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陳健民﹕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趙永佳、陳健民﹕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80後」與社會運動

【明報專訊】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輕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參與者對議會的衝擊提出批評。這裏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應用世代差異 解釋社會運動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世代論」似乎是對「80後」年輕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做」的解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30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後」的第四代，他的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輕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 Halsey與John Goldthorpe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變成「自為」（for-itself）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就是Goldthorpe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第二代享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詮釋和動員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摘，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裏，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灣仔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輕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輕人都不是典型的80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菜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用神，更會引致極大反彈，因為這種「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硬將《四代香港人》套入運動核心

那麼，《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輕人的抗爭毫無幫助？動員起來的年輕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即使參加了，都會跟馮檢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腳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在年輕人中快速擴散。而透過facebook和Twitter，年輕人可以毋須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輕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問題。這群邊緣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有更強的「即時性」和「情緒性」，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析方法。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