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對藝術的挑戰︰艾未未事件的還原思考
文︰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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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2011年4月18日
「藝術之所以政治,並非因為它關注的對象,而是因為它分泌一種生產異議或腐蝕共識的敏感,如此敏感將看不見的人和事情放進焦點」——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教授洪席耶(Jacques Rasciere)
艾未未被捕了。此時此刻,應否行動,如何行動?若然緘默,意味了懦弱抑深思?記者嘗試向藝術工作者和機構提出,這個所有公民也可回答的提問。
藝術界聲援逐漸升溫,昨日有國際發起的「艾未未1001 張椅子」藝術行動,仿傚艾作《童話》,帶1001 張椅子和1001 名中國人到德國文件展的做法,示威者帶着椅子到示威現場。香港也有響應,聚坐西環中聯辦門外。因為艾未未, 「藝術」成為社會焦點詞。藝術家因維權被捕,與藝術界和藝術本身有何關係?
藝術家也是公民,這概念容易理解卻不易實踐。或許這次,當代藝術的重要問題在兩岸三地得到內省的時機——藝術以專業者角色介入社會,與現代社會民主追求中的平權理念產生的張力,應如何理解?
有內地藝術家迴避電話,有香港藝術組織在話筒裏指事態敏感,希望面談以了解記者「想寫什麼」,並曉以大義,指出此專題的重要性,言下之意是不能亂寫錯寫。另一邊廂香港藝術工作者組成「藝術公民」群絡,藝術家和公民聚焦成疊影,是「在路上」的狀態, Crisisbecomes a way of life,但也是凝聚的契機。
少女︰行動力命中要害
艾未未的「維權作品」直接果斷。他拍過楊佳案的紀錄片;赴譚作人案作證受襲,又即時拍攝下被公安圍困於電梯,照片即時上傳。別的藝術家工作室遭拆,他衝上長安街。時效是他強調之處。紀錄片工作者艾曉明認為艾未未啟發了公民運動形式,紀錄者直視衝突、「非常有力地強化了公民拍攝的合法性」,以速度和技術跑贏政權,無償傳播,大量拍送,並且催動大眾容易參與的簡單藝術方案。
艾被捕後,有本地香港藝術家「回歸公民」,參與支聯會遊行或自發街站,街招貼滿城市。早前還有朋友思量要否辦評價艾未未作品的公聽會,至近日慢慢理出以藝術作為行動力的路途。此外,獨行少女短短數十小時把「誰害怕艾未未」的模版印遍中環,引來重案組通緝。少女利落多產,恍如艾未未觸及中共「紅線」,令政府過度反應,擊中建制對公民運動的恐懼。
八十後︰國情面前的香港焦慮
八十後青年蔡芷筠在天星、反高鐵運動一路走來,其文宣設計在網上平台、在運動中,動員力強大。就艾未未事件,她寫了「個人的聲明」動員藝術家後,則陷入沉思。「我未想通的是,每日都有維權人士被捕,為何我平時沒作聲,而艾未未被捕就出聲呢?因為他是藝術家?另外,近來的政治形勢令我猶豫。當事情連上中國大陸,我霎時失去掌握,圖像突然闊得要命。近來本地運動也少參與,我不太知道自己能參與的位置,要先思考。」她上微博,參詳內地與香港社運的牛蚊之比,嘗試適應簡體平台的資訊交流模式, 「莫說內地,新界特權抗爭中遇到土霸我都會『短路』。」前年她和年輕藝術工作者在六四二十周年成立「80 後六四文化祭」(P-at-Riot),辦系列文藝活動回應他們自身的六四記憶。「我們慢慢發現,我們不是支聯會式的一腔怒火,反而對廣場上自由奔放的青年酷態印象深刻。文化祭令我梳理自己和中國的關係。沉澱是好事,將個人內裏和事件扣連才行動。」
「如何理解中國國情」這問題看似大得難以想像,但活化廳CEO、藝評人劉建華,看到的則是「香港問題」:有能力發聲的藝術機構在此時沉默,不少藝術家也沉默,這正是艾未未事件落到香港藝圈反映的真實面貌,香港的自由價值漸受侵蝕。「若我們的運動就是要拉動藝術圈正視艾引發的問題,其實問題已被引發出來。」
藝評人︰藝術不能動員╱動員即藝術
藝術家和社運朋友討論行動,程展緯提出拍短片記錄往政府機關申請影片牌照的過程,若遭禁止,即突出了「香港禁止藝術活動」的信息。「你可以說這是藝術作品,但它可能更到肉地動員。」劉建華認為,香港藝術家尖銳的回應和動員,重點應在於透過關注艾未未,肯定香港不可退讓的價值。大家提議集體抄襲艾未未以破抄襲之說,或舉辦介紹艾未未作品的聚會, 「別被輿論、官方說法拖着走。我們要讓藝術圈明白問題有多貼身,而不是把艾的維權行動和所謂藝術作品割開。」劉建華指,古根漢領頭的國際藝術館聯署聲明很銳利,只講表達自由、創作自由。「我們不須要評價艾未未的『藝術』」。
2003 年,劉建華是威尼斯雙年展參展成員之一,「當時是二十三條立法爭議時期,因沙士我們都戴上口罩。如此氣候,我寫了篇文章從社會氛圍談其中一件參展作品的位置,深化作品脈絡。另一參展成員曾德平接到藝發局電話,說可否刪節大半篇文章,以及刪掉另一篇參展成員的文章,曾當然不肯,最後妥協成分拆出官方場刊和民間場刊。結果他們用手段令民間分冊在開幕當日趕不及印起。我一直罵政藝發局政治審查他們都無反駁。參展團體Para/Site 或大會也沒有理會。那時我才發覺整個藝術生態這麼差,一些關口原來一直沒有處理好。」今天,他從藝術組織的態度見到相似的癥候。
當茉莉花運動激發中共大力搜捕異見人士,當維穩成為國家開支政策,香港的政治壓迫也一點不假: 「財政預算案遊行拘捕一百一十三人事件以後,和社運文學朋友談過,現時的情況令人失意:面對更大的暴力時,香港今天的連結力量夠不夠強?一直以來,我們的行動前提建基於理解香港為法治非暴力社會,當終有一日不再如此,我們應怎樣估量如何行動?」蔡芷荺說。不過少女塗鴉事件後,蔡芷荺也稍稍回復活潑,在街站叫咪,在面書寫道:「人人都是藝術家:如果有三百個人,人人都試着做一款海報╱stencil 在街上傳播,抵擋白色恐怖的黑氣,那革命真的可以來吧!」
內地︰今天明天不自由
「藝術公民」宣言道: 「何謂自由?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認為,當人可以在公共空間中自由地行動和談論政治,他/她才是自由的個體。艾未未和許多異見人士的被捕都讓我們發現,當代中國的所謂自由只是一種幻象。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可以自由談論艾未未及各種敏感話題的地方,應該持續地發出自由之聲。」眾人皆知內地人民為何沉默。北京前天原有藝術家號召「A 行動集體曬太陽」,應是首個內地具體聲援行動,消息在周五被截獲,發起人被帶走。為使動員變得不可能, 「今天」和「明天」已是網絡敏感詞。
內地獨立音樂工作室「白糖罐」主持人老羊楊立才,因參與維權、聲援被捕藝術家吳玉仁,名字早被列入黑名單。老羊指, 「就是連艾被捕反映基本公民權利被剝奪,這樣的共識也未看到。」他觀察到,內地知名或有影響力的人物,又或曾跟艾合作的人,今次也沉默了。
「其實有非常長的時間,當權者已成功把民間社會分化成各自很小的世界。」當然,我們仍讀到作家章詒和、韓寒等的強挺。老羊是其中一個被攆出北京798 藝術區的人,他因在工作室放映關注中國民生的紀錄片子被抄家。而曾駐於008 藝術區的吳玉仁,因突然被發展商與政府趕出008 區而跟同區藝術家到長安街抗議。吳被捕後,夥同的藝術家拿到賠償,掉頭離開。只有老羊一直到監獄探望吳玉仁。艾未未被關,吳玉仁卻在這時被假釋。這是怎樣的自由交換?
今天中國不少重要的前衞藝術家,都以概念作品探問社會的真實與幻象,例如從事多媒體裝置創作的汪建偉。他剛在舉行的個展《黃燈》,製造一個中間的、難以定義的黃燈區域,我們大多數人正寄居其中。汪建偉思考大部分「中間狀態合法」的公民組成「黃燈共同體」的可能, 「一種使事物總是處於允許與禁止;主動與被動的途中狀態,並通過反覆的中斷與修正,使現場成為無法融合、不可相容的異質共同體」。現場搭建了哲學家邊沁的圓形監獄設計,被監視者慢慢養成「自我監視」的本能。汪認為它存於無形處,我們身在黃燈區,根本沒能意覺看不見的危險。
那麼艾未未和異見人士觸及了真正的危險嗎?若然大部分人處在黃燈區裏,是否指大部分的公民只能處在「主動與被動的途中狀態」?汪沒正面回應,只道,藝術家選擇立場的時候,若反對或贊成都非常的一致,又或「當你懷疑一件事情,又以事情的同一個方法懷疑」,值得反思, 「我們可能只安全的把自己劃到另一個集體裏去。」汪的展覽鼓勵當代藝術和公共經驗接駁,在每個人都可能是創造者的預設下參與現場作品的繕改修正。這種展場中的充權和現實行動如何關聯?這大概不是如此政治環境下的「黃燈藝術家」能夠開腔回答的問題。
台灣︰學習社會運動
「台灣的表達自由比較充分,不能設身處地為他們着想。」積極參與文化行動的台灣藝術家湯皇珍說,她這月剛好來香港當活化廳駐場藝術家。台灣也沉默了嗎?前幾天台北當代藝術中心舉行艾未未事件講座,有出席的年輕人在面書上道,資深劇場人王墨林提出事件的在地化想像值得深思, 「若只把艾未未事件看成是發生於遙遠的他方、可以閱讀來增長知識的客體,而不能正視(台灣)內部的問題……那我們對艾未未的聲援算得了什麼呢?」
湯皇珍看見香港藝術家的敏感、觸動, 「但聽他們開會行動,覺得他們有『組織恐懼症』」她笑道。「社會運動是可以學習的」,湯皇珍以今次台灣藝術家工會成立運動為例, 「找工會朋友幫忙。上電視、把問題提上立會。領藝術家上街示威,到立法會敲門。然後我找工部門,申請工會。但我在去年突然發現社會對這問題的思考不夠深化,所以我做了作品《遠行的人》。」一張尋人啟事,說朋友不見了,去了找藝術,遺下線索:一份關於什麼是藝術家的問卷。
「我在不少座談把作品連繫工會推動的關係。去年8月政府終於問我:給你最後機會,你解釋什麼叫藝術創作。我把提問放上臉書,引來熱議,大家問『那麼你公務員是做什麼的……』最後政府屈服,法律承認了我們的職業。我第一次用藝術作品直接介入實際發生的社會運動。這議題牽涉到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形態以至身份認同等非常藝術的問題。如不搞清這問題,你沒法把工會催生出來。藝術家有很多質疑,必須慢慢釐清。」
艾未未︰社會雕塑家
市民可能對近年社運的創新語言不太陌生,正如「藝術公民」宣言所言, 「言論自由的空間須要共同維繫,藝術更應能提供一些令人驚喜的維繫方式。」但有人認為藝術無力即時變革,也有人喊出「人人是藝術家」,或「做什麼也是藝術」的動員口號。藝術家和市民可能不免困惑於這種說法的真正意義?這些口號如何在脫離藝術史認知的情景下,找到產生社會改革動量的辦法,而不是把個體的充權意識抵消?
古根漢美術館發起釋放艾未未的聯署聲明指出: 「我們已經在網上發起請願活動,將串聯起在臉書及推特上的百萬追隨者。我們期望藉由艾未未深信能夠實現『社會雕塑』的媒體——網絡,來達成對釋放這位擁有美好遠景的藝術家及朋友之請求。」「社會雕塑」正是當代藝術核心人物波依斯(Beuys)的藝術延伸概念。
他認為,社會上每個人投進創造力的語言、行動、思考、物件,就是以藝術雕塑社會、模塑社會觀念。艾未未的維權行動在當代藝術語境中,早已是尖銳的藝術。劉建華說︰ 「香港的『本土行動』也無人聲稱自己是藝術家,皇后碼頭佔據運動就是藝術呀。這種佔據、這種想像規劃、這種使用,以美學政治語言去說,就是一種資源再分配的想像實驗計劃。」藝術將一個觀念付諸行動,公民共同參與,是先鋒抗爭語言,是意志、想像、深刻,如槓桿般揭示社會龐大腫瘤的核心,倒錯權力關係,反敗為勝。
人人都╱不是藝術家
國際藝術界有回歸社會意義、公義等更形踏實的議題浪潮,十多年前已有「六十年代的復興」︰社群藝術、介入社會的藝術又在當代藝術的語境重生。「其實當代藝術被『做乜都得』悶了好久。」劉建華提到法國哲學家Rasciere, 「他近年紅了起來,雖然未必這麼容易接駁其他思想體系。簡化來說,他指出美學的責任是將見不到的成為能見,當中指涉平等概念。政治就是將一些人踢出討論範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將被忽略掉的人拉入『議程』。」
劉建華看到新一代藝術家和社會連結的自然。「我和程展緯這輩在九十年代初學院出身的,方法論、懂做的東西很有限,參與社會運動也是綁手綁腳、性格不合。下一代應該會比我們好,我們仍被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得緊,很藝術中心、個人主義。這種訓練對參與行動有時是種阻礙。」
問題反而可能是,如果我們不了解當代藝術的「自由」如何從藝術解放的歷史裏走過來,而去輕易談論「人人都是藝術家」,情況可以很可怖。劉建華說︰ 「藝術擺脫不到專業精英的特質,但當代藝術發現到現代社會渴求民主。精英的藝術和民主可如何結合,藝術又如何吸收這現代精神?這很矛盾,也正是當代藝術其中最想挑戰自己做到的事情。在『我說是藝術就是藝術』的年代,如艾未未的維權工作可以叫做藝術,就是大家想讓大家去看的東西,可以為社會帶出新的空間平台。」藝術行動者如何填充「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內容, 「人」和「藝術」又如何不致面目模糊,仍將是藝術家必須求索、且無法結案陳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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