上世紀1970年代在廣西桂林服役,77年恢復高考后進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畢業后,他既進入著名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國鄉村。1988年,民政部組建基層政權建設司,時任司長就是現任民政部部長李學舉,王振耀忝列下屬農村處處長,一路見証了基層民主選舉制度的誕生與發展。

　　2001年,王振耀從哈佛肯尼迪學院學習公共管理歸來,轉任民政部救災司司長,開始了十年救災的奔走,並伴隨著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和壯大,見証了許多體制和制度的生成變遷,也承受了迅速膨脹的慈善事業帶來的種種壓力。

　　官場上比較孤獨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說,“許多機構已經‘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慮離職的念頭,已經有些時間。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過記者對細節的追問,沒有透露辭職的具體原因。但從今年年初開始,他經過認真的考慮和談話,最后還是向部裡打了請調報告。

　　“退休之后再謀出路,難免讓人覺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釋說,之所以在任期內就採用調離的方式,是不想讓學校裡的人說他是退休干部。

　　據記者了解,一般政府機關內,司局級官員的退休年限在57歲至60歲不等,到了這個歲數,如果還沒有升遷機會,就會考慮退休或新的去處。

　　在慈善圈內,“王振耀辭職”的消息也隻是近期才小范圍傳播。但人們習慣於他對各種與慈善公益有關的輿論熱點進行回應,同時感嘆他有別於某些官員的說話風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領域受到空前關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額股權捐贈”、“慈善基金免稅”、“善款流入財政”等個案事件做過公開表態, 人們通常認為,這會遭致並不樂觀的結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說話也難免得罪人。”王振耀說。

　　“在官場上,他是一個比較孤獨的人。”王的一位下屬說。這位官員舉了個例子,身為救災司司長的王振耀,曾經為了一筆500元的個人捐款辦理個人所得稅免除,而通過多個部門辦理足足10道手續,歷時幾十天就為了拿回50元的個稅免除。這段故事在媒體上廣為傳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為了推動慈善稅務優惠政策的推行。但這是一個多部門主管的領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門一些人的批評。

　　在王振耀任職慈善司司長的兩年間,中國已注冊的慈善組織數量達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數額分別達到1000多億和500多億。面對這樣的歷史節點,王振耀自認留下了遺憾。

　　徹底回到了民間

　　在中國慈善從業者眼中,“政府”和“民間”,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慈善發展路徑。判斷一個慈善參與者的意識傾向,往往以此為根據。

　　“因為中國有許多半官方的慈善組織,他們多由退休官員擔任要職,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資源,而近些年出現了眾多民間的草根NGO,兩者之間在原有制度中的權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專家說,對於慈善領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們已經習慣於以“有利於政府”還是“有利於民間”進行判別。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舉措,同樣會被放置於這種評價體系下。“他有一種體制內的開明,但細細研究他的話語,會顯出一些人與體制間的矛盾。”上述專家說。

　　王振耀也認為自己徹底回到了民間,更要尊重民間的方式。他曾經身體力行捐贈者免稅,但這一政策卻並不是對所有捐贈者適用。由於慈善組織的免稅資格,需要由國家、地方稅務、財政和民政三部門進行認定,導致捐贈者向一些還未被列入免稅清單的組織捐款,無法獲得捐款。最先獲得免稅資格的慈善組織大多是半官方的,這實際是對慈善組織的不公平待遇。

　　關於免稅制度,更有聲浪的質疑源於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於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后輾轉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半官方慈善組織。但徐於2000年后開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會,從此成為為民間組織放聲的代表人物。

　　2009年,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會聯合其余多家慈善組織,向財政部、稅務總局致信,認為對非公募基金會收取企業營業稅,不利於其公益功能發揮。此前,王振耀曾向本報記者稱,非公募基金的免稅問題,主要還是基金會缺乏與有關部門溝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國和地方都在翹首以待,希望有系統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們的政策千呼萬喚出不來。”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團負責人說,慈善司的工作, 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體項目的推動。“項目是民間組織的事,不是政府應該做的。”但這位負責人也明白,關於社會關注的民間組織注冊、免稅等問題,既涉及民政部內部司局間的協調,又包含民政部與相關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組織的協調。

　　“要去突破這個大的結構,非常困難,這也是王振耀離開的原因之一。”對於這種說法,王振耀並沒有當場向記者否認。

　　幾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為他的“轉身”開設一場小型派對,徐永光借著酒興說,“振耀下海了。”這是他那個時代對官員離去的指稱。

　　在場更多的人說:“不對,振耀上岸了。”

中國余彭年慈善基金會

中國余彭年慈善基金會
http://zh.wikipedia.org/zh/%E4%BD%99%E5%BD%AD%E5%B9%B4

Chinese philanthropist donates it all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chinese-billionaire-gives-it-all-away/article1650447/

新巴罷駛前夕看巴士工會運動

新巴罷駛前夕看巴士工會運動
週五, 2010-08-06 18:20 — left21

文：李峻嶸、黃俊邦
(source: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917)

在香港，罷工一直不在人們的認識之中。然而每日有300萬人次乘搭的公共巴士，勞方目前都正與資方就加薪幅度進行談判，勞方並考慮罷駛。近年一直走在本地工運最前線的新巴職工會，已初定下星期一號召司機罷駛。截至今日星期五晚上六點，勞資談判仍未能就加薪問題達成協議，原定的罷駛行動將會付之實行。為聲援新巴，城巴職工會也會發起按章工作行動。另一邊廂，九巴員工協會及龍運工會除呼籲員工星期一聲援新巴外，亦會於今日星期五集會，與勞方談判，並考慮罷工，向剛提出大幅加價的資方爭取合理薪酬。

巴士工會的運動，看似風風火火，我們可以一下子將時間線拉回21年前。

八九年中巴大罷駛 觸發工聯會與工人矛盾

1989年，中巴勞資雙方就薪酬及退休金問題未能達成共識，結果中巴司機大罷駛，情況以南區最為嚴重，特別是不准紅色小巴進入的鴨利洲。新巴職工會的創辦人，現任理事長鍾松輝（輝哥）也是當年罷駛的參與者之一。他憶述當時中巴公司的情況，工聯會屬下的中巴工會當時召開員工大會，在六七暴動之後，工運一直沉寂，左派工會在回歸前亦奉行低調的策略，因此當時工會並不支持罷工。輝哥說罷工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司機的自發性，在當日的大會，員工們聽聞工會不支持，立即暴跳如雷，搶咪造反，威脅工會說「如果你地唔搞就我地搞！」結果工會被迫上梁山，中巴幾乎全線罷駛。

因為這件罷駛事件，令港英政府對中巴日益不滿。自1985年地鐵港島線通車後，中巴服務一直不思進取，結果在89年罷駛事件之後，政府讓城巴開辦三條非專利巴士服務，往來金鐘地鐵站至置富花園、利東村及鴨利洲，在1993年削減中巴26條專利巴士路線。回歸後，行政會議決定終止中巴專營權，1998 年9月1日，由新成立的新巴接手經營。

輝哥當年在中巴，是參加港九工團屬下的中巴工會的，屬國民黨系統。自五十年代以來，香港的工會大多分別隸屬於親中共的工聯會和親國民黨的港九工團兩大陣營。六十年代的九龍暴動及六七暴動，令兩派工會聲勢一落千丈。隨著香港確定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愈來愈成為幻想，工團總會在香港的歷史任務亦早已告終。作為以國家認同掛帥的工會，港九工團的主要任務還是維繫旗下工會及其他人士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輝哥表示，當時工團每年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籌辦雙十節、元旦中華民國建國日、孫中山壽辰等充滿國民黨色彩的紀念活動，忽視了勞工議題。到1998年9月，新巴正式接手中巴業務，工聯會旗下的中巴工會過渡為汽車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輝哥參與的工團中巴工會，當時只有會員70人，力量不及工聯會的十分之一，站在十字路口前不知方向。

新巴接替中巴 促成獨立巴士工會發展

在工聯會及港九工團兩大系統之外，一股脫離國共對立的獨立工會力量一直在成長，獨立工會成長於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勞聯及教協，到1990 年，香港職工會聯盟正式成立，確立了獨立工會運動大旗。隨著親國民黨勢力的影響力漸弱，親共工會在勞工界內的最大敵人便由港九工團變成了職工盟。職工盟在成立初期，歷經耕耘，實行議會及工會運動雙線行進，積極參選立法局，會長劉千石及秘書長李卓人在議會內爭取就保障勞工的法例立法，在工會組織上曾協助國泰、香港電訊等員工組織工業行動，建立了為工人打拼的形象。

鍾松輝也留意到本港工會運動的轉變，在1999年，他主動致電職工盟，當時接聽電話的正是如今仍在職工盟任職的組織幹事麥德正。麥笑言接過來電後也有懷疑，「有無咁筍﹖成個工會過檔﹖」麥即時便安排輝哥與李卓人會面。最後新巴職工會經會員大會通過後便正式脫離工團，加入成為職工盟屬會。

眾所週知，工聯會無論是人力和財力都實力雄厚的，故它旗下的工會也可都得到工聯會不少資源的支持。而職工盟的經費卻是無法與工聯會匹敵，甚至要旗下的工會在財政上支援。既然如此，輝哥當日為什麼要選擇職工盟﹖職工盟的工會如何在巴士界維持影響力，甚至令自己有發動大規模工業行動的條件？

創會70人 今日過千人

新巴職工會的發展可以給出答案，該會現時有千多名會員。但在加入職工盟前，它是一個僅得70人，議價能力極低的細小工會。過檔職工盟後不久，這個會員人數不足一百的工會便開始活躍起來。首場重要戰役，緣於為新巴在奪得專利權後2年，開始解僱原中巴的車長。新巴職工會於是籌組工業行動，準備按章工作。最後，發動工業行動的壓力令資方答應了員工的大部分要求。

有趣的是，在新巴職工會籌組工業行動時，工聯會旗下的汽車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卻與資方一同開記者會表示不參與行動。輝哥指出，建制派工會以「河蟹」為目標，即使爭取勞工權益也多是草草了事，不會有實際行動。而上文提及的1989年中巴罷工的例子，可見工聯會以和諧為大前提的路線，追本溯源，是源自六七暴動而非1997年。

當工聯會只顧「河蟹」而犧牲勞工權益時，獨立工會堅持站在勞工的一面，更能顯示出建制派工會的不足。職工會轉投聯工盟不久便得到一場勝利，自然得到員工認同。那邊工聯會屬下的新巴分會出現退會潮，當時三派工會，都會分發記事簿，工聯會是紅色，職工盟的新巴職工會是綠色，工團總會的則是白色。當年這場退會潮，工會中人便戲稱為「退紅簿仔」，有工聯會新巴分會的會員更將會員證寄退工會，令到這個原得數十人的工會在短時間內得到數百員工加入。

輝哥直言這十年來「一直冇停過砌野」，才能令新巴職工會得到員工支持，有現在的實力。

新城合併 加速兩巴工會合作

新城兩巴在2004結束競爭，合併經營後，兩巴員工面對的是同一位老闆，自然令他們走得更近。而同為職工盟屬會的城巴職工會，它的出現本身亦是在鬥爭中催生出來的。話說在1999年，城巴要求服務北區到內地線的司機改到港島的南區開工，觸發了一次抗爭。當時城巴的職工找職工盟幫忙，結果他們就邊搞行動，邊籌組工會。當年的按章工作行動可說是自中巴當年大罷工後公共運輸界最大規模的工業行動。這次工業行動是有成果的，城巴作出了不少讓步。麥德正的分析是，一次工業行動要成功，起碼要有三大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能團結工友採取行動，能爭取社會的同情，要有震撼性。

這三大條件中，工會能盡力而為的是首兩個條件。在勞資糾紛發生的初期，城巴新界地區的員工已先後召開過多次員工大會，共商對策。後來，因為港島南的車長對長期積下來的不合理對待終於忍無可忍，自行集體請病假。這次事件令到兩批新巴員工團結起來。最後資方的承諾當中，除了要回應新界車長的訴求外，也要照顧到港島車長的一部分。在爭取公眾支持方面，城巴職工會籌備委員會則在工業行動當日印發了「告市民書」，向市民解釋事件背後的來龍去脈。

這次的勝利亦為城巴職工會奠下了後來的基礎。現時該會的會員人數有千多人，足以與工聯會屬下的汽車運輸業總工會城巴分會分庭抗禮。

面對著兩個獨立工會的崛興，工聯會旗下的兩個工會亦不敢怠慢。由2003年開始，工聯會再爭取員工權益方面也轉趨積極。因此，我們在報章也會看見工聯會的兩個工會會遊行爭取加薪。但麥德正表示，工聯會去到某些位置始終是不敢去馬的。而且職工盟的理念不是只處理單一件事，而是希望通過長期的鬥爭以確立集體談判的概念。因此，去到重要的關頭，兩派工會的分別還是明顯的。今次工聯會的屬會接納可恥的加薪方案，獨立工會則堅持抗爭，又是一例。

圖片來源：wikipedia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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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合作保育殺入豐樂圍魚塘帶

公私營合作保育殺入豐樂圍魚塘帶
週六, 2010-08-07 15:43 — 可樂

(Source: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925)

西貢大浪西、新界東北馬屎埔與及禁區範圍近年惹來了貪婪的地產利益，政府都同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協助他們推動發展。而在新界西近米埔/后海灣的一帶的豐樂圍，大片魚塘濕地也面臨「被保育」，又是以「公私營合作」之名為地產商在這些「高生態價值」的土地上開綠燈，居民亦將被禁絕於他們成長的鄉郊生活。

其實，由於公眾及環保團體的極力反對，這些魚塘本來是難以被填的，長江實業於八十年代陸續買入豐樂園大片土地欲作發展哥爾夫球場，一直都不得要領。自2004年，政府開始引入一種公私合作式保育(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nncp/files/ea0428cb113313c1.pdf)，容許發展商與環保團體商討一種「保育發展」。2005年，長實想出了新點子，決定與WWF合作發展在豐樂圍推動「5%豪宅+95%濕地保育區」項目。事成之後，長實將得以在這生態天堂矗立九幢廿多層高的大廈，以優美魚塘風光成為樓盤的賣點；政府則已在這個在天水圍濕地公園旁的地方劃了一些「綜合發展區」，建設道路、酒店、老人中心等配套免費為樓盤升值；而WWF就因而進帳4千萬成立濕地基金，基金會取得濕地擁有權後將會用圍欄封鎖這片本屬漁民的村落，以免被遊人「破壞」；

同時，亦由於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使WWF也站向了地產商的一方，就算廿多層的屏風對濕地公園的景觀及雀鳥飛行覓食會出現重大問題，也在這個5%比 95%的數字遊戲裡捍衛發展商這種高空發展，說若果不是有這樣的高度，地產高就要多填魚塘來降低高度。當居民連走入自己的社區都要事先申請，不禁令我們追問：「到底是為誰發展?」又「這算哪門子保育?」

新界「發展」的迷思

這種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問題磬竹難書，包括它如何成為官商勾結合理化及制度化的先軀，政府如何透過這種模式去卸除清拆及迫遷過程中的安置賠償問題，為整個新界北部帶來史無前例的災難。然而，當中這種模式背後的前提---予人感到不公與及暴力的來源---仍然未被揭曉。

一直以來，「新界」土地上，除了原居民外，其他人都是次等公民，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原地流放的難民。 政府每每以「土地不足應付人口需求」為由，在新界大興土木。但我們眼見起出來的，都是在興建不能解決人口需求的豪宅樓盤、酒店、高檔商場等，更不斷迫走原來已生根的社區(無論是植根已久的非原居民及真正的原居民---生態系統)。這些基建，都是「在新界興建」而非「為新界興建」，受惠的僅為特權階級。新界的非原居民村落是許多人用了一生經營，家的所在。他們的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社區脈絡、家庭價值全維繫於土地。但這些價值竟然輕輕的一句發展就可抹去。

我們的城市缺乏鄉郊規劃，往往把「都市化」等同「發展」等同「建豪宅」。但「發展」明明就是多面向的：例如為何「上樓」=「改善生活」﹖「改善生活」不是應幫農民增加產量嗎﹖要「發展」的不是本土自足農業、社區人情嗎﹖發展不等於石屎化，發展不等於剷除農村，這是假兩難。我要香港所的欠缺的，是「為新界而發展」，用新界人的角度去看我們自身的需求。

保育還是「被保育?」

香港有著「自然」VS「發展」的假對立，而環保團體也有份為這一思想推波助瀾，使得公眾未能有效開展討論真正的「鄉郊規劃」。在豐樂圍的例子裡，WWF顯然覺得要禁止公眾/社區進入才算「保育」，才不會被遊人「破壞」這美景。似乎對他們來說，「自然」=「沒有人類活動」，一種第一世界自然觀 (First World Nature)。再一次，沒有人從當地居民，魚塘的使用者角度出發，反思人與自然的互動。反而助長了「不起樓」=「荒廢」的迷思，甚至假定了人/社區/公眾就是破壞自然的。

在保護區內，人與自然的關係止於「消費者」與「消費品」、「觀賞者」與「美景」的層次。但對豐樂圍附近的居民來說，大自然與他們是一體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身份認同，是童年回憶是賴以維生的共生關係。把自然封閉起來「保護」，極具排斥性，真的是新界人願見的鄉郊嗎﹖

公私營合作—潘朵拉的盒子

在天水圍豐樂圍的項目，對新界鄉郊居民是雙重排斥的，不可能在此生出任何可持續的社區。 我們不要被「公私合作保育」的美名騙了。WWF聲稱當初接納長實的發展建議是因為：「與其讓魚塘長期荒廢，不如同商人合作」。甚麼時候「長期沒有發展」竟變成了「因此要發展」的理據? 不要忘記「魚塘荒廢」是地產商趕走漁民並拒絕賠償後造成的既定事實。為何作為一個環保團體竟如此天真以為「九幢23層高的樓」是保護濕地的「必要之惡」? 而沒有環保團體的「刻意不抵抗」，這項目如何可能在城規會通過呢?

最近的大浪西灣事件，魯連城的公關也曾有個想法找長春社打理後花園，雖然被拒，然而我們環保團體已經成為發展商的理想盟友了，我們因而可以解讀到: 「在2009年為何高鐵的環評可以輕鬆通過; 未來禁區內蠔殼圍及大量劃作舉行生態活動的土地會是屬誰管理; 大浪西灣這些觸及地產利益的不再是由傳統環保團體而是7萬網民與民間推動」的真正原因。無怪傳統環保組織已被人嘰為「環保聯」(即如同普選聯一樣軟骨頭)。

為何市民對土地依然沒有自主，要靠環保團體向地產商妥協? 說起來，「新界」這個名字，就是指殖民者「新征服的領土」，並沒有主體性。在十大基建同時在新界動工的背景下，環保團體與地產商「攜手征服」的新界，始終是一個客體。為了未來整個新界北都會受這種「公私營合作」的連番「保育式破壞」，這筆舊帳必須跟政府及有關利益算清。

可樂
八十後郊野青年

*請加入facebook 群組 大井圍之友

參考資料：
豐樂圍成香港保育先例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60474/wetland.html
(明報)10月9日 星期四 05:05
豐樂圍建樓料亮綠燈 環評有條件通過 先完成保育 延3年落成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81008/4/8m53.html
2008年08月09日元朗濕地長實建 18層豪宅
呈環境評估報告　觀鳥會擔心形成屏風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080809&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1453391

環評委員憂濕地變豪宅後園
米埔豐樂圍環評報告通過 2008年9月19日
http://www.hkwildlife.net/viewthread.php?tid=36037
長春社就最豐樂圍發展計劃的聲明
http://www.conservancy.org.hk/preleases/20051214.htm

元朗丈量約份第123約地段第1457號餘段豐樂圍擬建發展行政摘要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1492008/Executive%20Summary%20%28Chinese%29/html/FLW_ES_CHI.htm
WWF 豐樂圍項目
http://www.wwf.org.hk/en/whatwedo/conservation/wetlands/fishponds/

中国慈善法草案成形

慈善法草案成形 或已上报国务院
2010年08月05日 第一财经日报

慈善法草案已经完成并上报国务院，但由于在境外慈善组织管理、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争议点，这部法律能否很快出台仍存疑问，昨日，一位了解慈善法进展的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在苏州组织召开了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新华社报道称，我国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

根据慈善的自愿和民间的定位，我国的慈善法草案将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权界。

提供更加宽松规范的法律环境

本报记者查阅的资料显示，自2006年到2010年（2006年名为“慈善事业促进法”，此后定名为“慈善法”），该部法律的起草工作连续五年被列为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中“需要抓紧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提出的立法项目”之一。

2009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中，“慈善事业法”被列为七件预备项目之一，按照安排，该法将视情况在2009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0年，“慈善事业法”同样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为预备项目。

“草案体现了此前民政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努力，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疑虑和困惑在其中。”国务院法制办官员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告诉本报记者，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境外慈善组织如何管理，另一个是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问题。

对于慈善组织的登记注册，相关规定目前主要见于《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社会团体管理条例》三个条例中。

谈到关于慈善立法的制度创新时，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上述研讨会上表示，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得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如果放开了在登记注册方面的管制，另外那三个条例怎么办？怎么协调这个关系？这是个问题。”邓国胜表示。

慈善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一直是备受业界人士争论的一个问题。

瑞森德创始人、非营利组织研究人员段德峰则认为，政府内部对于慈善组织的功能、定位还没有达成共识。

另一个争议则是如何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行政干预慈善法律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权益的问题。

“慈善组织当然盼望慈善法早些出台，但他们更希望的是这些法律条文能够真正实施，比如行政确实干预了，如何处置？”段德峰表示。

官方的表态或许能够帮助业内解疑释惑。

郜风涛强调：“政府可以号召、鼓励、引导慈善，但是不能将慈善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去推广。硬性摊派不是慈善，运用权力的手段搜集慈善资源，也必然会破坏慈善生态。”

他表示，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自愿性和民间性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在慈善领域中的职责权限。

“慈善的主体是民，而不是官。”郜风涛认为，政府可以制定慈善政策、引导慈善行为，而不能作为慈善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途径，去照顾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处境下的弱势群体和成员。然而，这完全是公共财政政策的目标，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而不是慈善。慈善立法应当以此为定位，才能厘清权力界限和法律关系，使得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捐獻誓言」

捐獻誓言顯利他精神

由美國兩大富豪蓋茨和畢菲特發動的「捐獻誓言」，是一個充份體現美國利他精神的慈善捐獻計劃，宗旨是邀請美國富豪捐出大部份身家作慈善用途，願意簽署誓言的富豪會公開說明他們行善的意願，並承諾生前或死後捐出至少一半身家。蓋茨和畢菲特早年已承諾捐出大部份身家樹立榜樣，美國財經雜誌《財富》（ Fortune）曾估算過，如果《福布斯》 400大美國富豪都支持，善款可達到 6,000億美元（ 4.68萬億港元），是史上最大規模的慈善捐款。

共獻萬億港元 40慈善富豪身家表
• 蓋茨夫婦　微軟創辦人： 530億美元
• 畢菲特　巴郡創辦人： 470億美元
• 埃利森　甲骨文創辦人： 280億美元
• 彭博　彭博資訊創辦人： 180億美元
• Paul Gardner Allen（艾倫）　微軟創辦人： 135億美元
• Ronald O. Perelman　 MacAndrews& Forbes Holdings主席： 110億美元
• George B. Kaiser　 BOK Finance Corporation主席： 100億美元
• Jim and Marilyn Simons　 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創辦人： 85億美元
• Eli Broad　地產公司 Kaufman& Board創辦人： 52億美元
• Jeff Skol　 Participant Media創辦人： 42億美元
• 陳頌雄夫婦　製藥公司 Abraxis Bioscience創辦人： 40億美元
• John Arnold夫婦　對冲基金 Centaurus Energy創辦人： 40億美元
• Pierre and Pam Omidyar　 eBay創辦人： 36億美元
• Vicki and Roger Sant　 AES創辦人： 32億美元
• 佐治魯卡斯　美國著名導演： 30億美元
• 皮肯斯　對冲基金 BP Capital創辦人： 30億美元
• 洛克菲勒　美國大通銀行前主席： 29億美元
• 彼得森　私募基金 Blackstone創辦人： 28億美元
• 魯本斯坦　私募基金凱雷集團創辦人： 27億美元
• Barron Hilton　希爾頓酒店繼承人： 25億美元
• 羅伯遜　對冲基金老虎基金創辦人： 22億美元
• Alfred Mann　半導體公司 Heliotek創辦人： 22億美元
• Herb and Marion Sandler　 Sandler家族支援基金創辦人： 20億美元
• 端納（ Ted Turner）　 CNN創辦人： 18億美元
• 多爾（ Ann and John Doerr）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創辦人： 17億美元
• Walter Scott Jr　 Level 3主席： 17億美元
• Tashia and John Morgridge　思科榮譽主席： 15.5億美元
• 韋爾（ Sanford I. Weill）夫婦　花旗集團前主席： 15億美元
• Bernie及其妻子 Billi Marcus　 Home Depot創辦人： 14.5億美元
• Gerry Lenfest夫婦　 TelVue主席兼董事： 12.3億美元
• 迪勒（ Barry Diller）夫婦　 InterActice Corp創辦人： 12億美元
• Joan and Irwin Jacobs　 Qualcomm創辦人： 12億美元
• 湯姆．斯泰爾夫婦　對冲基金 Farallon Capital創辦人： 12億美元
• Thomas S. Monaghan　 Domino's Pizza創辦人： 10億美元
• Bernard and Barbro Osher　 Bernard Osher Foundation創辦人： 10億美元
• Jon and Karen Huntsman　亨斯邁特殊化學品創辦人： 10億美元
• Elaine and Ken Langone　 Home Depot高層： 10億美元
• Shelby White　基金 Oppenheimer創辦人： 7.5億美元
• 詹姆斯．斯托爾斯及妻子　 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創辦人： 7.16億美元
• Lorry Lokey　媒體服務公司 Business Wire創辦人： 6億美元

路透社/The Giving Pledge網站 givingpledge.org/《蘋果》資料室

美國 40富豪 捐一半身家

美國 40富豪
捐一半身家
2010年08月05日

施比受更有福，由美國兩大富豪微軟巨子蓋茨（ Bill Gates）和「股神」畢菲特（ Warren Buffett）牽頭發起的「捐獻誓言」（ The Giving Pledge）慈善計劃，展開約兩個月已爭取到美國 40名億萬富豪支持。他們在計劃的網頁發表公開信，公開承諾在生前或死後捐出至少一半身家。以他們的總身家計算，他們若每人捐一半身家，已達 10,027億港元。

蓋茨和畢菲特是於今年 6月發起「捐獻誓言」慈善計劃，希望游說美國數百名億萬富豪加入行善行列，承諾在生時或死後捐出至少一半身。計劃要求富豪發公開信作出道德承諾，公開信全部刊登在「捐獻誓言」網頁（ www.thegivingpledge.org）。據財經雜誌《福布斯》（ Forbes），美國共有 403人身家至少 10億美元（ 78億港元）。

「比例遠超過 50%下限」

直至昨天，響應計劃的億萬富豪已達 40位。除了蓋茨和畢菲特，他們還包括紐約市長彭博（ Michael Bloomberg）、微軟創辦人之一的保羅艾倫（ Paul Allen）、傳媒大亨端納（ Ted Turner）、科技公司「甲骨文」（ Oracle）創辦人之一的埃利森（ Larry Ellison）、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門人大衞．洛克菲勒（ David Rockefeller）、知名投資人佩雷爾曼（ Ronald Perelman）、電影導演佐治魯卡斯（ George Lucas）等。

在今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三位、身家達 470億美元（ 3,666億港元）的畢菲特，是在去年先後跟多名美國富豪晚餐後，興起了「捐獻誓言」計劃的念頭。他昨天發表聲明說：「『捐獻誓言』要求富裕家庭認真討論如何使用他們的財富。很高興那麼多人支持計劃，還承諾捐出的財產比例更遠超過 50%的下限。」

畢菲特受蓋茨行善感染

畢菲特早於四年前承諾捐出 99%身家到蓋茨夫婦成立的慈善基金及其他慈善機構，他說是受到老友蓋茨行善感染。他跟太太自 1994年以來，已捐出多達 280億美元（ 2,184億港元）到兩人成立的基金，基金亦已撥出逾 220億美元（ 1,716億港元）。

彭博在「捐獻誓言」中說：「我很熱衷作出捐獻承諾，未來我會將身家幾乎全數捐出或存入我旗下的慈善基金。助人改善生活，若能親眼見證，應該讓我們有最大滿足感。」

佐治魯卡斯承諾捐出大部份身家來提高教育質素，因為教育是「人類生存的關鍵」。「作為人類，我們最大的生存能力，是懂得思考和適應環境，而身為教育工作者、說故事者和傳播工作者，我們的責任是要將此延續下去。」

願意將花了畢生精力賺取金錢捐出，是因為這些富豪深明花錢的藝術。能源業大亨皮肯斯（ T. Boone Pickens）說：「我一直都說我享受賺錢，同時享受捐錢。我從來不是財產繼承的支持者，因為通過帶來弊多於利。」

「財富可促進正面轉變」

畢菲特也說：「某些物質東西可能令我更好享受生活，但很多東西不會。我喜歡擁有一架私人飛機，但擁有多間大屋是負累。擁有太多，往往反過來會被所擁有的支配。我最珍惜的財產，除了健康，就是不同的老朋友。」對冲基金經理 John Arnold和妻子 Laura說：「我們這樣看財富──財富本身不是終結，財富只是促進正面轉變的工具。」大衞．洛克菲勒說：「我們的家族一直相信那些從國家經濟體系受益最多人，應該承受有意義地回饋社會的特別責任。」

美國 40名億萬富一人一句說行善，他們 40人身家總值 2,571億美元，約每人捐出一半身家已有 1,285億美元，即 10,027億港元，反映出無限的利他精神。

路透社/The Giving Pledge網站

Social Enterprise Case Studies in Asia (2 of 8)

From Social Edge:
The Dasomi Foundation/South Korea

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

武漢性工作者上街維權被捕 (16:14)

湖北武漢一班性工作者罕有上街，要求娼妓合法化，發起人遭當局拘捕，帶到外地以學習為名軟禁。

路透社指，該名發起人叫做葉海燕，外號是「Hooligan Sparrow」，是一名單親媽媽，在微博中指自己是一名性工作者。她用手機短訊與路透社記者聯絡，指她現時正在一個「度假村」內，接受「再教育」。

她和一班「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的成員，上周四手持紅傘，拿著橫額，在街上收集簽名，要求停止對性工作者的歧視。

自由亞洲電台指，她本來打算在今日舉辦性工作者節活動，但當局要她答應取消活動，才准釋放。

該組織呼籲，將每年的今天（8月3日）定為性工作者日，關注性工作者權益。

近日內地公安在各地大力掃黃，有地方公安將拘捕的性工作者遊街示眾，又公布性工作者的個人資料，引起爭議。（路透社、自由亞洲電台）

群貓會

「嶺大之寶」小虎病逝
陪伴學生15載 周六火化

【明報專訊】被譽為嶺南大學「貓祖」和「鎮校之寶」、最少也有16歲的流浪貓小虎，上周六不敵病魔逝世。嶺大舊生昨發表悼文，紛紛在網上悼念這陪伴學生超過15年、與學生一起入教室上課、在宿舍房間過冬的「貓王」，稱讚牠是嶺南大學生的「集體回憶」和「摯友良朋」。

小虎的遺體本周六會在屯門一間提供寵物葬禮的公司火化，不少校友表示會前往送小虎最後一程。嶺南流浪貓關注組織和貓義工希望市民透過小虎的病逝，關心流浪貓生存狀。

舊生傷感 網上悼念

嶺南大學歷屆師生相傳，1995年嶺大遷入屯門校舍時，附近地盤飼養惡狗，不少流浪貓遂躲入校園避難，其中頭大身壯的小虎最老資格，由於「最打得」，曾雄霸嶺南南北兩個宿舍群，「三妻四妾」，每年誕下無法統計的子孫，加上不斷有貓兒遷入，令嶺大流浪貓數字一度逾百。

由於競爭漸多，小虎中年以後退守北宿一帶， 成為校園標誌之一，舊生Farren昨為牠在facebook開設悼念群組﹕「希望你一路好走，永遠記得你隻肥的四蹄踏雪，記得你食的狼樣，記得你點對逗貓玩具不屑的『寸嘴樣』……」

據舊生回憶，小虎是嶺大唯一懂得搭的流浪貓，又曾在上課時發現牠走進課室，師生都笑而不趕。畢業後投入社運的嶺大北宿舊生林輝聞小虎病逝後說﹕「我感到很傷心，無法忘記小虎。有一年冬天好冷，小虎瑟縮在射燈下取暖，我打開樓下大門返宿舍，牠跟進來坐電梯上樓，自己去找熟人找吃和取暖。平時懶洋洋躺在宿舍馬路上曬太陽，誰開車過來也要避開。」

本報2006年曾報道小虎懷疑打架受傷，向學生「喵喵聲」求助，宿生於是發起籌款為牠療傷。近兩年到嶺大校園照顧貓兒的群貓會義工阿婷說，小虎隨年月老去，肝、腎都出問題，她年前帶小虎檢驗更發現牠患上FIV（貓愛滋病），今年4月再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其全身，於上周六病逝。

阿婷與嶺南貓社主席阿駒均表示，小虎是幸福的流浪貓，外界不少人以為嶺大是流浪貓天堂，近年常到該處遺棄家貓，其實校園內高峰期曾有逾百流浪貓，已經嚴重飽和，如今雖剩下約70隻，但在地盤意識和生存競爭下，貓兒常打鬥，易感染細菌。他們呼籲市民勿遺棄寵物，要盡責任撫養到最後一刻。阿駒說，貓舍今年11月將推出貓寫真，收集嶺南貓故事，向舊生和社會人士售賣為照顧貓群籌款。

明報記者 覃純健

茶馬古道行盼籌千萬

茶馬古道行盼籌千萬

【明報專訊】苗圃行動的「苗圃茶馬古道2010」助學行，現正接受報名，參加是次步行籌款，不但可踏足這條貫穿雲南、四川與西藏的古代貿易通道，而且可實地考察由苗圃行動興建的山區學校。助學行將於9月22日起步，全程共53天，有意參加者可選擇23天、7至8天等不同長度的行程。參加者除須繳付旅費，亦須繳交一定的基本捐款。茶馬古道籌委會主席廖國球說，07年的助學行有900人參加，今次路程較短，預計會有約400人參加，希望籌得700至1000萬。

報名詳情﹕http://www.teahorse.org.hk

港穗今「白衣行動」撐粵語

港穗今「白衣行動」撐粵語

【明報專訊】廣州政協委員就舉辦亞運會等原因，建議將廣州市電視台主要頻道改用普通話，引發廣州、甚至香港市民發起保護粵語行動，繼上周日廣州海珠區有數千人集會撐粵語後，香港、廣州今日均有市民發起「保護粵語大行動同步聯動」，廣州有網民呼籲市民今午穿白色衣服到人民公園「閒逛」、看風景，香港集會則由灣仔遊行至政府總部集會，商討如何保衛粵語。

本港前記者蔡淑芳早前看到網民熱烈討論聲援廣州撐粵語行動，以個人身分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於今日舉行保護粵語遊行。她預料至少100至200人參與，呼籲市民穿白色衣服，作「白色和平保城」，推動本土保育的公民意識。遊行總糾察Kelvin說，相信今次活動可引起社會關注本地文化。在網絡上表明會參與遊行的，已有近500人。

另邊廂，廣州有網民雖說今次活動沒口號、發起人等，但呼籲市民今午2時一同穿著白色衣服到廣州人民公園，「逛一下，睇睇風景，曬曬太陽，喝喝飲料，照照相」，強調上述活動並非集會，又說今次行動的「唯一要求」是今日不說任何普通話，甚至有網民稱「給我聽到別人說普通話，我自然會無視他，因為聽不懂」。

別慷股東之慨 行善須用私財

別慷股東之慨 行善須用私財
林行止專欄 2010年8月4日

一、
富裕階級做善事，當然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事，據鄭經翰去周五在本報「大班人語」專欄轉述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透露的訊息，由新鴻基地產等四大 (不包括長江實業)物業發展商牽頭的扶貧基金即將成立，基金的資金將來自有關企業「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一的利潤」。鄭氏粗略估計此基金每年可用作慈善用 途的善款「高達」五六億元。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不僅對「捐獻文化」有概括性論述，其所舉三位國際知名大慈善家畢非德、蓋茨和李嘉誠，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 不過，鄭氏未及指出的是，這數位知名人士都是以本身即私人財富而非以公司的利潤作善行。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因為掌握公司大權而慷股東之概以遂己欲。這種做 法值得有意成立慈善基金的大資本家三思。昨天本報「香港脈搏」亦談此問題，只是余錦賢指出此以「商界展關懷」為「賣點」的慈善基金，由田北俊發起，但組成 不易，「至今仍沒有半點頭緒」；又透露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將於短期內宣布「一項可以全民參與的公益活動……」。在香港社會仇商心態日益強烈之際，上述這類 慈善義行若能成事，當有助紓解因貧富差距拉闊形成的社會對立氣氛。

大家清楚明白，投資者購買股票的唯一目的是賺錢(期待股價上升獲利 或收取股息)，有了錢之後，他們若行有餘力，相信不少人在看到不合理社會現象而覺得「義所當為」時會「慨然解囊」──阿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中所說 的「推己及人同情心」(empathy)，人皆有之──這是何以每逢世界各地包括內地以至香港出現不可抗力的天災人禍時港人向來都踴躍捐輸的原因；正因為 港人有捐款的傳統，操控公司大權的人千萬不要假股東之名代股東做善事，以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股東牟取最適利潤，是否應捐款及該如何捐款，留給股東自己 決定才符合公平公道原則。

除了大財閥之外，歐美的「打工皇帝」、高薪厚「祿」的企業總裁，不少亦以自己(及家族)的財富成立基金，作 其個人認為合適的慈善用途。代股東行善即用ＯＰＭ做善事，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絕無僅有的事(有些大企業以公司名義做善事，惟撥款與盈利相比微不足道；美國前 財長保爾森數年前仍為高盛主席時，曾由公司撥款資助他個人興趣最濃的環保事業，即使那時公司年年賺大錢，股價升個不亦樂乎，捐款只屬蠅頭小數，亦為股東在 股東大會上「面斥」)。四大地產商牽頭的扶貧基金若撥公司利潤作善款，一定要獲全體—不是大多數—股東贊成才稱恰當！

二、
事 實上，別說企業不應替小股東做善事，企業主憑己意分配以其個人財富成立的慈善基金捐款，其正當性及有效性近來亦屢受論者質疑。以創辦人兼微軟大股東蓋茨夫 婦為例，他們一共撥出三千多億港元成立基金(以蓋茨夫婦為名的基金去年底總資產三百五十二億美元；成立至今已捐出及答應捐出的款項高達二百多億美元)，如 此大手筆，不可說不樂善好施；可是，蓋茨最近仍大受抨擊。首先是，論者指出微軟財源廣進皆因把大部分工序外判到廉價勞工地區，那等於說美國工人並未因微軟 生意興隆而受惠；而微軟這樣做，受益最深的為大股東蓋茨夫婦。換句話說，蓋茨成為世界首富是建築在犧牲美國工人利益之上，自己成巨富後「發財立品」，力爭 無形收益，成為大善人；如果蓋茨真是慈悲為懷，為什麼不照顧自己同胞，他應把大部分工序留在國內，令美國工人有工作，而這可能是更有意義和值得稱頌的舉 措！

其次是，蓋茨是不出世的電腦奇才，但絕不可能因為發大財便成為萬事通。這即是說，他怎能知道世上哪些物事最有接受資助的迫切性？ 蓋茨夫婦基金是組織結構嚴謹的機構(員工八百多)，但捐款決策大權緊緊握在蓋茨父子及蓋茨夫人(三人同為基金會的聯席主席)手上，他們的若干決定引起爭 議，因為亟待資金進行研究或救援的項目可能為其忽略、忽視。事實上，由捐出款項的「基金東主」決定應怎樣捐款，許多時會因個人喜惡而作出不是最合適的決 定。換句話說，慈善家本身(及其親屬)最好退出基金決策層，既然有心做好事，便應相信專業人士的決定。

還有，第一代財閥白手興業，精 明強幹，他們捐出巨款，說明確有回饋社會濟貧扶困解災救難與人為善之心；由他們主導的慈善基金因而都可做出世人確認的成績。可是，他們樹立了操控基金會的 先例，未來由其不一定精明強幹亦不一定充滿善心的後代「話事」，基金會便可能變質……。美國和英國許多慈善基金會都由非家族成員管理，它們由社會賢達負責 監督，由專業人才負責行政，其能世代相傳，令其家族流芳，原因在此。

香港富裕階級捐款做善事，向不後人(這從到處可見以他們為名的大 廈大樓可見，而這不僅僅限於本港；不久前與一班友人同遊汕頭，那名「多嘴」導遊談起香港財主對故鄉貢獻甚多，腔調中聽不出感恩感激而是諷刺調侃，甚至竟然 說「就快連公廁亦會冠上他們的名字！」)，惟這些捐款都以他們個人、私人公司而非以公眾企業(上市公司)之名進行，希望「四大地產公司」的扶貧捐款亦循此 路向而行。這即是說，「百分之一利潤」不應指上市公司而是私人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