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如何讓人信得過？
2010年09月28日 09:22:10 　

來源： 半月談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09/28/c_12614227_2.htm

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更為和諧社會的達成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其中在第四章“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 ”可以找到非公募基金存在的理由，《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群眾基本生活。適應人口老齡化、城鎮化、就業方式多樣化，逐步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加強基金監管，保證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發展社會醫療救助。”、“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推進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建設。加快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對困難群眾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農村五保供養、特困戶救助、災民救助、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等制度。完善優撫安置政策。發展以扶老、助殘、救孤、濟困為重點的社會福利。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發展殘疾人事業，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十七年以來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大踏步建設之中，大國崛起的趨勢也獲得舉世認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發出更強有力的聲音，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幫助弱勢群體，當然需要國家、地方政府、企事業和個人都拿出自己的善心和資金，當然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模式。有了相關政策，還需要早日制定可以實行的制度細則。

目前，國家有其成建制體係的救助機構，此外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等公募基金，也有權向公眾募捐。而像壹基金等非公募基金，則只有挂靠公募基金，否則一切免談，顯然這是沒有將《決定》落實，因此有關部分需要盡快執行切實可行的制度。要給予像壹基金這樣的私募基金以出生證是當務之急，至于其資金募集來源、使用去處和自身管理成本，大可以引用第三方來做最細致的監管制度。參照上市公司做會計審核，賬目應該做到百分百公開，在陽光下運行，應該可以消除有關部門、捐款者和受助者的疑心。(搜狐/楊戩)

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體制性尷尬

說起慈善，病因多歸咎于制度，但所有的制度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善意難彰、善款不達。李連傑說得很坦白，道理說出來令人潸然：“我為什麼一直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因為你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從一個省到縣到基層傳遞下去，你最多就貪污兩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擱家裏吧。”這個無奈的邏輯背後，意蘊這幾層潛臺詞：一是善款幾經轉手後或明或暗的“折損率”不低；二是慈善從不是一塵不染的凈土，權力染指、監管闕如的症結同樣令人擔憂；三是慈善領域的信息公開程度已經實際影響了捐贈者的信念與熱情。不捐，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捐了，又因其間的“逶迤曲折”而鬱悶。最後的結果，就是捐一些尋租者看不上的物事，以期減免被揩油的幾率。

慈善與結果之間的糾結繁復，一語難以道盡。事實也許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說服力：余彭年資助建設了“立珊中學”，由于沒有處理好與地方的關係，“有些人從中作梗”，校舍維護也每況愈下；全國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聯會長倪樂在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討論時，表示“一次水災後，我給某山區捐了100萬，結果總共要徵收50%的稅款，而因是以我個人名義捐贈的，還要交個人所得稅，最後交了共60多萬元稅，等于我一共捐贈了160多萬元！”去年8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披露了一個調研數據：汶川地震後，700多億社會捐款中約八成流向政府，統籌使用。有媒體就此專訪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他說，“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體制性尷尬”……

善款也是硬通貨，在權力生病的時候，善款同樣不會天然具有免疫力。李連傑的“現金不可靠論”，其實也只是印證著坊間早就流傳的諸多質疑而已，但這番論調依然值得相關職能部門警醒——眼下而言，既然慈善離不開權力係統的運作，那麼，權力當有自證清白的義務，不要讓社會慈善的層級永遠停留在“大米面包”的水平。（揚子晚報/鄧建海）

慈善如何讓人信得過？
2010年09月28日 09:22:10 　

李連傑說，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9月26日《揚子晚報》)。

中國慈善行業的體制問題

任何社會都會有階層差異，弱勢群眾不可能在看得見的未來消滅。中國當下的基尼基數高企，這是任何部門都承認的客觀事實。如何救濟需要幫助的人，孔孟時期既有說法，而唐代文豪韓愈在《原道》中概括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換言之，在當下的語境裏，就是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有責任幫助弱勢群體，要窮盡一切可能的辦法幫助他們。但因為種種原因，目前很多渠道並沒有開放。壹基金雖然有挂靠，但沒有相應的法規來支援他們更穩健、有序、自主的做事。

從汶川到玉樹，絕大多數社會捐款最終都統一到有關部門。以汶川地震捐款去向為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支團做了研究，來自全國各地價值760億元捐款捐物，80%左右被打包給財政賬戶，而公示捐款使用去向的部門和機構僅限于民政部、四川省民政廳、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等，不少接收捐款的機構和部門仍沒向社會公示。明星、名人做慈善，基本上只是在前臺起到廣告勸募作用，對于資金流向過程與普通捐款人基本一樣，就是“不清楚”。

慈善事業必須制定可以具體操作的政策

慈善、公益事業，是需要多種力量一起努力來做的長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多次指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落實在關心群眾的生活、生產和工作中間去。群眾利益沒小事，凡是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胡溫體制一再要求執政黨要從群眾的實際需求出發，對于弱勢群體的關懷也要實現各種不同方式。正如民營經濟從公有經濟的有益補充到中國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民間NGO機構也應該參照這一過程，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不能也不必包辦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