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組織批評蘋果污染

中國環保組織批評蘋果污染 (15:50)

36家中國環保組織發布報告，指摘蘋果公司未能解決對其設備零部件供應工廠污染和工人健康問題的擔憂。

今發表的報告中，這些組織根據各公司對其供應鏈工廠污染和職業健康風險事故的詢問的應對方式，列出了一份29家跨國科技公司的名單，蘋果在其中排名墊底。

這些環保組織對蘋果的指摘，是它們一年多來嘗試影響29家跨國公司的環境和工人健康保護實踐的結果。這些組織列舉了惠普、英國電信、阿爾卡特-朗訊、沃達豐、三星、東芝、夏普和日立等正面例子，認為它們積極回應詢問，採取措施改正供應工廠裏有問題的做法，或改善監督體系。

上述環保組織還列舉了許多回應不積極、沒有採取措施改正問題的科技公司，包括諾基亞、LG、新加坡電信、索尼和愛立信等，但這些公司都沒有蘋果那揦糟糕。蘋果被指逃避詢問，沒有對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擔憂作出回應。

環保組織列舉的蘋果沒有做出回應的一個健康風險案例是，台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intek)旗下子公司聯建科技(Lianjian Technology)的工人中毒事件。勝華科技為蘋果移動設備生產觸控螢幕。

在2009年發生的這宗事件中，49名工人被送往醫院，診斷出化學清潔劑正己烷中毒，中國官方媒體廣泛報道了這起事件。工人們宣稱患上了令人衰弱的疾病，並表示他們寄往蘋果的投訴沒有收到任何回覆。

勝華科技表示，聯建立即停止了使用正己烷，自那以後已極大地改善了工作環境。

當中國環保組織就上述案例和另一個案例詢問蘋果時，蘋果拒絕證實或否認污染企業是否它們的供應商，並且沒有進一步回應。

報告的主要作者、中國著名非政府機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表示：「蘋果的行為與其它大品牌不同，它們似乎非常自滿，毫無反應。」

蘋果發言人道林表示，公司在調查供應商和業務供應鏈的其他部分方面擁有嚴格的審計程序，這包括審計其供應商的供應商。道林指的是該公司發布的報告。

(新浪科技)

基督教牧愛會

八方人物：
棄年薪 200萬厚職　做義工勸導囚犯
2011年01月20日

監倉的術語，「黑手」即坐牢超過一次的積犯，「白手」是首次入冊的初犯。監獄義工許傑雄專門招呼懲教所的黑手，由勸導黑手變成受黑手感動，放下投資銀行 200萬元年薪，全職扶助釋囚更生。另一位義工馮彼得原是黑手一名，更生後回饋社會，重返牢房輔導白手。

掙扎兩年思考人生

基督教牧愛會與牧恩堂合作，定期派出義工探監，在獄中舉辦監獄啟發課程，給囚犯講道，誘導他們重過新生。許傑雄七年前開始擔任監獄義工，服務的地點是專門收容黑手的赤柱白沙懲教所。他本來在投資銀行任職聯席董事，兼職義工後，上班時間不時收到釋囚的求助電話。一心不能二用，許傑雄必須在 200萬元年薪與無數更生人士之間作出抉擇。

結果 49歲的許傑雄，正值壯年便放棄高薪厚職，提早退休，專職義務工作。「我掙扎咗兩年時間，不斷思考人生究竟為乜。喺投資銀行工作係無底深潭，廿幾年來，每日都講錢，我哋用錢來衡量自己嘅成敗得失；你最初嘅人生目標係掙 1,000萬，掙到嘞，又要掙 3,000萬先夠。大家都係追求啲表面嘢，唔睇自己開唔開心。」他說。

許傑雄把自己的新生建築在別人的新生之上，成功帶領黑手走出舊路的滿足感，超越了奢華生活的優越感。他在白沙遇過一位六度入獄的黑手，那名積犯最後一次判監是因為偽造信用卡，是行內響噹噹的假卡專家。他從前是裝修公司東主，第一次犯法，是因為工程被客戶走數，欠債的他鋌而走險。在許傑雄的努力下，這名黑手已重過新生。

黑手要擺脫厄運，箇中困難，另一位監獄義工馮彼得最清楚。 Peter曾幾何時也是黑手一名，小時候家住聯合道博愛村的他，經常與九龍城寨的不良少年廝混，染上毒癮。

每次進牢，沒有讓他覺悟前非，反而幫他擴闊了黑幫生活的圈子。他說：「我坐過幾次監，越坐越識得多唔同環頭嘅黑社會分子。」

積犯改過不再迷失

第二次入冊後， Peter嘗試洗心革面，在啟德機場找到一份工作，卻在三個月後遭揭發有案底被炒。他說：「被炒嗰日，我揸住張支票由啟德出番九龍城，撞番以前圈子嘅朋友，於是又一齊去食白粉。」黑手的自卑心理，也增加了他們重投社會的困難。 Peter有次出獄後在晶片公司工作，同事請他一起去日本旅行， Peter卻因為怕被人瞧不起，不敢埋堆應邀。

Peter是在最後一次放監後遇上一名已更生的朋友，才決心改過自新。他六年前開始「重返」監獄，但不再是囚犯身份，而是義工。他服務的是赤柱東頭懲教所的白手，多數都是商業罪犯。跟許傑雄一樣，探監工作安定了 Peter一度迷失的靈魂：「每次入番去，都好似睇番自己咁，提醒我要繼續堅持，唔好重蹈覆轍。」

記者　蔡元貴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

天水圍街市物價高
團體歸咎領匯抬租

【明報專訊】一項調查發現，天水圍街市的物價較元朗、屯門及灣仔的物價可高出一成以上，其中菜芯更加高出三成，調查機構認為天水圍物價高與區內街市全由領匯管理有關，要求政府在區內興建市政街市引入競爭。

領匯：確保價格居民能負擔

領匯發言人回應稱，物價取決於多個因素，而租戶的定價要保持競爭力，確保價格是居民所能負擔，而天水圍區內有多個街市和新鮮糧食店供市民選擇。

貴灣仔等一成以上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社區發展陣線及天晴關注組在2011年1月1日和2日，在天水圍、元朗、屯門及灣仔區內14間街市，抽查20種由70名天水圍居民挑選出來的最重要物品，發現20種物品的總物價，天水圍較其他3區高出13%。其中最嚴重的是菜芯、雞翼及鯇魚等日常食品，較其他3區高出一成至三成。

聯盟發言人侯詠璇稱，天水圍共有6個街市，全由領匯管理。領匯壟斷市場，引入大量的大商戶於商場內開業，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同時抬高街市租金，租戶將成本轉至居民身上，令區內物價長期較其他地區為高。

有天水圍街市的商販表示，租金佔總開支五至六成。負責調查的侯詠璇表示﹕「天水圍區內只有很少的小商戶營運，區內的街市及商場沒有競爭，形成獨市生意現象，居民只好無奈地面對極高物價。」

居民盼政府引入競爭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表示，天水圍是政府一手規劃出來的悲情城市，區內居民有27%為綜援戶，入息低於綜援金額的家庭、失業人口、無業家庭等數字，也是全港排行第一，「天水圍是全港最窮的地區，但物價高首屈一指，比灣仔區還要高……這個荒謬的情是規劃出來的，是由政府一手造成」。

區內居民曾要求發展露天市集及在食環署街市引入競爭，但建議一一被否決。

天水圍居民代表卿姐表示，天水圍百物騰貴，她通常會騎自行車到元朗區購物，但日日要用4、5小時去買菜只是為了節省十元八塊，對生活及情緒造成很大困擾。

天水圍壟斷情況嚴重

天水圍餸菜貴過灣仔
2011年01月20日
【本報訊】同菜不同價，都是集團壟斷種下的禍根。天水圍大部份街市由領匯承辦，超市又趕絕小本經營的商店，租金高企，居民被迫捱貴餸。本報及地區團體調查發現，天水圍街市物價普遍較元朗、屯門和灣仔高，一棵菜心差價高達 50%。

記者昨日巡查天水圍、元朗、屯門及灣仔區多個街市，普遍貨品售價以屯門區最平宜，天水圍最昂貴。以領匯轄下的天水圍頌富街市為例，菜心每斤售價 12元，鯇魚每斤 24元；食環署管轄的屯門新墟街市，前者售 8元，後者只需 20元，分別便宜 50%及 20%。

團體促引入競爭破壟斷

「租平我一定會賣平啲， 24蚊斤可以賣到 20蚊」。在頌富街市租兩個舖位的魚檔店主盧太表示，現時每月租金近 5萬元，「點做呀，做嚟都唔夠人工」。

居民周太直言，天水圍是全港買餸最貴的地區，「你睇吓領匯收人咁貴租，人哋咪買番咁貴囉！」她指政府規劃失衡，居民被迫到商場或超市消費。即使是同區比較，元朗大橋街市餸菜，也普遍較天水圍便宜一至兩元。

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社區發展陣線和天晴關注組本月初於上述各區 14間街市進行相類調查，發現天水圍的物價與各區差異甚大，如急凍雞翼分別較元朗、屯門和灣仔高出 23%、 17%及 29%。

團體指出，天水圍是本港最貧窮地區之一，但區內壟斷情況嚴重，造成物價高企。以天晴邨為例，邨內只有一間超級市場，居民最少要步行 20分鐘才可到附近街市買餸。團體促請政府引入競爭，重新發展大型街市及市集，打破領匯及地產商壟斷。

在新墟街市經營生果店的黃女士說，因街市屬食環署管轄，租金相宜，否則無法競爭，「如果我哋租金唔係喺水平之下，仲邊可以賣咁平吸引顧客幫襯？」

Diamond Cab

Diamond Cab Picks Up Hong Kong's Fledgl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cene

BY Jenara NerenbergTue Jan 18, 2011

A startup introduces Hong Kong's first disabled-friendly taxi servic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in Hong Kong--and one venture philanthropy startup, Social Ventures Hong Kong (SVhk),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movement, with several investees under its portfolio focused on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The group's newest project, Diamond Cab, officially launches next week.
"Diamond Cab is the first branded, high-quality taxi service in Hong Kong specially tailored for wheelchair users--and the only taxis which are wheelchair accessible," SVhk founder Francis Ngai tells Fast Company. "It is a disruptive model to the existing taxi market, as we creatively reorganized the network of partners, bringing in elderly homes, disabled NGOs, and taxi operators altogether."
Ngai left a high-powered job working in telecommunic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to start SVhk with a few other entrepreneurs and has now found himself in the company of the Skoll World Foru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ocial enterprise outlet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ere is still in the infant stage and it's mostly developed by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s," says Ngai.
"We nurtured the Diamond Cab idea for three years and we found that disabled transport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Hong Kong. The market gap is very big. So we got in touch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set up a small working group to come up with business plans. We met weekly, bridged with funders, and then we formed the preliminary idea and opened up to shareholders. Now other shareholders include elderly homes."
Ngai says that Hong Kong should already have handicap-friendly taxi services in place, much as the rest of the developed world does. But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where adult children are expected to look after their ailing parents, the need for disabled-specific public transportation has gone unheeded. And now, as Hong Kong continues to balance Eastern and Western influences, the need is bigger than ever, as young working parents are often too busy to assist their parents with every grocery trip.
"In Asia,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y immediately think about villages. But there are a lot of urban issues," adds Ngai. "The public is more open now to other issues--they are hungry for other ideas.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we will show tha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orks."
"Our ambition is to show the public that by perfectly blending social and business elements together, some 'new' social capital could be built up, as this social venture is the very first one in HK--with mainstream businesses like taxi operators and elderly home groups being the shareholders."
Of starting SVhk, says Ngai, "We weren't happy with just being a think tank--we've mobilized a lot of different resources to create one of Hong Kong's first venture philanthropy startups."
For now the group's primary investees focus on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but eventually SVhk will expand into more culturally fraught issues such as youth and crime and health issues. But in the meantime Ngai says he and his team are focusing on making sure their model works and showing Hong Kong wha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s--and that it is viable both financially and socially.

(source: http://www.fastcompany.com/)

創意的籌款項目── Share Talent

創意的籌款項目── Share Talent 成立

每年到12月，又是婦女動力基金舉行88.38的籌款活動的開始。今年我們構思了一個具創意的籌款項目 ── Share Talent，讓有興趣人士在 ShareTalent.hk 的網上平台，參加各類由機構贊助及義務才華導師教授的興趣課程及訓練，所繳交之學費，作為慈善捐款，支持婦女權益保障工作及服務項目。

社企製衣廠 L Plus H

社企製衣廠
重振Made in HK招牌

【明報專訊】自從製衣工廠於九十年代相繼北遷，原以為「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的衣服從此絕，豈料於2009年，社會企業「L plus H Fashion Limited」把這標籤復興了。L plus H定位製造上乘針織品，由「70後」、「80後」負責管理和獻策，出力的則是昔日讓香港製造業起飛的老師傅和車衣女工，老、中、青三代攜手打造高檔次、高品質的香港貨，重振「Made in Hong Kong」雄風。

設計車工包裝全在港

香港的製衣廠房寥寥無幾，而且只負責當中數個工序，L plus H卻標榜「百分百香港製造」，由設計、車工、熨摺、包裝，全部工序均在港進行。該廠強調工序，更重視「人」，70多人的製衣團隊，絕大部分都是行業中的資深工人，於七八十年代香港製衣業黃金時期已從事這行，當中最年長的已屆66歲。

老師傅歸位 清潔習慣難搞

不過，要領導這班老師傅殊不容易，董事何靜瑩透露，單是要讓工人習慣把線頭掃進垃圾桶，已引起怨言，結果她每天到廠房提醒數十遍，足足花了兩個月才讓眾人習慣。另一方面，以往工人以廠長為大，組長都不願發聲，結果支支吾吾，得不出改善生產的方法，她只好每天開一次生產會，3個月後各組間逐漸學會溝通，大大提高生產力。除了一班老師傅，L plus H亦聘請了約10名「70後」和「80後」，主要負責中層管理和設計工作，當中卻只有數人具大學學歷。L plus H協助中年社群之餘亦提拔了一班學歷稍遜但工作勤奮的年輕人，何靜瑩亦笑言是意外收穫。

月產8000高級貨 挑戰意大利廠

萬事起頭難，廠房投資過千萬，但高級針織品造工細緻，每月產量僅5000至8000件，何靜瑩亦直言首兩年形同「燒銀紙」，今年才「見到曙光」。她強調競爭目標是意大利工廠，「如果像內地廠，人家給我們什麼便跟做，我們沒有競爭力﹗」事實上，業界交給L plus H的，都是較複雜、考工夫的圖案，L plus H亦會就技術層面提供意見，難怪能夠如此自信。

現時公司90%訂單來自內地、台灣和歐美，餘下10%貨品在中環專門店發售。雖然捱了兩年沒好好睡上一覺，何靜瑩仍以重振香港品牌為榮，現時只要是自家出售的產品，「Made in Hong Kong」的標籤必定釘在衣服最顯眼處，「（標籤）好重要﹗這正是我們要重振的，每一個都是人手縫上，十分珍貴﹗」

昔日「工廠妹」 重拾狂熱

【明報專訊】昔日香港製衣業養活不少家庭，但隨廠房北移、製衣業式微，資深製衣工人紛紛退休，L plus H的出現，令他們重拾製作衣服的熱誠。

曾獲聘北上 兩地奔走難耐

今年56歲的謝女士，30多年前是「工廠妹」，專責「縫盤」工序，即把衣服的各個部分連接。「在自己手上，由一件件散片組合成一件衣服，美觀不美觀都是由你決定，有些很容易，有些很難，很有挑戰和滿足感！」她對製衣「有種狂熱」，但仍難逃因製衣業式微而失業。到L plus H工作前，有人聘請她北上「指導」工人，卻要每天中港兩地奔波，如今雖然做「基層工人」，但她笑稱不願再離開這熱愛的行業。

熟手工人亦要適應現代化管理，工人開始每一個製衣步驟前，都要先插入職員卡和每件衣服專屬的智能卡，而謝女士最不習慣是「成日要搞清潔」，起初總是把線頭往地丟。不過她亦稱讚公司秩序井然，例如剪刀不能亂放、不能在工作間吃飯等，其實是保障工人安全。

年輕員工加班6周保訂單

【明報專訊】L plus H原意是協助中年社群重返就業市場，最後卻收納了近10名70後和80後小伙子。董事何靜瑩對這班年輕人讚不絕口，願意提拔他們晉升中層管理。

30 歲的賴家駿10年前於職業訓練局畢業，因目標未明，輾轉做過好幾家工廠，甚至想過轉行。年多前他被介紹到L plus H工作，負責「畫花」的工序。有次，一名世界級設計師交來兩款繁複設計，考起了他，卻燃起他的鬥志。他連續6周加班，幾乎沒有休息，直到何靜瑩打算放棄的一天，他終鑽研出製作方法，他說：「如果做不到，便無了一張訂單。」

內向80後 與客溝通建自信

呂均諾是80後的代表，27歲的他大學三年級時輟學，在紡紗廠工作了數年，但只負責針織機，在L plus H工作半年後，何靜瑩開始讓他接手技術主管的工作，除了協調部門，更讓他與客戶溝通。如今談及各種布料和工序，他已能解釋得頭頭是道，性格內向的他坦言沒想過有這機會，也因這份工而建立自信。

復康力量

復康力量職員涉嫌詐騙 (23:55)

香港復康力量兩名高級職員，涉嫌向勞工及福利局和多個區議會詐騙活動資助，周一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伍文曦，四十七歲，復康力量前總幹事，及何君樂，二十六歲，復康力量培訓及就業部高級主任，否認共五項欺詐罪名。

主任裁判官郭啟安將案件押後至三月七日進行預審，並批准被告各以現金一萬元保釋外出。

控罪指二人涉嫌於二○○九年二月至三月期間，向勞工及福利局、荃灣、油尖旺及中西區區議會訛稱，閃耀人生曾提供服務及收取服務費用，詳情詳列在提交的九張發票上。閃耀人生是一間由伍控制的服務供應商。兩名被告涉嫌詐騙的活動資助合共逾一萬五千元。

另一項控罪指伍涉嫌於二○○九年四月處理一張支付閃耀人生的支票，款項為七千九百元，而明知或有理由相信該筆款項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即時新聞)

值得关注的6家中国社会企业

值得关注的6家中国社会企业

6家值得关注的中国社会企业–上
1、Shokay
2、Qifang 齐放
3、Shnagrila Farms
6家值得关注的中国社会企业–下
4、GIGA 循绿
5、Bambu
6、Hand Affection 笃挚
(source: Onion Run http://onionpeng.com/blog/)

本土研究社

青苗補償如生果金侮辱農民

【東方日報】港府在規劃發展時徵收農地會發放補償，本土研究社批評當局的青苗補償政策對農民不公平，補償機制與實際農業生產和銷售脫軌，與其說是補償損失，說穿了不過是「青苗生果金」，侮辱農民尊嚴，而且有關政策沿用五十年但港府卻拒絕檢討。

60年代制訂至今拒檢討

本土研究社昨發表新界青苗補償政策研究報告，指當局在徵收農地時，只稱向農戶發放「特惠金」，令社會誤以為優惠了農民，但其實是「狸貓換太子」，以批發價代替零售價作為農作物真正市值。

該社指出，港府釐定「特惠金」時，並無考慮農作物質素，只着重農地面積和級別，與其說是補償損失，說穿了不過是「青苗生果金」。該社又說，有關政策早在六十年代制訂，一直沿用至今，政府拒絕檢討。

在處理做法上亦有不合理的情況，該社批評當局主張「先拆後補償」，即是打死狗講價，農戶喪失議價及重新估算能力。港府為了收地，將農戶賠償減至最低，農戶失去農田、家園和生計，最後只換來侮辱尊嚴的「特惠金」。

該社要求港府根據實際環境，例如有機農業出現，重新考慮賠償準則，真正照顧受影響農民。

官鄉勾結監察連線

選民登記烏煙瘴氣　原居民都「轉會」
村代表選舉揭官鄉勾結
2011年01月17日

一連四個星期日的村代表選舉本月展開，多條村落都有新人參選「起義」。選情激烈，選舉安排卻烏煙瘴氣。本報發現，部份村落有大批選民的登記地址籠統、可疑，簡陋到只得「香港」兩字也可蒙混過關。有前村代表竟可將原居民身份「轉會」到另一條鄉村；也有偏僻村落突然冒出逾百名新原居民。官鄉勾結監察連線批評，上述糊塗賬凸顯部門監察不力。　記者：雷子樂

新圍村
選民亂填籠統地址

新界人的民主路崎嶇不平。政府 03年推行「雙村長制」，「原居民代表」處理村內原居民的傳統權益等事務、「居民代表」負責日常村務。民政事務總署資料顯示，要成為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在村內住滿三年。選民的「主要住址」，須填報唯一或主要的家居地址。

不過，本報抽查元朗新田鄉的選民登記冊，發現最少三個選區，出現大量問題地址。新田鄉有 3,494名登記選民，其中新圍（一）選區有 249名選民，當中最少十名村民在「主要住址」上只填上「元朗新圍村」。攸潭美（一）、攸潭美（二）兩選區共有 855名選民，最少 35名選民只填上攸潭美西區、南區之類的籠統地址，但都可如常投票。

在其他村也有類似情況。沙頭角區鹿頸的登記冊上，有原居民選民的住址只寫上「香港」兩字。而北區則有選民在登記冊報稱居於 29樓，有該村參選人直言：「鄉村會有 29樓？呢位選民個名，我哋從未聽過。」

地址不詳　候選人難宣傳

地址資料籠統，惹來種票疑雲。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解釋，新界偶有村屋沒有門牌，以新圍村、攸潭美為例，職員已個別與這些選民聯絡，確定他們主要居所是在村內，有關選民亦有提供通訊地址，以作聯絡。至於原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申請，法例無作出居住地的要求。不過，新圍（一）其中一名居民代表參選人周振勤表示，選民地址不明確，候選人無法接觸他們作宣傳，「我問過民政署，點解呢啲地址冇門牌，我點寄嘢畀佢哋？啲職員唔理我，點叫公平選舉？」

甲龍村
有兩個鄉下的村民

新界原居民的定義，是指在 1898年已存在的「原居鄉村」居民及其後裔。不過，民政事務總署竟任人將原居民身份「轉移」至不同村落。去年 6月，元朗八鄉甲龍村發生暴力強拆事件。曾氏祖堂成員曾家俊，在村民面前吐口水及揮舞鐵鎚鑿牆，拍下事發過程的影片被放到網上熱播。曾家俊原本是甲龍村原居民， 03至 07年曾出任甲龍村原居民代表。但本報翻查 2010年最新一份原居民選民登記冊，發現曾家俊已「轉會」，變成八鄉水盞田村的原居民。

「二選一就冇問題」

曾家俊接受本報查詢時堅稱，轉換原居民所在地沒有問題，「我哋本身族人係兩條村都可以混合 o架！我家族住水盞田時，都未有村，我哋早有根基。只要兩者選其一，就冇問題」。民政事務總署解釋，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15（ 7）條，任何人士如有資格在多於一條原居鄉村登記為選民，該人只可於該等鄉村中選擇一處登記。不過，官鄉勾結監察連線發言人謝世傑質疑：「點解一個人會兩個鄉下？咁會唔會兩個地方都有丁權？」

陳屋村
絕後家族冒出百人

沙頭角鹿頸陳屋村，是一條偏僻村落，非原居民選民只得 16人。但該村的原居民選民竟高達 477人。該村有四人角逐原居民代表，其中一名參選人陳志成，去年發現選民登記冊內，有約 116人身份可疑。這批新登記原居民選民，聲稱是族譜中的葉氏後人。

不過，陳志成發現，葉氏一族其實早已絕後，質疑為何突然殺出大批「後人」，去年底已入稟法院要求推翻他們的選民資格。本報查冊發現，該村逾一成選民居於內地或澳門，報稱住址包括廣州市八和坊、中山市火炬開發區等地。

據了解，上水坑頭村也有類似的「可疑原居民」爭議，但他們都可在今屆選舉中投票。

河上鄉村
原居民壟斷雙村長

「雙村長制」的原意，是開放渠道予非原居民參與村務。不過，部份鄉村的「居民代表」，至今仍由原居民把持。上水河上鄉村原居民侯志強，是前任「原居民代表」。今屆選舉，他卻可任意走位，出選「居民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原居民只要同時符合居民代表選舉候選人資格，便可自行決定參選身份，但不能同時角逐兩個議席。

外姓人恐衝突不參選

官鄉勾結監察連線發言人謝世傑指出，這凸顯了現行制度漏洞，令原居民可以「壟斷」一切村政。侯志強則表示，選舉是自由參與，「我哋都歡迎居民出嚟選喎，邊個有實力、做到嘢，居民咪支持邊啲人囉，係嘛？」

但同村的原居民侯太樂表示，村內的非原居民害怕得罪原居民，根本不敢出選。「外姓人覺得冇勝算，唔敢同原居民衝突，點會出嚟同佢哋爭？」

河上鄉 09年曾發生非法傾倒泥頭事件，侯太樂是受影響村民之一。他今屆決定參選原居民代表，狙擊當日有份參與倒泥頭的原居民代表侯志強。「侯志強見我選（原居民代表），咪改去選居民代表避開我囉。佢目的都係要保住個位，咁就可以入到鄉委會繼續做主席，同做當然區議員！」

「村長冇私利　講都冇人信」

【本報訊】村長、鄉委能及早掌握到政府規劃，與發展商關係更是錯綜複雜。有新界人直指，鄉事已演變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部份村長、鄉委都只為個人利益服務，漠視村民訴求。有原居民不願一覺醒來，屋前農地突被填泥、村內歷史建築淪為骨灰龕場，於是今屆村選站出來挑戰傳統勢力。

收利是手續費普遍

由村至鄉、由鄉至區，有新界人指出，發展商都會由上而下，向鄉委、村長分配利益，以助開發土地。他舉例指，發展商要在某村落建骨灰龕，早已撥了大筆費用做「聯絡工作」，鄉委、村長會給發展商「教路」，助他們取得土地、擺平各種問題，甚至隱瞞村民。「到頭來，環境破壞咗，只有小村民受壓迫！」「村民有乜不滿，最多咪送番幾斤臘腸、燒肉咪搞掂你囉。」在部份村落，村長連「簽丁權」也會「收利是」，「手續費」動輒 10萬至 20萬元。

另一位原居民也指，村落附近曾有大型基建，原居民代表曾帶隊示威抗議，後來據聞建築商付了數百萬元給整條村，但該筆款項沒存入鄉村的戶口。他指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做原居民村長冇私利？真係講都冇人信！」鄉事腐敗，令今屆村代表選舉，有不少村民參選挑戰傳統勢力。其中元朗永平村原村長兼新田鄉事委員會主席文富穩、離島涌口（北）原村長黃福根都被拉下馬。

村代表選舉選民人數達 18.2萬人，有 1,752人參選， 944人自動當選，餘下 808人則競逐共 414個村代表議席。民政事務總署表示，至今共接到 94宗與村選有關的投訴，廉署則接到 30宗可追查的貪污舉報。

重新认识社会企业

重新认识社会企业 /阮耀启

(刊於《青年研究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总第二十一号）二○○八年一月专题：社会企业带来甚麽转变？)

摘要

本文尝试从一个非主流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企业。文章先解释为何目前有关社企的讨论是欠缺想像，并提出以是否具备社创精神作为检验社企的标準。文章接著会为社创精神提供定义，并指出社企的出现其实是社会创新的可能结果。透过分析两个本地个案，我们会了解社创精神在社企的实践；文章最後会讨论本港推动社企要处理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企业 社会创业家精神 社会创新 组织理论 香港

Rediscovering Social Enterprises /Yuen Yiu Kai Terence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ed new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nterprise through a non-mainstream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first explains why the current deliberation on social enterprise lacks imagination, and suggests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reference to investigate social enterprises. The article then offers a defini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s but one possible outcome of social innovation. With the analysis of two local cases, the practic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social enterprises is examin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ointing out some pending issu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theory, Hong Kong

* * * * *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引领读者从一个非主流的角度重新认识社会企业。有别於目前主流论述以一些笼统的组织特点去界定甚麽是社会企业(如需同时照顾社会及经济目标、营运的利润不会变成私人得益等等)，本文会尝试从社会创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或简称为「社创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怎样的组织才算是具有社创精神的社会企业，并由社创精神的角度去重新理解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所需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一) 社会企业与社创精神

要理解社会企业与社创精神之间的关係，我们可以先划分「商业性」(commercial)与「创新性」(entrepreneurial)这两个相关但又绝不相同的概念。目前社会上主流的论述大都会将社企理解成是以商业模式运作，并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组织或组织行为。虽然创意及创新是经常会被提到，是成功社企的先决条件，但目前由政府资助成立的社会企业，大都缺乏创新元素，这类型的社企其实可以称之为「商业性非牟利机构」(commercial nonprofits) ；由於它们缺乏社会创新的元素，它们往往只是重覆市场上中小企的商业活动，而若然它们以聘请弱势社群作为企业营运的主要目标，这些由社福机构营运的企业亦可以称为「就业融合社会企业」(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或简称WISE)。 另一方面，一些由商界推动开展的慈善项目，亦会被认为是社会企业：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愈受重视，好些商界企业都会将特定利润的百分比从企业拿出来做服务，以至一些以「企业养事业」模式运作的项目都会被笼统地被视为是社会企业。换句话说，目前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其实是十分含糊，我们只是很勉强的用一些本身也是十分模糊的组织特点(如需要同时照顾社会及经济目标，即所谓「双重底线」)去界定甚麽是社会企业，但事实上，大部份的商业机构某程度上都会在赚取经济利益以外对社会作出一些贡献(如提供就业)，而以外国的经验，很多成功的社会企业其实也可以是牟利机构或甚至成为上市公司，如我们仍只是停留於上述那些包括商业性及社会性的组织特徵去定义甚麽是社会企业，这其实无助於我们理解社企的独特之处，我们亦无从讨论如何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如果香港真的要学懂如何利用社会企业去协助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的著眼点必须聚焦於社会企业的「创新性」的範畴(即如何以社创精神改变社会)，而非目前主流讨论经常提到的「商业性」的问题(即如何让一些非政府机构学习营商)，而当中的关键就是要理解甚麽是社创精神，以及它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关係。而正是这一原因，以下的讨论会先集中理解社创精神的基本意义，而不会勉强去为社会企业下一个定义。若然本文的论点是正确的话，以目前主流论述的方法去界定甚麽是社会企业不单无助我们去理解甚麽是社会企业，更甚者它会局限了我们的想像，社会资源纵使不会被浪费，也有可能被投放於缺乏创新想像的项目当中。 要达到改变社会的目标，我们要从社创精神的角度去找出社会企业可能的发展方向。

(二) 甚麽是社创精神？

有关社创精神的讨论近年来於理论与实务两方面都广受重视，但它跟社会企业一样，同样是未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定义(Mair and Martí, 2006; Martin and Osbery, 2007)。为了要为社创精神寻找一个合适的定义，Mair and Martí就提出了下列一些有关社创精神定义的基本构想(Mair and Martí, 2006: 37-39)：

1) 首先，我们可以先把「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看成是一个将资源重新配置和整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创造或提升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即所谓创价)；

2) 以不同方式将资源重新配置的目的就是要将一些潜藏的社会改变机遇加以发掘和利用；及

3) 当我们视之为一个过程，「创业精神」意味著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但它亦可牵涉新组织的建立。

以上三点主要是针对创业精神的现象(entrepreneurial phenomena)所作出的一些构想，而对於社创精神所包含的社会性内涵以及社创精神本身的独特性，Mair and Martí就提出了下列的见解：

1) 在重新配置资源组合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一些既有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s)会同时被更改，甚至会出现範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情况；

2) 资源重新配置的後果是可以成就更高又或是非一般的「价值创造」，而社创精神的著眼点是社会价值创造(social wealth creation)而非经济价值创造(economic wealth creation)；及

3) 最後，社创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又或是困难之处)就是它要成功创造经济价值的难度是较在商场上的创业行为还要高出很多。

纵观以上的论点，Mair and Martí所强调的是社创过程当中资源重新整合的重要性；成功的社会创新，就是能够寻找到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将其应用於一些现行做法(即旧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当中的著眼点是优化资源的使用，以增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优化资源使用(optimizing resource utilization)就是要利用创意来争取最大的社会效益(maximizing social outcomes)。

透过以上的分析，Mair and Martí为社创精神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精闢的定义(2006:37)，其中文的翻译如下 ：

我们广义的将社创精神看成是一个过程，当中牵涉以创新的方式去使用及配置资源，以寻找机遇去引发社会改变及(或)回应社会需求。

根据这个定义，社创精神简单而言就是一个社会创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部份：(1)洞悉机遇；(2)揉合资源；及(3)实现扩效。早期有关社创精神的研究都会将著眼点放於个别社会创业家如何洞悉机遇，而近年亦有很多研究将重点放在分析不同的扩效机制(scaling-up mechanisms)。 然而Mair and Martí的定义则明确指出，揉合资源(即他们所指的innovative use and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当中可包括整合现有资源及以创新的方式运用一些成本效益高的另种资源——其实是洞悉机遇及实现扩效的先决条件，而此一见解其实正是与创业精神理论的始创者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所提出的「具创造性的巅覆」(creative destruction)互相呼应。 根据这一个定义，社创精神的目的和理念就是要以崭新的方法达致更有效的去运用各种可被利用的资源——包括社会及经济资源——并寻求实现「具创造性的巅覆」，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就是以一个全新的範式去处理久久未能解决的社会难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创立社会企业是一个可能(但非必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来，创立社会企业正正就是一些社会创业家寻求达致有效揉合经济及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要进一步了解社创精神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我们可以分析本港两个较为成功的社企案例，看看社创精神是如何於这两个社企个案当中实践。

(三) 寻找具备社创精神的社会企业

根据上述社创精神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检验社创精神在社会企业之中的实践。首先，我们可以看看社创过程中的叁个重要部份有否及如何发生；其次，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分析成功社企是如何透过重置社会及经济资源以达致社会创价的目标。这里选择了「长者安居服务协会」及「明途联繫」两所较多业内人士认识的社会企业作出分析。 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的平安钟服务彻底改变了为长者提供社区支援服务的方式，并将一个「被排除的市场」(shunned market)成功活化，它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以改变既有市场的「消费」状况(这里「消费市场」可理解为服务的市场)以达致社会创价。 而由香港心理卫生会成立主要经营零售业务的明途联繫，它的业务与市场上一般的零售业者基本上并无重大的分别；明途主要是通过协助智障人士及弱势社群就业以达致社会创价，所以它的社企运作模式不是以「消费」而是从「生产」面向入手的。基本上所有社会企业都必须选择从消费面向(consumption realm)又或是从生产面向(production realm)入手以寻找实践社创精神的机遇；透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更了解成功的社会企业是如何以「消费」和「生产」这两个不同的切入面以达致改变社会的目标。

社企案例一：平安钟服务

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的平安钟服务是一个通过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以解决既有服务久久未能处理的社会问题的案例。 对本地老人问题有认识的人士都会知道，一向以来政府在社区支援长者的服务(尤其是独居长者)其实存在著极大的缺陷(Chan, 2005)。由於整体社会的转变，愈来愈多於社区生活的长者并未能得到亲人及社区邻里的看护及照顾，一般的长者社区服务如日间老人中心及送饭服务等虽然能帮助有需要的长者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但是老人家对紧急服务的需求长久以来却未能得到妥善照顾，直至平安钟服务的出现，我们才找到一个可靠的方法照顾全港老人对紧急求助及支援服务的需要(Yuen 2007)。从上述社创精神的理论框架分析，平安钟的服务就包含了社创精神叁个重要的部份：

(1)洞悉机遇 — 跟很多现代化大都市一样，伴随著快速经济发展，人口老化及新一代家庭观念的改变令到愈来愈多老人需要独自於社区生活，而他们往往缺乏社会网络的照顾。这发展趋势令社会产生根本的变化；面对著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巨变(social transformation)，大部份的服务单位都只会尽量调整现有的服务去回应，然而在新的服务挑战面前，旧有的服务模式可说是束手无策。但是对於社会创业家而言，大规模的社会改变其实是带来了新的机遇，令他们能够为大量於社区生活的长者设计及提供崭新的服务，於是乎专为社区长者服务的平安钟就於1996年应运而生。

(2)揉合资源 — 平安钟最基本的服务其实只是将一些现有的紧急求助服务整合起来，但它所建立的不单单是一个紧急救援的通讯网络，而更重要的，是透过平安钟服务所建设起来一个为长者服务的新社区网络。对长者安居服务协会而言，所有在社区为老人提供服务的组织都是它实质的合作夥伴，透过平安钟的服务网络，用以提供长者社区服务的经济及社会资源得以重新整合，并能有效达到社会价值创造。

(3)实现扩效 — 实现扩效是所有社会创业家的目标，而就平安钟服务的个案而言，实现扩效既是服务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全港的老人建设起一个社区支援网络)，它亦是协会要达致有效经济规模的必要条件。能够实现扩效，平安钟服务所依赖的并不是石破天惊的高科技，它只是应用很简单的技术，将它位於观塘公共屋邨的24小时传呼台运作中心，变成一个能够处理全港各区求助讯息的中央讯息管理平台，改变了以往各区老人社区服务要经由不同服务机构分别处理的困难局面，并成功将接受服务的使用者推至超过四万(Chan, 2005; Yuen 2007)。由於扩效成功，亦令到长者安居服务协会由最初数年亏损达过千万到现时每年均录得可观盈馀，当中正正显示出实现扩效对社企的发展至为重要。

社企案例二：明途联繫的零售业务

明途联繫的个案值得探讨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本港少数能够将「以工代赈」的概念成功落实的社会企业(Yeung, 2005; Yuen, 2007)。对一般旁观者而言，明途的便利店及复康用品零售业务，其实并无任何创新性可言，那为何它可以成为验证社创精神实践的案例？要理解明途的成功之处，我们需要从复康服务界别推展「以工代赈」(welfare-to-work)这个角度去说明当中的社会创新及範式转移是如何发生。能够成功克服众多的困难，明途的个案正正说明了发挥社创精神的重要性。跟平安钟的个案一样，我们可以由社创过程的叁个重要元素分析明途的发展：

(1)洞悉机遇 — 明途联繫的成功其实是建基於其母机构能够於九十年代初就能意识到社会改变对智障人士就业服务的影响，并为此作出了充份的準备。对於在本港提供弱能人士复康服务的机构而言，协助学员於公开市场成功就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除了本身是比较可取的服务模式以外，公开就业亦是复康服务当中培训及就业支援服务重要的一环。早於八九十年代，由於工厂北移及製造业式微，为弱能人士而设的庇护工场已出现工厂外判订单大量减少的情况，复康服务机构於是乎需要面对著整体就业服务转型的挑战。心理卫生会却将此挑战看成一个难得的机遇，早於九十年代初就著力找寻开发适合轻度弱能人士就业的零售业务的机会，并逐步加强机构营运零售店舖的能力，由於能够比大部份机构提前起步，当机构於2002年成立明途联繫的时候，它已经有很好的根基并能迅速於市场立足。

(2)揉合资源 — 明途联繫作为一所实践「以工代赈」及「就业融合」的社会企业，当中所牵涉的资源重新整合，正正就是由以「福利模式」(welfare model)提供服务改变成以「工赈模式」(workfare model)协助受助人士投入就业市场两者在运用和配置资源之间的差别。就以庇护工场为例，传统以福利模式提供就业的社福服务是动用政府的税收，以基本上是完全补贴的形式支持庇护工场的营运；明途联繫这一类型的就业融合社会企业则毋须政府直接资助其营运，而是通过於市场经营适合智障人士就业的零售业务以赚取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支持社企的持续发展及营运。换句话说，明途联繫的成功之处就是它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揉合社会和经济资源以落实「工赈模式」社企的出现，而这并不是每一所由政府资助成立的工赈类社会企业都能做到的。

(3) 实现扩效 — 目前本港大部份社会企业所面对的困难，就是规模太小；它们既无法享受经济规模所带来的好处，它们的社会创价必然是会受制於业务的规模。明途联繫并未能如平安钟服务一样以科技协作它达致成功扩效，它只能以传统企业的模式「複製」(replicate)它的零售业务(譬如於多间公立医院开设便利店及复康用品店)，而随著零售店舖的数目不断增多，明途就可以更有效的将资源投放於支援整体业务发展的各个範畴，以期推动扩效的循环不断发生。明途於今年刚开展的复康用品网上零售业务，如能成功令用家接受其销售模式，将有助推展新一轮的扩效。

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创精神是如何於两所截然不同的社企当中呈现，而对应上文提到社创精神的定义，我们更可以看到为何以创新的方式去运用及配置资源(innovative use and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是发挥社创精神至为重要的元素：在平安钟服务的个案当中，整个服务模式首先是将一众现存的紧急求助服务连结起来，而一个更重要及影响更为深远的资源整合，是该会能做到将新建立起来的服务网络与其他社会资源结合起来，为老人提供紧急求助服务以外的其他社区支援服务，如协会运用大量义工主动接触分散於不同社区的独居老人，给他们简单的问候及提供情绪支援，这种以自愿参与者提供极高效益的支援服务正正是很多成功社会创业个案都会采取的策略(Bornstein, 2004)。相同的道理在明途联繫成功落实以工代赈的例子中亦能看得到：正如上文提到，以工代赈本身就是一个甚具创意的範式转移，其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配置资源以增强某些社群的工作诱因；而要成功落实以工代赈及就业融合，明途联繫於本身人力资源的企划就下了不少的功夫，这样它才能够於每一间零售店舖以及整个企业的管理都能够做到以具商业竞争力的方式营运，当中的关键就是明途懂得如何将人力资源合适地配置整合，使机构能以商业而非服务机构惯常的模式运作。

(四) 总结：推动社企发展要处理的问题

要持续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简单的方法，单就本文提及的观点而言，推动社企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这里可列出下列四点以作讨论。

(1) 社企是否具备社创精神？

目前由政府推动成立的社企，大都缺乏社创精神；它们的成立是由於政府提供了政策诱因，而大部份的业界只是将社企当成是一种新的服务模式；然而若然本文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大部份这些缺乏社创精神的「社企」，由於它们的基本业务并不是回应社会转变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它们能成功以社企作为手段并达致经济及社会创价的机会实在是未许乐观。

(2) 推展「工赈」并不等同发展社企

虽然发展社会企业是有助推展及落实「工赈」(平安钟服务及明途的零售业务都聘请了不少低技术人士及弱势社群)，但是提供就业往往只是成功社会企业的副产品，如果政府的目的是希望所有工赈类的社会企业都能达致自负盈亏而不需要政府的经常性资助，并能成功协助政府以「工脤」取代福利模式的就业支援服务，那政府不是刻意的把社企的概念扭曲，就是相关的官员根本还未能掌握推展工赈与社企发展之间的关係。当然我们应该支持政府拨出更多的资源支援工赈类社企於香港发展，但是政府狭隘的将社企等同於「工脤」，将就业融合看成是社企的唯一目标，这不单有可能窒碍一些可能的社会创业家以社创精神创立更多元化的社会企业，而一个更差的局面，就是大部份推展就业融合的社会企业都会在数年後政府资助完结後统统结业，最後的结果是经过热烘烘的讨论和实践以後，并没有太多像样的社会企业能留下来继续为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

(3) 政府为何要资助社企？

目前有关社企发展的讨论，经常都会触及政府资助社企会否衝击中小企生存空间的问题，於是乎有意见认为政府不应该补贴社企的经常性开支，又有些意见认为政府不应对社企提供特别的优待，而几乎所有意见都认为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level-playing field)更应该是政策的依归。但要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是否就表示除了提供起动基金以外政府就完全不能提供额外的资源给社企发展？在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前提下，政府其实仍须在两方面大力支持包括「工赈类」社企在内的社会企业的发展。对「工赈类」的社会企业而言，政府持续的资助其实是责无旁贷：政府尝试以「工赈」取代传统的福利救济，这当中牵涉的其实是将社会资源(包括政府用作福利服务的税收)的运用方式重新配置和整合，若然政策成效显著，当可提昇资源使用的效益，并可能在过程中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及加入另类的资源，但是这里绝不存在政府能将原本投放於福利救济的资源完全减省并不需再承担政策责任的问题；要维持公平竞争环境，政府不是要避免对「工赈类」社企作出补助，而是应该将相同的补助给予其他愿意支援弱势社群就业的中小型企业。而另一方面，政府一向以来都会调配资源支持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政府要推动社企发展，其责任其实就如推动创新科技发展一样，唯一的分别就是真正具备社创精神的社会企业所追求的是社会创新而不是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而正由於政策的目标是社会创新，政府就更加有必要承担责任以支持更多社创的发生。支持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创业家以社创精神解决社会上各式各样的难题，就是要让我们社会重拾社会创新的泉源和动力。

(4) 协助机构重拾推动社会改变的使命

无论是社福界又或是其他界别，非政府机构从来都是推动社会改革及协助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社会组成部份，而公民社会从来都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担当起带动社会创新的使命，可是在整个有关社企发展的讨论之中，最缺乏的却是如何能协助我们的社福机构重拾推动社会创新角色的讨论。由於长期接受政府资助担当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现时很多资助机构彷彿都变成了政府这个庞大机器的一部份，完全丧失了推动社会创新的能力；为了要推动政府所提倡的工赈型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政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资助开办课程以协助福利机构的社企从业员学习营商技巧，然而我们真的要推动社会创新的话，「软商业技巧」(soft business skills)的培训将会是徒劳无功。 要协助整个服务界别复兴改革社会的使命及创新精神，当然并无任何简单即食的方法，但是本文提到有关社创精神的讨论却是值得参考的——面对著各式各样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我们如何能发挥社创精神，全面做到洞悉机遇、揉合资源，和实现扩效？若然社创精神的精髓就是以崭新的方法去运用及配置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以迎击不同的社会问题，为何社福界的整笔拨款改革却未能做出更好的成果，并促成更多社会创新的出现？这些看似跟社企发展没有多大关係的提问，其实却是最为根本、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若然我们并未能认清寻找答案的正确方向，我们将无法依靠我们的服务界别以社创精神去为我们实现社会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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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團抗議 大新停辦魚翅宴

環團抗議　大新銀行停辦魚翅宴
2011年01月16日

【本報訊】大新銀行本月初推出以「魚翅鮑魚宴」作為私人貸款的新春推廣優惠，引起環保團體強烈抗議，更有網民發起杯葛大新銀行的服務。眾怒難犯下，大新銀行昨日宣佈即時取消有關優惠，並承諾日後不會再以魚翅鮑魚宴進行推廣。

保育人士聯署去信

大新銀行於本月 5日推出私人貸款新春優惠，包括首兩個月免息，贈送最多 1,680元現金券及免費 12位魚翅鮑魚宴，觸發環團不滿。環保觸覺、新民主同盟、 Shark Savers及多位反對食魚翅的保育人士聯署去信大新銀行，要求停止以魚翅作為推廣優惠。有網民更在社交網站 Facebook表示要停止再使用大新銀行任何服務。

由於群情洶湧，大新銀行昨日宣佈取消有關優惠，並強調絕無鼓吹食用魚翅的意圖，又承諾日後不會再用魚翅做推廣。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歡迎大新從善如流，又指現時社會上已有很強的反對食用魚翅的保育意識，呼籲其他大企業不要「以身犯險」。

「胡蘿蔔暴民」運動

團購環保小店 胡蘿蔔暴民來了
聯合報 歐洲陳玉慧 2011-01-12

「胡蘿蔔暴民」(Carrotmob)是一個新興組織，訴求的目標很實際：結合消費力量來對抗商業集團，以求改善環保，這個在美國發起的組織活動，二年來也在德國各大城市逐漸擴散成立。

德國美食雜誌FIZZZ近日公布「最佳生意概念獎」(Beste Business-Idee)，正是頒給在德國興起的「胡蘿蔔暴民」運動。

為了對抗蔬果與食品集團無視環保的作風，「胡蘿蔔暴民」呼籲居民拿起胡蘿蔔棒子作為革命武器，以消費力量改變商業集團長久破壞地球生態環境的行逕，這項活動原本由美國學生發起，2008年春天在舊金山初試啼聲，不到一年，便已在歐洲各國蔓延。

Carrotmob 為新創複合字 carrot加mob(亦即胡蘿蔔加棒子的諺語)，透過網路號召消費者團購，以團結的消費力量，支持那些加入Carrotmob的小雜貨店或餐廳，而經由胡蘿蔔暴民青睞光顧的店家，必須挪用營餘的二至三成(甚至更高)作為節能減碳設備的改善費用，諸如使用太陽能發電板或揚棄電爐使用瓦斯等，最終目標便是逐漸改善和保護環境。

胡蘿蔔暴民活動概念是，消費者不再是受害人，對抗方式也不再被動，得以具體地主動出擊。為了拯救地球、改善環境、提高生活品質，胡蘿蔔暴民以參與和民主的方式，直接以具體消費力量改變小型商店的品質。

德國各城市迅速響應「胡蘿蔔暴民」運動，並融入慢食、有機、客製等新飲食概念，同時讓原本被集團壓得喘不過氣的個體式「雜貨店」因此轉型，有了新生機，最近連德國境內EDEKA這類大型超市連鎖商，都有分店加入此活動。

全港拆僭建 趕絕天台屋

全港拆僭建 趕絕天台屋
目標平台天台天井後巷 最快4月展開

【明報專訊】政府最快在3個月後開始，全面清拆大廈天台、天井、平台和後巷的僭建物。近5年收過警告通知的3.8萬個僭建物，是優先清拆目標。有基層組織擔心，全面取締天台屋會影響低下層和新移民，指政府應有全盤公屋安置政策配套。

不問有否危險 一律發清拆令

發展局長林鄭月娥昨於立法會樓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上表示，香港僭建物問題嚴重，「我去外國城市，感覺只有我們才會有這麼多僭建物」。她表明，會對僭建物採取嚴厲執法行動，一改以往只清拆有結構危險或影響走火通道僭建物的政策，「對所有可以採取行動的違例建築物，一律發出清拆命令，不論其安全風險」。林鄭月娥表示，會增加屋宇署的資源和人手，並進行流程及架構重組。

政府消息表示，行動最快在4月1日開始。屋宇署發言人說，會循兩方面加強執法，一是接受投訴；另一是聘請顧問公司，研究需大規模清拆行動的樓宇清單。

據了解，屋宇署內部正研究實際操作，包括如何選定大規模清拆行動的樓宇位置，估計每年約1000幢。屋宇署由2005年至2010年，發出過3.8萬個非優先清拆的警告，這些會是首先處理的建築物。

同時，政府計劃全面點算全港僭建物情，撥款2000萬元聘請顧問公司調查，會在一年內完成，並會開發網頁及GPS系統統計僭建物分佈，方便市民舉報。

不過，新安排並沒有處理屋宇署對違反清拆令業主檢控太慢的問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說﹕「過去的觀察，（屋宇署）命令是懲罰乖的人。不肯拆的業主，屋宇署要兩三年或以上時間才落實執法（檢控）。」

屋宇署長區載佳解釋，會按每個個案情決定檢控時間，有些業主有誠意去遵從命令，只是需要較長時間組織、夾錢和投標。林鄭月娥說，現時業主履行命令平均12個月，有些長達37個月，她指若在執法時間上沒有酌情，是雙重嚴厲（法例和執行）。

10年前，政府推行優先清拆僭建物的計劃，定出優先次序，主要清拆凸出外牆和影響樓宇結構安全的僭建物。當時政府估計有80萬個僭建物，並在10年內清拆40萬個，計劃在今年3月31日結束。

影響基層 議員促先解決安置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指出，居於天台屋的，不少是比較貧窮的新移民，希望政府清拆時對他們酌情安置。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亦指若政府決心取締全港天台屋，便應有整個房屋政策配套，讓受影響居民可安置到原區公屋。

屋宇署透露，近年取締了逾5000幢單梯舊樓的天台屋，亦遇到徙置問題，試過有些清拆行動要警方協助。屋宇署表示，在新一輪清拆天台屋行動時會小心處理，亦會與房屋署合作處理安置問題。

區議員發動包圍恒基總部

南生圍發展 恒基提覆核
區議員發動包圍恒基總部

【明報專訊】恒基南生圍項目的上訴期限今日屆滿，恒基昨向規劃署申請覆核，要求將發展限期延長3年，現待排期召開城規會會議處理。關注南生圍的組織表示極度遺憾，全力召集港人參與1月23日舉行的遊行集會，包圍恒基總部所在的中環國金中心。

恒基不願交代申請覆核的目的，只稱程序上既然存在空間，容許發展商提出覆核，恒基會派員出席稍後舉行的城規會會議，交代申請延期的理據。根據程序，恒基昨提覆核申請，城規會將於60天內召開會議，討論是否接納申請；若再遭否決，恒基仍有60日期限，正式提出上訴，屆時城規會將成立上訴委員會審議事件。

先後發動逾萬人聯署及逾千人示威活動的元朗區議員鄺俊宇，對恒基申請覆核表示極度遺憾，指恒基始終不願還地於民，南生圍「淪陷」的警號再次響起。他希望關注南生圍受發展影響的市民，於1月23日包圍恒基總部所在的中環國金中心，提出3項訴求，包括政府應表態會否加強保育南生圍；警方應徹查南生圍早前發生的火警；恒基應該還地於民。他今日會召開記者會，公布當日活動詳情。

南生圍早前接連發生山火，焚大片林地，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上周五重回災場，視察焚程度，發現大片蘆葦熏黑，樹木燒至餘下枝條，樹上沒有雀鳥棲息。他拍攝期間發現奄奄一息的大蟒蛇，舌頭吞吐之間隱約可見懷疑燒傷的痕。

蘆葦熏黑 雀鳥數目銳減

他說，大火過後，南生圍的雀鳥數目驟減，曾遭山火蹂躪的部分沒有雀鳥棲息，相信已移至附近未受影響的地點，但會增加生態壓力，例如部分雀鳥未能有足夠食物而死亡。

警：無證據山火是縱火

民間組織要求警方調查南生圍山火，但警方昨回覆表示，去年12月31日的山火，消防已將事件列為「無可疑」。根據消防專業的評核並經警方在現場調查後，發現並無證據顯示與「縱火」有關，故警方無就有關事件作進一步調查。

拒捐關愛基金

好施「新金王」拒捐關愛基金
斥政府重政治化妝

【明報專訊】有慈善團體委員日前透露，因為財團要預留善款給關愛基金，擔心來年收入大減，另一邊廂，亦有企業對基金有保留。被喻為「新金王」的金至尊主席黃英豪批評，關愛基金既無往績可尋，又不清楚具體運作，擔心只淪為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化妝工具」，因此至今「一毫子都無捐」，寧可自行捐款。

自言喜歡直接做善事的黃英豪，上月向浸大中醫學院捐出1000萬元，上海世博時更向香港館捐贈近100萬的仿製金紫荊花，又在金至尊組織義工隊，批准員工在不影響運作下，於工作日外出做義工。雖然熱心做善事，但黃英豪接受本報專訪時表明，不會捐錢給關愛基金。

「政府太重政治化妝的表面工作，現時只是務虛，不是務實……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又擔心基金由政務司長唐英年牽頭，涉及4個政策局，等同由官員主導慈善，最終可能出現問題。「會變成想點就點，政府從民調看到哪個階層不滿，便將資源傾斜到那裏。」

批評無計劃無往績官員主導

黃英豪認為，社會公益事業需要群策群力，如與社會機構合作，但政府成立的關愛基金，至今仍未公布具體運作方式及用途，給人「不知做什麼」的感覺，即使自己熱心公益，在捐錢時也要考慮機構幫助哪方面的人：「好多人支持慈善團體，例如我支持大學，也要知道捐款用於什麼學科、研究。」

他認為，慈善機構都是靠往績吸引捐款，就像紅十字會、東華三院等，但關愛基金沒有往績之餘，亦未有公布運作模式，他絕對不會考慮：「如果慈善團體剛起步，沒有往績，我不知道你會如何運用捐款，有誰會捐給你？我就一毫子都無捐！」他認為基金在未有具體計劃時，無可能向公眾籌款。

指認捐財團畀面政府

但對於部分財團紛紛向關愛基金認捐，黃英豪指出這些財團，都是需與與政府有「互動」，例如中電、港燈要協商利潤管制、地產商受到賣樓政策影響等，「企業要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當然要畀面政府！」

坊間認為關愛基金其中一個作用，是解決社會的仇富情緒，黃英豪認為，市民出現不滿是源於企業壟斷行為。他認為財團只要多做公益，與民間互動商討合作，就能容易扭轉市民的不滿。

明報記者 何曉勤

漁署證實深水灣生態損

漁署料重點保護馬兜鈴無損
證實深水灣谷滅蚊損生態

【明報專訊】漁護署調查證實，食環署在港島南區深水灣谷天然河溪，以清洗手法滅蚊，雖然部分上游河溪在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內，但強調初步評估對重點保護植物海邊馬兜鈴的影響應不大。漁護署表示，會提醒食環署，日後在生態價值較高的地點滅蚊，應盡量避免砍樹和除草。

食署滅蚊沒通知漁署

對於食環署承建商滅蚊期間，在深水灣谷河溪兩旁清除大量植物及砍樹是否違法，漁護署和食環署未有交代會否採取行動，例如會否懲處承建商。

據悉，食環署在深水灣谷滅蚊，事先未有知會漁護署，漁護署前日接獲傳媒查詢後派員到現場調查，昨日才表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位於河流上游，當中只有小部分受滅蚊工作影響，河流兩旁植物遭移除，由於海邊馬兜鈴於林地生長，相信對該種植物影響有限。

食環署表示，只會在有利按蚊滋生的地點清除或疏除植物和樹枝，以及搬走阻礙物。該署指出，深水灣谷的滅蚊工作已數十年，但未能解釋為何深水灣谷河溪兩旁大量植物近期才遭砍掉，河大石又被搬到岸邊，令原本數米闊的天然河溪變成不足1米的小溪。

香港魚類學會

瀕危洄游魚消失
2011年01月11日

【本報訊】深水灣谷溪流具特殊科學價值，是珍貴鹹淡水滙流洄游魚棲息地。生態專家指溪流受人為破壞，嚴重影響自然生態，尖頭塘鱧、瀕危的花鰻鱺均已消失。

香港魚類學會會長莊棣華，昨日帶記者走深水灣道與香港高爾夫球會間的一條叢林小徑，沿着溪流旁步行逆流而上。據記者所見，下游天然河道石塊，很明顯曾被人搬到溪流兩側。

他說，河床 6米闊，原本水深及膝，現卻變成只有 0.5米闊的小溪流。溪流源於黃泥涌水塘，全長約 1.3公里，是多條支流滙聚的主溪。受破壞溪流的中、下游，最少長一公里。天然的溪流變成一條急流的「坑渠」，令棲息的魚類和昆蟲天然棲息清境受嚴重破壞。

他說，目前全港有約 1,400條溪流及 6,000條支流，深水灣谷溪流具特殊科學價值，主要是該條淡水溪流，從山中流向深水灣的鹹淡水交滙海灣。部份可在鹹水及淡水棲息的洄游魚，可隨着季節變化，從大海游上淡水溪流，產卵後再洄游到大海。

莊棣華說，深水灣谷溪流過去曾錄得的花鰻鱺，被中國列為瀕危物種，一般可重達 40公斤，體積直徑相當於成人的小腿，產卵時最愛匿藏在溪流石隙之中。尖頭塘鱺同屬洄游魚，同樣曾在深水灣谷出沒。現在溪流受到破壞，連一種最常見俗稱「七星魚」的條紋小 䰾，還有橫紋裂尾鰍同樣消失。據記者所見，幽谷還有雀鳥和小野豬出沒。莊棣華說，晚間更有豹貓和箭豬，走到溪流覓食。

香港學協會

「香港學」堂：認識、感悟和珍惜香港，反思、建構和保育香港
‘Hongkongology’ 101: Revisiting and Loving, Constructing and Conserving Hong Kong
http://147.8.224.145/programme/hkology_reg.html

by Dr. Hung Ching-tin

What is ‘Hongkongology’?
‘Hongkongology’ is the study on and portrayal of Hong Kong. It is a body of knowledge and narration about Hong Kong through all means and media such as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rt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processes and end products of such endeavours are ‘Hongkongology’.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scipline and multi-language, integrated and holistic approach and quality, it is dedicated to the search for the generality, meaning and cultural life of Hong Kong that straddle East and West.

Mission and Objectives
At Hong Kong’s current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change, this 6-part course is a preliminary elucidation of the being and becoming of Hong Kong. It is dedicated to the reflection on and treasuring of Hong Kong, rebuilding Hongkonger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spect, accompanying Hong Kong people to ‘revisit’ Hong Kong.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establish a domain of ‘Hongkongology’ in a formal institution for further disciplinary or 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Jointly offered by General Education Unit and Centre of Hongkongology, the course is designed and conducted by Dr. Hung Ching-Tin, Founding Chairman of Centre of Hongkongology. Guest speakers who are knowledgeable of the constituent topics of Honkongology will be invited to ‘mutual-teaching and mutual-learning’ dialogues with Dr. Hung. All are welcome to conceive and join forces in establishing the domain of ‘Hongkongology’ as an independent area of study, a subject and a discipline.

6 sessions on Mondays, February 2 to March 23 (Except March 2 & 16) in Cantonese.

文:/ 洪清田博士

何謂「香港學」?
「香港學」是一門關於「香港」、以「香港」為研究和描述對象的「學問」。用各種學科（科學、社會科學、人文、文化等）和各種藝術、文學形式探索、呈現和論 述「香港」的過程和成果都是「香港學」。「香港學」側重跨中西古今的多科際、多語言和綜合性、整全（holistic）性，立意探索「香港」的普遍意義和 建構「香港」的文化生命。

為什麼說香港、中國內地和世界現在和將來需要「香港學」，「香港學」可以成為怎樣一種學問、一門學科? 我們可以如何推動「香港學」?

「香港學」堂的旨趣
際此香港的「百年變局」，「香港學」堂初步涉獵「香港」的存在和來歷，誠意真心反思、珍惜香港，重建港人自信自重，和港人「再香港化」；兼顧「探索『香港學』範疇及內容，建立學科」及「認識及感悟、反思和珍惜香港」。本課程：

(一) 初步從宏觀的多科際、跨中西文化，綜合認識和感悟、建構和保育「香港」；
(二) 從分科的政經、社會、文化等層面及微觀個人及事件切入，進入總體「香港」及其文化生命；
(三) 將宏觀和微觀、軟件和硬件的「香港」放進中西方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比較中，認識和感悟「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放眼未來。

課程與香港學協會合辦，協會創會主席洪清田博士將邀請對相關題目及主題別具經歷及識見之人士作為主講嘉賓及與談人，暢談「香港學」，鼓勵互教互學。講座和/或對話之外如有活動和聚會，歡迎校內外參加者參加，共商如何構思及推動「香港學」成為一種學問，一門學科。

六節課程內容暫定為：

第一節
「香港學」通論：洪清田博士主講「香港學」的來歷、範疇和內容，「香港」百年在千百年中西文化中的意義和範框（Paradigm）
講者：洪清田、歐贊年、許正宇
日期：2009年2月2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P3講室(於30/1/2009更新)

第二節
香港生活方式、社會和文化、「香港」意識和「港人」身份、環境和保育、文化創意產業 (來歷與原由、現狀與形態、意義與模式、前景與去路，論述與描述、理論建構）
講員/評論員：方蘇、吳志華、洪清田、陶傑、葉禮霖、劉智鵬、顏汶龍、蘇鑰機
日期：2009年2月9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P2講室(於30/1/2009更新)

第三節
香港內部政治、管治、行政，文官制度的結構和運作:包括總體社會及各部門、層面及體制中的「制度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才及人員的培育、制度和文化，建制內外精英層轉化、傳承和領導才能）
講員/評論員：王永平、曾廣海、繆熾宏、嚴智華
日期：2009年2月16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P3講室(於2/2/2009更新)

第四節
香港工商企業、經濟、金融、華資與英資的結構、組成和管運，興衰、轉型和傳承
講者：何巧清、司徒志文、彭泓基、麥世澤、關伯明、顏汶龍、廖美香、范耀鈞
日期：2009年2月23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P3講室(於2/2/2009更新)

第五節
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交戰中的經歷，其普遍性和特殊性；香港的現代化模式與東亞其他社會比較；香港與中國內地、香港與世界百多年關係
講者：程翔、彭泓基
日期：2009年3月9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莊月明物理樓P3講室(於2/2/2009更新)

第六節
香港：中國第一個自由、法治社會，香港社會的硬件和軟件，教育與社會流動及社會變遷，中產社會及公民社會，（雛型）文化生命、長短優劣，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紀前路
講者：許正宇、歐贊年
日期：2009年3月23日
時間：下午5:30至7:30
地點：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1樓T6講室

構思、策劃及講師：洪清田博士 Dr. Hung Ching-tin
洪清田博士為「香港學」協會創會主席，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學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新聞與社會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中極政經文化產業社執行 主席。洪博士二、三十年來倡議及實踐的「香港學」的範疇和內容、意義和範框（Paradigm），發表相關政經、社會及文化文章近五百萬字，著有《香港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