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社區發展的社會投資回報
如何量度？ 應否量度？

阮耀啟博士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刊於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生活誌》No.001 Jan-Apr 2015)

聖雅各福群會一直以來都植根於灣仔，以社區為本開展各式服務，一些社區發展項目如時分天地、土作坊，以及正在籌備中的藍屋項目等，都以建設社區和服務街坊為目的，為社區創造金錢以外的社會價值。

我們偶爾會問，這些社會價值是否能以金錢去量度？將金錢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又是否合適呢？

就著這個問題，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下稱「學會」）與土作坊合作，為土作坊量度並計算它的「社會投資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SROI），嘗試將土作坊所創造的社會價值量化及貨幣化，讓管理者和其他持份者都能更深入理解土作坊作為一所社會企業是如何通過各式資源投入以創造社會價值。

SROI的理論框架包括以下七項原則：
1. 持份者的參與 （Involve stakeholders）
2. 理解發生的變化（Understand what changes）
3. 為關鍵成果估值（Value the things that matter）
4. 僅納入重要事項/信息（Only include what is material）
5. 不誇大成果（Do not over-claim）
6. 保持透明公開（Be transparent）
7. 審核結果（Verify the result）

在這七項原則背後所包含的，是所有機構的管理者都要好好思索的一系列問題，當中包括：
- 我們的項目成果是什麼？
-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 這些成果產生的幅度有多大？
-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著力的去管理（並為成果問責）？
-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活動中作出選擇？
-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回到文章提到的另一個疑問：我們應否以金錢或將貨幣符號加進社會價值的討論？SROI能幫我們計算出一個比率，例如5：1，其意思是每投入一元，就能產生五元的回報；但學會經常強調，SROI並不是一個數字或比率，而是一個關於項目如何創造社會價值的故事。當我們用心的去問以上詳列的九個問題時，SROI已不再是一套計量的工具，它更像是一套可以供不同組織都能共同使用的「社會價值會計準則」（social value accounting framework），無論你的機構選擇使用何種方法或工具去量度你的社會影響和效益，一個負責任的管理者都要認真回答以上九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影響評估並不是要計算一個回報率以取悅投資者或爭取某基金會的撥款支持，而是所有負責任的機構的內部管理系統都不能忽視，用以了解資源運用和實行「影響力管理」（impact management）的管理思維。只有當管理者開始將其注意力及適當的資源投放於社會影響評估，她們才算真的已在思考「如何運用有限資源以產生最大的社會影響」這問題。

回說土作坊的SROI研究，研究的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當中最富挑戰性而又是最有趣的，是要為土作坊各式各樣的社會成果估值，例如評估工友在參加土作坊的工作團隊後各方面的轉變、為土作坊供應新鮮有機蔬果的本地農夫的轉變、讓灣仔街坊非常方便的去購買本地出產有機蔬菜的價值，以至能維持本土農業生產的社會效益等等。在參與研究的過程中，也能讓學會作進一步思考，就像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法為成果做估值、如何能縮短評估所需的時間，以及如何能為一個機構的眾多項目同時進行評估等等。我們都知道，若然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是過於困難的話，最後也是無法普及，但就如大多數紮根社區的項目一樣，在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上，我們也只能透過實踐去尋找可行的道路，土作坊SROI的研究就為本地推廣社會影響評估的工作行出重要一步！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Building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SROI
Thursday, January 8, 2015 - 12:00pm

https://3blmedia.com/News/Building-Standard-Practice-SROI

In November 2014, the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International Network merged with Social Impact Analysts Association (SIAA) to form Social Value International (SVI). This is an exciting development as the two organizations had strong visions of putting social value on the agendas of government, corporate, and social profit worlds internationally. It is also exciting because part of SVI’s vision is to have broad and rich conversations of how to value social outcomes, communicate that value to key stakeholders, and integrate that value into organizations.

That said, one challenge of any emerging management discipline is the need to uphold standards of practice while methodologies are still in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 field of accounting dates back centuries, but it’s only been in the past 50 years that there’s been a consensus emerging aroun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even today, many in the accounting world say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From SiMPACT’s perspective, the need for standard of practice in the us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becoming more apparent. In Canada alone, SROI is being used in many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in both small and large organizations.

Ensuring clients are aware of SROI methodology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ractice. One thought for consideration for clients of SROI practitioners, would be to ask their consultants how they plan to uphold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the SROI methodology. While there is a need for flexibility in ones approach in SROI, based on the audience we are trying to engage,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even principles are upheld. For example, it’s vital to take steps to avoid over claiming as you focus on the most material outcomes experienced by stakeholders. It’s also essential to ask stakeholders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s ar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unless that stakeholder is unavailable.

SiMPACT looks to 2015 as a year where the SROI Canada Network will grow its database of practitioners seeking to provide a higher quality of service to interest in valuing their social outcome. For a full list of practitioners known to SROI Canada, click here. For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SROI, join us at our next Introduction to SROI training session on January 22, 2015 in Calgary, and January 28, 2015 in Toronto.

[SROI] 當歪論變成畸論

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
鄒崇銘 2015/1/3 — 9:46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旦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萬個單位會帶來什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10﹪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50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成本，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歴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和《住屋不是命運》；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擁抱「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歴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經提及：香港必須逐步重整我們的產業結構，緩解我們對基建地產的傾斜，亦即是對毒藥般的經濟強心針的依賴，逐步重新建立一種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傳統，追求一種財務上溫和但回報穩定的投資，令香港人學懂告別「搵快錢」、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無從談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陳套的理念，佔中運動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遠沒有得以紓緩的可能。而像雷鼎鳴這類抱殘守缺的主流經濟學家，發揮著「阻住地球轉」的關鍵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夢想成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http://www.hkisia.org
投資的社會回報：http://www.thesroinetwork.org

如何分析社企營運之道

《EMBA Forum：社企的成功關鍵因素》

統籌：陳志輝教授（中大EMBA課程主任）
主持：成國達（EMBA 2014）
嘉賓：紀治興（豐盛社企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客席副教授）
翻譯：謝冠東

EMBA論壇（EMBA Forum）是定期舉辦的學術活動，邀請本地成功領袖與學員和校友分享管理哲學和成功秘訣。中大EMBA網址：http：//www.cuhk.edu.hk/emba/

在2010年UBS（瑞銀）與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進行了一項關於亞洲家族慈善信託基金的調查。約60%受訪者表示希望能量度捐助項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另有40%希望量度這些項目的營運效率。可見捐助者主要的關注，是在付出許多金錢後，到底有甚麼回報。始終信託人每年都要決定捐助的項目，但到最後它根本無法衡量哪個項目最值得支持，只能選一些表面看來不太差的。社福界過往的弱點是無法清楚量化其社會效益。

而社會企業所採用的社會投資回報率，正為個問題提供出路。社企是針對被市場所忽視的社會問題，以持續性方案産出正面的界外利益，藉充權釋放弱勢社群的潛能。香港的社企八成是就業融合社會企業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 WISE)。它們的社會效益是工賑 (Workfare)，以工資為代表 (proxy)，受惠者的得益包括工資 (Cash)、工作能力 (Capability)、自信心 (Confidence)、履歷 (CV)。

其實政府是最大的慈善基金，它的扶貧政策可以用社會投資回報率去比較。在香港營運一家庇護工場，政府每出1元，智障和殘疾人士賺取0.2元。當中費用包括聘用社工和各種雜項開支，而由於庇護工場的產品銷路有限，所以相對其成本所賺不多。假如改為向弱勢派發綜援，政府每付出1元，弱勢就可直接得到0.96元，因為社會福利署的行政費約佔4%。再培訓局的效益是取决於就業率及在職時間；學員能夠成功就業的有40%，每個成本21,000元，平均在職10個月，每月工資平均7,600元，成本效益比是1：3.7。至於社企，政府一次過每撥1元作為經營社企的種子基金，社企的營業額約3元，當中有0.77元是弱勢社群的工資，由於香港社企壽命中位數達9.3年，期間弱勢社群的工資總共7.2元。

那身為納稅人，我們會作出怎樣的抉擇？談到社企，很多人都埋怨社企易於倒閉，但他們沒有考慮到不設社企而採用其他方案，代價其實更大；更不用說社企的存活期中位數曰9.3年，其實是香港中小企平均3.7年壽命的兩倍半。英國社企異常興旺，大概是因為英國政府正面臨財困，而社企正是提供社福服務最便宜的選擇（笑）。

社企虧損也值得經營

再舉一例。香港政府每名囚犯每年需耗費26萬元。但在美國上市的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專門營運由政府外判給商營的監獄，每個囚犯的收費是港幣14萬元，已包括11%的利潤。如果有機構指出，它經營監獄只需一半成本，那香港政府可否就把懲教服務外判，價低者得？當然那可能會令監獄原有的管理層和獄卒失業，於是可以讓他們組成企業參與競投，由於他們有往績可循，故中選機會較高。在英國，社企最初參與的都是類似的公共服務。但香港人看社企，就只看它有沒有盈利，虧損的就關閉。但英國著重的並非盈利，而是成本效益。即使社企有虧損，但如果相比由政府提供服務來說虧得較少，那仍值得創立。

接著談社企的企業家精神，它最初由社會學家J.A. Banks在1972年提出。他發現社企運用了商界的管理智慧，社會效益勝於NGO。而在70年代，歐洲的失業率高企，所以社企都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主，可能是為弱勢社群提供職業培訓，又或直接僱用他們。現時全球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經濟學人》兩年前的報告便指出全球化對就業市場大有衝擊。很簡單，1991年全球勞動力為24億人，但經過20年全球化的進程，數字上升到31億人，也就是多了近7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競爭環球的職位，難免人浮於事，社企將是一條出路。

已故的Gregory Dees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社企企業家精神。相對社會「企業」，他更重視社會「創新」，因為企業始終以盈利為目標，較為狹隘，但創新則注重以各種方法，增加成本效益。假如昔日撥款1元只能救1人，今天卻能救10人，雖然仍是沒有盈利，但也值得推行。只要你能以較快、較便宜、較容易的方法來成事，就能提升成本效益，而背後肯定需要創新。

目前全球有148家院校提供社企企業家課程，多由商學院開辦，但報名的多是商人，其次是公共行政人員，社工卻不大願意就讀。我們目前需要的是一種嶄新人才，他們並非只具備社福知識或商業知識或公共行政知識，而是擁有三合一的社企知識。他們既懂得支援弱勢，嫻熟如何經商，又要明白向公眾交侍問責。而他們追求的是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務求一方面節省社會開支，另一方面又令持份者更為受惠。

要比較SROI，就看社企以同等成本能帶來多少社會效益。假如三家社企都聘了100人，甲社企其中聘了50名殘疾人士，乙社企只有10名，丙社企更只有2名，雖然它們都可自稱社企，但明顯甲社企的「含金量」最高，能為更多弱勢帶來收入。SROI將可作為慈善基金和政府投資社會項目的一個重要指標。現時有部份人建議，將社企的門檻，降至有企業社會責任而派息不超過盈利三份一的商企，從而令社企數目增長。社會投資回報率的普及，正好成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把關。

英國是全球社創規模最大的國家，但從管理的角度，香港社創運動是走世界的前沿，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像香港般算出八成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香港市民知道社企的有79%，聽過良心消費的有69%。中學開始有社創通識課程，有15間中學參加先導計劃，另外16間參加部份活動。商界亦開始考慮邁克．波特 (Michael Porter)因社企的成功而倡議的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即同時創造社會價值及經濟價值，簡而言之是藉行善賺錢。香港現時已有此類先導項目，果然行快一步，不會執輸。香港應該考慮舉辦世界級論壇，將本地的成功個案與外地分享，又學習海外的頂級個案的成功關鍵。

空間覺醒的前雨傘運動簡史

小西

轉眼間，「雨傘運動」已踏進第九十三天。雖然，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幾個主要佔領區早已清場，但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又稱「添美村」）至今仍然有人佔領留守，被驅散的各區原佔領人仕，則改以流動佔領的方式（俗稱「鳩嗚」），延續運動。 雨傘運動將如何終結，仍未可知，而在運動期間在民間社會所釋放出來的大量政治能量，將以何種形式轉化，則尚待進一步的觀察。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雨傘運動對於香港各個領域的影響，可謂劃時代的。

在雨傘運動開始後不久，筆者曾經在本版撰文指出，這可算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人民最大型的社會與政治參與運動，由於佔領行動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的運作的暫時打破，在市民之間所引發出來的巨大文化慾力，是前所未有的。「這一股巨大的文化慾力，將是任何從政者所不能少覷的。 佔中之後，人民會有新的生活想像，我們都回不去了。」（本版，2014年10月13日）而這股文化慾力最能體現於市民大眾對於空間政治的覺醒與想像。

空間覺醒有段古

事實上，在金鐘夏慤道、旺角與銅鑼灣等各個佔領區，我們都看到市民自發、層出不窮、充滿創意的空間實驗與實踐，無論是軒諾道中的「自修室區」、政總外的連儂牆，還有在佔領期間在公共空間出現過的大大小小藝術創作，無不令人嘖嘖稱奇。 無可否認，雖然香港至今仍然是全球最有效率和自由的城市，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公共空間規管得最嚴的城市，隨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論述之大行其道，香港的城市空間基本上已被高度資本化，你能夠在這個擇競天物的資本森本中擁有多少自由，很多時都得端看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你口袋裡的錢愈多，你便愈自由，其中包括閑暇與玩樂的自由。

由此觀之， 佔領期間，在金鐘、中環、灣仔等地方工作的OL，之所以在午飯時間跑到金鐘佔領區用膳、散步或「煙break」，甚至有民眾在佔領區放電影與煮食，也就不難理解。這些在公共空間出現的創意行為，正正反映了人民對理想城市生活的文化需求以及空間覺醒。 然而，「世上沒有無緣故的愛，也沒有無緣故的恨」，上述的空間覺醒並非始於雨傘運動，它們其實早自九十年代末，隨着新一輪的全面都市化發展而逐漸萌芽。

「城市權利」的啟蒙

當然，若論香港市民近年的空間覺醒，我們一般會上溯至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但其實我們可以把時間往前推得更遠，其中包括自2003年市區重建局公佈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重建項目所引發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政府將以8.64億港元將居屋紅灣半島業權賣回參與發展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發展商打算全面拆卸重建成豪宅，而在環保團體及社會輿論壓力下被逼放棄，2006年西九文娛區計劃在市民一面倒的噓聲中「推倒重來」，2006至2007年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2008年時代廣場公共空間運動以至近年的關注新界西北發展運動。

究其根本，這一場空間覺醒運動，大概跟千禧年後、新一輪的都市重建的全速開動有關。當然，都市重建並不是千禧年之後才出現的新事兒，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已隨着港英殖民政府的「光榮引退」大計逐步開展。 不過，跟千禧後的都市重建計劃不同， 由於土地發展公司的權力遠遜於後來的市區重建局，重建舉步艱難，加上當時香港整體發展殷殷向榮，人人看似得利，市區重建對於常民生活的影響還不明顯。然而，隨着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的經濟體加速轉型，再加上2001年市區重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並具有更大的法定權力，發展的推土機開始觸及常民的日常生活肌理，而這可算是近年一系列的都市空間運動肇始之基點。

然而，有權力的地方，便有覺醒與反抗，隨着上個世紀末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開始對常民日常生活肌理的大舉入侵，市民的「城市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開始受到前所未有之威脅，於是也造就了近年城市空間運動之遍地開花。

固然，「雨傘運動」最原初的目的，是追求具有廣泛而普遍代表性的民主選舉體制，但民主的實踐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都市空間、生活與文化之打造。由此觀之， 雨傘運動期間所喚起的空間覺醒與實踐，也就其來有自。換言之， 雨傘運動不單是一場追求真普選的政治運動，它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空間覺醒的城市權利啟蒙運動。

信報．論壇版．文化論政，2014年12月29日

黃元山：共享經濟 拉近人與人距離

貸評山下：共享經濟　拉近人與人距離
蘋果日報 2014年09月30日

網絡世界的發展，造就不少新的商機和投資機會，其中一個需要留意的趨勢，就是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或者叫協同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這些新型經濟模式在外國早已興起，近期才開始在香港發展，如短期租房平台Airbnb或call車服務平台Uber，而其他比較著名的外國例子，包括eBay（貨品買賣平台）、TaskRabbit（服務提供平台）、Lending Club（網上貸款）、Kickstarter（群眾籌資）、Car2Go（租車服務）等；涵蓋的包括物品、服務、金融等多個範疇。

Startup更具生存空間

所謂共享經濟，其實就是一個去中介化的過程，由個人與另一人（P2P）直接進行交易，將自己擁有的閒置資產（idling assets）甚至勞力，變成有用或可以賺錢的東西。今後大型企業如何進行調節，以適應新時代的消費模式，政府如何一面制訂合適法規以保障消費者，同時又保持共享經濟活力，值得大家關注；在亞洲國家，以南韓和馬來西亞政府，在法規配套上比較積極，看來香港也要急起直追。

筆者有幸和三個本港共享經濟的企業創辦人談話，一間是做小額支付平台的Cashyou，另一間是要重建社區網絡關係的Myflat.hk，而第三間是做網上金融的WeLend。筆者認為這類的創意，不但為香港過於單一化的經濟注入清新空氣，推動創新經濟，以及帶來的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例如社區之間的互信，更非常具社會效益。長遠來說，去中介化當然會使中間人的業務有損，不過，整體社會的經營成本有助減少，激發更多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也避免了無謂的經濟問題，例如著名的principal agent problem（委託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問題）。筆者問到，會否害怕大型跨國企業看到相同的機會，然後進軍這個市場，減少了這些startup的生存空間；有趣的是，其中兩位創辦人都不約而同的說，他們的生存空間就正是大企業轉身較慢，較難追上網絡經濟急速發展，造就了創業的機會，而大企業更會和這些startup合作，例如大型連鎖店Walgreens選擇和TaskRabbit合作等。

根據Crowd Companies對逾九萬個美加及英國受訪者所做的一份調查，發現參與共享經濟的人近半都比較年輕，介乎18至34歲，四分之三受訪者有使用社群網站習慣，而且經濟能力較為寬裕；從人口總體的比例來看，美國已經有約四成的人，參與某一類的共享經濟，而且比例在增加中，故此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經濟動力。

手機普及　利資源分配

以前的分享經濟是左鄰右里借豉油，自從互聯網和手機普及化，人們彼此資源共享的潛能得以再次發揮，消費者可以自己主導，將擁有的閒置資產如房屋、資金、汽車、消閒用品、衣履甚至自己的勞力，透過共享網絡平台，向其他消費者出租、出借，方便、環保之餘，又可節省開支，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又可以賺錢。藉着相互傾談，人與人的關係再度回復密切，增加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資訊與空間共享 締開放協作社會

資訊與空間共享 締開放協作社會
信報財經新聞
A16 | 獨眼香江 | 獨眼香江 | By 紀曉風 | 2014-12-29

一個共享城市，除了共享資源、空間及專業技能外，若還能有效共享資訊，便意味這是一個更開放、不同團體可互助協作解決問題的社會。一班IT人成立的Code4HK網站，企圖以程式改變香港，透過開放數據的分析和圖像化，以資訊科技鼓勵更多公民參與和互動。遠親不如近鄰，有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加強社區資訊流通，重建鄰里間的守望相助，甚至共享人力資源，保姆、補習老師就在咫尺；還有建構中的「空間夥伴」，透過網絡地圖呈現各種綠色生活的資訊和活動空間。

Code4HK網站 用程式改變香港

進入Code4HK的網站，就見到「用程式改變香港」的口號，還有他們的主張「開放政府、公民開發、開放源碼」。

一班IT人利用公餘製作香港光害地圖、新界東北土地分布圖、圖像化的財政預算案及佔領運動物資圖等，把數據變成易於解讀的圖表，目的就是「資訊共享」，透過資訊科技，鼓勵更多公民參與。

Code4HK 創辦人Vincent 及Gilbert，本身是香港大學同學，也是IT人，他們認為一個IT社區是應該與世界接軌，在一年前成立了Code4HK，以公開平台集合一班志同道合的程式員、設計師等，製作跟社會議題有關的項目，收集公開資訊和數據，利用本身專長，將之分析及圖像化（Visualization），再透過網絡共享。

民間自發 立場更中立

「共享經濟就是要有開源文化，跟社會更貼近，外國流行Data Journalism（數據新聞），而我們是民間自發，立場更中立。」Vicent 說，現時Code4HK 的核心成員有6 人，另有約30 至40 名會員，大家利用公餘，埋首電腦，發掘不同的程式軟件及社會關心的議題。

像新界東北發展爭議時，他們疑惑，究竟有多少人理解衝擊的背後，發生什麼事？遂從發展局網站下載了數百頁的PDF資料，花了數個晚上研讀，製作了一個土地分布地圖和時間軸，讓公眾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又試過為財政預算案「圖像化」，讓納稅人了解政府把公帑花在哪裏；又如佔領運動期間，他們製作一個集合新聞、佔領區物資需求等的資訊平台，讓市民一目瞭然；又有成員製作一個探討香港青年選民分布的分區地圖，「明年區議會選舉，我們計劃製作一個平台，把青年投票率圖像化。」

但他們認為，相對歐美和台灣等，香港在數據圖像化及資訊自由等方面，都較落後，「美國有法例確保open data，但香港作為發達城市，卻沒有資訊自由法，政府常以私隱為由，有限開放。」Code4HK 的成立，也參考了美國的Code for America，「他們很有創意，利用科技和共享資訊來解決問題，如有個App，讓一個社區的公民『領養』消防喉，因當地冬天常積雪，把消防喉都埋藏在雪下，『領養者』就要負責幫領養了的消防喉清理積雪，好讓意外發生時，消防車可即時找到水源。」

以台灣為例，共享資訊發展得很蓬勃，公民社會亦相對龐大，「他們製作的網站，閒閒地有過百人義務幫手。在台灣新北市鄉郊，每條電線桿都有一個QRcode，當有倒塌、損毀等情況，有人把即時資訊放上去，就可透過手機上網清楚了解。」Gilbert亦說，台灣的「零時政府」（ G0v.tw）是民間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化的成果，「政府也有參與，如他們把全台灣的醫院輪候時間製作了網站，方便市民查閱。」

犧牲了公餘的吃喝玩樂時間，但他們認為，過程中也是一種學習，「雖然未必改變到全世界，但至少某程度影響到社會。」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重建守望相助

很多人以Facebook、Twitter等網上平台，與好友遠距離溝通，偏偏近在咫尺的左鄰右里，卻儼如陌路。為重建遠親不如近鄰的社區網絡，有港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按居住地區或屋苑，將用戶分到不同網絡群組，方便鄰居聯絡，共享資源。

Around 前身為「Myflat.hk」，本月初改名前有4000多名用戶，由兩名創辦人黃景龍及譚俊傑投資逾百萬元創立，目的是打破人與人的隔膜，「80年代問鄰居借豉油，現在入升降機都當對方透明，我們希望用科技製造平台，重拾鄰里守望相助的關係。」黃景龍說。

Around 按用戶居住地區分組，並向大廈管理處收集開會、停水等通告，在群組裏通知住戶；又鼓勵用戶自行交換資訊及服務，例如，有用戶召集鄰居夾錢坐的士、一起帶狗散步、推介食肆等。

除了資訊，Around 亦期望做到資源共享，他舉例，大部分家庭有維修工具，但每年只用一兩次，搬家時又可能丟掉，「可否在管理處放一個工具箱共用呢？」

資源共享講求信任，「我借東西給你用，要先信你不會用壞」，故Around除了按區域劃分群組外，亦設有屋苑群組，「你知對方住在附近，隨時在大廈大堂就碰面，你保管他的東西時會較負責任。」

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再進一步，Around 希望做到人力資源共享。以天水圍為例，區內工作機會少，不少父母都外出工作，家中小孩無人照顧，「但區內其實很多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可幫忙照顧小孩、做家務、煮飯等。」如此一來，父母毋須花高價跨區請保姆，也可善用區內人手，甚至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Around更希望用戶能建立現實生活中的鄰居網絡，因此，他們落區辦活動，上月就在啟晴邨設流動告示板，供居民寫上所須資源，如徵求補習、二手傢俬等，吸引約100名居民到場，互相認識、交換資訊和拍照。他們認為，科技發達有助點對點平台的發展，且環保是大趨勢，共享經濟的前景樂觀。

公共訊息透明化 助監督政府

在外國亦有平台促進資訊共享，透過開發應用程式，促進市民參與公共事務。

Code for America 在2009 年創立，當時美國城市的稅收正減少，公共開支卻增加。創辦人Jennifer Pahlka想改變城市的運作模式，以低成本發揮更大影響，以及善用市民的人力資源。於是Code for America 派駐人才到市政府，開發有助城市建設的App，以往由政府部門編寫App，至少要用上一年時間，現時的效率卻大為提升。Code forAmerica亦由第一年合作的波士頓、西雅圖、華盛頓、費城四個市政府，擴展至現在與逾百個市政府合作。

台灣的「零時政府」（g0v.tw）則由一群應用程式設計師於2012年底發起，透過寫App、網上圖表等，推動社會資訊透明化。發起人認為，政府雖然會公開資訊，市民卻難以應用，例如急症室的資料分散在不同醫院網頁，格式也不一致。零時政府就分析31 間急診室資訊，製成圖表，呈現平均等候時間、擁擠程度等。

零時政府後來加入社會各個領域人士，包括工程師、設計師、學生等。在上月台灣九合一選舉中，他們亦製作「議員投票指南」，揭露各縣市代表的提案次數、政治獻金等資訊。他們相信，資訊透明化可幫助公民了解政府運作、理解議題，從而監督政府。

場地資源配對 推動綠色生活

愛好綠色生活的家庭主婦林麗珊，今年初發起成立「香港綠色生活地圖」，透過網絡地圖呈現各種綠色生活的資訊；在「共享」的大前提下，讓她遇上了欲發展「空間共享」的IT人Walter和Kennedy，結果兩個組合一拍即合，未來將利用手機App、網站，甚至一個社企的模式，讓城市人尋找空間之餘，融入綠色生活。

「外國早已有green map，我就萌起成立香港的綠色地圖，除有郊野公園、草原分布的地圖外，亦包含整個綠色生活，如哪裏有回收、有機耕作、傳統的補鞋、修理雨傘鋪、待用飯券的食肆等，所有關於綠色生活的資訊和活動，都網羅其中。」她在Facebook建立了分區綠色生活地圖群組，但她坦言，一切非想像中容易，「意念傳開後，有志同道合的主動走來幫手，原計劃由自己居住或工作的社區出發，但起動較慢和被動。」

其後，她在Good Lab 的活動中遇上Walter 和Kennedy 兩位IT 人，Walter 原希望發展「共享空間」，「我發覺在香港要搞活動，搵場地好難，像一班人打Board Game，只能去連鎖咖啡店、住客會所，好唔方便，去商廈或工廈租地方，亦不便宜；但事實上，在假日有很多閒置場地，像私人補習學校、村屋天台、花園等，是否可用較平的形式出租？」Walter說。

兩個理念，看似風馬牛，卻迸出火花，因綠色活動或環保工作坊等，都需要尋覓活動場地，「我們希望做農地配對，有錢人買了農地，若丟空了，是否可出租予有機耕作者？這樣，就可以透過App 或網絡平台，作空間配對。」林麗珊說，未來一些閒置的資源，如可作用的有機埋肥的資源、廢料回收再造的資訊、環保活動義工等，都可透過「空間伙伴」的平台分享。Kennedy亦構思，未來可共享廚房、音樂或藝術工作室等。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

紀曉風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Around打破鄰里隔膜 重建守望相助
2014年12月29日

《信報》獨眼香江：很多人以Facebook、Twitter等網上平台，與好友遠距離溝通，偏偏近在咫尺的左鄰右里，卻儼如陌路。為重建遠親不如近鄰的社區網絡，有港人成立鄰里社交網站「Around」，按居住地區或屋苑，將用戶分到不同網絡群組，方便鄰居聯絡，共享資源。

Around前身為「Myflat.hk」，本月初改名前有4000多名用戶，由兩名創辦人黃景龍及譚俊傑投資逾百萬元創立，目的是打破人與人的隔膜，「80年代問鄰居借豉油，現在入升降機都當對方透明，我們希望用科技製造平台，重拾鄰里守望相助的關係。」黃景龍說。

Around按用戶居住地區分組，並向大廈管理處收集開會、停水等通告，在群組裏通知住戶；又鼓勵用戶自行交換資訊及服務，例如，有用戶召集鄰居夾錢坐的士、一起帶狗散步、推介食肆等。

除了資訊，Around亦期望做到資源共享，他舉例，大部分家庭有維修工具，但每年只用一兩次，搬家時又可能丟掉，「可否在管理處放一個工具箱共用呢？」

資源共享講求信任，「我借東西給你用，要先信你不會用壞」，故Around除了按區域劃分群組外，亦設有屋苑群組，「你知對方住在附近，隨時在大廈大堂就碰面，你保管他的東西時會較負責任。」

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再進一步，Around希望做到人力資源共享。以天水圍為例，區內工作機會少，不少父母都外出工作，家中小孩無人照顧，「但區內其實很多全職家庭主婦，她們可幫忙照顧小孩、做家務、煮飯等。」如此一來，父母毋須花高價跨區請保姆，也可善用區內人手，甚至發展地區小型經濟。

Around更希望用戶能建立現實生活中的鄰居網絡，因此，他們落區辦活動，上月就在啟晴邨設流動告示板，供居民寫上所須資源，如徵求補習、二手傢俬等，吸引約100名居民到場，互相認識、交換資訊和拍照。他們認為，科技發達有助點對點平台的發展，且環保是大趨勢，共享經濟的前景樂觀。

http://startupbeat.hkej.com/?p=12517

SROI的謬誤與偏見

SROI的謬誤與偏見
阮耀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目前坊間對社會投資回報SROI有很多誤解，很多人將它看成是一個數字，或把它看成是「另一套」社會效益的評估工具，以為計算SROI只是為了滿足撥款機構或一些投資者對「回報」的要求，運用SROI與改善社企的日常營運沒有太大的關係。

其實剛剛相反，對大部份選擇推行SROI的營運者而言，SROI最有用之處是供社企作內部管理使用，SROI的分析能為社企提供其營運是如何能產生社會效益的相關資訊，讓管理者作出資源調配的決定，不斷改善社企的營運，以達致優化資源運用提升社會影響力的目的。

我們是可以從三個層次去理解「SROI」。首先，SROI幫助社企營運者計算出投資回報率，比如每投入一元能獲取五元回報（即SROI比率是5:1），從這角度來看，SROI是反映成本效益的比率。其次，SROI也可看成是理解社企的營運是如何產生社會影響的工具。完整的SROI分析包含六個階段，社企營運者可依從各個階段及其基本步驟，製作不同業務的「影響力圖」（impact map），以深入了解其企業營運如何透過不同活動產生社會影響。

最後，SROI更是核算社會價值的公用準則。目前SROI的七項基本原則正是社會價值會計準則的雛型。我們可以有五花八門的「工具」去量度社會價值，但我們不能隨意選取我們用以核算社會價值的準則；SROI不是「另一套」社會效益的評估工具，而是全球社企界別持續發展所需要建立起來的一套原則框架。

超越扶貧概念 社企趨向多元

超越扶貧概念 社企趨向多元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By 譚穎茜 何俊傑 | 2014-12-23

香港社企發展已逾十年，是政府推動扶貧工作的重要夥伴。根據社聯出版的《社企力—香港社企概況2012-13》，現時約有七成社企以「聘用弱勢社群」及「培訓弱勢人士」為其主要社會目標。民政事務局最新發布的《香港社企透視研究報告》中，透過電話調查的受訪者中，近七成認為社企能為弱勢社群增加就業機會，可見社企是有效扶貧渠道的印象已深入民心。

回顧過去八年，參與成立社企的機構或公司的數目由2007-08 年度的68間增至2013-14 年度的190 間，增幅達179%。早期所有社企只由獲《稅務條例》第88條豁免繳稅的註冊慈善機構成立，自2008-09 年起，開始出現非慈善機構成立的社企，比例還逐年增至2013-14年度的34%。

與此同時，社企數目由222間，激增至457間，增幅達105.8%【圖】，當中60%隸屬註冊慈善團體，38%為獨立註冊公司，不足1% 為合作社；資金來源方面，逾50%社企透過政府資助，遠超於自資（22%）及其他資助（13%）。

現時，「餐飲及食品製造」、「生活百貨」（零售）及「醫療及護理」是社企從事的三大行業，近年也見有社企從事「教育及培訓」及「環保及回收」【表】。大部分社企仍以「創造就業」為主要社會目標，所以參與行業亦以勞動密集的業務為主，但有關趨勢顯示，除創造就業以扶貧外，愈來愈多社企從事高增值技術行業（如教育），反映社企與時並進，嘗試回應其他社會發展目標，例如回應人口高齡化及推動可持續發展。

以近年深受社會關注的可負擔房屋短缺這問題為例，年中有社企向城規會申請，把政府持有的前九龍紗廠眷屬宿舍大樓活化，翻新為廉價出租社會房屋，供有需要的單親人士居住。昔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可負擔住房的責任，主要由房委會及房協肩負，時至今天，其他社企也參與其中。另一近期成為話題的本地電影《爭氣》，也是本地社企的出品，該社企透過讓視障學生及成績欠佳的學生參演音樂劇，培育年輕人的品格與自信；其後，更把訓練過程拍成電影，誘發公眾反思現今教育制度的問題，並啟發如何為學習動機及自信心低的學生開創新的生命旅程。

上述例子正好說明，近年社企發展迅速，其社會目標、營運模式及提供的服務已多元化，除扶貧外，社企可以達致更廣闊的社會目標。事實上，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社企較政府部門更具彈性地滿足不同社群的具體需要，以彌補市場及政府的不足；加上近年私人企業亦開始踏足社企領域，在商界運作及社會目標相結合下，「創效投資」、「社會創新」、「社創精神」等新興概念漸引發各界關注。

就社企在本地的發展，我們有三個觀察：

一、由非慈善團體營辦的社企所佔比例愈來愈高，當中不少私人團體所辦的社企，開展公平貿易、教育、環保、文化保育、社會房屋等不同類型工作，令社企涉及的社會目標更為多元廣闊。

二、絕少社企以合作社模式經營，這或許由於成為合作社的程序繁複。反觀南韓，當地政府2012年推行合作社法例（The Cooperative BasicAct），把社企發展置於「社區經濟」框架內，並鼓勵由下而上、平等參與的管理模式，讓弱勢社群分享決策與管理，推動更均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增加社企所能做到的社會影響。

三、政府近年強調「社會創新」，但新推出的社創基金仍以扶貧為終極目標，大眾仍然覺得社企一如社會服務團體，純為慈善事工，鮮有人討論社企對香港經濟以至社區營造所帶來的貢獻。英國政府早已把社企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約7萬個社企的生產已佔當地生產總值（GDP）近5%；南韓約1 萬個社企及合作社的生產值，已佔該國本地生產總值約0.04%【註】。此外，南韓政府更透過社企活化舊街市、建立托兒中心等，以推動社區更新和發展。

在香港，社企在整體經濟、社區營造，甚至在創造正面社會影響力方面可扮演什麼角色？這實在有太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為重要一步，政府應研究擴大資助的範圍和對象、改善責任採購和招標政策、實施稅務優惠等，創造更有利社企發展的環境，讓社企有更大空間追求不同的社會目標，藉此解決部分當下不同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譚穎茜為社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高級經理、何俊傑為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


【註】Eun Ae Lee and Young-SikKim. 2 0 1 3. Social Economy andPublic Policy Development: a SouthKorean Case.

【延伸閱讀】《社聯政策報》第17期《社會企業：如何推動社會創新之路？》

為二手貨尋第二春

最潮消費模式 為二手貨尋第二春
2014年12月22日

《信報》獨眼香江：近年，社會上出現不少民間自發的共享平台，讓認同此理念的人們，可共享衣櫃、雪櫃等物資，以至大家曾經擁有，但隨時光飛逝而丟失的生活瑰寶。3名女生發起的網上平台「執嘢」，為二手舊物如家具、日用品尋找「第二春」；有人大魚大肉，有人飢腸轆轆，由中大學生成立的「食物放提」，把剩食資源重新分配；二手時裝社企Green Ladies，在經濟及環保誘因下，把二手衫的重用率提升至67%。

然而，港人對「二手貨」的接受程度依然保守，富裕階層只願獻出，卻羞於「接收」。其實，惜物是福，共享不論貧富，好好善用閒置資源的剩餘價值，才是最潮消費模式。

學生創網上平台 重新分配食物資源

香港是資源豐裕的城市，不少人習慣丟棄「剩食」，往往把口味不對、或購買數量太多的食物棄掉，浪費之餘，也忘了社會上總有飢餓匱乏的一群。有學生針對棄置食物的問題，設立網上平台「食物放提」，讓網民將剩食與人共享。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9名學生，去年3月創辦「食物放提」，創辦人之一郭子瑋稱，他們希望透過新渠道，重新分配食物資源，「香港有三分一的垃圾是廚餘，當中大部分是仍可食用的食物，霸佔了堆填區，又污染環境，但另一邊廂卻有人捱餓。」

他們在Facebook成立群組，若網民有吃不完的食物，便可上傳照片，並附上食用限期、交收地點等資訊，若有人想領取，就留言或主動聯絡。目前，群組有近5800名會員，大多已熟悉群組運作，創辦人毋須再做品質監控等，只須批准成員加入。

郭子瑋坦言，從未刻意宣傳網站，「除一開始擺過一次地攤，其他都是靠人脈網絡，一個傳一個。」起初他們從小商戶入手，邀請商戶提供食物，「接觸過很多商戶，但他們都不太願意，就決定以個人為對象。」如此一來，也令群組裏「放提」的食物，種類更豐富。除有餅乾、糖果、新鮮蔬果外，更不時出現住家飯盒、生日蛋糕等，「我自己也試過將婚宴裏吃剩的盆菜送出，由上載到交收完畢，前後只約2小時。」
（節錄）

http://203.105.4.123/node/119370

GoGoVan顛覆物流界

網絡配對貨運 GoGoVan顛覆物流界
By StartupBeat on December 15, 2014

把閒置的資源充分利用，透過科技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是共享經濟的典型模式。在本港，近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功例子，就是三個美國留學的小伙子憑2萬元創立的GoGoVan。

雖被譽為「物流界Uber」，但創辦人之一的林凱源（Steven）直言，從未參考過Uber的經營模式，只是「誤打誤撞」讓他們發現了本港貨運業一個奇怪現象，從而發掘到龐大的市場潛力，近期更獲內地人人網注資1000萬美元，來年將衝出香港，繼台灣和新加坡後，再進軍內地、南韓和東南亞市場。

Steven與拍檔Reeve和Nick，初出茅廬時做飯盒廣告生意，要叫貨van送飯盒，卻常常受氣，「打去Call台，乜記乜記都話冇車，但街上就泊滿貨van，司機好得閒玩手機，走去敲車窗問點解？原來問題出在Call台上，司機唔滿意，還要付台費，我們就構思開發App代替Call台，讓消費者與貨van司機自動配對，把中間人的角色簡化。除了我們三個，還有一個programmer開發App，一個designer，5人就是最強的創業團隊。」去年7月開業後極速發展，現已有2.5萬部客貨車加入，還拓展了新加坡和台灣市場。

他坦言，本港貨運市場複雜，客貨車來自五湖四海，各自為政，要改變行業生態不易，「過去10年，司機每月只搵得1萬至2萬元，還要供車，是否可令他們接更多單？我們進入市場後，司機到目前都是免費使用，但他們唔會講多謝，因為他們仍要付Call台費，既用App，亦用Call台，我們的出現反令Call台加價（以幫補流失的收入）。」他說，未來希望能透過科技，令每部車的運送路程更有效率，司機能接更多貨單。

港政策追不上科技發展

但Steven認為，本港現時不適合發展共享經濟，「政策追不上科技發展，創業家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不要說美國，南韓、新加坡等都積極扶助科技startup，歐洲亦利誘我們去落戶，但香港就只有一個數碼港。」他說，港人對「擁有」的文化根深蒂固，「好少鍾意用二手貨，但這方面會改變，像Facebook，以往無人想公開自己私隱，但現在唔玩都傻，世界趨勢不能逆轉。」

無私輕生活

共享汽車減碳排放 無私輕生活更划算
By StartupBeat on December 15, 2014

向街坊或鄰居租車，又或把自己假日才用的座駕出租，這種共享汽車的模式，一年多前還未在港出現，但英國回流的楊永康【圖】，去年成立Carshare，就把此模式引入香港。

「最初在英國接觸到共享車企業Zipcar，因自己無車，覺得受惠又方便。香港有170萬人有駕駛執照，只有50萬部私家車，香港養車貴，交通方便，但某些重要約會或遠遊，用車確較方便，若能在上班或屋企附近取車，出租時間富彈性，租金又是負擔水平，車主又能盡用私家車閒置的時間，就更符經濟效益。」

去年9月他以60多萬元開發網站和App，讓車主和租客有一個共享汽車的平台，一年間已有2000部車加入，分布18區，每月有逾1000宗租賃，「市場培育更需時間，畢竟大家要接受出租自己部車不易，驚偷車、偷零件、刮花整壞，又唔知租客背景，我們要解釋有認證系統、有保險賠償。」透過Carshare出租車，若有任何損毀，賠償額在8000元以下，由租客承擔，以上則由保險公司負責。「幸未曾有嚴重意外，只有輕微刮花，由租客自己承擔。我們有check system，容許車主跟租客自己傾，令雙方更有安全感。」

「一部共享汽車，可取代路上15部車，比政府加稅壓抑車輛增長更有效，又能減少碳排放。在美國加州，政府甚至給予共享車免稅優惠。」目前Carshare已收支平衡，並有微利，他說，希望未來1年把出租汽車數目增至1萬部。

Carshare半年前更開拓了上海市場，短短2個月內已吸引1000部車加入，來年更將擴展至北京、深圳、廣州和三亞市。

他說，共享汽車只是切入點，未來將擴至其他貴重耐用品，「在內地，我們叫『無私輕生活』（wusi.com），即輕資產的生活。七十後追求買樓買車，但八十後則重體驗，故Wusi也出租相機，如單鏡反光、GoPro運動相機等，一個家庭可能1年才用上幾次，與其他家庭共享，不更划算？香港亦將推出耐用品租賃。」

共享思維打入社區

雨傘運動體現創意 共享思維打入社區
（紀曉風） 信報 2015年12月8日

近年，「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理念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科技進步讓消費者可透過網絡，共享閒置的城市資源，如房屋、汽車、家具、食物及舊衣等，都可直接從擁有者那裏租用，形成一種新興經濟活動。

在香港，「共享經濟」的種子也悄悄發芽，在民間自發推動下，衣食住行的共享模式逐漸形成。Good Lab是其中一個致力推動「共享經濟」的組織，其創辦人黃英琦直言，雨傘運動體現了本港年輕人的創意和共享思維，正好為此理念打入社區創造契機；也有學者認為，香港發展「共享城市」的方向，應該是釋放更多城市空間及善用社區人力資源。

成立已兩年的Good Lab，本身也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讓有理念的年輕人實踐創意。「現時Good Lab有200會員，只要有一個理念，租一張枱就是一間公司，不再是對着四幅牆，而是共用上萬呎空間，有來自四方八面的人才和意念；假設你開一間公司，缺乏一個branding（品牌），這裏就有相關設計師可跟你合作，是一個社區的感覺。」Good Lab召集人黃英琦說。

衣食住行全可共享

她說，生活的每一細節，衣食住行的互動，都可發展「共享經濟」，「就如交通工具，在韓國有Nanum（sharing） Car；在台北，有Youbike；在首爾，有1000部車泊在市內的停車場內，你想租車半日，只要上它的手機App，揀一個最近的停車場，選一部車，拿一個QR code，去指定停車場憑手機就可開車門取車。當然，市政府要推動，提供免費車位，背後就因為這構思令閒置資源得以充分利用，有調查顯示，每日都市人平均只用兩小時或以下的私家車，只要有1000部車就能服務5萬人，既解決塞車，也減少碳排放。」

簡單如一頓晚餐，在首爾的獨居長者每天煮飯時，都煮多一至兩個人的飯餐，跟社區裏的年輕人分享，「他們製作了一個App，哪裏有住家飯食，一目瞭然，這是跨代共融，老人家不再孤單，有人共享晚餐，年輕人又有便宜、溫暖的住家飯。」

她說，類似形式的共享在香港仍未普及，「我們對『擁有』的意欲，依然好強，辛苦一世儲錢買樓買車，是神聖不可侵犯。但『共享經濟』就是讓大家分享閒置的資源，令社會受惠，回應過度消費主義和市場壟斷，甚至將來可成為主流。」

在英國，有間酒吧東主在「落場」時間，即Happy Hour前的「午市」，把酒吧租予社區裏一群婆婆做傳統菜給區裏的上班族享用，「婆婆們可用平租金做生意賺點錢，重建她們的自信和社區網絡，酒吧東主亦能更有效利用酒吧的閒置時段。」

她認為，雨傘運動正好讓人看到，本港年輕人的共享理念，「在金鐘佔領區，佔領者自發建立起自修室，由一張枱到十張枱，繼而有帳篷，同學自律地使用。」

她說，現今年輕人擁抱的價值觀，與上一代有很大落差，「不是單純要求有社會流動，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身份很強烈，希望做一點事，既可賺錢，又幫到社會，更重要是給他們更多社會空間，如可改造公共空間成為市集，讓他們實驗自己的思維。」

理大應用社會學系講師鄒崇銘也認為，佔領運動是「共享經濟」的一次實踐，「只是告士打道、夏愨村，都有其歷史時空限制，卻是共享精神的學習過程，要把它帶落社區。」

他指出，當市場太單一化，經濟體系只着重成本效益，人的選擇權利和創意被剝奪，失去生活價值，「共享經濟」的理念就愈來愈抬頭，「香港正是如此，現代科技如Apps、網上社交平台，令閒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低，從而令『共享經濟』進一步發展。」

他說，現時發展得較快的共享模式，就如澳洲「共享經濟」倡導者Rachel Botsman所講的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把需求者和供應者配對起來，創造交易，就如Gogovan、Airbnb等的崛起。

但鄒崇銘認為，香港首要任務是釋放更多共享城市空間，「像首爾市政府把一幢已空置的衞生局，有半個維園大，發展為創業基地，若我們能把舊政府山或中環街市釋放，是否可創造更多可能？不一定從GDP反映出來的產業才具競爭力，這樣反而扼殺社會活力，應由民間自由發揮。」

他認為，舊香港的天光墟市或大笪地等「墟市」，就是「共享經濟」的一種，但政府卻「管得好死」，「像天水圍天秀墟，賣低檔次貨品為主，鬥平鬥賤，這不是出路，是否可配合附近的濕地公園，發展成自由行旅客的景點和購物旅遊一條龍，除為當區的弱勢社群創造就業，也可讓年輕人去搞吓創意地攤。」

釋放港閒置人力資源

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統籌阮耀啟則認為，本港部分社區的閒置人力資源，也創造了發展「共享經濟」的條件，「老人院缺乏護理員，無人入行，因太辛苦，每更工作12小時，又無前景，要輸入外勞，但其實社區中有不少基層婦女日常要照顧家庭，只能工作4至5小時，若把5至7名只做兼職婦女組成一隊，就變成3個全職，像沙田鄰舍輔導會有效地把這批社區勞動力組織起來，為長者當陪診員，透過Apps平台，配對成本減輕了，每月生意額更高達20多萬元。」

黃英琦說，「共享經濟」是推動社區經濟共享，並非反資本主義，跟大財團「過唔去」，「並非鼓勵不消費，只是回應浪費，閒置的資源不用統統去堆填區。」她認為，除民間推動，政府亦須在政策上配合，「譬如共享食物，會否有人刻意抹黑，批評搞無牌食肆或有食物安全問題？這些都要法例上有一個寬鬆的處理。」

「共享經濟」系列之一

在佔領區看到的自修室及圖書館，事實上也是一種「共享經濟」的模式。（資料圖片）

「共享經濟」的種子在港悄悄發芽，本版（紀曉風）將推出系列報道，看產業、社企、社交網絡平台如何在這方面靜靜起革命。

環保團體：安逸的環保運動？

佔中之後﹕環保團體：安逸的環保運動？
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明報專訊】兩位服務於不同環保團體的朋友，同一日跟我說要離開「傷心地」。其中一位慨嘆，「我冇忘記當年面試時組頭問我點解想來做。我答佢：『我覺得世界不應該是這樣，雖然未必有能力改變，但我想幫到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今天，這裏已經變成一個遊樂場，我也不想留低。」

當環保組織變成hea做的嬉戲地，會係點？

這兩三年間，不是每個環保團體都是嬉戲的，但大多走到狹路關口。不說別的，過去大家都頂着道德光環，只有罵人監督別人的份，但近年來，卻不時面對外界手指指、附加兩句「環保膠」的挑戰。

環團近年「少了聲氣」

有挑通眼眉的朋友說，近年環團「少了聲氣」。這個聲氣，意謂倡議（advocacy）的運動能量，這也是環團的氣場。我在1995年當環保記者，當年做倡議的綠色組織，有長春社、綠色力量、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還有一年後落戶香港的綠色和平。前四者人強馬壯，關注議題層面廣，主事者大都獲委任加入政府與環保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故稱為「四大環團」。

「四大環團」代表在1995年的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上當過攔路虎，指臨時機場管理局的環評報告無法有效保障中華白海豚，首次否決機場發展項目，成為一時佳話。由於諮詢委員會成員，可掌握第一手的政策信息，若善加利用，與所屬環保組織裏應外合，能發揮更大的運動能量。

攔路虎棄守陣地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日，這些環團大哥大的資源更充裕，正職員工更多，年收入總計超過一億港元。推動環保的形式很多，按各自的專長擺位分工無可厚非。然而，在當下的環保挑戰下，綠色團體理應有能力及資源，投放更多在倡議的關節。奈何在現實上，倡議的比重及能量不成比例地萎縮，有團體甚至棄守這重要陣地。

即使是諮詢委員會，既因為環團代表僅佔少數，加上不少代表無心倡議，又或者在委員會呆得太久，思維上愈來愈傾向建制，聲勢就更弱了。除環諮會偶有環團聲音外，你可曾透過傳媒，聽到環團在其他諮詢組織發聲？如城市規劃委員會、能源諮詢委員會、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等？

撐真普選 突破政治潔癖

環保法規無法通過，跟議會中既得利益的阻撓有莫大關係，如果環團連諮詢委員會這個建制過程的關節眼也要棄守，為啥還佔着茅坑？在佔領運動初期，環保和保育界的朋友以個人名義發起連署，表達對真普選的渴求。這是很了不起的行動，也突破過去政治潔癖的局限。奈何聯署行動曇花一現，而且沒有主流環團的領導呼應。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找來有環保背景的廖秀冬當環保大員，發表過綠色含量高的施政報告。冬姨提出推動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法規、規管電廠的污染排放等訴求，都是綠色團體引頸以待的政策，怎捨得破口大罵？即使鬧，也是小罵大幫忙。

「鬧」得愈響愈好

壓力團體的強項是「鬧」，鬧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重要手段。重視倡議的環團深明media campaign之道，明白鬧的分貝愈高、行動愈出格，愈能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因此，遇上在環保上不作為的曾蔭權，和言計其從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綠色組織鬧得最響，幾乎沒半點包袱。

曾蔭權經歷「慳電膽」風波一役，不想提早腳痛下台，但凡爭議的政策，拖得就拖。既然主子無要求，邱騰華也犯不着按冬姨的時間表，推行廢物收費等爭議政策。

問責團隊有心無力

問題是，你愈拖，處理污染的壓力愈大。在這個背景下，黃錦星登場。不少人認為黃錦星的問責團隊有心推動環保，但有心不代表夠力，尤其政治形勢大不同：一個無誠信的特首、政府部門內/之間少做少錯的消極阻撓，還有立法會的亂局。政治現實殘酷，既是問責官員，做不到便該接受批評。只是認清背後的難點後便會明白，這時罵得太狠，除了打擊官員士氣外，甚少正面作用；但不罵，又有失環團的監察功能，結果教不少環團處於兩難。罵與不罵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必須拿揑好罵的分寸，但在當下的時局，誰又掌握得好？既要把政策議題搞通透，又要懂得處理當中的政治角力，兼顧policy及politics的角力，難度本來就高，面對未來紛亂的政局，挑戰不言而喻。

化身「環保變色龍」

環團的另一挑戰，是機構管治失效。這幾乎在所有環團都出現過。較壞的情况是，董事會一言堂地以拍腦袋方式定方向、做決定，而董事會則是畀面派對，無法發揮有效領導和制衡的作用，結果導致組織、人事大地震。又或者理事過於靠近建制，忘了自己的綠色身分，變成「環保變色龍」。

我們期盼的董事職能，當然是制訂出有視野、具遠景的未來想像，而且能交託給有能力的團隊付諸實行。十年後，你預想機構會變成怎箇模樣？很抱歉，很少聽到有多少董/理事會有這樣的遠見，即使有，也不知道如何落實推行。我倒記得有環團當家半認真地說過：「做最後一家執笠的環保團體就夠。」

最大挑戰非「錢途」

有台灣學者來訪，問香港環保團體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高層答：「募款」。我過去服務的環保組織屬中型規模，但一年收入，卻抵得上台灣大部分環團的總和。對於我們的挑戰是什麼？我的答覆並非「錢途」，而是缺乏深刻的反省。

想起佔領現場，廢物分類做得有聲有色，自備水樽運動也沸沸揚揚，這不是環保團體努力要推的嗎，為何偏見不到他們的身影？環保運動並非環保團體的獨家專利；即使不做這些，那可曾把本業做好？再說，綠色團體「佔領」相當多公共資源，理應有更大承擔，這絕對是人們對環團應有的期許。

這其實也是很多民間團體的挑戰。傳統環團要迎向時代的挑戰，就如大象轉身般難。一是要領導有改變的意識，二是有推動改變的能耐。各位環團朋友，你們的團體處於怎樣的狀態中？還是還留戀於安逸的遊樂場？
由下而上才是生路

放眼將來，環團務必不時思考以下問題：
◆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回應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的變局挑戰嗎？
◆長遠一點看，能回應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舉例說，隨着粵港人流物流急速匯合，區域污染的壓力勢將有增無減，我們沿用針對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運動手法，能否獨善其身？如果不能而要加強粵港合作，那兩地的融合矛盾又怎去拆？
◆以「廢物處理」和「汽車廢氣」等傳統分類方法對應污染問題，是跟着問題尾巴走的治標手段。如何正本清源，走出見樹不見林的困窘，處理污染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區域環保」、「環境負荷量」，可以是未來的策略方向嗎？
◆你們的傳媒團隊，究竟是主力支援倡議和社區工作，抑或隸屬於募款部門？在倡導與募款之間，孰輕孰重？

香港已進入抗命年代，無論採取哪些策略，都應該知道未來推動改革的動力，不再單單由上而下，民間社會的自發自強才是可能的生路。

環保團體不必放棄過去政策倡議的優勢，但務必要多走入社群，紮根社群，讓公眾對議題產生擁有感（ownership），才能壯大行動力。當社區中不斷有你我他營造希望，彼此打氣激勵，而非僅背負絕望悲情上路。有正能量，路才走得穩，走得遠。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很需要創造希望。說到底，運動之所以叫運動，是能動員群眾；遠離大眾的那些，只能叫運滯。這是過去環保團體的不足，卻也是未來的必修課。

文__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策劃__朱凱迪
編輯/ 林韻兒

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葉寶琳：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明報 | 2014-08-24 | 佔中之後 | 葉寶琳

文章刊出之時，人大常委即將就政改訂下框架，而這星期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重申「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而其中的方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番講話無異為人大常委的公布作出預告。《白皮書》宣告了中共全面控制香港，過去在虛擬自由主義下的「中立∕專業」已再沒有位置，不論政改拉倒或通過了一個假普選方案，香港也會步入全面政治化社會，爭普選運動將被全面的本土抵抗運動取代。

當泛民政黨面對存續危機的同時，一直在香港政治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的獨立民間組織（意指不為北京控制的組織）也必須直面三大困局，才能有力量參與新一輪更嚴峻的鬥爭。

一） 群眾組織的困局

2003 年七一後，香港公民的自行組織能力大大發展，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就依賴媒體製造輿論，高調地向當權者施壓，旨在將議題公共化。另一邊廂，中方也在加強控制香港，開展十年計劃，花大量金錢以「蛇齋餅糭」方式支持地區組織，培訓地區幹事為居民噓寒問暖，同時招攬專業人士進入界別組織及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一切都在低調進行。

8 月17 日的反佔中遊行，讓那些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同鄉會」或「╳╳╳聯誼會」及各種行業的組織，一次過進入公眾的眼球。雖然因為涉及各種威迫利誘手段而醜態百出，但對建制而言，關鍵在於建立群眾動員流程和系統。8 ? 17 動員得到李飛高度讚揚，可以預計這類層壓式動員將來會在23 條立法時重演。

民間組織動員力弱

縱然民間組織和泛民政黨極懂使用媒體策略，甚至催生新媒體，卻顧此失彼，忽視社區組織。目前大型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人數不過1000 人，人數再多一些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已經不為主辦團體所認識。正面點說，遊行示威的群眾絕大部分是自發參與，但反過來亦反映了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能力長期偏弱，要靠媒體宣傳搭夠。

在這個困局之下，民間組織若在舊有模式中繼續依賴已逐一被親建制商人買下的主流媒體，絕對不是出路。我們必須重拾對社區組織的重視，在有限資源下，策略性地介入危機社區。在保衛菜園村、反東北發展及碼頭工人工潮的經驗裏，參與運動的直接持份者（或曰苦主）不過幾百人，但透過新媒體對事件的公共化和政治化，及至城鄉共生和財閥霸權的問題，讓更多公眾成為間接持份者，建立民意後才能在主流媒體和議會擁有較多主導權。另外亦應重視自發參與者的後續組織工作，嘗試反攻被親北京陣營佔據的公民社會陣地。例如反國教後數以百計的市民自發組織各校校友聯署，每個聯署都分別可接觸上千名市民，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利用這些新形成的網絡參與各中小學的校友會及家教會選舉，更有效地監察校政？

二） 去政治化的困局

香港獨立民間組織大多以弱勢社群福祉為出發點，為基層、病人組織、長者、草根街坊和工人等開展社會服務、組織和政策倡議工作，不少源於社會工作系統。為了方便爭取支持及維持工作動力，組織一方面習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和低調，另一方面很容易將爭取短期的紓解措施置於改革政經結構之先，這陣子有關租務管制的討論即為一例。

組織政黨鮮有交流

去政治化也源於民間組織和政黨之間的不信任。在泛民主派的陣營中，民間組織鮮有和政黨建立起長期而深入的交流，彼此某程度上視對方為推動一己議程的臨時工具，個別議題的倡議高潮一過，合作亦隨之結束。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決的一部分，如果只單純視政治人物為「博取政治資本」，結果只會令政黨議員對於民間的訴求，變得和官員一樣，只按民意而行事。就以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為例，最初在財委會內積極發聲的只有幾名新界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果沒有政改議題和財委會主席的劣質表現，以及時間上碰巧與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重疊，相信也難有泛民集體抗爭的情境出現。

三） 缺乏藍圖的困局

1980 年代後過渡期的民間組織發展，如社區組織協會、多個社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在當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局下，再加上民間所認同的「民主回歸」，令公民社會習慣不去觸碰憲制民主等根本政治議題，即使是一些對港人至關重要的決定如聯繫匯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公共開支嚴控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等的問題，30 年來有如禁忌。

在這格局下，民間組織只設限於捍衛弱勢社群的人權和福利權，令持份者只着眼於相關的政策倡議，甚至出現不同基層之間的矛盾（如低收入人士和領綜援街坊之間，地盤工友和反開發村民之間），這正反映了組織者缺乏整體社會發展願景。

各自為政難以統合

過去兩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不少過去基層組織的服務對象如新移民和基層的倡議工作都變得「危機四伏」——服務新移民的組織在七一遊行被本土派圍罵、基層組織甚至要「嚴防」有鄉音的街坊接受媒體訪問，以免社福議題被中港矛盾蓋過。連就自由行政策、人口政策等，民間組織之間也缺乏開放討論，可是這都涉及我們對香港未來政治藍圖的想像。過去習慣去政治化的民間組織，在新的鬥爭形勢下陷於被動，無言以對。

中港矛盾在佔中之後必然有增無減，民間組織不能繼續採取「避風頭」的態度。進步的社運立場，必須能帶領社會塑造社會願景，同時配合具力量的行動，才可重奪民心。

總結

反佔中的出現，是中共宣告放棄對港的統戰策略，而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管治香港。佔中之後中共只會進一步控制香港，否決假普選，就是拒絕認命，30 年前中英兩國決定香港前途，港人還相信民主回歸。現今英國已拍拍屁股，香港人必須根本地思考主體性問題和重新掌握命運。

泛左翼的社運組織，亦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資源自給、多元產業等，告別30 年前對民主回歸的幻想，為下一代換取時間空間，重新思考出路。

黃英琦：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2014年08月12日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與幾位市民上周到PMQ元創方，抗議建築物由「活化」變私有化。他們對活化後的歷史建築有諸多不滿，例如置於地下的前中央書院地基經常封閉，管理層亦不會外借場地予社區團體等。
看了這段新聞，我想起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阮耀啟博士在一個「共享經濟」講座提及的三個概念；他說，除了我們熟悉的「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社會還有大量「公共財產」，英文是 the commons。住宅單位是私有，政府大樓是公有，而社區的公共空間、公園和街市等就是「公共」，是市民可共同享用的財產，管理者只是「託管人」。因此，公共設施的管理要設合用者的需要，規例不能太重視商業化或對市民過度苛刻。

PMQ是市民的「公共財產」，這說法大家不反對吧。建築物的復修花了數億元公帑，使命是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開幕後，管理者巧妙用了熊貓展和夜市帶動人流，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蜂擁而至，也製造了噪音；同時，它的營運模式以高檔次高消費為主，卻未必對鄰近社區帶來裨益。

香港有許多具質素的「公共財產」，在PMQ山腳的中環街市是其中一項，但它已空置多年。市建局採用的活化策略是加建，蹉跎8年，面對司法覆核後再要說服屋宇署，聽說最近才開綠燈，但活化後的街市將有怎樣的管理手法？這才是關鍵。若市建局當年對中環街市的想像是共享，它今天已是有趣多元的創意市集和都市農墟空間了，根本不用加建和受建築成本大幅飆升之苦。

若PMQ或日後的中環街市管理者用共享及「公共財產」去營運，它與社區應更互動。首先，市民和非租戶的創意文化界可以參與和提出意見。在設計師的商店以外，它應有更多自由開放的空間，還有pop up日租小攤 (時間的共享)。它的管理價值可以少一點「防範」。今天的PMQ很旺，團隊有心，但從不同朋友處聽來，它仍未建立使用者與管理者之間的互信。例如，若信任存在，人和小狗可以在草地上玩耍；如有共享精神，不同的生活方式應被尊重，就不會令專程騎單車而來的朋友為難，因為「單車不准進入」，那又何必呢？

文化拆局 - 黃英琦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http://www.metropop.com.hk/contents/417/green/1395/

「分享」是三歲細路哥都曉的道理，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分享書本，分享車和房屋⋯⋯沒錯，在共享經濟概念下，只要是過剩的資源都可與人共享。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曾獲《時代雜誌》選為「十個改變世界的概念」，著重享用大於擁有，透過善用資源，減少浪費，改善環境，對抗無節制的過度消費，讓like & share由網絡一個「掣」，變成有利經濟和生活的實踐。

享用大於擁有
據統計，2011年美國generation Y買車比率只有0.5%，而上一代則高達6.8%，這意味甚麼？「他們寧可借車租車，因為generation Y是一個share世代，網絡所有資源都可共享，甚至透過網絡平台享用現實資源。」阮耀啟博士是《共享香港》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共享經濟非常適合在香港實踐：「約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人們開始反思消費意義，厭惡過度消費，發現生活上許多東西都可以共享，不一定要私有化，於是興起了共享經濟的說法。現時香港正好有許多『閒置』資源，例如房屋、衣物、汽車、家具、剩食，又有良好的科技發展，大可推動共享經濟，讓資源更有效重新配置整合。」

循環活用　提升價值
大眾對sharing economy可能覺新鮮，其實概念最早於七十年代末出現，而在香港更曾是尋常事。舊時鄰里關係良好，小至柴米油鹽，大至家具、工具互借，甚至鄰居當時暫當褓姆幫忙託兒。只是社會愈來愈富裕，甚麼都私有化，人變得自私不信任他人，「共享」漸漸不復見。

幸而近年全球循環經濟及環保意識增強，加上網絡社交平台的發展，使「共享」有復甦跡象。阮耀啟說：「本地組織Oh Yes! It's Free和平等分享行動，都在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實踐共享經濟，物件循環再用延長生命之餘，資源亦能妥善分配到有需要人手上，這是個由下而上的行動，每個人都可組織自己的共享平台，將分享由網絡帶回現實 生活。」

阮耀啟又指，除了民間自發的二手書交換平台，公共圖書館亦算一種「共享」：「現在愈來愈多家長交換玩具，中央圖書館亦設有公共玩具圖書館，不過玩具不可外借，透過網絡平台，未來設立可外借的玩具圖書館、工具圖書館亦非不可能之事。」

三類共享經濟模式
澳洲的共享經濟提倡者Rachel Botsman曾在著作“What’s mine is yours”提出三類共享經濟的模式。

市場再流通 （Redistribution Markets）
重點是將資源重新分配，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送贈他人，或作二手買賣加工，賦予物品新的價值，例如執嘢、Book x change、食德好等。這種模式的實踐者，大多關注資源永續發展，而非只為個人利益。

合作式生活 （Collaborative Lifestyles）
是集中相同興趣或需要的人，共享空間和時間。co-working space共用工作間和近年流行的urban farm城市農場，都正好為寸金尺土的香港，解決因租金帶來的發展 阻礙。

產品服務系統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常見例子是car share。據統計2012年已有27個國家共178.8萬人，享超過4萬輛車。香港第一個共用汽車網Carshare.hk亦於去年底成立，出租閒置私家車，可替車主減輕養車成本，最重要是減少碳排放，為環境出一分力。

還有甚麼可以Share？
網絡資源可以share，物件可以share，空間可以share，還有甚麼可以共享？參考外國的例子，或者會為共享香港帶來新點子。

德國 再生能源
作為再生能源的先驅，德國連這方面都可以共享。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現，會受無風或陰天天氣影響，德國政府為此改善電力網，市民更自發獨資或合資，在各自的房屋建造私人風力或太陽能發電器，儲存多餘電力，供應整個社區所需。

美國 打雜跑腿
放工太懶不想帶狗狗去散步？想買演唱會門票不想排隊？花園雜草想找人修理？這時候你需要一個大打雜幫你做跑腿。TaskRabbit是將任務和人力配對的系統，只要在網站發佈任務，網友感興趣便會根據個人才能提供報價，系統會自動將任何交予報價最低的人。完成任務後，雙方可在網絡進行結算，TaskRabbit為未有全職工作但有特別技能的人帶來工作機會，有效利用「閒置」的人才。

首爾 政府和市長
韓國有俗語「一粒小豆也要分享。」作為亞洲第一個共享城市（Sharing City），首爾連市政府的空間和時間都可以共享。首爾市政府大樓不但開放予民眾使用，連車位亦免費任用，甚至到處都可貼便利貼告訴政府心中所想，名副其實「門常開」。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阮耀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越來越受到重視，去年十二月，一些關心社企及公益事業發展的朋友們走在一起，成立了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共同推動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的實踐。

在這段時間，每每遇到很多社企及公益業界的朋友，詢問有關如何量度社會效益的問題。從這些討論中，我發現目前業界對社會影響評估有著各式各樣的想法。

有相當多朋友會將社會影響評估想得過於複雜，認為社會效益並不可能有客觀及富認受性的方法去量度，他們對社會影響評估抱持著極度懷疑的態度，認為一切對服務成果的評估都只是玩數字遊戲，為的只是要滿足資助方的要求，對接受服務的群眾而言毫無益處。

而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相當多業界的朋友把社會影響評估想像得過於簡單，他們將社會效益分析的實踐，理解成安裝電腦軟件一樣，只要找到合適的評估工具，運作程式就能自動為社企或公益機構計算好項目的社會回報。他們最喜歡問的問題是：「那一套評估工具是最好的工具？」

其實不同的評估工具，是要用來處理不同的問題，所以並沒有所謂單一最好的工具；而社會影響評估應如何做、要做到有多嚴謹，完全是取決於做評估的目的，以及最終的使用者是誰。評估工具固然有幫助，但最重要是管理者對效益評估的工作有深切的理解和反省。

總的來說，不管管理者要使用什麼方法或評估工具，其實他們均要回答以下九個問題（註一）：

1. What are the outcomes?
項目的成果是什麼？
2. How can we measure the outcome?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3. How much of the outcome happened?
這些成果發生的程度有多大？
4. Which outcomes are important enough for us to manage (be accountable for)?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落力去管理（並且須要問責）？
5. To what extent were the outcomes caused by our activities?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6. Do we ne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activities creating different outcomes?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行動中作出選擇？
7. Who 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8. How accurate do we need to be?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9. Are the results credible so that we can use them?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實際上，效益評估不一定要做到非常嚴謹，例如，在作為機構內部使用的管理輔助工具時，評估的工作可以不用斟酌太多細節或追求太高的準確度，而在給公眾使用或用於政府的決策報告時，項目評估則需要做到非常嚴謹，比如可能需要用到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等方法來證明成果的發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最後計算得來有關於社會效益的數據，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機構能夠發現問題，改善服務設計，繼而持續不斷提升服務的社會效益。

目前坊間談論的很多評估工具，其實只能用來回答上列一個至數個問題，而並不能幫助使用者去全面考量所有九個問題；對社企及公益機構的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去理解及以策略思維去考慮為什麼要做及如何去做社會影響評估，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數據化和準確度。


註一：這九個問題是由The SROI Network International的行政總裁Jeremy Nicholls跟據SROI的理論框架所提出

共享經濟 享用大於擁有

共享經濟 享用大於擁有
香港經濟日報 C03
李秀嫻 2014-05-03

　　曾幾何時，大自然萬物都是共有的，自從出現私有化的概念後，人類的貪性竟然變得無日無之，恨不得把全世界據為己有。

　　在消費主義萬歲的當下，共享經濟是一趟自省之旅。從身上過多的資源，反思萬事「擁有」的實際意義。

　　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之前，不妨先來一個快問快答。你家中有沒有電鑽？如果有的話，你每年會用多少次？據統計，原來美國人一生用到電鑽的時間平均只有 12 分鐘！

　　電鑽是談論共享經濟時常用的例子，說明互相借用比實際擁有更具效益。你家中，存放多過用的例子可能便有書籍、衣服、DVD……西方近年興起共享經濟的討論，談的就是如何充份利用這些「閒置」資源，較為人熟知的有 2010 年，創新思想家 Rachel Botsman 在悉尼 TED 演講中提到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那不是甚麼深奧理論，方式是通過網絡科技帶來便利，將資源再配對。這個理念，香港人應該不陌生，近年坊間便出現大大小小的 swap 分享會，如交換二手物的「執嘢」、鼓勵 freecycle 人棄我取的環保群組「Oh Yes! It's Free」，又如深水埗明哥的待用餐券，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共享資源。說到底，就是凡事不需天長地久地擁有，將「過剩」的資源再分配，用∕食得唔好嘥。

　　在消費才是王道的今天，共享經濟似乎走了一道相反的路，但想想近年土豪成風，大家漸漸明白「錢係你嘅，資源係大家嘅！」的道理，這也是共享經濟的初衷，「多年來，經濟學理論建基於市場短缺（scarcity），蘋果和橙，你只能選一樣。現代城市消費正好相反，是消費力過盛，主流經濟學卻沒有提供解決方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指，現代城市過度消費造成大量資源被閒置，共享經濟是當今城市經濟發展的新路向。剛剛推出的新書《共享城市》及《共享香港》，由鄒崇銘、阮耀啟和黃英琦主編，目的是借鑑國外例子，探索香港達至共享社會的可能。

空間也可共享

　　鄒崇銘早在 2003 年已談香港的社區經濟，如社區二手店、婦女合作社等，鄒崇銘與阮耀啟亦是本地非牟利機構「公平貿易動力」的成員，致力推廣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助互惠。兩年前阮耀啟受 Rachel Botsman 的啟發，認為她所提出的協作消費能突破香港現有社會企業的困局，「香港的社會企業一直只局限於創造就業、脫貧。我跟學生談第三世界的社企發展，個案也只針對 bottom of the pyramid 的問題，跟香港沒甚麼關連。Botsman 提出的協作消費以城市作基礎，香港極有參考價值。」城市網絡發達，開創了新的商機，各種交換平台應運而生，好像發展至全球性的出借家中沙發的 Couch Surfing 就是好例子，用網絡連結買賣雙方，省錢之餘，還可減少資源（沙發）浪費。阮耀啟有感香港的共享例子不少，於是 1 年前開始蒐集案例，衣食住行包羅萬有，如食品回收的「食德好」、交換二手書的 「Book x Change」等，這些全都收錄在新書中。藉着有系統的整理，助香港邁向更廣的共享城市目標。

　　提到共享，也不只限於實體物資，書中很大篇幅談到共享空間的概念，這源於去年鄒崇銘往首爾取經，當地自 2012 年因朴元淳上任市長後，全城推動「共享城市」（The Sharing City, Seoul Project），由政府牽頭的共享項目，除了滿街的 Share Hub 告示牌，展示不同類別的共享服務，另一個重點是挪用市內未被善用的空間、物業，如首爾的創新園，就是將原本空置的衞生局活化，市民甚至可在那裏種菜，「香港政府常說土地不足，其實政府有大量閒置土地，如舊政府總部空置兩年，中環街市也丟空 6 年，最近新聞便說市建局與屋宇署談不攏中環街市的改建問題，政府何不先將地方出借，善用空間？」鄒崇銘指，首爾的例子，讓他思考香港政府可以在共享經濟上擔起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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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鄰舍 互助互惠

　　共享經濟不是甚麼新鮮事，回想小時候，向街坊鄰里借油鹽醬醋實屬平常，社會富裕了，過於「完善」的住宅設計，反倒窒礙了鄰舍關係。成立才 3 個月的網上社交平台「Myflat.hk」，希望利用網絡穿透建築石屎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達到共享資源，也拉近人鄰關係。由 Antony 和 Matthew 創立的平台，將網頁以香港 18 區及住宅平台作劃分，登記用戶可以在所屬區域和住宅內作資源分享。Antony 說：「我們的目標不止在分享實際物品，長遠希望能做到協作技能，如水電技術。」「無飯」主義的人士也是他們的服務對象，「可能有人很愛煮食，但自己又吃不完，他大可招待一些不會自己煮飯的街坊一同分享！」無論共享資源或服務，可按個人喜好選擇「有酬」或「無酬」，由用戶自行決定。

　　Antony 和 Matthew 原本從事投資銀行事業，工作多年後，不甘於營營役役只為客戶多賺一個「0」，因此 1 年多前決定辭工創業，為社會出一分力。Matthew 說起緣由：「我在瑞士琉森長大，7 年前回港定居，覺得香港的鄰里關係好冷漠。相反，琉森的社區很小，鄰居一定會互相幫助。在香港，我們留意到各大屋苑都有報告板讓鄰居互通消息，所以我們想到不如發展一個網上鄰舍社交平台，讓交流更有效率。」兩人深信，這平台不止交換資源，也望藉此讓街坊關係「破冰」，「要交換，也要出來見面才可以呀！」Antony 笑說。

　　網址：myfla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