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唔想被規劃 SIA係魔法?
蘋果日報 即時新聞
2013年07月26日

無論是業主、天台租戶、還是少數族裔，面對重建，最重要的考慮就是將來可以住哪裡。住在土瓜灣十三街二十多年，平常會帶舊區導賞團的趙伯亦不例外：「最主要希望有個先安置後重建！」

居住問題困擾著整個社區，政府知道嗎？前年政府推出市區重建策略，強調以人為本。於是現在新的九龍城重建計劃，就首次使用地區諮詢平台。更首次在發表規劃大綱之前，預先委託學者於區內做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簡稱SIA，從中了解居民訴求。

有份協助做SIA的明愛社工表示，政府願意在規劃前做SIA算是一種進步。「居住安排對居民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安排。而SIA的報告亦有說到這件事，他們亦詳列了每一個不同的服務對象的訴求。」問題是做完評估，政府如何回應？看看評估後的政府提出的建議就知道，三個紓緩建議都沒有提及居民住屋安排，公營房屋亦沒有在規劃大綱出現。為甚麼會有這樣割裂的情況？

「政府經常說以人為本，是好事來的，但推行時可以如何呢？就算九龍城是一個新的方法去做，但你又沒有新的配套，前面問了多少人都好，你都是用舊工具、舊的過程及舊的模式去處理，那你可以做到的都很有限。」中大地理及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這樣回答。政府捉到鹿不脫角，市民又可以如何？伍教授指不少外國社區都懂得將SIA，變為自己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武器：「社區用這個方法，讓自己的訴求能夠更加有科學根據，去向政府爭取更多東西。但香港人似乎不太懂得這樣做。所以當評估推了出來，如果沒有人去用這些結果去與政府討價還價，就很易被政府過關。」

近年，越來越多市民走出來，說不要「被規劃」，但當中有多少人，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我們想有一個理想社區，是否應該學識玩SIA這個遊戲，清楚自己有甚麼權利呢？

記者：劉嘉欣
攝影:江俊豪 黃俊邦 張鼎和

什麼是公民社會？

什麼是公民社會
信報財經新聞 | 2013-07-24
C05| 文化評論| 哲學對談

近年，「公民抗命」這個詞語的曝光率日高，籌備中的「佔領中環」行動亦呼籲大眾以公民的身份參與行動，表達訴求。由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的《哲學對談》，一連三集請來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和大家探討「公民」和「公民社會」、「公民抗命」等相關概念。

廣義地說，「公民社會」是由公民所組成的社會。但到底什麼是「公民」呢？陳教授指出，公民在社會中享有權利，亦必得負上責任。公民權利可分為三個層次：最基本的關乎公民之間的聯繫，包括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由此發展出政治權利，當中包括投票和參選的權利；但如果一個人生活困苦不堪，為謀生已無暇理會社會上的事，便難以實踐上述兩項權利，於是又生出第三項，即經濟權利及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

保障自由

「『公民社會』的發展，追本溯源，就是要保障自由。」陳教授說，「人的自由很容易被侵犯，特別是被國家、被政府侵犯。於是公民的思考，就從保障個人自由開始，想到把人連結起來，用群體的力量限制政府。」有趣的是，公民社會這個概念早年竟等同「市場」！在十七八世紀，西方從農業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導致市場的出現，是歷史上第一個不看身份、讓人平等交易的場所；同時，市場的運作毋須政府干預，予人們完全自主的感覺。但隨着市場發展，壟斷、資訊不流通等弊端出現，「公民社會」才脫離了市場，成為繼政府和市場之後，維持社會運作的「第三部門」，讓公民透過連結和討論達成共識，形成監督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同時為弱勢社群提供政府及市場未能提供的社會服務。

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若能合作，更可產生新意念，有助社會發展和政府管治：社企和企業社會責任都是市場和公民社會間合作的產物；當政府和公民社會合作，就等同在施政上找到夥伴，在制定新政策時提供意見，隨後亦可協助推行。

但如今社會人際關係疏離，生活壓力大，大家都累得透不過氣，減少外出聚會，這種趨勢對公民社會活動不利。可幸，網絡的興起提供新的連結方式。陳教授指，網絡容許更多的人更平等地參與討論，而且具有「去中心化」（即沒有「話事人」）、討論以理念為主的特色，因而網上討論更容易激發新理念，為社會帶來衝擊；但弱點是由於「去中心化」，透過網絡籌辦的活動大多缺乏組織。「你看『七一』遊行，一方面利用網絡動員很多人，但另一方面，誰去向警方申請遊行路線、安排保險和糾察？這些還是要靠團體去做。所以要傳統組織和網絡組織互動，才能發揮最大的化學作用。」陳教授說。

和平抗爭

除了對話和遊行示威之外，公民社會要影響政府政策，還有「公民抗命」一途。公民抗命來自十九世紀美國文人梭羅。「他認為政府就像是一部機器，如果運行方向有誤，行了不公義的事，人民就要與它產生摩擦，不讓機器繼續向錯的方向走下去。」陳教授分析道，「公民抗命主張以非暴力的方式，透過個人犧牲，甚至是犯法的手段去引起社會關注，從而使走錯方向的政府停下來。」陳教授指出，公民抗命主張和平抗爭，表面上似乎被動，但其理念卻是建基於對人類良知的信任，甚至是對對手良知和公義感的信任：「他們在呼喚每個人的良心，認為人們不行動不是因為恐懼，不代表沒有愛心或公義感……他們相信對手亦會思考，並對長官的話產生懷疑。」陳教授分析，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佔中」行動具備了「公民社會」定義中的元素：「商討日」正是希望社會大眾透過對話尋求共識，得出的幾個方案再交由市民投票作選擇，最終代表市民把方案向政府表達，若得不到回應，或得出的並非真正的普選方案，公民抗命的行動才會出現。他亦呼籲政府正視這次行動以及當中的訴求，改善選舉制度中的不公義現象，以免社會陷入危機。

文字整理：邱焱

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哲學對談》由張燦輝教授主持。節目逢星期六晚上九時至九時三十分於香港電台第二台FM 94.8-96.9播出，港台網站http://rthk.hk同步播出及提供節目重溫。

香港電台

八鄉綠色生活社

生活達人﹕辦區報建設鄉郊
明報 2013-07-21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鮋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覑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鱓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鰠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懐賄選咩？佢懐係賄選鮁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鮁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懐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鱓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鮁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鮋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覑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和聲關注組

環團東北替補方案慳300億
蘋果日報 2013年07月22日

【本報訊】政府強行發展新界東北，逾萬村民面臨大迫遷。環保觸覺與和聲關注組向當局提出替代方案，建議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三分二地皮及特首粉嶺別墅，發展可容納八萬人口的新市鎮，並保留古洞北及粉嶺北作鄉村發展。環保觸覺指出，收回高球場地皮比滅村簡單，估計可比東北發展早三年有住宅入伙，替代方案又可為庫房節省300億元收地賠償。團體將游說各政黨支持新方案，促政府放棄滅村計劃。

預留地皮發展輕工業

環保觸覺早前與和聲關注組的建築師、測量師、城市規劃師及運輸專家，合作研究以粉嶺高球場代替政府的新界東北發展方案，昨公佈高球場發展的規劃大綱。關注組副主席徐卓華指，民間建議的高球場發展方案，人口雖較政府的發展計劃少一半，但可避開多條非原居民村遭滅村的命運。

她說，新發展區的公私營住宅比例建議定為六比四，居屋及公屋各佔公營住宅數目一半，私人住宅地亦建議加入港人港地條款，並要求半數單位要售予首次置業的港人，解決房屋需要。區內建議不設大商場，利用街舖及墟市發展地區經濟，同時預留地皮發展輕工業及社區農莊，並引入較環保的快速巴士系統接駁上水市中心。

城市規劃師吳永輝指，政府如要發展高球場用地，可先為地皮修訂發展大綱圖，再向高球會提出收地，不會存在收地後只「曬太陽」的問題。他又指，高球場發展區與林村北大刀屻及梧桐寨等具生態保育價值地點相距約三公里，發展區可發展回收廚餘等輕工業，配合附近農業發展。

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指出，政府的新界東北終極方案，會在古洞及粉嶺兩區增加17萬人口，超出區內交通網的負荷，發展收地涉款300億元，加上換地安排亦引起官商勾結的質疑。他批評，政府的規劃方案草率，未來會游說各政黨支持替代方案，迫使政府放棄滅村。方案暫時得到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工黨張超雄及公民黨湯家驊支持。范國威認為，政府有必要解釋為何堅持滅村，堅拒其他方案。

香港公民社會十年發展

香港公民社會十年發展
信報財經新聞 | 2013-07-17
A18| 時事評論| 新思維網絡| 馮可立

香港電台舉辦一個有關公民社會過去的十年研討會，邀請學者及不同派別人士參與，可以說是一件盛事。不過，在兩天的討論中，陳祖為博士認為「公民社會多元多極，十分鬆散，沒有好與壞的分別」，以及各門派的各說各話，使研討會缺乏比較深入的分析和反省，淪為互相嘲弄及自我防衞的論述，到最後陳健民的總結，只是呼籲大家要寬容和互相尊重，終以和氣收場。

如果只是自由結社的話，一切公民社會的討論只會質疑「有沒有自由」，只要有自由便可劃上句號。其實，公民社會的研究必須與另一概念「共同體」（community）結合才有意思。前者談的是與國家及市場有分別的自發性社會機制，後者指的是群體思維所希望建立的共同關係、歸屬感、安全感、生活模式等。如果說公民社會的特色是多元、各自為政的利益集團，應該說共同體是尋找公共利益及凝聚社會的力量，它的共同視野闊度可以從社群擴大到整個社會甚至國家。

控制輿論昭然若揭

在這裏必須指出「相同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分別。前者指的是每一個社群共同體只是希望自身分配到最大化的利益，後者指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他者利益考慮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共同利益的追求，我們難以想像不同社群可以產生共享的倫理取向、互信及合作的可能。

正如哈貝馬斯指出，各自為政的公民社會民主概念，只能解決發言權的問題，不足以解決實際存在的立場分歧；共同體的民主卻是「求大同存小異」，在眾多最小公倍數中探索最大公因數的可能，希望消弭矛盾建立團結的力量。

在過去十年的香港，鬆散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否出現共同的最大公因數？

特區政府成立十六年，前六年可以說是共同體意識矇矓初醒，到2003 年的分水嶺才產生很大的變化，公民社會對共同體的追求出現突破。早於1997 年，政府推出《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諮詢文件》，嘗試以法律控制示威遊行，惹起不少疑惑和不滿；隨後特首辦在鍾庭耀事件中壓制異見聲音，更使公民社會鼓噪嘩然。在短短的六年中，政府的收窄公民社會政治角色，以及控制輿論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

在這個背景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推出，是凝聚港人共同體感受的一件大事。第二十三條的初稿，使整個社會的情緒沸騰起來，連保守的圖書館館長也公開表達懼怕管有顛覆成分的書籍和資料，市民的恐懼感與憤懣前所未見。

城邦自治開始萌芽

港人第一次產生集體的恐懼，恐怕失去熟悉的香港，因此出現數十萬人的示威遊行。這種對極權主義的疑慮和反抗，到今天仍瀰漫於整個社會之中。就是因為這些疑慮和反抗，使鬆散的公民社會有了聚焦點，開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討論香港人的本土認同，隨後出現三百多名專業人士、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發起的「香港核心價值運動」，開始確立香港共同體公共利益原則，也使各類社會運動滙聚。

自此，本土意識不斷增長，加上特區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倚賴北京，使不少港人覺得這是嗟來之食，理應奮發圖強。與此同時，在「第二十三條事件」後，北京認為人心未回歸，所以軟硬兼施，一方面要確保牢牢地執掌政權，用威攝態度強調「愛國」者執政，以及篩選特首候選人；另一方面將內地的順民文化滲透到教育制度中，希望清洗西方政治觀念，讓港人接受順民心態。再者，內地的各級政府在過去十年亦不斷發生踐踏人權的行動，更是火上加油，使中港兩個共同體陷於對立。

公民社會的一些理論指出，共同體在面對外敵時，內部會進行自我純潔性重新建構，團結一致以抵抗外敵。當北京要在香港訂立社會及政治規範時，香港內部的公民社會亦會進行重組，甚至在加強純潔意識下，產生更大的排斥性。

近期出現一些極端例子，有人希望用「城邦自治」模式，甚至以「我不是中國人」主張來排斥融合，以求自保。當然，目前這股本土意識仍只在發展中，將來是否會產生更多硬碰硬的情況，還是未知之數。不過，在看不到中港兩個共同體可以出現平等互動的社會討論平台下，前景並不樂觀。

放下成見解決紛爭

近期公民社會面對的另一個共同體問題，是對特區政府的看法。公民社會雖然多元多極，但在現實上每天都要直接面對不同公共及社會政策的影響。在過去十年也出現一個新的現象，一些公民社會組織不單只抗拒中央政府，還以特首的認受性不足、諮詢途徑的限制為理由，以不同的抵制方式拖延政策的實施，甚至要求官員和特首下台，以息民怨。這股反欽點特首變成反政府的趨勢，看來將會愈演愈烈，難以平復。

筆者身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老兵，當然贊成公民爭取公義和捍衞權利，亦鼓勵社會參與來抗拒專制封閉的政府。但筆者身為一個研究社會政策的教師，深知每一個政策都會面對諮詢不足的問題，雖然同意我們必須堅守社會公義和參與的目標，但公共政策始終要按公共利益而非相同利益原則行事，找出一個合理的起步點才能推動改善的空間。

在過去十年出現的政治化局面，的確使很多社會政策陷於零碎散亂，舉步不前的境況。但願公民社會的組織和政府可以放下成見，以開放的態度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共同體公共利益原則下，解決紛爭，邁步向前。

馮可立 中文大學社工系兼任副教授、新力量網絡理事

地球之友 馮詩麗

專題人物：見盡折墮浪費　CEO專摷垃圾
蘋果日報 2013年07月16日

反對擴建堆填區一役，有人守衞屯門，垃圾別來我家門，80後港女馮詩麗卻與垃圾為友，專摷垃圾，眉頭不皺。其實她在環保組織地球之友擔任環境事務主任，專責廚餘問題，工作包括分析家居廢物。她至今出動10多次，試過在垃圾堆中打開有餡的成人尿片，記者思之欲嘔，她態度自若地說：「摷垃圾係一個好方法，睇番香港消費文化有乜嘢問題。」原來，垃圾也有被人研究的價值。　記者：譚淑美　攝影：鄧振權、劉啟文

這天早上9時許，記者跟隨馮詩麗、其三名同事、一名義工，還有專誠請假來幫手的愛心男友，來到九龍一公共屋邨的垃圾房門外。六人戴上膠手套後，打開臭氣熏天的巨型垃圾箱，蒼蠅隨即蜂擁而出。

不打開垃圾箱，不知港人多浪費，一旦發現未開封卻被丟棄的食物，眾人即嘩嘩大叫，27歲的馮詩麗說：「我試過喺屋苑發現有家庭丟咗10幾個麵包、成打蛋撻、一盒乳豬出嚟，完全冇食過！」

這天「收穫」也甚豐富，包括糭子、芝士麵、餅乾、一袋蝦米、一盒磨菇飯，可見港人何其折墮。看那芝士麵只過期幾天，可以吃嗎？她解釋：「芝士麵係預製食物，雖然過期，但唔係好耐，其實可以照食。」同事阿馬也看不過眼道：「食唔晒就唔好買咁多啦，或者喺過期前送畀人！」

五成廢物來自廚餘

擴建堆填區觸礁，源頭減廢路遙遙，馮詩麗此行也觀察港人的回收習慣，「我哋會將垃圾分類—紙、鋁罐、膠等等，再磅重」。根據過往經驗，單以重量計算，五成家居廢物來自廚餘，三成是不可回收物，而可回收卻送到堆填區的東西也有兩成之多，當中以膠袋為主，她說：「家居廢物最嚴重嘅浪費係膠袋，膠袋徵費𠵱家只適用於大型超巿，應擴及更多零售點。」

公共屋邨外，她也到過港島區一些中產屋苑摷垃圾，兩者有分別嗎？「感覺上高級屋苑可回收嘅廢物相對較少，佢哋唔會丟棄太多膠類嘅嘢。我估同教育水平有關」。從他們攤出來的垃圾可見，飯盒、紙包飲品、鋁箔裝零食的殘餘軀殼佔了一大堆，她無奈地說，這些東西在香港未有回收渠道。

馮詩麗在地球之友工作三年，除了分析家居垃圾，還充當廚餘配對的中間人，若有人有大量食物不知如何處理，可向她求助，她會聯絡社福團體收留食物。早前一場暴風雨令學校停課，四噸白飯沒人要，她透過facebook穿針引線，吸引數以百計巿民前來領取，三小時內派光四噸飯，打贏漂亮一仗，「嗰次好有滿足感，好多謝個捐贈者打電話畀我哋。廚餘佔都巿固體廢物三分之一，每日約3,600噸，𠵱家香港冇具規模嘅回收途徑，大部份都會送去堆填區」。

大學時選修應用生物系，一直從事環保行業，體內也自然流着環保志士的血，每逢飲宴必帶備三個膠盒，不但把自己那圍吃剩的食物帶走，連隔籬枱的也不放過。「好多人向我投以奇異目光，但我會同佢講，我喺環保機構做㗎！」戒吃自助餐兩年，為了惜食，有時連擺了幾天的飯盒也不放過，最終換來腸胃炎。「呢個係反面教材，最好喺過期前食咗佢！」她吐舌頭道。惜食而不識食，難怪被同事戲稱為CEO—Chief Eating Officer，首席吃專員。

和平佔中團結公民社會

和平佔中團結公民社會
戚本盛 主場新聞 2013-7-2

不少人都會留意到，中國政府的「四個堅持」其實早已剩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一項，取代社會主義道路、馬列毛等意識形態的，是利益，而且是特權階級的利益，當年所謂「讓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早已異化為「讓特權階級先富起來」，甚至「只讓特權階級富起來」。

特權要維持下去，必然依賴更多的特權，更多的貪污腐敗，因為特權與平等、公義根本不能相容，根本面對不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所要求的公開和透明的陽光政治。在這個特權與民主角力的過程中，特權階級最懼怕的，非人民團結、非公民社會莫屬。

公民社會的力量，是任何專制政權都至為忌憚的。經歷過五區公投、2010年政改的紛爭，香港民間內的裂痕，似乎一直沒能修補，直到今年年初戴耀廷提出了「佔領中環」來，似乎已重新團結起公民社會。經過6月9日的商討日，「佔中」的組織力已漸漸形成。7月1日大遊行更與民陣會師，整個運動的能量已能積儲相當。

從外強力打壓，自內離間分化，是破壞組織的常用手法，二者之中，當然以後者更為可怕。問題是，專制政權今次面對的，恰恰是一種溫和謙恭、陽光透明的態度，對輿論打壓，固然理性回應；對「同路人」的怨言謾罵或冷嘲熱諷，也絕不氣憤氣餒，更不用說反唇相稽。他們的強或弱，懂或不懂，都和盤托出，沒有隱瞞，沒有虛張聲勢。這一點，是因為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的學者和牧者性格使然呢，還是汲取了2010政改爭議時同路內鬨的教訓？實在值得公民社會細鑑。

當然，要讓公民抗命落地生根，要讓爭取真正民主的議題成為民間的關注，不能或缺的是面向中間派以及年輕人的解說和教育。教協理事方景樂和張銳輝已開展了相關的工作，如果他們得到更多的支援當然更好，但像2003年時A45關注組針對23條立法所做的言簡意賅的解說工夫，估計必已成為「和平佔中」組織者的議題；而進入學校、進入社區的說明，起碼是引發議論，甚至為第二次商討日進行先導醞釀，料想也已正在籌備。

不過，更不可沒有的，是對實現「佔中」的組織。目下最重要的關懷，顯然不是地點選擇，抑或啟動機制等等，而是讓政權明白，這次大規模的公民抗命是能夠實踐的，而且更會遍地開花，只有這樣，政權才會重視運動的意見。否則，像去年反國教科的一役，政府哪會把空喊「罷課」的口號放在心裡？如果口號喊完了根本完全沒有組織過甚麼，完全看不到實踐的意志，則換來的只會是對手的輕藐和竊笑。去年的經驗，固然要數學民思潮、家長關注組和韓連山等朋友的堅持和感召，但如此艱辛和凶險，也是缺乏組織之過。

組織是要彰顯實現的意志，是為了讓實現成為可能，所以，多說「不一定佔中」無益，當然，佔中不佔中，全看普選方案的民主不民主，但要讓特權階級不可能再瞞騙市民，不可能再拿種種不民主的方案來敷衍，則必須作好「必定佔中」「必能佔中」的預備，讓公民社會的團結力量在陽光下顯現，讓特權階級看箇清楚明白。

羅永生: 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

羅永生: 反思七一的公民文化
信報 2013年6月29日

十年之前的7月1日，香港爆發了重大的抗爭運動。超過五十萬人在烈日下走上街頭抗議，導致民望低企的特首董建華下台，二十三條立法擱置。十年之後的今日，特首梁振英的民望也在谷底徘徊，社會上也存在極為躁動不安的氣氛，香港彷彿再次面臨一個巨變的前夕。

可是，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重複自身。當今香港雖然危險四伏，很多人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但是，香港社會再難像十年前一樣，萬眾一心，把矛頭都指向政府。相反地，各種民間的反對力量矛盾重重，意識形態競爭激烈，公民社會也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成了集體政治表態常規

十年之前，七一大遊行的出現，有如石破天驚，媒體大幅報道和讚頌，成為香港人一份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當時樂觀的情緒，紛紛歌頌香港人創造了典範性的「文明 奇迹」，展現了香港社會自由、多元的公民生活面貌，也有不少人誇耀香港人示威遊行守秩序、有禮，充滿和平及理性。更有一些論調認為，一年一度舉辦的七一遊 行，已經成為香港特有的一種文化奇觀，每年可以招來各地人民前來參加香港的「民主朝聖之旅」。

十年以來，雖然七一大遊行成了香港人集體政治 表態的常規，人們也可以從每年的七一遊行中閱讀香港政治氣氛的轉變；但是，七一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推進，似乎只局限在象徵的層次。七一主要成為一種浪漫化的 香港式民主生活的象徵，媒體上亦充滿對七一能夠體現香港人主體性的表述。可是，正是這種種關於七一的浪漫想像，把街頭政治、嘉年華會等想像，取代了人們對 公民社會內部動態和權力關係變遷的應有關注。

2003年爆發了七一大遊行，來得突然。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新現象都沒理論準備，遑論解釋。 2003、2004等幾年，關於七一的爭論，都環繞着七一究竟是中產覺醒還是基層怨氣爆發而展開。但更為廣泛流行的說法，是將七一視為一種全新社會運動方 式，由許多自發、機動的小群體推動，透過「網絡動員」，毋須中央化的組織。這種想像把公民社會想像成純然自發，毋須刻意做推動和組織工作，而且永遠被想像 為站在進步價值的一邊。

筆者認為，七一雖然的確是一起具有歷史轉捩性的事件，香港人藉此突破九七後沉悶的政治困局，而回歸後維持了十多年的 大遊行，亦有很多積極的意義。但是事實上，關於七一的「嘉年華會」想像，卻又遮閉了香港人在發展成熟的公民政治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為，當每個人都把七 一當成香港民主運動的指標，人們往往就以為七一大遊行當中的眾聲喧嘩狀態，就是公民社會各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得以溝通的「公共空間」。

這種被「奇觀化」了的公民社會，實質上是把公民社會化約為「群眾」。在這種「群眾奇觀」（spectacle of the mass）底下，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看待為一個內含高度異質性，人們的價值、利益、信念等潛存巨大張力和內在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說，雖然人們歌頌七一遊行 當中的多元性，但其實這種被欣賞的多元性，並非真正的多元主義，也非成熟「公民政治」當中需要的多元力量互動。

如果用發展公民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檢視，參與七一的組織者和普通參加者，除了無拘束地表達情緒，用口號去宣傳政治主張之外，都沒有在實踐中體驗民主生活，養成更深刻的公民民主實踐經驗，學會用民主方式去處理藏在公民社會內部的政見、價值和策略的衝突。

停留在抗議行動表層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公民社會不再被認真視為一個「戰場」， 社運參與者亦不能透過諸如葛蘭西的（Gramscian）視野，區分出「陣地之戰」和「運動之戰」，去了解及分析公民社會在民主運動整體戰略中的位置。而 相應地，政黨也自視為與公民社會發展無涉，既無對應公民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也日益沉迷在選票和爭奪議席的遊戲，完全和公民社會疏離脫節，陷於被動和使 香港民主運動領導權出現真空的狀態。

事實上，七一十年來的一個大失敗，就是在七一的遊行活動被例行公事化和事務化。在每次的籌備、組織過程的中，雖然凝聚了眾多活躍的公民團體，但七一活動並沒有孕育足夠力量，搭建出一個讓不同取向、意識形態和關注議題的團體，共同反思公民運動，開展有效政治爭辯的平台。

公民民主文化停留在抗議行動的表層，但建制的力量卻有步驟、有資源地向進步公民團體所遺留的地帶，逐步擴大影響，收編、吸納和轉化社區組織、教會和學校這些公民社會空間，透過慢慢蠶食，以建立「愛國愛港」的建制力量。

七一大遊行令人以為可以街頭作陣地，卻實質上默許民主進步力量退出公民社會，這是筆者十周年「七一」反思中想指出的缺陷所在。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