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慧公社

綠色生活﹕婦女細作廢油做皂 一點都不梘單

【明報專訊】這是發生於屯門工廈的故事。

十多年來，一班婦女一直在工廈廠房生產廢油肥皂，並開班授徒，盼區區也有人回收食用油製造肥皂。

即使市面不斷有包裝精美的手工皂、手工清潔液出現，她們還是堅持用廢油做皂，因為她們堅信，「將沒用的資源變做有用的東西是最有意義」。

銷售肥皂收入不夠餬口，留下來只為推廣環保。

十多年前已將廢油回收做肥皂絕對是先鋒，組織並以合作社形式經營，講平等重民主。

可是堅持，沒有如她們所願，令生意上升。

現在很多人懂得做肥皂，工作坊一落千丈，加上租金，成員健康等問題，有多不捨也要告別，廠房將於九月停產。

她們稱，雖然廠房停產，但願日後以第二種形式存在，繼續推廣環保。

這個婦女組織叫做「綠慧公社」，一個值得記着的名字。

在廠房 將沒用的轉化為有用

綠慧公社廠房的門口十分低調，小小的白底綠字招牌垂直貼於鐵閘旁，為灰暗的走廊帶來一點綠。廠房無冷氣，婦女們抵着三十多度下，馬不停蹄工作，摺紙盒，將混合物入膜，各司其職，忙於生產最後的肥皂。

和婦女們聊了一會，骨幹成員陸少琼氣呼呼的趕回來，遲到是因為家人入院。家庭主婦的工作從不簡單，照顧子女和長輩，打理家頭細務，子女成家立室就忙湊孫，眼前的婦女們更不簡單，十多年來，做好「正職」照顧好頭家，便埋首做肥皂，一些她們認為有意義的事。

因反對建焚化爐而相識

婦女們相識非偶然，故事緣起，因為一座焚化爐。

「二○○二年，屯門計劃興建焚化爐，我們擔心釋出的有害氣體危害區內婦女和小朋友健康，所以聯合反對的人製作展版，在屯門巡迴展示給區內市民知道。」她是陸少琼（Polly），正職是家庭主婦，日常忙於照顧家庭和子女，因為焚化爐，令這名「師奶仔」站出來。

「綠色女流」說起 推廣環保信息

反對焚化爐，對自己及居民有切身影響，並無他由，問陸少琼為何踏上環保之路？她記得別人對她說的一句話，「大自然也是媽媽，是孕育生命的媽媽，和婦女一樣也是媽媽的身分，但無形中給社會剝削和破壞。」她覺得作為媽媽應將環保意識推廣開去，既然認識了一班婦女義工，順理成章組織起來，成立了「綠色女流」組織。女流之輩，帶有輕視的意思，「我們就是要告訴人並非女流之輩，我們的理念是要將環保信息像河水川流不息般，傳到不同地方。」陸少琼說起名字的緣由，仍字字鏗鏘。

關注什麼 投票決定

婦女成員希望組織關心什麼，專注什麼，用投票決定。最後，促成大自然生態組、食物標籤認識組、有機農夫組和DIY組四個組別。現在的「綠慧公社」就是「綠色女流」結束後，由DIY組別延伸出來的合作社。當初成立DIY組，因為家庭主婦經常打理家頭細務，「清潔、洗衫、抹地都是自己做，用得多化學清潔劑會有主婦手，所以有自己做肥皂的想法 」。

共同購買 社區支持本地農業

手工皂、環保肥皂，近十年八載才多人認識，這班婦女早於二○○三年學會做肥皂自用。這還不特止，當年她們也向本地農夫共同訂購有機菜，是支持本地農業的先鋒。

陸少琼說，「當年察覺到蔬菜不安全，所以租地種有機蔬菜，耕種過程認識到有機農夫，他們透過菜統處賣菜，價錢低至五毫一元一斤。菜販不理會有機或無機，靚才買，可是當年有機種植技術尚未成熟，菜有很多蟲咬的窿，那時我們常以四穿菜、八穿菜的名字來開玩笑，比喻蟲咬的程度。」眾人大笑。

五毫一元也沒人要，農夫只好拿去掉，陸少琼覺得，想吃有機菜的吃不到，農夫種了又沒有人要，不如做中間的橋樑，辦共同購買，參考台灣的做法。

種得好與不好照買

真正的共同購買，意思深遠，不等同集體購買。陸少琼解釋，「共同購買的意義是社區支持農業，概念是和農夫共同承擔風險。菜種得不好也會買，當年有機市場不大，同一做菜分批收割，第一批最嫩，第二批年輕，第三批成熟，第四批就好多渣，我們都要接受 」。直到現在，她們依然支持有機農夫。

合作社營運 兼顧雙職

後來「綠色女流」的要員陸續離任，四個組別難以兼顧，「綠色女流」決定結束，「綠慧公社」誕生，她們申請了環保基金，在屯門租下一千七百呎的廠房，由三四名婦女以義工形式做肥皂，並到處推廣。兩年後沒有基金資助，出現第一個結束關口，因為覺得可惜，二○○八年改以合作社形式營運，搬到小廠房繼續做肥皂。以合作社經營的好處是大家平等，並能因應婦女的情况編排上班時間，方便照顧家庭之餘有自己的事業。

這樣，一晃眼就八年。最年長的婉玲，七十歲仍有心有力，希望繼續做肥皂推廣環保，不過來到今天，客觀環境要婦女們停下來。

抵不住租金 難找原材料

「做肥皂和潔衣液，是很勞動的工作，我們幾個身體都不太好，婉玲七十歲了，仍要搬重物，很辛苦。租金又加，收入又困難，假如將來規管『廢置食用油』條例生效後，我們既是廢油收集商又是處理商，估計兩個牌費一年合共三萬元。交租已辛苦，還怎可支付這些費用？給我們回收油的社企餐廳很多也結業了，連原材料也難找，種種事情加起來……不如休息一下，想一想未來的方向。」陸少琼無奈道。

「最後只淪為報價對象」

收入大跌是致命傷，燈油火蠟租金全部都要錢，要維持開支不能僅靠賣肥皂和清潔液，辦工作坊教人做肥皂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可惜現在很多人也懂得做肥皂，而且收費比她們便宜，「有些問了價錢，定了日子，最後才說找了第二間；有些就說預算問題，要暫援計劃。我們最後只淪為報價對象。」陸少琼苦笑。

她們笑自己，「教識人做肥皂，所以沒有生意囉！但這些本是我們的理念，當初希望十八區都有自己的一條龍服務，能回收廢油和自製肥皂，有興趣的居民不用千里迢迢來屯門購買。無奈這理念令我們生意不斷下跌，唔開心之餘有啲開心，因為好像達到目的。」有人對她們說，你們是否功成身退？這句話打入她們心坎裏去，百般滋味在心頭。

重新設計包裝 改變不了命運

生意不佳，便想方法扭轉局面，為了打入年輕人市場，她們找來設計師重新設計包裝，多了網上平台關注，但改變不了停產的命運。

台灣的手工皂，加入草本，以椰子油或橄欖油製成，主打用來洗臉、淋浴、洗髮，成本較貴，但可賣七八十元一件，綠慧公社的回收油肥皂，主要用來洗手和清潔家居，賣十八元一塊，得個做字。

毋忘初衷 不隨波逐流

不少人說服她們買油做肥皂，她們斷然拒絕，陸少琼認為，「買油做肥皂用了資源，何不將沒有用的資源變做有用的東西出來，意義是否更大？而且我們有自己的定位，每一間企業或公司，定位很重要，鞏固自己理念，不隨波逐流，我覺得應是這樣，你話我不懂做生意都好」。

環保，就環保到底，即使換來停產收場，這份堅持，不是人人做到。

很多人希望綠慧公社不要輕易結束，她們現在先結束廠房，「讓我們喘息一會，再看看有否其他可能性」，陸少琼語帶不捨，但內心的火並未熄滅。

步出公社，回望鐵閘旁四個翠綠的大字，心裏多了一份唏噓，還望將來再見。

綠慧公社將於9月結束所有生產，11月1日停止銷售，最後訂購日期為8月25日。

■網址：greenwomen.net

文﹕李佩雯

圖﹕劉焌陶、李佩雯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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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寧﹕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

【明報專訊】大年初一的香港，竟然發生騷亂。不到幾小時，網上已有維基條目，稱之為「魚蛋革命」。幾乎所有論者都譴責暴力行為。大部分建制陣營以外的，則同時強調要關注騷亂的源頭是政府的倒行逆施。亦有一些人苦口婆心，勸告騷動者顧及整體社會反應，恐防適得其反。這些人或被視為「左膠」，而筆者則將之稱為「自由派」。自由派是2014年雨傘革命的中堅，卻很難接受魚蛋革命中的暴力。從雨傘革命，走到魚蛋革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期間發生了極大的範式轉移，由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走向暴力爆發的境地。要了解今日的處境，或許要先從過去公民社會的範式說起。

到雨傘革命為止，香港主流社會都處在一種公民社會的規範中。這套規範是港英政府自66、67暴動以後，慢慢建立起來的。那是一套有價值取向的道德規則，同時也是一套範式，行之有效。這套範式是香港變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比醫療、教育、房屋等公共服務更根本。例如廉潔就是透過廉政公署的成立，慢慢轉化政府部門的作風，由貪污腐敗變成有效清廉的體系。政府對社會民情和輿論亦有所尊重，偶有回應。到了八十年代，三級議會（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已建立起政治社會，用不完整的政黨政治，把民意有制度地納入政府管治。到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習慣了由公民社會至政治社會，再到政府管治的互動。對比今日的香港政府，更覺得當時是難得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公民社會中有許多普遍價值。首先是法治。要留意香港人所認同的法治與西方民主社會所理解的不盡相同。法治在西方不單是守法，更重要的是保護公民權利，令人民生活不受政府干預。但香港人之重視法治，往往與社會秩序相混。另一個公民社會的價值是理性溝通。雖然沒有民主的議會，但一般人還是相信進入議會參與政治是改變社會政策的方法，也有效改善社會問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揭發可以上升到輿論，報紙、電台上的政治評論也足以影響政府施政。由以上兩種價值，自然可以推出非暴力的認同。因為守法和維護秩序當然不容許暴力，而講求理性溝通亦與暴力行為相左。

這些價值與規範皆以社會現實為條件。這些規範都是確實有效的，令社會走上了善治。所以我們尊重議會，重視新聞自由，信服政府施政，想也沒想過要訴諸暴力。回歸以後，這套公民社會運作卻開始失效。議會不再議政，而是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民意的地方，造成政治死局。政府對社會輿論愈來愈不重視，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受打壓，報紙、電台被收編或整治。

佔中運動之出現正是要挽救公民社會。他們認識到以往公民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希望貫徹那些公民社會的價值，實現民主化，目標正是建立更好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這次的理想再不是單純的善治，而是更崇高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是真正西方意義下的自由派。觀察佔中運動早期的部署，可以更了解這些公民價值是什麼。他們要求參加者先參與兩次商討日，由這個群體提出明確的普選訴求。這表示，他們非常認同理性討論，同時有明確的方案讓政府回應。這是傳統公民團體的套路﹕先有一群苦主，再有明確的訴求。然後是公民抗命的論述。由於香港社會長期誤解法治，公民抗命作為公然犯法，就是對社會秩序的衝擊。自由派要貫徹法治的精神，則認為公民抗命才能以法達義。因為由公民社會到政府管治是有機的整體。進行公民抗命，是訴諸社會大眾及輿論，構成更高的正當性去逼使威權政府讓步，服從民主體系。所以雨革的邏輯始終是要爭取主流民意，向政府以至中共施壓。希望政府依循公民社會的機制，回復善治。

中共不退讓公民社會邏輯失效

可惜中共完全沒有退讓。自由派沒有辦法運用公民社會的邏輯去處理問題。至此，公民社會的價值與規範也失去了現實條件。愈來愈多人對這套模式失去信心，也對這些公民價值不耐煩。

這其實在雨傘運動期間已有端倪。有好些人會以派系之爭去理解旺角佔領者與雙學之間的分歧。那未必是錯，但也忽視了理念上的差異。於雨傘期間崛起的本土派，經常自許勇武，對所有佔領期間的商討表示厭惡。有時會抗拒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大部分香港人不過是「港豬」，根本不會投入抗爭。他們相信只要有關鍵少數勇武的抗爭者，就足以開創新的局面。偶然會敵視主流媒體，認為網媒已足以號召所需人馬。如果不以派系或人事去理解，其實就是公民社會的規範對他們無效。

公民社會規範的失效會有什麼後果？又是否有別的規範？首先，正如許多論者所言，騷亂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政府倒行逆施的反應。一個生活美好的社會，不可能有人暴亂。香港以往透過現代化的管治，活用公民社會的機制和價值，擺脫六十年代隨時暴亂的社會。今日既然公民社會瓦解，社會矛盾無法處理，生活條件每況愈下，自然暴亂就要回來。但暴亂不是沒有邏輯的。它暴力，卻不等如非理性。

社會輿論現時幾乎一致譴責暴動，連參與雨革的自由派都不例外。但那是因為大家還在用公民社會的規範去理解魚革。無可否認，騷動者當下沒有提出很完整的論述去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沒有辦法回應許多指控和批評。但也有論者沒有強力譴責，而是開始研究有什麼論述可以支持暴力抗爭。社會行動，往往不是在完整論述出現後才發生；而是相反，先有社會行動，慢慢再產生論述。論述可以與行動相輔相成。政府可以打壓個別的社會行動或參與者，但當論述成熟，就會有後繼者接替，令行動持續。所以才能說「Ideas are bullet proof.」當論述還未成熟時，某些社會科學家會因為習慣舊有的規範，以為新的行動只是盲動和失秩，快將瓦解。從而勸諫行動者重回故有的規範。但事實是當一個意念成熟了，比瘟疫還傳染得快。想想2003年七一遊行前，多少社會科學家斷定香港人是經濟動物而不會大規模上街？

騎劫小販？所有矛盾皆抗爭燃料

魚蛋革命正正標示着好多新的，卻又不成形的論述與規範。其中一個對本土民主前線的批評，是他們自始至終沒有真的關注小販問題，只是借新年小販與食環的衝突起事，所以是在騎劫議題。但「騎劫」是一個公民社會下的概念，指抗爭者沒有尊重苦主的意願。因為公民社會中，沒有總體社會的問題，而是不同群體的議題，輪流向政府申訴，要求處理。以小販為主體，把新年小販看成他們的「議題」，就是這種運作。但於騷動者而言，公民社會的運作已失效，有的不是個別的群體和議題，而是無處不在的社會矛盾。所有矛盾都是抗爭的燃料，引發一次又一次的總體抗爭。抗爭不再是就群體和議題去發生。在暴動的當下，所有抗爭者都是一體的被壓迫者，可以一體地向政府和警政系統挑戰。

一個由雨革延續至魚革的規範，是行動中的共同時刻（communistic moment）。許多人都記雨革時的佔領現場有無數自發無私的行為，例如洗廁所、分享物資。對抗警察防線時更是萬眾一心。有人搬鐵馬，就會自動一湧而上幫忙；要向前衝，自然有人數一、二、三。今次的魚革，掘磚、拔路牌時，也是一樣，原本不相識的人會自覺互相配合。遇有抗爭者被警察拉走，就必定一湧而上要將他救回。這種「義氣」正正是自雨革一直延續下來的價值與規範。

面對魚革的暴力，及許多指責，論者當如何自處？你當然可以堅守公民社會的價值去批評。但那可能已不合時宜，因為過去附於這些價值的效力已隨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消散。另一個可能是，我們在新的行動和社會條件中理出新的規範。事實是，暴動當下沒有完整的規範。例如打記者，在許多支持暴力抗爭的人的眼中都不可接受，那可能慢慢就會變成規範。下次有抗爭者想打記者，或許就會被身邊的人制止。又例如，暴力抗爭的效力在哪？「寧為玉碎，不作瓦存」是否就足夠？

不要以為會暴動的人就沒有邏輯和規範，他們還是會在網路甚至主流媒體吸收不同的論述。至少他們接收了「三十年民主運動作廢」、「和理非毫無作為」這些論述，然後才打開了暴力抗爭的缺口。

文﹕李達寧

土地用途的價值與代價

土地用途的價值與代價
黃健明 | 謎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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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會長：3000萬會搞散肌健會
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明報專訊】2014年，一個冰桶為服務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香港肌健協會籌得逾3000萬元。手執巨款，會長劉偉明卻說是苦惱，因如何使用捐款，人人也有意見、有期望，「但我不是黃大仙。我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半年過去，冰桶話題不再，大眾目光不再聚焦協會，劉說不怕打回原形，「熱潮一定會冷卻，當年我們拿着3000元起家，我們本身就是這樣，有何問題呢？」

明報記者 鄭佩珊

成立委員會 邀議員律師監督

去年冰桶熱潮席捲全球，香港肌健協會在8月至10月獲得約4萬多項共逾3000萬元捐款。協會特別成立「冰桶計劃監督委員會」，邀請議員、律師及醫生等監察善款運用，劉偉明笑着解釋：「包括我自己也是受眾，我們運用這筆錢會否不夠客觀呢？3000萬喎，我連自己也信不過。」

結果委員之一、香港復康會總裁伍杏修去年底在雜誌專欄撰文，說聽聞有人對「橫財」充滿憧憬，還提出協會要像財爺一樣按人頭派錢，他以「毋忘初衷」為題告誡會友。問及情况，劉偉明變了「事後孔明」，「我早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他說，如何運用善款，會員意見紛紜，有人着重補貼生活開支，也有人希望支援醫療津貼。「協會要走到哪一步，我們要劃一條線。如果我想讀個碩士、博士，能否也申請款項？」

聞會員盼派錢 委員撰文告誡「毋忘初衷」

做生不如做熟，協會決定採用過去的資助模式，將款項主要津貼患者購買呼吸機、電動輪椅及聘請傭人之用。劉偉明表示，初步已通過100萬元過渡計劃，現已撥款28萬元資助8個家庭，平均資助額約三四萬元，未來兩個財政年度會分別撥款300萬元作同類型津貼。資助金額上限9萬元，採實報實銷，計劃的資產審查以政府撒瑪利亞基金為藍本，相對較寬鬆。劉說，因明白津貼牽涉病人生死抉擇問題，內部指引規定須於一個月內完行政手續。另外，協會計劃資助患者參與經醫生審批的試驗性治療，津貼上限為25萬元，每年最多資助3人。

置業費高昂 會址仍「寄人籬下」

協會會址位於橫頭磡邨，免租借用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辦公室，旁人看來3000萬元帶來設置會址的契機，但自置辦事處費用高昂，協會早已打消念頭。劉偉明多年來一直希望租用房署等社福用途單位，最近到元朗朗屏邨視察空置單位，但該屋邨辦事處職員卻「提醒」，因協會會員用輪椅，會與居民「爭𨋢」，或引起地區反對，租借暫未有進展。早前為應付捐款急增，協會特意增聘一名活動助理，但借用的辦公室沒足夠空間，劉說職員沒特定工作位置，每日也要「走鬼」到有空位的地方工作。

無懼熱潮冷卻 望大眾真正了解

冰桶變金桶，劉偉明預計協會每年平均開支由過往約150萬，急增至約470至500萬，逾3000萬元捐款足夠6年左右的經費。金錢以外，熱潮還帶來知名度，過去四出邀請他人合作的協會，早前獲電影《愛的方程式》及《解凍人生》邀請參與慈善首映，但劉偉明都婉拒，因協會處理捐款已忙得不可開交，「我怕太進取會讓人『搶錢』的感覺」。低調半年，協會下月29日會在馬鞍山舉行步行籌款，活動在一年前已籌備，他說焦點不在籌錢，「有人說冰桶挑戰是玩、是柴娃娃，不了解我們，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來真正認識這一批患者」。

身體日差咳血
肩負會務未言退

【明報專訊】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劉偉明即將步入53歲，自稱是患者中的「人瑞」，他原定去年底接受訪問，但突然不適，一直延至近日。他說，當時久咳未癒，咳出如「車厘子」般大小的血塊，急急入院治理，但仍未找到病因，下月需要接受電腦掃描查看是否有癌細胞。「每入一次醫院，身體機能也會退步一點點，冬天情况又會差一點。」劉偉明說。

接班人未定 勸年輕理事讀書拍拖

劉明偉現時穿一雙襪子大約要花5分鐘。若要外出，他會預先吞下醫生處方的「肚痛藥」，預防在外要上洗手間，因坊間傷殘人士洗手間設備參差，他未能自行如廁。藥物的心理效用大於一切，劉偉明試過因為肚痛，要花40分鐘由樂富會址急急「駕駛」電動輪椅回到土瓜灣的家。他不時自嘲個性孤僻，不喜出外交際，與這個問題也不無關係，「若面對訪問等事情，狀態不好才會頂硬上，但朋友間風花雪月就不會去了，真的會影響社交生活」。

長期病患令他的身體機能日差，劉偉明執掌會長之位多年，協會內部曾討論應否找年輕理事當接班人，他以朋友身分勸說：「趁他們仍有活力，是否應該發展個人的事？例如去讀書、拍拖。我們的體能有限，不能兼顧太多。」但接班人問題仍然未解決，劉偉明說，病人組織以患者為中心，病人會離去，一般會經歷起伏，是自然的階段，他說笑，只是因為「無事做」才留在協會繼續義務工作。「會員擔心我死，協會點算？但你總不會要求有第二個劉偉明出現。」劉偉明說。

空間革命——朱濤談佔領運動的空間政治

文/ 區樂融 崔誦恩
編/ 袁源隆 羅銳潛

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 Core課程。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在地上行走的權力」。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令人印象深刻。

雨傘運動已經結束，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波及旺角、銅鑼灣、金鐘。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有一個小社區，以海報標語作城牆，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金鐘「夏愨村」更百花齊放：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連綿不斷的帳篷，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就此，學苑訪問了朱濤，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

香港城市空間的好處

香港四周都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壓得人像生活在隙縫裡，朱濤認為這種城市空間雖然居住起來不太舒服，但這是香港空間本來的好處：「緊湊（Compact）的發展模式能節省大量土地資源，利於交通，也利於交流。」香港的交通體系效率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人與郊野的距離能維持在二十分鐘的路程之內，讓人能同時享受高密度的便利及休閒的郊野空間。

九二六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九二八警方發放催淚彈後，人們可以透過社交網站迅速動員，聚集公眾力量到金鐘支援雨傘運動，也得力於香港城市空間的緊湊。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言：只有人們居住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Power）；也只有人居住得夠接近，才可以保存行動的潛力（The potentialities of action）。「當一個專制者想阻擋人的交流時，就會像北朝鮮（北韓）一樣，把大家散落，不但在通訊，還在空間上，散落在郊野，不讓大家一起幹任何事情，動員起來也很難。」

香港街道的生機

二十世紀許多人開始反思城市的規劃模式，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衛生、疾病傳染、污染等問題。有的提出「反城市主義」，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彌補城市的缺陷；有的提出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積極發展高樓，就如新界新市鎮。朱濤認為以上方法皆失敗，因為會令行人失去地面，城市失去應有的密度，社區不再人性化。就如美國作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到，「反城市」傾向令二十世紀所有新規劃嘗試都失敗告終，因為「反城市」意味違反人性。

朱濤指出，「街道越交叉頻繁，越能保證街道的生機」，他以傳統歐洲式的高密度混合性的再度興起作解釋，如曼哈頓便嚴格控制「街區」（Street Blocks）尺寸，街上的陌生人較容易相遇，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8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區，就是以類似歐洲式街道的細密「街區」形式發展，小商舖在街道兩邊經營，高樓亦能提供人流參與城市生活，保證了社會治安。街道上的夜生活也較豐富，凌晨都有便利店、大排檔，大家一起照料街道。現時油尖旺及中環蘇豪區仍保留細密的歐洲式街道。

香港是個大商場

然而，近三十年的香港，大型商場湧現，行車交通佔據街道，密集的天橋幾乎擋住了天空，我們走在地面上的權力正一點一滴的被削去。

朱濤說，80年代以後，政府在填海新區的城市規劃中，開始放棄街道，規劃部門不再把地劃成一小塊，而是把一大塊地批給一個大開發商；為追求利潤，大開發商以巨型結構（Megastructure）的商場為藍本，佔滿整塊地，空間全被私有化。朱濤以九龍圓方商場為例，商場的中心兩百米以外沒有任何公共街道，圍繞圓方的地面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九龍站上蓋一律建造豪宅，更是增加了一般人對空間的距離感。

當然，發展商會遵從法例，在不高於地面十五米修建平台作空中花園，這些所謂「還給城市的公共空間」既不便利，而且公眾大多不知道其存在，所以是排他的。有次朱濤上了IFC商場的平台，發現酒吧都把傢俱放在室外的公共空間，朱濤坐下不久即被侍應趕走。「這些空間即使法律上屬於公共的，實際上卻是私有的。」

有學者反指，天橋連接商場與其他空間，人可以不斷地走。朱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公共空間一定要free。第一個解釋，是免費，Starbucks不是free，酒吧也要order；第二個解釋，是政治上的自由，可以聚會、表達政治訴求。哪一個商場裏面可以做一個政治的抗議呢？」一個沒有地面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公共空間的。

交通至上的規劃 政治與商業扼殺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規劃城市時一直以車行主導地面，交通至上。原來在地上的步行者或壓到隧道，或搬上天橋，令香港公共空間甚少。朱濤說梁振英初上任便大灑金錢於增修行人天橋、隧道、升降機等，「這其實很諷刺，他花了很多錢『幫助步行者』，但最後他是幫助步行者升到空中過天橋。」行人在地面上依舊被排擠，延續「人車立體分流」的舊有交通規劃。

香港車多地少，交通至上不就能解決擠塞問題？朱濤解釋，香港交通問題的癥結在於道路少，所以其每公里的行車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令城市的交通應變能力低、空氣污染、步行空間減少。他建議政府應遏制私家車數量，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在佔領的時候有人投訴到政總上班不方便，可是我們應該反過來問，政府本來就應該帶頭坐地鐵啊！」

什麼力量扼殺公共空間？朱濤認為，一是政治權力，二是商業開發。政治權利成為了商業開發的手段，城市法規縱容了「商業黨」、「地產黨」的出現。「現在要促使規劃部門緊急煞車，停止這樣的規劃模式，要把地塊劃得很小！」新如填海區的IFC和圓方，舊如老區觀塘，都在再分區規劃（Rezoning）的魔爪下無一倖免，失去街道。

各佔領區的空間政治

雨傘運動下，三個佔領區為香港創造了新的空間想像。朱濤詳細講述他對三地的觀察。銅鑼灣佔領區就像紐約的時代廣場——密集、人流高，是典型的商業社區的交匯處，城市空間的交匯點。雖然地方小，但能感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能量。

至於旺角，街巷靈活多變，方塊街區本身有規則，居住密度高，地方文化強，傳統而草根。佔領時創造了臨時關公廟，屢見行俠仗義之舉，展現文化生機。朱濤指出，旺角街道人很多，本有夜生活，不過道路被過度規劃，夜生活因而慢慢消失。佔領運動帶回社區的傳統，人在社區互相支持，可隨便在路邊聊天吃飯，甚至打邊爐。

金鐘夏愨道是最不可能出現的佔領區。金鐘軍政商齊集（解放軍總部、政府總部、商業區），且交通至上，既沒情感，亦欠文化，跟城市生活毫無關係，沒想到可以佔領。朱濤談到金鐘佔領區給他最大的啟發：「城市的好壞，最重要的不是設計，而在於人的發揮，能不能允許人參與和創造。最重要的是practice⋯⋯無論多麼糟糕、多麼失敗的設計，人都可以修補，建立新社區。與其花那麼多錢建歌劇院，打造西九，倒不如讓市民自由地創造；哪怕不規劃，由市民創造，比官方規劃起來，更持續不斷。」

佔領運動的空間意義

衝擊違反了空間的法律，但朱濤認為法律需要改變，因缺乏保障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意義。香港只容得下消極活動（Passive activity），有些公共空間甚至不能停留太久，只允許很小的示威空間。衝擊立法會和公民廣場，是以戲劇化的儀式表達訴求。法律沒有合法的途徑，例如不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在市區演講。又譬如立法會門外有示威空間，但立法會議員可以從另一條路進出，無法看見人民的訴求。政府通過規範，驅散政治訴求的力量。「學民思潮從國民教育集會開始，便表達需要公民廣場的訴求，但政府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嗎？還是立起欄杆？這考驗到政府執政智慧——很顯然大家很需要公民廣場⋯⋯政府將來會不停的加欄杆嗎？這相當於一個監獄，對自己（政府）又有甚麼好處呢？」

朱濤認同霸佔馬路能有效表達空間政治的訴求，比說大道理更好。九二五學聯發起由添馬公園遊行到禮賓府，警察把人潮堵塞在海富中心，示威者要在商場裡、天橋上竄來竄去，非常滑稽。直到佔領者在馬路上走，才會發現中環大會堂跟金鐘原來這麼近；直到可以真正自由地步行，才會發現街道（Streets）的美，不再套用汽車邏輯，以為道路（Roads）只有起點和終點。街道強調的是體驗路上遇到的各種驚喜和發現。「在那麼短的佔領區一條路裡面，你來回走也不乏味，反而是空間、地面和人的交流最親密關係的手段。」

反佔中人士常以「阻街」、「多餘」、「影響生計」等指控雨傘運動，是否反映了香港人一直缺乏空間的想像？朱濤舉了一個例子，高峰時間的寶翠園巴士站對出的斑馬線，紅綠燈一閃，行人像老鼠慌忙逃走；紅綠燈再閃，車就駛過。行人的權利被放在第二位，人要走得很急，沒有尊嚴。這種破壞本可以引發無數抗議，只不過大家很麻木，認為這是應有的城市模式。誠然，佔領的確影響旺角佔領區一帶的生意，但佔領結束後，零售的生意就恢復正常。反而佔領打開的城市問題——路權的抗爭，卻沒有任何改變，街道狀態仍然惡劣。

佔領區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體現空間的無限可能和想像。朱濤說，「資源有限」這理由太強，導致城市裏太多「不能」：沙灘裏不能放風箏，公園裏不能踢球會傷到別人。結果所有人都是消極的；規範限制了人的交流和創造。「平時我們都變得很怯懦，走到那個地方，保安說：『不能坐』，爬上欄杆又會覺得不安全。政府希望打造創意之都，但市民的性格變成這樣子，就不可能有想像力啦，怎麼能有創意呢？」佔領區一旦形成，安全反而不成問題，因為大家會互相監察。

佔領區裏，有人在牆面上書寫、投影，甚至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花，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現化主義的建築強調簡潔，多採白色牆身，不加修飾，完全沒有交流功能，朱濤以古代中國牆上的題壁作例，說明在雨傘運動中，市民在政總的石屎牆上貼海報、Memo紙等，令原本抽象的的牆可以重拾溝通作用。政府如何經營，也不及由下至上的生命力。

後雨傘運動的反思

雖然旺角、金鐘和銅鑼灣相繼被清場，抗爭卻變得靈活，不再限於佔領區內，而是融入了生活，以「鳩鳴」團和「報佳音」等形式接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插，與政權周旋對抗。朱濤對此提出了兩種解讀，首先是抗爭承繼了那種虛擬（Intangible）的價值，亦即是「我要真普選」的政治訴求；另一種則是通過逛街、集體撐傘表達對空間的訴求。

雖然雨傘運動把城市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帶到公共討論層面，但朱濤擔心運動過後，激情一散，公共空間、公共藝術、交通規劃、路權等有價值的問題變得抽象，最後再次消失。「我覺得佔中開了很多問題，不應該一下子就收緊到一個單一議題『我要真普選』，需要大家把問題都列出來，共同推動，把問題打開。」

佔領揭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

「政府給我們的空間是open space，不是public space。」朱濤認為，佔領馬路所揭示的是，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公園只不過是開放空間，供人消遣休閒。美國有研究指出，超過六成人在公園都是做靜態活動，我們甚少與在同一空間下的人交流。「Public space的意義是社會生活，to socialize，（人們）在市中心聚在一起。」在歐洲，以前廣場都是在教堂旁邊，是生活的中心，慢慢開始有戲院、市集，然後有市政廳，賦予廣場政治意義，廣場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間。

朱濤指出香港需要鼓勵群眾參與、互動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另一邊卻在公民廣場的四周圍起鐵欄，政府若要選址，「公民廣場最好，現在公民廣場繼續叫公民廣場，人可以去演說、討論問題。」不過，現今香港，簡單如聚集、交請願信、作政治訴求的地方都欠奉。朱濤以平日的遊行作例子，由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政總時，必須經過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這時候示威群眾就要一個一個跟著走，於是遊行就「肢解」了。政總外，都只有三個細小的示威區，附近一帶也不能聚集，這一大片地其實沒有起到公共空間的作用。

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

談起雨傘運動之後我們該如何前進，朱濤提出：「學生已經做了很多，總體來說，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人、專家參與的不夠多，大家應該和公眾一起能形成一種力量，促使政府作出改變。」知識分子可以從根本上反思這城市的交通規範，成為社會力量的中介、代表人，而不是政府的附庸。他又說，「我們現在教育的學生，他們未來的目標是為政府、大機構工作，沒有人會想我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理解問題後去作批判性的抵制，我們應該在佔中後打開這思路。」

朱濤一方面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深深體會到當中的矛盾，「我們做設計的是affirmative的動作，但公共知識識子最根本的力量是critical，要抵制、批判，這兩個東西有時候真的很難放在一起。」就例如在08年的四川大地震中，他批判當地的「豆腐渣工程」，同時又要為災後重建設計希望小學 ，如果他衝得太前，就無法處理後者的工作。雨傘運動中，朱濤雖然沒有衝在最前線，但仍然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在公民講堂講課、寫文章、參與思考。

城市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無論是政治權利，抑或是行走地上、擁有公共空間的權力，我們都沒有透過運動從當權者和大資本家手中奪回。不過，朱濤再次談到「人的力量」，樂觀地總結這場運動：「（雨傘運動）讓我積極的理解到，一切都還來得及。」

朱濤原本以為，商場失控地侵吞公共空間，大片地面私有化等破壞實在難以逆轉，但他從雨傘運動中發覺，這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被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感觀封閉。如果看法越是悲觀，便會越來越覺得香港的空間無聊。「（香港空間的）活力其實不會死掉，只是要等機會展露出來。那你會發現，其實永遠都有改善的機會。」

佔領區展示的無限可能，讓朱濤找到新的方向：只要有一塊地，摒棄舊有管理，讓大家自由發揮，以往對地面所造成的破壞，便恰恰能夠透過人的實踐得以復原。他說：「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後記：朱濤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與其稱朱濤為知識分子，他更似抱擁著中國的文人情懷，心繫家國，一邊堅守著建築師的專業，一邊為他的家土默默付出。朱濤在訪問的最後真誠地談到自己對於香港的情感，由抽離變得歸屬，最後更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朱濤自出生起便在不同地方飄泊，從來沒有安定下來。他在重慶讀大學，再待在紐約九年，後來想回中國，碰巧港大招老師，轉輾下便到了香港。他坦言自己對香港的情感一直比較抽離，當初把香港當作工具，方便為中國做設計，又保留一定批判性的距離，不會被中國內部的事物同化。他廣東話說得不好，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不過，在近年，朱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愈來愈強烈，以此為家：「因為了解，了解多了以後就開始有情感。」他自覺有責任去了解他生活的地方，繼而去想自己可為這個地方做什麼。於是，他近年看了很多關於重慶大廈、九龍城寨的歷史，在9月大專罷課期間，更曾在公民講堂授課。後來的雨傘運動，讓朱濤進一步看懂了香港。

「佔中其實讓我根本上看到香港的痛苦，跟台灣是一樣的。」朱濤說，大陸對台灣是無知跟傲慢：「我們會說台灣和樂融融啊、人情味很好啊，台灣人肯定都聽煩了。」後來有一天，朱濤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理解到原來台灣裡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並非來自他想像中台灣人對於共產黨的厭惡，而是早在國民黨到台灣後，蔣介石命令屠殺台灣本地知識分子時就種下。台灣美麗背後的沉重歷史讓他恍然大悟， 「這個痛苦、傷疤沒有好，你透過看見它其樂融融背後的痛苦，去了解那個地方。」

「香港也是一樣的，殖民、移民的傳統、幾個強權之間的較量，這歷史是不簡單的。」朱濤凝重地說，當他了解到香港的痛苦，便開始感到真正屬於這地方。雨傘運動讓他看見了浮華城市背後的哀愁，也真正看見了香港。

Hong Kong start-ups embrace the sharing economy for a better future

Vanessa Yung SCMP Lifestyle (source)

PUBLISHED : Tuesday, 03 February, 2015, 6:05am
UPDATED : Thursday, 05 February, 2015, 11:36pm

When banker Ryan Jeon and his wife decided to take their two children on a holiday in Japan over Christmas,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bags they had weren't enough to hold everyone's gear. But instead of buying new luggage, Jeon turned to the Rent-a-Suitcase service.

"I have suitcases for business, but family suitcases you don't really use that much," he says, adding that it's not worth buying a large suitcase for just two or three family trips a year.

Of course, the lack of space in Hong Kong doesn't help either.

Jeon came across Rent-a-Suitcase while browsing on the internet and, noticing that it used a brand which he was thinking of buying, figured this presented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bags on a road test.

After their experience, he's convinced. "It makes sense economically [to rent]," he says. "If you're comfortable with not owning stuff, it's great - there is less wastage."

That's music to Rachel Cheung Hiu-tung's ears. She founded Rent-a-Suitcase in August to offer short-term use of sturdy suitcases and lightweight, mountable cameras that can capture action videos as well as still images. Operating out of a small space in Causeway Bay, the service has proved quite popular with young and old alike.

"It's such a vicious cycle," Cheung says about buying cheap suitcases. "Because these are not durable, consumers wind up having to buy new ones while the old bags are thrown out, adding to the burden on landfills. Moreover, suitcases take up a lot of space, which most Hongkongers lack."

Rental of expensive hi-tech mountable cameras has also been a hit because most people only use them for a few days at a time on holiday.

Cheung's venture is among the latest to join the so-called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Also variously described as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or "asset-light lifestyle", it is built on the idea of providing access to resources rather than ownership.

This sector can be loose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re are the platforms based on sharing existing resources such as Airbnb (accommodation) and Uber (taxis). Other sites such as Jupyeah and Oh Yes It's Free are designed for swap or barter of used items. The third type involves sharing skills or services (outfits such as TaskRabbit) or capital (crowdfunding sites such as Fringebacker or Kickstarter).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a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both user and provider is a key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these ventures, some of which have had a disruptive effect on conventional businesses.

The success of local van-hailing platform GoGoVan, for example, ha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everal call centres providing similar freight transport services.

GoGoVan co-founder Steven Lam Hoi-yuen says call centres, which relied on telephone operators to connect available van drivers with customers, could not compete with his start-up's mobile app, which was able to link them directly with people who needed freight moved.

"I foresee the sharing economy will be a norm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Lam says. "Imagine a building where the residents are informed of the whereabouts of a spanner which they use freely; nobody would need to own a toolbox at home any more. How good would that be?"

Of course, that means many manufacturers would have to come up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in consumer behaviour, he adds.

Lam reckons Hong Kong lags behind the mainland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re are platforms [on the mainland] where you can get all sort of services - manicures, cleaning and anything under the sun - with the touch of a few buttons."

Bobo Rok of LuxTNT agrees. She set up the site offering rental of high-end designer bags, shoes and other accessories, partly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fast" fashion.

The trend of chain retailers producing cheap, throwaway versions of runway looks for the mass market is unhealthy, Rok says. "It's really unethical to copy other people's design. It's a big source of pollution too - people throw out the outfits after only one season."

However, Rok believes people want to wear the best, which is how she set up her business to provide access to luxury goods and original design at more affordable prices, as opposed to fast fashion chains like Zara and Forever 21. "That way more people would be willing to try it rather than just buy one-off [cheap fashion]," she says.

Her base is in a shared working space in Kennedy Town run by The Hive, which also operates branches in Wan Chai and Sai Kung. The premises suit her in several ways.

"I can meet similar people who are [running new businesses] so we don't feel too lonely. Also, the rent is so much cheaper - there's no way I can rent anywhere else for the same price."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these collaborative, co-working spaces is that they are not only about sharing physical environments, but also ideas and experiences. Innovation Lab, Cocoon, Wynd and Hong Kong Commons are among venture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Good Lab, a nonprofit wor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 doesn't just promote the concept of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 it lives up to the spirit. Its co-working spaces in Cheung Sha Wan and Mong Kok serve as hub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spired by South Korea's Sharing City initiative, Good Lab's director Ada Wong Ying-kay believes a sharing economy can yield benefits that are social as much as commercial.

"For me, the sharing economy is not about Airbnb and Uber [attracting] big money. What is more crucial is that it enh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mutual support within the community," she says.

"Hong Kong people are known for being big producers of waste and many do not realise the imminent problems relating to depletion of resources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ace. It's time we consider the issu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before it's too late."

Like Wong at The Good Lab, local academics Terence Yuen Yiu-kai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how Sung-ming from Polytechic University are promoter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Last year, the three published two Chinese-language books - Sharing Cities and Sharing Hong Kong -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global trend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that Hong Kong could take to better utilise valuable resources.

The books highlight local sharing initiatives that have improved people's lives, from the community kitchens of Food Angel to open-data platforms including news site Bastillepost and Green Map Hong Kong, a database of practical know-how on how to live green.

There's also Light Be, which matches owners of vacant flats with low-income families in need of housing.

To build on their books, the writers first organised Sharefest,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seminars at Polytechic University.

Later, they held a series of talks at The Good Lab that culminated with a "hackathon", where participants came up with ideas for new initiatives. Among the most promising is Space Buddies, an Airbnb-like model which seeks to connect people who have multipurpose spaces with others who need venues to hold meetings, parties or similar functions.

However, government support, which is crucial for a flourishing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has been minimal so far, Wong says. Without the right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xample, practical initiatives such as tool libraries and bike sharing schemes would not be possible.

Many public spaces could be utilised for hosting markets for creative products, Wong says, which can be a great way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fight corporate monopoly.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grudging policies on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is hindering many community activities, she says.

"All the government wants now is to build some tiny flats to pacify [demand for housing]. But everyone need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collaborative lifestyle can be a great way of enhancing it," Yuen says. "People who have hear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is capable of love the idea. All we need is more awareness and support to push the whole system forward."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Share market

拓展公共空間（HKPSI）

SmartCity要有Smart公園
蘋果日報 2015年02月01日

拓展公共空間（HKPSI）為創造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將公園內平平無奇的椅子改裝，設計出有轆的座椅，讓市民可隨自己需要，移動椅子。團體冀望設計概念能打破政府對公園「家長式」的管理方針。
記者：葉瑞媚　攝影：馮就康

半年前開始，拓展公共空間於油麻地進行街訪及舉辦討論小組，綜合街坊意見後，設計出可移動的「轆轆凳」，令到公園的座椅可靈活多變，如組合成單座、連座、圍座等等。可移動座椅在本月初曾設於油麻地兩周，該團體收集巿民反應後，將提供給政府作參考。

拓展公共空間理事陳逸敏指政府許多時考慮到安全或保安問題，拒絕引入創新設計，扼殺了他們不少創意。「政府聽到便很害怕，會有意外，會有偷竊行為，引人犯罪。正正因為這樣，我們便做一個實驗，向它證明在兩個星期內，完全沒有一張椅子被破壞，亦沒有一張椅子被偷走，同時沒有任何意外。甚至有人吃完飯，抹桌後才走。」

公園並不屬於政府，亦不屬於康文署，市民大眾才是真正的擁有人及使用者，每人對理想公園也有不同的意見。曾參與有關公共空間工作坊的中學生Eric指，他每次經過某些地方，便會想想該處可作甚麼用途。「好像添馬公園，例如星期日我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或是聽聽音樂。我覺得這才是香港真正擁有的公共空間。」而中學生Philip指香港的公園太多限制，若能減少限制會更好。

政府表示在九龍東試行「聰明城市」（Smart City），將興建一條貫通東西九龍的中九龍幹線，將油麻地的甘肅地、上海街及眾坊街的公園重建再起。若能由一張椅子開始做起，這個城市將有更大發展的潛能。

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

80後遊韓國 啟發口袋公園概念
放棄「錢途」 主張人生無限可能性
2015年01月28日 星期三 經濟日報網上版

新一代更重視公共議題，沒錯，80後的Maggie（連君婷）和Rachel（甄卉露），正是參加創不同（MaD，Make a Difference）青年創意活動而結緣。兩人眼見香港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等未獲重視，於是創立民間組織「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用力推動公共空間運用和人文交流。

人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做喜歡的事，空間內可謂有無限可能性；兩人認為，「生活本該如此。」

Maggie自稱「傻人」。「由中學到大學，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甚麼。」她說自己有些英雄主義，想做些事情，令世界變得好一點：「我不會是投行老闆，卻又覺得賺大錢好像很成功。能否將兩者結合？」Maggie做過全球化研究、紀錄片製作及NPO（非牟利組織），後來透過旅行、閱讀，加上修讀人類學哲學碩士，讓她明白到：世界有無限可能性。

尖子不願跟主流 當醫生律師

她很慶幸自己遇上同道中人Rachel，跟她一起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Rachel是高材生，經拔尖考入港大，卻選擇最沒「錢途」的哲學系，畢業後曾任職策略顧問和藝術管理研究，又修讀比較文學哲學碩士，跟Maggie一樣出自人文學科。「身邊很多同學都跑去當醫生律師，但他們不見得很快樂；我也不想行一條一早已經預計會是怎樣的路。」

兩位「傻人」在一次「瘋癲」（MaD）的韓國交流活動中結緣，他們留意到韓國的公共空間跟香港大同小異，只是當地人會到公園野餐玩樂器，而香港人似乎忽略了公共空間的運用。回港後，二人須合作完成一個社會創新項目，公共空間順理成章作為項目主題。

她們將香港不同人士在公園的活動拍成影片，在九龍城書節播出，再收集意見，了解其他人想在公園內做甚麼。Rachel指：「參觀書節的大多數是年輕人，我以為他們都不愛到公園，殊不知他們對公園有很多想法。」

創「日落茶吧」 餐牌是9條問題

有想法，只是沒有人做出來。「香港人太守規矩，不敢做些較特別的事。」Maggie說。集思廣益加上二人的想像力，成立了「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發掘口袋公園、天橋底等公共空間的不同可能性，例如玩巨型「扭扭樂」，突破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界限；又如「日落茶吧」，餐牌上列出的不是咖啡小吃，而是9條問題，讓兩個陌生人坐下談天。「一些不敢跟別人透露的秘密，你敢不敢跟一個陌生人說？」Maggie說。

她們認為，但凡能夠讓人互相交流的地方，就是空間，需要人們多加關注。「公共空間運用不是很難的議題，人人都可以在公共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Rachel說。

多方合作 成創新項目模式

公共空間的討論和政策落實，往往涉及政府、市民、關注團體以至企業等，「在三藩市，曾經有班人在閒置的泊車位野餐，引起當地政府的關注，結果促成了政府、關注團體和商業品牌等合作，共同將閒置的泊車位發展成可用的公共空間。」

跟政府、民間、地區團體和企業合作，是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模式，也可能是僅有的出路。Rachel說：「做這些項目不能令你賺大錢，但至少他們會提供資金，讓你將自己的想法做出來。」Maggie補充指：「但要走得最前，盡量豐富相關的經驗，因為這才能夠顯示到我們所做的是可能而且具可信性，之後才可影響社會，擔當設計和策劃的角色並教導社會大眾和企業。」

二人現時均於創不同工作，有正職維持生計，社會創新項目仍屬業餘性質，不過她們仍希望未來能以「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的工作為正職，但現階段仍在摸索自己的強項和發展方向。

「或許這項目將來可以發展成為一間顧問公司，從事人們如何跟社會接觸方面的研究和空間設計等。」Maggie總結。

撰文:陳子健

The Good Lab 共享經濟系列活動回顧

http://goodlabhk.tumblr.com/post/106490974805

共享經濟和共享社區這樣的詞彙在過去兩三個月開始逐漸成爲人們熟知乃至常用的一個詞彙。但是半年前，這類詞彙還只是停留在學者的論文和部分行動者的詞典裏。Good Lab 從八月初開始，一連舉辦了五場講座，再加上十二月香港首次以「共享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前後經歷了半年時間。

共享經濟作爲一個議題，亦開始從學者的書堆裏走進社區，成爲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此趨勢。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趁2014年年底到來之際，一起回顧這一思潮的由來、發展以及它對香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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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國 The Atlantic 雜誌刊登題爲《寧靜的革命》的文章，介紹了當時才開始零星出現的共享經濟案例。

2013年，英國 The Economist 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紹了在歐美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浪潮。

今年4月，由鄒崇銘、黃英琦以及阮耀啟三人合編的《共享城市》以及《共享香港》上下兩冊書正式上市。圖書上市不久，「共享香港」就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場ShareFest活動，吸引了數十人參加。

而與此同時，美國共享經濟最爲著名的兩家企業 AirBnB 和 Uber 也相繼進入香港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策劃了前後五次講座，圍繞「如何讓香港成爲共享城市」這個主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共享經濟踐行者，去探討如何在都市裏找到共享空間；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實現共享；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共享，以及如何在社區的層面推動共享社群的出現。

先後有超過400人次參加了這一系列的講座，亦有超過一千人次在網上觀看了這一系列講座的短片。

11月，Good Lab 更組織首爾社會創新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共享經濟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狀況。

12月，第一次共享經濟HACKATHON於Good Lab舉辦。是香港首次此類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參加者，最終有三支隊伍脫穎而出，他們分別是在社區推動共享、在都市角落開拓新共享活動空間以及借助手機APP幫助基層婦女找到更多合作空間。

系列活動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看到了人們對共享經濟這個話題的極大興趣，看到了來自商界以及民間不同的共享經濟之實踐，更看到了香港發展共享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但最終共享經濟是否能夠形成大氣候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坐言起行，方會有所進展。在此，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下問題：

•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當中實踐共享？
• 如何讓共享行爲惠及老人和小孩，而不只是熟唸技術的年輕世代？
• 如何修訂現行法例，使之更有利共享經濟的發展？
• 政府是否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
• 如何與國際潮流走到一起，思考香港如何引領下一波共享創新？

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卻並不簡單。Good Lab 在2015年將繼續與你一起關注共享經濟的發展，更希望你可以身體力行，成爲答案的一部分（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SROI] 當歪論變成畸論

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
鄒崇銘 2015/1/3 — 9:46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如何分析社企營運之道

《EMBA Forum：社企的成功關鍵因素》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空間覺醒的前雨傘運動簡史

小西

轉眼間，「雨傘運動」已踏進第九十三天。雖然，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幾個主要佔領區早已清場，但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又稱「添美村」）至今仍然有人佔領留守，被驅散的各區原佔領人仕，則改以流動佔領的方式（俗稱「鳩嗚」），延續運動。 雨傘運動將如何終結，仍未可知，而在運動期間在民間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大量政治能量，將以何種形式轉化，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雨傘運動對於香港各個領域的影響，可謂劃時代的。

在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筆者曾經在本版撰文指出，這可算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人民最大型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運動，由於佔領行動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運作的暫時打破，在市民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巨大文化慾力，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股巨大的文化慾力，將是任何從政者所不能少覷的。 佔中之後，人民會有新的生活想像，我們都回不去了。」（本版，2014年10月13日）而這股文化慾力最能體現於市民大眾對於空間政治的覺醒與想像。

空間覺醒有段古

事實上，在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各個佔領區，我們都看到市民自發、層出不窮、充滿創意的空間實驗與實踐，無論是軒諾道中的「自修室區」、政總外的連儂牆，還有在佔領期間在公共空間出現過的大大小小藝術創作，無不令人嘖嘖稱奇。 無可否認，雖然香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有效率和自由的城市，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公共空間規管得最嚴的城市，隨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論述之大行其道，香港的城市空間基本上已被高度資本化，你能夠在這個擇競天物的資本森本中擁有多少自由，很多時都得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你口袋裡的錢愈多，你便愈自由，其中包括閑暇與玩樂的自由。

由此觀之， 佔領期間，在金鐘、中環、灣仔等地方工作的OL，之所以在午飯時間跑到金鐘佔領區用膳、散步或「煙break」，甚至有民眾在佔領區放電影與煮食，也就不難理解。這些在公共空間出現的創意行為，正正反映了人民對理想城市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空間覺醒。 然而，「世上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上述的空間覺醒並非始於雨傘運動，它們其實早自九十年代末，隨着新一輪的全面都市化發展而逐漸萌芽。

「城市權利」的啟蒙

當然，若論香港市民近年的空間覺醒，我們一般會上溯至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但其實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得更遠，其中包括自2003年市區重建局公佈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重建項目所引發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政府將以8.64億港元將居屋紅灣半島業權賣回參與發展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發展商打算全面拆卸重建成豪宅，而在環保團體及社會輿論壓力下被逼放棄，2006年西九文娛區計劃在市民一面倒的噓聲中「推倒重來」，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以至近年的關注新界西北發展運動。

究其根本，這一場空間覺醒運動，大概跟千禧年後、新一輪的都市重建的全速開動有關。當然，都市重建並不是千禧年之後才出現的新事兒，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已隨着港英殖民政府的「光榮引退」大計逐步開展。 不過，跟千禧後的都市重建計劃不同， 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權力遠遜於後來的市區重建局，重建舉步艱難，加上當時香港整體發展殷殷向榮，人人看似得利，市區重建對於常民生活的影響還不明顯。然而，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體加速轉型，再加上2001年市區重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並具有更大的法定權力，發展的推土機開始觸及常民的日常生活肌理，而這可算是近年一系列的都市空間運動肇始之基點。

然而，有權力的地方，便有覺醒與反抗，隨着上個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開始對常民日常生活肌理的大舉入侵，市民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開始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脅，於是也造就了近年城市空間運動之遍地開花。

固然，「雨傘運動」最原初的目的，是追求具有廣泛而普遍代表性的民主選舉體制，但民主的實踐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都市空間、生活與文化之打造。由此觀之， 雨傘運動期間所喚起的空間覺醒與實踐，也就其來有自。換言之， 雨傘運動不單是一場追求真普選的政治運動，它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空間覺醒的城市權利啟蒙運動。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2014年12月29日

黃元山：共享經濟 拉近人與人距離

貸評山下：共享經濟　拉近人與人距離
蘋果日報 2014年09月30日

網絡世界的發展，造就不少新的商機和投資機會，其中一個需要留意的趨勢，就是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或者叫協同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這些新型經濟模式在外國早已興起，近期才開始在香港發展，如短期租房平台Airbnb或call車服務平台Uber，而其他比較著名的外國例子，包括eBay（貨品買賣平台）、TaskRabbit（服務提供平台）、Lending Club（網上貸款）、Kickstarter（群眾籌資）、Car2Go（租車服務）等；涵蓋的包括物品、服務、金融等多個範疇。

Startup更具生存空間

所謂共享經濟，其實就是一個去中介化的過程，由個人與另一人（P2P）直接進行交易，將自己擁有的閒置資產（idling assets）甚至勞力，變成有用或可以賺錢的東西。今後大型企業如何進行調節，以適應新時代的消費模式，政府如何一面制訂合適法規以保障消費者，同時又保持共享經濟活力，值得大家關注；在亞洲國家，以南韓和馬來西亞政府，在法規配套上比較積極，看來香港也要急起直追。

筆者有幸和三個本港共享經濟的企業創辦人談話，一間是做小額支付平台的Cashyou，另一間是要重建社區網絡關係的Myflat.hk，而第三間是做網上金融的WeLend。筆者認為這類的創意，不但為香港過於單一化的經濟注入清新空氣，推動創新經濟，以及帶來的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例如社區之間的互信，更非常具社會效益。長遠來說，去中介化當然會使中間人的業務有損，不過，整體社會的經營成本有助減少，激發更多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也避免了無謂的經濟問題，例如著名的principal agent problem（委託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問題）。筆者問到，會否害怕大型跨國企業看到相同的機會，然後進軍這個市場，減少了這些startup的生存空間；有趣的是，其中兩位創辦人都不約而同的說，他們的生存空間就正是大企業轉身較慢，較難追上網絡經濟急速發展，造就了創業的機會，而大企業更會和這些startup合作，例如大型連鎖店Walgreens選擇和TaskRabbit合作等。

根據Crowd Companies對逾九萬個美加及英國受訪者所做的一份調查，發現參與共享經濟的人近半都比較年輕，介乎18至34歲，四分之三受訪者有使用社群網站習慣，而且經濟能力較為寬裕；從人口總體的比例來看，美國已經有約四成的人，參與某一類的共享經濟，而且比例在增加中，故此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經濟動力。

手機普及　利資源分配

以前的分享經濟是左鄰右里借豉油，自從互聯網和手機普及化，人們彼此資源共享的潛能得以再次發揮，消費者可以自己主導，將擁有的閒置資產如房屋、資金、汽車、消閒用品、衣履甚至自己的勞力，透過共享網絡平台，向其他消費者出租、出借，方便、環保之餘，又可節省開支，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又可以賺錢。藉着相互傾談，人與人的關係再度回復密切，增加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資訊與空間共享 締開放協作社會

資訊與空間共享 締開放協作社會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獨眼香江 | 獨眼香江 | By 紀曉風 | 2014-12-29

一個共享城市，除了共享資源、空間及專業技能外，若還能有效共享資訊，便意味這是一個更開放、不同團體可互助協作解決問題的社會。一班IT人成立的Code4HK網站，企圖以程式改變香港，透過開放數據的分析和圖像化，以資訊科技鼓勵更多公民參與和互動。遠親不如近鄰，有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加強社區資訊流通，重建鄰里間的守望相助，甚至共享人力資源，保姆、補習老師就在咫尺；還有建構中的「空間夥伴」，透過網絡地圖呈現各種綠色生活的資訊和活動空間。

Code4HK網站 用程式改變香港

進入Code4HK的網站，就見到「用程式改變香港」的口號，還有他們的主張「開放政府、公民開發、開放源碼」。

一班IT人利用公餘製作香港光害地圖、新界東北土地分布圖、圖像化的財政預算案及佔領運動物資圖等，把數據變成易於解讀的圖表，目的就是「資訊共享」，透過資訊科技，鼓勵更多公民參與。

Code4HK 創辦人Vincent 及Gilbert，本身是香港大學同學，也是IT人，他們認為一個IT社區是應該與世界接軌，在一年前成立了Code4HK，以公開平台集合一班志同道合的程式員、設計師等，製作跟社會議題有關的項目，收集公開資訊和數據，利用本身專長，將之分析及圖像化（Visualization），再透過網絡共享。

民間自發 立場更中立

「共享經濟就是要有開源文化，跟社會更貼近，外國流行Data Journalism（數據新聞），而我們是民間自發，立場更中立。」Vicent 說，現時Code4HK 的核心成員有6 人，另有約30 至40 名會員，大家利用公餘，埋首電腦，發掘不同的程式軟件及社會關心的議題。

像新界東北發展爭議時，他們疑惑，究竟有多少人理解衝擊的背後，發生什麼事？遂從發展局網站下載了數百頁的PDF資料，花了數個晚上研讀，製作了一個土地分布地圖和時間軸，讓公眾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又試過為財政預算案「圖像化」，讓納稅人了解政府把公帑花在哪裏；又如佔領運動期間，他們製作一個集合新聞、佔領區物資需求等的資訊平台，讓市民一目瞭然；又有成員製作一個探討香港青年選民分布的分區地圖，「明年區議會選舉，我們計劃製作一個平台，把青年投票率圖像化。」

但他們認為，相對歐美和台灣等，香港在數據圖像化及資訊自由等方面，都較落後，「美國有法例確保open data，但香港作為發達城市，卻沒有資訊自由法，政府常以私隱為由，有限開放。」Code4HK 的成立，也參考了美國的Code for America，「他們很有創意，利用科技和共享資訊來解決問題，如有個App，讓一個社區的公民『領養』消防喉，因當地冬天常積雪，把消防喉都埋藏在雪下，『領養者』就要負責幫領養了的消防喉清理積雪，好讓意外發生時，消防車可即時找到水源。」

以台灣為例，共享資訊發展得很蓬勃，公民社會亦相對龐大，「他們製作的網站，閒閒地有過百人義務幫手。在台灣新北市鄉郊，每條電線桿都有一個QRcode，當有倒塌、損毀等情況，有人把即時資訊放上去，就可透過手機上網清楚了解。」Gilbert亦說，台灣的「零時政府」（ G0v.tw）是民間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化的成果，「政府也有參與，如他們把全台灣的醫院輪候時間製作了網站，方便市民查閱。」

犧牲了公餘的吃喝玩樂時間，但他們認為，過程中也是一種學習，「雖然未必改變到全世界，但至少某程度影響到社會。」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重建守望相助

很多人以Facebook、Twitter等網上平台，與好友遠距離溝通，偏偏近在咫尺的左鄰右里，卻儼如陌路。為重建遠親不如近鄰的社區網絡，有港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按居住地區或屋苑，將用戶分到不同網絡群組，方便鄰居聯絡，共享資源。

Around 前身為「Myflat.hk」，本月初改名前有4000多名用戶，由兩名創辦人黃景龍及譚俊傑投資逾百萬元創立，目的是打破人與人的隔膜，「80年代問鄰居借豉油，現在入升降機都當對方透明，我們希望用科技製造平台，重拾鄰里守望相助的關係。」黃景龍說。

Around 按用戶居住地區分組，並向大廈管理處收集開會、停水等通告，在群組裏通知住戶；又鼓勵用戶自行交換資訊及服務，例如，有用戶召集鄰居夾錢坐的士、一起帶狗散步、推介食肆等。

除了資訊，Around 亦期望做到資源共享，他舉例，大部分家庭有維修工具，但每年只用一兩次，搬家時又可能丟掉，「可否在管理處放一個工具箱共用呢？」

資源共享講求信任，「我借東西給你用，要先信你不會用壞」，故Around除了按區域劃分群組外，亦設有屋苑群組，「你知對方住在附近，隨時在大廈大堂就碰面，你保管他的東西時會較負責任。」

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再進一步，Around 希望做到人力資源共享。以天水圍為例，區內工作機會少，不少父母都外出工作，家中小孩無人照顧，「但區內其實很多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可幫忙照顧小孩、做家務、煮飯等。」如此一來，父母毋須花高價跨區請保姆，也可善用區內人手，甚至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Around更希望用戶能建立現實生活中的鄰居網絡，因此，他們落區辦活動，上月就在啟晴邨設流動告示板，供居民寫上所須資源，如徵求補習、二手傢俬等，吸引約100名居民到場，互相認識、交換資訊和拍照。他們認為，科技發達有助點對點平台的發展，且環保是大趨勢，共享經濟的前景樂觀。

公共訊息透明化 助監督政府

在外國亦有平台促進資訊共享，透過開發應用程式，促進市民參與公共事務。

Code for America 在2009 年創立，當時美國城市的稅收正減少，公共開支卻增加。創辦人Jennifer Pahlka想改變城市的運作模式，以低成本發揮更大影響，以及善用市民的人力資源。於是Code for America 派駐人才到市政府，開發有助城市建設的App，以往由政府部門編寫App，至少要用上一年時間，現時的效率卻大為提升。Code forAmerica亦由第一年合作的波士頓、西雅圖、華盛頓、費城四個市政府，擴展至現在與逾百個市政府合作。

台灣的「零時政府」（g0v.tw）則由一群應用程式設計師於2012年底發起，透過寫App、網上圖表等，推動社會資訊透明化。發起人認為，政府雖然會公開資訊，市民卻難以應用，例如急症室的資料分散在不同醫院網頁，格式也不一致。零時政府就分析31 間急診室資訊，製成圖表，呈現平均等候時間、擁擠程度等。

零時政府後來加入社會各個領域人士，包括工程師、設計師、學生等。在上月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他們亦製作「議員投票指南」，揭露各縣市代表的提案次數、政治獻金等資訊。他們相信，資訊透明化可幫助公民了解政府運作、理解議題，從而監督政府。

場地資源配對 推動綠色生活

愛好綠色生活的家庭主婦林麗珊，今年初發起成立「香港綠色生活地圖」，透過網絡地圖呈現各種綠色生活的資訊；在「共享」的大前提下，讓她遇上了欲發展「空間共享」的IT人Walter和Kennedy，結果兩個組合一拍即合，未來將利用手機App、網站，甚至一個社企的模式，讓城市人尋找空間之餘，融入綠色生活。

「外國早已有green map，我就萌起成立香港的綠色地圖，除有郊野公園、草原分布的地圖外，亦包含整個綠色生活，如哪裏有回收、有機耕作、傳統的補鞋、修理雨傘鋪、待用飯券的食肆等，所有關於綠色生活的資訊和活動，都網羅其中。」她在Facebook建立了分區綠色生活地圖群組，但她坦言，一切非想像中容易，「意念傳開後，有志同道合的主動走來幫手，原計劃由自己居住或工作的社區出發，但起動較慢和被動。」

其後，她在Good Lab 的活動中遇上Walter 和Kennedy 兩位IT 人，Walter 原希望發展「共享空間」，「我發覺在香港要搞活動，搵場地好難，像一班人打Board Game，只能去連鎖咖啡店、住客會所，好唔方便，去商廈或工廈租地方，亦不便宜；但事實上，在假日有很多閒置場地，像私人補習學校、村屋天台、花園等，是否可用較平的形式出租？」Walter說。

兩個理念，看似風馬牛，卻迸出火花，因綠色活動或環保工作坊等，都需要尋覓活動場地，「我們希望做農地配對，有錢人買了農地，若丟空了，是否可出租予有機耕作者？這樣，就可以透過App 或網絡平台，作空間配對。」林麗珊說，未來一些閒置的資源，如可作用的有機埋肥的資源、廢料回收再造的資訊、環保活動義工等，都可透過「空間伙伴」的平台分享。Kennedy亦構思，未來可共享廚房、音樂或藝術工作室等。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

紀曉風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重建守望相助
2014年12月29日

《信報》獨眼香江：很多人以Facebook、Twitter等網上平台，與好友遠距離溝通，偏偏近在咫尺的左鄰右里，卻儼如陌路。為重建遠親不如近鄰的社區網絡，有港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按居住地區或屋苑，將用戶分到不同網絡群組，方便鄰居聯絡，共享資源。

Around前身為「Myflat.hk」，本月初改名前有4000多名用戶，由兩名創辦人黃景龍及譚俊傑投資逾百萬元創立，目的是打破人與人的隔膜，「80年代問鄰居借豉油，現在入升降機都當對方透明，我們希望用科技製造平台，重拾鄰里守望相助的關係。」黃景龍說。

Around按用戶居住地區分組，並向大廈管理處收集開會、停水等通告，在群組裏通知住戶；又鼓勵用戶自行交換資訊及服務，例如，有用戶召集鄰居夾錢坐的士、一起帶狗散步、推介食肆等。

除了資訊，Around亦期望做到資源共享，他舉例，大部分家庭有維修工具，但每年只用一兩次，搬家時又可能丟掉，「可否在管理處放一個工具箱共用呢？」

資源共享講求信任，「我借東西給你用，要先信你不會用壞」，故Around除了按區域劃分群組外，亦設有屋苑群組，「你知對方住在附近，隨時在大廈大堂就碰面，你保管他的東西時會較負責任。」

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再進一步，Around希望做到人力資源共享。以天水圍為例，區內工作機會少，不少父母都外出工作，家中小孩無人照顧，「但區內其實很多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可幫忙照顧小孩、做家務、煮飯等。」如此一來，父母毋須花高價跨區請保姆，也可善用區內人手，甚至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Around更希望用戶能建立現實生活中的鄰居網絡，因此，他們落區辦活動，上月就在啟晴邨設流動告示板，供居民寫上所須資源，如徵求補習、二手傢俬等，吸引約100名居民到場，互相認識、交換資訊和拍照。他們認為，科技發達有助點對點平台的發展，且環保是大趨勢，共享經濟的前景樂觀。

http://startupbeat.hkej.com/?p=12517

超越扶貧概念 社企趨向多元

超越扶貧概念 社企趨向多元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By 譚穎茜 何俊傑 | 2014-12-23

香港社企發展已逾十年，是政府推動扶貧工作的重要夥伴。根據社聯出版的《社企力—香港社企概況2012-13》，現時約有七成社企以「聘用弱勢社群」及「培訓弱勢人士」為其主要社會目標。民政事務局最新發布的《香港社企透視研究報告》中，透過電話調查的受訪者中，近七成認為社企能為弱勢社群增加就業機會，可見社企是有效扶貧渠道的印象已深入民心。

回顧過去八年，參與成立社企的機構或公司的數目由2007-08 年度的68間增至2013-14 年度的190 間，增幅達179%。早期所有社企只由獲《稅務條例》第88條豁免繳稅的註冊慈善機構成立，自2008-09 年起，開始出現非慈善機構成立的社企，比例還逐年增至2013-14年度的34%。

與此同時，社企數目由222間，激增至457間，增幅達105.8%【圖】，當中60%隸屬註冊慈善團體，38%為獨立註冊公司，不足1% 為合作社；資金來源方面，逾50%社企透過政府資助，遠超於自資（22%）及其他資助（13%）。

現時，「餐飲及食品製造」、「生活百貨」（零售）及「醫療及護理」是社企從事的三大行業，近年也見有社企從事「教育及培訓」及「環保及回收」【表】。大部分社企仍以「創造就業」為主要社會目標，所以參與行業亦以勞動密集的業務為主，但有關趨勢顯示，除創造就業以扶貧外，愈來愈多社企從事高增值技術行業（如教育），反映社企與時並進，嘗試回應其他社會發展目標，例如回應人口高齡化及推動可持續發展。

以近年深受社會關注的可負擔房屋短缺這問題為例，年中有社企向城規會申請，把政府持有的前九龍紗廠眷屬宿舍大樓活化，翻新為廉價出租社會房屋，供有需要的單親人士居住。昔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可負擔住房的責任，主要由房委會及房協肩負，時至今天，其他社企也參與其中。另一近期成為話題的本地電影《爭氣》，也是本地社企的出品，該社企透過讓視障學生及成績欠佳的學生參演音樂劇，培育年輕人的品格與自信；其後，更把訓練過程拍成電影，誘發公眾反思現今教育制度的問題，並啟發如何為學習動機及自信心低的學生開創新的生命旅程。

上述例子正好說明，近年社企發展迅速，其社會目標、營運模式及提供的服務已多元化，除扶貧外，社企可以達致更廣闊的社會目標。事實上，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社企較政府部門更具彈性地滿足不同社群的具體需要，以彌補市場及政府的不足；加上近年私人企業亦開始踏足社企領域，在商界運作及社會目標相結合下，「創效投資」、「社會創新」、「社創精神」等新興概念漸引發各界關注。

就社企在本地的發展，我們有三個觀察：

一、由非慈善團體營辦的社企所佔比例愈來愈高，當中不少私人團體所辦的社企，開展公平貿易、教育、環保、文化保育、社會房屋等不同類型工作，令社企涉及的社會目標更為多元廣闊。

二、絕少社企以合作社模式經營，這或許由於成為合作社的程序繁複。反觀南韓，當地政府2012年推行合作社法例（The Cooperative BasicAct），把社企發展置於「社區經濟」框架內，並鼓勵由下而上、平等參與的管理模式，讓弱勢社群分享決策與管理，推動更均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增加社企所能做到的社會影響。

三、政府近年強調「社會創新」，但新推出的社創基金仍以扶貧為終極目標，大眾仍然覺得社企一如社會服務團體，純為慈善事工，鮮有人討論社企對香港經濟以至社區營造所帶來的貢獻。英國政府早已把社企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約7萬個社企的生產已佔當地生產總值（GDP）近5%；南韓約1 萬個社企及合作社的生產值，已佔該國本地生產總值約0.04%【註】。此外，南韓政府更透過社企活化舊街市、建立托兒中心等，以推動社區更新和發展。

在香港，社企在整體經濟、社區營造，甚至在創造正面社會影響力方面可扮演什麼角色？這實在有太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為重要一步，政府應研究擴大資助的範圍和對象、改善責任採購和招標政策、實施稅務優惠等，創造更有利社企發展的環境，讓社企有更大空間追求不同的社會目標，藉此解決部分當下不同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譚穎茜為社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高級經理、何俊傑為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


【註】Eun Ae Lee and Young-SikKim. 2 0 1 3. Social Economy andPublic Policy Development: a SouthKorean Case.

【延伸閱讀】《社聯政策報》第17期《社會企業：如何推動社會創新之路？》

為二手貨尋第二春

最潮消費模式 為二手貨尋第二春
2014年12月22日

《信報》獨眼香江：近年，社會上出現不少民間自發的共享平台，讓認同此理念的人們，可共享衣櫃、雪櫃等物資，以至大家曾經擁有，但隨時光飛逝而丟失的生活瑰寶。3名女生發起的網上平台「執嘢」，為二手舊物如家具、日用品尋找「第二春」；有人大魚大肉，有人飢腸轆轆，由中大學生成立的「食物放提」，把剩食資源重新分配；二手時裝社企Green Ladies，在經濟及環保誘因下，把二手衫的重用率提升至67%。

然而，港人對「二手貨」的接受程度依然保守，富裕階層只願獻出，卻羞於「接收」。其實，惜物是福，共享不論貧富，好好善用閒置資源的剩餘價值，才是最潮消費模式。

學生創網上平台 重新分配食物資源

香港是資源豐裕的城市，不少人習慣丟棄「剩食」，往往把口味不對、或購買數量太多的食物棄掉，浪費之餘，也忘了社會上總有飢餓匱乏的一群。有學生針對棄置食物的問題，設立網上平台「食物放提」，讓網民將剩食與人共享。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9名學生，去年3月創辦「食物放提」，創辦人之一郭子瑋稱，他們希望透過新渠道，重新分配食物資源，「香港有三分一的垃圾是廚餘，當中大部分是仍可食用的食物，霸佔了堆填區，又污染環境，但另一邊廂卻有人捱餓。」

他們在Facebook成立群組，若網民有吃不完的食物，便可上傳照片，並附上食用限期、交收地點等資訊，若有人想領取，就留言或主動聯絡。目前，群組有近5800名會員，大多已熟悉群組運作，創辦人毋須再做品質監控等，只須批准成員加入。

郭子瑋坦言，從未刻意宣傳網站，「除一開始擺過一次地攤，其他都是靠人脈網絡，一個傳一個。」起初他們從小商戶入手，邀請商戶提供食物，「接觸過很多商戶，但他們都不太願意，就決定以個人為對象。」如此一來，也令群組裏「放提」的食物，種類更豐富。除有餅乾、糖果、新鮮蔬果外，更不時出現住家飯盒、生日蛋糕等，「我自己也試過將婚宴裏吃剩的盆菜送出，由上載到交收完畢，前後只約2小時。」
（節錄）

http://203.105.4.123/node/119370

GoGoVan顛覆物流界

網絡配對貨運 GoGoVan顛覆物流界
By StartupBeat on December 15, 2014

把閒置的資源充分利用，透過科技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是共享經濟的典型模式。在本港，近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功例子，就是三個美國留學的小伙子憑2萬元創立的GoGoVan。

雖被譽為「物流界Uber」，但創辦人之一的林凱源（Steven）直言，從未參考過Uber的經營模式，只是「誤打誤撞」讓他們發現了本港貨運業一個奇怪現象，從而發掘到龐大的市場潛力，近期更獲內地人人網注資1000萬美元，來年將衝出香港，繼台灣和新加坡後，再進軍內地、南韓和東南亞市場。

Steven與拍檔Reeve和Nick，初出茅廬時做飯盒廣告生意，要叫貨van送飯盒，卻常常受氣，「打去Call台，乜記乜記都話冇車，但街上就泊滿貨van，司機好得閒玩手機，走去敲車窗問點解？原來問題出在Call台上，司機唔滿意，還要付台費，我們就構思開發App代替Call台，讓消費者與貨van司機自動配對，把中間人的角色簡化。除了我們三個，還有一個programmer開發App，一個designer，5人就是最強的創業團隊。」去年7月開業後極速發展，現已有2.5萬部客貨車加入，還拓展了新加坡和台灣市場。

他坦言，本港貨運市場複雜，客貨車來自五湖四海，各自為政，要改變行業生態不易，「過去10年，司機每月只搵得1萬至2萬元，還要供車，是否可令他們接更多單？我們進入市場後，司機到目前都是免費使用，但他們唔會講多謝，因為他們仍要付Call台費，既用App，亦用Call台，我們的出現反令Call台加價（以幫補流失的收入）。」他說，未來希望能透過科技，令每部車的運送路程更有效率，司機能接更多貨單。

港政策追不上科技發展

但Steven認為，本港現時不適合發展共享經濟，「政策追不上科技發展，創業家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不要說美國，南韓、新加坡等都積極扶助科技startup，歐洲亦利誘我們去落戶，但香港就只有一個數碼港。」他說，港人對「擁有」的文化根深蒂固，「好少鍾意用二手貨，但這方面會改變，像Facebook，以往無人想公開自己私隱，但現在唔玩都傻，世界趨勢不能逆轉。」

無私輕生活

共享汽車減碳排放 無私輕生活更划算
By StartupBeat on December 15, 2014

向街坊或鄰居租車，又或把自己假日才用的座駕出租，這種共享汽車的模式，一年多前還未在港出現，但英國回流的楊永康【圖】，去年成立Carshare，就把此模式引入香港。

「最初在英國接觸到共享車企業Zipcar，因自己無車，覺得受惠又方便。香港有170萬人有駕駛執照，只有50萬部私家車，香港養車貴，交通方便，但某些重要約會或遠遊，用車確較方便，若能在上班或屋企附近取車，出租時間富彈性，租金又是負擔水平，車主又能盡用私家車閒置的時間，就更符經濟效益。」

去年9月他以60多萬元開發網站和App，讓車主和租客有一個共享汽車的平台，一年間已有2000部車加入，分布18區，每月有逾1000宗租賃，「市場培育更需時間，畢竟大家要接受出租自己部車不易，驚偷車、偷零件、刮花整壞，又唔知租客背景，我們要解釋有認證系統、有保險賠償。」透過Carshare出租車，若有任何損毀，賠償額在8000元以下，由租客承擔，以上則由保險公司負責。「幸未曾有嚴重意外，只有輕微刮花，由租客自己承擔。我們有check system，容許車主跟租客自己傾，令雙方更有安全感。」

「一部共享汽車，可取代路上15部車，比政府加稅壓抑車輛增長更有效，又能減少碳排放。在美國加州，政府甚至給予共享車免稅優惠。」目前Carshare已收支平衡，並有微利，他說，希望未來1年把出租汽車數目增至1萬部。

Carshare半年前更開拓了上海市場，短短2個月內已吸引1000部車加入，來年更將擴展至北京、深圳、廣州和三亞市。

他說，共享汽車只是切入點，未來將擴至其他貴重耐用品，「在內地，我們叫『無私輕生活』（wusi.com），即輕資產的生活。七十後追求買樓買車，但八十後則重體驗，故Wusi也出租相機，如單鏡反光、GoPro運動相機等，一個家庭可能1年才用上幾次，與其他家庭共享，不更划算？香港亦將推出耐用品租賃。」

共享思維打入社區

雨傘運動體現創意 共享思維打入社區
（紀曉風） 信報 2015年12月8日

近年，「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理念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科技進步讓消費者可透過網絡，共享閒置的城市資源，如房屋、汽車、家具、食物及舊衣等，都可直接從擁有者那裏租用，形成一種新興經濟活動。

在香港，「共享經濟」的種子也悄悄發芽，在民間自發推動下，衣食住行的共享模式逐漸形成。Good Lab是其中一個致力推動「共享經濟」的組織，其創辦人黃英琦直言，雨傘運動體現了本港年輕人的創意和共享思維，正好為此理念打入社區創造契機；也有學者認為，香港發展「共享城市」的方向，應該是釋放更多城市空間及善用社區人力資源。

成立已兩年的Good Lab，本身也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讓有理念的年輕人實踐創意。「現時Good Lab有200會員，只要有一個理念，租一張枱就是一間公司，不再是對着四幅牆，而是共用上萬呎空間，有來自四方八面的人才和意念；假設你開一間公司，缺乏一個branding（品牌），這裏就有相關設計師可跟你合作，是一個社區的感覺。」Good Lab召集人黃英琦說。

衣食住行全可共享

她說，生活的每一細節，衣食住行的互動，都可發展「共享經濟」，「就如交通工具，在韓國有Nanum（sharing） Car；在台北，有Youbike；在首爾，有1000部車泊在市內的停車場內，你想租車半日，只要上它的手機App，揀一個最近的停車場，選一部車，拿一個QR code，去指定停車場憑手機就可開車門取車。當然，市政府要推動，提供免費車位，背後就因為這構思令閒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有調查顯示，每日都市人平均只用兩小時或以下的私家車，只要有1000部車就能服務5萬人，既解決塞車，也減少碳排放。」

簡單如一頓晚餐，在首爾的獨居長者每天煮飯時，都煮多一至兩個人的飯餐，跟社區裏的年輕人分享，「他們製作了一個App，哪裏有住家飯食，一目瞭然，這是跨代共融，老人家不再孤單，有人共享晚餐，年輕人又有便宜、溫暖的住家飯。」

她說，類似形式的共享在香港仍未普及，「我們對『擁有』的意欲，依然好強，辛苦一世儲錢買樓買車，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共享經濟』就是讓大家分享閒置的資源，令社會受惠，回應過度消費主義和市場壟斷，甚至將來可成為主流。」

在英國，有間酒吧東主在「落場」時間，即Happy Hour前的「午市」，把酒吧租予社區裏一群婆婆做傳統菜給區裏的上班族享用，「婆婆們可用平租金做生意賺點錢，重建她們的自信和社區網絡，酒吧東主亦能更有效利用酒吧的閒置時段。」

她認為，雨傘運動正好讓人看到，本港年輕人的共享理念，「在金鐘佔領區，佔領者自發建立起自修室，由一張枱到十張枱，繼而有帳篷，同學自律地使用。」

她說，現今年輕人擁抱的價值觀，與上一代有很大落差，「不是單純要求有社會流動，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身份很強烈，希望做一點事，既可賺錢，又幫到社會，更重要是給他們更多社會空間，如可改造公共空間成為市集，讓他們實驗自己的思維。」

理大應用社會學系講師鄒崇銘也認為，佔領運動是「共享經濟」的一次實踐，「只是告士打道、夏愨村，都有其歷史時空限制，卻是共享精神的學習過程，要把它帶落社區。」

他指出，當市場太單一化，經濟體系只着重成本效益，人的選擇權利和創意被剝奪，失去生活價值，「共享經濟」的理念就愈來愈抬頭，「香港正是如此，現代科技如Apps、網上社交平台，令閒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低，從而令『共享經濟』進一步發展。」

他說，現時發展得較快的共享模式，就如澳洲「共享經濟」倡導者Rachel Botsman所講的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創造交易，就如Gogovan、Airbnb等的崛起。

但鄒崇銘認為，香港首要任務是釋放更多共享城市空間，「像首爾市政府把一幢已空置的衞生局，有半個維園大，發展為創業基地，若我們能把舊政府山或中環街市釋放，是否可創造更多可能？不一定從GDP反映出來的產業才具競爭力，這樣反而扼殺社會活力，應由民間自由發揮。」

他認為，舊香港的天光墟市或大笪地等「墟市」，就是「共享經濟」的一種，但政府卻「管得好死」，「像天水圍天秀墟，賣低檔次貨品為主，鬥平鬥賤，這不是出路，是否可配合附近的濕地公園，發展成自由行旅客的景點和購物旅遊一條龍，除為當區的弱勢社群創造就業，也可讓年輕人去搞吓創意地攤。」

釋放港閒置人力資源

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統籌阮耀啟則認為，本港部分社區的閒置人力資源，也創造了發展「共享經濟」的條件，「老人院缺乏護理員，無人入行，因太辛苦，每更工作12小時，又無前景，要輸入外勞，但其實社區中有不少基層婦女日常要照顧家庭，只能工作4至5小時，若把5至7名只做兼職婦女組成一隊，就變成3個全職，像沙田鄰舍輔導會有效地把這批社區勞動力組織起來，為長者當陪診員，透過Apps平台，配對成本減輕了，每月生意額更高達20多萬元。」

黃英琦說，「共享經濟」是推動社區經濟共享，並非反資本主義，跟大財團「過唔去」，「並非鼓勵不消費，只是回應浪費，閒置的資源不用統統去堆填區。」她認為，除民間推動，政府亦須在政策上配合，「譬如共享食物，會否有人刻意抹黑，批評搞無牌食肆或有食物安全問題？這些都要法例上有一個寬鬆的處理。」

「共享經濟」系列之一

在佔領區看到的自修室及圖書館，事實上也是一種「共享經濟」的模式。（資料圖片）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紀曉風）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