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團體：安逸的環保運動？

佔中之後﹕環保團體：安逸的環保運動？
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明報專訊】兩位服務於不同環保團體的朋友，同一日跟我說要離開「傷心地」。其中一位慨嘆，「我冇忘記當年面試時組頭問我點解想來做。我答佢：『我覺得世界不應該是這樣，雖然未必有能力改變，但我想幫到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今天，這裏已經變成一個遊樂場，我也不想留低。」

當環保組織變成hea做的嬉戲地，會係點？

這兩三年間，不是每個環保團體都是嬉戲的，但大多走到狹路關口。不說別的，過去大家都頂着道德光環，只有罵人監督別人的份，但近年來，卻不時面對外界手指指、附加兩句「環保膠」的挑戰。

環團近年「少了聲氣」

有挑通眼眉的朋友說，近年環團「少了聲氣」。這個聲氣，意謂倡議（advocacy）的運動能量，這也是環團的氣場。我在1995年當環保記者，當年做倡議的綠色組織，有長春社、綠色力量、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還有一年後落戶香港的綠色和平。前四者人強馬壯，關注議題層面廣，主事者大都獲委任加入政府與環保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故稱為「四大環團」。

「四大環團」代表在1995年的環境問題諮詢委員會上當過攔路虎，指臨時機場管理局的環評報告無法有效保障中華白海豚，首次否決機場發展項目，成為一時佳話。由於諮詢委員會成員，可掌握第一手的政策信息，若善加利用，與所屬環保組織裏應外合，能發揮更大的運動能量。

攔路虎棄守陣地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日，這些環團大哥大的資源更充裕，正職員工更多，年收入總計超過一億港元。推動環保的形式很多，按各自的專長擺位分工無可厚非。然而，在當下的環保挑戰下，綠色團體理應有能力及資源，投放更多在倡議的關節。奈何在現實上，倡議的比重及能量不成比例地萎縮，有團體甚至棄守這重要陣地。

即使是諮詢委員會，既因為環團代表僅佔少數，加上不少代表無心倡議，又或者在委員會呆得太久，思維上愈來愈傾向建制，聲勢就更弱了。除環諮會偶有環團聲音外，你可曾透過傳媒，聽到環團在其他諮詢組織發聲？如城市規劃委員會、能源諮詢委員會、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等？

撐真普選 突破政治潔癖

環保法規無法通過，跟議會中既得利益的阻撓有莫大關係，如果環團連諮詢委員會這個建制過程的關節眼也要棄守，為啥還佔着茅坑？在佔領運動初期，環保和保育界的朋友以個人名義發起連署，表達對真普選的渴求。這是很了不起的行動，也突破過去政治潔癖的局限。奈何聯署行動曇花一現，而且沒有主流環團的領導呼應。

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找來有環保背景的廖秀冬當環保大員，發表過綠色含量高的施政報告。冬姨提出推動廢物收費、生產者責任法規、規管電廠的污染排放等訴求，都是綠色團體引頸以待的政策，怎捨得破口大罵？即使鬧，也是小罵大幫忙。

「鬧」得愈響愈好

壓力團體的強項是「鬧」，鬧是監督政府和企業的重要手段。重視倡議的環團深明media campaign之道，明白鬧的分貝愈高、行動愈出格，愈能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因此，遇上在環保上不作為的曾蔭權，和言計其從的環境局長邱騰華，綠色組織鬧得最響，幾乎沒半點包袱。

曾蔭權經歷「慳電膽」風波一役，不想提早腳痛下台，但凡爭議的政策，拖得就拖。既然主子無要求，邱騰華也犯不着按冬姨的時間表，推行廢物收費等爭議政策。

問責團隊有心無力

問題是，你愈拖，處理污染的壓力愈大。在這個背景下，黃錦星登場。不少人認為黃錦星的問責團隊有心推動環保，但有心不代表夠力，尤其政治形勢大不同：一個無誠信的特首、政府部門內/之間少做少錯的消極阻撓，還有立法會的亂局。政治現實殘酷，既是問責官員，做不到便該接受批評。只是認清背後的難點後便會明白，這時罵得太狠，除了打擊官員士氣外，甚少正面作用；但不罵，又有失環團的監察功能，結果教不少環團處於兩難。罵與不罵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必須拿揑好罵的分寸，但在當下的時局，誰又掌握得好？既要把政策議題搞通透，又要懂得處理當中的政治角力，兼顧policy及politics的角力，難度本來就高，面對未來紛亂的政局，挑戰不言而喻。

化身「環保變色龍」

環團的另一挑戰，是機構管治失效。這幾乎在所有環團都出現過。較壞的情况是，董事會一言堂地以拍腦袋方式定方向、做決定，而董事會則是畀面派對，無法發揮有效領導和制衡的作用，結果導致組織、人事大地震。又或者理事過於靠近建制，忘了自己的綠色身分，變成「環保變色龍」。

我們期盼的董事職能，當然是制訂出有視野、具遠景的未來想像，而且能交託給有能力的團隊付諸實行。十年後，你預想機構會變成怎箇模樣？很抱歉，很少聽到有多少董/理事會有這樣的遠見，即使有，也不知道如何落實推行。我倒記得有環團當家半認真地說過：「做最後一家執笠的環保團體就夠。」

最大挑戰非「錢途」

有台灣學者來訪，問香港環保團體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高層答：「募款」。我過去服務的環保組織屬中型規模，但一年收入，卻抵得上台灣大部分環團的總和。對於我們的挑戰是什麼？我的答覆並非「錢途」，而是缺乏深刻的反省。

想起佔領現場，廢物分類做得有聲有色，自備水樽運動也沸沸揚揚，這不是環保團體努力要推的嗎，為何偏見不到他們的身影？環保運動並非環保團體的獨家專利；即使不做這些，那可曾把本業做好？再說，綠色團體「佔領」相當多公共資源，理應有更大承擔，這絕對是人們對環團應有的期許。

這其實也是很多民間團體的挑戰。傳統環團要迎向時代的挑戰，就如大象轉身般難。一是要領導有改變的意識，二是有推動改變的能耐。各位環團朋友，你們的團體處於怎樣的狀態中？還是還留戀於安逸的遊樂場？
由下而上才是生路

放眼將來，環團務必不時思考以下問題：
◆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回應本屆政府餘下任期的變局挑戰嗎？
◆長遠一點看，能回應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舉例說，隨着粵港人流物流急速匯合，區域污染的壓力勢將有增無減，我們沿用針對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運動手法，能否獨善其身？如果不能而要加強粵港合作，那兩地的融合矛盾又怎去拆？
◆以「廢物處理」和「汽車廢氣」等傳統分類方法對應污染問題，是跟着問題尾巴走的治標手段。如何正本清源，走出見樹不見林的困窘，處理污染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區域環保」、「環境負荷量」，可以是未來的策略方向嗎？
◆你們的傳媒團隊，究竟是主力支援倡議和社區工作，抑或隸屬於募款部門？在倡導與募款之間，孰輕孰重？

香港已進入抗命年代，無論採取哪些策略，都應該知道未來推動改革的動力，不再單單由上而下，民間社會的自發自強才是可能的生路。

環保團體不必放棄過去政策倡議的優勢，但務必要多走入社群，紮根社群，讓公眾對議題產生擁有感（ownership），才能壯大行動力。當社區中不斷有你我他營造希望，彼此打氣激勵，而非僅背負絕望悲情上路。有正能量，路才走得穩，走得遠。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很需要創造希望。說到底，運動之所以叫運動，是能動員群眾；遠離大眾的那些，只能叫運滯。這是過去環保團體的不足，卻也是未來的必修課。

文__朱漢強（獨立環境政策評論員）
策劃__朱凱迪
編輯/ 林韻兒

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葉寶琳：獨立民間組織的三大困局
明報 | 2014-08-24 | 佔中之後 | 葉寶琳

文章刊出之時，人大常委即將就政改訂下框架，而這星期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重申「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集體意志，而其中的方法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番講話無異為人大常委的公布作出預告。《白皮書》宣告了中共全面控制香港，過去在虛擬自由主義下的「中立∕專業」已再沒有位置，不論政改拉倒或通過了一個假普選方案，香港也會步入全面政治化社會，爭普選運動將被全面的本土抵抗運動取代。

當泛民政黨面對存續危機的同時，一直在香港政治發展上擔當重要角色的獨立民間組織（意指不為北京控制的組織）也必須直面三大困局，才能有力量參與新一輪更嚴峻的鬥爭。

一） 群眾組織的困局

2003 年七一後，香港公民的自行組織能力大大發展，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就依賴媒體製造輿論，高調地向當權者施壓，旨在將議題公共化。另一邊廂，中方也在加強控制香港，開展十年計劃，花大量金錢以「蛇齋餅糭」方式支持地區組織，培訓地區幹事為居民噓寒問暖，同時招攬專業人士進入界別組織及參選立法會功能組別，一切都在低調進行。

8 月17 日的反佔中遊行，讓那些平日名不見經傳的「╳╳╳同鄉會」或「╳╳╳聯誼會」及各種行業的組織，一次過進入公眾的眼球。雖然因為涉及各種威迫利誘手段而醜態百出，但對建制而言，關鍵在於建立群眾動員流程和系統。8 ? 17 動員得到李飛高度讚揚，可以預計這類層壓式動員將來會在23 條立法時重演。

民間組織動員力弱

縱然民間組織和泛民政黨極懂使用媒體策略，甚至催生新媒體，卻顧此失彼，忽視社區組織。目前大型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人數不過1000 人，人數再多一些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已經不為主辦團體所認識。正面點說，遊行示威的群眾絕大部分是自發參與，但反過來亦反映了民間組織的直接動員能力長期偏弱，要靠媒體宣傳搭夠。

在這個困局之下，民間組織若在舊有模式中繼續依賴已逐一被親建制商人買下的主流媒體，絕對不是出路。我們必須重拾對社區組織的重視，在有限資源下，策略性地介入危機社區。在保衛菜園村、反東北發展及碼頭工人工潮的經驗裏，參與運動的直接持份者（或曰苦主）不過幾百人，但透過新媒體對事件的公共化和政治化，及至城鄉共生和財閥霸權的問題，讓更多公眾成為間接持份者，建立民意後才能在主流媒體和議會擁有較多主導權。另外亦應重視自發參與者的後續組織工作，嘗試反攻被親北京陣營佔據的公民社會陣地。例如反國教後數以百計的市民自發組織各校校友聯署，每個聯署都分別可接觸上千名市民，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利用這些新形成的網絡參與各中小學的校友會及家教會選舉，更有效地監察校政？

二） 去政治化的困局

香港獨立民間組織大多以弱勢社群福祉為出發點，為基層、病人組織、長者、草根街坊和工人等開展社會服務、組織和政策倡議工作，不少源於社會工作系統。為了方便爭取支持及維持工作動力，組織一方面習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和低調，另一方面很容易將爭取短期的紓解措施置於改革政經結構之先，這陣子有關租務管制的討論即為一例。

組織政黨鮮有交流

去政治化也源於民間組織和政黨之間的不信任。在泛民主派的陣營中，民間組織鮮有和政黨建立起長期而深入的交流，彼此某程度上視對方為推動一己議程的臨時工具，個別議題的倡議高潮一過，合作亦隨之結束。我們認為，政黨政治是民主社會中不可或決的一部分，如果只單純視政治人物為「博取政治資本」，結果只會令政黨議員對於民間的訴求，變得和官員一樣，只按民意而行事。就以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為例，最初在財委會內積極發聲的只有幾名新界東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如果沒有政改議題和財委會主席的劣質表現，以及時間上碰巧與全民公投和七一遊行重疊，相信也難有泛民集體抗爭的情境出現。

三） 缺乏藍圖的困局

1980 年代後過渡期的民間組織發展，如社區組織協會、多個社工組織、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在當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局下，再加上民間所認同的「民主回歸」，令公民社會習慣不去觸碰憲制民主等根本政治議題，即使是一些對港人至關重要的決定如聯繫匯率、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公共開支嚴控在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0%等的問題，30 年來有如禁忌。

在這格局下，民間組織只設限於捍衛弱勢社群的人權和福利權，令持份者只着眼於相關的政策倡議，甚至出現不同基層之間的矛盾（如低收入人士和領綜援街坊之間，地盤工友和反開發村民之間），這正反映了組織者缺乏整體社會發展願景。

各自為政難以統合

過去兩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不少過去基層組織的服務對象如新移民和基層的倡議工作都變得「危機四伏」——服務新移民的組織在七一遊行被本土派圍罵、基層組織甚至要「嚴防」有鄉音的街坊接受媒體訪問，以免社福議題被中港矛盾蓋過。連就自由行政策、人口政策等，民間組織之間也缺乏開放討論，可是這都涉及我們對香港未來政治藍圖的想像。過去習慣去政治化的民間組織，在新的鬥爭形勢下陷於被動，無言以對。

中港矛盾在佔中之後必然有增無減，民間組織不能繼續採取「避風頭」的態度。進步的社運立場，必須能帶領社會塑造社會願景，同時配合具力量的行動，才可重奪民心。

總結

反佔中的出現，是中共宣告放棄對港的統戰策略，而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管治香港。佔中之後中共只會進一步控制香港，否決假普選，就是拒絕認命，30 年前中英兩國決定香港前途，港人還相信民主回歸。現今英國已拍拍屁股，香港人必須根本地思考主體性問題和重新掌握命運。

泛左翼的社運組織，亦需要擺脫去政治化的舊有模式，摒棄議會內外二分，也要重新連結不同群眾的利益，建立港人自決的政治藍圖，透過基進而有力的直接行動，由憲政民主，到民主生活，包括民主規劃、自決人口政策、資源自給、多元產業等，告別30 年前對民主回歸的幻想，為下一代換取時間空間，重新思考出路。

黃英琦：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共享文化公共空間
2014年08月12日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與幾位市民上周到PMQ元創方，抗議建築物由「活化」變私有化。他們對活化後的歷史建築有諸多不滿，例如置於地下的前中央書院地基經常封閉，管理層亦不會外借場地予社區團體等。
看了這段新聞，我想起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阮耀啟博士在一個「共享經濟」講座提及的三個概念；他說，除了我們熟悉的「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社會還有大量「公共財產」，英文是 the commons。住宅單位是私有，政府大樓是公有，而社區的公共空間、公園和街市等就是「公共」，是市民可共同享用的財產，管理者只是「託管人」。因此，公共設施的管理要設合用者的需要，規例不能太重視商業化或對市民過度苛刻。

PMQ是市民的「公共財產」，這說法大家不反對吧。建築物的復修花了數億元公帑，使命是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開幕後，管理者巧妙用了熊貓展和夜市帶動人流，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蜂擁而至，也製造了噪音；同時，它的營運模式以高檔次高消費為主，卻未必對鄰近社區帶來裨益。

香港有許多具質素的「公共財產」，在PMQ山腳的中環街市是其中一項，但它已空置多年。市建局採用的活化策略是加建，蹉跎8年，面對司法覆核後再要說服屋宇署，聽說最近才開綠燈，但活化後的街市將有怎樣的管理手法？這才是關鍵。若市建局當年對中環街市的想像是共享，它今天已是有趣多元的創意市集和都市農墟空間了，根本不用加建和受建築成本大幅飆升之苦。

若PMQ或日後的中環街市管理者用共享及「公共財產」去營運，它與社區應更互動。首先，市民和非租戶的創意文化界可以參與和提出意見。在設計師的商店以外，它應有更多自由開放的空間，還有pop up日租小攤 (時間的共享)。它的管理價值可以少一點「防範」。今天的PMQ很旺，團隊有心，但從不同朋友處聽來，它仍未建立使用者與管理者之間的互信。例如，若信任存在，人和小狗可以在草地上玩耍；如有共享精神，不同的生活方式應被尊重，就不會令專程騎單車而來的朋友為難，因為「單車不准進入」，那又何必呢？

文化拆局 - 黃英琦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共享資源 Let’s Like & Share
http://www.metropop.com.hk/contents/417/green/1395/

「分享」是三歲細路哥都曉的道理，分享玩具，分享食物，分享書本，分享車和房屋⋯⋯沒錯，在共享經濟概念下，只要是過剩的資源都可與人共享。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曾獲《時代雜誌》選為「十個改變世界的概念」，著重享用大於擁有，透過善用資源，減少浪費，改善環境，對抗無節制的過度消費，讓like & share由網絡一個「掣」，變成有利經濟和生活的實踐。

享用大於擁有
據統計，2011年美國generation Y買車比率只有0.5%，而上一代則高達6.8%，這意味甚麼？「他們寧可借車租車，因為generation Y是一個share世代，網絡所有資源都可共享，甚至透過網絡平台享用現實資源。」阮耀啟博士是《共享香港》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共享經濟非常適合在香港實踐：「約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人們開始反思消費意義，厭惡過度消費，發現生活上許多東西都可以共享，不一定要私有化，於是興起了共享經濟的說法。現時香港正好有許多『閒置』資源，例如房屋、衣物、汽車、家具、剩食，又有良好的科技發展，大可推動共享經濟，讓資源更有效重新配置整合。」

循環活用　提升價值
大眾對sharing economy可能覺新鮮，其實概念最早於七十年代末出現，而在香港更曾是尋常事。舊時鄰里關係良好，小至柴米油鹽，大至家具、工具互借，甚至鄰居當時暫當褓姆幫忙託兒。只是社會愈來愈富裕，甚麼都私有化，人變得自私不信任他人，「共享」漸漸不復見。

幸而近年全球循環經濟及環保意識增強，加上網絡社交平台的發展，使「共享」有復甦跡象。阮耀啟說：「本地組織Oh Yes! It's Free和平等分享行動，都在透過社交網絡平台實踐共享經濟，物件循環再用延長生命之餘，資源亦能妥善分配到有需要人手上，這是個由下而上的行動，每個人都可組織自己的共享平台，將分享由網絡帶回現實 生活。」

阮耀啟又指，除了民間自發的二手書交換平台，公共圖書館亦算一種「共享」：「現在愈來愈多家長交換玩具，中央圖書館亦設有公共玩具圖書館，不過玩具不可外借，透過網絡平台，未來設立可外借的玩具圖書館、工具圖書館亦非不可能之事。」

三類共享經濟模式
澳洲的共享經濟提倡者Rachel Botsman曾在著作“What’s mine is yours”提出三類共享經濟的模式。

市場再流通 （Redistribution Markets）
重點是將資源重新分配，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送贈他人，或作二手買賣加工，賦予物品新的價值，例如執嘢、Book x change、食德好等。這種模式的實踐者，大多關注資源永續發展，而非只為個人利益。

合作式生活 （Collaborative Lifestyles）
是集中相同興趣或需要的人，共享空間和時間。co-working space共用工作間和近年流行的urban farm城市農場，都正好為寸金尺土的香港，解決因租金帶來的發展 阻礙。

產品服務系統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常見例子是car share。據統計2012年已有27個國家共178.8萬人，享超過4萬輛車。香港第一個共用汽車網Carshare.hk亦於去年底成立，出租閒置私家車，可替車主減輕養車成本，最重要是減少碳排放，為環境出一分力。

還有甚麼可以Share？
網絡資源可以share，物件可以share，空間可以share，還有甚麼可以共享？參考外國的例子，或者會為共享香港帶來新點子。

德國 再生能源
作為再生能源的先驅，德國連這方面都可以共享。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現，會受無風或陰天天氣影響，德國政府為此改善電力網，市民更自發獨資或合資，在各自的房屋建造私人風力或太陽能發電器，儲存多餘電力，供應整個社區所需。

美國 打雜跑腿
放工太懶不想帶狗狗去散步？想買演唱會門票不想排隊？花園雜草想找人修理？這時候你需要一個大打雜幫你做跑腿。TaskRabbit是將任務和人力配對的系統，只要在網站發佈任務，網友感興趣便會根據個人才能提供報價，系統會自動將任何交予報價最低的人。完成任務後，雙方可在網絡進行結算，TaskRabbit為未有全職工作但有特別技能的人帶來工作機會，有效利用「閒置」的人才。

首爾 政府和市長
韓國有俗語「一粒小豆也要分享。」作為亞洲第一個共享城市（Sharing City），首爾連市政府的空間和時間都可以共享。首爾市政府大樓不但開放予民眾使用，連車位亦免費任用，甚至到處都可貼便利貼告訴政府心中所想，名副其實「門常開」。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社會影響評估要回答的九個問題
阮耀啟 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 行政總裁

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越來越受到重視，去年十二月，一些關心社企及公益事業發展的朋友們走在一起，成立了香港社會效益分析師學會，共同推動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的實踐。

在這段時間，每每遇到很多社企及公益業界的朋友，詢問有關如何量度社會效益的問題。從這些討論中，我發現目前業界對社會影響評估有著各式各樣的想法。

有相當多朋友會將社會影響評估想得過於複雜，認為社會效益並不可能有客觀及富認受性的方法去量度，他們對社會影響評估抱持著極度懷疑的態度，認為一切對服務成果的評估都只是玩數字遊戲，為的只是要滿足資助方的要求，對接受服務的群眾而言毫無益處。

而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相當多業界的朋友把社會影響評估想像得過於簡單，他們將社會效益分析的實踐，理解成安裝電腦軟件一樣，只要找到合適的評估工具，運作程式就能自動為社企或公益機構計算好項目的社會回報。他們最喜歡問的問題是：「那一套評估工具是最好的工具？」

其實不同的評估工具，是要用來處理不同的問題，所以並沒有所謂單一最好的工具；而社會影響評估應如何做、要做到有多嚴謹，完全是取決於做評估的目的，以及最終的使用者是誰。評估工具固然有幫助，但最重要是管理者對效益評估的工作有深切的理解和反省。

總的來說，不管管理者要使用什麼方法或評估工具，其實他們均要回答以下九個問題（註一）：

1. What are the outcomes?
項目的成果是什麼？
2. How can we measure the outcome?
我們可如何量度成果？
3. How much of the outcome happened?
這些成果發生的程度有多大？
4. Which outcomes are important enough for us to manage (be accountable for)?
在眾多成果中，有哪些是有足夠的重要性，須要我們落力去管理（並且須要問責）？
5. To what extent were the outcomes caused by our activities?
該些項目成果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活動所引致？
6. Do we ne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activities creating different outcomes?
我們是否需要在產生不同成果的不同行動中作出選擇？
7. Who 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應由誰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
8. How accurate do we need to be?
我們要做到有多準確？
9. Are the results credible so that we can use them?
評估的結果是否可靠，以使決策者可以安心使用？

實際上，效益評估不一定要做到非常嚴謹，例如，在作為機構內部使用的管理輔助工具時，評估的工作可以不用斟酌太多細節或追求太高的準確度，而在給公眾使用或用於政府的決策報告時，項目評估則需要做到非常嚴謹，比如可能需要用到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等方法來證明成果的發生。在大部分情況下，最後計算得來有關於社會效益的數據，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機構能夠發現問題，改善服務設計，繼而持續不斷提升服務的社會效益。

目前坊間談論的很多評估工具，其實只能用來回答上列一個至數個問題，而並不能幫助使用者去全面考量所有九個問題；對社企及公益機構的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去理解及以策略思維去考慮為什麼要做及如何去做社會影響評估，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數據化和準確度。


註一：這九個問題是由The SROI Network International的行政總裁Jeremy Nicholls跟據SROI的理論框架所提出

共享經濟 享用大於擁有

共享經濟 享用大於擁有
香港經濟日報 C03
李秀嫻 2014-05-03

　　曾幾何時，大自然萬物都是共有的，自從出現私有化的概念後，人類的貪性竟然變得無日無之，恨不得把全世界據為己有。

　　在消費主義萬歲的當下，共享經濟是一趟自省之旅。從身上過多的資源，反思萬事「擁有」的實際意義。

　　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之前，不妨先來一個快問快答。你家中有沒有電鑽？如果有的話，你每年會用多少次？據統計，原來美國人一生用到電鑽的時間平均只有 12 分鐘！

　　電鑽是談論共享經濟時常用的例子，說明互相借用比實際擁有更具效益。你家中，存放多過用的例子可能便有書籍、衣服、DVD……西方近年興起共享經濟的討論，談的就是如何充份利用這些「閒置」資源，較為人熟知的有 2010 年，創新思想家 Rachel Botsman 在悉尼 TED 演講中提到協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那不是甚麼深奧理論，方式是通過網絡科技帶來便利，將資源再配對。這個理念，香港人應該不陌生，近年坊間便出現大大小小的 swap 分享會，如交換二手物的「執嘢」、鼓勵 freecycle 人棄我取的環保群組「Oh Yes! It's Free」，又如深水埗明哥的待用餐券，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共享資源。說到底，就是凡事不需天長地久地擁有，將「過剩」的資源再分配，用∕食得唔好嘥。

　　在消費才是王道的今天，共享經濟似乎走了一道相反的路，但想想近年土豪成風，大家漸漸明白「錢係你嘅，資源係大家嘅！」的道理，這也是共享經濟的初衷，「多年來，經濟學理論建基於市場短缺（scarcity），蘋果和橙，你只能選一樣。現代城市消費正好相反，是消費力過盛，主流經濟學卻沒有提供解決方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指，現代城市過度消費造成大量資源被閒置，共享經濟是當今城市經濟發展的新路向。剛剛推出的新書《共享城市》及《共享香港》，由鄒崇銘、阮耀啟和黃英琦主編，目的是借鑑國外例子，探索香港達至共享社會的可能。

空間也可共享

　　鄒崇銘早在 2003 年已談香港的社區經濟，如社區二手店、婦女合作社等，鄒崇銘與阮耀啟亦是本地非牟利機構「公平貿易動力」的成員，致力推廣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助互惠。兩年前阮耀啟受 Rachel Botsman 的啟發，認為她所提出的協作消費能突破香港現有社會企業的困局，「香港的社會企業一直只局限於創造就業、脫貧。我跟學生談第三世界的社企發展，個案也只針對 bottom of the pyramid 的問題，跟香港沒甚麼關連。Botsman 提出的協作消費以城市作基礎，香港極有參考價值。」城市網絡發達，開創了新的商機，各種交換平台應運而生，好像發展至全球性的出借家中沙發的 Couch Surfing 就是好例子，用網絡連結買賣雙方，省錢之餘，還可減少資源（沙發）浪費。阮耀啟有感香港的共享例子不少，於是 1 年前開始蒐集案例，衣食住行包羅萬有，如食品回收的「食德好」、交換二手書的 「Book x Change」等，這些全都收錄在新書中。藉着有系統的整理，助香港邁向更廣的共享城市目標。

　　提到共享，也不只限於實體物資，書中很大篇幅談到共享空間的概念，這源於去年鄒崇銘往首爾取經，當地自 2012 年因朴元淳上任市長後，全城推動「共享城市」（The Sharing City, Seoul Project），由政府牽頭的共享項目，除了滿街的 Share Hub 告示牌，展示不同類別的共享服務，另一個重點是挪用市內未被善用的空間、物業，如首爾的創新園，就是將原本空置的衞生局活化，市民甚至可在那裏種菜，「香港政府常說土地不足，其實政府有大量閒置土地，如舊政府總部空置兩年，中環街市也丟空 6 年，最近新聞便說市建局與屋宇署談不攏中環街市的改建問題，政府何不先將地方出借，善用空間？」鄒崇銘指，首爾的例子，讓他思考香港政府可以在共享經濟上擔起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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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鄰舍 互助互惠

　　共享經濟不是甚麼新鮮事，回想小時候，向街坊鄰里借油鹽醬醋實屬平常，社會富裕了，過於「完善」的住宅設計，反倒窒礙了鄰舍關係。成立才 3 個月的網上社交平台「Myflat.hk」，希望利用網絡穿透建築石屎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達到共享資源，也拉近人鄰關係。由 Antony 和 Matthew 創立的平台，將網頁以香港 18 區及住宅平台作劃分，登記用戶可以在所屬區域和住宅內作資源分享。Antony 說：「我們的目標不止在分享實際物品，長遠希望能做到協作技能，如水電技術。」「無飯」主義的人士也是他們的服務對象，「可能有人很愛煮食，但自己又吃不完，他大可招待一些不會自己煮飯的街坊一同分享！」無論共享資源或服務，可按個人喜好選擇「有酬」或「無酬」，由用戶自行決定。

　　Antony 和 Matthew 原本從事投資銀行事業，工作多年後，不甘於營營役役只為客戶多賺一個「0」，因此 1 年多前決定辭工創業，為社會出一分力。Matthew 說起緣由：「我在瑞士琉森長大，7 年前回港定居，覺得香港的鄰里關係好冷漠。相反，琉森的社區很小，鄰居一定會互相幫助。在香港，我們留意到各大屋苑都有報告板讓鄰居互通消息，所以我們想到不如發展一個網上鄰舍社交平台，讓交流更有效率。」兩人深信，這平台不止交換資源，也望藉此讓街坊關係「破冰」，「要交換，也要出來見面才可以呀！」Antony 笑說。

　　網址：myflat.hk

伙伴倡自強計劃欠監管

政府1.8億資助欠監管　17%社企執笠　
水陸墟荒廢　嘥241萬公帑
蘋果日報 2014年5月4日

【本報訊】政府06年起推出伙伴倡自強計劃，撥款1.8億元資助約160個社企項目成立，但審計報告質疑計劃進度監察不足，持續性成疑，立法會帳委會明將審核這筆混賬。《蘋果》翻查多個參與計劃團體賬目，結業項目佔總數17%，部份社企成立時大鑼大鼓，資助完結即幾近隱形，其中新界社團聯會於07年獲政府撥款241萬元兼免費租地辦「水陸墟」，但現時近乎荒廢。
記者：袁柏恩

伙伴倡自強每個項目最多可獲300萬元資助，2006至11年的項目資助期為兩年，2011年後的項目延至三年。民政事務總署回覆本報稱，至今年3月共撥款1.8億元，資助156個社企項目成立。雖然沒有任何社企在資助期內結業，但有13間社企在資助期滿後一年內便結業，另有14間於資助期滿逾一年後結業，涉款2,555萬元。
茶座一度無牌經營

不少社企在資助期滿後只是苟延殘喘。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於2007年獲批241萬元，在大埔海濱長廊盡頭的公眾碼頭經營水陸墟，原意經營生態旅遊、協助農民轉型，包括以花船接載遊客遊覽大埔區內島嶼及吐露港，及設跳蚤市場。水陸墟起初大事宣傳，時任特首曾蔭權亦曾參觀，吸引不少旅行團到訪。

惟從賬目所見，開業翌年收入已暴減六成，09至10年再減六成，同年政府資助期結束。新社聯其後改設晚間燒烤場及小型舞場，不但與水陸墟原意不符，亦無助項目翻身。不過，新社聯09年再申請在該處經營晴天茶座，竟仍再獲批95萬元，卻一度無牌經營食肆，到11至12年賬目仍見虧蝕。

記者在復活節假期間到場觀察，偌大空地僅豎立了數幅漁業展覽板、一個撈金魚攤位，茶座只有三檔小食。有員工表示，自12年國慶海難後花船索性停駛。惟從賬目的入場及攤位收入一欄可見，兩項收入早自09至10年已暴跌。地政總署指水陸墟使用政府土地，按月免費准許營運機構舉辦休閒生態活動。地政處會跟進並按地盡其用的原則檢討土地使用情況，就未來安排徵詢相關部門意見。

區議員：應收回土地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水陸墟原址為荒廢碼頭，經新社聯改造為騎單車必經之路，遊客可在該處休息，「賦予咗新價值同生命」，攤檔曾協助街坊小本經營，故即使資助完結仍繼續經營，他又指曾洽談單車店合作，讓上址成為單車交還點，但未成事。大埔區議員關永業坦言，曾有使用者投訴上址改為燒烤場，惟自兩至三年前，已無人再提及水陸墟。他認為經營狀況與原意相去甚遠，政府應收回土地作其他用途。

有部份雄心壯志的社企一次過經營兩個項目，但慘淡收場。仁愛堂於09年獲批88萬元經營「生機館」甜品屋，11年再獲批167萬元經營「膳油莊」廢食油資源處理中心。膳油莊起初大肆宣傳，聲稱收集點遍及大型商場、連鎖餐廳、主題公園等，更在屯門租建廢食油資源處理中心，惟資助期滿即結業。仁愛堂回覆稱，當時膳油莊受油價影響，所以結業。

合作社運動

工人。老闆。法例。
2014年4月27日

【明報專訊】走入中文大學同心女工合作社，除了那一陣茶葉蛋鹵水味，驟眼看與其他學校小賣店沒大分別。可是，當你抬頭，可見小店掛着橫額︰「勞動者決策參與，經濟民主齊實踐」——這就是合作社女工們堅持了十三年的營運理念。由工人自己做老闆，勞動會變快樂嗎？

顧客呢？

近年不少民間團體都在推動「合作社運動」，以集結勞動市場邊緣、基層弱勢的力量，試圖以公平分配、平等討論和分工，集體決策的方式——工人即老闆，人人有權有責——去經營一盤並不唯利是圖的小生意，也是一場抗逆大商家大財團壟斷市場的實驗。譬如，在便利店當收銀員，只需要遵從公司規定及執行上司命令，但女工合作社的姐姐（音︰遮遮），不用穿制服，個個「咁高咁大」，如何定出工作指示然後執行，就是靠開會。無論是貨品價格、加人工、賣什麼，她們都通過開會決定。

當了老闆不等於唔使做。二○○二年開始在女工合作社工作的阿清說，合作社剛成立時，每一兩星期便要開會，每次長達三四小時︰「每個人都講吓心中計劃，鍾意或唔鍾意。試過少開一次會，發覺自己有很多事情都跟不上，所以現在很多人即使放假，也回合作社開會。」現在合作社上了軌道，就不用經常開會，「但開會是需要的。開完會，就是將開會時自己及同事提出過的實行。」

女工們個個曾經是「打工皇后」，只是當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工廠倒閉，才物換星移；又因要照顧家庭，待仔大女大年過四十才出來找事做，她們深明當下就業市場的艱難與不合理。

「有好有唔好啦。有上司決策，自然個個都跟着做；但現在每人都係老闆，個個做嘢手勢又唔同，有時淥魚蛋，你鍾意用呢個殼『𢳂』，我又鍾意用另一個。不過呢啲都係小問題。」合作社的元老之一英明說，沒有人限死做一個崗位，最緊要是大家識走位，「互相遷就，社員有急事不能上班，調更病假這些事更容易話為啦。」人人都做老闆了，反而沒有「射波」（臨時請病假）這回事。

問阿清合作社用不用每月跑數，做到某個quota？她笑笑口曰︰「大學的假期多，五月至八月尾暑期期間無可能做多生意，還是以上學日的利潤來補貼。」她說她們的收入，會分成幾個「餅仔」，除了人工，還會用作推動其他合作社成立、慈善、個人學習與其外地合作社交流等。她們曾到韓國、台灣與當地的合作社、非牟利團體交流經驗，而中國、台灣及日本的組織也來到中大與她們交流。交流所需費用，來自合作社所得。賺錢然後瓜分，不是合作社的唯一目的。

非單純買賣關係

大學生作為顧客，跟小賣部也不單純是買賣雙方的交易關係。大學規定合作社營業時間為朝七晚十一，後來更有學生要求合作社開店至凌晨一兩點。但合作社的女工幾乎個個都有家庭要照顧，怎辦？於是中大學生組成的「基層關注組」幫手招募了不少義務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時半至一時半，不收分文替合作社看「特更」。學生明白自己不是至上的顧客，半夜三更想吃宵夜而不用麻煩別人的母親，義務服務其他同學，是文明的表現。今年女工合作社又要跟中大談續約，能否續約仍是未知之數，有同學則發起簽名運動支持合作社經營下去，又與女工合作出版了「女工特刊」，以示支持。

女工合作社的茶葉蛋是中大名物之一。「二○○一年前始我哋賣四蚊，至今無加價。現在雞蛋要個幾一隻，我哋仲加入八九種與外面不同的藥材與香料，味道唔同出面。」慧儀說着還那個裝滿藥材與香料的「寶箱」裏拿出那張「秘方」給我看，上面寫着︰花椒、八角、紅茶、綠茶、玄參、澤瀉、果皮、小茴和麥冬。我吃下一隻，鹹中帶甜，還吃得出不同層次的辣，的確與我在外邊買到只有死鹹的茶葉蛋不一樣。在旁觀察合作社的姐姐，繁忙時候間中「火滾」，與同工意見不合時有爆發，但一般與學生打牙骹、與同工談時事，不會受老闆／公司限制。

反觀連鎖店超市及便利店的收銀員，經常在一兩秒之間說出『多謝你支持環保』和『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你聽到後真的會感到被禮遇？職場上各人能各展所長，平等表達意見，性格特質不至被磨平，有如那窩百味紛陳的鹵水，也許就是對勞工，或人性的尊重，以及在少數大資本壟斷市場下的另一種可能。

合作社條例

那麼，合作社可以在香港大發圍讓工人起來做老闆嗎？原來根據香港法例，合作社是漁護署的監管範圍，需按香港法例第三十三章《合作社條例》成立的。聽落有點九唔搭八。婦女勞工協會胡美蓮是成立中大女工合作社的推手，她說最初替女工合作社登記及註冊時，遇到疑難向漁護署查詢，所得答覆都相當模糊，「例如究竟『合作社』的稅務安排如何？跟商業機構一樣？那商業登記的申請又如何？向管理合作社的漁護署查詢都沒有明確答案。他們對職工合作社有嚴格的監管，但沒有支援。從政府部門對職工合作社的態度、沒有政策的配合，可見他們並不鼓勵合作社的成立。」

舉例如《合作社條例》限制合作社社員至少要有十人，漁農業這些勞動密集的工業自然需要大量人手，但以職工合作社形式經營的學校小賣部，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手，人多反而會有開工不足的問題。政府部門冷待、過時的條例，是不利合作社在香港的發展的原因之一。

「合作社的經營就是希望能抗逆商業運作的不合理。社會企業可以申請政府基金，又有慈善形象，更有不少由商界營運，向政府註冊申請更容易。但所謂『社企』，就是將商業運作模式帶進社福界，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胡美蓮知道，成立合作社，並不是因為其「容易」，反而是因為知道這條路難行，但有意思。

文、圖 × 蔡琇莹

「錢從何來？」— 本地演出的財政來源

「錢從何來？」— 本地演出的財政來源
陳健迅 04/16/2014

【原文於藝頻的連結】

近日，演員梁祖堯在《信報》撰文解釋為何舞台劇票價比電影高出多倍。他以風車草劇團製作的《Q畸大道》為例，從一張四百二十港元的戲票中逐一扣除各項開支，最終發現只有五元能成為劇團的薪水。但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覺，香港大部份舞台製作均獲不同程度資助，而非單純倚賴票房收入。然而，為甚麼某些大製作的票價可以如此低廉，某些小製作卻要二百至三百元呢？下文將為讀者簡介香港舞台製作的資助情況，了解過劇團背後的資金來源，或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和或調整你對票價高低的疑惑。

主要藝團的資助狀況

表演藝術並非純粹提供娛樂，而是傳承著一個社會族群的文化內涵及核心價值，滿足觀眾的心靈需要，因此大部份國家的政府均會對表演藝術提供補貼和資助。根據香港政府網頁資料，13/14年度香港政府為文化藝術提供的資源達33億港元1，其中3.4億元用作資助主要演藝團體，即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舞蹈團、香港芭蕾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及進念．二十面體。以香港話劇團為例，該團於2013年獲得的政府撥款達3,300萬港元2。除此之外，香港政府於2012及2013年分別推出「具競爭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供九個主要藝團申請3，2013年所批出的四個項目分別為中英劇團 -「重建英語話劇傳統」、城市當代舞蹈團 -「中國網絡計劃」、香港中樂團 - 「『躍動的音符』-專業人才培訓計劃」及香港管弦樂團 - 「華格納的歌劇 - 《萊茵河的黃金》」，四個計劃的總撥款約為1,300萬港元。由此可見，九個主要藝團獲得相當程度的政府資助，另外再加上其他非政府資助6、私人捐款及商業贊助等，所以票價一般比較便宜。當然，所得的撥款愈多，所負擔的藝術及社會責任亦愈大。再以香港話劇團為例，該團在12/13年劇季共製作十九個劇目，包括六個主劇場及五個黑盒劇場製作，其餘為聯合製作。藝術取向亦需照顧不同層面的觀眾，由大型音樂劇《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到反映基層家庭的小劇場作品《最後晚餐》均需要照顧到。

中小型藝團的掙扎與求存

主要藝團以外，觀眾最常接觸到的演出均為一眾中小型藝團的製作。而當中包括多種不同的財政來源，以下將逐一介紹：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政府於13/14年度投放約9.4億港元用作「公共演藝場地及節目」1。而眾所周知，負責管理表演場地及提供節目的政府部門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即是觀眾最常接觸到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節目」及「國際綜藝合家歡節目」等等。署方的角色不是資助者，而是主辦機構。署方透過文化節目組及藝術節，向中小型藝團委約演出製作。官方網頁並無個別製作所涉及的製作費用，但相對自負盈虧的製作而言，票價仍是相對便宜。另外，署方自2009年開始設立場地伙伴計劃供藝團申請(包括主要藝團)。根據申請細則指出，每個場地伙伴每年可以獲得最高110萬港元製作費。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藝術發展局於1995年成立，是負責全方位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政府於13/14年度向藝發局的撥款有9,500萬港元，即只有九個主要藝團總撥款的三成左右。然則藝發局卻要資助多個藝團及計劃，目前正接受一/二/三年資助的機構就達39個之多。而一/二/三年資助實質為行政資助，當藝團要舉辦演出時，仍要依賴其他財政來源。此外，藝發局最為人熟識的可能是計劃資助，因為不少中小型演出都倚賴此資助計劃。演出計劃資助的資助上限為20萬港元，一般獲批的金額由新苗計劃的3萬元至計劃資助的15萬左右。實質例子為香港戲劇協會的《第二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所獲的資助額為12萬港元4。

藝能發展資助計劃

藝能發展資助計劃是相對新的資助渠道，但已經足以令近年的演藝生態起了變化。例如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及一舖清唱便是繼主要藝團以外，少數能聘請全職演員及藝術家的表演團體。2010年由政府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30億港元作種子基金，其後由投資回報中分別向藝術界及體育界作出資助。而每年動用在藝術界別的金額約為3,000萬港元。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分躍進資助及項目計劃資助兩種。躍進資助為一配對資助，受助藝團需要証明有能力獲得不少於100萬港元的現金收入，基金將提供兩倍資助額。近年獲躍進資助的藝團有風車草劇團、鄧樹榮戲劇工作室及一舖清唱等。項目計劃則為個別計劃提供資助，規模由80萬至200萬港元不等。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新文本運動」及本頻度便是一例5。

商業製作

政府資助之外，非營利藝團還有可能得到非政府資助、私人捐款及商業贊助等。而就商業製作而言，雖然由私人投資者集資而成的商業製作在香港暫時仍未出現，但亦有不少具規模的商業劇場。但由於是商業運作，一般公眾就未必可以知道涉及的金額。

總結 - 便宜票價的背後

文中所有撥款資料，以致主要藝團的財務報告，全都可以輕易地在網上查閱。一次過羅列各種資助渠道，並非要告訴各位讀者劇場藝術家有多富足。相反，劇場空間創作總監余振球先生接受本頻道訪問時曾經指出，現時政府雖有補貼表演藝術團體，但未能對症下藥，致使業界不能健康發展：「康文署以緊絀的財政預算委約演出，變相要藝術家與政府一同補貼入場觀眾。自由身表演藝術家為了兼顧生活，也只好身兼數職，這樣對長遠發展其實是百害而無一利7。」基於觀眾量、場地及演期不足等因素，香港的表演藝術仍然必需依賴資助。觀眾在選擇購票入場欣賞一個演出時，如果可以明瞭製作單位的財政來源，便可理解華麗佈景及服飾其實得來不易，知道便宜的票價背後可能意味著公帑的補貼。如果觀眾可以暫時放下消費者心態，回到著眼於作品本身的意義及內涵，並與他展開對話，必定可以大大幫助香港的表演藝術發展。


連結資料：

梁祖堯在《信報》的文章
http://instagram.com/pumpkinjojoinstagram#

1民政市務局網頁 – 文化政策：
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arts.htm

2香港話劇團年報：
http://www.hkrep.com/wp-content/uploads/2013/11/HKREP-AR2013-online.pdf

3具競爭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
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funding_pilot_scheme.htm

4藝發局資助列表
http://www.hkadc.org.hk/tc/content/web.do?id=4ac14e3243425ac001436f9ab04d0012

52011年「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申請結果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acdfs_successful_applicants_c.pdf

6其他非政府資助例子：

何鴻毅家族基金
http://www.rhfamilyfoundation.org/tc/#!/grant-programmes/1/list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http://charities.hkjc.com/charities/cultivating-arts-and-culture/chinese/index.aspx

7表演藝術「走出去」— 跟余振球談香港演藝展演會
http://www.arts-news.net/node/1220/

團體用廉地辦酒店賺千萬

團體用廉地辦酒店賺千萬
教會「衛蘭軒」牟利 議員律師批違契
2014年4月3日

【明報專訊】近年訪港旅客不斷增加，酒店入住率高達九成，房間供應緊張。本報發現，有4間由非牟利團體開設的酒店，地契載有「非牟利」條款，但有團體透過酒店賺取利潤，其中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灣仔「遨舍衛蘭軒」酒店外判，去年向外判商收取近1600萬元費用。部分團體解釋，利潤會撥作提供其他服務，但多名立法會議員和法律界人士認為，「非牟利」條款定義是不可賺取任何利潤，現時情是以公眾資源資助個別民間團體自肥，是違反地契條款。

循道衛理：按規定營運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表示，酒店是按政府規定營運。地政總署表示，非牟利團體開設的酒店是否違反地契條款，須視乎個別地契條款及相關機構的實際運作而定，有需要將徵詢有關部門及法律意見。

4酒店地契列明作「非牟利」

香港約有10多間由非牟利團體經營的酒店或旅館，享有政府不同程度的地價優惠以營運，而翻看資料，一般正式的酒店用地，補地價需要數百萬至逾億元不等，視乎地段。

本報翻查12間這類酒店或旅館的地契，有4間酒店的地契條款列明是用作「非牟利旅舍(non-profit making hostel)」，其中一間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擁有、位於灣仔的遨舍衛蘭軒，2012至2013年度錄得1592萬元盈利，是由外判的泰國營辦商ONYX集團，以「牌照費用」形式撥給循道衛理。另一間是油麻地救世軍卜維廉賓館，去年10月起停業裝修，錄得48萬元虧損，2011至12年度則錄得254萬元收入。

另外兩間有非牟利條款的旅館，分別是旺角女青年會柏顏露斯賓館、旺角明愛賓館，均沒有公開的獨立帳目，明愛2012至13年度營運的3間旅館，盈利共2785萬元；女青年會同年度營運的兩間旅館及兩間服務式住宅，收入為9245萬元，沒有列出盈利。

這些非牟利酒店或旅舍，房租其實不便宜，平日雙人房房租由每晚300多至2000元不等。以遨舍衛蘭軒為例，該酒店一間普通雙人房每晚房租2000元，遠高於今年2月全港酒店平均房租1461元，貼近今年2月甲級高價酒店平均每晚房租2413元。

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政府當年以1000元地價將土地交循道衛理使用，地租則是應課差餉租值的3%，並限制土地須作「不多於400間房間的非牟利旅舍」。

湯家驊：公眾資源助團體自肥

資深大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說，地契「非牟利」條款要求團體不可賺取利潤，房租只能收回成本，以上述酒店價格而言，「無可能不賺錢」。他形容，「現時情是以公眾資源，資助個別民間團體自肥，對市民不公平。」另一名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亦稱，即使團體將酒店利潤用作其他服務，情與「劫富濟貧」無異，而且其地價和地租均屬「超筍價」，十分便宜，對其他酒店業者不公平。

律師：有盈利即違非牟利地契

律師黃國桐亦認為，如地契寫明「非牟利」，不論是否將盈利拿來補助機構辦公益，旅館項目本身有盈利便已是違反地契條款。他舉例稱，衛蘭軒聘用酒店營運商營運，機構在行為上已有牟利象，「這些地都是政府優惠批畀你做非牟利旅館，機構拿來賺錢，又可以益了營辦商做生意賺錢，並不是適當地使用公共資源」。

救世軍：旅舍形式 有別酒店

涉事團體均沒有正面回應上述違反地契情。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表示暫不回應，但強調酒店是按政府規定營運；明愛則指轄下3間賓館持有合法酒店牌照。女青年會表示酒店已向政府註冊，酒店利潤撥作其他服務用途。救世軍則表示，賓館以旅舍形式運作與酒店有別，而賓館盈利會全數作該會其他服務。

【系列之一】

RS Group: Total Portfolio Management

Stewarding wealth for the common good: How an Asian family office incorporate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to its portfolio
Katy Yung and Ivo Knoepfel
Alliance magazine 17/02/14 (article link)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distant threat – it is happening today.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way my capital is invested is part of the solution and not the problem.'

So says Annie Chen, founder of RS Group, a Hong Kong-based family office.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 bushfires in Australia and typhoons in the Philippines underline her remarks. Consequently, RS Group incorporates climate change considerations in all its activities and across asset classes, with the dual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ensuring its investment portfolio is fit for the future.

RS Group uses a 'total portfolio management' approach, under which all of its activities, from strategic philanthropy to capital management, support its mission of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2009, it has built a glob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managed by over a dozen external asset managers (typically 3-4 per asset class). At the moment, sustainable strategies make up over 70 per cent of its investments. In the coming years, legacy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will be replaced by sustainable and impact strategies, bringing RS Group closer to its goal of a 100 per cent sustainable allocation. Philanthropic capital is also used to support transformative idea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Asian reg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mpowering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building a more balanced, productive and just society. RS Group takes a long-term horizon (typically 7-10 years) when constructing its portfolio to achieve returns in line with its mission.

About Annie Chen
Born in Hong Kong and educated in the US, Annie Chen is the founder and chair of RS Group, her family office, which is physically housed within a broader family office shared among her parents and sibling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Since 2008, she has been working on incorporating her own values into her private portfolio through RS Group towards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change to sustainability, RS Group sought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parts of its portfolio could contribute t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challenge was to select measures that would lead to a tangible impact without substantially changing risk and return levels of the overall investment portfolio. The Group devised a three-part strategy:
• Support (invest in climate change solutions)
• Avoid (divest from fossil fuel-intense industries)
• Engage (engage with investment holdings and share experiences with the broader community)

Support

'My team has found that integrating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across the whole portfolio and across all asset classes is indeed possible and makes financial sense if you are a long-term investor.'

- Philanthropy
Grants have been given to two groups,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and ADM Capital Foundation, that are working on issues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globally and locally. Carbon Tracker is assessing the systemic risks of unburnable carbon for China's capital markets and raising awareness among global and Asian investors (see box). ADM Capital Foundation, the philanthropic arm of a Hong Kong-based asset manager, is partnering with RS Group to provid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support to environmental NGOs such as Clean Air Network and China Water Risk in Hong Kong. These partnerships also provide RS Group with helpful insights that inform its investment activities and engagement with fund managers.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A UK-based NGO whose mission is to align capital markets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It aims to highlight the carbon risk in equity markets by identifying the scale of unburnable carbon on stock exchang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Their recently published report Unburnable Carbon 2013: Wasted capital and stranded assets shows up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carbon embedded in global coal, oil and gas reserves on major stock exchanges (762GtCO2) and the global carbon budget to limit global warming to 2°C (125-225GtCO2). This suggests that companies' existing valuations and risk assumptions (representing up to US$1.27 trillion in debt and US$4 trillion in equity) may have overlooked the implications of unburnable carb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cost fossil fuel projects should also be reviewed to protect shareholders' interest. The report includes a list of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targeting policymaker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investors.

- Listed equity
For large-cap equity, RS Group is invested in funds such as Generation Global Equity fund and First State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Sustainability fund, which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when selecting and evaluating companies. For small and mid-cap equity, the Group looks to specialist funds like Impax Environmental Markets fund which invests in compani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renewable energy use, water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Almost 10 per cent of RS Group's capital is allocated to companies develop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 figure that will further increase once other investments are implemented.

- Private equity
RS Group is invested in a PE fund (SJF Ventures III Fund) which provides growth capital to North American companies developing solutions in energy efficiency,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 and efficient material use. There are also investments in funds which target bottom-of-the-pyramid populations with specific social objectives. Some of their investments, for instance, are in companies that provide electricity to off-grid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affordable solar lamps and biofuel generators.

- Direct investment
RS Group holds a direct equity stake in Sustainalytics, a leading independent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search provider, with the goal of supporting better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good coverage of Asian companies.

- Fixed income
Investment was made in corporate and sovereign bond funds (for example, Dexia Sustainable World Bond fund and LGT Sustainable Impact Global Bond fund) that take climate change into account when selecting issuers. The LGT fund also has a substantial allocation to ‘Green Bonds’ that fund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rojects managed by leading development banks like the IFC.

- Real assets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assets offer interesting 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 t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while improving portfolio returns and diversification. RS Group has made a recent investment in funds-of-funds for green power generation in a range of emerging markets (mix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cleaner traditional energy) and in sustainably managed farmland mainly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void

Annie Chen: 'We are aware of the complexities around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fossil fuel-intense industries. This is an important dialogue to be engaged in. We cannot shy away from it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or controversial.'

Given the sustainability focus of RS Group's investment strategies, its exposure to fossil fuel-intense companies was inherently lower than the benchmark. Nevertheless, RS Group saw the need to ensure that its portfolio would not be exposed to fossil fuel producers, the sector most at risk from so-called unburnable carbon, and evaluated the possibility of completely divesting from this sector.

Three major consideration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First, fossil fuel producers make up about 10 per cent of global stock indexes and in certain phases outperform the market. Second, some investors believe that active engagement, as opposed to divestment, is more effective in inducing positive change. Third, the fiduciary duties of boards and the time horizons of investors are often short-term, whereas the fulfilment or not of policy risks takes longer, thus making the divestment case harder to justify.

Awareness of fossil fuel risks gaining momentum
Divestment campaigns led by environmental activist Bill McKibben's organization, 350.org, have mobilized universities, foundations and pension funds to eliminate fossil fuel-intense assets from their investment portfolios. NGOs like Carbon Tracker have gained traction in exposing the financial risks of overvaluing 'unburnable carbon' within listed fossil fuel companies. This has resulted in reverberations among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and prompted rating agencies such as HSBC, Citibank, MSCI and Standard and Poor’s to examine this topic. Organized by CERES (a US-based sustainability advocacy group) and Carbon Tracker, 70 global investors representing US$3 trillion in assets have recently written to 40 oil, gas and coal companies urging them to conduct assessments of their exposure to carbon asset risk. Family offices like The Russell Family Foundation (TRFF) have also announced their decision to address the climate impact of fossil fuels through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including shareholder engagement, divestment, renewable energy reinvestment, and movement building.

RS Group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rguments in favour of excluding fossil fuel producers outweigh any potential risks, and therefore implemented a policy to divest from fossil fuel producers. A policy was introduced requiring a gradual reduction of existing investments and the exclusion of such companies from new investments.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RS Group will consider investments in fossil fuel producers that are moving their portfolio into a cleaner energy mix.

RS Group's divestment policy towards fossil fuel producers does not, however, address climate risks related to other fossil fuel-intense industries such as building materials, util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Here, it relies on its investment managers to consider the issues. In addition, managers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engage with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on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 closer look at risks and returns
A recent study conducted by Impax Asset Management found that removing the fossil fuel energy stocks from the MSCI World Index over a seven-year period (till end of April 2013) only increased tracking error by a modest 1.6 per cent a year and increased returns by 0.5 per cent annually. This provides a helpful point of reference for investors who are concerned that removing an entire sector could lead to significant volatility, tracking error and under-performance in equity markets.

Engage

RS Group believes that communication is critical to amplifying the impact of its activities. Investment managers are expected to actively engage their portfolio companies on climate change issues through proxy voting and dialogues when this is likely to affect th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case. Many of its investment managers also participate in industry-wide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and the Carbon Disclosure Leadership Index, aimed at improving transparency around climate risks. RS Group is also planning to discuss in depth with investment managers their approach in valuing coal, oil and gas companies in the light of the 'unburnable carbon' debat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RS Group's engagement, though, will be with other philanthropists and investors, particularly in Asia, with the goal of motivating them to better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their activities.

Conclusion

'I am par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wealth holder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tate of our commons. Our environment is our most critical commons. We hope other family offices and investors will join us in tackling these issues. We can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asset owners may truly do good and do well, and demonstrate how it is possible to steward wealth not jus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but for the common good.'

Climate change will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 for society and for investors. RS Group is convinced that long-term investors such as family offices can improve their investment portfolios by incorporating climate change considerations. If done thoughtfully, thi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itigate risk, create opportunities and contribute to social goals. Results so far are encouraging: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since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the financial returns of the RS Group portfolio have been in line with traditional benchmarks. Given the prevalence of Asian families who are active in their operating business, there is also great opportunity to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related practices into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s. Already, there have been some great examples of Asian companies in the shipping, textiles and manufacturing space that are re-tooling the way they run their business.

The steps taken by RS Group are only one example of how climate change can be approached on a portfolio level. Each investor will need to identify meas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its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risk/return expectations. But the results of RS Group’s approach have shown, as Annie Chen remarks, that 'integrating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across the while portfolio and across all asset classes is indeed possible and makes financial sense if you are a long-term investor'.

Katy Yung i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RS Group, focusing on the sustainable and impact investments of the portfolio. Email katyyung@rsgroup.asia

Ivo Knoepfel is the senior adviser of RS Group and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onValues Ltd. Email knoepfel@onvalues.ch

[SROI] Loss of dolphin waters to runway may cost HK$36.1b

Loss of dolphin waters to third airport runway may cost city HK$36.1b
Ernest Kao ernest.kao@scmp.com

The loss of the pink dolphin habitat off Lantau to reclamation for a proposed third runway would cost the city HK$36.1 billion over 10 years, a study has estimated.

Researchers added the "social cost" of destroying 650 hectares of the habitat to the loss in tourism - two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project.

They based their calculation method on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analyses used by London-based think tank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n SROI study factors i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a project, which traditional cost-benefit analyses usually ignore. Heathrow Airport shelved a third runway in 2010 after the foundation found such costs to be almost as high as the predicted economic benefits.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look at everything in monetary cost," Friends of the Earth's Melonie Chau Yuet-cheung said yesterday. "There is economic value in tourism and the livelihoods of tour providers will be ruined."

Chau's group is part of the research team that includes the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The Airport Authority said it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dolphin conservation but would not carry out an SROI.

"SROIs are generally used to assess small community-based or charitable projects and are not applicable for larg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 a spokeswoman said. "SROI studies also lacked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standards." She said the authority would look at "all measures to minimise or alleviate the impact on dolphin habitats and dolphin-watching activities" in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HK$130 billion runway is proposed to be built by reclaiming 650 hectares off the airport island. The researchers say the authority's assessment does not include a carbon audit, ec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or complete assessment of air and noise pollution - a gap they hope to fill.

"The beauty of an SROI report is that it spurs public engagement and forces the developer to be more transparent," society chairman Samuel Hung Ka-yiu said.

The team asked 1,007 people if they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ime and money to protect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While 30 per cent chose to pay nothing, the rest indicated willingness to give HK$253 a year on average over 10 years. About 86 per cent were willing to spend 10 to 40 minutes more on the hour-long ferry ride to Macau that now cuts through dolphin waters. The results translate into HK$18.6 million in social costs. The net loss of tourism revenue is HK$17.5 billion.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Loss of dolphin waters to runway may cost HK$36.1b

[SROI] 三跑工程毀生態旅遊

中華白海豚值361億
三跑工程毀生態旅遊

Inmedia: http://www.inmediahk.net/1020991

（獨媒特約報導）機場管理局計劃興建第三條跑道，於大嶼山西北面填海650公頃，嚴重損害瀕危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地球之友、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公共專業聯盟就工程進行「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發現白海豚的社會價值及旅遊經濟價值總值361億，「無價之寶」實值千金，若工程上馬，將成不可逆轉的成本。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批評機管局大肆宣傳第三跑道可帶來5千多億收益，其實隱藏了重要生態成本，窒礙公眾討論；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月翔表示，研究過程發現大澳觀豚生態遊受旅客歡迎，經濟潛力龐大，質疑機管局扼殺本地旅遊的多元性。大澳商戶更根本不清楚工程對當地經濟帶來的影響，當局諮詢有欠全面，漠視持份者權益。

受沿岸發展、水質污染、繁忙海上交通影響，香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數目由2003年158條，急劇下降至2012年61條。第三條跑道計劃填海650公頃，為本港歷來第二大填海工程，將永久破壞白海豚棲息地。跑道將建於本港三個中華白海豚棲息熱點的中心，更會嚴重阻礙海豚的流動，危害生態。

工程環評報告將於下月出爐，環團認為官方報告狹隘，只重經濟效益，隱藏部份重要成本，香港地球之友、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公共專業聯盟聯同英國民間智庫New Economic Foundation成立小組，就工程進行「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早前完成有關碳排放的部份，發現第三跑道最高碳排放成本可達6400億，足以抵消當局聲稱可帶來的5400億經濟收益。小組日前公佈中華白海豚部份，計算香港市民為保育中華白海豚生態願意付出的金額，以及觀豚生態遊的潛在經濟價值，總值361億。

港人愛海豚 社會價值186億

評估小組去年12月以電話訪問1,007名18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其中一條問題直接詢問受訪者於未來十年，每年願意為保育中華白海豚支付的金額，選擇有港幣$0、$100、$500、$1,000、$1,500。結果顯示，有7成受訪者願意為保育付出金錢，平均金額為$253。據政府統計處推算，2013年香港整體人口約719萬人，得出市民願付金額總值159億。

更改部份渡輪航線有助保護中華白海豚生態，因此調查又詢問受訪者願意於每次來往澳門或內地城市的航程多花多少時間，反映市民願付出的間接成本。受訪者可選擇0、10、20、30、40分鐘，結果顯示8成6受訪者願意增加航程時間，平均21分鐘。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2年香港居民平均時薪$55，以此將多增的航程時間轉換成金額，再乘以小組根據入境處資料計算的經港澳碼頭及中港碼頭出入境的香港居民平均每年1,570萬人，得出總值26.7億。

根據以上結果，小組計算出未來十年香港社會願意為保護中華白海豚生態付出的直接及間接金額總共186億。

觀賞野生中華白海豚是香港受歡迎的生態旅遊活動之一，現時營辦觀豚活動的主要有香港海豚觀察公司及5間大澳快艇公司，2013年參加人次逾28萬，帶來直接及間接（交通、膳食、住宿等）收入總共1.23億。

小組於去年11月至今年1月進行調查，更發現現時觀豚活動的經濟潛力尚未完全發揮，有龐大發展空間。小組訪問本地居民、逗留超過一日的內地旅客、短途旅客及長途旅客，4個類別共685名受訪者均各有過半數表示有興趣於未來參加觀豚活動，其中內地旅客高達76.8%表示有興趣。

小組再詢問受訪者願意為參與觀豚活動付出的金額（包括交通費用等開支），計算出未來十年，觀豚活動可帶來潛在經濟收益共175億。

政策欠透明 忽視361億成本

中華白海豚的社會價值（186億）和旅遊經濟價值（175億）合共361億，洪家耀認為此大金額「令人鼓舞」，反映市民珍惜生態資源，鼓吹發展的人常說海豚是「無價之寶」，便不把牠們納入工程的計算之中，但調查將中華白海豚的價值具體化，證明了牠們有極高社會價值。洪家耀又指出，調查得出的潛在經濟收益與現時觀豚活動收入有巨大差距，因為旅遊發展局未有積極推廣觀豚生態旅遊，很多旅客根本不知道有此活動，以致未能實現此產業的潛力。周月翔指出，公眾常常批評香港旅遊活動單一，只得購物，第三跑道工程正正扼殺多元旅遊活動，犧牲觀豚業界等持份者的利益。

大澳商戶不知情 憂海豚減少影響經濟

獨媒記者到大澳實地視察，發現商戶並不了解工程對觀豚旅遊可能造成的影響。其中一間海豚觀光公司的負責人表示，與昂坪360合作推出套票後多了旅客前往觀豚，同時不乏特意前來一睹白海豚蹤跡的「散客」，因此他們認為觀豚旅遊能帶旺大澳，吸引更多旅客及經濟效益。

在大澳經營飲食業的楊先生表示，對機管局計劃興建第三跑道略有所聞，但不太清楚詳情。他認為自政府開展港珠澳大橋工程後，白海豚數量已逐漸減少，若機場在附近再建設跑道，對當地海洋生態亦會有一定影響，若白海豚的數量減少，難免會減低遊客到大澳的意欲。楊先生又認為，政府應更多關心大澳的生態環境及可持續發展，而非一直大興土木，應讓大澳居民保留原本的生活特色，為當地旅遊業帶來長遠發展。

機管局稱盡量緩解

機場管理局發言人回覆獨媒記者查詢，表示未收到有關的SROI報告，沒有回應會否參考數字。發言人又指當局正在進行環評工作，會研究緩解措施，把對海豚棲息地及觀豚活動的各方面影響減到最低。

保護瀕危物種的漁農自然護理署則表示，已就工程的環境評估向機管局提交意見，惟環評報告尚未公開，有關意見亦未能公開，暫不能評論工程對生態的影響。

記者：劉軒、楊梓勤、林倩音

中區警署活化徵求營運建議

中區警署活化徵求營運建議
星島日報 (09-02-2014)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早前正式展開中區警署活化計畫的文物及當代藝術設施「徵求營運建議書」程序，公開邀請有興趣機構提交詳細營運建議。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活化工程預期於二○一五年完成，其後將開放予公眾使用。

基金於較早前的「徵求意向書」階段中收到不少有興趣機構提出寶貴意見，現階段的「徵求營運建議書」亦參考了這些意見。

基金信託人利子厚對曾提交意向書的機構表示感謝，並呼籲所有有興趣的機構（無論曾否在「徵求意向書」階段表達意向）於現正展開的「徵求營運建議書」階段提交建議書。基金歡迎植根香港的非牟利文物、藝術和文化機構提交建議書，有興趣機構可單獨參與，或與本地或外地機構組成合作團隊。詳情：www.centralpolicestation.org.hk

社企天裁行

社企以針線相傳 縫補港產西裝業
明報 2014年2月3日

【明報專訊】在華洋共處的香港，裁縫業一度擁有輝煌日子，但近年已步入式微和青黃不接。有律師夫婦設立私募基金開辦社企，招攬經驗豐富的裁縫老師傅，專門為人度身訂做百分百「港產西裝」吸引上流中產，並聘用戒毒更生青年擔任學徒，圖重新振興這「夕陽產業」之餘，又可薪火相傳。

荔枝角設廠 20老師傅手製

走入荔枝角一間工廈，是社企天裁行的「大本營」，主打度身訂做西裝，百分百「香港製造」，工序全由20名裁縫師傅在工場內一針一線縫製，當中9名年資逾30年的老師傅，有的曾在觀奇洋服打滾數十年，亦有離開業界一段日子再重操故業。布料有意大利西裝名廠品牌Cerruti，最低約3888元可訂做一套高級西裝，價錢相對市價便宜。

「天裁行」行政總裁李陳舒雲與韓裔美籍丈夫5年前來港定居時，眼見本地西裝裁縫水準甚高，惟行頭愈來愈窄，大多轉往內地工廠製造，她又曾到西裝集中地的尖沙嘴美麗都大廈，發現該處裁縫工作環境欠佳又經常被「壓價」，於是年半前以私募基金形式投資500萬元創辦社企，經營一站式裁縫，提供較佳待遇和舒適工作環境吸引老行尊加盟，「希望可以幫呢個行業『企番起身』」。

她說，開業年半，去年已開始收支平衡，本月會在中環開分店。每逢11月聖誕假期前夕是接獲訂單的旺季，月均訂做約70套西裝，顧客不乏住半山的金融界老闆，來自基金界兼中大客席講師黃元山亦是其顧客，又有外國旅客專誠來港訂做，甚至有旅行社去年起辦觀光團，其中一站讓旅客到該工場學製煲呔。

64歲的裁縫張運新，15歲入行，曾在觀奇洋服工作近40年，2012年9月因業主收舖令他短暫無業，去年4月經朋友介紹到天裁行工作至今，因工時穩定，滿意天裁行工作環境。

戒毒所覓學徒 培育新血

為傳承手藝，天裁行開辦工作坊，派有30年製衣經驗的鍾燕穎等老師傅往明愛及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旗下戒毒中心，教授戒毒青年裁縫手工，並揀選學徒，天裁行現有兩名全職學徒便是更生青年。李陳舒雲認為，要改變業界生態，必須培育新血長遠成為師傅。

明報記者 余瑋

律師夫妻轉辦社企
【明報專訊】「雖然係做西裝，但我覺得成件事仲係『好香港』的。」提供度身訂做港製西裝的天裁行，行政總裁李陳舒雲說，1970年代父親白手興家在香港設廠生產牛仔褲，由此得以供她到美國讀大學，她於1996年起先後到美國和日本當企業律師10多年，如今承繼父業，她相信傳統製衣行業仍有生機。

她透露，美籍的韓裔丈夫自小在洛杉磯長大，關注當地甚多吸毒青年問題，故5年前來港後一直尋求方法協助戒毒青年重投社會，想到裁縫有不少長時間重複和仔細工序，或適合戒毒者重新培養專注力。年半前，同為律師的丈夫轉任私募基金經理創辦天裁行，讓老師傅傳承工藝予更生青年，發揮社會責任。

民政事務局去年舉辦第2屆「社會企業獎勵計劃」，表揚在港經營的傑出社企。天裁行有限公司獲該獎勵計劃2013年品牌及市場管理的優異獎。

進念杯葛民政局統戰撥款

進念杯葛民政局統戰撥款
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4日

【本報訊】被視為藝團統戰基金的民政事務局3,000萬元額外資助，鬧出杯葛風波。香港九大藝團之一的「進念．二十面體」昨天宣佈放棄競投該筆撥款，理由是款項太少，批出資助方式亦會分化九大藝團。曾跟進藝團撥款的民主黨成員李永達指，政府透過藝團撥款操控意識形態，去年10月發生的港芭刪戲醜聞，便是一例。

進念昨天召開記者會，指民政事務局於去年11月初通知九大藝團，於2014至15年度起將在每年的恆常資助上，增撥3,042萬元的「年度額外恒常資助」，供九大藝團各自申請。額外資助會以競投方式批出，進念對此安排感到十分意外。

競投方式審批造成分化

九大藝團是指本港九個獲政府資助最多、規模最大的專業表演藝術團體，包括香港芭蕾舞團、香港中樂團、香港舞蹈團、香港管弦樂團及香港話劇團等。進念批評民政局決定批出額外資助之前，沒有諮詢九大藝團，這筆款項亦遠低於九大藝團的需求，絕對不能幫助藝團解決困難。進念更批評民政局以競投方式審批額外資助，並無必要，更破壞九大藝團之間協同的專業發展，造成分化。

進念是本地藝術圈子中的「開明建制派」，不時發表藝術政策的評論，代表作《東宮西宮》被視為影射內地與本港政治的舞台劇。不過該藝團的行政總裁胡恩威則多次被質疑態度「河蟹」，例如2012年底亞視附屬機構亞洲會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增發免費電視牌，胡恩威也有出席站台。

「藉資助揑住佢哋喉嚨」

曾協助九大藝團與民政事務局就資助問題接洽的民主黨成員李永達指，九大藝團有一半資助來自政府撥款，「政府透過資助揑住佢哋條喉嚨，要佢哋聽話，港芭事件就係一例」。去年10月，由港芭及德國多特蒙德芭蕾舞團主演的《紅樓夢－夢紅樓》，其中有關文革內容的短片被抽起，輿論譁然。

李永達指出，審批資助的成員表面獨立，其實都是政府的「自己友」，並稱：「𠵱家政府唔只控制政治組織，連藝術團體都要控制埋，因為藝術表演對人嘅意識形態影響好大。」他希望立法會檢討藝團撥款機制，讓藝團免受政府操控。

九大藝團之一的城市當代舞蹈團則表示，已準備申請額外資助，本周四的董事局會議將作出最後決定。

港人捐錢全球排名第10

63%港人捐錢　全球排名第10
每人年均$2,000　做義工不足15%
蘋果日報 2014年01月12日

【本報訊】港人樂善好施登上世界前列。總部設在英國的慈善援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佈2013年慈善援助指數世界排名榜，香港在全球13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7，較上一年升兩位，當中曾捐款的港人比率更高達六成，位列全球第10，不過參與義工服務的比率只排第82。稅務局資料顯示，過去五年，個人和公司慈善捐款也分別升近五成及三成。

記者：呂焯均 袁柏恩 陳沛冰

基金會每年在全球進行問卷調查，根據每地人口多少，訪問500至2,000人，包括在一個月內有否捐款、做義工和幫助陌生人，惟沒有進一步查問金額或次數。

美國第一　希臘包尾

上月公佈「2013年指數」結果，雖然2012年全球經濟仍向下，但是全球慈善援助指數卻由低位回升，其中美國由第五位躍回升至第一位，澳洲則由第一位跌落第七位。全球最熱心慈善的國家依次為美國、加拿大和緬甸；台灣位列52；內地排近榜末的133。

香港人的慈善援助表現連年位列前20名以內，2013年行善指數位列全球第17位，上升兩位。其中有捐款港人比率最突出，63%曾捐款；曾幫助陌生人比率也有55%，但工作和生活忙碌的港人，參與義工服務只得15%。本港在2012年和2011年的指數排名分別為第19位和第11位。

另外，兩個新興國家中國大陸和印度，雖然參與慈善援助的人口比率不高，只位列133和93，但單以人數計分，則位列全球第四及第一。「最熱心慈善國家」美國則有77%人口曾幫助陌生人、62%曾捐款、45%曾參與義工。榜末為2010年爆出債務危機的希臘，幫助陌生人、捐款和做義工的人口比率只有30%、6%、4%。

港年捐款額逾百億元

根據《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可豁免部份稅項。稅務局年報顯示，公司因捐款獲扣利得稅，以及個人捐款獲扣薪俸稅的認可慈善捐款，按年持續上升，11/12年度公司及個人的認可慈善捐款分別為36.9億元及57.6億元，較07/08年度分別上升約47%及27%。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數年前的調查亦發現，每名港人每年平均捐出逾2,000元，連同企業捐款，全港一年的捐款總額估計逾100億元。社聯業務總監蔡劍華稱，港人捐款一向熱心，社聯正推動惠施捐獻計劃，讓捐款人了解捐款的成效、項目進度等，並鼓勵捐款人親身參與，使捐款人知道捐款的價值，從而推展本港社會捐款文化。

另外，港人參與義工服務其實亦不少，社會福利署統計顯示，去年分別有逾120萬人和2,500間機構登記成為個人義工及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合共提供超過2,266萬小時義務工作。

善長多數指定捐助項目
【模式轉變】港人善心位居全球第10位，稅務局資料顯示，登記成為慈善團體的總數及認可慈善捐款持續上升。有慈善機構指，近年港人捐款習慣改變，善長捐款時多指定捐助某些項目，也多了家族基金及公司固定在開支中撥出一定捐款。

公司預留慈善開支

聖雅各福群會副總幹事李玉芝稱，機構接受捐款10多年，近幾年確有感港人越來越熱心，除了個人捐款，近年多了家族基金會捐款，如利希慎基金及李嘉誠基金會等也有與機構合作。公司由以往的一筆過捐款，改為每年會在開支中預算一筆金額作慈善用途，也有律師或銀行代表，作為遺產信託人，代為捐款。

李玉芝續指，港人捐款模式也有改變。以往多是一筆過無指定用途的捐款，近年則更目標為本，「例如覺得某啲項目好好，或者屋企老人家曾經有腦退化症，就指定捐畀相關項目」。她說捐款有指向性，機構和捐款人間多了交流、定期看報告等，透明度越高，捐款人越願意持續捐款，缺點是或會因此令基建、人力資源等少了捐款。

稅務局指2012/13年度，按《稅務條例》第88條登記的慈善團體累計達7,592個，2010/11年增加804個。每年辦大型籌款活動毅行者的樂施會表示，機構現有逾11萬名每月定額捐款者「樂施之友」，12/13年度捐款達1.424億元，較上一年度上升5%，加上其他公眾捐款，全年度收到2.085億元公眾捐款，較去年度增加2.4%。該會也於12/13年度收到三宗遺產捐贈，合共219萬元。至於辦饑饉三十的宣明會，過去兩個年度均收到逾7.2億元捐款。
　
《蘋果》記者

香港環保運動怎麼了?

綠是彩色：香港環保運動怎麼了?
蘋果日報 2014年1月11日 陳曉蕾

環保團體地球之友不斷有人事變動，去年五月前CEO辭職後，走了六位員工，今個月輪到高級環境事務經理朱漢強，連同短期內亦會離開的同事，半年來流失三分一人手。

臨走前，朱漢強寫下長長文章，反思香港的環保運動，提出多條問題：現在環保團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夠回應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香港和廣東省人流物流都急速往來，污染不再只限於香港，那立足香港的環團，如何處理這種污染背後的結構問題？香港的環保議題依然以「廢物處理」、「汽車廢氣」等傳統範疇劃分，但世界要面對的環境議題已經越滾越大，未來環保運動的方向，可會是「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低碳經濟」？環團的機構願景和使命是甚麼？過去實踐了多少？董事局和管理層老化了嗎？有沒有越來越像既得利益者？「在環團裏工作的你，仍有激情嗎？抑或……只是為機構生存而上班下班的『喪屍』？」朱漢強問。

他坦言環團人事問題並不罕見：「在過去數十年的綠運中，有太多友團經歷過八級地震般的人事及組織震盪。如果要抽出箇中關鍵，包括家長式一言堂的管理、個人崇拜、董事局管治失效等，都在削弱綠色團體的健康發展。」

讀EMBA見大蛇屙尿

記者都熟稔地叫朱漢強「朱仔」，因為他以前也是記者，曾經是《蘋果日報》首席記者，寫過不少出色的報道，包括揭發轟動一時的男童院冤案。我大約在1995年認識朱仔，他剛從台灣回港：「我在台灣專跑動物園新聞。」動物園beat？台灣記者分工真細！

2003年他轉行加入地球之友，改變是很明顯的。挾着報館訓練，他非常懂得把環保議題推上報章，例如反對「光污染」，由出書到連場活動，便接受了超過三百宗傳媒採訪，同一份報紙，港聞版、教育版、副刊……都可提供相應的報道角度和相片。以往香港人可說是一面倒地迷戀光閃閃，多得他落力推動，「光污染」這三個字從此深入民心，燈光也可以是滋擾和浪費。他又有份創辦「綠書會」，讓環團成員定期聚會交流。

去年朱漢強不斷「起飛」，他得到全額獎學金入讀科大的EMBA。這個全球著名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師資顯赫，除了在歐美頂尖大學上課，還不斷參觀各地重要的企業，入讀的幾乎全是企業CEO，今年學費高達七十六萬元。大學介紹課程目的是讓學員「登高望遠」，朱仔的說法是「見大蛇屙尿」！

「站在前面」的反思

「好大衝擊！香港好細，風力發電可以問誰？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教授，機電工程署有多少工程師做過？電力公司就是兩間，可是我的同學就有大型風力發電廠的副總裁，他看的不止是珠三角，而是內地，甚至全球風電市場。」其他同學還有稀土的老闆、上市家電企業的總監等等，摸着酒杯底，同學都願意分享業界的思考點和難處。香港未來的環境挑戰，不能再獨善其身，要有區域的視野，如果要面對的是包括內地政府和商業，那企業領導在想甚麼？如何可以成為推動環保的持份者？

香港環團也曾積極進到內地，先行者吳方笑微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內地推動環保教育，而東江水污染、珠三角空氣污染……本地環團亦不得不站在區域的高度去看，可是近年焦點紛紛移回本地。「幾年前大家想去大陸做環保工作，因為內地環保對世界影響大、對香港影響大、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到了今時今日，這三個原因更關鍵，為甚麼反而退後？」朱漢強指出國家的環保政策已經把香港計算在來，未來二○一六年推行的「十三五規劃」，更是香港參與內地環境議題的政治平台。

「香港環團也可以繼續專注本地議題，像廢物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環團也得面對時代的挑戰，與時並進，就像德國綠黨所說：『不是左，不是右，而是站在前面。』」他說。

離職後，朱漢強希望好好消化把這十年在香港環團工作的經驗，反思如何才能「站在前面」，短期計劃，是準備五月和同學一起去戈壁沙漠跑步。

環保運動：反思前行

環保運動：反思前行
主場新聞 2014-1-7 朱漢強

新年伊始，也試着為香港的環保運動來個回顧和敬禮。

香港的環保團體近年迸發出很大能量，只要把時鐘撥回九七前，便能看出端倪──那時環保新聞雖談不上「稀有品種」，但也決不會天天上報。然而，就以去年為例，本地報章雜誌刊登含「環保」二字的訊息多達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則，平均每日九十一則。論數量，公眾能唸出的環團名字十隻手指數得完，遠少於社福團體，但論傳媒曝光，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還看巷尾街頭，連賣菜阿嬸都說「唔使膠袋，好環保喎」，小朋友則嚷着「唔做大嘥鬼」。今時今日，沒人會再妄言否定環保，但是從「坐言」到「起行」尚有鴻溝。有心有力的環保團體好應該成為推進器，驅動箇中進程。

來個快速倒帶，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創立的長春社，它是香港環保運動第一座的推進器，之後香港地球之友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相繼在一九八三和八四年登場。它們都是香港綠運的先行者，貢獻毋庸置疑。然而，當年幾個環團主要面向本地洋人及華人精英，若以動員本地群眾的能力來評價，都不及格。及至綠色力量在一九八八年成立，被期許為在本地綠色運動的開端。

此後，香港環團開始走出「全能足球員」般的角色設定，區分定位，針對不同的區隔市場。以地方為本位的有綠色大嶼山（一九八九年）、坪洲綠衡者（一九九一年）、大埔環保會（一九九七年，現環保協進會）；關心特定議題和對象的包括：爭氣行動（一九九七年）、香港海豚保育學會（二○○三年）、健康空氣行動（二○○九年），及綠色學生聯會（一九九三年，現綠領行動）。至於環保觸覺則猶在轉變中，暫時難以分類。值得一提的是，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一九九六年落戶香港，為本地綠色運動注入國際經驗和策略章法，培養出不少精英。然而，綠色和平「心繫家國」，把中國視為最終戰場，對一些香港項目缺乏長遠經營。

在不同的年代中，環保團體都大抵發揮了階段性作用，但在邁向專業化的路途上，不少團體仍然交不出成績，組織上欠缺管理流程和策略，探索污染根源缺乏深度反思。數年前辦過綠色讀書會，有搞手就問：為甚麼在文思慧的《香港綠色難產》後，我們再沒有深刻的綠運反省？前陣子一位元老級的環保前輩打電話來，痛斥綠色組織欠缺獨立思考，如同「喪屍」！

把反省轉化為具體的思考命題，可以是：

● 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定位，能回應（至少）十年後的環境挑戰嗎？舉例說，隨着粵港人流物流急速匯合，區域污染的壓力勢將有增無減，我們沿用針對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運動手法，能獨善其身嗎？

● 以「廢物處理」和「汽車廢氣」等傳統分類方法對應污染問題，是跟着問題尾巴走的治標手段。如何正本清源，走出見樹不見林的困窘，處理污染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 「土地正義」、「綠色消費」、「綠色金融」、「區域環保」可以是未來的策略方向嗎？

● 環團的機構願景和使命是甚麼？過去實踐了多少？董事局和管理層老化了嗎？有沒有愈來愈像既得利益者？

● 在環團裏工作的你，仍有激情嗎？抑或只是像那位元老級前輩所言，只是為機構生存而上班下班的「喪屍」？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需要更多思考，而它們已經為環保運動帶來隱憂和威脅了。單談團體組織，或許圈內人亦未必知道在過去數十年的綠運中，有太多友團經歷過八級地震般的人事及組織震盪。如果要抽出箇中關鍵，包括家長式一言堂的管理、個人崇拜、董事局管治失效等，都在削弱綠色團體的健康發展。

行文之初，不是說環團的能量愈來愈大嗎？怎麼似乎愈寫愈不濟？請別誤會，我並非要挑機鬧事，倒是致敬之餘，對大家還有更大的期許。尤其在當下的政治亂局中，必須時刻保持清醒，並且不忘深刻反思，方能走更遠的路。畢竟，我們都是靠公眾捐獻來維持發展的機構，有責任認真做好工作。這是嚴人，也是律己。
走累了，是時候跟我心存感激的機構和同事暫別。後會有期！

(作者簡介：香港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經理)

「獨立評論人協會」

程翔王永平等人組協會
為言論自由發聲
主場新聞 2014-1-6

多名沒有黨派背景的時事評論員及學者擬成立協會，計劃作為意見平台，亦為捍衛言論自由團結聲音。協會日後擬舉行研討會，就言論自由等議題交流意見，亦有機會以協會名義發表聲明，呼籲各界珍惜言論自由。現時已知的協會成員，包括中國問題評論員程翔、前高官王永平、浸大新聞系講師呂秉權等。

協會其中一名成員向《主場新聞》表示，協會已進入註冊程序，協會成員的組成進度也「差不多完成」。協會成立之後將集中關注言論自由，日後擬舉行研討會交流意見。這位成員亦說，多位成員現時均在不同媒體發表獨立評論，日後即使有機會以協會名義發表文章，協會亦會保持各人的獨立性，有關細節仍在商討。

港台今日報道，協會名稱為「獨立評論人協會」，協會初期經費來自會費，為顯示獨立性，不會接受財團及政團捐款，亦會拒絕有政黨背景人士成為會員。為提高透明度，協會以有限公司形式運作，會公開帳目。協會亦會聚焦於言論空間，不會就政改等政治議題，發表立場。

《信報》今日引述消息指，擬成立協會的評論員和學者，認為時事評論員的言論空間不但日漸收窄，而且社會又減少關注這些收窄言論空間的行為，故要團結一致，組織起來發聲。協會約有20人，除了程翔、王永平、呂秉權外，還包括資深傳媒人及時事評論員區家麟及王慧麟等人。

協會成立的3個目標，包括作為評論員的意見交流平台、以協會名義發表聲明及關注言論自由受壓、及以協會名義發表評論文章，預計協會於農曆新年後正式成立。

有份參與其中的王永平接受《信報》查詢，他表示「未成事唔想講咁多嘢」，但強調構思是想集合志同道合、無黨無派的人，去提醒別人「香港言論自由的寶貴」，若能成事即可以對此宣傳或教育，對社會起正面作用。王永平又評估，時事評論員的自由評論空間並不多，將來或只有互聯網能夠容納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