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慧公社

綠色生活﹕婦女細作廢油做皂 一點都不梘單

【明報專訊】這是發生於屯門工廈的故事。

十多年來，一班婦女一直在工廈廠房生產廢油肥皂，並開班授徒，盼區區也有人回收食用油製造肥皂。

即使市面不斷有包裝精美的手工皂、手工清潔液出現，她們還是堅持用廢油做皂，因為她們堅信，「將沒用的資源變做有用的東西是最有意義」。

銷售肥皂收入不夠餬口，留下來只為推廣環保。

十多年前已將廢油回收做肥皂絕對是先鋒，組織並以合作社形式經營，講平等重民主。

可是堅持，沒有如她們所願，令生意上升。

現在很多人懂得做肥皂，工作坊一落千丈，加上租金，成員健康等問題，有多不捨也要告別，廠房將於九月停產。

她們稱，雖然廠房停產，但願日後以第二種形式存在，繼續推廣環保。

這個婦女組織叫做「綠慧公社」，一個值得記着的名字。

在廠房 將沒用的轉化為有用

綠慧公社廠房的門口十分低調，小小的白底綠字招牌垂直貼於鐵閘旁，為灰暗的走廊帶來一點綠。廠房無冷氣，婦女們抵着三十多度下，馬不停蹄工作，摺紙盒，將混合物入膜，各司其職，忙於生產最後的肥皂。

和婦女們聊了一會，骨幹成員陸少琼氣呼呼的趕回來，遲到是因為家人入院。家庭主婦的工作從不簡單，照顧子女和長輩，打理家頭細務，子女成家立室就忙湊孫，眼前的婦女們更不簡單，十多年來，做好「正職」照顧好頭家，便埋首做肥皂，一些她們認為有意義的事。

因反對建焚化爐而相識

婦女們相識非偶然，故事緣起，因為一座焚化爐。

「二○○二年，屯門計劃興建焚化爐，我們擔心釋出的有害氣體危害區內婦女和小朋友健康，所以聯合反對的人製作展版，在屯門巡迴展示給區內市民知道。」她是陸少琼（Polly），正職是家庭主婦，日常忙於照顧家庭和子女，因為焚化爐，令這名「師奶仔」站出來。

「綠色女流」說起 推廣環保信息

反對焚化爐，對自己及居民有切身影響，並無他由，問陸少琼為何踏上環保之路？她記得別人對她說的一句話，「大自然也是媽媽，是孕育生命的媽媽，和婦女一樣也是媽媽的身分，但無形中給社會剝削和破壞。」她覺得作為媽媽應將環保意識推廣開去，既然認識了一班婦女義工，順理成章組織起來，成立了「綠色女流」組織。女流之輩，帶有輕視的意思，「我們就是要告訴人並非女流之輩，我們的理念是要將環保信息像河水川流不息般，傳到不同地方。」陸少琼說起名字的緣由，仍字字鏗鏘。

關注什麼 投票決定

婦女成員希望組織關心什麼，專注什麼，用投票決定。最後，促成大自然生態組、食物標籤認識組、有機農夫組和DIY組四個組別。現在的「綠慧公社」就是「綠色女流」結束後，由DIY組別延伸出來的合作社。當初成立DIY組，因為家庭主婦經常打理家頭細務，「清潔、洗衫、抹地都是自己做，用得多化學清潔劑會有主婦手，所以有自己做肥皂的想法 」。

共同購買 社區支持本地農業

手工皂、環保肥皂，近十年八載才多人認識，這班婦女早於二○○三年學會做肥皂自用。這還不特止，當年她們也向本地農夫共同訂購有機菜，是支持本地農業的先鋒。

陸少琼說，「當年察覺到蔬菜不安全，所以租地種有機蔬菜，耕種過程認識到有機農夫，他們透過菜統處賣菜，價錢低至五毫一元一斤。菜販不理會有機或無機，靚才買，可是當年有機種植技術尚未成熟，菜有很多蟲咬的窿，那時我們常以四穿菜、八穿菜的名字來開玩笑，比喻蟲咬的程度。」眾人大笑。

五毫一元也沒人要，農夫只好拿去掉，陸少琼覺得，想吃有機菜的吃不到，農夫種了又沒有人要，不如做中間的橋樑，辦共同購買，參考台灣的做法。

種得好與不好照買

真正的共同購買，意思深遠，不等同集體購買。陸少琼解釋，「共同購買的意義是社區支持農業，概念是和農夫共同承擔風險。菜種得不好也會買，當年有機市場不大，同一做菜分批收割，第一批最嫩，第二批年輕，第三批成熟，第四批就好多渣，我們都要接受 」。直到現在，她們依然支持有機農夫。

合作社營運 兼顧雙職

後來「綠色女流」的要員陸續離任，四個組別難以兼顧，「綠色女流」決定結束，「綠慧公社」誕生，她們申請了環保基金，在屯門租下一千七百呎的廠房，由三四名婦女以義工形式做肥皂，並到處推廣。兩年後沒有基金資助，出現第一個結束關口，因為覺得可惜，二○○八年改以合作社形式營運，搬到小廠房繼續做肥皂。以合作社經營的好處是大家平等，並能因應婦女的情况編排上班時間，方便照顧家庭之餘有自己的事業。

這樣，一晃眼就八年。最年長的婉玲，七十歲仍有心有力，希望繼續做肥皂推廣環保，不過來到今天，客觀環境要婦女們停下來。

抵不住租金 難找原材料

「做肥皂和潔衣液，是很勞動的工作，我們幾個身體都不太好，婉玲七十歲了，仍要搬重物，很辛苦。租金又加，收入又困難，假如將來規管『廢置食用油』條例生效後，我們既是廢油收集商又是處理商，估計兩個牌費一年合共三萬元。交租已辛苦，還怎可支付這些費用？給我們回收油的社企餐廳很多也結業了，連原材料也難找，種種事情加起來……不如休息一下，想一想未來的方向。」陸少琼無奈道。

「最後只淪為報價對象」

收入大跌是致命傷，燈油火蠟租金全部都要錢，要維持開支不能僅靠賣肥皂和清潔液，辦工作坊教人做肥皂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可惜現在很多人也懂得做肥皂，而且收費比她們便宜，「有些問了價錢，定了日子，最後才說找了第二間；有些就說預算問題，要暫援計劃。我們最後只淪為報價對象。」陸少琼苦笑。

她們笑自己，「教識人做肥皂，所以沒有生意囉！但這些本是我們的理念，當初希望十八區都有自己的一條龍服務，能回收廢油和自製肥皂，有興趣的居民不用千里迢迢來屯門購買。無奈這理念令我們生意不斷下跌，唔開心之餘有啲開心，因為好像達到目的。」有人對她們說，你們是否功成身退？這句話打入她們心坎裏去，百般滋味在心頭。

重新設計包裝 改變不了命運

生意不佳，便想方法扭轉局面，為了打入年輕人市場，她們找來設計師重新設計包裝，多了網上平台關注，但改變不了停產的命運。

台灣的手工皂，加入草本，以椰子油或橄欖油製成，主打用來洗臉、淋浴、洗髮，成本較貴，但可賣七八十元一件，綠慧公社的回收油肥皂，主要用來洗手和清潔家居，賣十八元一塊，得個做字。

毋忘初衷 不隨波逐流

不少人說服她們買油做肥皂，她們斷然拒絕，陸少琼認為，「買油做肥皂用了資源，何不將沒有用的資源變做有用的東西出來，意義是否更大？而且我們有自己的定位，每一間企業或公司，定位很重要，鞏固自己理念，不隨波逐流，我覺得應是這樣，你話我不懂做生意都好」。

環保，就環保到底，即使換來停產收場，這份堅持，不是人人做到。

很多人希望綠慧公社不要輕易結束，她們現在先結束廠房，「讓我們喘息一會，再看看有否其他可能性」，陸少琼語帶不捨，但內心的火並未熄滅。

步出公社，回望鐵閘旁四個翠綠的大字，心裏多了一份唏噓，還望將來再見。

綠慧公社將於9月結束所有生產，11月1日停止銷售，最後訂購日期為8月25日。

■網址：greenwomen.net

文﹕李佩雯

圖﹕劉焌陶、李佩雯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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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寧﹕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

【明報專訊】大年初一的香港，竟然發生騷亂。不到幾小時，網上已有維基條目，稱之為「魚蛋革命」。幾乎所有論者都譴責暴力行為。大部分建制陣營以外的，則同時強調要關注騷亂的源頭是政府的倒行逆施。亦有一些人苦口婆心，勸告騷動者顧及整體社會反應，恐防適得其反。這些人或被視為「左膠」，而筆者則將之稱為「自由派」。自由派是2014年雨傘革命的中堅，卻很難接受魚蛋革命中的暴力。從雨傘革命，走到魚蛋革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期間發生了極大的範式轉移，由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走向暴力爆發的境地。要了解今日的處境，或許要先從過去公民社會的範式說起。

到雨傘革命為止，香港主流社會都處在一種公民社會的規範中。這套規範是港英政府自66、67暴動以後，慢慢建立起來的。那是一套有價值取向的道德規則，同時也是一套範式，行之有效。這套範式是香港變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比醫療、教育、房屋等公共服務更根本。例如廉潔就是透過廉政公署的成立，慢慢轉化政府部門的作風，由貪污腐敗變成有效清廉的體系。政府對社會民情和輿論亦有所尊重，偶有回應。到了八十年代，三級議會（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已建立起政治社會，用不完整的政黨政治，把民意有制度地納入政府管治。到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習慣了由公民社會至政治社會，再到政府管治的互動。對比今日的香港政府，更覺得當時是難得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公民社會中有許多普遍價值。首先是法治。要留意香港人所認同的法治與西方民主社會所理解的不盡相同。法治在西方不單是守法，更重要的是保護公民權利，令人民生活不受政府干預。但香港人之重視法治，往往與社會秩序相混。另一個公民社會的價值是理性溝通。雖然沒有民主的議會，但一般人還是相信進入議會參與政治是改變社會政策的方法，也有效改善社會問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揭發可以上升到輿論，報紙、電台上的政治評論也足以影響政府施政。由以上兩種價值，自然可以推出非暴力的認同。因為守法和維護秩序當然不容許暴力，而講求理性溝通亦與暴力行為相左。

這些價值與規範皆以社會現實為條件。這些規範都是確實有效的，令社會走上了善治。所以我們尊重議會，重視新聞自由，信服政府施政，想也沒想過要訴諸暴力。回歸以後，這套公民社會運作卻開始失效。議會不再議政，而是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民意的地方，造成政治死局。政府對社會輿論愈來愈不重視，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受打壓，報紙、電台被收編或整治。

佔中運動之出現正是要挽救公民社會。他們認識到以往公民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希望貫徹那些公民社會的價值，實現民主化，目標正是建立更好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這次的理想再不是單純的善治，而是更崇高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是真正西方意義下的自由派。觀察佔中運動早期的部署，可以更了解這些公民價值是什麼。他們要求參加者先參與兩次商討日，由這個群體提出明確的普選訴求。這表示，他們非常認同理性討論，同時有明確的方案讓政府回應。這是傳統公民團體的套路﹕先有一群苦主，再有明確的訴求。然後是公民抗命的論述。由於香港社會長期誤解法治，公民抗命作為公然犯法，就是對社會秩序的衝擊。自由派要貫徹法治的精神，則認為公民抗命才能以法達義。因為由公民社會到政府管治是有機的整體。進行公民抗命，是訴諸社會大眾及輿論，構成更高的正當性去逼使威權政府讓步，服從民主體系。所以雨革的邏輯始終是要爭取主流民意，向政府以至中共施壓。希望政府依循公民社會的機制，回復善治。

中共不退讓公民社會邏輯失效

可惜中共完全沒有退讓。自由派沒有辦法運用公民社會的邏輯去處理問題。至此，公民社會的價值與規範也失去了現實條件。愈來愈多人對這套模式失去信心，也對這些公民價值不耐煩。

這其實在雨傘運動期間已有端倪。有好些人會以派系之爭去理解旺角佔領者與雙學之間的分歧。那未必是錯，但也忽視了理念上的差異。於雨傘期間崛起的本土派，經常自許勇武，對所有佔領期間的商討表示厭惡。有時會抗拒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大部分香港人不過是「港豬」，根本不會投入抗爭。他們相信只要有關鍵少數勇武的抗爭者，就足以開創新的局面。偶然會敵視主流媒體，認為網媒已足以號召所需人馬。如果不以派系或人事去理解，其實就是公民社會的規範對他們無效。

公民社會規範的失效會有什麼後果？又是否有別的規範？首先，正如許多論者所言，騷亂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政府倒行逆施的反應。一個生活美好的社會，不可能有人暴亂。香港以往透過現代化的管治，活用公民社會的機制和價值，擺脫六十年代隨時暴亂的社會。今日既然公民社會瓦解，社會矛盾無法處理，生活條件每況愈下，自然暴亂就要回來。但暴亂不是沒有邏輯的。它暴力，卻不等如非理性。

社會輿論現時幾乎一致譴責暴動，連參與雨革的自由派都不例外。但那是因為大家還在用公民社會的規範去理解魚革。無可否認，騷動者當下沒有提出很完整的論述去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沒有辦法回應許多指控和批評。但也有論者沒有強力譴責，而是開始研究有什麼論述可以支持暴力抗爭。社會行動，往往不是在完整論述出現後才發生；而是相反，先有社會行動，慢慢再產生論述。論述可以與行動相輔相成。政府可以打壓個別的社會行動或參與者，但當論述成熟，就會有後繼者接替，令行動持續。所以才能說「Ideas are bullet proof.」當論述還未成熟時，某些社會科學家會因為習慣舊有的規範，以為新的行動只是盲動和失秩，快將瓦解。從而勸諫行動者重回故有的規範。但事實是當一個意念成熟了，比瘟疫還傳染得快。想想2003年七一遊行前，多少社會科學家斷定香港人是經濟動物而不會大規模上街？

騎劫小販？所有矛盾皆抗爭燃料

魚蛋革命正正標示着好多新的，卻又不成形的論述與規範。其中一個對本土民主前線的批評，是他們自始至終沒有真的關注小販問題，只是借新年小販與食環的衝突起事，所以是在騎劫議題。但「騎劫」是一個公民社會下的概念，指抗爭者沒有尊重苦主的意願。因為公民社會中，沒有總體社會的問題，而是不同群體的議題，輪流向政府申訴，要求處理。以小販為主體，把新年小販看成他們的「議題」，就是這種運作。但於騷動者而言，公民社會的運作已失效，有的不是個別的群體和議題，而是無處不在的社會矛盾。所有矛盾都是抗爭的燃料，引發一次又一次的總體抗爭。抗爭不再是就群體和議題去發生。在暴動的當下，所有抗爭者都是一體的被壓迫者，可以一體地向政府和警政系統挑戰。

一個由雨革延續至魚革的規範，是行動中的共同時刻（communistic moment）。許多人都記雨革時的佔領現場有無數自發無私的行為，例如洗廁所、分享物資。對抗警察防線時更是萬眾一心。有人搬鐵馬，就會自動一湧而上幫忙；要向前衝，自然有人數一、二、三。今次的魚革，掘磚、拔路牌時，也是一樣，原本不相識的人會自覺互相配合。遇有抗爭者被警察拉走，就必定一湧而上要將他救回。這種「義氣」正正是自雨革一直延續下來的價值與規範。

面對魚革的暴力，及許多指責，論者當如何自處？你當然可以堅守公民社會的價值去批評。但那可能已不合時宜，因為過去附於這些價值的效力已隨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消散。另一個可能是，我們在新的行動和社會條件中理出新的規範。事實是，暴動當下沒有完整的規範。例如打記者，在許多支持暴力抗爭的人的眼中都不可接受，那可能慢慢就會變成規範。下次有抗爭者想打記者，或許就會被身邊的人制止。又例如，暴力抗爭的效力在哪？「寧為玉碎，不作瓦存」是否就足夠？

不要以為會暴動的人就沒有邏輯和規範，他們還是會在網路甚至主流媒體吸收不同的論述。至少他們接收了「三十年民主運動作廢」、「和理非毫無作為」這些論述，然後才打開了暴力抗爭的缺口。

文﹕李達寧

土地用途的價值與代價

土地用途的價值與代價
黃健明 | 謎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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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會長：3000萬會搞散肌健會
冰桶巨額善款添苦惱

【明報專訊】2014年，一個冰桶為服務神經肌肉疾病患者的香港肌健協會籌得逾3000萬元。手執巨款，會長劉偉明卻說是苦惱，因如何使用捐款，人人也有意見、有期望，「但我不是黃大仙。我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半年過去，冰桶話題不再，大眾目光不再聚焦協會，劉說不怕打回原形，「熱潮一定會冷卻，當年我們拿着3000元起家，我們本身就是這樣，有何問題呢？」

明報記者 鄭佩珊

成立委員會 邀議員律師監督

去年冰桶熱潮席捲全球，香港肌健協會在8月至10月獲得約4萬多項共逾3000萬元捐款。協會特別成立「冰桶計劃監督委員會」，邀請議員、律師及醫生等監察善款運用，劉偉明笑着解釋：「包括我自己也是受眾，我們運用這筆錢會否不夠客觀呢？3000萬喎，我連自己也信不過。」

結果委員之一、香港復康會總裁伍杏修去年底在雜誌專欄撰文，說聽聞有人對「橫財」充滿憧憬，還提出協會要像財爺一樣按人頭派錢，他以「毋忘初衷」為題告誡會友。問及情况，劉偉明變了「事後孔明」，「我早說過，這批錢會搞散協會」。他說，如何運用善款，會員意見紛紜，有人着重補貼生活開支，也有人希望支援醫療津貼。「協會要走到哪一步，我們要劃一條線。如果我想讀個碩士、博士，能否也申請款項？」

聞會員盼派錢 委員撰文告誡「毋忘初衷」

做生不如做熟，協會決定採用過去的資助模式，將款項主要津貼患者購買呼吸機、電動輪椅及聘請傭人之用。劉偉明表示，初步已通過100萬元過渡計劃，現已撥款28萬元資助8個家庭，平均資助額約三四萬元，未來兩個財政年度會分別撥款300萬元作同類型津貼。資助金額上限9萬元，採實報實銷，計劃的資產審查以政府撒瑪利亞基金為藍本，相對較寬鬆。劉說，因明白津貼牽涉病人生死抉擇問題，內部指引規定須於一個月內完行政手續。另外，協會計劃資助患者參與經醫生審批的試驗性治療，津貼上限為25萬元，每年最多資助3人。

置業費高昂 會址仍「寄人籬下」

協會會址位於橫頭磡邨，免租借用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的辦公室，旁人看來3000萬元帶來設置會址的契機，但自置辦事處費用高昂，協會早已打消念頭。劉偉明多年來一直希望租用房署等社福用途單位，最近到元朗朗屏邨視察空置單位，但該屋邨辦事處職員卻「提醒」，因協會會員用輪椅，會與居民「爭𨋢」，或引起地區反對，租借暫未有進展。早前為應付捐款急增，協會特意增聘一名活動助理，但借用的辦公室沒足夠空間，劉說職員沒特定工作位置，每日也要「走鬼」到有空位的地方工作。

無懼熱潮冷卻 望大眾真正了解

冰桶變金桶，劉偉明預計協會每年平均開支由過往約150萬，急增至約470至500萬，逾3000萬元捐款足夠6年左右的經費。金錢以外，熱潮還帶來知名度，過去四出邀請他人合作的協會，早前獲電影《愛的方程式》及《解凍人生》邀請參與慈善首映，但劉偉明都婉拒，因協會處理捐款已忙得不可開交，「我怕太進取會讓人『搶錢』的感覺」。低調半年，協會下月29日會在馬鞍山舉行步行籌款，活動在一年前已籌備，他說焦點不在籌錢，「有人說冰桶挑戰是玩、是柴娃娃，不了解我們，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來真正認識這一批患者」。

身體日差咳血
肩負會務未言退

【明報專訊】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的劉偉明即將步入53歲，自稱是患者中的「人瑞」，他原定去年底接受訪問，但突然不適，一直延至近日。他說，當時久咳未癒，咳出如「車厘子」般大小的血塊，急急入院治理，但仍未找到病因，下月需要接受電腦掃描查看是否有癌細胞。「每入一次醫院，身體機能也會退步一點點，冬天情况又會差一點。」劉偉明說。

接班人未定 勸年輕理事讀書拍拖

劉明偉現時穿一雙襪子大約要花5分鐘。若要外出，他會預先吞下醫生處方的「肚痛藥」，預防在外要上洗手間，因坊間傷殘人士洗手間設備參差，他未能自行如廁。藥物的心理效用大於一切，劉偉明試過因為肚痛，要花40分鐘由樂富會址急急「駕駛」電動輪椅回到土瓜灣的家。他不時自嘲個性孤僻，不喜出外交際，與這個問題也不無關係，「若面對訪問等事情，狀態不好才會頂硬上，但朋友間風花雪月就不會去了，真的會影響社交生活」。

長期病患令他的身體機能日差，劉偉明執掌會長之位多年，協會內部曾討論應否找年輕理事當接班人，他以朋友身分勸說：「趁他們仍有活力，是否應該發展個人的事？例如去讀書、拍拖。我們的體能有限，不能兼顧太多。」但接班人問題仍然未解決，劉偉明說，病人組織以患者為中心，病人會離去，一般會經歷起伏，是自然的階段，他說笑，只是因為「無事做」才留在協會繼續義務工作。「會員擔心我死，協會點算？但你總不會要求有第二個劉偉明出現。」劉偉明說。

空間革命——朱濤談佔領運動的空間政治

文/ 區樂融 崔誦恩
編/ 袁源隆 羅銳潛

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 Core課程。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在地上行走的權力」。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令人印象深刻。

雨傘運動已經結束，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波及旺角、銅鑼灣、金鐘。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有一個小社區，以海報標語作城牆，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金鐘「夏愨村」更百花齊放：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連綿不斷的帳篷，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就此，學苑訪問了朱濤，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

香港城市空間的好處

香港四周都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壓得人像生活在隙縫裡，朱濤認為這種城市空間雖然居住起來不太舒服，但這是香港空間本來的好處：「緊湊（Compact）的發展模式能節省大量土地資源，利於交通，也利於交流。」香港的交通體系效率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人與郊野的距離能維持在二十分鐘的路程之內，讓人能同時享受高密度的便利及休閒的郊野空間。

九二六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九二八警方發放催淚彈後，人們可以透過社交網站迅速動員，聚集公眾力量到金鐘支援雨傘運動，也得力於香港城市空間的緊湊。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言：只有人們居住在一起，才可以形成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Power）；也只有人居住得夠接近，才可以保存行動的潛力（The potentialities of action）。「當一個專制者想阻擋人的交流時，就會像北朝鮮（北韓）一樣，把大家散落，不但在通訊，還在空間上，散落在郊野，不讓大家一起幹任何事情，動員起來也很難。」

香港街道的生機

二十世紀許多人開始反思城市的規劃模式，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衛生、疾病傳染、污染等問題。有的提出「反城市主義」，以「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彌補城市的缺陷；有的提出以現代主義取而代之，積極發展高樓，就如新界新市鎮。朱濤認為以上方法皆失敗，因為會令行人失去地面，城市失去應有的密度，社區不再人性化。就如美國作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到，「反城市」傾向令二十世紀所有新規劃嘗試都失敗告終，因為「反城市」意味違反人性。

朱濤指出，「街道越交叉頻繁，越能保證街道的生機」，他以傳統歐洲式的高密度混合性的再度興起作解釋，如曼哈頓便嚴格控制「街區」（Street Blocks）尺寸，街上的陌生人較容易相遇，有利人與人之間的交往。8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區，就是以類似歐洲式街道的細密「街區」形式發展，小商舖在街道兩邊經營，高樓亦能提供人流參與城市生活，保證了社會治安。街道上的夜生活也較豐富，凌晨都有便利店、大排檔，大家一起照料街道。現時油尖旺及中環蘇豪區仍保留細密的歐洲式街道。

香港是個大商場

然而，近三十年的香港，大型商場湧現，行車交通佔據街道，密集的天橋幾乎擋住了天空，我們走在地面上的權力正一點一滴的被削去。

朱濤說，80年代以後，政府在填海新區的城市規劃中，開始放棄街道，規劃部門不再把地劃成一小塊，而是把一大塊地批給一個大開發商；為追求利潤，大開發商以巨型結構（Megastructure）的商場為藍本，佔滿整塊地，空間全被私有化。朱濤以九龍圓方商場為例，商場的中心兩百米以外沒有任何公共街道，圍繞圓方的地面街道全是車庫出入口、排煙機口、走火通道；九龍站上蓋一律建造豪宅，更是增加了一般人對空間的距離感。

當然，發展商會遵從法例，在不高於地面十五米修建平台作空中花園，這些所謂「還給城市的公共空間」既不便利，而且公眾大多不知道其存在，所以是排他的。有次朱濤上了IFC商場的平台，發現酒吧都把傢俱放在室外的公共空間，朱濤坐下不久即被侍應趕走。「這些空間即使法律上屬於公共的，實際上卻是私有的。」

有學者反指，天橋連接商場與其他空間，人可以不斷地走。朱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公共空間一定要free。第一個解釋，是免費，Starbucks不是free，酒吧也要order；第二個解釋，是政治上的自由，可以聚會、表達政治訴求。哪一個商場裏面可以做一個政治的抗議呢？」一個沒有地面的城市是不可能有公共空間的。

交通至上的規劃 政治與商業扼殺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規劃城市時一直以車行主導地面，交通至上。原來在地上的步行者或壓到隧道，或搬上天橋，令香港公共空間甚少。朱濤說梁振英初上任便大灑金錢於增修行人天橋、隧道、升降機等，「這其實很諷刺，他花了很多錢『幫助步行者』，但最後他是幫助步行者升到空中過天橋。」行人在地面上依舊被排擠，延續「人車立體分流」的舊有交通規劃。

香港車多地少，交通至上不就能解決擠塞問題？朱濤解釋，香港交通問題的癥結在於道路少，所以其每公里的行車密度是世界最高之一，令城市的交通應變能力低、空氣污染、步行空間減少。他建議政府應遏制私家車數量，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在佔領的時候有人投訴到政總上班不方便，可是我們應該反過來問，政府本來就應該帶頭坐地鐵啊！」

什麼力量扼殺公共空間？朱濤認為，一是政治權力，二是商業開發。政治權利成為了商業開發的手段，城市法規縱容了「商業黨」、「地產黨」的出現。「現在要促使規劃部門緊急煞車，停止這樣的規劃模式，要把地塊劃得很小！」新如填海區的IFC和圓方，舊如老區觀塘，都在再分區規劃（Rezoning）的魔爪下無一倖免，失去街道。

各佔領區的空間政治

雨傘運動下，三個佔領區為香港創造了新的空間想像。朱濤詳細講述他對三地的觀察。銅鑼灣佔領區就像紐約的時代廣場——密集、人流高，是典型的商業社區的交匯處，城市空間的交匯點。雖然地方小，但能感受到來自四方八面的能量。

至於旺角，街巷靈活多變，方塊街區本身有規則，居住密度高，地方文化強，傳統而草根。佔領時創造了臨時關公廟，屢見行俠仗義之舉，展現文化生機。朱濤指出，旺角街道人很多，本有夜生活，不過道路被過度規劃，夜生活因而慢慢消失。佔領運動帶回社區的傳統，人在社區互相支持，可隨便在路邊聊天吃飯，甚至打邊爐。

金鐘夏愨道是最不可能出現的佔領區。金鐘軍政商齊集（解放軍總部、政府總部、商業區），且交通至上，既沒情感，亦欠文化，跟城市生活毫無關係，沒想到可以佔領。朱濤談到金鐘佔領區給他最大的啟發：「城市的好壞，最重要的不是設計，而在於人的發揮，能不能允許人參與和創造。最重要的是practice⋯⋯無論多麼糟糕、多麼失敗的設計，人都可以修補，建立新社區。與其花那麼多錢建歌劇院，打造西九，倒不如讓市民自由地創造；哪怕不規劃，由市民創造，比官方規劃起來，更持續不斷。」

佔領運動的空間意義

衝擊違反了空間的法律，但朱濤認為法律需要改變，因缺乏保障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意義。香港只容得下消極活動（Passive activity），有些公共空間甚至不能停留太久，只允許很小的示威空間。衝擊立法會和公民廣場，是以戲劇化的儀式表達訴求。法律沒有合法的途徑，例如不能像倫敦的海德公園在市區演講。又譬如立法會門外有示威空間，但立法會議員可以從另一條路進出，無法看見人民的訴求。政府通過規範，驅散政治訴求的力量。「學民思潮從國民教育集會開始，便表達需要公民廣場的訴求，但政府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嗎？還是立起欄杆？這考驗到政府執政智慧——很顯然大家很需要公民廣場⋯⋯政府將來會不停的加欄杆嗎？這相當於一個監獄，對自己（政府）又有甚麼好處呢？」

朱濤認同霸佔馬路能有效表達空間政治的訴求，比說大道理更好。九二五學聯發起由添馬公園遊行到禮賓府，警察把人潮堵塞在海富中心，示威者要在商場裡、天橋上竄來竄去，非常滑稽。直到佔領者在馬路上走，才會發現中環大會堂跟金鐘原來這麼近；直到可以真正自由地步行，才會發現街道（Streets）的美，不再套用汽車邏輯，以為道路（Roads）只有起點和終點。街道強調的是體驗路上遇到的各種驚喜和發現。「在那麼短的佔領區一條路裡面，你來回走也不乏味，反而是空間、地面和人的交流最親密關係的手段。」

反佔中人士常以「阻街」、「多餘」、「影響生計」等指控雨傘運動，是否反映了香港人一直缺乏空間的想像？朱濤舉了一個例子，高峰時間的寶翠園巴士站對出的斑馬線，紅綠燈一閃，行人像老鼠慌忙逃走；紅綠燈再閃，車就駛過。行人的權利被放在第二位，人要走得很急，沒有尊嚴。這種破壞本可以引發無數抗議，只不過大家很麻木，認為這是應有的城市模式。誠然，佔領的確影響旺角佔領區一帶的生意，但佔領結束後，零售的生意就恢復正常。反而佔領打開的城市問題——路權的抗爭，卻沒有任何改變，街道狀態仍然惡劣。

佔領區也是藝術創作的載體，體現空間的無限可能和想像。朱濤說，「資源有限」這理由太強，導致城市裏太多「不能」：沙灘裏不能放風箏，公園裏不能踢球會傷到別人。結果所有人都是消極的；規範限制了人的交流和創造。「平時我們都變得很怯懦，走到那個地方，保安說：『不能坐』，爬上欄杆又會覺得不安全。政府希望打造創意之都，但市民的性格變成這樣子，就不可能有想像力啦，怎麼能有創意呢？」佔領區一旦形成，安全反而不成問題，因為大家會互相監察。

佔領區裏，有人在牆面上書寫、投影，甚至在連儂牆上用粉筆畫花，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表達。現化主義的建築強調簡潔，多採白色牆身，不加修飾，完全沒有交流功能，朱濤以古代中國牆上的題壁作例，說明在雨傘運動中，市民在政總的石屎牆上貼海報、Memo紙等，令原本抽象的的牆可以重拾溝通作用。政府如何經營，也不及由下至上的生命力。

後雨傘運動的反思

雖然旺角、金鐘和銅鑼灣相繼被清場，抗爭卻變得靈活，不再限於佔領區內，而是融入了生活，以「鳩鳴」團和「報佳音」等形式接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插，與政權周旋對抗。朱濤對此提出了兩種解讀，首先是抗爭承繼了那種虛擬（Intangible）的價值，亦即是「我要真普選」的政治訴求；另一種則是通過逛街、集體撐傘表達對空間的訴求。

雖然雨傘運動把城市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帶到公共討論層面，但朱濤擔心運動過後，激情一散，公共空間、公共藝術、交通規劃、路權等有價值的問題變得抽象，最後再次消失。「我覺得佔中開了很多問題，不應該一下子就收緊到一個單一議題『我要真普選』，需要大家把問題都列出來，共同推動，把問題打開。」

佔領揭示香港沒有公共空間

「政府給我們的空間是open space，不是public space。」朱濤認為，佔領馬路所揭示的是，香港沒有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公園只不過是開放空間，供人消遣休閒。美國有研究指出，超過六成人在公園都是做靜態活動，我們甚少與在同一空間下的人交流。「Public space的意義是社會生活，to socialize，（人們）在市中心聚在一起。」在歐洲，以前廣場都是在教堂旁邊，是生活的中心，慢慢開始有戲院、市集，然後有市政廳，賦予廣場政治意義，廣場才能稱得上真正的公共空間。

朱濤指出香港需要鼓勵群眾參與、互動的公共空間，但政府另一邊卻在公民廣場的四周圍起鐵欄，政府若要選址，「公民廣場最好，現在公民廣場繼續叫公民廣場，人可以去演說、討論問題。」不過，現今香港，簡單如聚集、交請願信、作政治訴求的地方都欠奉。朱濤以平日的遊行作例子，由銅鑼灣步行至金鐘政總時，必須經過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這時候示威群眾就要一個一個跟著走，於是遊行就「肢解」了。政總外，都只有三個細小的示威區，附近一帶也不能聚集，這一大片地其實沒有起到公共空間的作用。

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

談起雨傘運動之後我們該如何前進，朱濤提出：「學生已經做了很多，總體來說，公共知識分子、文化人、專家參與的不夠多，大家應該和公眾一起能形成一種力量，促使政府作出改變。」知識分子可以從根本上反思這城市的交通規範，成為社會力量的中介、代表人，而不是政府的附庸。他又說，「我們現在教育的學生，他們未來的目標是為政府、大機構工作，沒有人會想我可以變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理解問題後去作批判性的抵制，我們應該在佔中後打開這思路。」

朱濤一方面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深深體會到當中的矛盾，「我們做設計的是affirmative的動作，但公共知識識子最根本的力量是critical，要抵制、批判，這兩個東西有時候真的很難放在一起。」就例如在08年的四川大地震中，他批判當地的「豆腐渣工程」，同時又要為災後重建設計希望小學 ，如果他衝得太前，就無法處理後者的工作。雨傘運動中，朱濤雖然沒有衝在最前線，但仍然堅守專業知識分子的立場，在公民講堂講課、寫文章、參與思考。

城市的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無論是政治權利，抑或是行走地上、擁有公共空間的權力，我們都沒有透過運動從當權者和大資本家手中奪回。不過，朱濤再次談到「人的力量」，樂觀地總結這場運動：「（雨傘運動）讓我積極的理解到，一切都還來得及。」

朱濤原本以為，商場失控地侵吞公共空間，大片地面私有化等破壞實在難以逆轉，但他從雨傘運動中發覺，這只是因為人們的想像被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感觀封閉。如果看法越是悲觀，便會越來越覺得香港的空間無聊。「（香港空間的）活力其實不會死掉，只是要等機會展露出來。那你會發現，其實永遠都有改善的機會。」

佔領區展示的無限可能，讓朱濤找到新的方向：只要有一塊地，摒棄舊有管理，讓大家自由發揮，以往對地面所造成的破壞，便恰恰能夠透過人的實踐得以復原。他說：「最大的力量就是人。」

後記：朱濤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與其稱朱濤為知識分子，他更似抱擁著中國的文人情懷，心繫家國，一邊堅守著建築師的專業，一邊為他的家土默默付出。朱濤在訪問的最後真誠地談到自己對於香港的情感，由抽離變得歸屬，最後更看見了香港的痛苦。

朱濤自出生起便在不同地方飄泊，從來沒有安定下來。他在重慶讀大學，再待在紐約九年，後來想回中國，碰巧港大招老師，轉輾下便到了香港。他坦言自己對香港的情感一直比較抽離，當初把香港當作工具，方便為中國做設計，又保留一定批判性的距離，不會被中國內部的事物同化。他廣東話說得不好，始終關注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不過，在近年，朱濤對於香港的歸屬感愈來愈強烈，以此為家：「因為了解，了解多了以後就開始有情感。」他自覺有責任去了解他生活的地方，繼而去想自己可為這個地方做什麼。於是，他近年看了很多關於重慶大廈、九龍城寨的歷史，在9月大專罷課期間，更曾在公民講堂授課。後來的雨傘運動，讓朱濤進一步看懂了香港。

「佔中其實讓我根本上看到香港的痛苦，跟台灣是一樣的。」朱濤說，大陸對台灣是無知跟傲慢：「我們會說台灣和樂融融啊、人情味很好啊，台灣人肯定都聽煩了。」後來有一天，朱濤走進了二二八紀念館，理解到原來台灣裡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並非來自他想像中台灣人對於共產黨的厭惡，而是早在國民黨到台灣後，蔣介石命令屠殺台灣本地知識分子時就種下。台灣美麗背後的沉重歷史讓他恍然大悟， 「這個痛苦、傷疤沒有好，你透過看見它其樂融融背後的痛苦，去了解那個地方。」

「香港也是一樣的，殖民、移民的傳統、幾個強權之間的較量，這歷史是不簡單的。」朱濤凝重地說，當他了解到香港的痛苦，便開始感到真正屬於這地方。雨傘運動讓他看見了浮華城市背後的哀愁，也真正看見了香港。

Hong Kong start-ups embrace the sharing economy for a better future

Vanessa Yung SCMP Lifestyle (source)

PUBLISHED : Tuesday, 03 February, 2015, 6:05am
UPDATED : Thursday, 05 February, 2015, 11:36pm

When banker Ryan Jeon and his wife decided to take their two children on a holiday in Japan over Christmas,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 bags they had weren't enough to hold everyone's gear. But instead of buying new luggage, Jeon turned to the Rent-a-Suitcase service.

"I have suitcases for business, but family suitcases you don't really use that much," he says, adding that it's not worth buying a large suitcase for just two or three family trips a year.

Of course, the lack of space in Hong Kong doesn't help either.

Jeon came across Rent-a-Suitcase while browsing on the internet and, noticing that it used a brand which he was thinking of buying, figured this presented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bags on a road test.

After their experience, he's convinced. "It makes sense economically [to rent]," he says. "If you're comfortable with not owning stuff, it's great - there is less wastage."

That's music to Rachel Cheung Hiu-tung's ears. She founded Rent-a-Suitcase in August to offer short-term use of sturdy suitcases and lightweight, mountable cameras that can capture action videos as well as still images. Operating out of a small space in Causeway Bay, the service has proved quite popular with young and old alike.

"It's such a vicious cycle," Cheung says about buying cheap suitcases. "Because these are not durable, consumers wind up having to buy new ones while the old bags are thrown out, adding to the burden on landfills. Moreover, suitcases take up a lot of space, which most Hongkongers lack."

Rental of expensive hi-tech mountable cameras has also been a hit because most people only use them for a few days at a time on holiday.

Cheung's venture is among the latest to join the so-called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Also variously described as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or "asset-light lifestyle", it is built on the idea of providing access to resources rather than ownership.

This sector can be loose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re are the platforms based on sharing existing resources such as Airbnb (accommodation) and Uber (taxis). Other sites such as Jupyeah and Oh Yes It's Free are designed for swap or barter of used items. The third type involves sharing skills or services (outfits such as TaskRabbit) or capital (crowdfunding sites such as Fringebacker or Kickstarter).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enables a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both user and provider is a key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these ventures, some of which have had a disruptive effect on conventional businesses.

The success of local van-hailing platform GoGoVan, for example, ha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everal call centres providing similar freight transport services.

GoGoVan co-founder Steven Lam Hoi-yuen says call centres, which relied on telephone operators to connect available van drivers with customers, could not compete with his start-up's mobile app, which was able to link them directly with people who needed freight moved.

"I foresee the sharing economy will be a norm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Lam says. "Imagine a building where the residents are informed of the whereabouts of a spanner which they use freely; nobody would need to own a toolbox at home any more. How good would that be?"

Of course, that means many manufacturers would have to come up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in consumer behaviour, he adds.

Lam reckons Hong Kong lags behind the mainland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re are platforms [on the mainland] where you can get all sort of services - manicures, cleaning and anything under the sun - with the touch of a few buttons."

Bobo Rok of LuxTNT agrees. She set up the site offering rental of high-end designer bags, shoes and other accessories, partly in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fast" fashion.

The trend of chain retailers producing cheap, throwaway versions of runway looks for the mass market is unhealthy, Rok says. "It's really unethical to copy other people's design. It's a big source of pollution too - people throw out the outfits after only one season."

However, Rok believes people want to wear the best, which is how she set up her business to provide access to luxury goods and original design at more affordable prices, as opposed to fast fashion chains like Zara and Forever 21. "That way more people would be willing to try it rather than just buy one-off [cheap fashion]," she says.

Her base is in a shared working space in Kennedy Town run by The Hive, which also operates branches in Wan Chai and Sai Kung. The premises suit her in several ways.

"I can meet similar people who are [running new businesses] so we don't feel too lonely. Also, the rent is so much cheaper - there's no way I can rent anywhere else for the same price."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these collaborative, co-working spaces is that they are not only about sharing physical environments, but also ideas and experiences. Innovation Lab, Cocoon, Wynd and Hong Kong Commons are among ventures that have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Good Lab, a nonprofit working for social innovation, doesn't just promote the concept of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 it lives up to the spirit. Its co-working spaces in Cheung Sha Wan and Mong Kok serve as hub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spired by South Korea's Sharing City initiative, Good Lab's director Ada Wong Ying-kay believes a sharing economy can yield benefits that are social as much as commercial.

"For me, the sharing economy is not about Airbnb and Uber [attracting] big money. What is more crucial is that it enh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mutual support within the community," she says.

"Hong Kong people are known for being big producers of waste and many do not realise the imminent problems relating to depletion of resources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face. It's time we consider the issu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before it's too late."

Like Wong at The Good Lab, local academics Terence Yuen Yiu-kai of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how Sung-ming from Polytechic University are promoter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Last year, the three published two Chinese-language books - Sharing Cities and Sharing Hong Kong -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global trend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that Hong Kong could take to better utilise valuable resources.

The books highlight local sharing initiatives that have improved people's lives, from the community kitchens of Food Angel to open-data platforms including news site Bastillepost and Green Map Hong Kong, a database of practical know-how on how to live green.

There's also Light Be, which matches owners of vacant flats with low-income families in need of housing.

To build on their books, the writers first organised Sharefest,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seminars at Polytechic University.

Later, they held a series of talks at The Good Lab that culminated with a "hackathon", where participants came up with ideas for new initiatives. Among the most promising is Space Buddies, an Airbnb-like model which seeks to connect people who have multipurpose spaces with others who need venues to hold meetings, parties or similar functions.

However, government support, which is crucial for a flourishing of the sharing economy in Hong Kong, has been minimal so far, Wong says. Without the right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example, practical initiatives such as tool libraries and bike sharing schemes would not be possible.

Many public spaces could be utilised for hosting markets for creative products, Wong says, which can be a great way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fight corporate monopoly.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grudging policies on the use of public space is hindering many community activities, she says.

"All the government wants now is to build some tiny flats to pacify [demand for housing]. But everyone need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collaborative lifestyle can be a great way of enhancing it," Yuen says. "People who have heard what the sharing economy is capable of love the idea. All we need is more awareness and support to push the whole system forward."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int edition as Share market

拓展公共空間（HKPSI）

SmartCity要有Smart公園
蘋果日報 2015年02月01日

拓展公共空間（HKPSI）為創造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將公園內平平無奇的椅子改裝，設計出有轆的座椅，讓市民可隨自己需要，移動椅子。團體冀望設計概念能打破政府對公園「家長式」的管理方針。
記者：葉瑞媚　攝影：馮就康

半年前開始，拓展公共空間於油麻地進行街訪及舉辦討論小組，綜合街坊意見後，設計出可移動的「轆轆凳」，令到公園的座椅可靈活多變，如組合成單座、連座、圍座等等。可移動座椅在本月初曾設於油麻地兩周，該團體收集巿民反應後，將提供給政府作參考。

拓展公共空間理事陳逸敏指政府許多時考慮到安全或保安問題，拒絕引入創新設計，扼殺了他們不少創意。「政府聽到便很害怕，會有意外，會有偷竊行為，引人犯罪。正正因為這樣，我們便做一個實驗，向它證明在兩個星期內，完全沒有一張椅子被破壞，亦沒有一張椅子被偷走，同時沒有任何意外。甚至有人吃完飯，抹桌後才走。」

公園並不屬於政府，亦不屬於康文署，市民大眾才是真正的擁有人及使用者，每人對理想公園也有不同的意見。曾參與有關公共空間工作坊的中學生Eric指，他每次經過某些地方，便會想想該處可作甚麼用途。「好像添馬公園，例如星期日我們可以躺在草地上，或是聽聽音樂。我覺得這才是香港真正擁有的公共空間。」而中學生Philip指香港的公園太多限制，若能減少限制會更好。

政府表示在九龍東試行「聰明城市」（Smart City），將興建一條貫通東西九龍的中九龍幹線，將油麻地的甘肅地、上海街及眾坊街的公園重建再起。若能由一張椅子開始做起，這個城市將有更大發展的潛能。

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

80後遊韓國 啟發口袋公園概念
放棄「錢途」 主張人生無限可能性
2015年01月28日 星期三 經濟日報網上版

新一代更重視公共議題，沒錯，80後的Maggie（連君婷）和Rachel（甄卉露），正是參加創不同（MaD，Make a Difference）青年創意活動而結緣。兩人眼見香港的公共空間，如公園等未獲重視，於是創立民間組織「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用力推動公共空間運用和人文交流。

人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做喜歡的事，空間內可謂有無限可能性；兩人認為，「生活本該如此。」

Maggie自稱「傻人」。「由中學到大學，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做甚麼。」她說自己有些英雄主義，想做些事情，令世界變得好一點：「我不會是投行老闆，卻又覺得賺大錢好像很成功。能否將兩者結合？」Maggie做過全球化研究、紀錄片製作及NPO（非牟利組織），後來透過旅行、閱讀，加上修讀人類學哲學碩士，讓她明白到：世界有無限可能性。

尖子不願跟主流 當醫生律師

她很慶幸自己遇上同道中人Rachel，跟她一起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Rachel是高材生，經拔尖考入港大，卻選擇最沒「錢途」的哲學系，畢業後曾任職策略顧問和藝術管理研究，又修讀比較文學哲學碩士，跟Maggie一樣出自人文學科。「身邊很多同學都跑去當醫生律師，但他們不見得很快樂；我也不想行一條一早已經預計會是怎樣的路。」

兩位「傻人」在一次「瘋癲」（MaD）的韓國交流活動中結緣，他們留意到韓國的公共空間跟香港大同小異，只是當地人會到公園野餐玩樂器，而香港人似乎忽略了公共空間的運用。回港後，二人須合作完成一個社會創新項目，公共空間順理成章作為項目主題。

她們將香港不同人士在公園的活動拍成影片，在九龍城書節播出，再收集意見，了解其他人想在公園內做甚麼。Rachel指：「參觀書節的大多數是年輕人，我以為他們都不愛到公園，殊不知他們對公園有很多想法。」

創「日落茶吧」 餐牌是9條問題

有想法，只是沒有人做出來。「香港人太守規矩，不敢做些較特別的事。」Maggie說。集思廣益加上二人的想像力，成立了「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發掘口袋公園、天橋底等公共空間的不同可能性，例如玩巨型「扭扭樂」，突破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界限；又如「日落茶吧」，餐牌上列出的不是咖啡小吃，而是9條問題，讓兩個陌生人坐下談天。「一些不敢跟別人透露的秘密，你敢不敢跟一個陌生人說？」Maggie說。

她們認為，但凡能夠讓人互相交流的地方，就是空間，需要人們多加關注。「公共空間運用不是很難的議題，人人都可以在公共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Rachel說。

多方合作 成創新項目模式

公共空間的討論和政策落實，往往涉及政府、市民、關注團體以至企業等，「在三藩市，曾經有班人在閒置的泊車位野餐，引起當地政府的關注，結果促成了政府、關注團體和商業品牌等合作，共同將閒置的泊車位發展成可用的公共空間。」

跟政府、民間、地區團體和企業合作，是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模式，也可能是僅有的出路。Rachel說：「做這些項目不能令你賺大錢，但至少他們會提供資金，讓你將自己的想法做出來。」Maggie補充指：「但要走得最前，盡量豐富相關的經驗，因為這才能夠顯示到我們所做的是可能而且具可信性，之後才可影響社會，擔當設計和策劃的角色並教導社會大眾和企業。」

二人現時均於創不同工作，有正職維持生計，社會創新項目仍屬業餘性質，不過她們仍希望未來能以「The Pocket Parks Collective」的工作為正職，但現階段仍在摸索自己的強項和發展方向。

「或許這項目將來可以發展成為一間顧問公司，從事人們如何跟社會接觸方面的研究和空間設計等。」Maggie總結。

撰文:陳子健

The Good Lab 共享經濟系列活動回顧

http://goodlabhk.tumblr.com/post/106490974805

共享經濟和共享社區這樣的詞彙在過去兩三個月開始逐漸成爲人們熟知乃至常用的一個詞彙。但是半年前，這類詞彙還只是停留在學者的論文和部分行動者的詞典裏。Good Lab 從八月初開始，一連舉辦了五場講座，再加上十二月香港首次以「共享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前後經歷了半年時間。

共享經濟作爲一個議題，亦開始從學者的書堆裏走進社區，成爲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此趨勢。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趁2014年年底到來之際，一起回顧這一思潮的由來、發展以及它對香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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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國 The Atlantic 雜誌刊登題爲《寧靜的革命》的文章，介紹了當時才開始零星出現的共享經濟案例。

2013年，英國 The Economist 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紹了在歐美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浪潮。

今年4月，由鄒崇銘、黃英琦以及阮耀啟三人合編的《共享城市》以及《共享香港》上下兩冊書正式上市。圖書上市不久，「共享香港」就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場ShareFest活動，吸引了數十人參加。

而與此同時，美國共享經濟最爲著名的兩家企業 AirBnB 和 Uber 也相繼進入香港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策劃了前後五次講座，圍繞「如何讓香港成爲共享城市」這個主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共享經濟踐行者，去探討如何在都市裏找到共享空間；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實現共享；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共享，以及如何在社區的層面推動共享社群的出現。

先後有超過400人次參加了這一系列的講座，亦有超過一千人次在網上觀看了這一系列講座的短片。

11月，Good Lab 更組織首爾社會創新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共享經濟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狀況。

12月，第一次共享經濟HACKATHON於Good Lab舉辦。是香港首次此類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參加者，最終有三支隊伍脫穎而出，他們分別是在社區推動共享、在都市角落開拓新共享活動空間以及借助手機APP幫助基層婦女找到更多合作空間。

系列活動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看到了人們對共享經濟這個話題的極大興趣，看到了來自商界以及民間不同的共享經濟之實踐，更看到了香港發展共享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但最終共享經濟是否能夠形成大氣候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坐言起行，方會有所進展。在此，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下問題：

•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當中實踐共享？
• 如何讓共享行爲惠及老人和小孩，而不只是熟唸技術的年輕世代？
• 如何修訂現行法例，使之更有利共享經濟的發展？
• 政府是否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
• 如何與國際潮流走到一起，思考香港如何引領下一波共享創新？

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卻並不簡單。Good Lab 在2015年將繼續與你一起關注共享經濟的發展，更希望你可以身體力行，成爲答案的一部分（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