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黨、民陣，與公民社會
夏菽
〈轉載自基層大學網站http://www.grass-root.org/〉
一、前言
公民黨與民陣，都是七一產物，儘管互以推動「公民社會」為己任，但南轅北轍。公民黨成立後，社運團體及基層團體不少在監察：究竟是敵是友？是福是禍？近日更有關心者在報章上向公民黨討教：是公民還是黨？
本文試整理當下討論中「公民社會」的脈絡，並比較了幾位臺灣、大陸、香港學者的看法。
二、「民間社會」、「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
臺灣學者顧忠華在〈公民社會在臺灣的形成經驗〉一文，以臺灣學術界翻譯civic society一詞的變化，帶出不同政治勢力對civic society概念的運用。
a)1987年解嚴前後，黨外學者引入「民間社會」討論，凸顯官民矛盾，意圖團結一切黨外力量，挑戰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其時，東歐異見力量挑戰社會主義政權，亦被西方學者理解為「民間社會」對「官方」的角力。
b) 九十年代，官民矛盾不再成為臺灣民眾的焦點，有左翼學者便提出以「市民社會」來分析臺灣社會內部不同階級的動力。這觀點較近葛蘭西civic society的看法。葛蘭西認為，統治者不特掌握國家機器，還滲透市民社會(由教會、學校、工會、政黨等組成) ，散播資產階級的文化主導權。
c)九十年代末，臺灣知識界流行的則是「公民社會」說法，這亦作者顧忠華的立場。所謂「公民社會」是指民主政治(包括政黨)與市場經濟外，由非牟利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組成的自主領域。其特色是多元開放。又稱為「第三者政府」、或「第三部門」。
二、「民間社會」：虛無主義的觀點
大陸學者鄧正來在〈臺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一文，批評臺灣的「民間社會」慨念 (指解嚴前後的「民間社會」，而非如顧忠華後來所提倡的「第三部門」概念) 將國家與民間關係完全定位在對立上。鄧認為：結果就是否定了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可發揮的作用，也否定了民間在推動國家民主化中的積極角色。
作者以臺灣民主化為例，指不完全是由下而上的推動。此外民間自主化過程，與臺灣民營經濟發展不無關係，因此民間有複雜的內部矛盾，需要國家在民間無法自律地解決問題時出來仲裁。美化民間和諧，而訴諸一切皆國家與民間對立的泛政治主張，只能造成不同社會力量互相對立，無法達成共識。
作者批評此種「民間社會」慨念是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觀點。
三、有公德的「公民社會」與無公德的「民間社會」
呂大樂、陳健民在〈在家庭與政治社會之間--香港公民社會的構成〉對「公民社會」下的定義是：家庭私人領域、市場，與政治社會(包括政黨) 外，由一個自由、多元開放的中介組織構成的公共領域。從屬「公民社會」的成員需擁有「共和主義」精神，即不會消極地享受個人權利及自由，而視公民為一種願共同管理公眾事務的責任。「公民社會」將公民、國家與市場聯繫起來。從積極方面看，它可促進管治質素，從消極方面看，它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個體自由。
作者將不具備這種公德的社會稱為「民間社會」。作者並分析了香港的「民間社會」未能轉化為「公民社會」的原因。作者先引用劉兆佳對「功利家庭形態」及「社會容納政治」的分析，指七十年代前難民心態使香港人寧願透過親朋戚友互助，而不願在公共領域爭取權益，因此只屬「民間社會」。67年暴動是一個轉扭點，自此出現不少基層團體，但隨著代議政制及前途問題，民間團體被大量吸納到政黨中….。不過作者認為，回歸後港人面對家長式的管治，反可能令一種自衛式的民間社會得到成型。
四、後七一的「公民社會」：公民黨與民陣
2006年公民黨成立，標示著從七一中孕育的力量一分為二：一個是民間人權陣線 (簡稱民陣)、另一個是公民黨。二者成份及性質不同：民陣是性質不同大小民間組織構成的多元、鬆散聯盟；公民黨則是中央集權，由法律專業人士牽頭，有不少學者參與，自稱「跨階層」的政黨。儘管如此不同，兩組織的領導層均宣稱自己目的是推動或孕育「公民社會」。然而有何不同？如無不同，為何又分道揚鑣？
由於公民黨對「公民社會」未有一套清楚論述，因而受到「公民社會」的擁護者質疑 (其實民陣何嘗不是語焉不詳，是否由於民陣是鬆散聯盟，不求統一，故可以含糊過關？)。徐承恩在《明報》(4月8日) 發表〈公民黨：你是公民還是黨？--論政黨與公民社會之辨〉一文，質詢公民黨只有「支持普選、爭取民主公義等抽象無比的道德信念」，而欠缺代表誰人利益及對現實中不同群體或階級利益處理的說明，是搞不清「政黨」與「公民社會」的分別。徐認為政黨與公民社會是不同角色，界線絕對不能模糊：「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善」，「公民社會是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它要求持守共同價值的人拋開個人利益團結一致」；而政黨為了參與現實的政治遊戲，必需代表某些人的利益。徐認為，公民黨由於以「公民社會」的方式去搞「政黨」，而陷入進退失據。
五、割裂國家、市場及社會的「公民社會」思維
不知基於甚麼原因，香港大部份採用「公民社會」概念的人，都將國家、市場及社會割裂討論。鄧正來批評臺灣「民間社會」論忽略了國家、經濟，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幻想一個不受市場及國家左右的多元、自主、和諧民間領域，便不無道理。鄧的觀點正可用來檢視徐承恩的觀點。徐的「公民社會」論是否有墮入「美化民間和諧」，而無視國家、經濟、社會的共生關係？忽略了「民間有複雜的內部矛盾，需要國家在民間無法自律地解決問題時出來仲裁」(鄧正來語) 的可能？徐推祟「公民社會」共識政治，但從徐的分析中，也看不出多元鬆散的「公民社會」除了以多元鬆散作為共識外，還可推出那種共識？更加重要是，「公民社會」可透過怎樣渠道，除了是消極防立衛外，還可怎樣進取地改變整個不民主的遊戲規則？公民黨在這點上是踏出了一步。
不過，從另一點看，徐也是對的：公民黨究竟站在那群人利益的一邊呢？公民黨一直含糊。但打從它籌備開始，便不斷高調標榜向商家籌款的方向，令人無法不生疑慮。
但與徐的分別是，我認為，即使在「公民社會」中，我們也應提出：究竟站在那群人利益的一邊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是將政府、經濟、社會孤立地看，就會發現「公民社會」同時是統治者透過文化領導權 (借葛蘭西的話)進行軟性管治的地方；也就是說：「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戰場，也是龐大不合理的國家機噐的粧脚，而不是後花園。
以顧忠華推銷的「第三部門」為例，寄託一個非牟利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構成的「公民社會」，亦是一種割裂政府、市場、社會的思維。現實告訴我們，在政府削資、外判下，「第三部門」又是怎樣光景？當政府收縮角色，讓發揮「伙伴角色」的「第三部門」在「公辦民營」的市場中大展拳腳時，得益的除了是民營企業的少數管理層外，在自負盈虧、利潤為本、加強「效益」、削減成本時…誰又得禍？
今天，公民黨宣稱「公民社會」，但筆者擔憂，推銷的會否就是借「公民社會」為名私有化為實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是否如此，拭目以待。
(有關基層團體對「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看法，將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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